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迟到千年的历史回望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唐宋之变：奈何竟“打不醒”中国人》、《挪威枪响打破了美丽的“北欧神话”》及《唐宋之变：迟到千年的历史回望》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发生在距今一千年前的“唐宋之变”，标志着中国从“大唐盛世”的历史巅峰开始转衰。接下来，以中国文化正宗传人自居的大宋帝国，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尚全面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面对西夏辽金蒙元诸“蛮夷”的轮番进攻，却腐败无能而丧权辱国苟且偷生，最后蒙元“赢者通吃”并一路狂飙西进，不但“打醒”了“中世纪黑暗”的欧洲，而且同时把中国先进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及航海技术，都“原装正版”成套地“送”给了欧洲。
这个东方来的“草原使者”，既是让欧洲人丧胆的“凶神”，却也是给“中世纪黑暗”的欧洲送去光明的“盗火者”。当中国把世界先进科技领航员的“火炬”输出传递给欧洲后，自己便开始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酣梦。而在“丝绸之路”的西端，经过“文艺复兴”的精神准备，欧洲人即开始扬帆远洋探险领航世界了！人类文明的历史，由此进入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
当然，一千年的时间，在中华万年文明史上并不算太长。所以，我们再用一千年的时间来破解这个世界千年变局之谜，也应该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就中国最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来讲，如果说历史巅峰再难企及的“大唐盛世”，只不过是昔日秦汉接力勃勃雄起的一缕千古绝唱和回光返照。那么，大清帝国自1840年以来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则是昔日“大宋遗风”的千年余韵袅袅。是故，中国的盛极而衰，起于千年以前的“唐宋之变”。而中国今日“汉唐雄风”的千年难振，也是首罪于大宋！经济发展富裕之极，文化科技发达之极，军事装备强大之极，却又是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之极！这个矛盾至极的大宋王朝，的确是创造了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历史之最！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难道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所致吗？如果真是像今天某些“洋务”专家精英们所讲，是因为大宋没有坚持以“做大蛋糕”为中心，或是大宋缺乏先进发达的“科技第一生产力”，亦或是缺乏“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谋略，乃至于是缺乏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这在当时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理由。那么，就只能是因为缺乏现代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了。但试问，当时抢分大宋“大蛋糕”屡屡得手的西夏辽金蒙元，是因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先进吗？
而西方列强的抢掠起家，也只不过是与西夏辽金蒙元强盗习性的击鼓传花和创新翻版罢了。今天西方列强的富裕和“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发达，恰恰是抢掠的结果，而绝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至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只不过是给这种因果倒置提供强词夺理的文化“马甲”而已！中国人自1840年“洋务运动”以来，始终走不出这个文化迷雾，也正是因为西方列强文化“洋鸡汤”的忽悠所致。试问，远在“老欧洲”15世纪开始远洋殖民，并大肆抢掠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的时候，西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又在哪里呢？
【2】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的儒家礼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转基因”病毒
如前所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大宋帝国衰败的体制根源。商业贸易市场经济的发达，是土地兼并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助推器”。“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和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是社会等级结构固化的文化根源。至于严法苛律的完备及“王安石变法”的改革努力，从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大宋帝国的“法治迷信”。如此社会体系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和加热过程。而用法治手段强行维稳的结果，便是导致出现“水泊梁山”之类的“内乱”。这个经济繁荣富裕而内部两极分化危机重重的大宋帝国，频频招来“蛮夷”的攻击抢掠，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再说“落后就要挨打”，大宋帝国的“落后”不在科技，不再经济，不在法治，也更不是因为不“韬光养晦”。要说最根本的落后，首先是对内，就是落后在其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也就是开启“宋明理学”之先风的“宋儒理学”。最核心的思想，便是“私有制”和“等级化”。其次是对外，落后在对“蛮夷”之族的战争警惕和战争意志。最致命的思想，就是厌战畏战避战和割地赔款“买和平”。
客观来讲，人类原始野蛮的抢掠习性和“丛林意识”，也是脱胎于自然生物界“食物链”等级结构原理。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更给西方“蛮夷”提供了“民族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丛林法则”的理论基础。事实上，从古老的游牧部落，到东方“蛮夷”和西方“蛮夷”，只要人类原始野蛮的“丛林意识”劣根还没有彻底褪尽，那么“热战”、“冷战”及经济殖民战争的冲动和危险警笛，就时时刻刻都在鸣响着。而西方“蛮夷”为缓和其内部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向中国转嫁危机的冲动与行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其实也已经领教不少了。
基于维护私有制等级化社会结构的“儒家礼教文化”思想，就如植入中华文化生命肌体里的可以自我复制的“文化木马”病毒，不但批量制造着自私自利的民族败类和千古罪人，而且严重戕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这个“文化转基因”的最早人工“种苗”，是生成于春秋“百家争鸣”时期，主张“克己复礼”周朝奴隶制等级规范的“孔子之说”。其被官方推广进入中国“正统文化”主流体系，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国策。其与中国官僚体系的组织化融合，是始于隋唐时期“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其“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备及“官学商铁三角”利益集团的结盟，是成形于宋朝。
至于经济形态从农业逐渐向工商业的转变升级，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领先于世界的必然结果，更是“大唐盛世”的催化成果，而绝不是大宋之错。问题的关键，首先还是在于社会内部利益分配关系如何调整，其次就是如何应对“蛮夷”的侵扰。而大宋之过，恰恰是以私有制等级化的“官学商铁三角”，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同时，又对“蛮夷”的侵扰采取了丧权辱国的“韬光养晦”政策。这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官学商铁三角”集团最大比例地切分了社会“大蛋糕”，然后又转“送”孝敬给了“蛮夷”番邦。而“蛮夷”的贪得无厌，又绝不逊色于大宋“官学商铁三角”集团，如此最终的结局，便是大宋成了“大送”，连自己的“蛋糕工坊”家底，都一并“送”给“蛮夷”了。作为大宋的国民，千载空恨悠悠，何堪“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自“宋儒理学”承传至“宋明理学”并遗毒明清社会后，或是因为总结了宋朝“重商”而覆亡的教训，明清两朝便又开始“重农抑商”。于是，此后在“官学商铁三角”利益集团内部，“官学”地位远高于“商”，“商”的“寻租”成本骤然加大。故此，明清以后中国工商业的繁荣不及宋朝，也是必然的结果。而此时“官学”体系的主要经济基础，便是千年不变的地主土豪阶层。所以，研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宋朝“官学商铁三角”体系，对当今社会才更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标本意义。
再说儒家“文化转基因”的病症显现，其实随着唐朝“科举制度”的日渐成熟，就已经慢慢开始发作了。于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边疆“蛮夷”的骚扰，便开始不期而至。所谓“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就是这种内忧外患并发的结果。而“大唐盛世”的颓势征兆，即发端于此。旋至大宋，只是面临如何应对这个千年变局而已。
【3】经济产业升级：中国文化遭遇“成长的烦恼”
对于“唐宋之变”和中国与“工业革命”的历史先机失之交臂，我们如果一味地怪罪和埋怨儒家文化精英，显然已经于事无补。我们真正需要认真总结和深入反思的，还是儒家文化为何就能够把中国历史引向歧途？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截至“唐宋之变”，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还依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前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主要是带有农耕文明色彩的民族文化。君臣尊卑的等级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使得文化知识精英阶层与官僚和地主阶层，结成了稳定的“利益同盟”。就这个社会强势群体而言，面对工商业的兴起，该如何调整和安排新兴工商阶层在“利益同盟”中的位置，这便成了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时代性新课题，也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文化危机。与以往一样，对于社会发展走向和制度体制的革新设计，首先是文化知识精英的社会职责。故此，这时中国文化的困惑，也首先是文化知识精英面临的困惑。而鉴于儒家文化精英的思想保守性和个人自私性及阶层自私性劣根，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习惯喜好和利益最大化。
结果，就是他们不屑去思考当然也无法找到自己在工商业发展中的恰当位置，从而也使中国工商业发展缺乏稳定的文化智力支撑。至于新兴工商业阶层的社会地位，即使是在“官学商同盟”内部，也处于受排挤的从属地位。而为了应对工商业崛起对社会固有结构体系的冲击，文化精英们又只能是在自己熟悉的套路上，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私有制等级化的封建社会体制。宋儒理学的发展和宋朝“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备，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换句话讲，就是儒家文化精英们，顽固地以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管理体制，强力阻击了中国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跨越。而这种“重于内防”的社会体制和等级礼教的奴性驯化，所导致的同步效应就是“疏于防外”乃至对外奴颜卑膝苟且偷生。
发生于宋朝的“水泊梁山”故事，历史上一般都称作是一次“农民起义”。但若仔细分析对照，就能看出这次“农民起义”，与此前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巨大不同。仅就“一百单八将”的出身背景来看，与其说这是一场“农民起义”，倒不如是是一场“市民起义”或“工商业者起义”。再从《水浒传》描写的“冰山一角”，我们也能看出宋朝社会工商业的繁荣发达及文士官僚的腐败。
固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往往只有对历史进行假设思考，才能给我们带来现实与未来的智慧启迪。那么，假如在“唐宋之变”之际，中国社会能够“顺势应变”，则从世界贸易和商业繁荣到“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中心怎么会“主场”西移呢？而中国为何又非要自1840年开始再来一次“西学东渐”呢？进而言之，如果当年“工业革命”在中国发端，是否也会从打破儒家等级礼教精神枷锁的“文艺复兴”开始呢？社会变化的逻辑也应当是如此。
如前所述，私有制等级化的儒家礼教，是造成中国自“唐宋之变”由盛转衰的最根本文化原因。那么，假如中国当时就能一次性打破“私有制等级化”的儒家礼教精神枷锁，历史的发展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毕竟“大道惟公”思想，也正是中国“天人合一”易理大道文化的一脉相承。当然，按照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惯性思维，这样的历史假设近乎是天方夜谭。但所谓的打破精神枷锁和迷信教条，正是需要我们敢于突破惯性思维，首先实现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如果说，一千多年前，中国人正是因为缺乏这种人文精神，而导致错失了千载良机。那么，我们今天鼓起这种精神和勇气，也正是为了不再丧失下一个千年机遇。
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原本就是辩证统一的科学论断，而绝不是机械的僵化的教条。就微观层次而言，一定技术阶段的生产力，需要有一定的农业或工商业产业形态来匹配。而不同的所有制关系，都可以完成这样的生产组织调整。就宏观层次而言，所有制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反映这种所有制关系和经济基础的文化价值观，才是上层建筑的思想内核。谁又能说，公有制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方法，就一定不能组织完成好“工业革命”和工商业经济发展呢？
再从后来的社会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难道是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基础上起步的吗？而回头再看，当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新一轮经济危机，以及暗潮汹涌的美国国债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根源难道还不是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吗？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世界性贫富等级分化加剧，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回望历史，私有制等级化的儒家礼教文化，曾使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先机，并导致了中国自“唐宋之变”的由盛转衰。我们再次对这段千年以前的历史进行文化反思，也是在为世界文明探寻突破危机困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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