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问题，客观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解除“接班人”地位；第二个阶段，是被打倒。第一阶段如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然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即刘少奇被打倒，则是一个偶然。把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的两个阶段混为一谈，是“贬毛扬刘”的一个必须手段。
讨论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往往追溯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历史关系，即刘少奇1922年从苏联回国后的第一次具体工作到“文革”，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从亲密合作到分歧直至“决裂”的渊薮。这样的叙述在方式上本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叙述的内容多以衬托刘少奇的功劳，而不是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异同。
1922年加入中共并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即被中央派遣回到湖南省，恰逢毛泽东准备举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李立三被当局通缉之时。为了加强罢工的领导，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安源做工人罢工的总代表。对安源各种情况一点都不了解的刘少奇之所以被毛泽东委以重任，主要原因是李立三因遭通缉而不能出面，刘少奇是个“生面孔”，还有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欣赏。
对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事宜，毛泽东在“文革”前期鉴于某些原因说道：我是第一代，李立三是第二代，刘少奇是第三代。刘少奇在1964年讲话中回顾罢工时，对罢工领导层的说法是：他们都躲起来了，包括李立三，只剩下我一个人。
两种不同的叙述，显示着两种对事物的不同思维和认识。毛泽东的叙述是客观的，并不存在突出自己的倾向，尽管安源路矿大罢工最该突出的就是毛泽东。建党前的1920年，毛泽东就到安源考察，建党后的1921年再次前去考察。两次考察的作用，就在于打下了工人基础，因而，第三次去安源时，带着李立三等人，组建起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并任命李立三为党支部书记。之后，李立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发展党员、组织工人、成立工人夜校、组建工人俱乐部等。准备发动工人罢工，是毛泽东这个期间去安源时听汇报后决定的，并成立了相应的罢工指挥组织。决定罢工日期后的前几天，刘少奇回到湖南报到，也恰逢李立三遭当局通缉，对刘少奇极为欣赏的毛泽东，便指派刘少奇前往协助罢工。刘少奇来到安源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罢工即按照计划开始了。
刘少奇的叙述则让人感到一种别样的滋味。刘少奇当然没有丝毫针对毛泽东的意思，因为毛泽东是湖南的最高领导人，所筹谋的事情并非安源一项，并且，在安排好安源罢工的事宜后，就去筹划另外的罢工了。但是，李立三等这些为罢工立下汗马功劳的“前辈”，却在刘少奇的叙述中变味了：一个“躲”字，使得事情的性质有了本质的不同。安源罢工，就整个事件而言，任何一个“生面孔”都可以起到刘少奇的作用，但是，李立三等显然是不可取代的。
安源罢工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不同思维走向。毛泽东几乎不曾突出过安源罢工，因为在工人运动中，毛泽东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罢工的结果无非两种，即胜利或者失败；失败的罢工，过多的牺牲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优秀人才，损失了革命的力量；胜利的罢工，也如安源罢工一样，形成一种“模式”，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为待遇问题“拉锯”，不仅无法把革命再进一步，而且，当当局缓过劲来，结局也只能是失败。由此，毛泽东在组织湖南各种工人罢工之时，也在考虑中共革命的前途、方针、策略等全局性的问题，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
刘少奇则显然不存在这些思维，而是在罢工胜利后，热衷于“善后”问题，即如何维持已经取得的罢工成果。而且，由刘少奇的叙述可以看到，刘少奇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对工人的一些“过分”要求的“疏解”上。这种疏解，自然是对工人的劝阻。由此，遭到了一些工人的误解，把刘少奇称做“工贼”，甚至要揍刘少奇。
刘少奇对安源罢工的思维和认识，并非单一的，而近乎是一种思维“定式”。1927年蒋介石“清共”，多数人对汪精卫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刘少奇却积极的组织工人纠察队“交枪”，被当时的一些人误解为“内奸”。这种“定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前期领导人持否定态度，一是缺乏全局性的战略思维而导致相当一部分人的误解。
对前期领导人持否定态度，在刘少奇被组织派遣到的所有地方，都有突出的表现，并由此必然引发一部分人的严重误解。顺直省委的问题，其中的纠纷，一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刘少奇仍然不得不为此检讨。北方局时，原领导人也因为同样的问题而与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矛盾。新四军时期，刘少奇到延安后，也曾向陈毅道歉。
刘少奇的这种表现，并非人格或道德上存在缺陷，而是思维的“定式”与缺乏正确的工作策略所决定的。安源被误解为“工贼”，1927年被误解为“内奸”，根本原因，是刘少奇对中共革命的前途和策略缺乏全局性、前瞻性的思维。从刘少奇的回忆看，其当时思维的着眼点，是避免刺激当局而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安源罢工胜利后如此，1927年的“交枪”事件也是如此。罢工的目的是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解决工人的生活问题，不是工人彻底掌握领导权，而是与资本家达成彼此能够接受的经济协议，以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因此，工人待遇低了，就以适当的经济要求组织工人罢工；工人要求的条件高了，就说服或压制工人。此起彼伏，往复循环。这种策略，显然是刘少奇对“资本家”与工人的认识问题：不能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工人要饿饭；只有把资本家的剥削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工人的生活才能逐渐的改变。显然，刘少奇没有能力考虑罢工暂且胜利后如何继续中共革命，更没有能力预见“剥削阶级”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即使不断的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调停”，“剥削阶级”也会积蓄力量给予扑杀。
刘少奇的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其逝世。建国初期在天津的“剥削有功”的讲话，本质就是这种思维的一个延续。不同的是，基础变了：安源和1927年时期，还有着“流血事件”的担忧；建国初期则不必考虑这些，因而，维护资本家在一定范围内的剥削，就成了唯一的认识。
这种对资本家与工人的认识，必然在思维上扩大到“富裕农民”与“贫穷农民”之间。因此，对合作化的排斥以及在国营工厂工会问题上的思维，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也就是说，刘少奇的思维与毛泽东以及绝大多数朴素的革命者的思维，在革命的初始，就存在本质性的分歧。建国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过是在这种固有的思维分歧的基础上必然派生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纠结是必然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真髓，是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一个理论，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理解侧重点。东北、陕西这些已经进行了土改的“老区”，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着重点放在“逐步改造”上，也就是“逐渐动摇私有制基础”。刘少奇则必然把着重点放在“并存”上而极力反对“逐步动摇私有制”的观点。
那么，毛泽东的本意或者说客观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毛泽东并未把“新民主主义”当作一个凝滞的社会制度态势，而是当作一个动态的发展阶段或者过渡阶段。其次，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这样定位，是对社会发展的高度的哲学思辩。农村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它直接决定着工商业是以“私有制”存在还是以“公有制”存在。所谓的“并存”，不是机械的，而是辨证的。也即“并存”是“起步”的最初形态，发展的过程只能是“此长彼消”。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决定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谁“长”谁“消”。私有制基础，则只能对发展私有制的工商业有利，而不利于公有制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同样，农村公有制的基础，则只能对公有制的工商业产生发展基础，而必然遏制甚至萎缩私有制的工商业。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行政过程或法律过程。邓小平上台后，在农村制定了“一百年不变”的农村政策后，公有制的工商业，只能逐步走向萎缩和灭亡——即使所谓的“国家垄断行业”，如果去掉“垄断”，其结果也必然如此。
第三，农村所有制基础，直接影响着国家现代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性。私有制比公有制有着更为直接便利的管理手段，因此，在各个领域或者环节，公有制如果想与私有制一样发展，就必须删除代表“国家”的一切福利，而跟私有制有着一样的工人待遇。这种情况下，国家现代工业如果要发展，就只有“垄断”这一种手段。而“垄断”的手段，只适合于关涉国家命脉的特种行业，民生行业，则必然没有公有制的生存空间。
第四，私有制为了谋取大额利润，必然与农民和工人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由于中共“经济发展的需要”，必然以维护私有制为根本。这样，中共很快就会遭到社会大众的反感——也就是说，私有资本所制造的各种社会罪恶，必需由中共来承担。
第五，社会两极分化必然加深，使得刚“翻身”的贫民和工人再度沦落为私有制经济的“奴隶”。
东北局和山西省委的理解，显然是符合真正的“新民主主义”的。刘少奇的思维，实质上与“新民主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无法做出社会存在模式的系统理论阐述，因而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的自我发挥。这种发挥，也就是刘少奇对“资本家”“地主”与工人农民这两个不同群体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也即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是资本家和地主，而不是工人和农民。不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界定资本家地主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破坏，因而是危险的——这个基础上，一贯性思维的再现。
因此，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或者“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也就成了打着“五种经济并存”的口号而维护资本家地主的主导地位、同时限制甚至排斥“公有制经济（国营和集体经济）”的客观存在。所以，刘少奇高调宣扬“现在需要资本家的剥削”“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与严厉打击“把合作化在提高一步”，也就必然顺理成章的“并存”。也因此，对于一部分农民因为缺乏劳动力或者生产工具而无法马上自足，甚至得重新变卖刚获得的“胜利果实”、卖儿卖女才能过下去的“破产农民”，刘少奇的方法便很顺其自然了：去给富裕的人“打工”来解决基本的生存。
这不是刘少奇在情感上或者信仰上倾向于资本家，而是对“发展经济”这个专门事物上作用大小或主次地位的认知。刘少奇之所以不怕“两极分化”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在于他清楚的知道：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两极分化在一定范围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觉得两极分化成为尖锐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不过是一个行政命令的问题。
刘少奇显然过于“天真”了。这种“天真”，也表现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刘少奇的方法是：等到利用私有资本把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再来一次“革命的剥夺”，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刘少奇把这种方法，很形象的称之为“养肥猪政策”。
之所以说刘少奇过于“天真”，就在于这“肥猪”到时候不仅是原来的资本家和富裕农民，更多的中共内部成员会成为更大的“肥猪”，而且会成为“肥猪”的大多数。那么，再次的“革命剥夺”，就必然成为“肥猪”剥夺“肥猪”——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了！
毛泽东自然清楚现实的状况，资本家地主更有能力“发展经济”——这一点，已经被资本家和地主成为资本家地主这个过程所证明。但是，单纯的依靠资本家或者地主，工人农民仍然无法摆脱经济上的贫困，更无法摆脱政治上低下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让工人农民在社会实践中逐渐的享有文化和经验，从而自己组织起来，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社会”。
从中共的实际历史过程中看，引导和组织农民，也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也即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共能有效的组织好农民，在经济建设上，同样也能有效的组织好农民。尤其是，战争年代解放区的一些合作化，也成功的表明其在各个方面都是优越于私有制的。而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共团体成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团体成员，在组织合作化方面的“先进作用”表现不好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中共这个团体将必然只能更坏！公有制对中共团体成员，在物质上有着稍微高于工人农民的绝对保证而没有丝毫的“后顾之忧”。这种情况下，团体成员还不能以表率的作用引导民众的话，那么，在私有制的“个人顾个人”的制度下，怎么可能会表现得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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