简论中国无产者争得民主过程中的得失
曾飞
近百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产者联合成无产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其间，中国人民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巨大代价，打倒了封建统治者，赶走了帝国主义，取得了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初步胜利，克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剧命运，建立了基本上属于人民的国家。中国人民，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无产者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争得民主的过程十分曲折艰辛，有所得，也有所失。不反思过去，就难以明了未来前进的道路。但由于在中国民主依然被窒息在千年官僚政治浓烈的空气之中，民众没有最起码的知情权和政治权利，一切政治活动都笼罩在神秘与专制的气氛中，一切执政的真实历史资料几乎都成为“国家机密”而民间无权得知。要实事求是、全面地把握资料，得出没有偏颇的结论相当困难。因而，我们只能从亲身经历的直观感受与有限的信息中，以草民的视角来做一个简略的反思。以引发更加深入的反思。使国人建立一个一切人都能够自由发展的联合体的理想社会之努力不至于落空。
这种反思，一直都有过。但是人们陷于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历史观的陷阱之中，喋喋不休地争论伟人的一得一失，而忘记了两个基本原理：一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二是事物的结构决定事物的属性，也就是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结构决定社会与政治的属性。即使是伟人，他们的行为也必然受到这种结构的制约。远离了这两个原理，反思就难得要领。
中国的无产者集团与官僚集团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社会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变，社会日益分裂成资产者与无产者两大经济集团。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因而“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在中国，在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体系强有力的维护之下，封建的社会结构特别顽固。在近代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之下，也只不过略为变化而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的结构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不很发达的大工业并非主要在民间自由资本的推动下发展的，反而是在官僚资本的推动下形成的。以数量并不多的产业工人为主干的广义上的无产者集团的对立面是官僚集团，而不是民间自由的资产者集团。在中国，民间的资本与相应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当脆弱，不但无法领导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甚至成为被欺凌的对象。这样的社会结构和被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体系所奴化的民众，导致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
在西方“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但在中国，这种私有财产仍然广泛存在。主要是指生产资料，而不是指生活资料的“私有财产”也必须区分为两种：一是与自己的劳动密切结合的“私有财产”（自用的生产资料），一是专门用来驱使他人劳动并盘剥起剩余价值的“私有财产”（资本）。在中国，广义的无产者指的就应该是不拥有第二种“私有财产”（资本）的劳动者。这样，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与官僚资本集团相对立的无产者集团就应该包括所有的劳动者：产业工人、临时的劳工、自耕农民、知识劳动者和各类管理者等等。这就是在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农联盟的缘由。中国革命的成功其前提就是广义的无产者必须联合成无产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必须说明的是，“私有财产”的这种区分，符合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而且既使到了共产主义，属于生活资料的“私有财产”——“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也不在被剥夺之列。
无产者“争得民主”及其艰巨性
“争得民主”不仅仅是争得选举权。给予国民选举权，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资产阶级民主相对于封建专制，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
对于被炸毁的封建制度，“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寡头的垄断，与之相适应的选举竞争的必然结果也还是资本寡头的垄断。这样的民主实质上就只是资产阶级圈子内的民主。
西方的这种实质上是资本竞争的选举民主到了法制等于空设的中国农村，就赤裸裸地显出了它的金钱交易的丑恶本性。
网友“剑如虹”在天涯时空爆料：我所亲身经历的中国农村选举战争。……我们村子有大约3000人，算是个比较大的村庄。选举前的那天晚上，最牛的那个候选人承诺：每张选票给4000元。但必须先把选票交出来。而且村子中的各个道路被那个最猛的候选人派专人连夜安营扎寨的守候，如果其他人联络走动，那就开打。白天是选举人的宣传车，公布自己以后的施政纲领和各种承诺（大部分都是空头支票，当选了就全当放了个屁。选举人其实只想当一届而已，名声无所谓，反正你也罢黜不了）到了投票的那天，按照收钱的花名册先到指定地点集合，发给选票，然后安排专人去投票箱。投票的人在投入箱子的时候，必须有意的去让那个人看到是最猛候选人的名字，这个监督人会马上在花名册上划勾。这时候，就可以立即领那4000元去了。到了唱完票，确实最猛候选人当选了，立刻到城市最豪华的酒店宴请所有投票者（原则上，每家每户出一人）。酒足饭饱后，再领两桶鲁花食用油和一箱牛奶。以前倒是有另外的候选人向新闻媒体告发，媒体姗姗而来，但是还在在酒店正宴请村民的候选人当场慷慨陈词——“我就是请老少爷们喝点酒，自己发财致富了，不忘乡亲，先富带动后富，咋啦？不行啊？”记者铩羽而归。反正几个候选人里没有真正代表全庄大部分人的利益，真正能办实事的人，就是有也进不了候选人的名单。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老农民们就是看谁给的票子最多就选谁。不拿白不拿。过期作废，甚至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被穿小鞋。大家都不傻，都是按照最实际和现实的来做反复的衡量。每个老农都有多重的考虑，比如可拿到手的金钱、家族血缘关系、人情交情、恩怨情仇、施政承诺（虽然不可靠但也有吸引力）、候选人以前的声誉品行等等。其实我们在上个世纪初，就很是搞了一些大规模的全民选举和西方式的投票。但很滑稽很无奈。并没有起到民主的作用。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并不是那么想象中的那么民主的。虽然也有那么一点有利可图的空间。选举背后的东西是很不光明的。这就是某村全民选举的大体情况。当选人正在准备大干一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意外的话，捞回本钱来那是相当的轻松。可以卖地嘛，搞房地产嘛。很多很挣钱。这就是西方一人一票式的选举在中国农村近几年选举中的黑色幽默式的表演。
网友的暴料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反正几个候选人里没有真正代表全庄大部分利益，真正能办实事的人，就是有也进不了候选人的名单。”权力与资本控制着一切。
在资本控制着一切的西方世界里，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确保了资本对政治的控制，使政治权力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他们所形成的一整套在法制保证之下的民主体制，确实使资本能够有效地控制公共权力，从而结束了官僚权力控制一切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至少资本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促使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尽相同。数千年来，中国是官僚权力控制一切的社会，而在近代国民已经被严重奴化，抗衡官僚权力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在中国近代能够出现的就只能是权力与金钱联姻来控制一切，其典型表现就是官僚资本势力控制一切。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可能在中国真正立足。实质上的官僚专制的阴云依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因此，中国无产者就只能依靠自己联合成无产阶级，组成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去争取对国家政权的真正控制，而不是名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形式上来讲，无产者集团，或者包括民间的自由资产者等而扩展为“人民”，他们对国家政权的真正控制完全可以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行之有效的，保证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方式。譬如政党、代议制、选举、授权制、罢免制、分权约制、官员财产公示、法制和道德约束、教育平等、言论自由等等来达到人民对公权力的真正控制。其间根本不同的是，由民意、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控制一切，而不是让资本控制一切。
一句话，无产者争得民主，就是确保民意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控制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顺利运行。这个实质性内容是不可更改的，而形式是可以在探索中改变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是一种可怕的传统的力量。
在中国的革命获得胜利之后，执政党内的当权者很难摆脱“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种传统势力的可怕诱惑，大部分当权者很难抗拒。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大部分的当权者总是力图把握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发财致富并力图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种状态表现为大面积的高官腐败。而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这种现象表明，无产者集团与官僚集团控制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在或明或暗地继续进行着。这就是建国之后阶级斗争的新表现形式。
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者“争得民主”过程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中国无产者在延安时期“争得民主”过程中的得失
在中国的无产者及其政党获得全国性的胜利之前，已经通过革命割据的形式在延安夺得了局部地区的政权。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官僚资本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延安夺得了局部地区的政权中的干部还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发财致富，并力图巩固自己的生活地位的现实诱因。因此，人民民主在延安比较容易获得发展。
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王铁群的《论延安精神》一文指出：
（一）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为主，大力传播民主的价值和民主的正义性，强调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最基本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主权在民。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仆，代议士是人民的代表……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并且对于人民实行这几种权利，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加以尊重。”
（二）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中国共产党非常崇尚美国民主，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大张旗鼓地介绍和宣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
由此，早在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在全面阐述中共抗战主张的同时，强调指出：要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就必须在战争的同时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自由。延安的民主政治实验中浓抹重彩的一笔是中共领导的“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李炜光：延安的财政民主制实验》）人民民主在这里有了成功的实践。
1945年抗战胜利，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领袖对中国能够人人起来负责，争得民主充满信心。
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党内一些期望在获得全国新胜利之后能够掌握更大的实权，以实现自己的欲望的一批领导人，譬如刘少奇等，就开始了自己的官僚政治前景的图谋。据信力建先生《刘少奇如何从延安崛起的》一文披露：“到延安后，刘少奇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在1943年3月16日－3月20日的中心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毛泽东任“主席”的提议（亦即“毛主席”来历）。我们知道，在建党之初，陈独秀提出中共不搞党魁制，宜采取较民主的委员制，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负责联系。明显，这是一种分权的领导体制。……党中央书记或总书记的设置，一直持续到刘少奇到延安后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中央秘书长任弼时提出书记处作为政治局办事机关、成员精简为3人时，刘少奇随即提议书记处应设立1个主席，其他两名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书记处要能够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与会者赞同刘少奇的意见，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就在党内被正式成为“毛主席”。……通过这次政治局例会而不是中央全会或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王稼祥、王明、博古、陈云等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刘少奇和任弼时推动对党的领导体制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变动。后来，七届一中全会进一步设置了中共中央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这个职位。从法理上来说，“主席”具有比斯大林这个苏共总书记更大的权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曾经胜利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但一旦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之福了。
该文还指出：“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延安最后确定了他拥有真正党和军队的‘最后决定权’的话，那延安就是刘少奇崛起的真正起点——换言之，是在延安，刘少奇才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这种利用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借口，利用领导者对奉承特别乐意接受的人性弱点，刘少奇一类的官僚代表人物，成功地用传统的官场权术为自己打下了日后图谋执掌公权力为官僚集团谋利益的基础：在党内确立了此后被称之为“一把手”的高度的集权制度。这是当时延安民主政治中最大的失误，无产者不用说加以制止，甚至连知情权、参与权都已经在逐渐地丧失——初生的人民民主制度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性的裂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治领袖毛泽东在无产者争得民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次重大的失误，其后果非常严重。
中国无产者在建立新中国之后“争得民主”过程中的得失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闭幕不久，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向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人民网，《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的“进京赶考”》 ）
但就这个时候，经过艰苦的斗争考验而产生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所构成的领导核心正在逐渐被人为策划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的新权力中心所替代，给进京后的官僚政治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还是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中国千年官僚政治的历史宿命，还没有完全解决李自成进京后遇到的历史性难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如何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实现人民民主；依靠人民彻底摆脱当权者“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的历史循环。
因而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就是一个关节点，在进京之后，防止干部的腐败成为当务之急。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依照党纪国法，严惩腐败分子。对于违法乱纪分子，“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果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党史文汇》）毛泽东非常重视大案要案，并将其作为打击重点，对待犯罪的高级干部决不姑息，敢于碰硬，强调要“杀一儆百”，处理少数人，教育挽救一大批。譬如处决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以挽救犯有各种不同程度腐败错误的干部。
但是防止干部的腐败不是迈向民主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更带根本性的是人民民主制度的“基本建设”。
《论建国初期新中国为何选择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 》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断然执行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苏联是世界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的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展开的，并取得了胜利，走苏联的道路。无疑是中国的选择。
这种选择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负面的冲击。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来自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官僚特权阶层。正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在斯大林时期，“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虽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终于引向了单纯依靠干部而忽视依靠人民的严重倾向。苏共所犯的忽视民主建设的错误，终于导致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出现的这些倾向很自然地对中国民主制度的建设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建国伊始，巩固领导层已经获得的权力地位的诉求已经在官员中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这集中反映在“二把手”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主张，以及告诫党的干部要“吃小亏占大便宜”，教导人民大众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政治思想上面。并且希望与资产阶级联姻，发财致富。当时刘少奇在中央高层会上说：现在上海的工人都说，求求资本家来剥削我吧，因为你剥削我的话，我就有工作机会了，我就能给一家老小买饭吃，买衣穿。虽然中央没有接受这一系列的主张，但是一系列官僚集权的官场权术也就开始尽情表演。最初是由中央多数决定，不顾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把中央领导机构搬进中南海。毛泽东对搬进中南海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有过复杂的思考，但终于还是少数，不得不服从多数。并且还借口“一把手”的安全，基本上切断了“一把手”与老百姓的联系。此后民情、民意很难反映给“一把手”，“一把手”通过汇报报告所提供的作假的材料和被事先布置好的调查会获得的多是被扭曲了的“实际情况”来最终抉择国策，就必定与实际不相符合，终于形成盲目乐观的激进政策。“二把手”刘少奇则利用自己国家主席的权力乘机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制造纷乱，以便日后依照传统的官僚权术把责任推给“一把手”而让自己获取全部实权，重新推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带领官员实现巩固既得地位和发财致富的诉求。在脱离实际的激进决策之下，再加上这样的阳奉阴违、“形左实右”的执行，终于导致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损失，直至造成1959年—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并被文饰为“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民主丧失之灾。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所制定的宪法已经勾勒出了实现人民民主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基本民主体制。这是中国无产者及其先锋队在民主道路上前进的重要成果。但可惜在“干部决定一切”的信条被推向极端和中国传统的尚贤政治影响之下，“一把手”集权体制迅速膨胀。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体制如同空话。国家的一切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高度集中在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干部集团手中。“人大代表”成了党恩赐的荣誉，而并不代表人民大众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连监督都难以做到。在监督机制形同空设的状态下，一部分“一把手”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图谋自己的权势与私利，欺凌百姓。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河南省委“一把手”吴芝圃、信阳地委“一把手”路宪文利用中央急于快速发展经济的激进政策的失误，猛刮“五风”图谋一己之利所制造的“信阳事件”；不惜用党员与群众的生命的代价铺平自己升官的路途。据信阳地区张树藩等领导干部的回忆：1958年信阳地委召开党委会讨论秋收预产。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张树藩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张树藩说的也多了）。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1959年气候反常，春夏间雨水偏丰，夏季作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张树藩从1959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停止工作。张树藩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有—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
早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就已经开始纠正“五风”。但“五风”还是没有被制止，甚至愈演愈烈。
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李坚、李正海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人数字比张树藩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1960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处理饿死百万人的“信阳事件”。1960年12月，毛泽东将该事件定性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毛泽东同志获悉“信阳事件”之后，毛泽东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 1961年元旦，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从中直机关抽出骨干力量452名，中共河南省委也从省直机关及各个地区干部队伍中抽调出骨干1844名，新地委也从地区干部队伍中挑选了骨干1483名，组织了近4000人的力量，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社各级领导班子中的各种权力。金冲及同志等人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提到：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包括像信阳事件那样的报告，对他震动极大。“五风”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病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了。这个问题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成为他以后发动“四清”运动（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的重要起因。
“二把手”刘少奇的态度，是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见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张树藩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他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他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张树藩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张树藩没有服从省委、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他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张树藩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被河南造反派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来揪斗，老病死于1967年。（资料来源于《“信阳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一文）
宪法赋予人民的最高权力形同虚设，“一把手”的权力如此恶性膨胀。这就使得经济建设的许多努力一再遭到破坏。因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发动群众彻底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在当时的党的干部队伍中，支持者成了少数派；许多既得利益的高级干部，譬如林彪、张春桥等等乘机运动群众，制造“内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文革也就演绎成了失败的悲剧。但文革给人民敲响了警钟，锻炼了人民，为他们捍卫人民民主，对反对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走向资本主义的斗争打下了基础。这正是文革的历史功绩之一。
中国无产者在“改革开放”之后“争得民主”过程中的得失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资料来源于《“信阳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起源》一文）邓小平用矫枉过正的措施来调动干部队伍的积极性，恢复正常经济建设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在此种“激励”之下，“一把手”的专权横行非但无罪，反而有功。虽然邓小平一再主张“党政分开”，并强调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地推进民主的发展。“一把手”专权体制反而日益巩固。人民民主不知道存在于中国的哪一个角落。
此后，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之下，中国进行了理性官僚制的改革。中国自80年代以来，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着重学习美国腐朽的“理性官僚制”，而避开学习美国的民主观念和控制官僚权限的有益的民主制度。理性官僚制的改革奠定了中国官僚体制的合法地位，促成了中国新的官僚政治。号称“一把手”体制的官僚制度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新民周刊《与腐败一把手的较量 访制度反腐资深学者李永忠》一文指出：记者：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掌控最高权力的，是第一把手。……李永忠：省委书记是一把手，比省委书记小的也有一把手，比如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乃至乡镇党委书记。现行党委领导体制，就权力架构而言，是一把手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班子内只有一把手说了算。班子内的其他常委或其他领导，在其分管的领域，也是一把手，也能说了算。我把它叫做一把手体制的延伸或转借。当年，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这样说过：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有什么监督的了。他说得如此大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实际情况。还有，江西的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非常形象啊！关牛的地方，栏杆空隙那么大，一只猫在里面，怎么能不“进出自由”？胡长清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养情妇，嫖娼妓，胡长清要当一只“灵巧的猫”。我们从这些腐败分子的坦言中应该看到，我们对权力的监督还比较乏力，我们的制度反腐还相当“粗放”。而腐败分子就钻了体制不严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
相应地人民代表大会演绎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据《华夏时报》报道“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官员代表大会。”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现行的人大代表的构成现状，非常认真地提出，我国人大代表的数量之多创世界之最，代表中的官员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经济时报，朱四倍先生的文章《“官员代表大会”凸显公平缺失 》披露：“我国有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但有近70％的代表，是来自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些“官员代表”，在平常的领导和管理中，一直充当着意见领袖，而每年的“人代会”，作为人民可以最直接、最有效表达意见的渠道，如果在这里，还要让官员代表人民发声，他们的代表力难免让人质疑。”
这样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本无法代表民意。这样的“人大”连产生一个反垄断法都一再难产。有记者描述说：“事实上，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或多或少一直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一些垄断性行业如电信、电力、邮政、民航、铁路等部门出于自身既得利益，即便不公开反对，也会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同时，一旦《反垄断法》颁布和实施，中国现行的一些部门立法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势必需要进行相应的修订，这将影响到某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权限，进而影响到其既得利益，特别是那些拥有行政垄断特权者的利益。‘反垄断，说到底，反对的是滥用权力。’盛杰民说。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谁都不愿意改革损害自己的利益，反垄断法自然出不来了。”一直拖到了2007年8月30日，十届人大常委会才表决通过反垄断法草案。但反垄断法草案仍存许多纰漏，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怪胎。
因而，“民主”一词也就随之成了最为忌讳的敏感词语。
2006年12月28日，才由俞可平先生羞答答地推出一个《民主是个好东西 》的短文。该文辩解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
连俞可平先生也没有底气，低声下气地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而根本不敢大声说争得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
相反的，官员却敢于“理直气壮”地大声喊话：“你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敢于视替老百姓说话，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大逆不道。人民民主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精英厉以宁就敢于公开宣称：“中国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状是很有必要的！”毫不掩饰地把“中国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当成是中国官僚贵族发财致富的“巨大的财富”，而宣称要用他们把持的权力来“维持现状”。视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力为无物。
因此，在党内，腐败蔚然成风。大批高官热衷于利用公权力来发财致富，图谋私利而无所忌惮。声调极高的“反腐斗争”成了装点门面甚至官僚派别斗争的工具。据吴官正披露：“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吴官正交班直言三大憾事》）中国的贪官集团终于敢于和“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一个样，“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官僚集团的专制一旦成风，人民民主也就奄奄一息。
在此阶段，以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为代表的网民之网上民主和通钢林钢产业工人对官僚鲸吞全民财富的胜利斗争成了主要的争取民主的亮点。但言论的自由和工人的斗争依然没有合法的保证，查禁删除封杀和警察干涉之严众人皆知。何况只是让人讲话与些许退让的宽容并不是民主本身。宪法所规定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体制依然被束之高阁。中国无产者争得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小结
中国无产者如果不争得民主，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人民大众的真正福祉。也就难以粉碎官僚贵族及其背后的主子美国垄断寡头图谋在中国建立的天堂。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站起来，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裕和幸福生活。中国人民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有所得也有所失。中国无产者，中国的人民决不会失去信心。他们会进一步联合起来，紧紧地团结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周围，坚持到底，争得民主，争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富裕与幸福。我们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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