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古镇三月雨引言：这篇《肚量问题》，见于著名作家尧山壁的新著《百姓旧事——20世纪40—60年代往事记忆》（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版）。文章回忆的是原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同志的几件轶事，从中可以看到60年代我党高级干部的风范与品格。刘子厚（1909—2001），河北任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是30年代著名的冀南农民暴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建国后曾任湖北省省长、河北省省长、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79年12月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离休。系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刘子厚这个名字，我小时候就听说过，并且知道他是长眠于冀南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刘文信的胞兄（刘子厚原名刘文忠）。刚粉碎“四人帮”那两年，也就是华国锋主政中国时，他主政河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在中央的核心地位逐渐动摇，当时也有一种传说，认为刘子厚比较“左”，于是被解除了在河北的权力，调往中央部门任副职。感谢尧山壁先生秉笔直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刘子厚。不然，像我这种年龄的人，对刘子厚只知其名，对他的品德风范和为政风格，还真是所知甚少。
肚量问题
尧山壁
农村“整风整社”以后，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1963年省委书记处生活会上，有人给刘子厚提意见，说他下乡工作时，在某地吃了一头猪，又在某地吃了一头驴。当时普通干部职工，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肉，一头猪一头驴，显然是个重大问题。意见是从下边提上来的，大家抓住不放，上纲上线。
当时省委书记林铁养病，刘子厚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全党上下过着严格的民主生活，批评自我批评，不讲情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主要领导不仅毫无例外，还要以身做则。这个1929年入党，1935年领导“冀南暴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新四军师长，众目睽睽之下，发蒙，难堪，下来查问贴身警卫小杨子：“你好好想想，有这回事吗？”小杨子扳着指头数这几年的下乡经历，末了一跺脚，“咳！有。那一次在南和县工作，县招待所吃过一顿猪肉饺子。又一次在临洺关(属永年县)工作，县委招待所吃过一盘驴灌肠，合着那就是一头猪一头驴，都记在你的名下。那你的肚子也太大了”。
问题找出来，刘子厚还是在书记处生活会上做了深刻检查，讲了些以小失大，防微杜渐的道理。虽然吃饭肚子没那么大，听取意见却需要有大肚量。以此为训，他反复叮嘱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凡事要有群众观点，严格把好吃饭这一关，给自己戴上笼头、嚼子(防止偷吃庄稼，戴在牲口嘴上的一种铁制工具)，发现有什么不对头，你们就勒一下缰绳。
有一次刘子厚和小杨子风尘仆仆下乡回来，发现办公室有一箱桔子。刘子厚有糖尿病容易口渴，顺手拿过一只掰开就吃，一瓣桔子还没咽下去，就把剩下的多半只放下，不好意思地对小杨子说：“你怎么没勒住缰绳，快去问问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小杨子回来说是湖北省委送来的，每个书记一箱。子厚说箱子打开了，又吃了一口，没法退了，问问市场价格，如数给钱。市场上每斤桔子三角钱。那时半斤一个的馒头4分钱，桔子价格不低了，刘子厚按四角一斤给了钱，一颗吊着的心才放下来。
又一次下乡回来，大光明影院第一次上演宽银幕影片《魔术师的奇遇》，孩子们嚷着要看，子厚自己出钱，让小杨子买票。电影开演了，觉着不对劲，影院只有自己一家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忐忑不安，宽银幕电影也没看好。灯一亮就喊小杨子过来，追问是怎么回事。小杨子说，买电影票时正碰上影院经理，认识他。听说是省长看，说什么也不收钱。子厚一听，火冒三丈，说你这个关是怎么把的，这可是真的一顿吃一头驴了。命令他赶快送钱去，还要加倍地交。
我的家乡南汪店是隆尧县最南边一个村，刘子厚的家乡刘家屯是任县最北边一个村，相距不过二里，因此我对他家的情况了解一些。刘子厚从湖北省长调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又从黄委主任调任河北省长。这期间，他的老爹一直在老家受苦(当地把种地叫受苦)，住房破瓦寒窑一般。当地公社领导做主，在院里盖了五间砖房，给他老爹住。刘子厚听到后捶胸顿足，说这是搞特殊，叫他怎么有脸回家。果然从此就不敢明着回村了，想老爹时就晚上偷偷回去看一眼，天明前就走。地区领导知道了，想法给个台阶下。砖房不能拆，由唐庄农场买下，产权使用权归农场。唐庄就在刘家屯村西二三里。刘子厚办事认真，让老爹搬回老屋，并在新房和老屋中间垒了一道高墙，变成另一处宅院，把自家的宅基地也白白割让出一部分。
也许是受到公社干部给老爹盖房的警示，刘子厚把全省“四清”运动的试点，选择在自己的家乡任县，并且亲自在与刘家屯三里之遥的永福庄大队蹲点。明摆着“四清”运动就是整人运动，全县大大小小的干部，过了筛子又过箩地整治一遍，其中也少不了沾亲带故的，搞起来就得六亲不认，说不定还要“铡包勉”。这种事换作别的领导，总会躲着走的。这说明刘子厚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也表明他把“四清”搞彻底的决心。乡亲们议论，有的说“刘月子”(刘子厚的乳名)犯傻，有的说这才是怀抱驴圣上金殿，忠心耿耿。
小小的任县，上万名“四清”工作队员大军压境，其中也不乏中央部级领导，为了工作方便，他们都以化名出现，我所在的工作队就有个队员叫魏江，山西口音，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子厚是当地人，不少人都认识他，瞒不了人。一天三顿吃派饭，他事先不让告诉姓名，只说是普通工作队员。饭端上来，糠菜饼子，红薯把子，一老一少吃得很香。刘子厚对小杨子说，我小的时候，连这还吃不上呢。吃这个好，大概不会有人说，我刘子厚一顿吃了一亩庄稼。
附：刘子厚：回忆毛主席在河北的几个片断
我是建国以后在湖北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当时心情激动，又兴奋，又紧张，竟至彻夜无眠。1958年5月调河北省工作，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河北省环拱着首都，主席南巡，都要经过河北，常常在河北作短暂停留，找河北省委及一些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谈话，还在天津市、邯郸市和徐水、安国、成安等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仅从1958年到1966年，毛主席来河北就有20多次。河北省同毛主席接触过的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下数百人，受过毛主席接见和检阅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他老人家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在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也年逾八旬，记忆力又不如前，但对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谆谆领导，仍然觉得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特别是毛主席对河北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关怀，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人民公社要划清两种界线
我调到河北省工作的时候，“大跃进”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农村中普遍酝酿着小社并大社。不久，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很高。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往前的路应该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于1958 年8月4日到徐水县、8月5日到安国县视察。在视察期间，听取了地委、县委的汇报，又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座谈。毛主席看了庄稼的长势很高兴，对群众的干劲很赞赏。他反复询问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总的感觉很乐观，但是对于过高的估产表示怀疑。当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试验田要产到20万斤时，主席随口就说，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在座谈中，他着重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变化、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社的规模以多大为宜等问题，征询大家的意见。当时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联成了一个大社。至于社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主席很风趣地问：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接着说，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象《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后才知道，毛主席这次视察是为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作准备的。那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的这个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取酬”，但是在下面的具体执行中，还是急于搞“过渡”。比较突出的是徐水县，当时正在那里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省、地委都派人去了。
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主席派出18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徐水县深入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10月16、17两日，主席把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四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找到天津，听取他们的汇报。同时，把我从邯郸叫到天津。主席问我：“你到徐水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主席笑着对我说：“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我问主席：“调查什么问题？”主席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主席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我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同志共70人，到徐水县分别住进农户里调查了3天，21日简单地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我和省委的几位同志赶忙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对我们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我们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两千斤，他们却说可以产八千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汇报过程中，主席边听边讲看法和意见。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主席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主席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还明确指出“家俱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主席满怀深情地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最后，主席说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象什么都好”。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毛主席谈话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帮助保定地委解决徐水的问题。直到11 月初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以及随后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着重批评了那种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浮夸倾向。这时我才开始理解主席抓徐水县这个典型的意义。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贯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毛主席1959年2月23日来到河北，在天津听取了省委关于整社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瞒产私分和原来的穷富社之间有矛盾的问题时，主席说，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所以刚秋收后，就来了个瞒产私分，怕你拿走。”主席还指出，富社怕穷社吃“洋落”嘛？就是怕共产，强调“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没有差别就要造反的。光讲统一就行不通。”主席对省委要改变党代表会议时强调统一过多，现在只统必要统而且可能统的部分的做法比较满意，他先风趣地说：“你们在党代表会议时还没有摸底，那时强调统一，现在你们被农民说服了。”接着就明确指出：“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主席这次谈话以后到了山东，2月24日又给我写信要整社的文件。又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再一次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分析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指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主要矛盾，并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展开了系统的论述。这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制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时，我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主席在天津找我们谈话的深刻涵义，他既向我们作调查研究，又向我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上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虽然强调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的居多，或者只把生产权下放给生产队，分配权仍然掌握在生产大队手上。也有少数的实行“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由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定额包干，其余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究竟怎样做好，我们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实行“分配大包干”好处很多，深受群众的欢迎。这些好处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解决了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而分配权在大队的矛盾，克服了大队统一分配所产生的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1961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三北会议”和随后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汇报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好处。这两次会议都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结论。广州会议以后，省委和一些地委的同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和试点。
这年的7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了“分配大包干”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赞成这个办法，也有少数同志有怀疑、有顾虑。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来到天津。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保定地区唐县峝<IMG=M040254aa>公社各生产大队实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这个公社的各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交国家和大队的以外，统由生产队支配，按照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公社粮食连年增产，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连年增加，牲口、猪羊肥壮，在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浮肿病，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同时，我们也汇报了三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情况。主席认为“分配大包干”是个好办法，指示我们继续试行下去。
9月下旬，主席又到邯郸，找山东省委、河北省委和河北的5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主席先问我，你们想谈什么问题，我说还是上次说过的“分配大包干”问题。主席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主席对峝<IMG=M040254aa>公社的分配办法很感兴趣，并且说：“三包一奖”算帐算不清，最后还是强迫命令定局。我说：“三包一奖”太麻烦，几个地委对这个问题都有调查，一年至少吵四次，吵得一塌糊涂，搞得复杂的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要算1128笔帐，简单的也要算800多笔帐，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说到这，主席说，这是烦琐哲学嘛？“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主席还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主席研究这个问题非常细致，反复核对情况，并询问了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亲自作了记录。最后，毛主席说，“六十条”(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峝<IMG=M040254aa>公社)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这次谈话会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邯郸谈话会精神，研究了在全省普遍推广“分配大包干”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我们摸了个底，全省试行“分配大包干”的约有2700多个大队，还有4800多个大队名义上是“三包一奖”，实际上也是“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7500多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5%。后来，随着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河北除极少数大队以外，都实行了“分配大包干”，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了脚上。
这年年底毛主席路过天津，又找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总结经验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
一定要根治海河
正当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63 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各河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毛主席对河北这次遭灾非常关注，灾后的八个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主席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主席一边问一边嘱咐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全国的形势，也要讲附近的情况，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等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的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激励我们说：“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时衡水地区受灾最重，毛主席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毛主席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毛主席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主席问了林铁、阎达开和我的年龄以后，深情地说：“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我七十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当时，我们正在搞一个抗洪斗争展览，请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主席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作湖南人了，要作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过了五天，在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挥笔题了七个闪光的大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广、津浦铁路干线的安全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对河北的救灾工作和根治海河工程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多次听取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灾后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就来到灾情最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深县农村，逐户了解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当即确定增调粮食，以保持农民的体质。同时还对县城的恢复作了具体部署。在国务院、华北局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帮助下，1964年我们制订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1965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展开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从这一年开始，在1958年以来已修建十余座大型水库的基础上，每年冬春都动员30万以上的劳力，按照统一规划，有步骤、按顺序地开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期间，也一直坚持施工。当时正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年代，不少地方拦路设卡，武斗不断，但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方面，对于根治海河的车辆一律放行，根治海河工地上秩序井然。这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经过连续15年的艰苦奋斗，到1980年，大规模排洪、排涝工程基本完成，共开挖、扩挖防洪排涝骨干河道53条，总长3641公里；修筑防洪堤防3260公里；修建各种闸涵建筑物2331座；架设各种桥梁1114座，总长91700延长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总工程量达13.35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4620立方米/秒扩大到24680立方米/秒，提高4.43倍；排沥河道入海能力从414立方米/秒增加到3180立方米/秒，扩大6.68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从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协。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河北要粮食自给
河北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历史上是缺粮省分。1957 年是丰收年，粮食总产也只有81.91亿公斤，社会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过223.19公斤，还要靠中央调入7.27亿公斤粮食，才能安排下来。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到1981年，不包括天津市，全省粮食购销逆差累计达110.88亿公斤，加上专项用粮开支和必要的储备，累计纯调入粮食133.2亿公斤，平均每年调入5亿公斤左右。遇到大灾年，调入粮食高达15亿公斤以上。就是这样，在六十年代农村人口的口粮也只能安排到每天8到9两，余粮地区全年口粮最高不得超过210公斤；城市人口依人定量，成年人每月只有15公斤。1961年，实在过不去了，我到中央找周恩来总理要两千万斤粮食应急，当时全国都有困难，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踌躇再三，才下决心说：“就给你两千万斤”。当时，我看到周总理为难的样子，内心十分不安，深深地感到愧疚。那个时候粮食问题对河北是个巨大的压力，从国家来说，每年为河北大量调入粮食，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河北因为缺粮，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我到河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说法：“北方落后”，还听周总理说过“河北农业落后”。当我感受到粮食问题的巨大压力之后，才理解到所谓“落后”，就在于自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毛主席对于河北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十分关怀，每次到河北来，都要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引导我们研究发展农业的途径和措施，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酝酿“八字宪法”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他多次地讲到：“河北省要保丰收，粮食问题还是水的问题。”指出河北的河网化不发达，要搞地下水。又谈到“农业上去首先要解决水、肥。水就是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要土洋结合。”1959年9月毛主席到邯郸地区成安县视察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河北“粮食自给”的问题。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暂时困难，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接下来1963年河北又闹大灾，粮食自给问题就暂时被搁置下来。经过了三年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这年的11月，毛主席到天津找河北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再一次谈到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问题。当时，林铁同志和我汇报了省委计划五年实现粮食自给，想尽量上得快一点，争取三年解决。毛主席思考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了才算数。”我们汇报了各地上报的产量和来年的计划时，毛主席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我们理解，毛主席对河北实现粮食自给是积极鼓励的，但同时提醒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搞。
1963年大灾之后，省委、省政府就反复、认真地研究了加快发展粮食生产的问题，认识到河北粮食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什么也发展不起来。1964年确定了把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作为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和主攻方向，经请示华北局李雪峰同志同意，又经中央批准，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河北每年少种400万亩棉花，少给河北调入5亿公斤粮食。1965年省委、省政府又确定以水、肥、机为重点，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加快发展河北的粮食生产。1965年毛主席再次提出河北粮食自给问题之后，从这一年冬季开始，省里组织了“机井大会战”。周恩来总理坐镇邯郸，亲自抓河北的打井，掀开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历史画卷。在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围绕着打井配套，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排灌动力机械和水泥生产，进而发展了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和汽车工业，逐步建成了比较配套的支农工业体系，从而强化了农业生产的基础。1965年末，全省共有水浇地2503.3万亩，1970年发展到3877.76万亩，1978年底达到最高峰的5334.09万亩；农用排灌机械1965年共有10.29万台、8.23亿瓦特，1978年发展到89.12万台、73.72亿瓦特；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25.3%上升到1978年的54.6%。农用化肥的产量1965年只有3.38万吨，1978年达到80.11万吨，1980年突破了100万吨大关。同时，养猪积肥也有很大发展，猪只年末存栏头数1965年为772.88万头，1975年达到1622.84万头，以后一直维持在1300万头左右。基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65年，全省产原煤2492 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170.9万吨)，生铁38.46万吨，钢29.25万吨，水泥82.2万吨；1980年，原煤产量达到5353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1328.6万吨)，生铁251.57万吨，钢190.59万吨，水泥549.82万吨。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致使河北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回收，1970年粮食购销顺差2.96亿公斤。从1970年到1979年整个七十年代，全省共生产粮食1446.67亿公斤，收购粮食204.06亿公斤，销售粮食207.04亿公斤，粮食购销逆差总共只有2.98亿公斤。十年间有四个年份粮食自给有余，三个年份缺粮不到0.5亿公斤，只是遇到灾年才需要调入较多的粮食。这和1953 至1969年17年间每年平均缺粮5.48亿公斤来比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1975年中央开会时，我们汇报了河北当年粮食自给有余、生铁产量达到178万多吨，钢的产量突破了100万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听了非常高兴，他风趣地说：“你们成了上中农了”。姚依林同志听说河北不仅不向国家要粮食，还能调出一点，惊喜地说：“啊!河北改变性质了。”
河北从缺粮到粮食自给，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比原来设想的时间长多了。这固然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延缓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场动乱，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进程会要快得多。
向群众寻求真理
毛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也一再教导我们要注重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五十年代末，他就对河北省委的同志讲过：“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毛主席就是作调查研究的典范。他1958年到徐水、安国视察时，正值中伏，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农民已经“挂锄”，一般不下地干活了。毛主席到徐水县大青各庄，先看了俱乐部、缝纫部、卫生所、食堂、米面加工厂、敬老院、幼儿园、商店、猪场等生产、生活设施，又到田间看了庄稼，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到安国县流村视察时，下车后没有进村，而是顶着灼人的烈日，一头钻进闷热的庄稼地里，边看边问，走了个把小时，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才在干部、群众的劝说下，走进地头一个用苇席搭起来的小窝铺里稍事休息。他坐在一条窄板凳上，同当地干部和群众拉家常，作调查。1958年8月毛主席到天津，在林铁同志陪同下，视察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在南开大学看了化学系的四个生产车间。毛主席对他们试制的“敌百虫”农药很感兴趣，问了农药的用途、用法，多少钱一斤，农民是否买得起。对他们实行勤工俭学给予了鼓励。随后又到天津大学看了学生的实习工厂，几乎在每台车床前都停留一下，详细地向学生们询问了吃得好不好，住得怎么样，觉够不够睡，还问了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对他们把学习与劳动生产结合起来表示赞许，并告诉他们注意劳逸结合。毛主席在作调查时，主要是看、问、听，问得很细，自己却讲得不多。他常常这样说：“我就是听听你们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北京就是不产生意见的，开工厂没材料，等候你们的材料加工。”
毛主席十分平易近人，以一个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出现于群众之中。他有极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初见主席的人，往往心情紧张，甚至不知所措。可是，毛主席能够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说几句很有风趣的话，或者在人名、地名上开个玩笑，使气氛很快轻松起来，让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而是觉得主席是那样的慈祥可亲，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到徐水视察时，问陪同的保定地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李悦农回答说是喜悦的悦，农民的农。主席笑着说，啊，你喜欢农民。在安国和一个社员握手，顺口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叫高增福，主席很亲切地说：“你这名字很好，增福增寿。”在成安接见四个棉花姑娘，得知两个姑娘的名字都有“梅”字时，毛主席笑着说，邯郸有“二度梅”，你们也是“二度梅”。主席尊重人，体贴人，平等待人，给我们每个见到主席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悦农有一段身体不好，毛主席曾向我们打听他的病情，后来见到他本人，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我们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有时提出的问题我们答不上来，他很快就转了话题，从不使我们感到为难。在列车上找我们谈话，主席亲自在每个小桌上摆上一盒烟。在成安县道东堡接见棉花姑娘和当地干部时，在长条桌旁的正中间为主席准备了一把铺了毯子的宽大木椅，主席没有坐，他招呼棉花姑娘中的王素梅，让王素梅坐“第一把交椅”，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坐。当时，送上切好的西瓜，主席亲手把一块一块西瓜分别递给四个棉花姑娘，还招呼坐得稍远的人说：“我偏了她们了，大家都来吃。”顿时，屋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和主席交谈起来。毛主席是很愿意多接触群众的。就是1959年这一次到邯郸，列车停在国棉二厂的仓库区。工人们得知毛主席住在这里，纷纷要求能和毛主席见上一面，毛主席知道了工人的这个要求，欣然同意，就在去成安视察之前，与聚集在道路两旁的四个棉纺厂的几千名工人见面。他没有坐已经准备好的敞篷汽车，坚持步行，边走边向工人们招手致意，走了几百米，直到群众队伍的尽头才上了车。1960年4月底，毛主席到天津视察，随口问到“五一”节有什么安排，当省委的同志汇报准备在海河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时，主席马上表示：“我也参加”。“五一”节那天，毛主席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和集会、游行的群众见面，兴致勃勃地看文艺表演，足足坚持了四个小时，散会以后才离开。毛主席的突然出现，使天津人民喜出望外，感到十分的幸福。
毛主席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主席几次到天津，都是住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更衣室临时改造的房间里。我们觉得主席在天津住的很不方便，就为主席修了一处条件比较好的房子，主席知道以后，再到天津就不到市里住了，而是一直住在列车上。到河北的其它地方，主席为了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无论是严冬酷署，都是住在列车上。主席吃的饭、菜十分简单，有时我们汇报时间长了，主席留我们吃饭，也是糙米饭和几盘小菜或大盘菜。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的生活更艰苦了，有一段时间他明确提出不吃肉，不搞鸡鸭汤，也不用味精，吃的菜里油也很少。那时几次到河北，只让地方供应一些蔬菜。当时主席年事已高，生活又那样清苦，大家都为主席的健康耽心，但又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由工作人员捉一些麻雀为主席改善一下生活。主席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在河北的革命实践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以上只是我亲见亲闻的几个片断。就是在这几个片断中，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我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都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过去在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已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后仍将长期地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摘自：《缅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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