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60周年，也是全世界法西斯战争胜利的60周年。5月 9日，俄罗斯已经举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纪念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的60周年活动。引起比较强烈、广泛的反响。我们的党中央也已经就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做了明确的部署。
最近接触到境内的一些网站，包括人民网、新华网的网络论坛和报刊，觉得在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分歧和观念上的混乱、模糊，其间不断夹杂着一些比较大、比较多的争论。现在看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60周年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60周年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连俄罗斯都把他们的纪念活动定位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这应该说是比较确切的。实际上法西斯德国的投降，只是反法西斯战争在西方、欧洲战场的终结，而决不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终结。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投降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终结。有些报道（包括网络）竟然把俄罗斯和欧洲关于二战的一些纪念活动，都说成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并不符合实际的。
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应当说是开始于中国的 9•18事变（它事实上是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接着是七七芦沟桥事变，实际上意味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正式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应当说是结束于1945年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正式投降。
而中国人民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产生的巨大历史作用，是决不应当低估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媒体和网络实际上却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的估计和肯定。
最近国内的一家报刊就作过这样的报道：“近来，欧洲各地都在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英国一些媒体指出，中国对二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点却被西方忽略了。如果不是中国付出3500多万人牺牲（注：何止是3500多万！至少有五六千万以上）的代价，在亚洲战场拖住了日本军队，日军就会在中国迅速取得胜利后，控制太平洋地区。没有亚洲盟国的抵抗，西方盟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些西方国家，似乎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可是在我们自己国家，有的宣传媒体竟然也出现了上述的情况，就不能不令人感慨、遗憾和深长思之了！
更加令人痛心和难以置信的是，不久之前，有报刊报道，就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前夕，我国北方的某些房地产业的经营者，在沈阳竟然为了赚钱牟利，把“九一八事变”时当地（沈阳）的最后的一个遗址：“北大营”，给彻底炸毁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不能不想起早在193 8年九岁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的晚会上看过的活报剧：《撤退北大营》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唱过的《新编“九一八” 小调》：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九月十八又来临，东北各地起了义勇军！……”
当晚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曾引起多么大的震撼呀！
今天出现这样的炸掉“北大营”遗址的恶劣作为，简直是一种忘却中华民族灾难历史的犯罪行为了！也在这之前不久，当日本正在大力篡改、否认侵略历史，修改教科书之际，上海又发生了将的《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从语文教科书中删除这样的咄咄怪事！这两件事，遭到了国内有起码良知人们的尖锐指责、批评和愤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更早一点，也是最近一两年，一位曾在《人民日报》担任过评论工作（也曾是《交锋》一书的之一）的人，自2003—2004年以来连续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等书，和一系列十分露骨的亲日、媚日的汉奸言论，在国内外大肆张扬（曾连续在日本、香港、台湾和大陆接受“访谈”，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昭示了他亲日、媚日的卑劣嘴脸，遭到众多爱国人士的严斥后，不久前（大约在2005年3月间）他又进一步恬不知耻地在日本正式公开发行并签名出售了他的又一部更加肆无忌惮的新著：《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一书，不仅继续为日本侵华战争罪恶行径辩护，甚至还公然为大汉奸汪精卫翻案，称之为实行“曲线救国”的“爱国者”，甚至还为“台独”张目，受到了国内许多网站网友们的严密关注，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愤慨和一致声讨。
忘记过去，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日本侵略者辩护，甚至为大汉奸汪精卫公然翻案，还是中国人吗？
第二、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的实际地位、历史影响、作用和业绩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存在着十分明显分歧的问题。
有一些言论在实际上也就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影响和作用，都极力加以贬低、抹杀，甚至一笔勾消了。例如，在一些论坛介绍抗日战争时，有人大量列举所谓“正面战场”的许多重大的战役，如八一三松沪战役、台儿庄战役、印缅战役、大武汉保卫战……等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南方抗日游击队，似乎微不足道，仅仅不过是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并认为两者根本无法比较。也就是说，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理所当然就是所谓的“国军”了。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吗？
在整个抗日战争服中，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蒋介石不仅长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坚持“不抵抗”政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排除异己，在中央军的一些机枪火炮武器装备并不劣于日军，军队人数几倍于敌的情况下，望寇而逃，使中国丧失了几乎大部分领土，使南京30多万同胞被屠杀，全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失去保护，像牛羊一样任寇宰割。并且还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继续坚持反共政策，一再制造磨擦，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共高潮，甚至在关键时刻，发动了对新四军下毒手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领导下的大量军队则纷纷在敌后广大地区投降日本，成为伪军，在敌后到处建立了伪政权，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急先锋……。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也被一些人视而不见，甚至一笔抹杀了。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我认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应当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包括正确处理双十二“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积极推动、倡导实行了第二次的国共合作，更在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并对农村的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减租减息”，联合一切社会阶层和力量，团结一致，共同与日寇艰苦奋战，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决定性伟大历史功绩。人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事实，“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共产党不真心抗战，人民怎么会支持解放军呢？如果国民党真心抗战，那么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呢？这是不言自明的。
应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解放军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第三、与此相密切联系而且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问题，这些年来竟然也成了不同的人们所共同关注和引起争议的问题。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巨大贡献，更是根本无法抹杀的。他早在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5月）、《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等一系列论著，在七七事变后更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投降活动》《论联合政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等等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大量重要论著。（这方面的论著在《毛泽东选集》四卷集中，占了大约五分之三的篇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大量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抗日人民战争的历史功绩，更是早已载入了史册，是不能也决不应该根本抹杀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舆论阵地，是应当着力给以足够、客观的关注、阐明和肯定的。
不久之前，那位动乱“精英”分子刘晓波，在境内的一家网络上面，公然肆无忌惮地发表了题为《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毛泽东批判》的长达几万字的长篇文章，他竟然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在整个的抗日战争中，实行的实际上是“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的战略意图和方针。
这符合历史实际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60周年的时候，对此应不应当做出澄清和回答呢？
再例如，最近有的网络论坛上，包括在刘晓波的上述文章中，就又一次引用了若干年前作家邓贤的一部著作——《落日》中的观点。书中对当年的蒋介石就曾经做出过如下空前高度的评价：
“蒋介石，1925年接替孙中山的权力直至1949年末败退台湾。他的主要作为在于基本上削平地方军阀统一中国，和在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打赢那场史无前例的抗日战争充当大国领袖的角色。”
这位在书中还竟然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根据蒋介石的原意写出来的，实际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抄袭”、“剽窃”行为。
这符合历史实际吗？这不是荒唐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吗？
这种处心积虑地“褒蒋贬毛”，趁此机会为丧权辱国的窃国大盗、历史罪人蒋介石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抹杀毛泽东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历史功绩的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愤慨，更不能不根据历史事实真相，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做出明确地回答。
因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作为这场战争的一个部分的亲历者，作为从9岁时成为敌后一个村庄的“抗日儿童团长”，从不满11岁的童年时代开始，在抗日烽火中的敌后根据地的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普通一个“小八路”，我不准备，也没有水平做高度概括的、长篇大论、系统、全面的理论论述，而是不能不在此表达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感受和发自内心的一些最基本的看法，对上述那些对那段历史肆无忌惮的亵涣和歪曲，做出个人明确的回答。
问题其实是并不复杂和难解的。如果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我们怎能在当时极端不利和困难的情况下，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站住脚跟，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不断壮大，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呢？
实际上，从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和我们党都曾经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决裂，不恰恰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后果吗？就是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内战之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吗？红军刚刚到达陕北后，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不同样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吗？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就不可能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而这种伟大历史业绩，恰恰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而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不但是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上，也包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都堪称是创造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奇迹。
我们说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伟大历史奇迹，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呢？下面我只能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所闻所见，说一点自己的基本看法：
第一、首先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东西方的大多数参战国家，不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还是英、美、法等西方国家，都已经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军事的实力。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主导、关键作用的国家苏联，经历了伟大十月革命和战胜外来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内部战乱，也不仅取得了世界最广袤国土的统一，而且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工农业和国防军事建设的基础，也就是已经具备了抗击法西斯的基本条件。
人们只要不闭上自己的眼睛，就不能看不清楚，当时的中国却是根本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的。那时的中国不仅还没有最终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极端贫困落后的基本状况，而且正面临着国土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内乱不已、民不聊生的极端复杂、混乱的严峻局面。在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广袤国土被日本侵占，建立了由日本主宰的“满洲国”伪政权。在国难当头之际，背叛了孙中山的蒋介石却仍在继续坚持内战，倾其全力进行围剿工农红军。正是在这种极为严峻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冲破蒋介石的疯狂围剿，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布了北上抗日宣言，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苦，在1935年末到达了陕北，到达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这两万五千里长征本身，不是早已被看成一项人类历史上绝无仅见伟大的历史奇迹，被载入史册了吗？而这正是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和新的起点。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开始扭转了十分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第二、如果说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奇迹，那么，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的困难当头危机时刻，在八年抗战历史进程中的业绩，就堪称更加伟大的历史奇迹了！
实际上长征最后到达的陕北和延安，是一个中国西部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比长征之前的中央苏区还要落后、贫困得多。1936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这样说过：当时“陕西的农民极端贫困，他们的土地产量很低……江西苏区的人口曾经有300万，而这里的人口至多不过60万……在江西和福建，人民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筷子也带不来；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转引自埃德加•斯诺：《1936—1945年红色中国杂》1957年哈佛版）。
可是，就是这个极端落后的边缘城镇—延安，却在抗日战争中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历史作用。据有关的历史资料，在抗战八年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南方游击力量，就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敌人（小米加步枪），并且被日寇和反共力量分割、围堵的严峻条件下，抗击、牵掣了日寇军事力量的 60%以上，抗击了伪军和投降派军事力量的 100%，至少在90%以上。成为抗日战争中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这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呢？这算不算一个名副其实的伟大历史奇迹呢？
刘晓波的文章，用了《昨日小延安，今日大中国》这样的标题，恰恰可以证明，那个所谓的“昨日小延安”，竟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实际的中心所在，成为举国仰望的、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圣地”。被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之为“照耀中国”的“红星”（又名《西行漫记》）。当时全国各地成千累万的革命热血青年、爱国志士，优秀、先进知识分子，抛弃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离开大城市，离开国民党统治区，冲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纷纷投奔延安；一些国际友人，包括白求恩、埃德加•斯诺、斯沫特莱、柯棣华、胡志明、野板参三、阳早、寒春，以及最近几天刚刚过世的爱泼斯坦等等……，也都纷纷先后来到延安，其中许多人并且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白求恩）。这确实是一个国内外历史上仅见的伟大历史奇迹。难道他们是受“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的“蛊惑”，没头没脑，愚不可及、上当受骗、自投罗网，甘当帮凶，或被强迫来到“小延安”的吗？
而这个“昨日小延安”，不但承担了统一动员、指挥、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和重大的决策，也并没有教条式地照搬照抄别国的经验，而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情况，及时创造性地制定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策略，以至战术，并且通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等、等等……，培养了大量的优秀抗日领导骨干，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还通过他们，也通过当时十分有限的新闻媒体，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输送了比物资和武器装备更加重要的最先进的精神食粮和理论武器，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在世界的战争史和革命史上，包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也包括中国的辛亥革命在内，也都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的。
美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莫里斯•梅斯纳在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一书中也说到，红军当时到达延安并“把它当作陕甘宁边区的首府的时候，它不过是一个冷冷清清的贫穷市镇，人口也许只达一万人……可是当那块地方那样不利的时候，那个时代是怎样成为中国人颂扬的时代呢？一支孤立地处于那么偏僻、物质那么缺乏的地区的、衣衫褴褛的革命家部队，如何在10年间成长成为一支超过100万人的强大军队，并且获得它赖以取得巨大胜利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呢？”
这不正是值得历史和人们从根本上思考，并应该给以解释和回答的问题吗？这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恰恰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历史奇迹！
第三、至于当时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广泛建立和发展，那就更堪称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伟大历史奇迹了。
当红军到达陕北时，从长征开始的二三十万人，已经减少到不过两三万人，加上当地的红军也不过近七八万人，顶多不到十万人（这个数目大概不过是当时国民党的兵力的至多是几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在武器装备上更是无法比拟了。当时的许多军阀，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在占据的地盘上，也远远胜于我们）。可是就在那以后不久，我们的八路军却立即开始东征，从东三省、华北、中原、华南，都陆续、迅速地建立了大量的、大大小小的敌后抗日根据，轰轰烈烈、前赴后继地、十分广泛地展开了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并不断地壮大起来。
这些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到底有多少，因为那时情况千变万化，现在恐怕已经很难做出精确的统计。恐怕全国至少有几百个之多吧。就拿当时我所在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军区来说，就被分割为鲁南、鲁中、渤海、滨海、胶东等五六个二级军区。而我所在的胶东军区，又下辖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四个军分区。他们不仅处于被日本军队和投降派的分割的状况之下，连一些县城和较大的村镇都陆续被他们所占领，成为他们的“据点”，所有的交通线都控制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并且连续不断对我们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疯狂、频繁的大扫荡、大清剿，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在最艰苦的40年代初，我们胶东的有些根据地，已经被几乎缩小到一颗步枪子弹就可以穿透的危险地步。就是在这样十分艰险、严峻的情况和环境之下，在如此分散、被分割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能够在那个“小延安” 的统一领导、指挥之下，统一行动，统一思想，艰苦奋战，开展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开展反扫荡、反投降，用大规模的游击战、运动战、袭击战、地雷战～地道战，就凭着小米加步枪，甚至土枪、土炮、大刀片、手榴弹、红缨枪，凭着大量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武工队，甚至少先队、儿童团……的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艰苦奋战，使日寇和汉奸陷入一场货真价实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时在敌后广泛传唱的《游击队歌》、《保卫黄河》、《八路军军歌》等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万山丛中，杭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炮，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
当时的《八路军军歌》，更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游击战，敌后方，铲除伪政权：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钢刀插入敌胸膛……，争民族独立，求人类解放，这神圣的伟大责任，都担在我们双肩”。
这充满抗日激情和乐观主义的嘹亮的抗日歌声，不就是当时宏伟的、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鲜明、生动写照吗！
就拿我所在的山东和胶东抗日根据地来说，近十年前，我所尊敬的原胶东军区参谋长、老红军贾若瑜将军（解放后曾任军事博物馆馆长，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就曾对我说过一个数字：“在抗战8年中，山东八路军共作战两万一千多次。消灭敌人50多万人。胶东八路军则作战七千多次，消灭敌人13万6千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山东部队共27万人，胶东就有10万人多一点。在抗日战争中，光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6万7千多人。”至于普通老百姓被日寇残害和屠杀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仅仅从当时的山东和胶东的抗日根据地，不是十分有力说明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真实情况吗？
在这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就包括了敌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们。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38年，不满九岁，我就成为我们村的儿童团长，在当年我们县城举行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大会上，作为儿童代表还发表过慷慨激昂的“演说”。（见《莱州文史资料》）1941年春，我不满12岁，从当时的胶东孩子剧团暂时抽调到胶东“平、招、莱、掖边区根据地工作团”工作。当时我的任务就是在根据地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儿童团，优待抗属。我教唱的就是当时已经流行的歌曲之一，《抗日儿童团歌》：
“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手拿枪刀，打退鬼子，家乡保！”
最近我才知道，这首歌的歌词，竟然是在这之前的1940年，由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大姐姐”于恒嘉同志在13岁时创作的。
其实，在那个时代，“小红军”、“小八路”，是很多很多的。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就专门有一个“红小鬼” 的篇目。其中就讲到，1936年他在陕北保安遇到过一个不满15岁的“小红军”，是一个苏区农村讨饭的穷孩子出身，却已经是有了四年军龄，经历了万里长征的“老”战士了。当时陕北还有称为“列宁儿童团”的儿童组织，其重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汉奸混入。有一次，彭德怀同志路过这个村庄，没带“路条”，这些警惕性很高的孩子们，不认识他，坚决不放他进村。经彭德怀同志亲自签了“路条”，才得以放行。
就在那一年（1941年）的春节前夕，我和当地一个村庄的民兵叔叔睡在一个炕上。恰恰在第二天拂晓前，遭到附近敌人据点的伪军的突然袭击。这位民兵叔叔并没有在危机的关头只顾自己逃命，反而把睡梦中的我，抱将起来抱到后院藏到一口空棺材里躲过了敌人的搜索。这是我一生都不会也不应当忘记的。没有我们的人民大众的支持，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当时我们在敌后流行和传唱的一首关于“儿童团”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出来的。描述的就是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员王二小，被鬼子抓去带路，他为了掩护山沟里的后方机构和几千老乡，很机智地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最后遭到敌人的杀害。不久前有关报刊报道，仅仅在当时晋察冀边区，就有数十万儿童团员，他们当时在孩子中开展了叫做“五不运动”：“不给敌人带路；不给敌人送信；不吃敌人的糖；不念敌人的书；不告诉敌人藏粮的地方。”在当时反扫荡中出现的王二小式为抗日救国献出小小生命的小英雄，就已经数不清了！
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不是从未有过的战争奇观吗？这是绝对找不到这样的先例的。
我们凭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不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和民主革命的先例，像李自成、太平军、义和团，甚至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武装起义……。可是他们要就是起义后很快归于失败，要就是在起义之后却无法形成统一的领导，团结一致，往往形成内部四分五裂，争权夺利，各自占山为王，最终被统治阶级各个击破；再就是在取得政权后，腐败变质，丧失了革命性，最终归于彻底失败。
可是我们却能够在国难当头，四面受敌，在如此严峻的、被分割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壮大起来，团结一致，统一目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成为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各行其是、各自独霸一方、占山为王的“山大王”、“流寇”，而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时的那个“小延安”到底靠的是什么？遍布四面八方、鞭长莫及的大量敌后根据地凭什么听你“小延安” 的统一指挥？延安的魅力到底何在？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靠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吗？靠的什么“造神”和“个人迷信”吗？如果是这样，凭什么要“迷信”你毛泽东？凭什么听你毛泽东的话？不听你的话你又能怎么办？你管得了吗？那时的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在名气上就要大得多，掌握的军事力量更是强大无比。在广袤的沦陷区，不仅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已经为日寇和解所占领，而且在极端落后的农村还到处遍布土豪劣绅各自“占山为王”的武装力量、土匪、流寇，包括反动的道会门（仅在山东的敌后的农村，就有“一贯道”、“红枪会”、“黄沙会”等大量迷信组织，横行乡里，连一些地主大家族内部也都是内斗不已，无法整合）。而分处敌后、十分分散的抗日根据地为什么却要“迷信”边缘山区的那个山沟里的毛泽东，并形成了团结一致、听从延安统一指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党中央、正处于最贫困的地区，不仅无法向敌后根据地提供任何金钱、物资、武器，而且还需要接受许多稍微富裕一点的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例如，当时我所在的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相对来说是比较富裕一些，是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那时很多胶东的同志去延安，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用长布袋装着金条，捆在腰部，穿过日寇的数十层封锁线来支持延安的。而在胶东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往往过的却是吃糠咽菜的生活。这是被迫的吗？是一种为谋取私利“塞红包”、“进贡”的行为吗？
前面提到的贾若瑜将军也曾告诉我，当时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光是上交黄金一项，就达130万两之多，十分有力地支持了敌后的抗日战争。
在人类的历史上是找不到这样的先例的。
第四、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也就是在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共同一致的人民战争方面，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确实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奇观和先例的。这恰恰是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甚至是决定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就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当时的国民党的重要兵源，来自强迫“征兵制度”，甚至靠所谓“抓壮丁”。而很多国民党的上层军官，不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大发国难财，并且欺上压下，实行军阀统治，不遗余力地榨取民脂民膏。而我们的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却是紧紧依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自愿参军和支援前线。当时我们唱的抗日歌曲，对此就有很生动的描述：
“八路军，真好心，杀鬼子，救人民，要当好妻好母亲，快劝丈夫儿子去当八路军！……”；
“母亲劝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
“兄劝弟，儿别娘，前呼后应上战场，齐心协力打东洋……”；
“军政民，一条心，拿起镰刀拿起枪，武装割秋粮……”。
我们的抗日军队就理所当然被人民群众亲切称之为自己的“子弟兵”。而们的抗日子弟兵，则一直是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就包括：“不拿群众一针线”、“买卖公平”、“借物归还”、“不调戏妇女”等“群众纪律”。而们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则爱护、体贴有加，如当年沂蒙山根据地的《红嫂》，掩护、救治子弟兵伤员，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那时不分军民、不分男女、不分大人和孩子，都齐心合力，投入了抗日战争。在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命运，维护群众利益，为群众服务，依靠群众方面，毛泽东同志恰恰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光辉的典范。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1944年在延安亲自参加因烧炭塌窑而牺牲的普通警卫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并亲自发表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悼词，在人类的历史上，（更不必说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的。它表达的恰恰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和宗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同志不仅是这方面的倡导者，而且是一个身先士卒的实践者。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和劳动人民共命运、同呼吸——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感言》（《炎黄春秋》作为“特稿”刊登时，则改题为《毛泽东和延安老百姓》），就通过我所掌握的资料和亲身的体会，表达了自己的这方面的许多感受。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举其中涉及到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在最贫困的延安地区，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存在，当地的农民不得不承受沉重的公粮负担。当时延安附近的一个村庄贫困的农民家庭妇女伍兰花，因生活困难，交不起公粮，情急之下，在村干部面前骂了毛主席，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主席”！这件事引起有关部门的震惊，并决定作为“反革命事件”对她执行枪决处置。毛泽东听到这个信息后，非常震惊，立即决定把这个善良的农妇请到自己的窑洞，亲切与之对话，当他了解了实际情况后，不仅立即表示， “她是敢讲真话的好人”，马上派人送她回家，并且立即展开了边区农村经济负担的调查和研究。从此，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在边区首先正式拉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生产自给“大生产运动”的序幕。不但产生了“开辟南泥湾” 大生产运动的重大举措，而且从中央领导人、老一代革命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开始，就自上而下都参加了纺线、织布、开荒、种菜的行动。后来这个军民合作，自力更生，共度难关的“大生产运动”，也陆续在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当时流传的救亡抗日歌曲《南泥湾》、《垦春泥》、《边区十唱》、《生产大合唱》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十分生动的艺术写照。我们文艺界的老前辈吕骥同志当时作曲的《开荒》，更是生动地阐述了这个历史的真相：
“开荒、开荒，前方的战士要了军粮?
织布、织布，前方的战士要了衣服！
大嫂嫂、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生产，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这真实的军爱民、民爱军的历史不但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度过难关，减轻人民沉重的负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人类的战争史和建军史上，不是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吗？第五、在这里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可以这样说，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动员、团结、鼓舞作用。实际上早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和后来在大后方开展抗日文化运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促进下开展起来的。当时上海的大量抗日电影、话剧、歌曲、诗歌、小说，很快在全国流行、传播，风靡一时，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国歌，和他的《毕业歌》等，就是产生在那个时期）。而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突出强调建立、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更使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文艺工作明确了目标，端正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产生了众多足以名标史册，影响深远、巨大的一代、一长串优秀作家、诗人、演员、作曲家、歌唱家和优秀文艺作品，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文艺大军。在这里我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这里还不能不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新闻工作。不但在延安有《解放日报》，在重庆有《新华日报》，而且在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敌后根据地，也都有了自己的报刊和杂志。毛泽东同志不仅给这方面以高度重视和关注，还常常亲自为之撰稿。当时那些生动活泼、尖锐泼辣的文风，是当今许多套话、废话连篇、不痛不痒的言论，根本无法比拟的，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更是巨大、深远，在最遥远的边缘地区，都能够倾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在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的军队和农村的文化活动也都是十分活跃的。不仅有大量的专业抗日文工团、宣传队、剧团，而且在广大的农村也都有很丰富、活跃的精神文化生活。我所在的山东胶东抗日根据地，就至少有几十个文艺团体。我本人就是在不满11岁成为当时胶东孩子剧团的最小成员之一。1941年末，我们胶东的几十个文艺团体，还和山东军区鲁迅宣传大队在一个深山沟里共同举行过隆重的“联合公演”。我们当时的胶东孩子剧团，是一个由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组成的抗日儿童团体，跳舞、唱歌、演戏，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几乎走遍了整个胶东半岛。在多次反扫荡中，为了躲过敌人的搜索，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律剃成光头，根本分不出男女来，我刚刚到孩子剧团时就曾经把那些小“大姐姐”，当成了小“大哥哥”了。有好几个孩子剧团的小战友，在敌人的大扫荡中，献出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其中也包括和我一起来到孩子剧团的哥哥。他遭到敌人杀害时，只有14岁。当时在抗日根据地还开展了扫盲，普及文化知识的教育活动，我作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成员，就参加过扫盲活动。1938年胶东抗日根据地刚刚创立不久，我当时还是只上了两年小学只有九岁的小学生，我们村庄的学校就一律换上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国防课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也就成为我们村庄的第一任儿童团长，每天放学回家时，我们都是排着整齐的队伍，慷慨激昂地大唱抗日歌曲，其中就包括《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表达了当时这些孩子们的爱国激情。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都处于十分落后的农村，文盲占人口的大多数。我们的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就大规模地开展了扫盲活动，办夜校、识字班。当时的延安有一个秧歌剧，叫《夫妻识字》，就是当时这方面的十分生动的写照。我们当时还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解放后，在学术界对此曾有过不同的见解。但是在当时的“扫盲”活动中，它却曾经起过不容低估的作用。我们当时有一个照料我们生活的事务长，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他在短短时间内掌握了拉丁化拼音，就不仅可以用来记账，而且也能够用来记日记，写信了。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抗日武装部队所进行的文化建设，成为一支有文化的、最文明的军队，不是就和国民党、军阀军队，更不必说历史上的“帮派”、“流寇”，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吗？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堪称奇迹的。
第六、在此我们不能不特别强调的是，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始终加强自己的思想、理论建设，始终保持了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因此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就成为当时，甚至中国的历史上唯一不腐败、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溶为一体”、“打成一片”、“血肉相联”、“同甘共苦”（而不仅仅是居高临下的“贴近”）的最先进的政治力量。1942年开展的整风学习运动，尽管现在有不同的评价，但它产生的历史作用，却是决不能低估的。当时出版的《整风文献》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就不仅在当时产生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至今也并没有丧失其现实意义。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时向全党推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来在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就如何防止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历史悲剧下场，打破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始兴终亡” 的“周期律” 问题，做了深谋远虑的思考、回答和警示。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向全党倡导和提出的坚持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就更是具有特别重要、根本意义的。他当时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所压倒。”“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和真正贯彻，不就是我们的党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保持自己的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永不腐败变质，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吗？当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敌占城市时，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没有像国民党军队一样，“纷纷然、昏昏然”，大肆横行霸道，大发“胜利财”，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信任。这对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吗？这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力量之源、立党之本”和掌握政权以后的“执政之基”。就拿当时我所在的孩子剧团的五、六十个小成员来说，当时在毛泽东思想和革命传统的培育下，在战争期间，就可以无愧地说：没有产生过一个逃兵，没有一个成员叛变投敌，许多小战友还在战争中献出了小小的生命。在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后，这些人，虽然都有过不同的经历，不同的际遇，处于不同的地位，至今却没有听说产生过一个贪污腐败份子，没有听说一个人是被“糖衣炮弹”所击倒。这正是当时毛泽东思想和革命教育的结果。这对于我们当前我们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也仍然具有根本的启迪和指导意义，甚至具有关键、核心的意义。我们的共产党员，只有实实在在，言行如一、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理想，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全心全意为劳动大众服务，而不是表面走走过场，做做样子，说一套、做一套，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效，并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以上，就是我的一些亲身的感受和基本看法。尽管我们当时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变化万端，道路十分艰难曲折，（包括敌人打入内部进行瓦解、破坏），往往难免出现一些内部不同的看法和判断、分寸把握上的失误，比如在延安时期出现的“抢救运动”，就曾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但是毛泽东同志发现了这种情况后，不但承担了责任，而且亲自出面，脱帽道歉。这不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先例吗？如果像有些人把延安时期说得那样一无是处，自相残害 勾心斗角，它能够站住脚维护自己的一致和生命力、战斗力吗？各个敌后根据地也恐怕也就早就四分五裂、各自为战、各行其是、分崩离析、不打自败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莫里斯•梅斯纳作为一个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是怎样看待回答这个问题的。我认为听一听这位学者的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对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因此有必要向人们加以介绍。他说：“日本人的侵略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因为国民党人被迫从那些他们过去获得主要财政支援和政治拥护的大城市撤退了。对于国民党来说，战争破坏的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混乱和官场腐败——而且最终导致士气几乎完全消沉。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中国农村勉强实施的那种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构成那个脆弱权力基础的绅士阶级，或者逃离乡村地区，或者被迫处于军事上和政治上毫无防御能力的境地。而那些乡村已有丰富的农民工作经验并且擅长于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有很多机会进入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占领域市，却没有人力去有效地控制农村，于是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于战争期间在农村迅速成倍地增加。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下撤退到西部地区，加上国民党的政府权力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同时崩溃，使共产党人能够冲击他们在陕西的那个偏僻的圣地，把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势力全面扩展到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农村地区。虽然日益强大的延安根据地当时仍然是中国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心，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在中国的许多农村地区进行工作，在日军防线背后获得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政治拥护，组织许多农民进行了游击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政治军事活动中获得农民越来越广泛的拥护，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于1946年重新展开激烈的内战时，这一点起了决定性作用。“共产党人在战争岁月所以获得人民的广泛拥护，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人以爱国热情号召人民抵抗外来侵略者。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旗帜已经作为20世纪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取代了那个过时的“天命”。国民党领导人所丢失的那些民族主义标志（初期是由于他们似乎不愿意抵御日本人的威胁而保卫祖国，后来是由于他们显然没有能力进行抵御）许多已经由共产党人继承。在战争期间，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而且（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象征。数以千计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城市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的（当时也是民族主义的）事业——在那里，许多人首先在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受训，并且在思想上“接受改造”，以便成为迅速发展中的共产党根据地和游击区所需要的政治、行政和军事干部。“日军的占领不仅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危机，而且激起了农民最激烈的爱国情绪：共产党人能够把这些情绪变成现代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利用来为革命政治目标服务。日本侵略者所推行的惨无人道的政策（日军在华北和华中进入乡村残酷地大肆进行抢掠，他们在那里虽然能够抢劫和整治中国人，却不能保持和占领土地）在很大程度上使共产党人更容易利用上述政治机会。在共产党人能够进入的那些地区，根据抗日民族主义纲领动员农民群众的工作，对于延安时期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最后的结论是：“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取得各种成就的原因，要评价延安时代革命遗产的意义，就必需既考虑那个时代的客观力量，也考虑主观力量一一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倾向……”。这些论断，不就是对一些中国的所谓“精英”所做出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战而为内战积蓄实力”的，非常明确、客观和很有说服力的回答吗？他不是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吗？这就不仅能够说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表达了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我不属于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过丰功伟绩、身居高位的一员。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己怀念的年代，对于当时做出的历史选择，我无怨、无悔、无愧、无憾。我当时参加的孩子剧团，就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充满团结友爱、生动活泼的战斗集体，是一个真正革命大家庭和培育自己成长的大学校。我们当时唱的《孩子剧团“团歌”》就是这样唱的：
“咱们是一家，咱们是一家，
咱们都在革命摇篮里长大！
共产党是咱们的保姆，
咱们生长在红星旗下……”。
解放后我们孩子剧团的战友们每一次聚会时，大家都是流着眼泪，共同唱起这首难忘的歌的。离开孩子剧团后，我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抗大胶东分校学习。我们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就是这样唱的：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忧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努力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我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遵循这样的“作风”和“传统”，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能够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在抗日烽火中成长，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用胡乔木同志的诗句《千年不遇我逢辰》作为标题，就表达了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一个13岁的小诗人田晓菲小朋友交流思想和情感时，曾写过一首朗诵诗：《童年的色彩和生命的韵律》，更表达了自己在那个历史时期发自内心的感受：
“……
我也有过自己难忘的童年！
童年的欢乐，
童年的幻想，
童年的苦难，
也有过十三岁时稚拙的诗篇！
那不是温和的金春，
却是战火纷飞的严寒！
那条路，漫长，漫长……
被鲜血染成红色，
却不曾铺设过金色的花瓣！
然而，我青春无悔
生命无憾，
因为，我曾把幼小的生命
以至我的一生，
融进了毛泽东时代的狂风巨澜！
你佩戴的那条红领巾上，
就浸透了我的亲人、战友的血迹斑斑！
你幸福吗？
是的，我也有过自己幸福的童年，
我的周围，
曾环绕过革命大家庭的真正温暖。
我曾俯在大哥哥的背上，
在深夜里淌过泥泞的路。
在阿姨的战马屁股上，
像婴儿在妈妈怀中恬静入眠。
农民叔叔，在空棺材里，
掩护过我小小的生命。
大姐姐们，在冰水中，
浣洗过我这最小弟弟的肮脏衣衫！
战火，给我以洗礼，
战友的爱，滋润我幼嫩的心田。
毛主席、共产党啊！
把我这棵初露土的小苗浇灌。
革命的大家庭啊！
是-我-生命的摇篮！
……”
我所尊敬的革命前辈，同样是在抗日烽火中奔赴延安并成长起来的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曾经有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诗句：“生，一千回，生在中国母亲的怀抱里，活，一万年，活在伟大毛泽东的事业中……”。
他所表达的，也恰恰是我自己的亲身感受。他不仅肯定了毛泽东在八年抗战中的地位，更表述了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心目中永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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