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
朱秀海：时常会想念的人 编辑本段回目录（记住历史：写《音乐会》完全是对以前创作资源的一次补充利用。１９９５年，朱秀海分写《抗战纪实文学丛书》中的《东北抗联征战纪实》一书时，采访过许多抗联战士，但是采访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故事并不能写进此书。最令他无法放下的是那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抗联老战士，她曾在抗联密营里生活了１４年，先后和抗联名将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以及朝鲜抗日领袖金日成将军一起战斗过。她讲到当年日本人的一个癖好：吃女孩子的肉，放到火上烤着吃。有一次日本人进山时，她们几个正说笑，一位大姐让她去河边洗碗。不久她听到山上的枪声，就躲了起来。等到没有枪声后，她回到营地，战友们全被打死、肢解，最小的一个女孩半边身子被烤着吃掉了，只剩下骨头架子。老人一边讲，朱秀海一边浑身打颤……一段时间里他被这些题材震撼着，内心充满了痛苦，他觉得只有写成文字才能把满腹的沉闷和痛苦宣泄出来。于是他开始创作《音乐会》，起初准备写１５万字，三稿后竟写成７０万字，是他目前写的最长的小说。）
时常会想念杨靖宇。
1940年2月22日，弹尽粮绝、孑身一人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在辽宁省濛江县（现靖宇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路上拦住四个进山砍柴的中国人，与其中一个名叫赵廷喜的人谈了话。此前四万日伪军为搜捕他一个人已折腾了两个月。杨靖宇主动出现的原因是他脚上的棉鞋脱了帮，脚冻坏了，身上发烧，而且多日没吃东西了。杨靖宇身上还有九千元伪币，他请对方回到山下给自己买双棉鞋和一些吃的。这个叫赵廷喜的中国农民答应了，回到屯子里，迎面碰上日本特务李正新，后者也是个中国人，不过是个日夜都想帮助日本人抓到杨靖宇以领取赏金的人。赵廷喜一见李正新就害了怕，把发现杨靖宇的消息讲出来，李正新马上带他去日本警察所。第二天早上日军赶到，杨靖宇壮烈殉国。
时常想念的不是英雄的死。英雄死去已六十余年矣！时常会设身处地想到将军死前的内心。他肯定是觉得应当相信中国人才主动走出来与赵廷喜见面的，赵廷喜劝他投降，说眼下日本人和过去不一样了，只要你投降，他们就不杀你（其实他不知道，杨靖宇真要是主动投降，日本人不但不会杀他，还会让他做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史料记载（日本人的报导，但大体可信）杨靖宇这时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老乡啊，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咱都投降了，中国就真的完了。这以后赵廷喜就拿上他的钱走了。杨靖宇该怎么办？
他可以选择离开。但是他没有。他有理由怀疑这个中国人是否可以信赖，但他没办法怀疑每一个中国人。
所以他没有。这一刻，这一个中国人就成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所有的中国人。可偏偏这么个中国人，没有给他带来棉鞋和食物，却引来了日本人。
时不时地会想起周保中。
1937 年冬，数万日军对东满和下江（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二路军展开大围剿。周保中指挥四军五军向西突围，自己则率领二路军总指挥部向东走，潜入乌苏里江东岸的密山，过了一些日子，因为西征部队失利回到勃利，他又率着自己的小队伍在一天一夜之间，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严寒，从密山走回了勃利。
不看地图的读者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时常想起这件事。看地图你就明白了，从密山到勃利，是从黑龙江省的东部走到中部，直线距离就有二百公里。
老实说开头我从一位老抗联口中听到这件事怎么也不相信。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将军不是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他是在日伪军的重重围攻之中，将鞋子反绑在脚下（用以迷惑敌人）走完这些山路的。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即使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要在一天一夜间走完二百公里山路也是难以想象的，何况他们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日军展示杨靖宇遗体我不相信这件事，就到《周保中游击日记》里去查证。果然，我在一则写于1939年11月的日记里查到了同样的记载。
一个朋友读《音乐会》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的人物一直在书中狂奔，这已经超过了人的体力极限，降低了本书的可信性。
周保中将军真是个奇人。哪怕是在日寇围困得铁桶一般、二路军的前途最黯淡的日子里，也没有中断逐日写日记的习惯。据说他一直使用毛边纸和毛笔，写完一本就让警卫背上，背不动就找个地方埋起来。这些日记写得客观、详实，平静，让我们无法准确揣摩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但也就因为这些日子，我们明白了他和他的战友其实每日每时都生活在类似于最后一战的环境，枪声就在他的耳边嘹亮，他要不停地突围、退却、逃匿、转移。但是他仍然坚持记下当日的战况、军情甚至自己对许多事变的反应。这样一个人，生死肯定早已置之度外，却在记日记这件事上头，却认真、执拗得令人惊讶。
可以想象他根本不是为自己写日记。置身在每日生死未卜的战争中，他和与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不需要这些日记。他要写给的只能是时间和历史。丢失是难以避免的。1936年前的日记就在敌人的一次搜山中被焚毁。但以后的日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经过将军的亲属和有关研究人员的整理，出版时仍然有七十万字。我的《音乐会》写了三年，只有七十万字。周保中将军业余写作，三年内也写下了七十万字。
最近一些日子，越来越多地想念起吉林省宁安县马家大屯的马老太太和她的三个儿子
我是在《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发现马老太太这个名字的，可那上面的记载非常简略，后来是在采访中，从那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抗联口中，听到了她的故事。
马老太太的姓名已经无人知晓，只知道她是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最早在宁安县拉队伍时她就成了抗属，其后陆续将三个儿子都送进了四军和五军。后来日本人攻进屯子，将它烧成一片白地，马老太太无家可归，自己也毅然地加入了二路军，和儿子们一起行军作战，这时马老太太已是六十多的老人了。1937年冬，二路军主力在日寇围逼下破围西出，马老太太随当在五军当团长和营长的大儿子二儿子一同西上，小儿子则留下来守护密营，同时保护随我军一同西上的一个山林队首领的女人。所谓山林队，是好听的说法，说白了就是土匪。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不让这支土匪队伍投敌，周保中和他的首领约好，让他带队伍和我军一同突围，我军另派人留在原地保护他的押寨夫人。若有半点差池，我军自会按破坏统一战线罪论处，也就是枪毙。大军西行之后，日军在千里长途中极尽围追堵截这能事，我军恶战连绵，其中马老太太的二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哥哥的队伍和同在队伍中的母亲，毅然与敌搏斗，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大队也和随军西上的山林队断了联络，而这时留在山里的马老太太的三儿子也陷入了敌之重围，与外界隔断了联系。日本人天天搜山，扔下传单说周保中的二路军已全军覆没。三儿子和受他保护的匪首的押寨夫人独处一个山洞里，自忖不能脱身，彼此说了实话，原来此押寨夫人竟是匪首抢来的，一直想逃，都没有逃得出去。三儿子在长久的等待之后不见大军回还，以为我军真地不会再回来了，就想带着押寨夫人逃回故乡去。逃跑并不顺利，但二人却产生了感情，做了夫妻。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军却在这时回到了营地里，更没想到的是匪首并没有死，也回到了原地，寻他的押寨夫人。后者已有身孕，纸自然包不住火，匪首大怒，拉开架势要二路军执行自己的纪律，不然他就要翻脸，跑日本人那边去。除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原因，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不待报告，就对三弟执行纪律。等到周保中赶到，枪决已经执行。而马老太太的大儿子马团长，也在随后的一次向南突围的战斗中牺牲，随后，这位马老太太自己，也在儿子牺牲的同一场战斗中奋勇扑向敌人的狙击线，壮烈殉国。
我一直忘不了马老太太的原因是：当她的二儿子在西征中死去之后，大儿子以破坏纪律罪处决自己的三儿子之时，这位老人家是个什么心情？这时她为自己其实并无过错的三儿子求过情吗？他们母子最后一定见过，这时一个母亲、一个儿子，又说了些什么？自己辛勤养大的三个儿子，于短短的数月间，就在自己的眼前一个个死去，她那颗苍老的心脏，又是怎么承受得住的？还有，她最后一次扑向日寇的狙击线时，真的不是想和儿子们一同离去吗？忘不了马老太太还有另一个原因：她的大儿子马团长处决了自己的三弟之后，那支山林队的首领真地没有投敌，他被抗联队伍说话算数的气魄震动了，直到一个人战死，最终也没有投降日寇。但是被夺回去的那位押寨夫人呢？那位已有身孕的押寨夫人后来生下了孩子吗？那个孩子是否活了下来了？如果今天还活着，他现在哪里？他知道自己父亲母亲的故事吗？
冷云
在中国，知道冷云的人不会很多，可是听说过八女投江的人一定很多。冷云就是八女投江中的八位女烈士之一，而且是她们的领导者，是她带着七名抗联姐妹毅然投身于江水。
冷云最早只是佳木斯中学的一个女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抗日思想，加入了抗联的地下组织。传说她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商人家庭，不参加抗联，完全可以过得很好，可是她选择了加入。1936年地下组织被破坏，冷云因为不是党组织的核心成员，还没有机会参加核心会议，所以侥幸没有落入敌手。这时她的身份也许暴露了，也许没有暴露，但地下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安排她孤身一人离开佳木斯，进了山林中的抗联队伍。到了这里冷云的生命还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光彩。这样的安排，无论对她自己还是抗联部队，都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思，在她，是因为中学还没有读完，她是个喜欢念书的女子，不能继续念书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对于部队来说，这样由地方党安排进来的女孩子越多，负担就越重，他们其实不想太多地接收女同志，尤其是像冷云这样几乎连枪也没摸过的女中学生。但是既然送来了，他们也只得接受。
于是冷云被五军领导安排进了军部的被服厂，给全军做军服。说是个被服厂，那个年月，部队的军服差不多全靠缴获，被服厂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说是个工作，不如说是在深山里给冷云和如她一样的一些姐妹们找一个藏身之所。
1938年5月，七万名日寇对抗联二路军实施“重点讨伐”，抗联四、五两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局，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决定两军由吉东地区向西方五常一带作长途突围。四、五军的女同志也被合编成一个妇女团，随主力西下。冷云以她渐渐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坚定，当了这个团的指导员。这个时候，恐怕不仅别人没有想到，就连她自己也不会想到，这是她一生的第一次远征，也将是她的最后一次远征。
但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虽然突围成功，但整个西征行动却失败了，三个月后，一同西征的抗联四军和五军被敌人打散，几个月后四军全军覆没，五军则在迭遭失败后分为两股，其中的一股由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率领，穿越老爷岭上千里林海，向东返回设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县东部山区里的密营。走进林海时一师还有一百多人，走出来时，却只剩下了三十多人，其中就有冷云率领的妇女团剩下的最后八名女同志。
时常会想到这样一个晚上。冷云他们终于突破敌人的重围，到达了自己的根据地边缘。虽然牺牲惨重，可他们这些人却还是活下来了，在那个年代，只要他们这些人没死，对抗联二路军来说就是胜利，对日寇来说也就是失败。走出林海到达乌斯浑河畔就地宿营时，冷云和她的姐妹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的，毕竟他们就要回到自己的根据地了。
可就在第二天拂晓，日本人包围了他们的宿营地。一个名叫葛海禄的汉奸向日寇告了密（又是汉奸！和杨靖宇一样，冷云她们可以说也是死在汉奸之手）。但是日本人首先发现的并不是冷云等八姐妹，而是和他们隔开一段距离宿营的以师长关书范为首的男同志。这时冷云她们只要自己不暴露，或许就有机会脱险。但是冷云没这么做。冷云带八姐妹做出的是另外一个对她们来说改变命运的决定：她决定带众姐妹们将日本人引开。原因是很简单的：关书范是师长，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师的指挥所，面对敌人时，她们有责任保护师长和他的指挥所。
于是她们首先向日本人开了枪，日本人被引过来，将八姐妹逼到了江边，关书范被枪声惊醒，带着男同志突围出去，冷云八姐妹却被日本人逼到了江边，子弹打完之后，在投降、被活捉和投江之间，冷云带着她的姐妹们选择了后者。故事到了这里，仍然是众人皆知的。众人不知道、因而时常让我想起冷云的是：正是这西征归来途中的最后一场战斗，击垮了师长关书范的心，回到二师密营不久，他就下山和日本人谈判，接受收编，同时也自告奋勇地回到队伍里来，要说服五军军长柴世荣和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和他一起接受日本人的收编，也就是投降！
一直难以释怀的正是这件事：冷云和八姐妹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出的竟然是一个变节份子。这是她们事先绝对不会想得到了。如果冷云八姐妹死后有知，她们会后悔吗？她们是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问这个问题是我们。我们这些后人原来也不知道这个，可是自从读了些史料，知道了真相，这颗心就不可能不为这个问题一直疼着了。于是我就再也忘不了冷云和八姐妹的牺牲。
关书范。
因为冷云，也会时常想起关书范。
关书范，吉林宁安人，1912年出生，17岁参加共青团，成为宁安青年学生中最活跃的革命份子。“九一八”后全力投身救亡运动，出任共青团吉东省委委员，22岁被捕，受尽酷刑仍没有叛变，周保中创立抗联五军后，他骁勇善战，25岁就被委任于五军一师师长，成为周保中手下数一数二的爱将，后者对他寄托了巨大的期望。可就是这个人，经历了1938年的西征之后，居然撑不住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下山和日本人谈判之前，居然抱有下面一种奇怪的想法：抗战到了最后关头，不投降，五师乃至于二路军残部一定会被日本人全部“剿灭”，投降了或许就能躲过这一厄。即使从山下穿了一身日本军装回来见自己的军长柴世荣，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动摇和投降，而是“假投降”。他劝柴世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队伍设法保存下来，就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柴世荣大惊，急报周保中。周保中大怒，令五军军部马上移到二路军总部的密营来，他告诉柴世荣，什么“假投降”，这是真投降，是在斗争进入最艰苦时刻首开的投敌之风！这个口子一开，吉东的抗日大局就将崩溃！这样的行为，决不能宽恕！他让柴世荣引关书范上山，立即将其逮捕，公布其罪状，执行枪决！
关书范的事情到了这里并没有完。被逮捕之后，面对盛怒中的周保中，他又“悔悟”了。他不但涕泪交加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以人死言善的语气，向周交代了他和日本人的所有交易，尤其重要的是他向周保中讲了日本人已经从他口中知道了我军的哪些密营。在枪决他之后，呆在这些密营的我军一定要迅速转移。枪决关书范之时，周保中流下了痛恨交加的泪水。在当天的日记里，周保中极其罕见地用长达一千多字的篇幅，记下了关书范的生平，虽然义正辞严，可那种隐隐的痛惜之意仍然能让我们感觉到。为一个叛徒的死写下这么多文字，在七十万字的《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里，是仅有的一次。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勒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这是一种极为有限的对峙与对视。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
时常想念的最后一个人是赵尚志。
1938 年1月1日凌晨，在我北满抗联西征嫩江遭受重大损失、五万名日伪军加紧布置对北满联军的最后一次“讨伐”的前夜，北满抗联总司令（时称东北抗联总司令）、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赵尚志越过说封的黑龙江，前往苏联方面“求援”，随即被扣押，从此失去自由。一年六个月之后，他终于被释放，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整个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我军内部的环境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北满抗联在他走后对一去不返的他的批判已经结束，形成了以三路军总司令李兆麟为领袖的新的领导集体，不再接纳他的归来。在接下来的二路军三路军伯力联席会议上，三路军的创始人赵尚志因“犯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党籍，被安排到周保中的二路军总指挥部任副总指挥，不久后又被从国内战场召回到伯力（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失去了周保中的庇护。三路军又回不去，二路军则视其为路人，当初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英雄竟然成了新成立的伯力东北抗联教导旅院内一个无人理睬的闲人。
赵尚志怎么办呢？赵尚志可以有许多选择。他可以选择申诉，向当时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东北抗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甚至通过这个代表团向已经在延安扎下根来的中共中央直接申诉；他也可以破罐子破摔，既然你们东北抗联不要我，我干脆就这样呆下去好了。凭他的威望和功勋，没有人会不让他继续呆下去，一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当然还有最后一种选择，那就是：不管我赵尚志身在何方，也不管你们如何看法，我赵尚志都仍然是一个矢志抗日到底的战士，你们可以不要我，但是我却不能不抗日，哪怕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回到东北，回到打鬼子的战场上去！
赵尚志没有选择申诉，也没有自暴自弃，性如烈火的他选择了后者。1941年10月，他再次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经过当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最高指挥员周保中的批准，带着仍然愿意跟随他的最后五名战士，越过黑龙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三个月后，他在攻击鹤立县日伪梧桐河警察署时误入日伪特务的包围圈，壮烈牺牲。
赵尚志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随着他的归来，东北人民会一呼百应，再次掀起一波新的抗日大浪潮的愿望，却实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是：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抗日战场上！赵尚志被弄到日伪鹤立梧桐河警察署后，日本人欣喜若狂。就是为了防备这么个已经被抗联队伍自己不要的人，日本人曾经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一直在黑龙江边维持着三道封锁线。现在这么轻易地就杀死了赵尚志，他们不敢相信。于是，他们从刁翎城中，叫来了曾经已经投降日寇的原东北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辨认尸体。
李华堂“九一八”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东北沦陷后拉起一支队伍抗日，后来又响应中共建立抗日联军的号召，加入了赵尚志为领袖的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他都是赵尚志抗日路线的追随者和赵尚志本人的崇拜者。一九三八年冬，当赵尚志赴苏未归，李华堂的九军主力又随三路军总指挥部西上嫩江之后，一向躲在深山里不向日寇投降的李华堂成了孤家寡人。等到他的另一个结盟者二路军也在日寇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时，李华堂终于承认了失败，下山投降了日寇。日寇果然没有杀他，反而将他安置在刁翎城中，过所谓自由的“良民”的生活。现在，为了验明赵尚志的正身，日本人又将他带到了梧桐河伪警察署。
在一间冰冷的房子里，李华堂第一眼就认出了面前的死者就是他矢志追随多年的抗日大英雄赵尚志。尽管有不少日本人跟着，他还是哭了，大声道：司令，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他大哭嚎啕，被日本人强拉出去。
时常想起这一次的会见。这是曾经作为抗日结盟者的李华堂与赵尚志的最后一次会见，赵尚志已经死去，李华堂也已经投敌，可当他见了死去的赵尚志之后，为什么仍要突然放声大哭，重复说出刚才那样一句话呢？李华堂当时要对赵尚志表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有没有想到过，虽然他努力在内心里为自己的投降辩解，可面对着眼前的死者，心里仍然明白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虽死犹生，而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吗？东北光复后，李华堂重新出山组织军队，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与挺进东北的我军为敌，结果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剿匪小分队围击于依兰东部地区，负伤后被捕，死在押解的路上。李华堂死之前，有没有想到过当年他和赵尚志在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团的最后的一次见面呢？
不久前看到新编的电视剧《林海雪原》，想到书中写到的作为匪首的谢文东和李华堂，不由得想道：当年他们也曾经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八军和九军的军长呢。只是他们不像赵尚志那样死在了抗日战场上。他们也曾经在艰苦的年代里坚持过，却没有坚持到死。
开始写这篇文章时，《音乐会》刚刚出版一个月，写完它却是两年以后的事了。我发觉，这两年里，虽然我写下了这个题目，却还是会时常想象这些我想要告别的人。一天走在长安街上，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下面，是不是都躺着一个我们时常想念却又时常想要告别的烈士。如果他们的鲜血没有渗入地下并且也不会凝固，我们这块土地上是不是早就血流成河，我们的也包括我自己迈出的每一步是不是都会在这条血河里激起汹涌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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