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谣言何时休——一评茅于轼奇文
与茅于轼打过两次交道以后发现他近似精神病患者，因一个精神病人想出来的问题比十个正常人还多，所以近年来对他的狂言再不理睬了。可是他那篇奇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竟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才使我感到非同小可。于是在网上搜索，搜了半天，只看了由这篇奇文煽动起来的两大阶级的弟兄们的火拼，却找不到原文。于是向网友们求助。文锋网友积极地帮我把茅于轼放养出来的这只过街老鼠逮了出来。他还说，他感激茅于轼这位反面教员，并且感激他八辈祖宗。可见此人对那茅“感情”有多深。同是炎黄子孙，如果再不拿点感情出来，岂不羞愧？其实这感情当然不是因为茅于轼，他本来就不值一谈，也不是因他那些病狂的吹棒着。而是因为中国革命，也不知“茅”们的卖力表演能否有助于推动中国革命的浪潮？
鉴于网络文章宜于简明精干，因此将茅的奇文读后感由表及里的方式分开发表。一、《历史谣言何时休》只涉及表面问题。二、《迫不及待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右派自以为最能立足的核心问题，且看茅于轼在这个问题上的标新产异。三、《山雨欲来》摸摸此文的背景。
在读《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之前，以为茅佬是专家，知书达理，在其精神正常时说出话来必然会以理服人。此文的标题就表示出豁达大度，表示出了讲理的姿态。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却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激起了一浪高于一浪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帮助了青年一代了解毛泽东，想必是那茅专家绝对不会充许右派小弟兄们再干这样的蠢事。可是阅后却让人大跌眼镜，孰料这老右竟比小右们还幼稚可笑。文章牛头不对马嘴，除了造谣便是诽谤，逻辑混乱，强词夺理。难免要引起作梦都想救国而又苦无良策的人们如此愤慨。我也愤慨，但不是对茅老头，而是对那些无作为的当权派！我想问问他们：历史的谣言何时休？这“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文化大革命的谣言；毛泽东私生活的谣言等等。毋庸置疑，在理论上打不倒毛泽东，只能靠造谣生事。而负责主持社会公德的政府机关的不作为，就可能造成谎言取代事实的恶果，难道这不比资产阶级极右势力妄图将赶共产党赶下台更值得关注吗？
对于历史谣言，有的是非常容易澄清的，而且是非常有必要澄清！比如饿死三千万的历史谣言。现在证人众多，只要到各地找到饿死人的证人便明。只要找出“凤凰卫视”宣布的那因饥饿绝户了的乡村便明。难道执政者也乐意等到证人们都死绝以后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吗？由此可见，茅于轼不足恨，可恨的是茅于轼又一次给他们提了一个醒，他们却又一次不闻不问。他们自以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党保权，其实只是为了保护那个矮人。请他们晚上回去垫高枕头冷静想一想，他们如此死心踏地保护中国式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到底值不值？只是容他们这样去想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茅于轼这一次的谣言加诽谤有一道新的“发明创造”——“饿死三千万与文革的因果关系。文中写道：“为了逃脱（饿死三千万人）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茅老头意识到右派制作的所有炮弹中杀伤力最大的是“锇死三千万”，他想充分地利用，充分地发挥它的杀伤力。事实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中央已经定案性，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已承认了错误，文革并不涉及三年困难时期，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中，对三年困难时期只字未提。这是正史。既是“经济学家”，又想当历史家的茅于轼编撰的是“野史”。但是在文革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不受此限制，有群众组织揭发了“刘邓路线”干扰下产生的人祸，加重了因天灾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以致于某些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消息，吸引了众多的红卫兵以及包括机关干部的群众组织，追究刘邓反动路线饿死人的滔天罪行。我作为一名小红卫兵，打倒公检法时都有机会闯入机密档案室，并没有找到饿死人的具体事例。假如真有饿死三千万的事实，那刘邓绝对活不到今天，在批斗大会，愤怒的群众必定会将他们活活打死。
茅于轼造的历史谣言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除了洗饿死三千万之罪，便是想将权力交与JQ。文中说：“他想消灭一切政治上的对手，无限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还打算把自己的权力在他死后交班给自己最可靠的人，JQ。”如此的信口雌黄，却让他在公开场合招摇撞骗，任他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不知现在正高高在上的大员们还有何脸面？
关于政权的交接。单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选择文革干将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连续性……可是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过让JQ掌权，因此她连付主席的边都没沾过。九大中毛泽东提议JQ不进政治局，JQ不服，说让群众选。毛泽东耻笑她说：“提你当付主席都能选上。”并亲口说过“JQ有野心”。当然这个“野心”是为个人谋权，还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用事实来检验，毛泽东岂能主观臆断。对身后的接班人，毛泽东给了林彪机会，给了王洪文机会，也给了邓小平机会，最后给了华国锋，并没有给过JQ，这是与茅于轼的“野史”截然不同的正史。
茅于轼是崇美的，假如有人造华盛顿的历史谣言，茅老头是想必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回到三十年以前，茅的谣言是没有市场的。现在了不得了，有了几亿三十年以后出生，对三十年前的事情两眼一抹黑，而且都是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而且连共产党人自己都在“茅屎”旁为他佐证，因此他不能不底气十足起来，造起谣来得心应手。如果放纵茅于轼之流造谣惑众，可想而知，过若许年后，当亲历这个时代的人都逝世之后，后人们也许还可以看到“毛泽东随身保镖”茅于轼；“毛泽东的私人医生”茅于轼。因为从茅于轼此篇奇文中可能看出，全中国数他最了解解毛泽东。
中华民族有尊老习惯，法律因此作出了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判死刑，此茅获益非浅。即使是他因眼神不好将人撞倒再给他八刀也无大碍，用不着药家鑫那样苦苦哀求。我不喜欢用“老狗”等等不恭之词称之，虽然他对更年长的毛泽东更无尊重之意。这原因简单，因为我们要做人，而这茅并不一定想做人。但是我以为将茅于茅称为“茅屎”并无贬低之意，我们这里的方言“茅屎”是厕所的意思，茅于轼的功德便是厕所作用，如果没有它，让老右们到哪去拉屎？
茅于轼近似疯狂诽谤与漫骂，最终将深得民意，因为他已经深得毛泽东之意。毛泽东最怕什么？他与所有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一样，不是怕批，更不怕骂，最怕的是被人们将他当作神那样供奉起来。他们不批，不骂，证明毛泽东思想没有生命力了，反动派对毛泽东已经无忧无虑了。对近似疯狂的咒骂，毛泽东生前就为人们作过表率：林彪集团在“571工程记要”中，骂毛泽东为“怀疑狂、迫害狂，任何人都不能与他供事始终。”这对于不了解中央里的政治路线斗争内幕的广大群众来说，无疑会起蒙骗作用，因此中央在公布此反革命文件前曾向毛泽东提出删除这些漫骂。可是毛泽东却大笔一挥，批阅道：“全文照发。”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唯物主义的气魄！没有这种思想境界的蒋介石至死仍不明白他为什会输。没有这种思想境界的茅于轼之流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辛辛苦苦，为什么倒帮了毛泽东的忙，助他“死恢复燃”。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后人们不可能听之任之，他们要分析茅们为什么对毛泽东如此仇恨。他们所想的所要的与毛泽东有什么不同。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反对阶级剥削压迫、毫不含糊地反对贪官污吏、毫不含糊地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毛泽东为中华民族雪百年国耻复兴大业所作出的丰功伟绩，都被茅于轼之流一笔勾消，这只能暴露出他们的汉奸嘴脸，教育全国人民，团结全国人民起来斗争！人们认识共产主义靠资本主义的弊病，在现实状况下想要青年们认识毛泽东，恐怕可能只有依靠“茅”们那些各尽职守的反面教员了。
有网友撰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就能救得了中国？》，此文对那茅来说简直就是对牛弹琴，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救中国。想必是那茅是个已经绝子灭孙了的人，因此不怕后代受累，不怕百年国耻重演，也不怕回到春秋战国。因此处心积虑地要割断中华之根腺，敲碎中华民族的脊梁，毁我之长城。
有人说茅老头所作的文章中也有“爱国”的字样。这毫不奇怪，从来就没有不打爱国旗号的汉奸，谁也不会忘记什么是“忠义救国军”？茅于轼之流就似当代的“忠义救国军”。
右派对付共产党的杀手锏是“民主”，但是茅于轼老眼不昏，敏锐地查觉了“民主”的不足，民主武器的客观性更宜于被人数众多的他阶级利用，将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得心应手，文革中大民主的惨痛教训茅老头刻骨铭心。因此在茅这篇奇文中，“民主”两字是忌讳的。
如果以为茅老头因不顾一切地骂倒毛泽东，而一时疏忽了民主问题。那就是没有细心领会奇文的精神实质。全文中，他不仅承认英雄的作用，承认权力的作用，甚至承认毛泽东的权力，他说：“他的智力过人，但是免不了陷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规律。他不能突破规律，而是被普遍的规律所限制。”而这个“规律”是什么呢，那就是精英共享权力，毛泽东的最大罪过仅在于此，并且只是因此必定要变成“孤家寡人”。
是的，这些观点茅于轼在此文中表述得并不够明确，他在作此文时发表的几篇奇“博文”中，足见他已经赤膊上阵了。
他在《五四运动的目标错了》说：“五四运动的目标错了，五四运动的目标是民主和科学，现在是不是有更合适的口号，能够代替民主科学？我认为是有的。这个口号就是人权。”不仅民主是错误的，科学是错误的，只有人权“更合适”。大家不是都瞧见了，现在美国已经不拿中国的民主说事了，只是指责中国的人权。这就让人纳闷了，难道人权与民主是两码事吗？
在这茅眼中民主的确不如人权，因为强调了民主，必然会压制“人权”，文革就是用民主压人权的典范。如何才能杜绝呢？茅于轼在《我们和拥毛派的区别》中说：“ 我们反对穷人当家作主（除非是精英），赞成精英管理国家。要选最有才能，有远见卓识的人来管理国家。但是这些精英必须为广大群众的利益着想。”这些落地铮铮作响的语言，比普通右派民主的假惺惺可爱多了。足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的注脚。
现在我们可以对他所提出的“五四运动的错误”、“人权”高于民主与科学作出解释了。这“人权”是各人之权，各阶级之权，穷人有穷人的权力，富人有富人的权力，强者有强者的权力，弱者有弱者的权力，各尽所用之权力，由此才保护了这个人吃人的等级社会。茅于轼有雄心改写历史，有信心将五四运动的革命方向来个本未倒置。人们不禁要问，人权从何来？不先有民主，没有人与人的平等关糸能有人权吗？由此可见，茅于轼所追求的“人权”并不是平等的人权，而是人压迫人，人吃人之权。因此这种权力并不需要民主为先决条件，民主只能在这种“人权”下的民主，可爱的茅先生将西方民主说得多么透切，足以让人们特别青年人茅塞顿开！
让我们分析一下所谓的人权究竟是什么？人权首先必须是生存之权，那就必须是劳动之权，工作之权。如今劳动条件控制在极少数人人手里，大多数人必须请求极少数人恩赐才能工作，当少数人因失误造成了经济危机时就“合理合法”地剥夺了工作权力，剩下的只有像狗一样靠别人喂食活命的资格。这就是最发达最文明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给予大多数人的“人权”。茅于轼说，是的，这就是我给你们劳动者的人权，你的生存权必须在精英的统治权下获得，而且必须在精英政治下才能得到保证。茅于轼说：“也许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权是通往民主和科学之路。”显然，资产阶级不平等的人权，必然是通往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民主与科学”之路。他们的民主正是为民作主，他们的科学，就是创造更先进的杀人工具。
由此也可以说明，茅于轼指出的限制了毛泽东“规律”是什么？是精英政治！毛泽东所犯的罪行无一不与精英政治背道而驰有关。茅老头不愧于一语中的，拥毛派与反毛派区别仅仅在于精英政治与人民大众民主政治。他足可让某些左派大师那激动人心的高谈阔论黯然失色，他足以让喋喋不休的左派之间的争论嘎然停止，他雄壮地佐证了列宁的那句名言：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需要民主。毛泽东鞍马劳顿、奋斗一身，直至暮年才深切意识到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才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民主，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穷人消灭穷人。消灭穷人绝对不能指望富人，唯有“穷人当家作主”，这就是富人的代言人茅于轼竭力抹煞的的文革。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穷人，必然要有“文革幽灵”，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到来，一旦穷人达到了一定数量，便要爆发革命。而参加革命者将有相当大数量的是现在不愿革命甚至是反对革命的人。假如茅老头出乎我的意料有后代的话，他的在竟争中失意了的后代也可能成为被迫为革命献身的人。这根据是：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按照现在的思路走，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它那个“周期率”。
“党派的利益要退居人民利益之后。”茅这句话肯定了一切问题的前提。他肯定了“党派利益”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合法存在的。实际上是肯定精英政治，肯定阶级社会，肯定劳动人民与政治的对立，进而肯定了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反动势力。
借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浩荡春风，全国掀起了一股红色浪潮。许多冷漠的心受到刺激，以为穷人们出头有望，共产党振兴有望。春风已经吹起，当务之急是播种，播下民主的种子，而不能死死捂住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大众的大民主的盖子，任由资产阶级胡来，否则又如六十周年大庆那样，昙花一现，黄粱一梦。
以重庆为先锋的红色文化运动，尽管重庆领导人一再声明与“左”无关。
以中共成立九十年为题的重温革命道路活动，尽管不可能损害资产阶级一根毫毛。
可是他们仍不肯沉默，他们像是刚刚行窃过的小偷，生怕被偷者明白过来。
他们又像手持合同书的客户，指责合伙人，你们许诺过放弃革命口号一百年，你们同意全面批判毛泽东。
虽然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执政者会向左转，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必须敲山震虎，必须让党内的同路人警觉起来。这就是由茅于轼领衔主演的这场反毛反共序幕的国内气候。
更让他们感觉欢欣鼓舞的是，他们已经嗅出让他们一展身手的国际气候——资本主义统一世界的高潮，又一个更为伟大的“春天的故事”。为此已经感到有些陶醉的茅老头并没有少费笔墨。
他在写《将毛泽东还原成人》的同时，拿正被西方世界万炮齐轰的卡扎菲来影射毛泽东。他在“新浪”发《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写道：“卡扎菲很爱他的人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把国家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全国百姓都享受免费医疗，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而且住房不要钱。百姓生活得很满足，而且一年比一年好。他爱百姓，可是百姓不领情，还要造他的反。卡扎菲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切独裁者的共同思维方式。他们不但把政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百姓的福利，而且昼夜操心，为百姓谋幸福，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还为百姓之间的纠纷主持公道。现在的独裁者并不是只顾个人享受的帝王将相，他们不是低级趣味的人，而是有理想的人，是负责任的人。当然他们也不是理想的君子，思想很复杂。但是他们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他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现在人们反而造起反来了，他完全无法接受。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为人民服务而得不到好报？……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利比亚人民生活并不差，他们缺的是人权。他们自觉参与到游行队伍中，是因为自身的感受，是因为人权得不到保障。参与游行也不是因为生活问题。中国人改革以来的生活改善，其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现在中国政府以为改善民生可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下一个五年规划以民生为重点，而忽视政治改革。这样一条路很可能是看错了方向。”此话正是他写《将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政治目的。
将茅于轼上面的话说明白一点，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不重要，“百姓的生活福利”不重要，“为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也不重要，“人权”最重要，而这人权当然是精英之权。我们知道，发起利比亚内乱的不是百姓，而是精英，与卡扎菲同是精英的同僚们。一部分原政府官员接受了西方教育，认为卡扎菲权力分配不公，因此起义。他们狗仗人势地在西方的武力帮助下，拒绝与卡扎菲政府在非盟组织撮合下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为了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誓将祸国殃民的内战进行到底，权力不到手绝不收兵。由多国支持的利比亚的战争绝对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而是精英政治的精典演出，是人权等于强权的生动写照。“茅”们企图将此种“人权追求”模式原封不动地搬进来，以求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茅于轼深知，首先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首当其冲的最大阻力就是毛泽东思想，这就是他发表《将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背景。正如毛泽东曾经说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茅于轼明白，要实现中国的“人权”，必须学利比亚那样，依靠外国人的力量。为此他也没有少做这方面的意识形态工作。他写道：“二战以德国和日本的投降结束了。但这两个国家的百姓没有当亡国奴，相反他们现在都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强国。这说明英美联军是仁义之师，是正义之师。……但是中国虽然是战胜国，却陷入三十年的人民战争。国共之战，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之战，死人五六千万。远超过太平洋战争中各国死亡人数之总和。这一段历史的教训太值得我们深思了。中国有人主张让英美统治中国，也许中国能够摆脱种种不幸。的确，由于英美的占领，把德国和日本从专制独裁改变为民主法治，而且繁荣富强的国家。因此认为中国还不如也让英美占领一下。但是我不这样看。并不是因为爱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反对别国的统治。我主张以民为本，不赞成以国为本。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事我都会同意。”
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茅于轼认同的“对人民有益的事”？除去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解除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消灭人民的民主观念，将中国人民化作一盘散沙由帝国主义来收合局面，这一切都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他们的这种心血来潮是因为听到利比亚的轰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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