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历史及对两岸的意义
林孝信
回顾保钓40年，其意义不在于缅怀过去或是自我表扬，而是期望保钓历史的真实面目能够被台湾社会所了解，最终能把保钓的火种延续下去。这段历史相当重要，但是它的理念与精神，不幸却由于各种因素，而被台湾社会忽略了。再现这段历史以及其蕴含的精神，对当今台湾社会应有参考价值，甚至对两岸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亦能有所贡献。
突破禁忌示威游行
保钓运动的历史要从1970年的暑假说起。台湾的渔民长年在钓鱼台的海域捕鱼的地方，当时忽然受到日本军舰的驱离。渔民回来申诉，引起台湾媒体的注意与报导。最早报导的是“中国时报”。他们特别派出记者出海到钓鱼台实地采访，然后做出报导。余纪忠先生当时敢于派遣记者实地专门采访，是要担当相当的风险。他做出这个有担当的工作，为保钓运动发挥催生作用。所有保钓朋友都不会忘记余先生的贡献。
经由这些报导，日本军舰驱赶钓鱼台事件开始为海内外大家的注意。留美学生开始酝酿保钓运动，先是在普林斯顿，纽约，波斯顿，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加州柏克莱等地大学（差不多同时）分别自发地在少数留学生圈子谈论。这种讨论很快蔓延开来，并开始成立保钓团体，进行横向联系。保钓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得助于当时留学生已经存在的一些跨校组织，包括中国同学会联合会，大风社，“科学月刊”联络网等。
事情发展得很快，不到半年，一个全美国的留学生运动已经隐然成形。到了1970年年底，就有人提议示威游行，很快就获得各地保钓团体的支持。1971年的1月29日到30日，美国的华人与留学生就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六个城市，举行第一次的保钓示威游行。
这对台湾学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从前戒严时期，民众自发的政治性游行是一种巨大的禁忌。这个巨大的禁忌这么快就被冲破，其原因值得深入分析。首先，它说明大家对日本企图占领钓鱼台列屿是很愤怒的，其次，大家觉得这不是狭义的，争取个人权益或遂行政治斗争的政治活动，也不是批评政府的活动，而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矛头向外因此。 ，大家觉得理直气壮，甚至认为政府应该褒扬我们，第三，那时期美国的校园常有反越战游行，美国学生上街头示威家常便饭台湾留学生在此氛围中耳濡目染也逐渐解除内心对游行示威的。恐惧。
还有一个可能更根本的因素。当时台湾的社会价值观比较推崇理想主义，比较不那么现实。如此薰陶出来的留学生，对于大是大非比较重视，比较坚持，比较勇于表达立场。这和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差别很大这个因素的作用是间接的，潜在的，你也许很难找出具体的案例证明它的因果关系，也许很难量化它的影响。但却是根本的保钓运动能够迅速发展，波澜壮阔，持久存在，我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
5百位华裔学人上书蒋总统
保钓运动的爆发，引起台湾政府很大的震撼。诚然，我们这些学生在台湾都是只知道读书的乖学生，怎么到了美国就变得“不乖”了？要知道台湾当时在戒严时期，学生几乎不曾见到自发性的游行示威，更不要说参加。社会氛围无形中阻碍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学生也都识相地躲避政治活动。不错，当时出来参加示威游行的同学也受到一些亲国民党学生的规劝或压力，然而影响不大。这使得台湾当局大为意外。
由于参加保钓人数众多，而且原来多属于乖学生，很难把这么多留学生都打为阴谋分子，或说他们被阴谋份子所利用。于是国民党政府派遣国际文教处长姚舜前来疏通，可是这并不能够平息保钓的热潮，因为大家觉得我们并没有做错事。我们是爱国啊，这不是从前学校里的教诲吗？
接着在3月间，又发生旅美5百位华裔学人上书蒋总统事件。这封公开信提出四点主张，要求保卫钓鱼台，并且强调反对在主权未定前与日本洽商联合开发附近海域的石油。这个上书的意见正好呼应了留学生保钓运动的主张。这5百位署名的华裔学者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大师，包括数学家陈省身等多位院士在内，是台湾政府十分重视的知名学者。如果台湾当局怀疑参加保钓运动留学生别具目的或受人利用，那么这份怀疑就很难加在这些学者身上事实上，情形正好倒过来：。有些留学生本来还有点儿顾忌，如今看到这些著名学者都站出来保钓，原有的一点顾忌也都消失了。因此，这5百学人上书对保钓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示威游行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但是大家士气很高，认为不达到保钓目的决不罢休，于是相约4月10日再来一次。为了造成较大的声势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大家约定美国东岸与美国中西部（其实是在美国的中间偏东各州，从东岸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都集中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与中西部的芝加哥便不再举办游行。
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跟洛杉矶等城市举行第二次大示威，这一次示威的声势非常浩大，单单在华盛顿那一场估计至少从2千5百人，有人估计到4千人。美国西岸的3个城市也各有数百人参加。当时台湾出国留学生每年大约在2千人左右，以平均在学3年计（占多数的硕士生平均两年毕业），估计每两位留学生就有一位出来示威游行。如果考虑到美国南部与中部地区距离东西两岸太远的因素，参加的比例应该更高。
数量之外，游行的对象与诉求的主张也有所扩大1月底的第一次示威对象主要是日本政府的驻外机构。但是一连串的事件让留学生担心台湾政府会不会为了保留联合国的席次而放弃对钓鱼台列屿主权的坚持。此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偏袒日方。因此这次大游行的对象便包括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华民国大使馆。
不只是外侮还有国贼
游行第一站是美国国务院，他们的回应不仅明显地偏袒日本，而且态度相当傲慢。面对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以及保钓人士用心收集各种证据，并指出之前美国政府过去偏袒日本的错误言论，如此精心拟定的抗议信，美国国务院的回覆只是重复事前已经表明过的立场：“美国过去只是暂时管理钓鱼台列屿，将把它连同琉球群岛交还给日本。”完全不理会保钓人士在抗议信中陈述的反对理由。游行队伍一些人听到了这样的回应，忍不住哭了。因为这和以前对美国的理解不同。以前被灌输美国是最重证据，并且一向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因而不少人事前带有不小期待。这下子落空了，而且发现过去的信念原来很有问题。
美国的回应令游行学生深受刺激，但是美国终究不是我们的国家。因此，第二站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就令许多游行人滋生出额外的期待，期待自己的政府能够坚强地保卫国土，能够理解我们受美国欺负的心情，犹如小孩在外头被欺负了，想要回家寻求母亲的理解与安慰。游行队伍蜿蜒经过漫长的路途，才从美国国务院走到双橡园（1937年至1978年年间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官邸），长途跋涉示威人士都有点累了。在身心俱乏下，大家期待自己政府能够表达振奋人心的作为。结果完全落空了。双橡园官员不但没有表现坚决的保钓立场，没有理解学生爱国感情受到美国国务院的打击，连大使本人都没有出来与游行队伍讲话。在美国国务院所受到挫折就转化为对政府彻底的失望。保钓学生蓦然发现，钓鱼台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还有国贼。自己政府如果立场不坚定，保钓是很难成功的。
队伍离开了双橡园，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经过了那一幕，很多人意识到，保钓的关键在于自己政府是否决心保卫钓鱼台。从这个过程中，保钓人士感觉到政府并不重视保钓。大家担心，在联合国席次风雨飘摇之际，钓鱼台主权可能成为牺牲品。体会到这些，对于下一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示威人士已经不带任何期望。大家心中在想的是，如果政府不重视保钓，怎么办？
游行的各地积极分子，当天晚上在马里兰大学的召开检讨会。对台湾政府的失望以及对保钓运动的出路成了会议的主轴，批评国民党政府成了主要内容。这样的会议自然不可能有具体的结果。由于大家感觉到政府不重视保钓，继续组织游行向日本示威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会议原来想要讨论下一个行动步骤也得不到共识。会议草草结束，留下很多人的失望与彷徨。
失望与彷徨也不是全然负面至少大家开始探索：
为什么国民党不热衷保钓？甚至有些国民党忠贞党员还暗中打击保钓运动？
台湾教科书告诉我们，日本战后洗面革新，特别在蒋总统宽大为怀，以德报怨的政策下，声称永不对外侵略。怎么现在又要侵占钓鱼台？
台湾学校与社会舆论一再说，美国是我们的友邦，而且是主持正义的世界领袖，怎么在这次事件偏袒日本？
这许多疑问涌上心头。大家开始怀疑过去在台湾所接受的教育，特别是近代史的部分。
保钓运动的分裂
记忆拉回来了，许多人回想起在台湾的中学中国近代史课程，内容往往语焉不详，有些论述明显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禁忌，不能追根究底。然而，心里总是有些疑问。这些疑问本来深藏内心，而且已经渐渐淡忘了。但是保钓游行的挫折又唤起内心深处的这些疑问。于是在4月10日游行后，许多留学生开始探讨近代史。美国一些大学收藏丰富的中文图书，可以看到许多此前不知道的事情。
此外，以前在台湾的禁忌也不能再限制我们。于是从保钓运动发展出一个近代史的研究运动。不久，5月4日来临，由于保钓运动有些地方与五四运动相似，于是许多保钓团体办理五四纪念会，把近代史的研究带到高潮在这样研究活动下，大家才逐步解开埋在心中长期的疑问：。为什么日本又开始来欺负我们，为什么美国会偏袒日本，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意认真的保钓。保钓运动就因此从本土爱国开始深化到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对近代史的研究，回答了疑问。但是，出路何在，却依然没有答案。正在这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森宣布他已经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访问过北京，并计划在次年访问北京，打破中美两国敌对20多年的局面。这个宣布像是一个炸弹，震撼了全世界。20多年高度敌对，从不公开接触的两个大国，忽然要开始来往了。这个宣布开启了国际局势的新时代。
这个宣布对保钓运动也产生巨大的冲击。台湾留学生猛然发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她已经强大到美国总统都必须登门拜访的程度。“说不定北京政府能够保钓”？彷徨中的保钓人士像是在迷雾里看到一盏灯。
逐渐地，部分保钓分子把希望寄托在对岸。当时美国社会燃起一阵中国热，不少保钓人士也积极去了解中国。因为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对中共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从7月尼克森宣布将要访华之后，许多保钓运动人士积极设法了解中国的情形以及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如饥若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报导与书籍，逐渐把保钓运动转化为认识新中国的运动，甚至成为认同新中国的运动。由于中国当时还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这个转化的运动也常常被看作左派运动。
就在许多保钓积极分子转向认同新中国之际，一些坚定的国民党籍保钓分子也在谋求出路。受到大量留学生不满国民党政府对保钓态度，以及尼克森宣布后国际局势大转型的压力，这批国民党坚定分子也积极凝聚起来，逐渐形成保钓运动的右派。
从运动中重新认识台湾
除了这两个派别之外，还有相当一些保钓分子在这个局势大动荡的过程，并没有忘记对台湾的关怀。他们多数也热衷于认识新中国，不少人也开始了解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坚持关怀台湾为重点。他们认为，即使中共要统一台湾，也需要台湾人民的认同为前提。因此，如果要促进统一，就应该回台湾，而不是到北京。他们又说，主张社会主义就应该支持台湾劳工，农民以及其他弱势者的抗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换言之，保钓运动应该以关怀与支援台湾内部人民的奋斗为方向。
于是保钓运动就逐渐形成三个不同发展方向。1971年的9月，保钓运动人士在密西根州安娜堡举行国是大会。它是保钓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结果，保钓运动分裂一般说法是左右分裂，其实不止分成两条路线，应该是分成三条路线：。第一条左派路线，或是统一运动路线很多保钓组织就改名称叫做中国统一运动组织第二条右派。。路线，主要是一些非常支持国民党，支持国民政府的人组成。他们后来成立了一个反共爱国联盟。
前两条路线区分的标准一般采用左与右，但是比较贴切的标准也许应该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者持高度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一者基本上肯定认同，即使也有些内部的批评。所谓左派或统一派，虽然多数接受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当时的右派多数也是赞同中国统一，甚至也有人思想上赞同社会主义因此采用统一派，或是。左派右派，并不十分贴切。他们主要的差别，毋宁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第三条路线呢？持这条路线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评台湾政府，但是他们强调关心台湾，支持台湾内部追求正义的斗争。他们认为，即使追求中国的统一，也应该基于台湾人民的利益与认同为基础，真正的统一运动应该以台湾内部人民的要求为主力。有采用这条路线的人吗？当然。一些保钓朋友从运动中重新认识了台湾。他们发现台湾还在戒严的体制下，还有很多台湾内部的问题。他们认为保钓运动需要去关心台湾社会，去做启蒙工作，去支持台湾内部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
2011年4月7日
（原文节录自“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林孝信现任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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