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
——兼斥反毛右派的“封建暴君”说
：钱昌明
在共产主义叛徒和反毛右派掀起的“污毛化”浊流中，其中泼向毛泽东脸上最黒的一盆污水就是：毛泽东是一个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封建暴君”！
老右派分子茅于轼最近又抛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就狂吠毛泽东时代是“解放后带来生灵涂炭的三十年，因政治原因死亡达五千万之众，超过二战死亡总数。”言下之意，毛泽东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
当今共产主义叛徒和反毛右派对30年前毛泽东的攻击，是不需要任何史实根据的。在国际、国内“反毛”势力的支持下，他们只要有一张会造谣的嘴和一支能无中生有的笔，只要能创造出天方夜谭式的有关毛泽东是“封建暴君”与“恶魔”的神话就行。他们摇尾乞怜从国际资本那里领赏（茅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受福特基金资助），却不需对自己的言论负“诽谤”罪责。
然而，公理自在人心，是非当有公论。常言道：“举头三尺有青天”，这个天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污毛化”可以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人，但隐瞒不了亿万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更欺骗不了一切尊重客观史实和有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事实上毛泽东一生没有下令杀过一个人，他恰恰是一个最尊重人的生命，最反对杀人，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与古代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相比，近现代资产阶级无疑是历史上最为虚伪的阶级。奴隶主在剥削、奴役被统治阶级过程中，公开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封建主在剥削、奴役被统治阶级过程中，则公开把农奴视作“下等人”，在它们的字典里，从不讲什么“人道”、“人权”之类的话。唯有资产阶级，它一方面宣布“人人生而平等”（《美国独立宣言》），“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国《人权宣言》）；另一方面，从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到贩卖黑人奴隶，从对殖民地人民的烧杀掳掠到如今美国的霸权主义战争，真可说是无恶不作，那有什么“人道”、“人权”可言？
如果说，近现代资产阶级要比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现代资产阶级远要比它们更贪婪、更凶残、更狡诈！
资产阶级所以特别喜好这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式的虚伪性，这是受这个阶级的阶级私利性特点所决定的，它不可能向人们公开自己剥削、奴役全世界劳动阶级的贪婪私利本性。为了应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日益觉醒，它就只能采用这种欺骗、麻痹的手段以售其奸，以继续维护资本在世界范围的统治地位。
与资产阶级谋求本阶级的私利相反，无产阶级谋求的是消灭剥削制度，具有为求人类解放的公利性，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行为一定是光明磊落的。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摧毁一个旧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隐讳自己信奉阶级斗争学说，但同时他们确实又是人类历史上最讲人道的，主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实践家。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人们就会发现，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人道主义者。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远胜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如果一定要作比较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堪称巍巍泰山；而西方鼓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过是一个小土冢而已。
珍惜生命，不轻易杀人
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珍惜生命，在进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主张不轻易杀人。
从世界历史上看，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于是杀人的事情就会时常发生，可谓贯穿中外古今。比如，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要杀人，老百姓活不下去造反要杀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要杀人；国与国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爆发战争更要杀人……
远的不说，就说进入近代。无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美、法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一不是通过战斗杀人来完成的。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由于斗争的激烈，因此反复杀人的时间更长，杀的人也就更多，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残酷斗争才平静下来。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自然要作垂死的挣扎，以作困兽之斗；因此，杀人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为配合国际阶级斗争形势，国内残余的国民党匪徒纠集地富反坏各路反革命力量，在大后方大搞反革命暴乱，肆意杀人、放火、爆破。仅以西南地区的情况为例，据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
2月5日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土匪暴乱，杀害干部战士50多名；
邛崃城遭士匪万人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40名，其中21人被匪徒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
该县忠孝乡三天之内遭匪徒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13户，第二次全村90余户全部被抢，被土匪杀死70余人，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
匪首曾绍华带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
川西地区，仅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总计残匪不下6万人。
全国其他各地情况也大多相似。美蒋特务勾结暗藏的阶级敌人，杀害干部，破坏生产，投毒、爆炸，残害百姓，从不停息。据《人民日报》报道:“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九月先后被我公安部门捕获的特务分子达13000余人，并破获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直接进行的间谍案件数起，缴获的特务机关的电台共175部。”（以上材料均参见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坚持“镇反”的必要性，镇压反革命分子，这是残酷的阶级斗争表现。因此，在“镇反”运动中，处决那些罪大恶极、特别是现行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非如此，就不能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非如此，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镇反”，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
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道：
“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论十大关系》）
然而，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毛泽东始终不忘珍惜生命，反对轻易杀人。他认为不能轻开杀戒。即使是像“宣统皇帝、康泽（国民党大特务头子）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另外，生命对人来说只能是一次。“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镇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即使是对于社会上一些现行的敌特和反革命分子，除非是那些负有血债，民愤极大的罪犯，一般都不判死刑，严格限制杀人。主张“少捉少杀”。（《论十大关系》）
在1951年5月第三次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就讲：
“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右倾比左倾好。右了你说纠正明天就可以起来，容易纠正；左了以后就不好办”。总之，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据此，《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上述引文均转引自《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近代法国是“人权”与“人道”口号喊得最响亮的国家，是最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然而，撕开法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外衣，恰恰是它们对敌对阶级的镇压最为血腥。且不说法国大革命时代对路易十六等封建主的处决和镇压（如雅各宾时期实施的“恐怖”统治），就以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后的大屠杀，仅短短4天，就枪杀了起义工人11000多人，被处以监禁、流放的参与起义工人25000多人！再如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毫不手软地屠杀革命战士，制造“五月流血周”。法国作家左拉在《崩溃》一书中写道：
“许多男子与儿童，只有极小的痕迹，如手上染了黒的火药，脚上穿着军用的鞋子，就被判了死刑。……血不断地流着，自早到晚，垃圾车载去成堆的尸体。”
看，法国的资产阶级多“人道”呀，它连儿童也不放过，只要与起义沾上一点儿边，就一律处死！
中国的历史更是如此。想想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时的历史吧，那时蒋介石、汪精卫屠杀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
一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一个“马日事变”，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又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
除了公开的屠杀外，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这些反革命政客还热衷于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自己的政敌。看看民国史上被暗杀的人物吧，如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爱国人士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
相比之下，在对待失败了的阶级敌人处理问题上，在相比历史上中外资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屠杀革命人民的表现，就越发地反衬出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的伟大！就越发地反衬出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
反右运动后期，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邓小平、彭真曾经提出，要将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龙云等64人逮捕法办，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参见朱长超：《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结果是“右派分子”的工资照拿，经济待遇不变。（即使是在三年大饥荒年代，章伯钧们一面享受着国家给的猪肉、鸡蛋、白糖、黄豆配给优恵待遇；一面仍可同“朋友们”一起发发牢骚——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第64页）
“文革”期间，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中共九大后林彪曾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就批了“刀下留人”4字，保住了王光美的性命。（参见《王光美与毛泽东后人和好言欢》2008-10-13 10:10:40新华网）
对罪犯重在思想改造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还突出表现在对已放下武器敌人的态度上。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修订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就明确提出“不虐待俘虏”的条文，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里最早的革命人道主义内涵，以后则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渐得以完善，最终演变成为“优待俘虏”的政策。
凡是敌人，只要是放下了武器不再抵抗者，一律不杀；有伤的给以治伤，有病的给以诊治；尊重其人格，尊重其宗教信仰。
1941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为红军卫校）的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他们亲笔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从此，“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成了医大全体师生在事业上追求的崇高目标，成为一代又一代医大人的行动指南，并最终成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体医务工的座右铭。即使是对受伤、患病的战俘、罪犯，照样予以尽心尽力的诊治。
联想当今世界上开口就是“人权”，闭口又是“人道”，最讲“人道主义”的美国，在实际行动中却屡创虐囚丑闻记录，对采用诸如“水刑”、“电刑”和各种高科技手段，对被俘人员施行逼、供、信，那更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它又无视盟国巴基斯坦的国家主权，越境捉拿拉登，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却任意将拉登击毙，并进而虐尸——把尸体糟蹋得一派血腥，面目全非！最终搞得在世人面前连拉登的尸体照片都不敢公布。
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反对从肉体上对罪犯进行惩罚，强调思想教育，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让罪犯弃恶从善，重新做人。
1950年7月，969名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国政府的审判。这是一批在中国犯下了深重罪孽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个个都是死有余辜。然而在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指示抚顺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即：
“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战犯们享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犯人们每天的伙食标准甚至几倍于普通中国百姓；会吸烟者，还能得到黄烟或纸烟；每周能洗热水澡，每月可理一次发；享受定期体检；监狱管理部门还组织犯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每年春秋季各召开一次运动会，每逢节日还要搞会餐。
建国初期经济困难，粮食紧缺，战犯管理人员每天只吃两顿，主食为“窝窝头”，而犯人们却一天三歺吃的是细粮。一次战犯们偶然发现，管教们的午餐竟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顿使他们感慨万千。
战犯中有受伤致残的，管理所就为他们安装假肢。医务人员耐心周到的态度，直感动得战犯嚎啕大哭起来！问他为什么哭？那个战犯发自内心的回答是：“我是觉得太对不起中国人民！”
武部六藏是日军侵华时期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被称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关押期间他突发脑血栓，经抢救脱险，从此卧床不起。护士焦桂珍精心护理，历时4年直至假释回国。中国人的善良促使这个战犯良知甦醒，这常使他会常在病床上“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深感愧疚。
在伪满抚顺监狱做过10年典狱长的大村忍，最后也良心发现地说：“现在，我们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知我们竟是当年的杀人魔鬼！凭着起码的良心，我们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随着战犯们思想的觉悟，经批准他们成立了“战犯学习委员会”，开展自我教育活动，真诚地忏悔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以上关于战犯改造的材料均参见彭冰：《从日本战犯改造看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1949年后日本战犯是如何被改造的？》）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革命人道主义在转化罪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悔罪，最终达到弃恶从善、重做新人的目的，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四年后，1956年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些罪犯进行公开审判时，整个审判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罪犯否认自己的罪行；相反，全是痛哭流涕地认罪，或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这一情景，被国际史法界惊呼为“抚顺奇迹”！最后，中国政府只对其中的45人判刑。到1964年3月，抚顺战犯管理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他们后来成为日本国内要求“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毛泽东时代，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是这样，对国内的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改造也是这样。从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对国民党战犯，凡是通过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教育和适当的劳动，促使他们认真改造世界观，最终基本上全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谓予不信，不妨可以看看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
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这就是毛泽东革命人道主义的力量。
斥“封建暴君”说
共产主义叛徒、反毛右派分子李锐、辛子陵、茅于轼之流，跪倒在美帝国主义分子杜勒斯和当今国际资本的脚下，为了背叛崇高的共产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千方百计地要毁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毁掉了毛泽东，才能从根本上否定中国革命，才能改变所谓“打左灯，往右拐”（《红太阳的陨落》）的现状，让他们“理直气壮”地复辟资本主义。为此，他们炮制了一个“封建暴君”说，以此来妖魔化毛泽东。
在毛泽东逝世30年后的2007年，辛子陵抛出了《红太阳的陨落》，反毛右派们根据书中提供的“炮弹”，采取了“谣言千遍，便成真理”的战术，反复不断、喋喋不休地在重复一个“毛泽东故意饿死3755万中国老百姓”的谣言：
“毛泽东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在饥馑的年代，“照常出口粮食换外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后来，原子弹是上天了，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毛泽东的伟大，须知是3755万条鲜活的生命把原子弹送上天的，任何政府都不会、不敢、不可能这样决策的，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敢这么干。”（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第385页）
有什么可靠的经得起考证的史料依据呢？没有！但是他们就硬是要这么说，而且反复不断地说。
反毛右派又说：“文革整了1亿人，整死了2000多万人！”
什么根据呢？据说是叶剑英说的。那么，叶剑英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不知道。反正叶已经死了，他也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作证。但是反毛右派们就是要这么说，而且反复不断地说。
无论是三年大饥荒年代“饿死3750万”说，还是文革期间“整死2000万”说，抑或“因政治原因死亡达5000万”说，一句话，都是“莫须有”式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要抹黒毛泽东。他们以为，只要不断重复这个谣言，就可彻底毁掉伟大的毛泽东在一切不了解真相的善良人们心中的形象，就可彻底毁坏毛泽东在下一代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否定了毛泽东，就可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可以否定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就可以彻头彻尾地复辟旧中国。
其实，反毛右派用某一年中国人口减少来说事，除了可以起到蛊惑人心的作用外，在论战中是很难有说服力的，是经不起推敲的。
第一，不能仅凭人口多寡论英雄。看一个时代的兴衰成败，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仅凭1960年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且不说这个数字是否由于“非毛”需要而作假），就以此推算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3000多万人口，而且断言这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造成的，这本身就站不住脚。更何况浮夸风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它的来龙去脉怎样？这些都是值得分析与推敲的。
如果单纯以人口多寡为衡量标准，那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时代人口增长最多最快，成绩最大。历史证明，晚清71多年，民国38年，合计109年，中国人口总增长仅0．9亿！谈不上有什么增长率，请看以下有关人口的史实：
1840年，4．1亿；（清道光二十年）
1949年，约5亿；（新中国建立）
1953年，5．8796亿；
1960年，6．6207亿；（三年困难时期）
1966年，7．4542亿；（文革开始年）
1976年，9．3267亿。（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年）
第二，毛泽东时代也有死人现象，这不等于都是毛泽东造成的，岂能把矢盆子全覆在他的头上。
比如，“文革”时期确实死了不少人，有自杀的，有他杀的。这已成为“反毛”右派对毛泽东进行最恶毒的攻击的“着力点”。但文革死人的责任是不是都在毛泽东身上呢？非也。
尽管反毛右派们不承认文革一开始就有一条“资反”路线，但事实上这条路线是自上而下客观地存在着的。自1966年6月运动一开始，XX就主持着中央一线工作，牢牢控制着全国的党政系统。随着运动在大中院校及文化单位掀起，他们很快就向北京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去“灭火”，搞第二次“反右”运动。
诚如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写：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
仅据首都一地24所高等院校统计，在短短的50多天时间里，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当作运动对象进行批斗。全国各级各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们，通过有组织的“抛材料”，有计划地把大批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有人估计，遭资反路线政治迫害的人至少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后来成了“造反派”的主要构成，“资反”路线的迫害也成了他们起来“造当权派的反”的动力。
8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然后通过组织手段，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从第2位降至第8位，靠了边。随后，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才使整个局面有所改变。然而，即使后来XX下了台，各地各级各单位的当权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组成“保皇派”，不惜挑动群众斗群众，导致文革两大派的武斗，这应该是“走资派”的反扑与挣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白热化的表现，这一过程中死人的事，又怎能把所有责任强加给毛泽东呢？
反毛右派一直攻击毛泽东是“封建暴君”，其中有一条“理由”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所谓“迫害”。说一个国家主席，就毛泽东一张大字报就完了。其实，在中国谁都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错，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然而这个国家主席是中国共产党推出来的。这是当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像英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那样，至今仍在实行君主政体，这是各国的国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又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其政治运作自然就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常规状态。要求在革命时期完全采用常规的方式行事，（切勿忘记：运动初期资反路线把成千上万的群众打成反革命，难道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的吗？）这无疑是不懂革命，否则就只能是脱离实际情况的痴人说梦。
其实对刘少奇的处理，虽说有毛泽东个人的影响，但整个过程的处理是按党的组织原则，按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办事的，完全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说，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当时中央委员的成员尚未变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多数人是违背自己意志而投赞成票的，那也只能怪这些人为什么要投“违心”的票呢？
黒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你不愿行使给你的民主权利，你自己放弃，那能怨谁呢？毛泽东给了你们反对的权利，你们不要，却要表示“拥护”，投赞成票，这能说毛不讲民主吗？现在反过来再骂他是“封建暴君”，这是什么逻辑？
反毛右派们的思维逻辑就是这样混乱和滑稽！这种怪现象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这些“违心”的人是两面派，是一批表里不一的人；或者说是一些不敢表达反对意见的胆小鬼，这至少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还能作什么解释呢？
“封建暴君”说，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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