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民：毛泽东、斯大林、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

毛泽东  斯大林  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

——从一篇旧文《中苏同盟阻碍解放军攻台》说开去

张亦民

一、问题的由来与迟到的评说

去年（2010年）是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0周年，也是抗美援朝60周年。中苏同盟早已成为历史，但它对中苏关系的确立和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援助永不能忘。至于抗美援朝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和现实形势，一方面是越来越显示其中国价值和国际意义；另一方面是，一部分别有用心的精英、权贵，不顾历史实事地在抹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价值性，其目的值得严重关注。

不久前，我从女儿女婿家里翻阅旧报书刊，发现一本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文史参考》201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上有一个“特别关注”的“中苏同盟60年祭”专栏，其中有一篇题为《中苏同盟阻碍解放军攻台》的“专稿”。据说，沈志华是一位研究朝鲜战争问题的专家、教授。乍看标题，令我惊奇，觉得这是几十年来的新发现、新问题，急欲看个究竟。杂志编者还为该文作了按语说：“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挽救了台湾和蒋介石的政权。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最终阻断了中共对台的收复。然而，沈志华根据中、俄、美三国最新解密档案研究表明，解放军武力攻台取决于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解放军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援台的政策取向等三个因素，真正阻止中共攻占台湾的，不是朝鲜战争和第七舰队，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段编者按，足以表明杂志社对该文的重视。特别是当中苏同盟早已被人们淡忘的时候，该刊独僻专栏，刊登特稿，加按语凸显主题，实属全国唯一。让我很想在最新解密的档案中寻找当年阻碍解放攻台的新答案时，令我失望的是觉得提出的命题只不过是屁股坐向问题。读后颇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所以，即使是一篇旧文，也想作一点迟到的评说，并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颠倒的哲学与逻辑的错位

该文紧紧围绕中苏同盟和台湾问题展开布局。文章用了四个小标题用来显示主题思想：一、毛泽东访苏，中共备战攻台；二、中苏同盟促美改变对台政策；三、苏联军援转向朝鲜；四、朝战爆发，攻台无限期推迟。这四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其实一个也不能成立，完全是与编者用“倒过来”的哲学推论出来的。

把文章的逻辑基点放在中苏同盟问题上是用过一番心思的。据改革开放后的解密资料看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确实并非斯大林所愿意的事，而是毛泽东“逼着”斯大林签订的。但鉴于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斯大林又不能不答应用中苏同盟新约取代旧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心态？文章为此作了这样一段叙述：

“面对毛泽东签订新约的坚决态度和美国试图分裂中苏的阴谋（注：指美国总统杜鲁门1月5日“弃台声明”），斯大林被迫于1月28日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协定草案。这意味着斯大林谋划多年的以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核心的战后苏联远东战略，不到两年后就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为了保证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以朝鲜半岛南部的港口取代旅顺港，1月30日，斯大林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同意金日成对朝鲜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并召他来莫斯科密谈。在4月10日-25日的秘密会谈中，斯大林与金日成详细讨论并最后批准了发动战争的计划。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严重影响。”

这两段话是纵揽文章的核心内容。该文利用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会谈中的矛盾纠葛与事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相联系，乍看，既有前因后果的分析，又有严谨的逻辑推论，让读者看魔术师变戏法一样，来不及思考变幻的环节所在，就被迷糊信服了。何况是专家学者，加上所载刊物是人民日报社的权威刊物，更有各省市区报业集团创办的大小报刊杂志的传播，其影响不言而喻。

有一本宁夏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看天下》杂志，2010年6月出版的抗美援朝60周年专集，封面诱人，白底红字，用《谁逼毛泽东出兵》大字标题，覆盖着三八线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地图。该文的内容就是对沈志华文章意涵的延伸。两家报业集团，一家中央报刊，一家地方杂志，一前一后，一唱一和，都在告诉读者，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的民族统一战争与“逼”毛泽东出兵抗美援朝，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苏联都是赢家。文章指出：“假设战争胜利，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而半岛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釡山，无疑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的作用。”如果战争失败呢？不容分说，苏联在中国东北特别是旅顺大连港的权益会依旧保持不变。毛泽东对金日的态度也“从开始不赞成”到“最后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鲜”。

正如有人所说：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是有逻辑而无道理。当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的时候，便用宗教来补偿。这就是霸道逻辑的一大特色。美国正是运用这样的逻辑推广他们的所谓普世价值。大家可以想想，前述两篇文章的逻辑基点是正确的话，就可以将命题转换为“金日成阻碍解放军攻台”因为是“朝鲜战争爆发，攻台无限期推迟”；也可以转换成“斯大林阻碍解放军攻台”，因为是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更可以推论到“毛泽东阻碍解放军攻台”，因为是毛泽东“逼着”斯大林结成中苏同盟。极而言之，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为“告别革命”的逻辑打开思路。这才是文章和按语的出发点。

台湾问题与中苏同盟联系起来，正是学习和运用西方逻辑的典型。

三、毛泽东访苏是为“备战攻台”吗？

将毛泽东访苏与中共备战攻台联系在一起立论作文，本身就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霸道逻辑，至少犯了喧宾夺主、主次颠倒、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错误。

众所周知，毛泽东访苏是解放战争后期就提出来的一个愿望。该期《文史参考》沈文之后就有一篇题为《毛泽东首次访苏轶闻》的文章，第一节标题就是“斯大林三拒毛泽东访苏”，讲到1947年解放战争正酣时就提出访苏的要求，斯大林以“毛泽东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为由拒绝了。而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长达二个多月的访苏活动，正是7月间就先前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安排的。

人们知道，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养成了一种极其可贵的品格与信念：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办自己的事。当然，也不放弃可能争取到的外部援助。毛泽东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为了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第一次出访苏联进行国事活动的。当时，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海岛有待攻占，在此背景下，落后贫困的新中国离不开向苏联提出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也免不了要谈及台湾问题。但如果说成为攻台的访苏就不免肆意歪曲了。有的著作更把毛泽东访苏与金门战斗失利联系起来，决定亲自到苏联去。这就更加离谱了。须知，毛主席是管大政方针的，具体问题都是交给部门去做的。如1949年先后成立海空军，急需得到苏联的帮助，就是在刘少奇秘密访苏和刘亚楼率空军代表团先后访苏中就得到解决的。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还留下李富春同米高杨谈经济问题的。

至于攻台问题，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有过多次变化。开始是进军福建的十兵团负责攻台任务，但真正准备解放台湾是在舍门战斗失利之后，将攻台部队由原来8个军增加到1949年底的12个军，1950年5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与占领舟山群岛时，国民党军有17万（其中舟山12万）撤退到台湾，加强了蒋军的防守兵力。解放军在粟裕领导下再次修改了攻台计划，除了三野七、九、十兵团外，还从四野、华北调四个军支援攻台任务，从而增加到16个军。尽管在攻台作战计划中有苏联空军海军装备技术支援的因素，但总体上始终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为了解决渡海作战“过得去”的问题，粟裕领导的指挥班子还反复论证有关渡海数据。按攻台兵力50万人计算，每人所占面积0.6平方米，加上所带武器，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共需登陆艇2000艘，装备物资13054万吨，共需千吨以上船只575艘，而在1950年3月时，征集到百吨船只1292条，只有按需数2282条的一半。因此，正在参加七届三中全会的粟裕建议中央在华东、华南、华北（包括东北）大力筹集、建造船只，支援攻台任务。鉴于准备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凭着“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的想法，预定在1951年攻台作战。那时苏联军事援助将如期实现，海空军（特别是空军）在海峡取得国民党海空军相对优势，攻取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诚然，最初的攻台计划是建立在三大战役后，美国已有“弃蒋换马”和“弃台”迹象基础上作出的，加上渡江战役中解放军炮击“紫石英号”后，英美海军舰艇一一退出长江口外的分析，估计攻台作战不会援蒋死守的情况下作出的。粟裕在1950年初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讲到，美国不可能派军队保护国民党，如果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它没有理由进行干预（大意）。正是在此背景下讲的，而不单是杜鲁门发表“弃台声明”之后才有此认识。

当年，鄙人参军入伍在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这支部队经过渡江战役，挺进浙江，解放杭州后，三个师就分别向浙江沿海进军，其中63师一直进至闽东北，解放福安、霞浦、宁德、罗源等地后于11月北上参加舟山战役。舟山解放后，又于1950年6月南下温州、闽浙边，并在途中得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也不知南下任务是什么，“陈司令员嘀嘀嘀（发电报），小兵拉子嗒嗒嗒（拔脚跑）。”领导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直到近些年才知道这次南下，在粟裕的攻台计划中，已将七、九两个兵团作为攻台第一梯队任务之中，只是因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被迫推迟攻台任务。接着，1951年春再次北上浙东，集中整训、换装、学文化。1952年“三反”、“五反”结束后投入海上训练，准备解放上下大陈岛。后经军委彭德怀批示，将解放大陈岛与解放台湾一起考虑而未执行。直到年底接受入朝参战的任务。总之，入伍三年多的经历，从浙江沿海到闽东北，往返多次，任务多变，直到参加志愿军行列，都没有听说过毛泽东访苏同朝鲜战争和解放军攻台有过什么直接联系。

其实，要说毛泽东访苏是为攻台，不如说他要向斯大林诉说自己长期受打击排挤的怨气。在民主革命中斯大林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误会或发出过错误的政策指示，使中国革命受到某些影响，但他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刘少奇密访苏联时，斯大林就曾带着歉意地表示了“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是一般的公理。”据师哲回忆，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就谈起他在党内受打压的事，斯大林歉意地用他同刘少奇说的那句话作了回答，毛泽东也没有再说下去。但当周总理于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开始正式谈判后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认真地听了毛主席讲起十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打击排挤的情况，主席还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弄得在坐的王、周很紧张。斯大林接着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也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员。”毛主席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

诚然，毛泽东面对周恩来、王稼祥等向斯大林诉说自己受过打击排挤的情况，如果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发泄私愤怨气，不如说是通过国事访问，在斯大林当面一倾衷肠，旨在总结两党之间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两党两国真正的平等关系。这才是毛泽东亲自访苏的目的所在。

四、斯大林不想签订中苏同盟新约的原因何在？

毛泽东访苏，表面上是去为斯大林祝贺七十寿辰，实质上是要同斯大林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展示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加强中苏友好关系。

许多史料表明，中共对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问题，是刘少奇访苏时就提到的一个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他对此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苏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定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联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当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斯大林与刘少奇的谈话表明，苏联对在中国东北权益问题，早已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废除的考虑，但鉴于受雅尔塔协议的牵制，总的倾向是：可以撤军，但不想用新约取代旧约。并说待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再商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和刘少奇的谈话，对沈志华等文章中所谓要在朝鲜半岛找到取代旅顺大连的港口，并因此转变对金日成积极支持其发动武装统一半岛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完全是想象性的分析和毫无根据的推理与捏造。

诚然，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中存在不同的想法与不愉快的事，也是客观存在，但不存在谁“逼”谁的问题。毛泽东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的态度很明确，因为受雅尔塔协议的制约，所以，“我们内部表决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大港和中长路问题，可以采取变通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条约，即从旅顺口撤走苏军。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这一解释是怎样回答的？按照同期《文史参考》的另一篇文章《毛泽东首访苏联轶闻》中说：俄罗斯档案记录了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有的文章把毛的这一回答说成是完全赞同斯大林的倾向，放弃签订新约。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认为“毛泽东第一次见斯大林就被迫同意‘目前不必修改条约’”。这未免有些绝对化。其实，也可以解说为毛泽东对斯大林态度的认知。因此，要看到毛泽东回答中的两个关键词：“共同事业”与“慎重考虑”，即不要从单方立场出发考虑问题。苏方听得出，毛泽东还是立足于签订新约的。特别是随后又提了一句：“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这才是毛泽东对斯大林解说后的实质性回答。

到12月22日，即斯大林70寿辱第二天，在毛泽东要求下与斯大林举行两人会谈，斯大林谈了许多国际问题，但对中苏新约问题只字未提。这使毛泽东感到恼火。于是闭门不出，在别墅里“睡大觉”。随后，英国一家通讯社放风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的传言。这让苏方有些着荒。莫洛托夫到别墅看望毛泽东时，毛泽东再次提出让周恩来来莫斯科问题。斯大林欣然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进行实质性谈判。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前来传达斯大林的想法，并征求毛泽东签订新约的意见。周恩来于9日从北京动身，20日抵达莫斯科。

其实，斯大林不想签订中苏同盟新约，有个误会在作怪。一次，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会谈时。周总理针对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约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蒙古问题立刻紧张起来，愣了一下，不等周说完就插话，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利谈论人家的命运。”

接着，周总理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要发表一项声明，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 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斯大林听后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这个问题一解决，用新约取代旧约的障碍没有了，谈判也随着顺利进行。

从这个误会中看到，斯大林不想签订新约，主要担心毛泽东会提出蒙古问题，因为早在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就提及过此问题，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毛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

米答：“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

毛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那结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

任弼时插话说：“可是，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当晚，米高扬就电告斯大林，毛泽东有把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设想。

显然，签订新约提及外蒙古问题就复杂了。凡涉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都会给美国与英国提供法律上借口，还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条款。经周总理说明，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怀的心结解开了，事情就顺当了。

历史早已证明，将斯大林不愿签订新约是怕失去旅顺大连港与支持金日成的民族统一战争联系起来，是毫无根据的妄猜，是很不严肃的，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五、明诉中苏同盟阻碍攻台，暗指毛泽东不该抗美援朝

文章命题之所以能将中苏同盟条约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一个中间环节就是抗美援朝。怎样看抗美援朝中的毛泽东是文章要害所在。

关于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问题，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同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不过，还得补充一句，朝鲜半岛从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政权之后，南北双方都在试图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不论谁打第一枪，这场南北战争是必然的，可预料到的，至于如何发生、怎样发生？这会有它突发的偶然性。而内战升级为国际性的朝鲜战争之罪魁祸首是美国，它不仅操纵联合国干涉朝鲜内战，从而改变战争性质，而且还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犯中国主权，于是就由“不该打”的朝鲜战争，逼迫中国举起正义之旗，投入“不能不打”的抗美援朝战争。这是在世界上存在霸权主义条件下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些年来，那些西化派人士打着所谓“解密档案”的幌子，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和话语权，学着洋腔洋调，大肆歪曲、亵渎、诋毁抗美援朝战争，把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还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

反面教员的作用实在不该低估。如果没有那些人士对抗美援朝伟业的践踏和否定，就不会引发更多人对抗美援朝的深入研究。“对毛泽东骂得越恨，毛泽东越神。”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正开启着新的起点、新的高度。徐教授的“朝鲜战争不该打，抗美援朝战争不能不打”这句话，正是透视毛泽东在朝鲜战争前前后后的言行分析的结果。

凭心而论，朝鲜战争之发生，根本之点在于美苏双方对局势误判的结果。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通过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也是冷战中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政策策略的实际演练。从这一基点出发，首先是金日成对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本来旨在离间中苏关系而分别宣布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的声明和演讲，把现象当本质来判断，认为这是有利朝鲜统一的机会，并向斯大林保证：美国来不及出兵，我们已解放了祖国。从而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打响了“六二五”的第一枪。想不到美国的迅速介入而引入被动，上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当。其次，从美国而言，它压根儿没有想到中国会出兵，认为“中共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不可能单独出兵卷入朝鲜战争”，加上仁川登陆的顺利实施，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后，麦克阿瑟更不顾中国政府发出的警告而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还十分自信地向杜鲁门保证：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结果遭到中国志愿军的迎头痛击。战争双方对局势的误判，其结果造成了从“不该打”到“不得不打”的结果，最终由中国出兵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最终走向。

回顾历史告诉我们：当时世界的领袖人物中，能正确认识形势，掌控自己行动的，既不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也不是杜鲁门或麦克阿瑟，而是毛泽东。首先，毛泽东没有把杜鲁门于1月5日对台政策的声明作为政策变化来看待，事实是2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公布后，美国军政首脑看到离间中苏关系已不可能，美国国安会随于4月提出第68号文件，确定采取强硬措施，已从根本上动摇了白宫刚宣布的对台政策。6月25日朝鲜全面内战爆发，既给他们利用的借口，也曝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正如毛泽东28日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杜鲁门在1月5日的声明还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是假的。”斯大林和金日成没有看透这一点，想利用美国政策的调整启动了统一战争，结果是被反利用而吃了亏。毛泽东没有改变因白宫声明加速攻台的行动，而是按照粟裕的计划，周密部署，准备在1951年实现解放台湾任务。其次，在朝鲜统一战争的态度上，说毛泽东开始反对，中间动摇犹豫，最后被逼出兵等等，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武断。事实上，毛泽东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支持与反对的态度，从来十分明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谁也没有毛泽东掌控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早在1949年5月，还在北平西山“双清别墅”接见金日成的特使金一时就明确表示支持，并答应将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官兵交给朝鲜作建军骨干，但有一条就是希望朝鲜统一战争能待到中国解放台湾以后，1950年4月，金日成先密访莫斯科，再访北京时仍然持这种态度，要求他等到中国统一之后，以便更有效地支援朝鲜。再是战争打响后，毛泽东每天关注着朝鲜战事，并在顺利进军中告诉金日成关注后方突袭。10月1日接到斯大林和金日成要求出兵支援时，坚定不移地持支持态度，说服高层通过抗美援朝决策。但当8日派周恩来前往苏联交涉军援时，却是带着出兵与不出兵两种方案去同斯大林谈判的，其目的无非是作为谈判条件要求苏联的空军支援。然而，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后联名电告北京和平壤准备放弃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府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东北。当时的中国和毛泽东在无力改变斯大林决策的情况下，毛泽东虽然无奈地复电表示同意，但在脑子里翻腾二天中，经与已在东北的彭德怀和高岗及在京政治局同志商量后，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中国出兵不变，并电告周恩来说：“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又是一次多么艰难的抉择啊。有的人将这一突然破局的过程诬为“动摇”“犹豫不决”，岂不是恶毒攻击。斯大林还是斯大林，当他得知中国在没有空军支援下决定出兵时，他流下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总之，回顾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到朝鲜战争的发生，再到台湾问题的处置，毛泽东提出先解决中国统一，再解决朝鲜的统一，绝非出于民族利己主义，而是立足于两大阵营对立基础上的一着高棋。尽管当时中国的实力和毛泽东的影响改变不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决策，但事后也表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

六、台湾问题至今未解决的症结在哪里？

沈文将中苏同盟与未能解放台湾联系一起，成为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台湾问题至今未解决的原因何在？

在毛泽东、周恩来时期的中共对台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武力解放台湾（1949-1955）；二是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宣布台湾问题力争不诉诸武力而和平解决。此后，周恩来在60年代初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相关谈话精神，归纳为“一纲四目”的对台方针（“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一是台湾回归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军政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二是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是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这一方针实际上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谈话，再经编辑浓缩概括发表在1984年10月15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杂志上的“一国两制”思想的先导；三是1972年《上海公报》开始至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到中美建交前。是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在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基础上逼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先扫清客观障碍，再推动中美关系（即正式建交），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众所周知，阻碍台湾问题解决的客观因素是美国，主观因素在于自身政策的正确与否。凡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中外人士都会知道，当时中国在美苏争霸中的外交战略，过关斩将，进军国际，通过尼克松访华，几乎只差一步形成胶着，未能正式建交。但确乎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台湾能否和平统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台政策。1972年尼克松访华未能达成建交，主要是尼克松怕国内反对派骂他出卖老朋友的压力。当时中国是要先请美国从台湾走开，彻底撤手台湾，即同国民党“断交、废约、撤军”，三条都实现了，中美关系就可以正常化。而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如果完全按照中方三条件办，美国总统会被指责为出卖台湾，因此要找到一个让美国可以交代的方式，两国就可以正常化。对此，美方曾要求中国发表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拒绝。美方又以苏联威胁中国，好像中国对付苏联必须依靠美国不可！毛泽东知道美国是玩的以中国压苏联、以苏联压中国的两面手法。中方一再指出：苏联是声东击西，在蒙古布军是假象，西进欧洲是目的。显然，对苏联，中美双方都在互相利用，而在越南问题上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处于主动地位。1974年以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表示怀疑美国谈判的动机。毛、周让复出的邓小平担任这个恶人角色来对付基辛格的纠缠战术。所以，美国人都晓得基辛格将邓小平称为“讨嫌的小个子”。

要打开局面，只能是美国打消耍鬼，接受中国条件，否则，宁拖也不急于建交。对此，毛、周看到了美国有可能坚持不松手，但当时美国有求于中国，中国不急美国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认为必须彻底解决，不留尾巴；机会只此一次，建交后再要美国让步就难了。毛、周懂得，美国没有长远的政治，全是短期的考虑，同中国建交，不仅是历史成就，更是选举上的现实利益。如果不是水门事件，尼克松是肯定会在任内同意建交的。

不幸的是，随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去世，中国政治风云突变。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就是那位当初同美国谈判强硬的D公，很快改变了毛、周原来的部署，反其道而行之，把美国的一套引进来取代毛泽东的一套。随着形势翻了个戈，建交谈判也从中国不急美国急，转变为美国急、中国更急，迫不及待地在私下默许美国对台“军售”条件下得以建交。在国际史上开创了用“国内法”取代国际法的先例，支持台独势力，干预中国内政，阻碍中国和平统一。使中美关系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即将完全胜利的时刻，丧失在只须“坚持一下之中”。让台湾问题上被美国玩弄在股掌之中。要不是前总统卡特在建交28年时访华，用演讲的方式把D公私下许诺和盘抖了出来，澄清中美建交的这段历史公案，中国人民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台湾在蒋氏时代虽然离不开美国的保护，但也反对美国制造“一中一台”，在岛上讲独立是犯罪、要坐牢的。八九十年代以后呢？由于私下允许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形成了表面上撤军废约，实际上支持台独，从而出现台独势力越来越强，去中国化越来越厉害，几乎将台湾推向台独边缘，这才是台湾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的症结所在。

七、远未结束的结束语

总而言之，沈的这篇文章虽然讲的是中苏同盟与台湾问题，其实矛头所指是整个毛泽东时代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这里不妨将该杂志在“特别关注”栏目的前言《中苏同盟60年祭》抄录如下供读者偿析：

“60年前，新中国百废待举，毛泽东率团访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份‘一边倒’的盟约，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推上美苏对抗的冷战前沿。其影响所及，不但给我们带来156个工业援助的项目、塔尖高耸的苏式建筑，带来影响整整一代人的苏联文学、电影和歌曲，还带来一场伤亡重大的朝鲜战争，一个久拖不决的台湾问题，以及‘大政府、小社会’的政治模式，短缺而僵硬的计划经济，文理分科的苏联教育，遍布各地的筒子楼……而条约本身，也伴随着中苏论战的喧闹，在珍宝岛的枪声和两国边境百万大军的对峙中，无疾而终。

60年后的今天，苏联已经解体，中国外交也转向不结盟方针。中苏同盟条约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其一系列正面或负面的遗产，还在影响甚至左右着我们的现实生活。重温这一段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国曾经进行的改变历史命运的抉择。”

够了。这段前言表白得够明确了。这里将杂志栏目“前言”作“后语”结束本文，使读者看到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意涵和矛头所向。有文章指出：在苏联苏共自毁中，《真理报》为首的舆论机器起到了反对党的作用，立下头功。今天中国的一些媒体，岂不是也在按照西方逻辑思维、唯美国马首是瞻，告别革命，挑战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渲染历史虚无主义，向社会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吗？要警惕“换旗改号”先改历史的阴谋野心！

2011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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