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际对我国和日本的回望与展望

辛亥百年之际对我国和日本的回望与展望

今年是导致我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大清王朝最终覆灭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百周年。长久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每到逢五、逢十、逢百之年，都要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所产生的重要人物进行隆重庆祝和怀念的习惯，因此，欣逢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的二0一一年，我国势必将进行隆重的庆祝。据传，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湖北省武汉市，早在去年就打算斥资二百多亿元，准备在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的到来之际，举办一次隆重而奢华的纪念庆典。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辛亥革命的庆祝与纪念，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对那场革命进行庆祝，也不单单是为了对在那场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进行怀念，而是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因辛亥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仍然还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名义盘踞在台湾，造成中国直到今天还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不仅是出于统战的需要、仅能体现出向台湾当局的输诚之意，而且还能为将来和平统一祖国制造条件。因此，隆重举办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仅是势在必行的，而且还必须是全心全意的。特别是为了讨好台湾当局，大陆方面的有关人士还不顾台湾当局的不理不睬，已经一再表示要与台湾当局共同主办这次纪念活动。

辛亥革命是在中华民族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爆发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并且还取得了推翻帝制这样的表面上的成功。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借助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因素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导致的清政府日益衰落之外，更离不开外部强有力地支持。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全部过程来看，这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主要是来自于日本。当年，推动辛亥革命发生的主导力量、尤其是推动辛亥革命发生的思想主导力量主要是在日本聚集并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后来的延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的工农大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的话。那么，日本就是以孙中山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的圣地。当年，日本除了为孙中山等屡遭满清王朝通缉的人提供了强有的庇护之外，而且许多日本的有识之士更是为孙中山等人发动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质上的“帮助”。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卖力地支持孙中山等人一再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发生的全部过程和自甲午战争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对中华民族所做的一切以及那些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在对孙中山的态度上出现的巨大反差，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出现的实际状况，今天的人们也许就能略见一斑。

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携好友陆皓东从家乡广东出发，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些对满清王朝进行改良的建议。此时，日本对满清王朝的挑衅正咄咄逼人，两国开战在即。李鸿章因忙于对日战事而未能接见孙中山，也未就孙中山提出的改良建议而作出答复，于是孙中山便愤而决定出洋。当年十月，孙中山在大买办郑观应的帮助下，从上海启程，经由正与满清王朝处于激烈交战状态下的日本抵达了美国的檀香山。并于甲午战争正酣的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成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且公开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样具体而明确的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的的革命主张。

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各自为政”这句成语，对于这句成语的出处，许多人也都很熟悉。据《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公元前六百零七年，郑国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为主帅统率宋军前往迎战。两军交战之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杀羊犒劳全体将士。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华元竟然忘了给自己的车夫羊斟也分上一份。见华元没有分给自己羊肉，羊斟的心里不仅非常不满，而且也想出了怎样报复华元的办法。第二天，郑宋两军刚一交战，羊斟就驾车拉着在车上指挥作战的华元直奔郑军阵地而去，华元见自己这下可是真的要“孤军深入”了，于是急忙命令羊斟把车赶回去。可羊斟却对华元说：“昨天分羊肉的事，是你说了算。今天这车往哪里赶的事，可就得由我说了算了”。说话之间，羊斟也就把车赶到了郑军的阵地里，堂堂的宋军主帅华元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被郑军轻易地活捉了。宋军由于失去了主帅，因而此战也遭到了惨败。　　

从成立了兴中会起，孙中山就把推翻满清政权当做是了自己人生的唯一。就在孙中山为推翻满清政权而东奔西走的时候，日本人也迈出了他们意在彻底击败满清王朝的坚实脚步。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军攻陷了旅顺。灭绝人性的日军在攻陷旅顺之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直至将旅顺全城的两万多中国居民杀得只剩下了三十六个人才摆手。而这幸存的三十六个人，也是由于日军要用他们去掩埋被屠杀的中国居民的尸体，才幸免于难的。　　

当日军在旅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还在进行的时候，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等人不仅在美国的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而且还随即筹集到了用于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下旬，孙中山和邓荫南携带这一万三千美元的经费从檀香山启程，经日本到达香港，准备筹划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经其老师英国人康德黎的介绍，认识了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认识了梅屋庄吉之后没有多长时间，孙中山就把他准备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计划告诉了梅屋庄吉。梅屋庄吉在得知了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的打算之后，不仅非常支持孙中山，而且还慷慨地答应为孙中山提供发动武装起义的经费。在结识了梅屋庄吉之后，孙中山又想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支持。为此，孙中山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了日本驻香港的领事中川恒次郎，请求日本政府支持他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在接到孙中山的请求之后，中川恒次郎两次写信给日本的首相原敬，向首相通报了孙中山请求日本政府支持他发动武装起义以推翻满清王朝的情况。但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日本政府也就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虽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与配合，但却由于得到了日本人梅屋庄吉提供的金钱帮助，于是孙中山等人还是决心将武装起义进行下去。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和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党旗的青天白日旗的设计者陆皓东以及陈少白、郑士良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决定发动广州起义，但由于计划败露，还未等起义发动起来，陆皓东等人被清政府捕杀了，孙中山和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只得逃到日本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就这样，孙中山等人所筹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还未等发动起来，便遂告流产。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的孙中山从神户来到横滨，组织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年底，孙中山离开日本再次去檀香山。之后，孙中山又于一八九六年十月到了英国的伦敦。在伦敦，孙中山遭到了满清王朝驻伦敦使馆的秘密绑架，后经其老师康德黎等人的竭力营救才脱险。　　

一八九七年八月中旬，孙中山为了抵进中国以便易于今后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再次抵达了日本的横滨。回到横滨之后不几天，就有两名日本人慕名前来拜会孙中山。这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宫崎寅藏，一个名叫平山周，二人都住在日本的东京。他们两人是通过满清王朝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消息才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的，听说孙中山回到了横滨，于是便慕名前来拜会。宫崎寅藏是日本的一个著名浪人，别号白浪滔天，所以也有人称他为宫崎虎藏或宫崎滔天。而对平山周，每一个知道孙中山的中国人也都应该知道他，因为孙中山的这个名字就是因他而起。这次到日本，孙中山是大有所获，不仅从此有了个日本名，而且还由于经过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的从中介绍，孙中山又结识了犬养毅、大隈重信、菅也长知、头山满、山田良政等日本朝野的许多著名人物。　　

在宫崎寅藏和平山周到横滨拜会了孙中山的几天之后，孙中山又到东京去找平山周，向他说了留在日本筹划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打算。听了孙中山的打算，平山周十分兴奋，马上与孙中山一同到了宫崎寅藏家，找到宫崎寅藏一同商定如何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在商定好了武装起义的所有行动方案之后，为了便于孙中山在日本的活动，三人又商定了让孙中山就住在附近的对鹤旅馆。在去旅馆之前，孙中山还特意换上了崭新的日本和服。一切都装扮好了之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一同前往旅馆。路上，三人经过了一座华丽的住宅，孙中山好奇地向平山周询问这是谁的住所，平山周回答说这是中山侯爵的府邸。到了对鹤旅馆，由平山周替孙中山进行登记。由于事先忘记了给孙中山起一个日本化名，平山周犹豫了一下，想起了刚才经过的中山侯爵的府邸，于是便顺手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下了中山两个字。可是“中山”只是日本的一个姓，有姓就还得有名，就在平山周正在思考给孙中山起一个什么日本名字的时候，孙中山拿过平山周手中的笔和登记簿，在中山两个字之后添上了一个“樵”字。从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先生就有了一个后来在知名度上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孙文这个本名的中日合璧的名字----孙中山。　　

从这次抵达日本直到一九0七年的这十年之间，孙中山以日本为中心并往来于檀香山和东南亚的各地，继续发动和领导了多次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的的武装起义，并且还策动、组织和指挥了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领导的保皇党人的论战，并于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的东京组建了同盟会。　　

一九一0年初，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京津以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组成了义和团，公开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协助清政府要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出中国，重整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感召下，清政府认为“民心可用”，遂在英、法、俄、德、美、日、意和奥匈帝国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部分军队已经侵入了北京城的情况下，于一九一0年的六月二十一日向压迫中国最为凶残的英、法、俄、德、美、日、意和奥匈、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战，从此拉开了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幕。

中华民族真的可以堪称是人类世界上的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每当民族走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能涌现出无数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也会产生大量的卖国求荣、卖主求荣的汉奸。就在北方京城里的慈禧老太太率领一群普通的人民群众和和部分爱国的清军将士与八国入侵者浴血奋战的时候，南方许多省的一些总督巡抚却与入侵者签订了称为是《东南保护条款》的和平条约。于是，在中华民族拉开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历史大幕的同时，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稀奇古怪的一幕也开始上演了。

满清王朝在向十一国列强宣战之后，以通电全国的形式发出圣旨，要求各地方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渡难关。可是时任大清国电报局督办的大买办盛宣怀却扣押了这份通电，仅向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发去电报，通告了清政府的这道圣旨的内容，并建议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一道抗拒执行清政府的这道圣旨。李鸿章在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和建议之后，伪称清政府的这道圣旨是“乱命”，不仅抗拒执行，而且还经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骁、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一道，由上海道台余联元出面，与入侵我国的各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计有九款内容的《东南保护条款》，从而坐视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和北京并将京津一带杀得十室九空而不顾。

就在京津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爱国的清军将士与入侵我国的八国联军浴血苦战、而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坐视不救的时候，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却觉得这是他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王朝的绝佳时机，在与宫崎寅藏在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之后，孙中山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收买那里的具有流氓黑社会性质的江湖会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又命令史坚如去广州收买江湖会党，待惠州起义发动起来之后，立即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予以声援响应。

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慈禧老太太和光绪皇帝逃往了西安。孙中山于是想策动南方的几个省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八月二十二日，孙中山从日本横滨秘密赶到了上海进行游说。然而却由于无人接受孙中山的策动，因此孙中山策动南方六省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的打算遂告落空。但是，此举的落空并没有使孙中山心灰意冷，在争取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之后，孙中山决定继续由兴中会单独发动武装起义。

九月二日，孙中山和日本人山田良政赶到台湾，拜见了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并详细地向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陈述了他准备在广东的惠州附近发起武装起义，然后攻打惠州、直取广州的计划，并请求日本官方给予他提供武器和资金上的支援。尽管后藤新平拒绝了孙中山的借款请求，但是在孙中山的一再请求下，儿玉源太郎还是允诺为孙中山提供足足可以装备起两个师的武器，并建议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发动起来之后，起义军可以到厦门去抢劫日本银行里可能足足超过二、三百万日元的库存充作军费。在得到了儿玉源太郎允诺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之后，惠州起义如期地举行了。 

按照儿玉源太郎的指示和默许，孙中山在日据台北设立了起义指挥部，自己亲自坐镇，而起义前线则由郑士良负责直接指挥。十月八日，惠州起义顺利地发动了起来之后，然而尽管在起义初期取得了一定的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清军的力量终究是远远地大于起义军，所以这次惠州起义在儿玉源太郎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他事前所允诺的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的时候，只坚持到了十月二十二日，就以失败告终了。

在这次惠州起义中，虽然儿玉源太郎没有来得及兑现他事前对孙中山所作出的承诺，但是日本人山田良政却不仅亲自参与了，而且还牺牲在了这次起义之中。

惠州起义发动起来之后，远在广州的史坚如积极进行了策应，并采用爆炸的方式于十月二十八日暗杀了两广总督德寿。但谁知德寿却不仅没有被炸死，而史坚如却反倒被清军捕获并于十一月十九日处死了。　　

惠州起义的失败，不仅没有使孙中山感到气馁，反倒更加坚定了孙中山广泛聚集力量，继续发动武装起义，誓将满清王朝推倒的决心。而且经过了这次真刀真枪的武装起义的锻炼，孙中山也开始成熟起来了。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又回到了日本。这次回到日本之后，孙中山不仅侧重开始在满清王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地反清排满宣传，而且为了培养和训练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孙中山还于一九0三年八月在日本的一个军事学家日野熊藏的帮助下，在位于日本东京的一个练兵场的附近，创办了一所后来被称为是“青山军事学校”的秘密军事学校，以日野熊藏为校长，聘请了日本军队的一个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开始秘密培训军事骨干。为了明确宗旨和强化思想教育，孙中山亲拟了该校入校的誓词并亲自主持了首届学员的入校宣誓。孙中山为这所秘密军事学校所拟的誓词就是后来被解释为是“三民主义”并成为了同盟会纲领的那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了扩大兴中会的影响和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中聚集起更大的反清排满的力量并筹措起义的经费，一九0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创办了秘密军事学校并主持了首届学员的入学宣誓之后，孙中山就离开了日本前往美国的檀香山。在檀香山，为了结成更为广泛的反清排满统一战线，孙中山又加入了洪门会在美洲的分支机构致公堂，并担任了该组织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从一九0三年到一九0五年，孙中山先后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费城、芝加哥、华盛顿等地的华侨华人中，进行了多场反清排满的演讲，从而唤醒了许多华侨华人的觉悟，扩大了兴中会的影响。完成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之后，孙中山又到了欧洲进行游历。　　

一九0五年夏，孙中山在接到宫崎寅藏要他返回日本主持和领导反清排满大计的信件之后，立刻结束了在欧洲的游历，从法国启程，于七月十九日回到了横滨。回到横滨之后，孙中山在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不仅与黄兴相识了，而且还经过其他一些日本人的穿针引线，实现了他所领导的兴中会与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创建并领导的华兴会的联合，并共同创建了同盟会。　　

一九0五年七月三十日，在孙中山返回日本的仅仅十一天之后，同盟会成立的筹备会议就在日本东京的黑龙会本部，也就是黑龙会的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举行了。参加会议的除了孙中山和黄兴等七十六名中国人之外，还有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和末永节这三个日本人。八月二十日，在另一个日本人阪本金弥的家里，同盟会正式成立的大会召开了，孙中山就任了同盟会总理一职。同盟会的成立，不仅将大多数具有反清排满思想的人都网罗在了其中，而且还网罗了一批日本人，其中就有内田良平和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开山鼻祖北一辉。　　

同盟会成立之后，由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这场反清排满革命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壮大，因此孙中山等人发动和领导的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不仅更加频繁了，而且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　　

一九0七年三月，孙中山离开日本来到法国占领下的越南河内，策划在广东的黄冈、潮州、惠州和广西的钦州、廉州一线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而且还要几个点同时发动，以便彼此声援与协助。　　

一九0七年五月，黄冈起义首先爆发。八月，钦州和廉州的起义爆发。年底，广西的要隘镇南关（今称友谊关）又爆发了孙中山所策动、组织和领导的第六次武装起义，着也是孙中山第一次亲临战地指挥的武装起义。　　

十二月二日凌晨，同盟会会员黄明堂受孙中山的指派，率领八十多人，用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并占领了镇南关。消息传来，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于十二月三日带领一批同盟会员以及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准备为起义增添新的力量。在火车上，孙中山坦率地对众人说：“我只有一个宿愿， 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自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的建议而遭到李鸿章的冷落之后，孙中山就不仅不再认同满清政权，而且更置历史和现实于不顾，不但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二百多年的满清依旧看成是入侵者而排除在了中国人之外，同时也更不把长城以北的满蒙土地视为是中国。孙中山的这种思想不仅对以后我国的学界和政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也给后世带来了极大地麻烦，以至于直到一九六九年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苏联人还因袭着孙中山的思路硬说“中国的边界在长城”。幸亏后来孙中山的思想有所转变，不仅接受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把满清皇帝和满洲贵族与普通的满族百姓加以了区分，这才减少了满蒙回藏同胞对辛亥革命的顾虑并增强了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增强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后来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对当年孙中山的许多提法和做法，都采取了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不然的话，孙中山可真的就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妨家老婆败家子”了。　　

到了镇南关战地之后，孙中山先是冒着清军的炮火发表了激昂的战场演说以鼓舞起义将士的士气，然后又参与了战斗指挥和救护伤员，并亲手发射了大炮。但是，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镇南关起义虽然有孙中山的亲自指挥，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镇南关起义失败之后，从一九0八年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等人又接连发动了广西的钦州、廉州和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在孙中山十几年如一日的宣传鼓吹和所策动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影响带动下，中华腹地的武昌终于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也爆发了反清排满的武装起义。由于武昌起义的爆发给袁世凯这个野心家及阴谋家提供了一个取代满清王朝的合理借口与绝好机会。于是，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掌握着满清王朝实际权力的隆裕太后下诏决定清帝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武昌起义的爆发，不仅很快就得到了南方与中原各省的响应，而且同时也得到了北方外蒙古的响应。从十月十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内地的十八个省中，除了直隶、河南和甘肃这三个省之外，已经有十五个省都纷纷宣告脱离满清王朝而独立。（此间，山东曾宣布独立，后来又取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北方的外蒙古也在沙俄的策动下，宣布脱离满清王朝独立。南方及中原各省独立是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假独立，而外蒙古的独立可是为了脱离鞑虏的真独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内地已经宣告独立和还未宣告独立的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了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会议，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北方的外蒙古却置自康熙三十年就归顺了满清王朝、并且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已经生活了二百多年的历史和现实于不顾，径自脱离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扬长而去。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政府立刻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由两镇（两个师）北洋军组成的第一军前往镇压，随后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率军南下增援。由于北洋军早已被袁世凯改造成了他的私人武装，所以，冯国璋在接到了清政府的命令之后，却去向袁世凯请示如何行动，袁世凯指示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对袁世凯的指示，冯国璋心领神会，因此在磨磨蹭蹭地赶到湖北前线之后，却并不卖力攻打起义军，而荫昌所亲自统领的另外两镇的北洋军，也同样是“瘸子打围坐着喊”。面对冯国璋等人的软磨硬抗，清政府无可奈何，不得不启用早就被开缺回原籍养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可是袁世凯却嫌权力太小，所以拒不领命。这时，武昌起义已经在南方引起了一连串地反应。继武昌起义之后，湖南、陕西等地纷纷有人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为了尽快将起义镇压下去，清政府只得将荫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掌管湖北军务，袁世凯这才欣然受命。　　

袁世凯在全权掌管了湖北的军务之后，立刻命令冯国璋率军猛攻汉口和汉阳的起义军。起义军虽然不乏矢志推倒满清王朝的决心和勇气，可是在军事实力上，乌合之众的起义军却远远不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的对手。十一月一日，汉口失陷。十一月二十七日，北洋军又攻陷了汉阳。可就在北洋军唾手便可攻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为了借用起义军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再次命令冯国璋按兵不动。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一月二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军的四十八位高级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向全国发出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以威胁南方的起义军。冯国璋等人的此举不仅给南方的起义军造成了极大地地威胁，而且还骗取了清政府的进一步信任，冯国璋后来还因此被清政府封为二等男爵并任命为了禁卫军总统，完全掌握了京畿地区的防务。　　

在此期间，由于云南、江西等地又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从而使清政府感到了更加地恐慌。十一月一日，就在北洋军攻陷汉口的当天，清政府又任命了袁世凯为掌握着清政府实际权力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在实际上掌握了清政府的实际权力之后，便开始和南方的起义军取得联系。就这样，袁世凯依仗自己手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军，先是集中给首先起义的武汉以沉重的军事打击，从而给起义军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威胁。在先给起义军造成了军事威胁之后，袁世凯又通过各种渠道，同起义军开始议和。而在议和期间，袁世凯又利用起义军的巨大声势和在自己的授意下，由段祺瑞出面，联络了除冯国璋之外的那些二十五天之前还曾经向全国发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通电的其他四十六名北洋军高级将领，于一月二十六日又向全国发表了“立定共和政体”的通电，来逼迫清帝退位。二月五日，为了催促清帝迅速退位，段祺瑞又带着他手下的八名协统以上将领发表了声称将“率全体将士入京”的通电，并于二月十日将司令部从湖北的孝感迁到了河北的保定，摆出了进京逼宫的姿态。二月十二日，满清王朝的隆裕太后下诏清帝退位。就这样，袁世凯以受其控制的北洋军拒不执行清政府镇压起义军的命令为要挟，逼迫清政府逐步任命他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从而掌握了清政府的实际权力，为篡权夺位的铺平了道路。在铺平了篡权夺位的道路之后，袁世凯又以军事打击的手段，压迫起义军对其作出让步，答应在他逼迫清帝退位之后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在得到了起义军接受了选举他为大总统的条件之后，袁世凯反过来再以起义军的声势和自己手下的将领一致拥戴共和的主张和行动，逼迫清帝退位。袁世凯就是这样用两面派的手法，不仅成功地篡夺了满清王朝的政权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而且还利用了满清政权和起义军力量互相作用的这种客观情况，为自己篡权夺位和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无此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阴险狡诈的袁世凯采用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尽管谋取到了最高权力并且还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也使中国本来就很虚假的政治伦理从此变得更加地虚假。因此当袁世凯这个北洋强人死后，深受袁世凯真传的北洋群雄，马上就为争权夺利而拉开了军阀混战的大幕。

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了满清王朝之后，依靠从满清王朝勒索到的多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和辽东半岛的巨额赎款以及丰厚的战场缴获，日本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不仅实现了强国的梦想，而且也达到了富民的愿望。许多中国的“有识之士”尽管不明就里，但也为日本迅速强盛的表明上的因素所吸引，于是纷纷东渡日本求学。清政府也是如此，为了所谓的振兴图强，也官费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但是，这些赴日的留学生、特别是清政府官费派出的留学生到日本之后最快学到的最大本领，就是不在再认同满清王朝，并从此自称是支那人。这些人在日本不仅创办了一种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并且在孙中山的赞助、支持和亲自主持下，于一九0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的那天）在日本的横滨还搞出了一个“纪念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以南明永历皇帝逃到缅甸的一六六一年为支那亡国之年）的纪念仪式。清政府官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里后来又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功勋人物中，就有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同盟会的历史上唯一有资格与孙中山并列的黄兴和李烈钧、蒋介石以及后来又成为了大汉奸的汪精卫等人。满清王朝花自己的钱不仅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掘墓人，而且还培养出了个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这笔钱花得实在是有些冤枉。不仅如此，《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满清王朝为了振兴图强，除了重建海军并委派袁世凯编练了北洋新军六镇之外，又下令各省也效法编练新军，并开设武备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袁世凯能够逼迫清帝逊位的力量，竟然同是来自满清王朝自己下令并出钱编练的这些新军。特别是在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消灭之后，满清政府为了重建海军而花重金购买的 “海圻”、 “海筹”、“海容”和“海琛”等四艘军舰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海圻”号在出访的途中就宣布易帜，投向起义军阵营，而“海筹”、“海容”和“海琛”三舰在奉清政府旨意到武汉去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却当场倒戈。毛主席生前经常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支在思想上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军队，不仅仅是金钱花的冤枉，而且更是危险之中的危险。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萨达姆豪气冲天，萨达姆的豪气就来自于他所拥有的百万大军。可是伊拉克战争刚一拉开战幕，萨达姆的百万大军突然就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顷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中国的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一九七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曾经公费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到英国等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可是如果看看这些留学归国的人如今在国内各个领域里的奇异表现，相信人们就会预感到今后将要发生什么了。　　

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国民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宋教仁准备出面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为了阻止宋教仁组成责任内阁，于当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行为，国民党人不仅进行了强烈地谴责并且还预谋武装倒袁。袁世凯为了先发制人，未等国民党人动手，先罢免了国名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江西、广东和安徽都督的职务。为了反抗袁世凯，孙中山命令南方各省的国名党人都督起兵讨伐袁世凯，进行“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只有李烈钧、黄兴和柏文蔚等少数人响应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号召组织起讨袁军，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军事行动，而其他如陈炯明和谭延闿等国民党人都督虽然手握重兵，但却坐视不动，以至于李烈钧等人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而组织起来的讨袁军，很快就被袁世凯的北洋军各个击败，“二次革命”遂在发动起来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便宣告了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等人遭到了袁世凯政府的通缉。孙中山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九日先逃到了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然后又再次逃到日本。由于日本政府事先已经接到了袁世凯政府协助逮捕孙中山的请求，因此当孙中山所搭乘的日本轮船在日本的神户港靠岸的时候，神户港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就带领着警察登船搜查。幸亏该船的日本船长是孙中山的好朋友，在该船长的掩护下，孙中山才逃过了此一劫。后来，在犬养毅、宫崎寅藏和菅野长知等人的疏通下，日本政府才勉强同意孙中山在日本居住。“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逃到日本的孙中山等人，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背负上了沉重的心理压力，而且更是由于失去了日本友人金钱上的支持，所以在生活上也备尝艰辛，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以至于就连孙中山平时都只能靠吃红薯、喝红薯粥度日。

由于没有了日本人的强力支持和金钱上的帮助，所以“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的孙中山再也无力像以前能够屡屡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那样，发起推翻袁世凯政权的“三次革命”或是“四次革命”了。尽管在国内政坛上屡屡受挫并受到了日本人的冷落，但是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在日本蛰居的近三年时间里，孙中山也还是大有收获的。这个收获一是在袁世凯明令解散了国民党的情况下，孙中山在原有的国民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自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二是赢得了与他有着二十年情意的老朋友宋耀如的只有二十岁的二女儿宋庆龄的芳心，从而收获了爱情。　　

当年在孙中山屡屡发动反清排满武装起义的时候，日本政府不仅给孙中杀提供了强有力地庇护，而且还允许孙中长时间在日本进行活动，聚集力量。许多日本人更是不仅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和亲自参与了孙中山所策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而且还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及武器上的支持。仅梅屋庄吉一人资助给孙中山用于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经费就相当于现在的十亿日元，从而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宫崎寅藏为了给孙中山提供发动武装起义的资金，倾尽了家中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资产；而山田良政更是死在了孙中山所发动的惠州起义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和那些曾经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人对待孙中山的态度和行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反差就是如此地巨大。从当年日本政府和那些日本人如此对待孙中山的表现上，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能从中领略到一些什么？结合孙中山所发动的一系列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的时间和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的过程来看，从孙中山能够屡屡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讨袁的“二次革命”了失败之后便再也无力发动“三次革命”及“四次革命”这种情况的对比看，辛亥革命的出现，确实是与日本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的。　　

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加快并加大了侵略我国的步伐，并曾经妄图吞下整个中国。一九一四年，日本借参加第一次大战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我国山东强取的权益。一九一五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逼迫袁世凯与其签订了足以灭亡我中华民族的“二十一条”。一九二八年，侵占我国山东的日军在蒋介石发起的二次北伐打到山东济南的时候，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一九二八年，为了趁乱夺取我国的东北，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炸死了东北军首领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一九三一年，日本关东军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全部占领了东北和内蒙的东部并扶植建立了满洲国，从而将我国肢解。一九三二年，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给我国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一九三七年，日军华北驻屯军挑起了“七·七事变”，从此开始了全面侵略我国。　　

一八四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开始武力侵略我国并逼迫满清王朝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一八五四年，美国也以武力威胁的方式，逼迫日本签下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中日两国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遭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欺负，又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开始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这样以解决挨打问题的现代化起步。但是，中日两国的不同文化决定了两国后来所走的道路出现了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两国未来的命运不同。满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在刚刚有所起色，挨打的危机刚刚有所缓解的时候，发展方向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开始时的“自强”而调整为了中后期的“求富”。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始终是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目标。因此在三十年之后，满清王朝虽然实现了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军事力量却停滞不前。而日本却由于不仅没有去追求少数人先富起来，而且还更有许多人毁家支持满清王朝的孙中山去屡屡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就是由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追求不同，所以日本的军事力量才逐渐赶上了满清王朝并终于在一八九四年挑起的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了满清王朝，从而跻身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强国之列。而满清王朝却由于甲午之战的战败而从此开始逐步跌入了更加悲惨的半殖民地深渊。从那时起，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开始拉开了，而且这个差距还是越拉越大，以至于拉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四十多年之后的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时，面对拥有“零式”战机和“大和”号这样全世界最大与最先进战列舰的日本军队，英勇的中国军人不得不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借有关部门准备隆重庆祝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有利时机，而且更是借助于今年年初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孔子塑像的这股妖风，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竟然有政协委员向大会递交了提案，要求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立孙中山的塑像。　　

天安门广场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就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而孙中山也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人物。能把塑像竖立在国家或是民族的政治中心的历史人物，首先就要在这个国家或是这个民族的人民的心中树立起伟大的形象。看待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仅能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是非善恶标准，而且更能反映出一个民族对是非善恶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但是人们在看待和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又会掺杂着丰富的个人感情色彩。因此如果个人感情的色彩过于浓烈，往往又会混淆了是非善恶。在这个方面，流传千古的伍子胥和昭君出塞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意义。伍子胥因为与其父兄一道反对楚平王的昏聩腐朽而与楚平王结下仇怨并且还遭到了楚平王的残酷迫害，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残杀了之后，不仅远投了敌国，而且后来还帮助敌国灭亡了自己的祖国；昭君由于得不到皇帝的宠幸而心生哀怨，因而才主动请求远嫁匈奴。像这样的两个历史人物，中国人长久以来却不仅给予了非常多的同情，甚至还编造了许多像“一夜愁白头”和“千金”、“落雁”等这样凄婉而生动的故事出来。纪念伍子胥的死不仅早已在江浙一带成为了端午节的起源，而且目前还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而对昭君出塞，多年以来更是不仅有大量的文人骚客为其伤心落泪，甚至还有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的学者竟然能从“昭君出塞”的这件历史往事上，意淫出了许多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出来。但是不管后果究竟会怎样，人们给予了昭君更多的颂扬和同情，毕竟还因为昭君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并且又远嫁到了匈奴。特别是在自西汉初年起，汉王朝为了免遭匈奴的军事打击，不得不采用屈辱的“和亲”政策以保全民族平安的情况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终归还是为民族做出了自己能做的最大贡献。昭君远嫁匈奴，不仅是昭君个人的悲哀与不幸，而且更是整个民族的屈辱和无奈。为了掩饰整个民族的屈辱和无奈，后世的中国人在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才像“年三十晚上死头驴，不好也说好”那样，不仅杜撰出了昭君远嫁匈奴是由于受小人的迫害才主动请嫁，而且还为昭君出塞这件事意淫了许多历史功绩、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出来。如果说对昭君的颂扬和怀念，仅仅体现出的是中国人丰富的感情色彩和民族虚荣心的话，那么对伍子胥的同情和赞扬，则纯属是中国人在是非观念上不辨善恶的突出表现了。这样行为，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悲哀和不幸。是中国文化多元、思想不统一、价值观扭曲而结下的必然恶果。　　

有人经常用昏睡不醒来形容精神麻木的中国人，的确，精神麻木的中国人确实是经常地处于昏睡不醒之中。中国人为什么会精神麻木？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长期受腐朽堕落的儒家思想毒害的结果。儒家思想之所以腐朽堕落，就是因为儒家思想中意淫的成分太多。一个靠意淫而不是靠科学体系来支撑的民族主流思想，必将会给这个民族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传承儒家思想的传统读书人就是由于过度地钟情于意淫，所以才不仅难以自拔，而且还发扬光大了儒家思想中的意淫成分。传统的读书人就是在儒家早期思想中那些意淫成分的基础上，竟然发展出了意淫文化这个儒家思想的重要分支。意淫虽然能够使人在精神上获得暂时的愉悦，但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就会损害人的精神健康，严重的将导致人的精神和行为发生错乱。大明王朝因为倭寇猖獗、频频入犯，不仅造成了生灵涂炭，而且也导致了政权不稳。于是一方面自洪武二十年（公元一三七年）起，命江夏侯周德兴在福建、命信国公汤和在浙江两地共计修筑了七十五座城池，备兵七万三千七百名以防御从海上而来的倭寇。可另一方面却又在倭寇依然猖獗的情况下，自永乐三年（公元一四0五年）起到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止，派出由太监郑和率领的多达一两万人的海军大舰队，先后共计进行了七次海上武装大游行。既然倭寇来自东南，那么海上武装大游行就只能奔西南而去，以免同倭寇在海上遭遇。尽管毛主席生前曾经多次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就是由于历史的教训无人注意，所以谁也不曾料到六百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在六百年后的今天又同样上演了。就在倭寇的后代日寇再次武装侵占了我国东南海域的钓鱼岛，南海又被周围邻国瓜分了的情况下，我强大的海军为了避免与日寇在海上遭遇，于是就只能沿着太监前辈的足迹，到郑和舰队曾经到过的西南方向的亚丁湾打海盗去了。不仅如此，就在驻外的使馆被炸、巡航的飞机被撞、整个国家处于敌对国家严密的军事包围之中、奥运圣火传递被阻、民族尊严一再受辱却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那些早已意淫成癖的文化精英们竟然还能仅靠承办了一届赔本赚吆喝的奥运会就恬不知耻地意淫了个“盛世”出来。据人们的长期观察发现，意淫不仅能够产生精神上的暂时愉悦，而且竟然还能意淫出幻想，阿Q就是通过长期地意淫而幻想出了自己有个曾经阔过的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意淫的境界也更是高潮迭起。如今的文化精英，也就是传统的读书人已经不仅仅限于在自己的家里意淫了，而且都已经意淫到了国外。甚至竟然能够意淫出了拿破仑都曾经说过：“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当他醒来时，世界会感到震撼”。　　

意淫文化在人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具体作用，就是使人能够产生像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阿Q为什么总是挨打，就是因为阿Q不仅总是在意淫，而且还意淫出了一种“精神胜利法”。有了“精神胜利法”作精神上的支撑，阿Q就会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自己是永远地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也就不必设法去改变自己来打败别人。我国自秦始皇建立了皇权专制制度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两千多年来，尽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受尽了苦难，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要去改变它。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意淫文化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胜利法”使人们自觉地束缚住了自己的思想，就是因为有“精神胜利法”在麻醉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精神。既然被儿子打，受儿子的剥削和欺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也就没有必要去改变它。　　

手淫的次数多了，必然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意淫的时间久了，必然会造成精神上的麻木。精神麻木的人，一定会长期沉入昏睡不醒的状态。　　

辛亥革命毕竟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事了，而且孙中山也早已作古。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孙中山个人的历史功绩？这就只能从满清王朝的最终覆灭和中华民国建立的过程中去分析，只能从辛亥革命是否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与世界格局的改变去考虑，只能从辛亥革命是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进步去认识，只能从辛亥革命是否解决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去衡量。　　

对于是哪种因素才真正导致了满清王朝最终覆灭？今天的人们还莫衷一是。满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是被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力量所推翻？还是由于袁世凯的篡权夺位而不得不下台？亦或是两种力量的有机结合？目前国内的主流观点认为满清王朝的最终覆灭是被辛亥革革命所推翻，而且这个观点也是长期以来国内主流们所一贯坚持的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　　

总结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主要原因，必须结合接续它的那个合法政权的建立过程去分析。满清王朝覆灭之后，接续它的国家政权是中华民国。但是如果这个中华民国是武昌起义之后组成的那个定都南京并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那么最终推翻满清王朝的主要力量必然是辛亥革命无疑。可令人遗憾的是，满清王朝覆灭之后，接续它的却并不是定都南京并由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那个中华民国，而是变成了定都北京并由袁世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而这个定都北京并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看来却又充满了滑稽剧的色彩。　　

武昌起义的爆发，不仅为袁世凯重新执掌北洋军的大权提供了一此绝佳的机会，而且更为袁世凯篡夺满清政权制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借口。袁世凯在重新执掌了北洋军的大权之后，即可不费吹灰之力地篡夺满清王朝，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南方发生的武装起义镇压下去。但是，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却着实地令人感到费解。可能袁世凯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也可能是袁世凯对自己手下的那些大将了解过深，知道他们的野心并不比自己的小，怕他们在自己篡夺了满清王朝的政权之后，也步自己的后尘，那自己可就成了捕蝉的螳螂了。但袁世凯也更知道，婊子易当，牌坊却难立，所以自己要先立起牌坊，然后再当婊子。于是，袁世凯在指使手下的段祺瑞等几十员大将威逼清帝退位的同时，自己却又装出了一副誓死效忠满清王朝的样子。所以，满清王朝在实际上已经是众叛亲离而又遭到人民的武装反抗不得不退位的情况下，又借用了袁世凯虚伪的誓死效忠，留下了这样一道内容奇特的退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刈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从以隆裕太后的名义颁布的这道清帝逊位的诏书中似乎能够让人看到，清帝逊位好像并不是无奈之举，而是在全国军民的一再要求之下，为了体恤民意民生而主动做出的大度选择。从民国建立之后清室不仅可以继续留住紫禁城、享受民国政府每年提供的四百万两白银的供奉，而且民国政府还要像对待所有外国元首那样礼待逊位的满清皇帝。特别是退位诏书中的“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的这句话，多少会令人感到，中华民国能够得以建立，是满清皇帝最后赏赐给中国人民的，袁世凯能够当上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满清王朝对“忠臣”的最后奖赏。令人好笑而又非常难以理解的是，对于满清王朝这样的最后一道圣旨，袁世凯为什么竟然也能够欣然领受？难怪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在向部下传达“帝制改共和”的时候会说是“奉旨办共和”。一个民主的共和国，竟然是由被它所推翻并取代的封建王朝来颁布“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样的圣旨才建立起来，这真是开了人民的玩笑，开了为驱除鞑虏并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革命先烈们的玩笑，开了历史的玩笑。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就在清帝退位诏书颁布的第二天，孙中山在接到袁世凯发来的“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这份表示自己政治态度的电报之后，立即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辞呈。二月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了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四月一日，孙中山向袁世凯正式移交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四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由南京迁往北京，中国实现了南北统一，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从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看，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实在是过于地牵强附会。但是如果说袁世凯是篡夺了满清王朝的政权，倒还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所答应的优待清室的条件，就是袁世凯为了自己日后当婊子而先立起的牌坊。因此，导致满清王朝最后覆灭的真正原因，只能是袁世凯的篡位夺权。如果袁世凯不是早就怀有篡夺满清政权之心而是继续效忠满清王朝的话，那么武昌起义也必将如同在此之前孙中山所策动的所有武装起义一样，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另外，武昌起义之后所组成的南方起义军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如果真有打败北洋军，完成驱除鞑虏、推翻满清政权这个革命任务的能力，那么也就不会发生后来孙中山向袁世凯移交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与南北议和并实现了南北统一这件事了，当然也就不会有更后来的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这一说法了。　　

辛亥革命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所起的促进作用，就是使亚洲出现了第一个积贫积弱，继续饱受列强欺辱并陷入了频频内战之中的共和国。除此之外，辛亥革命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改变没有起到任何的其他作用；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就是在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但是，辛亥革命在推翻了一个真皇帝的同时，可却又造就了不少的土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没有多少发展，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而且还变得更加地贫弱不堪。特别是辛亥革命丝毫没有解决它本来想要解决的政权腐败和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挨饿问题，丝毫没有改变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只有受欺压和受凌辱的地位和处境。因此，武昌首义的元勋蔡济民才会这样评价辛亥革命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加共和”。但是，作为一场推翻了帝制的革命如果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一点的进步意义也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便有惯于抬轿的人总结出了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功绩，那就是使民主和共和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了人心，从而成为了复辟帝制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其实，共和还是帝制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强大，也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大英帝国至今实行的还是君主立宪制度，但这却并没有妨碍大英帝国雄霸世界三百年；日本天皇的皇位直到今天还坐得稳稳当当的，可日本早就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海地和墨西哥倒是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可直到今天还面临着民族生存的危机。　　

有个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确，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是，在缺少有效的社会伦理、特别是在缺少有效的政治伦理以及良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制约下，特别是由于缺乏一种思想作为民族凝聚核心的情况下，由于民主极易产生各自为政或是出现权力真空的现象而导致整个民族成为一盘散沙，所以，民主不仅是个好东西，而且也极有可能变成个坏东西。　　

辛亥革命使中国的国体由君主专制转为了民主共和，但是只有大家都想往一起合，才能算是共和，可当时的中国却不是这样。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仅外蒙古分裂出去了，而且就连新疆和西藏也是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失控状态。即使是在广大的中国腹地，实际上更是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特别是在袁世凯这个北洋强人死了之后，北洋群雄因为群龙无首并且还互不佩服，因此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就立即开始上演了。对现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有人认为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而在中国扶植他们的代理人的结果。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就成了“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扶植他们的代理人的做法，只是加大了中国军阀混战的规模，却不可能成为导致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可能就连最没有文化的人都懂得“苍蝇不叮无缝鸡蛋”的这个道理。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接受帝国主义的扶植，那么帝国主义还能在中国找到并扶植起他们的代理人吗？造成中国人争先恐后地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导致现代中国出现如此巨大规模的军阀混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人骨髓之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有枪就是草头王”和“有奶就是娘”的这种心理。也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以才不仅导致了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由于出现了权利真空并且为了争夺权力而马上开始了混战，而且也造成了孙中山在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那些已经能够摆脱孙中山控制的国民党人都督拒不服从孙中山的命令，从而使讨袁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因此才说辛亥革命推翻了一个真皇帝，却也造就了不少的土皇帝。并且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这些土皇帝就还人人都想打败其他的土皇帝而成为真皇帝，但在自己力不能逮的情况下，于是这些土皇帝就纷纷想去借助外人之力。借助外人之力就难免不仰人鼻息，就难免不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中国人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只不过与辛亥革命之后的那些军阀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不同，以前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这些人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买办。在满清王朝还能有效地掌握住全国政权的时候，这些人还非常识时务地并没有产生“取而代之”而成为皇帝或是土皇帝的政治野心。于是在“有奶就是娘”的这种心理驱使下，为了实现少数人先富起来，便充当了买办。而且后来也就是在这些人中，还出现了许多毒害中华民族的鸦片走私贩。　　

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有枪就是草头王”和“有奶就是娘”的这种变异的心理？为什么中国人会争先恐后地主动充当外人在自己国家里的代理人？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中国人的价值观之所以会发生扭曲？主要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产生一种能够为全民族所接受的、能够净化人们的灵魂、能够抚慰中国人的心灵、能够充实中国人的精神的信仰。由于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后来成为了我国主要宗教的外来佛教所倡导的出世出得太远，以至于产生了思想上的黑洞。由于真诚信仰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出家人都成了虚无缥缈的神仙，都只管笑看红尘而不管人间凡事，所以道家和佛家的思想才难以让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真心接受。从中国老百姓经常说的“好孩子谁往庙上舍”的这句话中就能感觉到，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地信仰道教和佛教的。而且如果中华民族如果真的信仰了道教和佛教，恐怕中华民族早就因为自行绝育而绝种了。道家和佛家思想由于其所倡导的出世出得太远，所以成为不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而两千多年来作为我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由于其所倡导的入世入得太深，因而又成为了权力的附庸。一种丧失了独立特性而成为了权力附庸的文化，是成为不了能够强悍中国人的性格、能够净化中国人的灵魂、能够能够抚慰中国人的心灵、能够充实中国人的精神、能够坚强中国人的意志、能够统一中国人的思想、能够使整个民族形成一种共识、能够引领整个民族向前发展并走向未来的共同信仰的。正是由于没有一种共同的信仰和缺乏先进文化的引领，所以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因而才会只认同物质财富而极少认同精神财富，才会非常地讲究实际，才会如蝇逐臭般地去疯狂追逐自己的私利，才会出现极度扭曲的“笑贫不笑娼”这样的是非美丑观念，才会出现“有钱的王八大三辈”这样骂人的话，才会形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奶就是娘”的这种变异的心理。也正是由于这种变异的心理，所以才造成了中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只产生过权力、甚至是暴力的权威，而没有产生过思想的权威。才造成了许多中国人在习惯意识上只认同和服从权力、甚至是只认同和服从暴力，而却绝少认同和服从真理。这种只认同和服从权力、甚至是只认同和服从暴力而绝少认同和服从真理的习惯，不仅导致了一种正常的社会伦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伦理在我国始终难以建立起来，而且更造成了一旦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整个民族必然就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孙中山在总结讨袁的“二次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和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的时，发现了是由于国民党的内部涣散和中华民族总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才导致了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和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这个问题。于是认为党只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才能有战斗力，中华民族只有凝聚成一个坚强的整体才能不再挨打。因此孙中山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强令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宣誓效忠于他个人，想以此方式来加强革命党的内部团结。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找到什么才是导致革命党的内部涣散和中华民族成为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挨打与挨饿问题。于是只好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留给了后来的毛泽东。

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确实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真正解决的，而且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特别是毛泽东还不仅只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的挨饿问题，而且毛泽东更是解决了中华民族良好的社会伦理、尤其是良好的政治伦理几千年来都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

毛泽东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华民族的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要动员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拯救濒临亡国灭种边缘的中华民族，那就只有首先唤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悟。而唤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悟，不仅要创立一种能够引领中国人信仰、能够充实中国人精神、能够改变中国人性格的先进思想，而且更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伦理、尤其是更要建立起一种良好的政治伦理。因此从“秋收起义”之后不久的“三湾改编”时起，毛泽东就在党和红军队伍中开始了努力创建一种良好的政治伦理的实践。这种良好政治伦理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毛泽东所创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就是“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在连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党指挥枪”的原则，确保了每一名干部都必须要靠思想教育、靠真理引领而不是靠权力的威慑来领导和管理红军队伍。“士兵委员会”的建立，使每名战士都拥有了管理这支队伍和制约干部的民主权力。依靠“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保障每一名战士都拥有并能有效地行使自己民主权力的这种制度，使得良好的政治伦理在革命队伍中很快地就建立了起来。在以后的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又把这种创建良好的政治伦理的实践，具体地运用到了所开创出来的每个革命根据地中，从而在中国又开创出了良好的社会伦理。“党指挥枪”和“枪指挥党”虽然只有一个字的颠倒，但却有着根本性不同。“党指挥枪”就是毛泽东在用思想教育、在用真理引领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八路军，领导新四军，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全体中国人民。而“枪指挥党”就是在用权力的威慑作用来领导党，领导军队，领导一切。任何人对真理的认识和接受都必然会有一个过程，只有经过思想斗争，只有经过思想上的争论，人的思想认识才能提高。人的思想认识只有在提高了之后，才能发现真理，才能认识真理。如果依靠“党指挥枪”这样的原则来进行领导，那就必须允许人对思想、对真理进行质疑、进行争论。而采用“枪指挥党”这样权力威慑的方式来进行领导，那就必然不许人对权力进行质疑，因此也就必然会“不争论”。

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无数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国建立起了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从此又多了一种更加具体而强大的指导思想、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此能够得以改造并增添了新的具体内容，而且更使每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从此有了真正地信仰。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所以才使中国的革命不仅从此焕然一新，而且更使中国人的觉悟得到了提高、更使中国人的精神得到了增强、更使中国人的性格得到了改变、更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更使中国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从而才使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

从秋收起义建立起了第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起，毛泽东就把以“党指挥枪”这个原则为主要内容的良好的政治伦理深深地植入到了这支军队中，使这支军队不仅能够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而且更能永远保持蓬勃向上的朝气。从而才能真正地做到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从军队中首先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政治伦理，推广到每个革命根据地又建立起了良好的社会伦理。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教育了每一名革命战士，教育了每一名普通群众。正是由于有了经过教育的普通群众，正是由于有了经过教育的革命战士，所以在经过长达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之后，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这座最为沉重的大山，将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了中国，真正地解决了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问题。

 就像人们常说的“一花独放不是春，满园花开春满园”那样，一心为了中华民族、一心想着全人类的毛泽东深深地知道，整个人类若想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未来，人类世界就必须彻底摒弃欧美国家所奉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重新建立起一种能够体现人类正义，能够符合整个人类利益的崭新的国际政治伦理，也就是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华民族在刚刚站起来的那时起，就坚决主张在国际政治中，要真正实行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坚决主张任何国家在处理任何国际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去处理。为了创建这种崭新的国际政治伦理，新中国不仅仅只是这样说，而且还更是坚决这样做。就在自己刚刚站起来不久还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新中国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坚决保卫世界和平与维护国际正义的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尽管毛泽东付出了自己后半生的努力想实现国际政治的伦理化，但是，人的自然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所努力建立起来的这种良好的政治伦理首先在中国本身就只剩下了曾经，所以整个人类世界也就又返回到了毫无人伦而却充满了兽性的时代。国际政治的伦理化对整个人类、尤其是对那些弱小国家、弱小民族是极其重要的，是那些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希望。看看今天的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正在遭受的如此肆无忌惮地践踏，就知道当年亚非拉的那些弱国、小国和穷国为什么要抬着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了；看看今天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人民的悲惨遭遇，就知道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压迫的民族为什么会那么的敬仰毛泽东了。因为他们唯一在中华民族、在毛泽东的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未来，特别是看到了弱小民族的未来。就连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这个良心发现了的老殖民者的后代，当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都万分感慨地说：“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

人只有在认同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坚定地信仰。人也只有在产生坚定信仰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奉献精神。只有产生了奉献精神，才能肯于做出牺牲和敢于做出牺牲。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和于庆阳等是每个中国人都会永远铭记的英雄。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和于庆阳等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个中国人都会永远铭记的英雄，就在于他们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为中华民族做出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强烈奉献精神，而他们身上那种强烈奉献精神的产生，就是源于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有许多人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盛产汉奸。确实如此，长期以来，每逢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而面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定会有大批中国人的人当汉奸。如果仔细分析同样就会发现，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能够当汉奸，还是由于受腐朽堕落的儒家思想长期毒害而形成的权利崇拜、甚至是暴力崇拜才造成的。汉奸的本质就是奴性，奴性的根本表现，就是在比他们弱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出的是超强的凶残；在比他们强的人面前，他们表现出的又是极其地恭顺。奴性的产生是只认同和服从权力，只认同和服从暴力而不认同真理的必然结果。许多中国人都一直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极其讲求理性的思想，可是没有伦理，不讲道理，那里来的理性？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奴性。这是因为奴性太浓，所以才导致了儒家思想必须要依附于权力才能生存下去。而奴性太浓，也正是儒家思想长期依附于权力来生存而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客观现象。儒家思想所竭力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种伦理，其实就是无条件地服从，就是无条件地服从权利和暴力。在我国的历史上，不仅自古就养成了父母打孩子的习惯，而起就连老师都有责打学生的权利，至于官府对待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上堂打官司，不管有理无理，先打上三十板子然后再进行审理。孔子被尊为是我国教育的鼻祖，责打学生的做法，也应该是从他开始的。讲服从就不能讲道理，而不讲道理的伦理，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伦理。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作为儒家思想创立者的孔子好像是一个十分讲道理、非常遵从伦理的谦谦君子，可真实的孔子却不仅是一个只认同权力和暴力、只服从权力和暴力而从来不认同和服从真理、更从来不讲道理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且还是“不争论”的祖师爷。孔子就是由于讲道理讲不过少正卯，所以才用在他担任了鲁国大司寇之后仅仅第七天就迫不及待地动用国家的司法权力杀了少正卯的这种做法，搞了个不争论。用杀人的这种做法搞不争论，不仅使少正卯的主张失传了，而且也使孔子的儒家思想从此攀附于国家的权力而流传了下来。连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都如此蛮横不讲理地用杀人这样的残暴方式来制止别人同他的争论，那么长期受儒家思想教育毒害的、或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人如何能够讲道理。胡耀邦说搞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明明是孔子的发明，怎么会变成是他的发明，真是无耻至极。连自己祖师爷的知识产权都敢强取豪夺，这种人哪有道理可讲。不讲道理也就不会遵从伦理，不遵从伦理也就没有了叛国投敌当汉奸的心理约束。没有心理约束而在价值观上又产生了极度扭曲并且还只认同权力、只认同暴力的人，只要一遇到合适的时候，当汉奸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有道理才能有道德，讲道理才会讲道德。有道理与有道德，讲道理及讲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独有，而没有道理与没有道德，不讲道理及不讲道德却是兽类社会与禽类社会的共同。长期以来，中国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之所以会如此地残酷，其中不仅有制度上的原因，而且更有统治阶级从来不讲道理以及从来不讲道德的因素。就像当今把几千万的工人赶出了工厂的时候、把几千万的农民赶出了土地的时候，把上千万的良家妇女逼迫为了娼妓的时候，强行拆掉老百姓的房子搞房地产开发的时候，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是否曾经和他们讲过一丝一毫的道理。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有谁曾经用道德约束过一下自己。所以孔子的塑像立起来了，道理也就无处可讲了，道德也就将在中国彻底消失了。就是由于从来不讲道理，就是由于从来不讲道德，所以中国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残酷程度，才会毫无顾忌地突破人类社会的底线。

在漫长的历史上，就是由于长期受腐朽堕落的儒家思想的毒害，就是由于中国人长期生存在这种只认同和服从权力、甚至是只认同和服从暴力而不认同和服从真理的环境之中，所以才不仅阻断了中华民族对真理和未来的探究与追求之路，不仅导致了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始终难以建立起来，而且同时更导致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上也都长期处于在普遍麻木的状态。长期的精神麻木状态，又养成了中华民族怯懦无勇和麻木不仁的这样一种性格。怯懦无勇和麻木不仁的性格不仅又导致了中华民族长期的挨打，而且更使中国人同时也丧失了维护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勇气。就是由于中国人普遍丧失了维护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勇气，因而才使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在中国才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在毛泽东逝世后，很快地就被人给毁掉了。与日本人总是在血性与理性之间进行选择不同，中国人更是习惯在理性与懦性之间做出取舍。英国的大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就曾经说过：“性格决定命运”。的确，性格不仅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更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意大利法西斯已经投降，德国法西斯也行将战败的情况下，日本却不仅拒不投降，而且还宁可“一亿玉碎”，也要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从一九四三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美军在太平洋上先后发起了塔拉瓦战役、硫磺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冲绳群岛战役等一系列夺岛战役。上述几个岛屿的守岛日军在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几个岛屿都彻底成为了孤岛，断绝了一切外援可能的情况下，不仅死战不降，而且还斗志昂扬，毫无怯意。结果几场战役打下来，美军虽然将上述几个岛屿全部攻取并全歼了守岛的日军，可结果却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而且不仅守岛日军的顽强抵抗令美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几个岛上日本平民的选择，更是令美国人胆寒。为了不影响守岛日军的作战士气和不落在美军手里受辱，塞班岛和冲绳岛上的许多日本平民都选择了自杀。塞班岛上的八千多名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在美军攻陷塞班岛之前，纷纷从后来被称为是“自杀崖”的三十多米高的莫鲁比岩上跳入大海。而冲绳岛上由于缺少这样的悬崖，许多日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就从浅滩上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浩瀚的太平洋。

日本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选择拒不轻易投降而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而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却竟然是由中国这个受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对日本作战时间最长、受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伤害最大、而且还是战胜国的国家来承担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日本之后，苏联不仅逼迫蒋介石政权承认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而且还恢复了沙皇俄国早年曾经在我国东北所掠取的一切权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并且还被美国抬举为了当时世界上的五大国之一、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却不得不吞下因日本的负隅顽抗而结出的这枚损害远远超过了所有战败国的苦果。中国不得不吞下的这枚苦果产生的因，其实早在“洋务运动”的发展目标从“自强”改为“求富”时就已经种下了。而导致中国种下这个只能结出苦果的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导致的中国人的过度自私和极端短视。就是由于过度自私和极端短视，所以才会导致中国人往往越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而越是做出错误的选择。后来也就是为了彻底矫正中国人过度自私的这种心理和极端短视的这种行为，也就是为了彻底改造总是导致中国人产生过度的自私心理、总是造成中国人选择极端的短视行为的传统文化，所以才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才有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和“放眼世界”这样的提法和做法。 

许多人都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辛亥革命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软弱，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会如此地软弱？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属于自己这个阶级的文化，所以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就无法真正地树立起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也就不能充实并强化自己的精神，也就不能建立起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由于没有信仰、没有精神、没有伦理，而只剩下利益，所以才造成了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因而也才就承担不起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民族责任。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告诉了我们，任何一个想走向未来对民族，任何一个想走向未来的阶级，就必须要有属于自己民族、属于自己阶级的文化。

在总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过程的时候，许多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甲午战争的战败不仅将中华民族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而且也导致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现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和加速了满清王朝的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打击确实非常巨大，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打击，还是心理上的打击。这个打击，主要就是体现在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上的打击。这个打击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四十多年之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竟然打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抗战的八年之中，先后有几百万的中国人充当了为日本人效劳而反过来伤害自己民族、残害自己同胞的汉奸。　　

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军事上的战败毕竟还是主要的。战争是人与武器的有机结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枪是自己不会动的，需要有一颗勇敢地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武器只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所以，小国才能打败大国，弱国才能战胜强国，甲午战争的结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的人口仅及满清王朝的十分之一，财政收入仅及满清王朝的四分之一，科技和工业制造能力也不比满清王朝领先多少。因此，如果单纯地从军事上的角度去分析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那么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人的素质上的原因。而具体的体现，首先就是满清王朝在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落后，其次就是满清王朝的官兵在军事素养方面不如日军官兵。　　

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落后，必然会导致战争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事爆发之后，德国仅用六个星期的时间就打败了有英军支援的法军，法国只得举国投降。法国的国力与德国相比并不相差多少，法军的军力在整体上也不输于德军。法军之败，就败在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落后。但是，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对决定战争的胜负固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官兵个人的军事素养，对战争的胜负也同样重要。任何一次战争的胜利，都是由一场场战役的胜利组合而成。而每一场战役的胜利，更离不开一次次局部战斗的胜利的积累。就像英国的一首歌谣所唱的那样：“缺了一枚铁钉，掉了一个马掌；掉了一个马掌，失去一匹战马；失去一匹战马，损了一名骑兵；损了一名骑兵，丢了一次战斗；丢了一次战斗，输掉一场战役；输掉一场战役，毁了一个王朝。”任何一场局部战斗的胜败，都关系到整个战争的全局。而任何一场战斗的胜利，又都与官兵个人的军事素养密不可分。官兵个人的军事素养对战斗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的战例不胜枚举：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炸开的是通往战斗胜利的道路；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堵住的是通往战斗失利的大门。万里长城之所以能够抵御游牧民族的铁蹄，就是因为万里长城是用石头而不是用豆腐修筑起来的。绵羊无论有多少只，也组成不了一支军队。只有钢铁般的战士，才能组成钢铁般的军队。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只有钢铁般的军队，才能战胜任何凶残的敌人，才能保障自己民族的利益，才能保证自己的民族不挨打。　　

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和一支军队官兵个人的军事素养，都与这个国家的文化密切相关。我国以“仁”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决定了我国在军事战略指导思想的制定上，长期囿于了“守”的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在维护国家、维护民族的利益上，中国人选择更多的是谋，而不是勇、不是力，不擅长用直接的对抗、尤其是不擅长用直接的军事对抗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备受国人推崇的《孙子兵法》中关于战争最高境界的阐述，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实在是难以产生什么高深的近代与现代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出来。就连被誉为是我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所提出来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依然是“以守为战”。而林则徐的好友、最早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编纂了对日本曾经产生了深深震撼的一百卷本的《海国图志》的魏源，更是非常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内河”的这种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掌握着满清王朝相当大的实际权力、曾经残酷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残杀了几万太平军降兵降将连眼皮都不眨的李鸿章，在北洋水师建军的过程中更是不仅一次地说过：“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守疆土、保和局而已。”“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衅自我开，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而且就是在与日本已经处于实际交战状态的时候，李鸿章还依然是抱定了“避战保船”这样消极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就在满清王朝还上下一致抱定要与人为善的时候，同一时期的日本却在羽翼尚未丰满，而且也还正遭受着欧美列强欺压的情况下，就开始筹划如何进行扩张。一八五五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在他的著述中这样写到：“为今之计，不若谨疆域，严条约，以霸糜二虏（“二虏 ”指英美两国）。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

一八八0年，吉田松阴的学生、后来曾经两度担任日本的首相、被誉为是“日本近代陆军之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奠基人的山县有朋在其所著的《邻邦兵备略》又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锲而不舍地追求少数人先富起来不同，日本却有人选择了毁家去资助敌对国家、或者是潜在的敌对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以削弱自己的敌国或是潜在的敌国；与中国人一贯与人为善的传统不同，日本人却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欲图扩张。这种反差巨大的表现，这就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文化之间的根本不同，这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熏陶出来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根本不同，这也是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上的根本不同。　　

官兵个人的军事素养，主要包括思想素养和军事技术素养这两部分内容。思想素养主要体现在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绝不屈服的坚强意志，主动求战的高昂斗志，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等几个方面上。而军事技术素养主要体现在高超的战役组织和战役指挥能力，良好的战术协同能力，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过硬的军事基本素质等几个方面。 　　

如果单从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对比上来分析，北洋水师和满清王朝的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也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但是，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等物质力量之间的直接对比，而更是交战双方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较量，更是交战双方官兵在精神和意志上的较量，更是交战双方官兵在军事技术能力上的较量。　　

一八九四年九月十六日，北洋水师的十二艘主力舰和几艘鱼雷艇护送搭载着四千多名陆军的五艘运兵船抵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域登陆。在留下“平远”和“广丙”两舰以及鱼雷艇在大东沟海域继续执行巡逻警戒的任务之后，北洋水师的其他十艘主力舰在口外十二海里的大鹿岛东南海域下锚。九月十七日十二点五十分，北洋水师的十艘主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在大东沟海域遭遇并展开了激战。十四点，北洋水师的“平远”和“广丙”两舰及部分鱼雷艇在完成了掩护陆军登陆的任务后，赶到战场增援。十七点三十分，日本联合舰队首先撤离战场，大东沟海战遂告结束。大东沟海战的最终结果是北洋水师的“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和“广甲”五艘巡洋舰被击沉或被撞沉，“来远”受重创，官兵阵亡和受伤一千余人。而日本联合舰队只是“松岛”、“吉野”、“比睿”、“赤城”和“西京丸”五舰受到重创，官兵阵亡和受伤六百余人。　　

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域的这场遭遇战中，尽管北洋水师中也出现了“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和“广甲”舰管带吴敬荣等少数贪生怕死之辈，但大多数北洋水师官兵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战斗意志还是可圈可点的。可令人遗憾的是，北洋水师官兵在军事技术上的表现却实在是太差了。在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参战的十二艘军舰中弹都达二百发以上，而日军的十二艘军舰中弹却大多都在二十发之内。特别是“福龙”号鱼雷艇上的官兵，尽管在艇长蔡廷干的指挥下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尽管在近距离上接连三次发射鱼雷，却没有一枚击中日舰“西京丸”号。尤其令人感慨的是，“福龙”号鱼雷艇在四十米左右的距离上对“西京丸”号发射的最后那条鱼雷，竟然是从“西京丸”号的舰底下穿过去的。　　

战争的胜负尽管有着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但也有着难以预料的偶然性。大东沟海战中，日本海军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就乘坐在“西京丸”号上督战。“西京丸”号是一艘由客船改装而来的铁肋木壳的军舰，不仅只装备了四门火炮，而且更无装甲防护。不用说中上一条鱼雷，就是再多挨上几发炮弹，也会立即沉没。如果北洋水师击沉了“西京丸”号，就极有可能击毙桦山资纪，只要击毙了桦山资纪，就不仅能极大地鼓舞北洋水师官兵的士气，而且更能严重地挫伤日本官兵的斗志，大东沟海战的结局就极有可能因此而改写。也许是“西京丸”号和桦山资纪的运气太好，也许是上天真的在保佑日本，所以实际的战局也就成了以后的那样。日本与满清王朝及朝鲜虽然是邻国，但领土却并不接壤，只是隔海相望。参加大东沟海战的日本联合舰队，是当时日本海军的全部家底，只要北洋水师击败了日本的联合舰队，也就不会有后来满清王朝在陆战中的失败。也许是北洋水师和蔡廷干、丁汝昌，甚至包括李鸿章在内所有人的运气都太坏，也许是上天真的要灭亡满清王朝，所以才导致了“福龙”号鱼雷艇在如此近的距离上接连三次发射鱼雷都未能击中“西京丸”号。就是这短短的四十多米的距离，使蔡廷干和丁汝昌未能因此而成为民族英雄。尤其是这短短的四十多米的距离，更使李鸿章完成了从民族英雄到卖国贼的转换。　　

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确实有满清王朝腐朽堕落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由于文化上的腐朽堕落。文化上的腐朽堕落不仅导致了国家政权的腐朽堕落，而且更导致方伯谦和吴敬荣等成了贪生怕死之辈。特别是方伯谦在战斗中带头逃跑的行为不仅严重地动摇了北洋水师的军心，而且也更加刺激了日军官兵的战斗欲望。尤其是作为北洋水师二等主力舰的“济远”舰以及“广甲”舰的逃离战阵，再加上“济远”舰在逃跑的途中还撞沉了“扬威”号军舰，从而又极大地削弱了北洋水师的作战力量，也构成了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战中失利的原因之一。　　

总结自己的历史，也就是在解剖自己的过去。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的人都具有一种本能地维护自己尊严的心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更是形成了“为尊者讳”的这样一种传统，所以往往又很难做到真正地记录自己的过去、真正地总结自己的过去、真正地解剖自己的过去。总结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加客观而准确地认识现实。不能客观而准确地总结历史，就不能客观而准确地认识现实。现实由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现实也就必然会起到引领未来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智慧和理性告诉了人们，记录自己的过去、总结自己的过去、解剖自己的过去，必须要客观准确。　　

中华民族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中华民族挨打的历史也很悠久。后来的人总结历史，应该是为了从惨痛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而要真正地吸取经验和接受教训，那么就必须要做到能够真正地解剖自己的过去，要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要敢于承认别人的优点与长处。　　

长期以来，无数的中国人都在冥思苦想着这样的同一个问题，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中华民族挨打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其实中华民族总是挨打的真正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严重缺陷而导致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普遍都缺乏坚定的正确信仰和在价值观上产生了极度扭曲。缺乏坚定的正确信仰和在价值观上产生了极度扭曲，不仅会导致民族性格怯懦和人们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以及判断能力出现偏差，而且更会导致人们普遍都缺少强烈地奉献精神。普遍缺少强烈地奉献精神，必然又会使我们这个民族难以产生真正的英雄。特别是在人们对是非善恶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出现了偏差的情况下，即使产生了真正的英雄，也不会去真心地爱戴。正如诗人郁达夫所说的那样：“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可怜的一个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却不知爱戴的民族，是一个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精忠报国的岳飞被冤杀虽然只是秦桧等少数几个汉奸所为，可满朝文武却只有韩世忠一人为岳飞鸣不平；力抗满清的袁崇焕，不仅惨遭昏聩的崇祯皇帝的冤杀，而且还被深受袁崇焕的恩泽、但却比崇祯皇帝更昏聩的百姓分而食之。这样的民族不挨打，还有谁会挨打？　　

尽管中华民族总是挨打，可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民族英雄。可像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邓世昌等这些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们个人的命运却又总是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联系在一起的。而像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的开疆拓土、扬国威于域外的民族英雄却又实在是少之又少。但愿中华民族的今后不再出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邓世昌那样的悲剧英雄，而只产生像卫青、霍去病、杨根思、黄继光和于庆阳等那样威慑敌胆、扬威域外、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而要这样的民族英雄出现，那就必须首先改造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　　

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其他什么理论等。但是除了毛泽东思想，其他的什么《经》、《史》、《子》、《集》和理论等，虽然浩如烟海，但其中却并没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和邓世昌等人长留千古的浩然正气虽然也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可对这种只产生于历史悲剧中的浩然正气，尽管人人都非常敬仰，但恐怕每个人却又都不想去重复像他们那样的历史悲剧，而且也不应该去重复他们那样的悲剧。　　

虽然每个中华民族的子孙在任何时候都不想重复历史的悲剧，可历史的悲剧却总是这我们这个民族中一再上演。历史的悲剧为什么总会一再上演，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很少能够真正地总结历史，很少敢于真正地解剖自己，很少敢于正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更很少敢于正视别人的优点和长处。长久以来，我们在总结历史的时候，总是强调客观上的因素，而很少敢于在主观上找原因。就像一句经典的电影台词里所描述的国民党军官在总结为什么总是被打败时所说的那样：“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就是由于从来不敢真正地解剖自己，从来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更从来不敢正视“共军”的长处，所以国民党军才屡战屡败，没有多长时间就被解放军给打到台湾去了。不能真正地总结自己历史的民族，不敢正视自己不足的民族，不愿也不敢正视别人长处的民族，是不能真正汲取历史教训的。这样的民族一再挨打，那也就在所难免了。　　

中国老百姓所感受到的历史，是用自身的苦难写就的；而纸面上的历史，却是由传统的读书人用曲笔的方式书写的。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总结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挨打的时候，不仅从来不肯正视传统文化中的缺陷，而且还要拼命地掩饰这个缺陷。传统的读书人之所以要这么做？第一，可能是出于民族的虚荣心，所以才不肯承认传统文化中有任何的缺陷。除去毛泽东时代的辉煌，挨了两千多年打的中华民族也就唯独还剩下几千年来传承不绝的民族文化，能令今天的我们感到一点骄傲。第二，如果承认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主要责任的读书人，就要承担起改造旧文化，或是创造出新文化以取代传统旧文化的责任。但是由于传统的读书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于是才反过来不肯承认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任何的缺陷。第三，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中紧紧地依附于权力而生存的这种实际情况，因而也就使传统的读书人都成了传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传统的读书人也就不肯承认旧文化中的缺陷、不肯去改造旧文化，反倒还会因此而拼命地维护旧文化、拼命地维护旧体制、拼命地反对和抵制毛泽东所发动和领导的对传统的旧文化进行改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旧文化，维护旧体制，那就要用曲笔和谎言来书写历史。就是由于长久地用谎言来书写历史，因此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又落下了一个极坏的毛病，那就是“记吃不记打”。　　

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与中华民族长期挨打这个问题之间的关系，独属我国的大文豪林语堂先生看得最为透彻。他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中的一九三九年重印他早年所写的《吾国吾民》一书时，特地加上了《中日战争之我见》这样一章。在这一章里，林语堂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　　

以林语堂先生的博学多才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林语堂先生在这里所提到的“旧文化”，显然应该是指我国两千多年来的主流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而前一个“我们”，明显地是指中华民族的全体子孙，而后一个“我们”中，肯定不应该包括传统的读书人，尤其是不应该包括儒家思想创立者孔子的直接后裔。因为不仅仅是在蒙古入主中原、满清八旗入关之后，而且即使是在日本侵华期间，儒家思想不仅都完好有效地保护了传统的读书人，而且还更加完好有效地保护了孔子的直接后裔。正是由于过去就有了传统的旧文化对我们是能够保护还是不能保护这样的分别，所以今天才有了我们对传统的旧文化是无选择地继承还是改造性地继承这样的分歧。　　

 “洋务运动”的出现，就是为了防止挨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䜣、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满清王朝众多官僚中还比较清醒的人，痛感到了满清王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由于巨大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之间的差距而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挨打耻辱，于是开始创办一些近代的军事工业企业，同时也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并且还把中华民族这首次现代化进程起步的方向和目标确定为了“自强”。在强者如林的这个世界上，不自强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则难免挨打与灭亡。所以，任何一个想继续存在下去的民族对自强的选择，无疑都是永远正确的。如果“洋务运动”能够按照当初的既定方向和目标一直走下去，不仅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世界的历史也必将会因此而改写。可是，令今天的中国人痛悔不已的是，“洋务运动”在当初既定的正确方向上走了没有多远，就因为中国人价值观上的扭曲和战略上的短视，特别是主流社会又犯了“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所以很快就偏离了既定的正确方向。由开始时的“自强”，转向了中后期的“求富”，就是这个根本性的改变，才导致了后来中华民族的一连串挨打，才给后来的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系列灾难。　　

两千年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曾经两次做出了后果都极其严重的错误选择。一次就是在一百多年之前“洋务运动”中期所做出的那个将“自强”的发展目标转向了“求富”的错误改变；另一次是西汉昭帝始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八十一年进行的那场放弃了“与民争利”的盐铁大讨论。这场盐铁大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使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取得了对匈奴反击战初步胜利的基础上，放弃了对匈奴继续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和放弃了对北方草原的控制，以至于在北方草原上存活下来的匈奴和其后在这里兴起的鲜卑、羌、羯、氐、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游牧渔猎民族，给后世的中华民族子孙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今天，中华民族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是以强国为目的？还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何去何从？选择哪个前行的方向？确实是对今天中华民族的整体智慧进行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日本这个国家与我国自有史以来就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个根本上的不同就是民族文化的不同。有些意淫成癖的中国人总是说日本与中国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不知这种说法的根据何在？不同的文化不仅决定了中日两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上的根本不同，而且更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上的根本不同。也正是由于中日两国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以及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上的根本不同，所以才表明了中日两国的文化根本不同。　　

日本不仅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仅有的一点虾夷人和琉球人也基本上被大和民族给强制同化掉了）而且日本更是一个从立国开始，皇位就一直在一家之内传承的国家。到现在，日本的天皇已经传承了两千六百多年，今天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是日本的第一百二十五位天皇了。由于这种“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因而在日本也就形成了一种政治伦理。使天皇与大和这个民族、与日本这个国家溶为了一体，因此效忠天皇，实质上也就是在效忠民族、在效忠国家。这种政治伦理不仅使大和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而且同时也更限制了任何人觊觎皇权的野心。日本的历史上也有一个战国时代，各个大名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了丰臣秀吉这个“关白”（摄政大臣）。但是，丰臣秀吉虽然掌握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也只能做到“关白”的位置而已，而不敢觊觎皇权，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家族也是如此。正是有了天皇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后来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的时候，维新派一打出拥戴天皇的旗号，全日本立刻群起响应，摧枯拉朽般地就打败了德川家族的幕府军队。 　　

除了天皇“万世一系”的这种体制，日本封建制度的历史也很长，与我国习惯上定义的封建制度不同，日本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开始之前的封建制度，与我国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崩溃了的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却很相似。　　

在长时间地实行封建制度的同时，“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还实行了严格的长子继承制。传统的日本在经济结构上与我国一样，也属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但日本人多地少的实际状况使每个家庭不可能拥有过多的土地，因此为了维持家庭所属土地的规模，日本就只有实行长子继承制。如果实行多子继承，在分过几代之后，家庭的土地规模就会小得无法再分了。就是由于这种封建制和长子继承制，才使日本出现并长期保留了一个独特的武士阶层。　　

长子继承制必然会导致家庭中多余的人从家庭中溢出，而封建制却恰好能够接纳这部分由家庭中溢出来的人。相对独立的大名接纳了这些由家庭之中溢出的多余部分，使他们不得不依附于自己为生。而这些由家庭之中溢出来的多余部分的人，又使那些大名能够组建维护自己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这些依附大名为生的武装力量，就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武士阶层。相对独立的大名之间必然会出现不断地征战杀伐，不断地征战杀伐培育出了日本独特的武士文化，武士文化又造就了日本人野蛮凶残强悍沉稳冷酷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坚韧不拔的意志。就是这种不可逾越的政治伦理和武士文化，才使日本人不仅普遍养成了做事扎实认真、不浮不躁的作风，而且更普遍培养出来坚韧的意志力和超强的忍耐力，磨砺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　　

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不同，我国虽然是自“禹传启，家天下”以来，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五千年来也始终是皇权的天下。但是我国的五千年来不仅是真正地做到了“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而且还形成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样的政治伦理。尽管我国在历史上也更讲究忠君爱国，也曾经大力提倡要树立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我国的忠君爱国思想却只能是写在纸面上或者是体现在口头上的东西，连皇帝都能像走马灯似的不停地在各种姓氏之间更换，这让人如何忠君爱国？因此，我国的忠君爱国思想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政治伦理从而成为全民族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在王朝和皇位更替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阴暗与丑恶。自秦始皇创立了皇帝这种统治制度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父杀子，子弑父，老丈人夺了姑爷的权，外祖父篡了外孙子的位这样的丑剧，就不知上演了多少场？正常的政治伦理的缺失导致了朝堂之上充满了阴暗与丑恶，朝堂之上的阴暗与丑恶又给整个社会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就是在正常的政治伦理缺失的这个大前提下，我国正常的社会伦理在大部分时间里也都无法真正地建立起来。而就是由于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无法真正地建立起来，所以才给那些卑鄙无耻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以及卑鄙小人留下了太大和太多的施展阴谋诡计以及进行投机专营的空间与机会。反过来，也正是由于留给那些野心家和阴谋家以及卑鄙小人施展阴谋诡计和进行投机专营的空间太大和机会太多，因此给正直之士和有识之士留下的生存空间也就太小，所以才不仅造成了我国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也就越发地难以建立起来，甚至更造成了正直之士和有识之士连生存都难以维系下去。屈原就是因为在举国浑噩的文化氛围和政治氛围下难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才不得不自沉汨罗江；岳飞就是由于在汉奸当道而正义难张的社会环境中独木难支，因此才屈死在风波亭。万分不幸的是，几千年来，除了毛泽东时代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华民族始终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里循环。　　

尽管除了毛泽东时代之外，我国正常的社会伦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伦理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过。但是，中国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还是非常渴望正常的社会伦理、尤其是正常的政治伦理能够出现的。因为只有首先建立起了正常的政治伦理，才会形成正常的社会伦理，才会出现太平盛世。柔弱善良的中国百姓可是“宁做太平犬”，而“不做离乱人”的。　　

政治伦理决定了百姓在心理上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和自觉服从的程度，百姓对国家政权在心理上的认同和自觉服从的程度，往往又能决定国家政权的命运。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一条规律，大多数靠篡权夺位而建立起来的王朝或是政权的国祚都不长。胡亥虽然在赵高和李斯的配合下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成为了秦二世，可这个二世却只做了三年的皇帝就被赵高杀死了。秦二世的死确实是死有余辜，只是可惜了秦王朝这个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再加上自己的雄才伟略才建立起来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王莽篡权夺位建立的新朝，连头带尾也只才存续了十五年的时间；曹丕篡汉建立的魏国，不但仅仅只存续了四十五年，而且其中还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司马氏的专权之下度过的；司马炎篡魏立晋，下场也没有比被他所篡的曹魏好到哪里去。西晋仅仅比曹魏多存活了三年，就被匈奴人给灭了；南朝的宋、齐、梁、陈，一百六十多年里换了四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才存续了四十多年；杨坚篡周自立建立了大隋并再次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可国家虽大，但国祚却并不长，仅仅存续了三十六年就被天下群雄所灭，三位皇帝正好每人平均当政十二年；到了五代十国，朝代更替就好像是走马灯，换皇帝就更像是换衣服，五十多年的时间竟然换了六个姓氏的十三个皇帝；等到了袁世凯，连总统带皇帝也只不过就当了四年多；最遗笑天下的，就当属是华国锋这个虚伪得都能比得上王莽的伪君子了。尽管华国锋在掠取了最高权力之后还不忘给自己封了个“英明领袖”，可这个英明领袖除了擅长阴谋之外，却一点也不英明，所以实际掌握最高权力才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因“强中自有强中手”，而灰溜溜地滚下了台。华国锋掠取最高权力的过程给中国带来的最大恶果，就是开了摧毁毛泽东历尽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良好政治伦理的先河。所以，华国锋自封为“英明领袖”有些不合适，自封为阴谋领袖到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就是由于政治伦理的缺失，所以，从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直到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也不过就是过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二百来年的太平日子。　　

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固然重要，但比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能决定一个民族正常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只有文化才能决定一个人、决定一个民族对历史能否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总结，只有文化才能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对现实能否作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只有文化才能决定一个人、一个民族对未来能否作出正确的展望和预测。所以，是文化在引领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战略，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意志品质，是文化在决定着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一个民族如果文化腐朽堕落，那么一切也就必然会腐朽堕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文化，那么也就必然会丧失一切。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并维护和传承下去的。因此，创造、维护和传承先进民族文化的功劳，也就应该是人人有份。反之，承担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腐朽堕落的责任，同样也是应该人人有责。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社会底层人民群众，更要把创建、维护和传承民族的先进文化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民族的文化腐朽堕落之后，最先受害的，就是这个民族的底层劳动人民群众。　　

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和最高统治者在创建和维护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当然会比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的作用要大，但是，一个民族决不能把创建和维护先进民族文化的希望只寄托在统治阶级和最高统治者的身上，而是更要唤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醒，来共同创建和维护民族的先进文化。抗日战争时期，躲在西南大后方重庆的国民党政权以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仍然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腐朽堕落而闻名于世。但是，中华民族尽管有重庆这有的腐朽堕落，可却也有延安那样的朝气蓬勃。当年，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延安，就是由于创造出了朝气蓬勃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从而才托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真是“风水轮流转”，七十多年之后，就是这当年最为腐朽堕落的重庆，如今却又由于“唱红打黑”而正在托举着中华民族的未来。　　

从地缘因素来看，中日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衣带水；可若是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上来说，中日两国的关系可不是水的关系，而是血的关系。而且这远远地超过了那“一衣带水”的鲜血，还都是从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出来的；从未来发展的趋势来看，中日两国早晚必将要上演一场生死大对决，而且这场生死大对决目前就已经由日本以强硬的姿态霸占了我国的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而拉开了帷幕。　　

尽管目前日本还仍然被美国死死地压在胯下，但日本早晚会脱身出来，这是大和民族坚韧不屈的民族性格所决定的。不管日本被美国紧紧地压在胯下也好，还是挣脱出来也罢，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不是一件幸事。不管美日之间的关系如何，但在削弱和灭亡中华民族这一点上，他们的目的长久以来却是极其一致的。虽然日本人的身材矮小，但是日本人却不仅胃口大，而且野心更大，胆子更大，尤其是整个民族的凝聚力更是特别地强大，的确是一条敢于吞象的毒蛇。日本人不仅尤为擅长学习与模仿，而且还绝少虚荣心，并更具坚定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当年，当大金、西夏、南宋、高丽，包括中亚与欧洲的许多曾经强大的国家和民族都匍匐于蒙古铁蹄之下的时候，唯独日本却选择了全民族的抗争并最终击败了蒙古大军的两次远征。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一个成功地将蒙古驱逐出了中原，恢复了汉家的河山；一个五次亲统大军横扫蒙古高原，彻底击碎了北元欲图复辟的梦想。但面对小小的倭寇，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是一筹莫展。明朝从立国开始就苦于倭寇的侵扰，而直到明朝末年才由戚继光等人所平定。而也就是这由于这小小的倭寇，才成就了戚继光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代名将的威名。　　

甲午战争打败了满清王朝之后，日本人夺取了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辽东半岛的举动招致了沙皇俄国和老牌的殖民强国法国及另一个新兴的世界帝国德国的嫉妒，于是三国联手压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了大清王朝。在力不能逮的情况下，日本无奈只得含恨吐出了已经含到口中的肥肉。尽管不得不吐出了已经到口的肥肉，可是日本却并没有真的屈服，而是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号召，真正地做到了卧薪尝胆，终于在一九0五年击败了沙皇俄国。不仅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而且还顺势掠走了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南部所强取的一切权益，再次为发展壮大自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把满清王朝作为主要的竞争敌手，并在甲午战争中偶然地战胜了满清王朝。在战胜了满清王朝之后，日本又把满清王朝当作是了继续削弱和掠夺的对象，以发展壮大自己。在如何战胜和削弱自己的敌手这方面上，日本朝野不仅达成了惊人的一致，而且迈出的每一步，都极其扎实而且还极有步骤。　　

甲午战争的失败，大清王朝昏聩腐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老太太确实是罪不可恕。但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满清王朝无数的大官小吏是不是也应该为此负上一些责任？那些临阵脱逃和畏惧不前的清军将士是不是也应该为此负上一些责任？所有昏睡不醒的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为此负上一些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也应该为此负上一些责任？　　

今天的中国只要一提及满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原因，几乎无人不认为是因为满清政权的腐朽堕落，是因为封建专制这个制度的腐朽堕落。这个原因总结得非常地精准，但是否还缺乏一定的深度？中华民族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腐朽堕落？中华民族为什么总是对腐朽堕落束手无策？腐朽堕落根本的原因其实不是在于封建制度的专治，而是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存在的严重缺陷。传统文化中的这个严重缺陷不仅造成了中国人在精神上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统一信仰，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在价值观上也产生了极度地扭曲，从而只认同物质财富，而绝少认同精神财富。只贪图享乐，而绝少讲求奉献。贪图享乐不仅必然会导致贪生怕死、导致腐败，而且必然还会导致经常性地犯“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所以，这种存在严重缺陷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起到实现引领中华民族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反过来又造成了中国人的过度自私和目光短浅。过度的自私必然会产生过度的腐朽堕落，而目光短浅也必然会导致在国家战略上出现短期行为这种现象。　　

国家政权的腐朽堕落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最致命的，如果国家政权腐朽堕落了，尽可重新换一个就是了。尤其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更换国家政权容易得很，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已经都换了多少茬了。对于一个民族最致命的，是整个民族的腐朽堕落，是民族文化的腐朽堕落。满清王朝的挨打是因为腐朽堕落，大明王朝的挨打同样也是由于腐朽堕落。中国历史真的就像是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那样：“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周期律”？根本的支配力量还是在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腐朽的民族文化才造成了整个民族的腐朽堕落。假使当年在满清入关的时候，大明王朝的百姓就能像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那样进行全民族的抗战，必然也就不会出现满清入主中原。没有满清入主中原，也就不会有后来满清政权的腐朽堕落，也就不会有后来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不会有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决不能像唱歌那样，可以“从头再来”。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满清王朝国内的民族矛盾确实还依然存在，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畛域还没有彻底消除。但是，包括满汉两个民族在内的几十个民族毕竟在一个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共同生活了二百多年，而且由于文化的同化作用，一个名叫中华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相较于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矛盾和中华民族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价值标准来看，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毕竟是次要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深明大义”，唯有民族之义才是最大的义，才是最根本的义。民族的内部，只有能够做到捐弃前嫌，才能称得起是深明大义。当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我国的时候，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已被蒋介石杀得血流成河，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却主动捐弃了与国民党的前嫌，毅然决然地高举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仍然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的时候，由于主动捐弃了与国民党之间的前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一下子就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从一八九四年六月份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的建议这一点上来看，直到这时孙中山对大清王朝还是认同的。可是刚刚过去四、五个月的时间，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组建兴中会的时候，孙中山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明确主张。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重要的人生思想转变，其思想转变的速度之快，简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回顾历史绝不仅仅是单纯地为了怀念，更不是为了苛求先人，而是为了今天的人们能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从而能够客观地认识当今的世界。也许真的是为了印证佛家常讲的“百年一轮回”这句话，也许是今天的中国人又犯了“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尽管今天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然还能被表面上的歌舞升平所掩盖，可实质上，目前的中华民族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而且这个危险，比起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那种危险，更不知要凶险多少倍。

到二00九年的时候，世界上的总人口就已经达到了六十八亿多。人口的增长使各民族的生存空间相对越来越小，因此各民族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尽管目前的这种争夺主要还限于对自然资源的争夺上，但是对领海和岛屿的争夺也逐渐开始了。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压缩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并最终达到遏制中华民族、灭绝中华民族的目的，美国从南朝鲜、日本开始到东南亚再到中亚，沿着我国的边界走向建立起了十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从而在军事上完成了对我国“C”型包围。目前我国在东南西三个战略方向上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围堵，只剩下了北方的俄罗斯和蒙古，而如今的蒙古也成为了美国在我国的北方战略方向上插入的一根楔子。而且特别危险的是，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不仅严重削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不仅顺势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打出了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也将西方发达国家打得聪明起来，将他们打成了今天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的铁板一块，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欺压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尤其是今天在如何削弱中华民族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从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目前的利比亚，美国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全世界宣布，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命运，只能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白人世界的安排。从埃及和利比亚一发生骚乱，我国就只能撤出在那里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来看，很不幸，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属于这个绝大多数之列。目前世界上的那些发到国家，除了日本之外，仍然还都是白种人的国家。即使日本这个唯一黄种人的发达国家，也由于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脱亚入欧过程而彻底融入了白种人组成的发达国家阵营。况且脱亚入欧前的日本原本就信奉与西方文化相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曾经给中国、朝鲜和琉球造成了极大地伤害。

当年的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中华民族虽然面临着十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但同时也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互相牵制的矛盾可供利用，因而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条崛起的缝隙。但是，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看不到了这样的缝隙。

目前俄罗斯与我国的关系还极不确定，一切都尽在变化之中。尽管俄罗斯在表面上看起来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毕竟都是白种人的国家，毕竟都信奉同一种宗教，毕竟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因此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上的不同，要远远地小于与我国的战略目标上的相同。而且俄罗斯的民族特性决定了这个民族不仅极其阴险，而且还更擅长于趁火打劫。特别是由于与俄罗斯大面积接壤的地缘因素，使俄罗斯历来视中华民族为能够使自己迅速增肥的一块肥肉，从而没少干当中华民族力抗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时候在背后插刀、趁火打劫的勾当。我国古人所发明的远交近攻的原理，俄罗斯人同样也懂，而且比我们中国人理解得还更为深刻。

高大的喜马拉雅山山脉，曾经将我国与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隔绝了几千年。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不仅不再是中华民族的安全屏障，而是早就变成了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生存的真正的战略制高点。特别是今天的印度也早已不是那个温顺善良柔弱的古老印度了，经过英国殖民者三百年的统治，印度已经发生了基因上的变异，充满了扩张的跃跃欲试。因此，印度这个目前世界上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华民族而且人口增殖速度最快的民族，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早晚与我国也必有一战，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向我国打响第一枪的国家。

与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形势更为相近的是，今天的中华民族不仅也有一定数量的不肖子孙在美国聚集了起来，而且还形成了许多像“民运”、“法轮功”那样的专门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政权、以灭绝中华民族为目的的犯罪组织与邪恶组织。除了这些来自外部的巨大危险之外，目前更加难以应对的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内局势。由于贫富两极分化的日趋加剧而导致的阶级对立情绪越来越明显，公平公正的日益丧失而形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统一的思想和文化的日益衰弱而造成的国内民族分裂倾向越来越严重，崇高理想和统一信仰的日益缺失不仅又造成了中华民族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而且更造成了中华民族越来越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目前中华民族的松散程度，甚至都已经超过了当年孙中山总结出中华民族是一盘散沙时的松散程度。另外，目前中华民族的思想混乱程度、民族精神的颓废程度、社会道德的沦丧程度、人们对未来的迷惘程度等，可以说都已经超过了中国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目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今天的国内不仅再次出现了一批与辛亥革命前一样、但能量却远远地超过了那时的洋奴买办。特别是由于这些洋奴买办的形成原因与辛亥革命前的那些洋奴买办的形成原因不同，因而这些新时期的洋奴买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更是远远地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前后的那些洋奴买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今天的这些洋奴买办不仅要通过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来实现他们个人的先富起来，而且更要通过借助、挑动包括外国势力在内的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首先打倒中国共产党、打掉中华民族目前唯一的凝聚力量，然后再灭绝中华民族，从而保住他们先富起来的成果并解脱自己的原罪。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必须要有一种政治力量作为国家或民族的凝聚核心。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就是用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在当今的世界上，一个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民族，一个想要走向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一种科学的、独立的、能够形成完整体系的思想作为主流信仰；必须要有一种具有自己民族特性的、能够充分启迪人的智慧、能够充分解放人的思想的先进文化作为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在还没有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前，在新兴的政治力量还没有能力取代旧有的政治力量之前，维护旧有的政治力量继续作为国家或民族的凝聚核心，以聚拢和增强挽救国家或民族危难的力量，也未尝不是一种正确地选择。

近代以来，由于头上压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沉重的大山，因此中国人民遭受了人类社会最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在这三座沉重的大山中，不仅又属帝国主义的这座大山最为沉重，而且还更成为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另外两座大山的倚恃，成为了中国人民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人民若想翻身解放，就必须首先就要推倒帝国主义这座大山。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之所以虽然驱除了鞑虏恢复了中华，但却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丝毫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就是由于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没有认清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尽管孙中山也看到了民族压迫问题是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所以才把民族主义放在了他所创立的用于指导推倒满清皇帝的“三民主义”之首。但是孙中山却不仅错把中华民族内部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看做是了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看成了是造成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主要根源，而且更把满清王朝顽固地坚持皇权专制制度、不实行民主、没有赋予人民人权看成了是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满清王朝的主要诱因。由于孙中山不仅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还更是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虔诚的小学生，所以才天真地认为只要驱除了鞑虏而恢复了中华，师从欧美白人世界而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然后再遵从儒家思想中“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去虔诚地向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学习，那么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就能自动解除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反而还能帮助中华民族的发展。因此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却不仅不急于返回国内主持革命大计，而是先在美国对美国的政界财界和日本驻美国的大使植原进行了一番争取支持的活动之后，然后又不远万里地跑到欧洲的伦敦和巴黎等地，向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和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法国的汇理银行借款并寻求欧美列强在外交上的支持。但是由于欧美列强只是把中华民族当成了是一块肥肉，却并不是真正关心中华民族的民主和人权，也更不希望中华民族从此强大起来。所以，孙中山从美国到欧洲跑了一大圈，不仅没有争取到任何的外交支持，而且更是连一分钱也没有借到，只落了个“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

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繁荣富强之心，孙中山是虔诚的。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民主自由之心，孙中山是虔诚的。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实现幸福富裕之心，孙中山是虔诚的。希望西方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能够抱有善意之心，孙中山更是非常虔诚的。也正是由于对西方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抱有的幻想太多，由于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这些虚伪的东西相信的太深而没有认清帝国主义列强的本质，所以孙中山才对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总是冷落他这个虔诚的小学生而扶植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封建军阀感到不理解，才没有认识到西方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才是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才混淆了民族矛盾并把满汉之间的这个民族矛盾看成是了中华民族所面临主要民族矛盾，才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残酷统治的主张，因此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才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挨打问题。直到后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才在于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重新阐述了他早年所创立的“三民主义”，添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公开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残酷统治的主张。后来有人在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为了粉饰孙中山，硬说“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具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这种解释不仅完全是胡说八道，而且也是对孙中山的最大侮辱。如果说“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创立之初的时候就具有了反帝的内容，那么它所反的这个帝，也只是指满清皇帝，而不是帝国主义。

改良与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改良只能是在承认旧有政治力量和在旧有的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来进行，而革命则必须要彻底否定掉旧有的政治力量并打碎旧有政治制度的框架。毛主席曾经说过：“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但能破就必须能立，能破旧就必须要做到能立新，否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妨家老婆败家子”。毛主席伟大的一个最主要方面，就是因为他能真正地做到了破旧立新，就是因为他不仅能率领中国人民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这座最为沉重的大山、赶走了侵略中国的一切外国势力、推翻了欺压人民的国民党政权、彻底铲除了封建势力而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领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创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而且还能领导世界人民彻底打碎了殖民主义的旧枷锁、彻底打倒了帝国主义的新霸权、彻底颠覆了欧美白人强加给全世界人民的大国霸权和强权政治这个国际政治体系而重新建立起了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论强弱一律平等的、符合全世界所有民族共同利益的崭新的国际政治伦理。因此，毛泽东才不仅成为了中华民族万古不朽的民族英雄、成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守护神，而且更成为了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的守护神。旧房子固然不美观，但是在没有能力建起新房子的情况下就拆掉旧房子，其结果只能是无处躲风避雨。

日本是我国的近邻，也是一个恶邻。上天给中华民族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近邻加恶邻，是赐给中华民族的一部绝佳的反面教材，就是为了在中国的家门口悬挂一口警世钟，以时刻提醒着中国人，避免温顺善良柔弱的中国人由于在温柔乡里住得太久，而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危险的存在。只不过令上天都会感到遗憾的是，中国人不仅经常会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危险的存在，而且还由于长时间意淫而早已养成的习惯，总是幻想着小白兔能够打败大灰狼，灰太狼能够爱上喜羊羊。

今天的中国一旦出现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的那种混乱局面，中华民族是否还有再一次浴火重生的可能？当今世界的严酷现实告诉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会再有。历史尽管不能从头才来，但是对历史必须要进行认真地分析和总结；未来虽然无法提前看到，但是对未来必须要进行详细地规划和准确地预测，中华民族再也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再也不能像鸵鸟那样不敢正视这残酷的国际和国内的现实了，未来也绝不可能再给中华民族一再改正错误的机会了。目前，世界上参与争夺生存空间的民族越来越多，而且每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心情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迫切，手段也越来越多，争夺的程度也越来越激烈。因此，中华民族只有时刻依靠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华民族唯一的凝聚核心而紧密地团结起来，只有时刻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才能抓住并牢牢地把握上天赐给的每一次机会，才能努力去开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美好未来，从而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强者如林的世界上永远生存下去，也才能使隆重庆祝辛亥革命的活动，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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