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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民:评《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

张亦民 · 2013-11-28 · 来源:

  (一)问题的提出与《教训》的内容

  这篇题为《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的教训》(下称“教训”)的文章,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9期,正是抗美援朝63周年和朝鲜停战60周年间。何方,在文章中得知他曾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同志的秘书,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以的资格和身份,加上杂志封面的要目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红色标题,充分说明该文在本期杂志中凸显的地位。

  《炎黄春秋》曾是我在八九十年代多年订阅的一份杂志,曾给过我一些新的知识,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起过启迪作用。但久而久之,觉得味不对头,杂志中所揭露的一些问题,充满着偏见和歪曲,对比一些反批评的评论文章,觉得更符合人物或事件本身发展的历史,因而也更有说服力,于是就不再订阅了。这9期还是远地战友告诉我才去查阅的。

  文章在《教训》总标题下,用四个分标题论述了四个方面的“教训”:教训之一“同意并支持发动战争”,教训之二“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教训之三“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教训之四“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好了,中国不仅在道义上支持了这场战争,而且在行动上出兵抗美援朝,更在交战中拒绝了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还“在遣俘谈判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中国就足够成了朝鲜战争的罪魁祸首了。文章一万三千多字,文字并不激烈,但矛头直指抗美援朝的最高决策人毛泽东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很明确。文中值得商榷的问题很多,这里仅就四个分标题的中心思想提出看法,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支持战争的是与非

  文章的第一个教训是“同意并支持发动战争”。这是一个不分是非黑白的和平主义命题。世界上不存在超越现实社会的和平,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观点。

  《共产党宣言》中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至今没有过时,依然是观察分析当今世界社会矛盾运动的思想武器。

  人类自诞生那一天起,就有为生存而斗争带来的天赋,也有为公正、善良、和平的向往。人之初,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罢,都是天生的本能,只是后天所处环境不同,各人爱其环境影响而所持的立场态度不同而已。但善恶论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既是社会矛盾的反映,也是今天的战争与和平的源头。

  其实,战争与和平都在追求创造一个“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谐社会。但几千年来,不论是教徒善良的愿望祈求和平也好,还是想用战争去建立和平也好,都陷入“春秋战国无义战”的丛林法则之中。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他的统一仅仅是为了建立扩大自己封建统治和势力范围,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真正的和平。直到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提出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彻底决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才告诉我们对战争与和平应持的立场和态度。

  毛泽东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通俗阐述,也是评说《教训》一文的是非立场。

  什么是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还要从朝鲜战争的发生、发展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过程中去搞清“朝鲜战争”这个概念。这一概念的内涵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内战,即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后为实现国家民族统一的内部战争,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中国的国共战争,既不能称美国战争,也不能称为中国战争一样,不存在谁侵略谁的问题,是朝鲜半岛内部事务,与第三者无关;第二层次是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后,使战争性质起了变化,属于对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侵略,特别是在美国操纵下组织“联合国军”的参战后,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性局部战争;第三层次是中国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扩大了国际性的参与国,但中方是在警告美方不得越过三八线为底线,支援北朝鲜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城门起火、殃及鱼池的情况下,先礼后兵,出师有名的正义战争。

  认清朝鲜战争三个层次的内涵,对总结回顾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有重要意义。《教训》一文不顾战争性质的演变,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大旗,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作为教训并加以否定,实在是一位老革命值得反思的重大原则问题。

  (三)抗美援朝是光荣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教训?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中国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然而,《教训》却把“那一刻”英明、伟大、正确之举,视为中国不该作为的教训。

  提到《教训》文中的这一教训,就联想到《教训》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史料来源于被誉为抗美援朝战争“专业户”的沈志华先生的一句话,即“美国没有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不算反侵略战争”。因此,“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一大败笔”。此后就出现了所谓“美国侵略朝鲜不是侵略中国,中国抗美援朝不符合中国利益”等等之说。这就是说,美国从远隔万里到朝鲜半岛支持自己扶植起来的李承晚政权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利益,而中国在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同时,就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并用飞机轰炸我东北边境城市,受到严重安全威胁下出兵抗美援朝,反而不符合中国利益,也不叫反侵略战争。这是说,侵略与反侵略只存在两国双边之间,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并没有受到德、奥、意同盟国的侵略,却参加了英、法、俄的协约国,中国是否侵略国?何方与沈志华们的理论是什么理论?连美国基辛格也在他的《大外交》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结论”。你们究竟是在为美国侵略辩护,还是站在中国立场说话?

  美国前《纽约时报》越战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于2007年出版一本朝鲜战争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完全是以官方立场描述的。2010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国史专家布鲁斯·卡明斯出版了《朝鲜战争》一书,是针对前书的评论批判书,说到他读到《最寒冷的冬天》时,极为失望,甚至火冒三丈。说哈伯斯塔姆对韩战“乱写一通,错误百出,犯了一般通俗史这有常犯的错误”。他明确指出:美国在1945年至1948年于汉城(今首尔)成立的军事政府是挑起韩战的远因,才是朝鲜战争的始作俑者。并认为韩战爆发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朝鲜于1950年6月25日拂晓越过三八线入侵韩国,而是朝韩双方都负有战争责任,6月25日前已早在三八线上制造冲突,双方都希望点燃战火,以吞掉对方,完成统一大业。卡明斯指出,哈氏只揭朝鲜暴行,却只字未提美军对朝鲜平民的大屠杀式轰炸,美国空军在朝鲜投掷了63.5万吨炸药和32557吨凝固汽油弹,远超过美军在二战时期轰炸太平洋诸岛的炸弹总和,等等。

  事实正是如此,朝鲜问题归根结底是美苏间雅尔塔秘密协定种下的一个苦果。南北朝鲜分别由美苏占领并接受日本投降后,首先是朝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违反和平统一的协定,率先成立南方政权(大韩民国)设置了和平统一的障碍。更值得指出的是,李承晚集团在成立政权的同时,就在美日军事专家的帮助下制订了“北进统一”的计划,并提出“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的方针,显示其武力统一的决心。此计划于1949年3月出笼,并准备于7月至8月间分三步实施,其中第三步是直捣鸭绿江边统一朝鲜后,在蒋介石配合下跨过中朝边界,追剿残敌,实施美蒋韩“联合扫共作战”。后因苏军于1948年底撤军后,也迫使美军作出1949年6月底撤出南朝鲜的决定,因而推迟北进计划的实施。但在三八线上的军事挑衅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直到1950年6月25日凌晨一时许,南朝鲜部署在翁津半岛的陆军一师第17团,在师长白寅桦指挥下发动了一场闪电战,向北推进了5公里,一度占领黄海道首府海州市。6月26日的美联社、合众社,以及当日《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均有报道。诚然,南朝鲜的这一枪仍属“北进统一”试探性的挑衅性质,与北朝鲜实施全面反击的这一枪是不同的,但说明了用第一枪来判断朝鲜内战的是非责任,早已失去实际意义。

  南朝鲜的“北进计划”未能实现,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不得人心,百姓不满日伪时期的那种统治,民心思北。1950年1月,韩军三个师在美空军二个战斗机中队配合下向尚庆北道发起攻击中,发生武装叛乱,迫使李承晚实施一连串的“肃军运动”,有4749名官兵因“赤色嫌犯”被处决。接着,内战爆发后,又在民间实施惊天的大屠杀,据2012年《时政观察》周刊21期揭露,整个南朝鲜因赤色嫌犯被杀害的达10万人。南朝鲜的残酷统治,为北朝鲜的“南进统一”提供了机会与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时,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去认识,用历史的方法去解读历史。而《教训》一文中所引用的史料虽非虚假,但离开了历史背景,断章取义的使用史料,只能增加欺骗性,并不能阐释真正的历史。老实说,如果在当时面对美帝的严重挑衅下不敢有所作为地支援朝鲜反对侵略,像缩头乌龟那样看着朝鲜半岛被美国所占领,不仅“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会成为一句空话,此后的中国必然成为美苏争霸世界的中间地带,并成为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突破口,甚至是美蒋韩或十六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没有安全保证,就连东南沿海和周边的各种反共分裂势力也难以对付,这样,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版图就要重划。没有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这一英明决策,就决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四)拒绝“停战”就是拒绝和平吗?

  战争是双方实力的竞争,也是决策集团智慧的较量。战争往往是强者挑起的,和平通常是弱方要求的。朝鲜战争的双方实力悬殊,举世尽知,却出现了强方试探和平谈判,而被弱方拒绝的怪现象。《教训》一文的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就成了这一怪象被提了出来。

  在《教训》看来,拒绝和谈就是拒绝和平,就成了战争的同义词。在一些人看来,联合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是无法无天,犯下大罪。其实,在强权政治的社会里是没有客观是非标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也是盟员国之一,可是在巴黎和会上却要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遣李顿调查团来中国,竟声称“九一八”并非日本侵犯中国,主张在东北设立“满洲自治”政府。此类国际组织岂能不予反对。何况联合国通过中国“侵略”案本身就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反对侵略、维护和平,中国拒绝联合国的停战和谈建议,旨在揭露假和谈、真反扑的阴谋,争取真正的和平谈判。

  了解志愿军战史的人知道,我志愿军出国从10月25到12月24日,连续打了两次战役,基本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就在第二次战役节节胜利推进之时,联合国在12月14日通过所谓“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众所周知,志愿军是装备落后的单一兵种同高度现代化的陆海空军在作战,靠的是人的政治素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隐蔽待机,利用战役的突袭取得的。如果在当时条件下无条件的接受所谓“先停战后谈判”的建议,等于废弃自己的优势,让敌方去发挥他的长处,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以后要求停战和谈的资格也没有了。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拒绝“先停战后谈判”的建议同时,电示彭德怀克服困难,打过三八线后再休整。

  我们知道,谈判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在相互妥协下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而告结束。要是当时立即接受停战,出现停而不谈的情况,就将自己置于进退两难的被动地位,等于是让对方稍加休整向我反扑,而我方就会失去优势出现被挨打局面。退一步说,即使能谈得起来,当时战场在北朝鲜,我方有条件向对方提出撤退到三八线以南的理由和力量吗?

  战争都是为了征服对方,双方都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和一种方式来打击对方。停战谈判只不过是在战场上胜不了对方的时候用另一种办法搞垮你的另一种手段。朝鲜战争经过第三次战役,在中、西线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后,双方又经过第四、第五次次战役围绕三八线的进退拉锯战,使敌我双方都认识到要征服对方不易时,才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出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文武结合的拉锯战的局面。停战谈判从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字为止,历时两年零十七天,期间两易会场、五次中断,共开代表大会58次,各种小会733次,创造了世界谈判史的记录。谈判之所以旷日持久,其原因就在对方缺乏诚意,老是节外生枝,无理取闹,达不到要求就威胁性的要“用飞机大炮去辩论”,或无理宣布休会,耍流氓手段。如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开始我方就提出原地停战,各撤五公里为非军事区,但美方却要我单方后撤40公里,理由是“海空优势地面补偿”。仅此一个问题,谈判持续近一年,直到1952年5月才确定现在的军事分界线并转入战俘问题谈判。停战谈判的全过程告诉我们:《教训》的文章将我方拒绝联合国停战谈判视为错误的“教训”来回顾,实违中国立场。

  (五)谁在战俘问题上“长期拖延战争”?

  有战争就会有战俘。停战谈判就离不开战俘问题。《教训》一文中说什么中国“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这话说得是非颠倒,敌我不分。

  将战俘问题列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研究探讨是可取的。因为我方俘敌的战俘只有11500多人(包括美俘4500多人),而对方俘朝中方面的战俘有13万多人(其中包括有志愿军战俘2.1万人)。主要是“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时将南进的人民军一下被拦截8万多人,我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南进深入过远,后方供应不及被拦截万余人。

  按理,战俘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事,因为有国际公约规定,战争双方停战后就应将战俘全部遣返。这样,只要商谈具体遣返措施就行。可是,美李方一开始就胡搅蛮缠,先是提出要“一对一交换”,以后又是“志愿遣返”(实为强制扣留),什么“战俘甄别”等等,我方当然不能接受。而《教训》一文将我方为了争取更多战俘回来的态度,说成是“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这不仅有欠公允,而且是倒打一把。

  事实是,美李方(还有蒋介石)为了扣留我方战俘,在谈判桌上不惜耍流氓手段,有意拖延,甚至还想再来一个“仁川登陆”,妄想北进统一。所以,每当我方谈判代表遗责对方违反国际公约,难以回答无言以对时,就沉默不语,誓不作声。有一次就在谈判桌上面对面的静座132分钟,直到下班时间各自返回。有时辩论不过我方代表,就傲慢地声称:到战场上去辩论。

  大家都看过《上甘岭》的电影,此役的背景,就是战俘问题谈不下去,要同我方在战场上辩论的结果。当然,这次战役还有更深层、更重要的背景,就是原北约军队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回国竞选总统,夸口说他当选总统就要结束朝鲜战争。怎么个结束法?无非是谈判停战结束或北进统一结束。1952年10月8日,战俘遣返谈判已过去5个月。美方代表准时到会后什么也不说,就悍然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接着,10月14日就发动了夺取我方上甘岭为目标的“金化攻势”(我称“上甘岭防御战役”)。上甘岭是三八线中部金化地区向南突出部位,美方企图夺取上甘岭为突破口,北进统一,结束战争。我方因其位置重要,必须坚守,否则,被敌方突破就有可能发生一垮千里的后果。因此,成了双方死攻死守的要地,美方调集重兵,使用“火海战术”加“人海战术”与我方对峙拼杀43天,上甘岭仍然屹立不动,使上甘岭成为敌人的“伤心岭”,铸就了世界战争史上攻不动、炸不垮、打不烂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

  美方不甘心于上甘岭的失败,一方面寻找恢复谈判的时机,一方面在艾森豪威尔于12月当选总统后,亲临朝鲜,寻找结束战争的办法,计划在北朝鲜东西两侧海岸举行两栖登陆作战,一举统一朝鲜半岛。我获此情报后,即从国内抽调三个野战军,布下立体的天罗地网,任你从天上来,还是海上来,都让你有来无回。美方得悉我方部署与决心后,怯而止步,登陆计划,胎死腹中。但我方三个野战军不能白来,就针对破坏战俘谈判的主要对象是李承晚集团,就以歼灭李承晚的军队为主要目标,实施了从1953年7月13日到27日的金城反击战。这是三年多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也是迫使对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最后一战。

  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整个历程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谈判,尽管在战俘问题上未能争取更多的被俘人员回来而感到缺憾,但从介入参战到停战,对照《教训》一文中的四个问题,有哪一个能说是教训?相反,恰恰是我方正确处理了军事斗争与政治谈判的英明伟大之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仁义之师的表现。为什么同是中国人,甚至同是共产党人,会在这样重大的历史问题上出现如此观点对立的歧见现象?这才是值得严重关注和应予重视总结的教训。

  (六)“教训”的哲学思考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曾说:我们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目的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联系战争结局,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任务。然而,人无完人,事无完事,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有不足之处,或叫教训,就是没有援助朝鲜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实现统一。不是不为,实非能为。为什么?中国的国力太弱,军队装备太差。

  其实,这是决定参战前就有充分估计的,不能说是教训。要说是教训,不如说是奇迹,朝鲜战争不就是因为战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而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赢得世人赞道的,何来教训可言呢?那又怎样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奇迹呢?从哲学层面上讲,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并从这一关系中获得经验教训的正确答案。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率领17个国家军队,却没有征服中朝两个新生国家的军队,反之,中朝军队也未能将“联合国军”赶下海去。朝鲜战争的结局说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物质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精神武器的批判,同样,精神武器的批判也取代不了物质武器的批判。这就是说:在处理包括战争在内的问题上,谁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办事,谁就是胜利者成功者。毛泽东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前人没有的大智大勇,娴熟地处理了战争与革命、与建设、与国际统一战线的关系,表现出超凡的领导才能,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不愧为天下第一奇人,世界第一的辩证法大师。

  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贫穷落后的国家与军队能够战胜强国强军?这里就有一个精神对物质作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促进事物的量变到质变。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自一定的经济、技术的物质基础,并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集团为条件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她领导的对象虽然贫穷落后,但正因为落后,就要革命,就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于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发出地号召能有一呼百应的效能。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毛泽东就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能聚沙成塔的魔术大师。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家,他深知中美两军装备的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只有实际接触中才能获得真知。避开先进,离开实际交往,闭关自守,产生不了变化的动力。这就是他敢于摸老虎屁股,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而高人一筹的、大革命家的伟人气魄所在。

  总结经验是为了弘扬成绩,吸取教训,继续前进。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其实,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科技文化、教育思想等等,都来自经济,回归经济,从来不是孤立地思考处理问题。战争作为一个国家实力的综合反映,他既能凝聚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为战争服务,又能以战争相号召带动各个领域各项事业的发展。事实是,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其“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到1952年底就恢复超过国民党时期所谓“十年黄金时期”的最高水平,可谓“三年战争,三年飞跃”,并通过抗美援朝推进了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这与《教训》文中拿张闻天同志所主张的外交路线来说明不该抗美援朝而应关门建设的思想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实在有辱老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常听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总结近代历史得出的一条教训。问题看你怎样理解落后?须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的GDP一直是世界第一,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北洋舰队也是东方第一流的,但一次一次都挨打了,说明落后不单是经济实力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清醒的战略头脑,实力最强也未必能在国际斗争中获胜。抗日战争胜利了,但胜利却没有享受到胜利者的权益,国土反而比战前缩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却是长期积弱积贫的历史背景下,面对“联合国军”强势进行的,但胜利了。胜利的意义远超军事本身,给中国留下6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让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告诉世界:不能同共产党中国打仗,特别是陆地战争;让美国军人惊叹: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只怕毛泽东思想化。综合成一句话: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向全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最具震撼、最具深远意义的讯号——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人民为和平而不怕战争。

  然而,许多人已将“落后就要挨打”变成了庸俗唯物主义的口号,不知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它政党经济政策的区别在哪里,只讲生产而不知生产目的,只求生产力增长而不问生产关系的改善,从而陷入唯生产力论,影响了“物质与精神”的转化作用。如果因过去政治斗争犯过错误而不讲无产阶级政治,就等于放弃主导自己命运的主导权。国家领导人关系的改变,不等于国家制度的改变,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开通了交流渠道,但双方都没有放弃改造对方制度的意向,都不过是战争没有解决问题,通过调整策略,用和平方式进行斗争而已。说白了,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和平是不流血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作为国际霸权主义,一天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形形色色的斗争,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所发生的“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就是在探测中国政权的变化程度。尽管随着世界人民的觉醒,防止和压制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但只要以丛林法则的竞争方式存在,世界和平就是一句空话。“要和平,就要准备战争”。

  (七)结束语

  朝鲜战争已过去60年,如何认识这场战争,往往因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评价。但尽管你如何评说,却改变不了历史事物的本身,充其量只是从不同立场观点评论其“该不该”、“值不值”的问题而已。

  战争充满着人类历史,而具有深远意义的正义战争屈指可数。西方史学家将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中的马拉松之战,被誉为“欧洲出生的啼声”,并因此孕育了西方文明。那么2500年以后的朝鲜战争呢?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将军比喻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这一声呐喊,喊醒了中国人民的自尊与自信,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的存在与崛起,是西方文明重回东方的序幕。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选编一本从1000-2000年间影响世界的一百次重大事件和一百个千年伟人的书,美国选上了独立战争但没有选上华盛顿,而将中国的工农红军长征和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毛泽东被双双选上了。有人问,美国人为什么不把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选入?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美国的角度怎可以把“被遗忘的战争”列为伟大事件呢?但就中国而论,长征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也类似乎马拉松之战,没有长征的胜利,也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更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长征的胜利是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环节,又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长征胜利的继续、延伸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走向世界的序幕。因此,不论是长征还是抗美援朝,选其一次为千年伟大事件的意义是相通的。我佩服美国良智学者的客观评论。

  一位学者说得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意义,我都无法找到否定这场战争的理由,然而,正逢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重要时刻,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右派精英却不顾历史事实和革命前辈们的历史功绩,极力抹黑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价值性……我很难把所能抹黑者和质疑者的理由全部猜透,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是:借否定抗美援朝来全面否定毛泽东。”进而是借否定毛泽东来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伟业,最终达到西化之目的。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要为历史抹黑的人只能为自己抹黑!

  (2013年10月27日座谈会发言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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