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外交部“91人大字报”出笼始末
—— 一张给陈毅“帮倒忙”的大字报
邹 一 民
今年1月熊蕾女士看了“何方谈史忆人”后，写了“张闻天秘书的有趣回忆”。熊文说：从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离开，他在外交部时间和陈老总到‘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实际领导外交部的时间，相差无几。可是在有人要打倒陈老总的时候，外交部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还有91位司局级干部签名贴出保陈毅的大字报，包括我老爹——他连大字报看都没看，听说是保陈老总的，就签了名，为此打成“二月逆流”遭受批斗也在所不惜。而张闻天无论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还是后来得到平反，按何方的回忆，在外交部都波澜不惊，似乎没有这回事。不能说张闻天在外交部有什么积怨，但是起码可见他没有留下什么念想。（全文见《》会员专刊2011年1-2月合刊第168-170页）。
2月11日何方先生写出“駁熊蕾對張聞天的誣陷”（全文在网上可以查到）。何文说：……還有個罔顧常識的事﹐就是她把文化大革命初期兩派鬥爭中一派貼了一張保陳毅的“91人大字報”和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被打倒後卻沒有人出來保他來作對比。熊小姐認為這證明擁護陳毅的人很多﹐而擁護張聞天的人一個也沒有。這真像個一千年前或一千年後的人在發言。熊小姐難道連這是兩種不同政治背景下的事情都不知道嗎﹖恐怕未必吧﹗這兩種情況能不能比﹐用不著上了年紀﹐人們也都一清二楚。廬山會議上同張聞天一起被打倒的還有彭德懷元帥﹐也沒有一個人貼大字報保他﹐難道擁護他的人還少嗎﹖在那個時候﹐慢說是出面保他們﹐在整個中央委員會和所有黨的精英裡面﹐連一個站出來說句公道話的人都沒有。所以文革後進行撥亂反正﹐首先就完全推倒了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定和隨之而來的反右傾運動﹐對於那次受了錯誤批判和處理的人都進行了平反昭雪。這就是為什麼中央對張聞天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對陳毅卻沒有什麼平反昭雪問題。因為陳毅同志並沒有被打倒。文革中有“批”有“保”是當時的普遍現象﹐豈能同1959年運動只能批（打倒）不能保相提並論﹖
熊文和何文都提到那张保陳毅的“91人大字报”。文革期间笔者在外交部工作，经历外交部文革的全过程。据笔者回忆，这张大字报是外交部十年文革期间签名人数最多（91人的姓名和职务见注一）、篇幅最长（约八千字）、用楷体抄写得最工整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缮写人是被外交部同人公认为书法家的国际司（注二）科员葛绮云，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韩叙的夫人。）1968年2月13日上班前，30多大张彩色纸的大字报覆盖了东交民巷30号不对外办公的外交部大楼一层小礼堂前的整面墙壁。又由于内容惊人，该大字报骤然成为外交部的头号新闻，轰动一时。现将有关“91人大字报”的情况叙述如下，供参阅。
一、1968 年2月13日 “91人大字报”出笼的背景
1967 年2 月16 日，陈毅、谭震林等四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在中央碰头会批评陈伯达、康生等人煽动学生批斗革命老干部，攻击诬蔑朱德、贺龙元帅。陈毅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胜仗，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还联系延安整风的历史，强调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要历史实践来证明。
听取片面汇报后，毛主席对这些老帅和副总理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老帅们被迫“请假检讨”。陈毅原想提醒警惕康生等人在延安整风期间的那套整人极“左”作法，但被误认为陈毅有意否定延安整风，因此陈老总被污蔑为攻击毛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的干将。
自2 月25 日至3 月18 日期间，中央在怀仁堂七次召开 “政治生活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毛主席指示，批判限制在中央内部的小范围内进行，会议内容对外保密。可是，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把会议内容捅给偏激的红卫兵组织，这些小将恣意在社会上传播。北京掀起反击揪斗“二月逆流干将”陈毅的浪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起来。
4月初，外交部偏激派（时称造反派，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掌握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闻风而动，紧跟极“左”思潮，召开誓师动员大会，书写大字报，口诛笔伐，要“彻底清算刘邓黑司令部对外交工作的干扰”，“揪出刘邓在外交部的代表人物”，指出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是陈毅。偏激派认定，陈毅是“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外事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顽固推行“‘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要以敌我矛盾来处理，主张坚决打倒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们强烈要求总理同意他们独家召开批斗陈毅大会，“誓死与陈毅血战到底！”
外交部稳健派（时称保守派）认为，据已揭发出来的问题，陈毅问题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主张对陈毅的错误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批判，最后根据中央对陈毅问题的精神、已经核实的材料和陈毅本人的态度，判断是挽救还是打倒。他们拥护周总理“先批判后定性”的指示，帮助陈毅改正错误，肃清其在外交部的流毒。主张两派联合批陈，在大批判中实现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最终完成外交部斗批改的艰巨任务。他们的口号是“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
7 月8日和以后几天，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王海容（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研究室刘华秋（后任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副部长）等十一位同志连续贴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和《再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两张大字报。他们认为，陈毅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对他的错误要进行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真正把他的错误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切实肃清他的影响和流毒。绝不能对他的错误采取包庇、姑息、手软的态度，绝不让批判陈毅错误的斗争半途而废。但全面地、历史地看，从现有材料看，总的说来他还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对他的错误的批判，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一看二帮。由于王海容经常向毛主席反映外交部运动的情况，大家都认为这两张大字报是有来头的。
周总理保陈毅的态度非常坚决,但不是对陈毅的错误不进行批判。周总理对外交部两派的指示是，联合批陈，“先批判后定性”，不同意打倒陈毅。他多次指出：毛主席说过，对陈毅同志要“一批二保”，“批是为了保”。他多次召见外交部和外事口的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就召开“批陈会议”进行协商。他决定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在外事口开大会，以小会为主；开会时不录音，不呼喊“打倒陈毅”的口号，不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陈毅人格的举止。同时，他指示陈毅到群众中去听取批判。
但是偏激派却一意孤行，仍然坚持非要打倒陈毅不可。特别在8月7日晚王力抛出他的大毒草后，偏激派更加不可一世。
8 月7 日下午外交部在东交民巷30 号办公楼一层小礼堂召开第一次批陈小会。陈毅到会，各单位派代表参加，与会者总共不到二百人。造反派违背总理指示，在会场内悬挂“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妄图强迫周总理接受他们的口号。午后1时，为保证陈毅的安全，周总理亲临外交部准备出席小型批判会。当他走进外交部院内，卫士长成元功报告说，会场内悬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楼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步，当即严厉质问迎接总理的偏激派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总理站在台阶上不走了，命令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能开会。一小时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无奈地摘下会场内的横幅大标语。
会议进行期间，两派多回合地大打“口号战”。偏激派呼喊“打倒陈毅！”，稳健派立即回应喊“批判陈毅！”；偏激派狂喊“坚决打倒陈毅！”，稳健派立即回敬喊“彻底批判陈毅！”发言人的批判内容已不再能引起与会者的关注了。下午5时许会议结束时，周总理高呼“外交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口号。
当晚7时，王力秘书打电话通知“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注三），王力今晚9时在他的钓鱼台2 号楼住所接见他和造反派的代表。姚登山和偏激派第一把手王中琪等七人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自晚9时至深夜11时45分，从7•20武汉事件“凯旋“归来的“英雄”、宣称“毛主席要我过问外交部运动”的王力与他们七人亲切交谈，抛出支持打倒陈毅、煽动夺外交部权、影射攻击周总理的“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宣称“有点权才威风”，“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等等（注四）。8月8日王力还专门写信给姚登山，再次表示支持打倒陈毅，并把反对打倒陈毅的“稳健派”打成“保守组织”。
有了王力的支持，偏激派更加有恃无恐，更加顽固地藐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他们跪称王力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是“毛主席的声音”，把王力讲话强加给外交部全体人员，不准反对打倒陈毅。他们从先前提出“打倒陈毅”，随后到“坚决打倒陈毅”，现升级到“誓与陈毅血战到底”，“不打倒陈毅，死不瞑目”。他们大造舆论，召开会议，由姚登山传达“王八七讲话”，发起强大政治攻势，批判“右倾保守思潮”， 召开“反逆流”大会。姚登山还到外贸部等外事单位传达“王八七讲话”，到处煽风点火。尔后，他们采取激烈行动，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要陈毅在三天内交出“认罪书”；12日成立“反迫害大队”； 14日接管外交部政治部；19日封闭外交部党委，成立“指挥部”，宣布一切权利归造反派；不经请示中央擅自以外交部的名义向我国驻外大使馆发号施令，篡夺了外交部业务和人事大权。他们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干扰和破坏了外交部文革运动。
8月下旬，周总理请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王力“八·七”讲话记录稿呈送在武汉的毛主席。毛主席阅后在记录稿上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毛主席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8月底，猖狂一时的王力被隔离审查，随后昙花一现的姚登山也被隔离审查。
9月24日王海容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的运动情况。当王海容反映说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援引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注五）。离开中南海后，王海容在她的爷爷、毛主席的表兄、国学大师王季范老先生的指导下找到了这两句唐诗的出处。
王海容和刘华秋认为，毛主席援引唐朝罗隐的两句诗寓意深长。他们的理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力一类的人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得心应手；但曾几何时，他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
9月27日，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和研究室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王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报，率先公开批判王力。10月4日这十一人又贴出《三谈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大字报。
周总理在外交部的威望重新树立起来。由极“左”思潮控制的“一言堂”局面被冲破。广大群众和干部要求批判“王八七”讲话，肃清其流毒。《批判极“左”思潮，揪坏人》的运动开始了。
1968年2月初春节过后，一直很少公开表态的当权派（文革时将处级以上的干部含处级干部都被称为“当权派”）也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批极“左” 揪坏人运动》。余湛（苏欧司司长）、陈楚（外交部直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张彤（第一亚洲司司长）、韩叙（礼宾司副司长）、赵政一（外交部直属单位《外交学会》副秘书长）、李玉池（总务司副司长）、葛步海（礼宾司代司长）、刘新权（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符浩（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秦加林（新闻司司长）等部、司级领导干部开始串联酝酿写大字报。
串联组议论时，刘新权说，这张大字报很重要，要写出分量来，要有指导意义。秦加林说，打倒陈毅的口号是错误的，错误的历史要颠倒过来。岳良说，喊打倒陈毅是反动的。符浩说，我们也要做革命动力，也要有造反精神，错误的历史就是要颠倒过来嘛。姚广说，批陈批过头了，必须澄清七十万字（指造反派刊印散发的《陈毅反动言论汇编》、《陈毅黑话选编》、《陈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黑话摘录》、《陈毅在外事口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简略纪实》等供批判陈毅用的70万字资料），把七十万字中被颠倒的事实颠倒过来。
起初他们商定大字报要写三方面的问题：一、关于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二、关于十七年来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三、关于干部路线问题。后来他们感到第二题和第三题不容易写，工程浩大，耗时漫长，就放弃了。他们就以韩叙、张彤、陈楚和余湛等人草拟关于“打倒陈毅”的口号问题的大字报初稿为基础，展开讨论和修改。
他们计划公开揭露隐藏在“打倒陈毅”这一口号背后的政治阴谋。大字报的标题最初定为“打倒陈毅是个反动口号”，因担心会伤害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最后的标题是从《毛主席语录》中挑选出来的：“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大字报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大字报定稿后，听到消息的当权派主动地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两天内就有91位签名者。当柯华（非洲司司长）找龚澎（部长助理、乔冠华夫人）征求意见时，龚澎对柯华说，她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因为自己是党委成员，不好签名。
顺便提一下。1967年11月12日耿飚（驻缅甸大使）、黄镇（驻法国大使）、曾涛（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章文晋（驻巴基斯坦大使）、陈志方（驻乌干达大使）、杨守正（驻索马里大使）等26位大使贴出过一张题为“剥开伪装，追根查源”批判“王八七讲话”的大字报，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反对“打倒陈毅”。
26位大使大字报指出，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大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窃失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直至公然抗拒最高指示，犯了一系列极端错误和罪行，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忆中国人民丢了脸。
这张大字报认为，王力的黑手能伸入外交部，必有我部的内因。我部确有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希望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的革命同志和广大革命干部一道密切注意，进行揭发批判。
由于26位大使已写过批“王八七讲话”的大字报，所以很多大使没有再在“91人大字报”上签名。熊向晖（驻英国代办）在“91人大字报”和“26位大使大字报”上都签名了。
二、“91人大字报”的 主要内容
1968 年2 月13 日“91人大字报”的主标题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副标题是“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的主题是，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打倒陈毅”是阶级敌人的政治阴谋”。大字报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
大字报指出：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而展开的一场斗争，绝不仅仅关系到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为打倒陈毅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断言：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
大字报指出，一九六七年新年前后，“王八七”一伙泡制了一个打倒陈毅同志和其他几位副总理、反对周总理的罪恶计划，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他们的黑手也伸进了外事系统。他们的别动队“五一六”分子刘令凯（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笔者注）一伙公开提出“打倒陈毅”。
大字报分析说，为什么许多同志顶不住这股逆流的压力，看不清阶级敌人的阴谋，也跟着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因为有些同志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有些同志“私”字当头，个人主义膨胀。他们的动摇性很大。有些同志缺乏阶级斗争经验，思想方法有片面性。这个口号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违反广大革命群众意志，利用极“左”思潮煽动起来的，是强加给群众的，是用以对抗中央的。
大字报还列举了1967 年在“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下，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对外斗争引上了邪路，造成了严重政治后果：一、动摇和损害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动摇和损害了最高统帅的权威。二、篡夺了中央外交大权，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三、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破坏了毛主席的国际战略。
大字报最后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同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部党委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三、周总理对大字报的批评
2月13日“91人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大多数人没有意见。少数人有议论，认为这张大字报不顾去年帝修反猖狂反华的事实，不提敌人的反动本质，而把一切过错统统归罪于极“左”思潮，完全颠倒了是非，站到敌人立场上，和西方报刊唱一个调。有人说大字报的只批“左”不批右，实际上保陈毅同志，保部党委，保自己，企图恢复老一套。还有人说大字报的要害是“翻案”。
2 月24 日，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使领馆的群众组织写报告给周总理，反映这张大字报是“右倾翻案”。此时正值中央处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当晚周总理看到那份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让他的秘书钱嘉栋打电话给外交部转告他的意见。周总理说：不能笼统地认为提“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因为这里有不同情况，有的人提这一口号，的确是从恶意出发的，但有的人提这一口号是从善意出发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有否定一切的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应当马上想办法来弥补一下。
次日，钱嘉栋秘书第二次打电话给外交部转达周总理的意见。钱秘书说，周总理认为这张大字报不是一个片面性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错误。总理一直说过要防止老保翻天，现在就是从右的方面来的干扰，帮了倒忙。对于“打倒陈毅”的口号，要一分为二。少数人是别有用心的，多数人提这个口号只能进行解释工作。钱嘉栋说，91位同志、部党委都要表态，不批判、不表态，极“左”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总理就来表态。搞右要防“左”。
3 月5 日周总理在研究工作后，对戴路（“91人大字报”签名人，亚洲司领导） 说，你们那张大字报有三个错误：（一）为保自己，91个干部出来亮相，借口保陈总，实为保自己。（二）你们保陈总，帮了倒忙。（三）你们对群众有对立情绪。
3 月12 日，周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部党委13位成员（注六）、“91人大字报”的七名起草人（韩叙、张彤、余湛、陈楚、赵政一、葛步海和李玉池）以及耿飚、黄镇、曾涛、刘新权和姚登山等一百五十多人。
关于91人大字报，周总理说，整个部党委陷在里面。（对党委）你们有一个人来向我谈过没有？恐怕没有。”“姬鹏飞、乔冠华同志错误更大，一个是常务副部长连看都不看，乔冠华还出了坏主意。龚澎也看了。（龚澎答：“我听念了一遍，我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
周总理又强调说，“91人大字报”部党委没有一个人看出问题来。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听说部党委检讨还不好，部党委还需要批判。主要责任是部党委，要好好批判几次才行。现在重点在外交部是批右，当然批右要防止极“左”。还是那句话，不然极“左”又要出头了。”
4 月1 日晚，周总理在接见马里驻华大使后对宫达非（“91人大字报”签名人，非洲司领导）和三名工作人员闲谈。谈到“91人大字报“时，周总理说，大字报为二月逆流翻案，要恢复旧秩序。这说明外交部保守势力相当大。大字报是外交部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代表作，要彻底批判。周总理又说，91人绝大多数是认识上错误，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绝大多数是认识上的错误，极少数是死不改悔的。但绝大多数经过这次批判会提高觉悟，前进一步。但要防止又来一个极“左”抬头。
之后，周总理仍不断地批评“ 91人大字报”和外交部党委。
四、陈老总作自我检查
“91人大字报”贴出后，乔冠华曾向陈毅复述过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那时陈毅就担心这样做会“帮倒忙”。听到周总理批评大字报后，2 月28 日陈毅致函周总理，表示完全赞同周总理的批评，并声明“91人大字报”的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气。
对于“打倒陈毅”的这个口号，陈毅说，“首先要分清：有少数坏人利用这个口号来实现其个人野心，绝大多数群众对我的严重错误表示极大愤慨而喊此口号，两者不能混淆。”
对于“91人大字报”签名者，他说，“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时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3 月1 日，陈毅请外交部同志将他2 月28 日写给周总理的信用大字抄写后公布于众。
3 月6 日陈毅在外交部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陈老总首先承认“错误”。他说，“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极其严重。我总是保护老干部，总是指责革命小将，指责青少年过左，总是不看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极端的严重右倾”。他又说，“对外交部的夺权有抵触，总想把群众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
对于91人大字报和“打倒陈毅”的口号，陈毅说，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之名。实行保自己，”“以‘打倒陈毅’口号来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和错误的分界线，以我作为划分的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群众喊‘打倒陈毅’的这个口号，是对我的一些严重错误表示极大的愤慨。”
陈毅还批评部党委。他说：“部党委的要害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我字当头，让91人大字报出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部党委的同志应该到群众去作深刻的检查，特别是不能故态复萌，这次是一个故态复萌的一个表露，仍然是想恢复当官作老爷，恢复不民主，恢复一些问题由少数人作出决定就要人家执行，根本不愿意请教群众。”随即陈毅又自责说，“我对部党委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多少年来，我对大家督促不严，我对大家要求不严，总是保护，从保护出发，从团结出发。”
五、外交部党委的检查
按照周总理指示，2 月 26 日外交部党委贴出第一张题为“我们对91人大字报的看法”的表态大字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一般地批评91人大字报。
3 月3 日，外交部党委贴出第二张表态大字报，决定对错误进行了检查。
3 月5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代表外交部党委作第一次检查，公开承认部党委对于91人大字报的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月9 日姬鹏飞常务副外长代表外交部党委作第二次检查。姬说，“在91人大字报的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从右的方面干扰了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的错误助长了右倾保守思潮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新反扑。”承认“事先个别同志看过听过大字报底稿，并且出过点子。大字报贴出后，又都看过，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姬鹏飞认为大字报的“要害是借保陈毅同志之名来保自己，为保自己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否定了过去一年多来外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绩。”“因此我们要对当前外交部运动所发生的曲折，承担主要责任。”
尾声
2月25日听到钱嘉栋秘书转告周总理的意见后，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等人立即开会作检查。他们代表91人写了一份两千余字的检查。书面检查当日深夜定稿，连夜抄成大字报，2月26日一早贴出。他们承认“91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通过学习和群众的帮助，91人都各自检查自己的错误，陆续在各单位获得“解放”（各级领导干部从“靠边站”即被夺权到重返工作岗位，文革时称“解放干部”） 1969年后91位干部都被委以重任。
注释
注一：“91人大字报”签名人名单
（副部级干部 1人，正司级、大使级、代办级干部 34人，副司级、参赞级、专员级干部 35人，处级、秘书级干部2 1人。）（姓名后是是他们当时的职称）。
1．王栋 （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 2．林中（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参赞）
3．徐明 （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代表），4．李超（驻伊拉克大使馆参赞）
5．王锦川（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参赞），6．李强奋（驻北也门大使馆参赞）
7．何功楷 (驻埃及大使馆参赞)， 8．宋之光（驻法国大使馆参赞）
9．申志伟（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等秘书），10．国鹰（驻锡兰大使馆参赞）
11．王明修（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二等秘书），
12．章曙（驻伊拉克大使馆一等秘书）， 13．崔明堂（驻英国代办处二等秘书）
14．胡洪范 （驻瑞典大使馆二等秘书）， 15．董厚亭（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 16．裴坚章 （驻缅甸大使馆一等秘书）， 17．关继云 （档案处处长），
18．孙志诚 （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二等秘书），
19．王占元（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 20．杨克明（干部司副司长），
21．姚广（第二亚洲司司长）， 22．赵禁（总务司司长），
23．凌青 （国际司副司长）， 24．李连庆（苏欧司副司长），
25．周耀东（政治部宣传处处长）， 26．邢松鷁（国际司专员），
27．王言昌（政治部组织处处长）， 28．张占武（办公厅专员），
29．许寒冰（女）（干部司副司长）， 30．李宝球（女）（国际司处长），
31．杨虎山 （国际司副处长）， 32．叶成坝（国际司副处长），
33．周觉（亚非司处长）， 34．温业湛（亚非司处长），
35．梅兆荣（苏欧司副处长）， 36．刘述卿 （苏欧司专员），
37．白景义（总务司处长）， 38 柳雨峰 （亚非司司长），
39．龚普生（女）（国际司司长）， 40．甘野陶（条约法律司司长），
41．宫达非（非洲司副司长）， 42．赵雪明（机要局副局长），
43．马牧鸣（办公厅翻译室主任） 44．李云川 （驻朝鲜大使），
45．岳良 （办公厅副主任）， 46．柯华（非洲司司长），
47．韩克华（驻匈牙利大使）， 48．许建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49．姚仲明（驻印尼大使） 50．朱其文（驻越南大使），
51．张灿明（驻蒙古大使）， 52．柯柏年（驻丹麦大使），
53．王国权（驻波兰大使）， 54．谢邦治（驻保加利亚大使），
55．秦力真（驻赞比亚大使）， 56．杨琪良（驻摩洛哥大使），
57．王雨田（驻肯尼亚大使） 58．何英（驻坦桑尼亚大使），
59．周秋野（驻刚果[布]大使），
60．张世杰（前驻尼泊尔大使）（文革爆发时，任北京市外办主任），
61．陈叔亮（驻柬埔寨大使）， 62．俞沛文（驻苏丹大使），
63．章文晋（驻巴基斯坦大使）， 64．李恩求（驻荷兰代办），
65．赵行志（驻日内瓦总领事）， 66．岳欣（驻芬兰大使），
67．熊向晖（驻英国代办）， 68. 曹痴（驻伊拉克大使），
69．郭力文（女）（驻匈牙利大使馆对内参赞），
70．常玉林（女）（驻波兰大使馆对内参赞），
71．于梦欣（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赞）， 72．王泽（驻达卡总领事），
73．陈铁（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74．王惠民（驻肯尼亚大使馆参赞），
75．季尼（女）（驻智利贸促会办事处对内参赞），76．李玉池（总务司副司长），
77．张彤（第一亚洲司司长）， 78．余湛 （苏欧司司长），
79．陈楚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80．符浩（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
81．刘新权（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82．葛步海（礼宾司代司长），
83．秦加林（新闻司司长）， 84．孙盛渭（驻缅甸大使馆参赞），
85．王越毅 （政治部处长）， 86．戴路 （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87．袁鲁林（新闻司副司长）， 88．王崇理（领事司副司长）,
89．赵政一（外交学会副秘书长）， 90．王一木（政治部组织部副处长）,
91．韩叙（礼宾司副司长）。
注二：“国际司”的全称是“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
注三：文革开始时，姚登山在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担任临时代办。他是大使馆的第一把手，在印尼反动派反华时，带领大使馆全体人员坚强勇敢地反击印尼反动派的抗暴斗争。1967 年4月底回国后被媒体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是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他利令智昏，对抗中央的指示，盲目“造反”，坚决支持“打倒陈毅”。在“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中，姚从“红色外交战士”沦落为“阶下囚”，被关押了十三年。
注四：时称“王八七讲话”的尖端内容有，“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指周总理反对“打倒陈毅”）外交唬人么！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有点权才威风”；“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高呼口号（指“打倒陈毅” 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等等。
注五：毛主席念的两句诗出自唐朝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注六：1967年外交部15位党委委员名单
部长 陈毅
副部长 刘晓、章汉夫（文革开始后不久，被怀疑有“叛党”问题被拘押）、
罗贵波、姬鹏飞（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
徐以新、陈家康
部级干部 孟用潜 （外交部直属单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了。）
部长助理 龚澎（女），董越千（兼办公厅主任），宦乡（兼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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