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历史启示

    

    [摘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毛泽东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在这一过程中，他形成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宝贵思想，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他所确立的最根本的建军原则和建军制度。人民军队能够从小到大，由弱至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个重要的法宝就是有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保证。今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被喻为永远不变的“军魂”，视之为立军之本、强军之道、制胜之源。之所以会如此，从实践上看，它是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从毛泽东构建这一原则和制度的过程上看，它更是一条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在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上，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地确立、完全地实现和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
    革命队伍里，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的重要性，而在面对一些同志对党和军队的这一新生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解与不适，面对一些人对此原则所产生出的种种错误认识和做法时，毛泽东始终站稳脚跟、毫不让步及坚决与之斗争的态度，对于这一原则的确立、完善与巩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反复的锤炼，也终于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和铁的制度。
    大革命失败后，总结流血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进行武装斗争和独立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当时起义部队中有许多的散兵游民、旧军官和地痞土匪分子，加之军事上打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思想混乱，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多，走到永新三湾时，已不足千人。很显然，眼前的这支队伍与党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了实现党对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此，他进行了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如何实现它的一次初步尝试。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并选出党的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革命实践的向前发展，一些同志对体现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新型做法渐渐地感到了一些不解与不适，产生了诸如红军的任务就是单纯的打仗，组织上应将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等等错误 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于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 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期间，毛泽东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大家。另一方面，毛泽东面对内部的分歧与论争，站稳脚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与迁就。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相关问题，虽经激烈讨论，仍没有实现内部认识上的统一，毛泽东也一度离开了队伍前往福建养病。为解决建军路线问题，陈毅专程到上海向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于是，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问题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和重视。随后，在支持毛泽东意见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关于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确立了实施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标志 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得到了基本形成与确立。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后，张国焘表现出了野心膨胀、拥兵自重、“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作风，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针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毛泽东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迅即地在党内军内开展了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错误的教育运动。经过斗争和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观念深入人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军队建设问题上，王明提出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相当地改变红军性质”，要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不留情面的驳斥，他反复地教育大家一定要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不重视争夺军事领导权的教训，反复地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由此及时地肃清了王明的错误思想。之后，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毛泽东与党中央的抗战指示，深入敌后，分兵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期间，又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一些个别人的身上又流露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倾向。对此，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论述党与军队关系的问题时，鲜明而生动地提出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942年末至1943年初，在延安召开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在抗战期间所出现的同党闹独立性及军阀主义的倾向再一次地进行了尖锐批评。1944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抗战期间，正是由于毛泽东与错误思想和行为不间断的坚决斗争，保证了党的抗战纲领和抗战政策的贯彻执行，也维护和强化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权威。
    解放战争时期，尤其到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怎样实现全国一盘棋、全军步调一致、各方力量相互间密切协作与配合、进一步地加强军队的组织纪律性，就成为毛泽东所关注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为克服少数同志身上还存在的分散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意识和作风，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集中领导，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指示文件，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解放战争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同时这也成为我党我军迅速取得战略决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使得我党根本不可能通过民主选举或议会斗争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纲领，武装斗争遂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我党拥有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也相应地成为了一种历史必然。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我们最大的一个军情就是人民军队是由旧军队脱胎而来、军队中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据了绝大多数、所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亦长期处于远离中央、分散分隔的分布状态，因此，如何抵制和反对内部所滋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如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就成为军队建设的一个关键所在。从实践上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成为了破解这一建军难题的金钥匙，同时，也正是在毛泽东与我们内部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长期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得到了确立、巩固、加强与完善，并经反复锤炼，终于使之煅造成为了一个任凭风吹雨打而丝毫不可动摇的根本的原则和铁的制度。

                                     （二）

    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之初，在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途径与方式上，一些同志盲目地迷信苏军模式。对此，毛泽东以革命的首创精神，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自主自信，独立思考，不简单地模仿，不教条地照搬，经过艰辛探索，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建军制度，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真正地完全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我军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创建的，在建军之初曾借鉴了苏联红军的一些经验，由此在党对军队领导这一问题上亦有过一些初步的模仿尝试。南昌起义中，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当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军、师都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成立了党委，团上还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为确保对起义部队的掌握，中共前敌委员会还明确规定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的行动”，“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认识到革命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但在实际中，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当时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并没有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的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的是一种“友谊的协商”关系。如起义虽是我党直接领导发动，但公开打出的却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党对军队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效仿苏军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党懂得了要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要独立地创建和领导自己的军队，但却不知如何建设这支军队，使之真正地成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武装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办法，党对军队的实际控制非常虚弱，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私自率队脱离了起义队伍。毛泽东后来评价道，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秋收起义后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建制模式，而是富有创造性地在三湾改编中实行班、排上建立党小组，连队上建立党支部，营、团上建立党委的新制度。在军队的领导体制上，苏联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毛泽东则区别于苏联红军的一长制，特别地规定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新体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后的新体制真正地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控制和影响，整顿后的红军面貌也焕然一新。多年后，对于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毛泽东亦曾感慨地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里也曾有过相关的描述：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三）

    一直以来，各方敌对势力最为恐惧和嫉恨的就是党拥有着一支完全掌握下的武装力量，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为眼中钉、肉中刺，用尽了种种手段予以瓦解破坏，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施压，或威胁，或利诱，或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任凭风云变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巍然不动，牢不可撼。
    西安事变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共同御侮，国共间进行了相关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即红军改编特别是其领导权问题。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借口实行军令、政令统一，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达到其军事“清剿”未能达到的目的。新形势下，面对蒋介石新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告诫全党：为共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国共间虽暂时地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两者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除，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企图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共产党人决不能患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依据毛泽东的相关指示，对谈判中国民党方面所提出的要向红军中委派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以及请朱德、毛泽东“出洋”等要求，我方代表均严词拒绝，拒不接受，并坚持了在改编后的军队中设立总指挥部和政治部等原则立场。后来，在整个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变相军阀”、“武力割据”给以政治上压力或污蔑，或以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对相关将领给以物质上的腐蚀和诱惑，或以军事进攻、军事磨擦给以生死上的威胁。总之，任凭国民党反动派使尽了种种手段，明枪暗箭之下的毛泽东在党的军权问题上始终牢牢地站稳脚跟、不为所动。也正因如此，在抗日战争那样险恶的斗争环境中，我军由最初改编时的数万人，突飞猛进般地发展到了抗战胜利时的120余万人，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成为了抗击日寇的中流砥柱。1945年，朱德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把党的领导高度地概括为解放区抗战的一条“总的经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故伎重演，又欲在实现“和平”的旗号下，哄骗我们党“交出军队”而取得“合法地位”。此时，就连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大知识分子胡适也从美国写了封长信给毛泽东，信中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共产党放弃武装，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依附国民党生存的一些小党，如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亦东施效颦，帮腔插嘴，要共产党“识大体”，交出枪杆子。国际上，美国大力配合国民党向共产党进行的“和平”欺骗活动，苏联则从自身利益出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一时之间，各方压力一起袭来，在党的军权问题上，顿成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在波诡云谲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头脑清醒、洞悉一切，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上毫不动摇，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毛泽东针对蒋介石所谓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的说法，回击说：“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最终，国民党反动派诱骗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的阴谋彻底破产，我们党则在走和平道路的努力与尝试结束之后，迅速地通过解放战争夺取了政权。
    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近些年来，在建军原则问题上，一些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又开始老调重弹、杂音不断，以“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等政治谬论加紧了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攻势。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实行政党政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与政党发生密切关系，只要实行政党政治，军队也就必然受执政党的掌控，也就必然地为执政党服务。那些标榜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的西方国家里，执政党对军队的掌控是间接的，他们对军队的掌握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个中介环节进行；随着政党的轮替，政权的交接，军队的控制权也随之转移，军队对政党的支撑也随着政党的轮替而改变。由此可见，所谓“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只是政党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改变军队受政党控制的这一事实。再者，那些国家的军队统帅皆出自政党，是执政党的领袖，所谓总统和首相统帅军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统帅军队。在西方，著名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如果需要士兵了解战争，就需要他了解政治。”美军在侵朝和侵越战争失败后，“陆军政治教育不够”、“陆军对共产主义思想抵制不力”成了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败因。一切都表明，所谓“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军队非政治化”完全是别有用心骗人的政治把戏，其真实目的就是哄骗或逼迫共产党放弃军权，放弃手中的武装，以扫清他们推翻党的执政地位、夺取国家政权的障碍。

                                     （四）

    建国后，党成为了执政党，人民军队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军队成分的来源、自身建设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心生懈怠。对此，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进一步从思想和制度上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传统政治优势。
    革命胜利后，党成为了执政党，军队不再是天南地北、散落各处的农村游击队，成员也不再是大量的没有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文化水平落后的农民及战场上起义投诚过来的“解放战士”。新形势下，一些同志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产生了还要不要坚持下去的疑问。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
    毛泽东对以上否定和削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倾向保持了高度警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我军在设计新的军旗时，毛泽东明确指示：军旗上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对于革命胜利后，军队将帅是否会居功自傲，不听党的指挥，中国社会是否会再现辛亥革命后兵为将有、军阀割据、军阀混战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早在进城之初，就对军队的高级干部预打了防疫针。刘伯承元帅曾回忆到：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这里所谓的“听指挥”，其实就是要军队听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1954年3月，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时，亲笔恢复了一句被删掉的话：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所去，则随之以亡。”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党的事业，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民主革命中，毛泽东领导创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我们依此实现了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经过奋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建国后，他又继续地丰富和发展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人民子弟兵亦得以将优良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在保卫国家、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中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可以说，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军原则上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迎击各方挑战、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对于识破和抵制各种形形色色破坏瓦解这一根本制度的阴谋诡计、进一步地铸牢军魂、永葆我军的政治本色，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军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制度永远不变！
    （《环球视野》第357期，摘自2011年第1期《毛泽东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