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于1950 年10 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下，同美国拼凑的所谓“联合国军”及南朝鲜军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国际性局部战争。中国和朝鲜军民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0 多年后的今天，国际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一、抗美援朝战争是反侵略、促和平、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一)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
抗美援朝战争(1950 年10 月25 日—1953年7 月27 日)与朝鲜战争(1950 年6 月25 日—1953 年7 月27 日)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后者在时间上包含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主体部分，并对后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朝鲜战争，是新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是一场由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中国的战争;而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一场反侵略、促和平、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1950 年，正当新中国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之际， 6 月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迅即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并以此为借口，派遣其第7 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同时，美军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并马上向法国提供2000 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9 月15 日，“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迅速击溃朝鲜人民军主力。随后，华盛顿当局更是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抗议和交涉，授权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地面部队于10 月7 日越过三八线，妄图占领整个朝鲜。与此同时，美空军飞机多次侦察、骚扰、扫射、轰炸鸭绿江中国一侧目标，造成中国方面平民和民用设施的严重伤亡和损失，这更是对中国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此时，新中国东北、东南部和南部均面临美国的空前军事侵略的压力，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新中国建立初期， 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是医治战争创伤的核心任务。1950 年， 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100 多亿美元， 主要农产品产量较历史最高水平差距较大;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基本没有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有数的一些工业分布也极不平衡，绝大多数重工业集中在东北，而东北工业中心南满的电力主要依靠鸭绿江朝鲜一侧的水丰电站(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供应。由于多年的战乱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新政府一面要维持军队和公教人员的庞大开支，一面要稳定物价，消除通货膨胀，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若“联合国军”占领朝鲜，势必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东北产生严重影响，使本就困难的国家经济雪上加霜，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政权的经济基础。此外，美国侵略朝鲜，退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和国内反动势力会趁机兴风作浪，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完善。
在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主动防御的姿态捍卫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帮助朝鲜人民抵御侵略，促进东北亚持久和平，这完全是正义之举，无可辩驳。
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
(二)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形成和战争进程概述
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1950 年10 月3 日，朝鲜劳动党派遣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携带金日成、朴宪永署名的亲笔求援信函到达北京，当面呈交毛泽东，请求中国派兵援助朝鲜。10 月4日到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全面客观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朝鲜局势，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最终在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援助朝鲜，并于10 月8 日由毛泽东签发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动的命令。
在决策出兵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决心是坚定的，考虑是全面客观的。决策出兵原因如下：一是保家卫国，捍卫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这是出兵朝鲜的根本原因。二是支援邻邦，反对侵略，促进东北亚持久和平，这是出兵朝鲜的重要原因。三是中美双方利弊对比，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客观条件。中共中央认为，虽然中美双方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较大，但志愿军进行的是正义战争，道义上有理;我军有兵员优势，而且，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经验丰富，主观上有把握;战场离中国近，后勤支援方便，而敌人战线长，兵力分散，战斗意志不强，这在客观上对我有利。因此，志愿军是有可能获胜的。四是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直接原因。五是中共中央对战争的结果和最不利情况的估计，这也是抗美援朝决策的战略目标。对此，周恩来后来总结为两种可能：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还有一种可能，敌人越打越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可能，力争和平。但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此后，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和林彪赴苏联同斯大林谈判援朝问题。因苏联不愿提供空中支援，中央军委下达了志愿军暂缓入朝的决定。经过再次的深思熟虑和争取到了苏联的装备援助和空军支援(范围和时间与中方要求的有很大差距)的承诺后，中央军委最终命令志愿军出兵朝鲜。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在1950 年7 月筹建东北边防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介入朝鲜战争。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全国解放后，东北地区的战备水平与其重要地位极不相称，驻防部队兵力单薄。中共中央在两次国防会议和《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中都明确表示了保卫国防的决心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反侵略的思想。筹建东北边防军是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之举，使中国在战略上保持主动，而且丝毫不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反侵略性。有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军队以 “志愿”的形式援助朝鲜，是蓄谋已久的行为，说明中国在1950 年7 月就决定了出兵。这种观点同样是不客观的。“志愿”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 1950 年7 月2 日斯大林通过罗申转告周恩来的电报中。然而，这在当时是一种假设，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是在10 月才最终决定出兵朝鲜。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就毛泽东10 月2 日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文中提出决定出兵援朝而认为毛泽东在出兵问题上独断专行、破坏民主集中制，这是不正确的。这份电报虽然是在政治局会议前起草的，但最终却没有发出，不仅不能说明毛泽东独断专行，反而证明出兵决策是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
抗美援朝战争依据双方(中朝方面和所谓“联合国军”方面，笔者注，若不做解释则下文出现时同此意)作战形式的不同，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 年 10 月-1951 年6 月)称为运动战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央军委和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下，在运动中发动了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在朝鲜北部的云山、清川江地区和长津湖地区重创所谓的“联合国军”，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随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乘胜发动第三次战役，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解放汉城，彻底粉碎了美军占领整个朝鲜的企图，并迫使美国政府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1951 年上半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通过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所谓的“联合国军”要求停战谈判。第二阶段(1951 年6 月-1953 年7 月)称为“边打边谈”阶段或阵地防御作战阶段。从1951 年6 月开始，志愿军先后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和秋季攻势作战、空中绞杀战和细菌战，在上甘岭战役中给敌人以重创。志愿军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大规模战术反击、金城反击作战，并且粉碎了敌人从侧后方登陆的企图。最终，双方于1953 年7 月27 日签订《停战协定》，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1958年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回国。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国际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标志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是新中国在外交领域的重大胜利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耀眼亮相。正如彭德怀所说：“ 它( 指抗美援朝战争——笔者注)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的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某些西方学者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同所谓的“主流世界”长期隔绝，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新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隔绝，不是新中国造成的，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造成的。虽然新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对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国际上承认新中国大国身份和大国地位的开端。1954 年4 月，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1955 年，新中国受邀参加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同年，中美开始进行大使级会谈，开启了两国的官方接触。
抗美援朝战争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阵营以重大打击，迫使其无法在亚洲乃至国际事务中忽视新中国的存在，不得不考虑新中国的意见。1965 年，美国入侵越南后，其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 度线向北进攻，李奇微后来说明了原因：“约翰逊总统曾经说过，他相信红色中国说的话——而我们在朝鲜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不畏强敌、团结拼搏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反抗霸权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勇气，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空前提升。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信心，客观上促进了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
(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稳定了国内环境、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在围绕抗美援朝战争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斗争中基本占据主动，最终挫败了敌人全面侵占朝鲜的计划。中国政府用志愿军的名义参战，造成美国政府无法以合法理由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
1958年，毛泽东接见志愿军代表。
从而限定了战争的范围，使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在朝鲜作战。在停战谈判过程中，中朝方面在积极争取最好的结果的同时坚决不放弃敢打必胜的决心，积极准备，针锋相对，连续挫败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和要挟性进攻。“零敲牛皮糖”“轮番作战”“边打边谈”等战略战术，更体现出中共中央灵活掌控战略规划和战术规则的高超斗争艺术。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从政治上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土地改革运动的完成使占农村人口92%的贫农、中农得到了全部耕地的 91.4%，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逐步建立，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发表(1951 年11 月)，证明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中国的国内政治局面是团结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公布(1952 年2 月)，稳定和团结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心，保证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镇压反革命运动使数千年匪患难除的局面得到根本改观，这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集中力量恢复生产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把恢复国民经济和支援前线作战两大任务相结合，相继提出了 “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带投资性的支出)第三的方针”;“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和“边打，边稳，边建”的财政工作方针，着力恢复国民经济，支援前线作战。农业上，1951 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它的贯彻实施，巩固和提高了全国农村的互助合作水平;工业上，除继续加强国营经济，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外，中共中央分别于1951 年底和1952 年初发动“三反”和“五反”运动，规范和调整工商业秩序，使市场面貌焕然一新，有效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物资供应。到1952 年底，按1952 年当年价格统计，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 亿元人民币，比1949 年增长73.8% ，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 亿元人民币，比1950 年增长181.7%，1951 年和1952 年财政均无赤字，还略有结余。
此外，新中国还进行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改造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国共产党内部进行了整党运动，提高了党组织的纯洁度和战斗力。
在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积累起了在全国执政的最初宝贵经验，表现出应对和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展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稳定了国内政治局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各阶层民众空前团结，反过来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上甘岭战役中保留下来的满是弹片的一铲土(摄于国家博物馆)
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表明中国军队经受住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已经60 多年了，但关于双方伤亡的数字仍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志愿军损失惨重，而且打之前是两个朝鲜，战争结束后还是两个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指所谓的“联合国军”)71 万余人;共击毁和缴获敌飞机4268 架，坦克1492 辆，装甲车 92 辆，汽车7949 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4037 门。志愿军损失飞机231 架，坦克9 辆，汽车6060 辆，各种炮(含被击毁)4371 门。美国战后公布的所谓的“联合国军”伤亡数字要高于中朝方面公布的歼敌数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自身作战减员36.6 万余人。据最新统计，志愿军牺牲人数为183108 人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动用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的兵力以及除原子弹外的所有先进武器，但战争的天平并没有因此而向所谓的“联合国军”倾斜。志愿军入朝参战时，北朝鲜大部分领土已被所谓的“联合国军”占领，甚至有一支南朝鲜军队已到达鸭绿江边。朝鲜战争停战时，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收复了朝鲜北部，并且在半岛西海岸占据陆上优势，完成了抵御侵略的战略目标。因此，无论是从战争目的的达成，还是从双方的战争数据的对比看，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胜利者。正如毛泽东总结的：“美国军队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
(二)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朝鲜战场上的发展和创新
一是歼灭战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历来主张“战争要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并且“每战力求全歼，不使漏网”。朝鲜战场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地形所限和双方装备和技术兵种差距太大，志愿军曾多次穿插、迂回、包围团以上目标敌人(此处专指美军)后都无法全歼，有时反而造成己方较大伤亡。鉴于此，毛泽东果断改变指导思想，提出对美英军在几个月内只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指导思想，随后，毛泽东将其概括为“零敲牛皮糖”并在前线执行。按照这一打法，仅在1953 年夏季反击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志愿军和人民军就先后对“联合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 个阵地攻击65 次，歼敌4.1 万人，扩大阵地面积58 平方公里。志愿军伤亡仅1.7 万余人。
二是阵地防御作战理论的发展。朝鲜战场空间狭小，志愿军不仅缺乏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而且无法采用以往的大范围迂回作战，调动敌人，争取主动。经过慎重考虑，1951 年9 月上旬，彭德怀代表志愿军党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阵地攻坚和阵地防御”的作战样式，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志愿军在大规模构建以坑道工事为主要防御体系的同时，以连、排、班为基本单位， 不间断地主动出击，发动小规模战术反击，挤占敌前沿阵地，同时广泛开展“冷枪冷炮”运动，以单兵作战和战斗小组作战的方式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这一创新，弥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阵地防御作战理论的不足，并在实战中取得了巨大战果。
三是人民战争理论的发展。人民战争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和精髓。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掀起了一场人民战争——抗美援朝运动。这场人民战争不同以往，人民群众不直接参战，而是通过“三视”(即“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宣传教育、游行示威、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和捐赠飞机大炮等运动，组织青年参军，组织民工、司机等支前等方式间接支援前方作战。据统计，自1951 年6 月1 日至1952 年5 月31 日，全国各省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武器捐款共为 55650 亿元人民币，折合飞机(每架15 亿元计)3710 架，尚余6230 万元。由此可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理论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 三) 中国军队的装备得到充实更新;军队制度和国防体系开始建立健全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其装备水平相比美军来说极端落后。以火炮为例，美军每个步兵师拥有各种炮959门(包括大口径榴弹炮)， 另有海空军火力支援，志愿军没有海空军，无坦克装甲车。陆军每个军只各种炮520 余门，没有榴弹炮和高射炮，大口径火炮极少。中共中央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总方针，在苏联的援助下，到1952 年8月底，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部队除陆军16个军以外，还有4 个榴弹炮师、1 个战防炮(反坦克炮)师、1 个火箭炮师、4 个坦克团、4 个高射炮师和5 个城防高射炮师。另外，还有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9 个歼击航空兵师(共450架飞机)，装备条件明显改善。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按苏联军队编制进行了大规模整编，开始建立了现代化的指挥体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解放军开始全面建立以后勤制度、军衔制度、军人薪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军队制度体系;一大批培养各级指挥员和技术军官的专业军事院校相继成立;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研究体系开始建立并逐渐发挥效能;沿海地区和重点防御地区的国防工事得以不断修筑和加固;使新中国的整体国防水平和解放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空前提高。
四、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品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无论是在前线作战的军人，还是在后方支援的群众，几乎都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第二次战役入朝作战的第九兵团，列阵于长津湖地区，气温零下30 多度，部队没有冬装、枪栓因严寒无法拉动、官兵一两天才能保证一顿结冰的高粱米饭，在自身严重冻伤减员的条件下，以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节节抗击美第十军，打开了东线战局，保证了西线作战部队的侧后安全，其中有一个连队冲锋时遭敌火力压制，卧倒后全连冻死在冲击线上。
与志愿军指战员在朝鲜作战相配合，国内掀起了参军支前的高潮，仅浙江一省就有 100 万农民报名参军。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征得父亲同意后，瞒着妻子第一批报名参加志愿军，最后英勇牺牲在战斗岗位上。湖南湘潭县76 岁的老人谭楚云，为给志愿军捐献武器，用竹筒做成一个存钱筒，每天用工余时间卖水，将收入存入竹筒，全部捐献给志愿军。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形成了空前团结的社会气氛，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作战。
(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荣立各种功者302724 人，集体立功单位(团以下含团)5989 个。其中，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在第二次战役的下碣隅里外围制高点防御阻击作战中(1950 年11 月29 日)，率领1 个排连续打退美军8 次集团进攻。敌人发起第9 次进攻时，在自己负伤，阵地仅剩3 人的情况下，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反击战(1952 年10 月19 日)中，挺身而出担任爆破手，在身中5 弹、战友重伤、弹药耗尽的情况下，毅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暗堡的射击孔，壮烈牺牲。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在上甘岭战役防御作战(1952 年 11 月5 日)中，在全班其他官兵伤亡、仅剩自己一人的情况下，孤身奋战数小时，一人歼敌280 多人，守住了阵地且自身完好，创造了奇迹。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在1952 年秋季反击作战(10 月12 日)的进攻隐蔽中，在衣物起火的情况下， 为保潜伏战友的安全并进而保证战斗全局的胜利，强忍痛苦，严格遵守隐蔽纪律， 最后光荣牺牲。一级战斗英雄伍先华，在1952 年秋季反击作战(9 月29 日)中，在进攻至南朝鲜军坑道口时遭敌火力封锁，为突破敌火力封锁、掩护战友前进，毅然抱起炸药包跳入敌人坑道口，与敌40 余人同归于尽。
周恩来赴医院看望回国治疗的志愿军伤员。
志愿军中，这样的英雄比比皆是，堵枪眼的英雄不止黄继光一人，还有李家发、许家朋;邱少云式的英雄在执行潜伏任务的部队里也不只他一人。当前社会上关于这些英雄事迹真实性的怀疑是缺乏事实依据和道德情操的行为，是对英雄的亵渎。
(三)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优良传统和一贯作风。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冬季作战中敌机封锁轰炸、给养接济不上，志愿军指战员只能吃炒面充饥，吃冰雪解渴，“一把炒面一口雪，身垫油布头顶风”。“战士们没有埋怨那些日子的艰苦，倒是认为经过那样的艰苦，很好地锻炼了自己。” 上甘岭战役的坑道防御作战中，“联合国军”采用爆破、封堵、燃烧、毒气等一切手段进行重重封锁，坑道内空气极度污浊，人员窒息、无水缺粮、弹药告急。坚守坑道的志愿军指战员信念坚定，士气高昂，靠舔石壁上的水汽，呼吸洞口清晨的空气，甚至喝“光荣茶”(指喝尿——笔者注)顽强生存，坚守不退，最终为反击成功争取了宝贵时间。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首次派兵援助邻国进行反侵略作战的国际战争，取得朝鲜人民的支持是赢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严格遵守和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帮助朝鲜群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为救落入冰窟的朝鲜少年，光荣牺牲。
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和人民尽全力援助朝鲜。据统计，从 1950 年6 月至1953 年底，中国政府援助朝鲜各种物资总值达72900 亿元人民币，并且免于偿还。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实际行动换来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对志愿军的全力支持，他们为志愿军带路、运送伤员和弹药，涌现出多位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也成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典范。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已近60 年。今天我们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不是为了延续对抗，而是要以发展的思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更好地汲取历史经验，从中获得现实和长远的教益” 。 一言以蔽之，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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