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法国正史中记述的共济会与大革命
（1）法国共济会俱乐部进行了大革命的舆论准备
以下摘自《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美国威尔·杜兰特著）：①
（大革命前）中上阶层掌握并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
依照内克（Jacgues Necker）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之手段。在《什么是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西哀士（abbě Emmanuel-Joseph Sieyéx）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最主要者。它是什么情形——无足轻重。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 “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罗兰夫人（Maron Roland）——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当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于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为博马舍（Beaumarchais）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共济会（Freemason）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他们阅读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作品，并且领略到他的腐蚀性才智。他们赞同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关于“所有宗教对于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于政府为同样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d’Holbach）与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法国哲学家，1715—1771）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个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关于现存政体的所有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
大革命的雅各宾派（Jacobins）接受《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的主张：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之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之奴隶。
在法国，1741年至1789年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穷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为受到禁止，罢工虽被禁止，但仍不断发生。当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的情况中。只要给他们枪支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狱（Bastille），侵入土伊勒里宫（Tuileries Ralace），并且废除国王。
在那些狂热的日子中，有更多演讲充斥于杂志，小册子，以及共济会的俱乐部之中，更多从事政治运动的人超过了巴黎小旅馆（Des Menus）的容纳能力。一些来自布列塔尼（Brittany）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Club Breton），不久布列塔尼俱乐部开放会中同资格给其他代表，以及口才好、有文笔的那些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与米拉波使俱乐部成为他们理想与计划的探测板与试验田。此处是那强有力组织的第一种形态，其后被称为雅各宾派。
也许就是在（共济会）布列塔尼俱乐部里，西哀士与其他人士制定了一项策略——使贵族与教士参与第三阶级的联合行动。西哀士提醒民众，他们拥有法国2500万人口中的2400万人，为何必须长久地迟疑才为法国说话？
6月16日他建议在欢乐菜单公馆的代表应该真诚地邀请其他阶级参加，如果他们拒绝，第三阶级的代表应宣布自己为法国的代表，并且着手制定法律。米拉波反对三级会议受国王召唤，反对三级会议在法律上受制于国王乃至被他随意而合法地解散。第一次他被大声喝倒彩。经过一晚的辩论与争斗，这论题被提出表决：“会议将宣布自己为国民会议吗？”结果是490票赞民，90票反对。代表们自己宣誓完成立宪政体。
政治上，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6月17日。
（2）拿破仑帝国多数官员都是共济会员
以下摘录乔·勒费弗尔的名著《拿破仑时代》：①
大革命发生后，贵族与神甫流亡到日内瓦。光明会与共济会宣扬的自由派思想风靡革命中的法国。而流亡在这里的巴吕厄尔方丈（神甫）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
在1798年他（反驳共济会的进步理论）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步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按：即马尔萨斯主义）。
……
在参政院会上，波拿巴批判了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一盘散沙”，并且强调了必须在“法国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块花岗石”，以便“给法国人民指明方向。”明白地说，波拿巴想要用利禄与荣誉组成一些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并期望这些集团对工资劳动者施加影响，以便赢得平民各阶级的忠顺。这就等于是复活旧制度下官民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行业集团，但必须警惕，不能使这些组织再能够对抗国家或蜕变为寡头统治。波拿巴机敏地指出，资产阶级将从中得到好处。
社会的阶梯等级制度建立在财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别的局面。
皇帝也插手到共济会，这是在督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府时期就已恢复的组织。1805年他派（兄长）约瑟夫为共济会总会的会长。而当已于1804年成立的苏格兰典仪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斯便掌握了领导权。皇帝的保护有助于共济会的统一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并促进了共济会支会的增加；共济会总会在罗蒂埃·德·蒙塔劳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年支配、管理着三百个分会，1814年发展到一千个。共济会会员在高级文武官员中为数众多，而且这个团体对帝国是十分忠诚的。但是它仍然忠实于十八世纪的思想，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认为共济会的一些支会影响不好。在勒芒郡，卡佩尔写道，“总是平等，总是‘博爱’，总是哲学，总是些共和思想”。拿破仑却从来不曾为此而生气。
（3）茨威格名著《富歇传》中提到共济会
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斯·茨威格的名著《富歇传》中也讲述了大革命前的法国共济会活动：
“在1778年，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处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托利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和数学的教师去接触当时令人惊异的发明，世界上最早的飞艇，蒙哥菲耶兄弟的气球①，以及电气学、医学方面的伟大发明。宗教界人士试图和知识界有所联系。阿拉斯城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交团体提供了这种联系的机会。这个团体名叫“洛撒蒂”，也是一种“施拉拉菲亚”（光明会）团体。
城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聚集一堂，谈笑风生。会上的一切毫不刺眼，一些没有名望的小市民朗诵一些诗歌，或者发表一些文学讲演。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神学院教师约瑟夫·富歇也是备受欢迎的座上客，因为他讲起物理学的新成就来滔滔不绝。他常常在那里坐在朋友之中，聆听工程兵团的上尉拉扎尔·卡诺吟诵自己写的讽刺诗，或者谛听脸色苍白、嘴唇极薄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德·罗伯斯庇尔（他当时还很看重他的贵族出身）发表一篇辞藻华丽的即席演说，以颂扬“洛撒蒂”。
外省地方还欣赏玄想空谈的十八世纪的最后的气息。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没有撰写血淋淋的死刑判决书，而是写作小巧玲珑的诗歌。瑞士医生马拉①还没有写出恶狠狠的共产主义宣言，而是写出了一部感伤缠绵的长篇小说。小小的波拿巴中尉还在外省什么地方孜孜创作一篇模仿维特的中篇小说。暴风雨还远在天边，隐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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