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决策和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略当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也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力基础。
这场战争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3年7月结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201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也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美国﹑韩国﹑朝鲜都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我国也准备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
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和朝鲜战争﹐国内外都出版了许多专著﹐既有官方著作也有学者个人著作。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官方著作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2]《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卷﹑[3] 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4] 这三部著作都是由军事科学院编写的。在这三部著作中﹐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最具权威性﹐在国内外影响也最大。美国﹑韩国和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的日本也都有官方性质的多卷本朝鲜战争史。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周恩来军事文选》的公开出版﹐俄罗斯解密了苏联时期有关朝鲜战争一批档案﹐在中国研究和关注抗美援朝战争史的人明显增多﹐同时﹐对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场战争也出现了许多不同认识。这些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问题﹐另一个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问题。网络上﹑社会上根本否定抗美援朝的声音和势力也不小﹐甚至在我国有关组织的高层﹐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也大有人在。本文主要介绍六个问题﹕一是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背景﹐二是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原因﹐三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四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影响﹐五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六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启示。重点介绍第二﹑第三﹑第四三个问题﹐一些不同认识也主要在这三个问题中涉及。
一﹑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背景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书记处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那么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背景是什么呢﹖
（一）国内背景
这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周年﹐国内恢复已经取得良好开端﹐但各方面困难仍很严重。
政治上﹐一是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但大陆的西藏和沿海的台湾等少数岛屿还没有解放﹐人民解放军还有重大作战任务﹔二是新解放区剿匪取得重大成绩﹐东北﹑华北地区匪患基本消灭﹐但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大股土匪尚未剿灭﹐特别是广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匪患还相当严重﹐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三是新解放区多数基层政权已经建立﹐但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也还不巩固﹔四是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
经济上﹐重点恢复铁路﹑公路交通和水利工程﹐取得明显成绩﹐全国原有铁路2.17万余公里全部恢复通车﹐东北和华北地区已经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全国工农业生产比1949年有明显增长﹐粮食﹑棉花﹑钢产量1949年分别为2162亿斤﹑889万担﹑15.8万吨﹐1950年粮食产量为2400亿斤﹐增长11％﹔棉花产量为1420万担﹐增长59.7％﹔钢60.6万吨﹐增长283.5％﹐但还远未达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的最高生产水平﹐这几项的产量仅相当于1936年以前最高水平的63％﹑86.5％﹑83.6％。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还相当繁重。
军事上﹐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五百余万﹐急需精简人员支持国民经济恢复﹐精简整编工作刚刚开始。军队武器装备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领导机关已相继建立﹐但除炮兵部队较有基础外﹐海军﹑空军和装甲兵部队都在组建过程中。军队急需加强现代化建设。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22年革命战争以弱胜强的经验﹐有同国民党军和侵华日军作战的经验﹐战斗意志顽强﹐但现代化水平很低﹐也没有现代化战争经验。除少数部队准备解放台湾﹑西藏和正在进行剿匪外﹐人民解放军大部分已转入担负工农业生产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前﹐没有打仗的准备。朝鲜内战爆发后﹐作了必要防范准备﹐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当年6月6~9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部署全国的中心任务是从1950年算起﹐用三年左右时间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刚刚展开。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没有步入正轨。
（二）国际背景
一是美国﹑苏联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友变成了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两大阵营已经形成。朝鲜战争爆发是这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产物﹐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成了两大阵营在东方斗争的焦点。
二是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就是当时比较强大的苏联也惧他三分。美国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推行称霸全球的遏制共产主义战略。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6日美国就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了上述事项﹐同时宣布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提供援助。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成侵朝“联合国军”的决议﹐使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披上了联合国的外衣。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后﹐朝鲜战争形势发生逆转﹐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实行战略撤退。9月27日﹐美国当局指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美军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占领全朝鲜。
三是中国革命胜利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两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的政策。
（三）中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悬殊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周年﹐而且千疮百孔﹐百废待举。而美国已有175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1950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5] 而当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48亿美元﹐是中国的12倍多。中国的钢产量为60.6万吨﹐而美国的钢产量为8772万吨﹐是中国的144倍。美国具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1950年10月﹐美国投入到朝鲜战场的作战飞机已达1200架﹑海军舰船近三百艘﹑坦克八百余辆。而人民解放军当时能够勉强作战的飞机共110余架﹐无论飞机性能还是飞行员的技术水平都不如美军﹐更谈不上飞行员的作战经验。海军还未形成战斗力﹐装甲兵也在组建过程中﹐从苏联订购十个团四百辆坦克刚刚到货。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每个师就装备有各种火炮950余门﹐而当时人民解放军中装备最好的东北边防军﹐一个军装备的各种火炮才共540余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数量的二分之一略强。
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背景。
二﹑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原因
在新中国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在与美国相比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弱势悬殊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什么决策出兵抗美援朝﹖这是许多因素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认识。
促使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因素有哪些呢﹖
1﹑直接原因。就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的形式﹐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信中介绍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有关情况﹐信的最后提出“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这封信的签署时间是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接到这封信是10月3日﹐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内阁内务相朴一禹直接送达。但在10月1日晚﹐毛泽东已得到了金日成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向毛泽东提出由中国出兵援助的请求。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问题﹐仅10月上旬就于2日﹑4日﹑5日三个下午召开三次会议﹐2日是书记处会议﹐4日和5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6]
2﹑根本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同时﹐就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版图﹐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持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7] 二是保卫东北地区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飞机于8月27日起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界推进﹐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三是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新中国工业基地一半在东北﹐而东北工业基地一半在辽东﹑辽南。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整个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无法进行正常建设。四是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五是从迟早要打利弊得失上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一千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3﹑军事准备因素。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就武装介入﹐干涉朝鲜内战﹐虽然这时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战事发展很顺利﹐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由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局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虽然美国武装介入﹐但朝鲜人民军能一鼓作气﹐很快解放全朝鲜﹐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美国再想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也需要长时间准备和调动更大兵力。另一种可能是﹐战争长期化。因此中国不能没有防范准备。周恩来说﹕“我们设想第一种情况下组织边防军﹐是备而不用﹔在第二种设想情况下﹐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8] 所以﹐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中国于1950年7月7日就开始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抽调国防机动部队第13兵团等四个军﹑三个炮师和一个高炮团﹑一个工兵团等共25.5万余人﹐集中到辽宁东部和吉林东南部地区进行整训。边防军集中后﹐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受中央军委委托﹐在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将来边防军是准备出动到朝鲜去打仗﹐“支持朝鲜和保卫我们祖国与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9] 边防军以美军为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了作战准备。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以上三个原因是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中共中央都不会作出出兵援朝的决定﹐或即便出兵也可能不会是这种形式和规模。除此还有三个因素﹐对出兵决策也有作用。
4﹑历史因素。就是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对立面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敌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
5﹑意识形态因素。就是朝鲜和中国同属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朝鲜有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邦而仅仅与中国一样是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恐中共中央是不会作出出兵决策的。所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绝不是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6﹑苏联因素。一方面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有压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决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中共中央决策过程中﹐斯大林曾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其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他动摇了﹐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并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当然苏联除不兑现出动空军直接援助志愿军作战的承诺外﹐中国要求的其它援助苏联基本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0]
总之﹐朝鲜需要支持﹐中国的国防安全需要保卫。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会词中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11] 也就是说﹐出兵抗美援朝﹐是中国对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和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对中国大陆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采取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多次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并强烈要求美国空军和海军舰队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抗议美国侵入朝鲜的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乡村的轰炸扫射﹐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但都无明显效果。周恩来曾说﹕“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12] 这个新的决策就是出兵抗美援朝。
客观的美国学者和著名政论家﹐对中国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必要性也是充分理解和肯定的。1986年10月﹐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乔纳森‧波拉特在北京举行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中指出﹕“北京参加朝鲜战争是受形势的支配﹐而不是按计划”﹐“中国完全没有进行现代战争的准备﹐……特别是没有准备同主要依赖空中轰炸和优势的火力支持的美军作战”﹐当美国决定越过三八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出现在中国东北边境时﹐“中国领导人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美国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约翰‧托兰﹐1989年5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曾在1970年代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一书中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13]
那么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要达到什么目的和什么目标呢﹖根本目的和根本目标﹐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是我们完整准确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核心。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两句话八个字﹐最早见于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联合宣言阐明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阐明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必要性﹐指出﹕“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中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两句话八个字非常准确完整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斗争性质﹑斗争对象和斗争目的。
斗争的性质是反抗美国的侵略和侵略威胁﹔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战场上的美国侵略军和华盛顿的美国侵略当局﹐而不是南朝鲜军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更不是美国借助的招牌联合国﹐虽然在有些具体战役战斗中是以打南朝鲜军为主﹐但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始终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军和美国当局这个主要对手﹐所以称为“抗美”﹔斗争的目的是支持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所以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4]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目的﹑总目标﹐也是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动员﹑教育和国际国内宣传的中心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既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出发点﹐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归宿点。两句话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不可偏废。
具体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标呢﹖根据1950年10月2~23日毛泽东有关电报和志愿军出动后周恩来﹑陈云等中央其它领导人有关讲话﹐我们在编写《抗美援朝战争史》时将中共中央的判断和估计归纳了三种可能﹕
第一﹐志愿军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持下﹐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第二﹐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持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它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到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在东西两线均给美国军队以沉重打击后﹐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会谈时对这种可能更明确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15]
第三﹐尽管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决策出兵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同林彪一起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得知苏联不准备出动空军到朝鲜境内掩护志愿军作战后﹐中共中央认为﹐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而可能出现的情况主要是后两种﹐后两种情况又以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性更大些。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以实现第二种可能为基点﹐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三种可能。
周恩来曾明确指出﹐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使美国在朝鲜遭到严重打击和损失﹐使它碰得头破血流﹐知难而退。这种“可能性要大些﹐而这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16]“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17]
顺便说明一下﹐为什么用志愿军名义而不用解放军名义参战。应该说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就是为了不给美国对中国宣战以口实。以志愿军名义是非官方的民间性质﹐而如果以解放军名义则是官方性的国家行为。1950年8月13日高岗在东北边防军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讲话时﹐就指出﹕边防军出动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这样的处置﹐可以使朝鲜人民喜欢﹐又很策略。”10月1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临战前的动员时指出﹕我们只是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持朝鲜人民革命战争﹐并不等于向美国宣战。10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1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需宣战。”[18] 直到1958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朝鲜政府会谈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时﹐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中以及中朝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仍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中国官方分开﹐说法上用的是“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等﹐以此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中国官方派出的部队。
现在再来介绍一下学术界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不同看法。主要有如下几个说法﹕
第一种说法﹕战争对于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中国出兵援朝是苏联鼓动和压力的产物。[19]
第二种说法﹕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的动机“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站在现实基础的考虑”。[20]
第三种说法﹕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是毛泽东的个人决断。“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三者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21]
这三种观点都是否定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对前两种说法笔者在介绍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原因中已经明确否定了。下面主要针对第三种说法﹐谈点个人的认识﹕其一﹐中共中央出兵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研究讨论作出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作出的。否则中共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不会至少于1950年10月2日﹑4日和5日召开三次会议才作出决策。其二﹐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一年﹐国家状态千疮百孔﹐面临的情况相当严峻﹐虽然毛泽东在党内已具有任何人无法相比的威望﹐但这时毛泽东的领导作风还是比较民主的。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专门指出﹕“建国初期﹐毛泽东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很谨慎的﹐对不同意见也很尊重”﹐并特别举例关于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22] 因此﹐当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或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决策的人都是敢讲真话的﹐否则在作出决策前也不会多数主张不出兵或缓出兵。无论赞成出兵的意见或不赞成出兵的意见﹐都是党内民主的体现﹐都是正常的﹐况且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负责的考虑。其三﹐当时中共中央作出这个决策是很难下决心的。周恩来后来说﹕“当着朝鲜正受到美帝国主义摧残的时候﹐美国侵略军越过了三八线迫近鸭绿江的时候﹐那时下这个决心﹐在我们革命的进展历史中是很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在当时的情况有许多顾虑﹐而从过渡时期来看这些顾虑是合乎实际的。”[23] 胡乔木后来也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泽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24] 最后政治局还是一致赞成出兵援朝。其四﹐中共中央决策作出后﹐全国党政军民协同一致保证和支持抗美援朝战争。无论当时参加会议的当事人﹐还是后来历届中央高层领导﹐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当时决策的必要性﹑正确性提出质疑。一方面这更加说明中共中央决策不是毛泽东个人决断﹐另一方面也更加说明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
三﹑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
（一）抗美援朝战争简要过程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入朝﹐此时美军已占领朝鲜的平壤﹑元山一线。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抗美援朝纪念日就定在这一天）﹐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议﹐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是两年零九个月﹐整个朝鲜战争是三年零一个月。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两个作战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951年6月中旬结束﹐历时七个半月。这期间美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一直是武装占领全朝鲜。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曾经一度设想再经过几个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阶段是运动战阶段﹐也叫协助朝鲜人民军实行战略反攻阶段。主要进行了第一次至第五次五个战役﹐第一﹑第二次战役基本上是志愿军自己打的﹐在战役计划部署上没有人民军部队的任务﹐这时人民军主力被隔在敌后向北撤退﹐并失去联系﹐但在战役具体实施中有人民军零星部队配合。从第三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和人民军实行联军作战﹐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后的作战都是由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部署﹐直至朝鲜停战。运动战阶段的五次战役中﹐第二次战役打得最漂亮﹐给美军的打击最狠﹑最疼。一举将进到鸭绿江边的美军打退到三八线。第三次战役又将美军打退到三七线附近。第四﹑第五次战役双方大体在三八线和三七线之间形成拉锯局面﹐最后双方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形成战略相持局面﹐出现了停战谈判的形势。
第二阶段从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历时两年零一个半月。由于美军在战场上难以达成军事占领全朝鲜的目标﹐1951年5月美国当局将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战略目标调整为通过停战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这一阶段是阵地战阶段﹐也叫战略相持阶段。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后﹐双方的作战行动都是为了配合停战谈判﹐边打边谈﹐打谈紧密结合。这期间的主要作战行动有﹕美军为配合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施加军事压力发动的1951年夏季和秋季局部攻势﹐从8月18日开始至10月22日结束﹐相对应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夏秋季防御作战﹐粉碎了美军的进攻。美军在夏季攻势开始的同时﹐利用其海空军优势﹐集中其空中力量﹐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目标发动了“绞杀战”﹐在1951年9~12月确实给志愿军﹑人民军的物资运输造成很大困难﹐志愿军和人民军进行反“绞杀战”斗争﹐至1952年6月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美国远东空军自己也承认“绞杀战”失败了﹐而志愿军和人民军经过反“绞杀战”斗争﹐则建立起了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和人畜力运输相结合﹐防空﹑抢修﹑抢运相结合﹐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也就是“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志愿军解决了物资运输问题﹐1951年12月~1952年8月又在正面战线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加上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改善了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所以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志愿军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为促进停战谈判和促进停战实现﹐于1952年秋季发动了战役规模的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其间美军为行报复﹐先后以三个多师六万余人对金化以北﹑上甘岭以南志愿军各以一个连防守的两个阵地发动了“金化攻势”﹐志愿军也先后投入三个师又一个团共四万余人﹐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与美军和南朝鲜军反复争夺43天﹐最后阵地屹立未动﹐美军寸土未得。志愿军在1953年春完成防敌登陆的准备后﹐于5~7月又发动了夏季进攻战役﹐特别是第三次进攻的金城战役﹐一举突破南朝鲜军四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坚固阵地﹐突入纵深最远达18公里﹐有力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和保证了停战后的形势稳定。1953年7月27日双方以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实际接触线为分界线实现了停战。
在阵地战阶段﹐美军还曾在战场上实施细菌战。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美军和美国官方一直否认﹐也一直没有解密有关档案。国内有些知名学者也对此表示质疑﹐甚至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我们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看到中国的档案表明﹕反细菌战确有舆论宣传紧密配合﹐但志愿军于1952年1月底开始﹐确实在朝鲜战场的寒冷冬季发现了美军飞机投掷和布撒的昆虫﹔中央军委和中国政府对此极为慎重﹐20多天后﹐才根据战场不断报告的有关情况作出美军确实在实施细菌战的判断﹐并确实按美国实施细菌战而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反细菌战与停战谈判毫无关系。
（二）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
朝鲜战争的结局﹐是敌对双方通过停战谈判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划定军事分界线而达成停战的。这场战争起始于三八线﹐又停止于三八线附近﹐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即战争双方打成了平手﹐双方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这种认识。当然﹐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从直观上看﹐从形式上看﹐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对这场战争中双方的情况稍作具体分析﹐就会觉得这个结论不太合适。如果把这场战争比作擂台比武﹐较量的双方﹐一个是明显的强者﹐一个是明显的弱者﹐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比赛的结果是不分胜负﹐并且强者身上还多带了几处伤﹐那么裁判员除了按规则裁定双方打成平手外﹐恐怕谁都不能不认为这场擂台比武的弱者是赢家﹐是个了不起的赢家﹐而那个强者是输家。强者自己也不会认为就是比了个平手﹐而是认为自己输了。作为强手与弱手比赛﹐不赢就是输了﹐反过来作为弱手与强手比赛﹐不输就是赢了。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如果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敌对双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那么也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不仅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胜利﹐是了不起的胜利者。我作了几条比较分析﹐国内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人批驳我的这几条分析﹐但那种批驳除其目的是根本否定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外﹐没有任何能说服我的道理。我的几条分析是﹕
第一﹐从战争双方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消耗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3年8月14日公布﹐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敌（包括毙﹑伤﹑俘）109.3万余人。美国和韩国公布其各自在这场战争中人员阵亡﹑战伤﹑失踪和被俘的数量之和大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公布歼灭其人员的数量。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军损失情况是﹕阵亡3.36万余人﹑战伤10.32万余人﹑失踪和被俘0.51万余人﹐共14.2万余人。韩国国防部公布的南朝鲜军的损失情况是﹕阵亡22.78万余人﹑战伤71.71万余人﹑失踪和被俘4.35万余人﹐共98.84万余人。美国与韩国官方公布各自损失数字总和为113万余人（不包括其它“联合国军”伤亡）。而整个战争期间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减员总数为62.8万余人（志愿军36.6万余人﹑人民军26.2万余人）。按志愿军和人民军公布的歼敌数字计算﹐敌我伤亡损失对比为1.7比1﹐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胜利者。
单从1950年10月25日~1953年7月27日志愿军作战的结果看﹐情况是﹐志愿军共歼敌71万余人。而志愿军的作战减员﹐根据1953年8月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的统计共36.61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对比为1.9比1﹐志愿军是胜利者。[25]
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而中国支出战费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这样对比﹐志愿军也是胜利者。
第二﹐从双方战线进退的情况看。自从志愿军参战后﹐双方战线互有进退。志愿军入朝打响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进至清川江以北地区﹐后又进至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地区﹐而志愿军连续举行第一﹑第二两个战役﹐就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打回到三八线及以南地区﹐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又将其打退到三七线附近地区。“联合国军”也从三七线附近和汉江北岸两度将战线向北推进﹐但也只推进到三八线南北地区﹐最后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了相持局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双方进退相抵﹐志愿军净进了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数百公里﹐而“联合国军”净退了从鸭绿江到三八线的数百公里﹐志愿军和人民军彻底粉碎了美国当局军事占领全朝鲜的企图。两相比较﹐志愿军当然是胜利者。[26]
第三﹐从双方部队在作战中遭受打击的情况看。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第二次战役是在双方对进的状态下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就给予美军历史最长的“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以重创﹐并歼灭其一个团大部。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东西两线予美军参战七个师中的第二师﹑第七师﹑陆战第一师三个以歼灭性打击﹐并予美第25师以重创﹐整个战役打得痛快淋漓。虽然这次战役中在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减员比较大﹐但那主要不是因为遭受美军打击﹐而主要是因为该兵团临急入朝﹐志愿军运输补给能力跟不上所致。相反﹐志愿军第九兵团在这样困难情况下﹐却将美军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美陆战第一师这个美军“王牌”部队也不得不在其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撤退”的字眼。几乎所有美国当局军政要员都认为这是美军历史上的一次惨败﹐一次丢脸的失败。[27] 而志愿军除在第五次战役进攻作战结束后转移准备休整过程中﹐第180师为掩护主力转移﹐因处置不当等原因被围遭受重大损失外﹐没有一个建制团以上部队遭受如此不预的打击。虽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南岸防御的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第114两师部队伤亡较大﹐但那是为了掩护主力歼敌而预期的伤亡。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阵地战阶段﹐特别是1952年夏季以后﹐志愿军在战场上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方针﹐对“联合国军”营以下兵力防守的阵地几乎是攻则必克﹐攻则必歼。到了1953年的金城战役﹐志愿军可以对南朝鲜军四个师防守的坚固防御阵地同时发起进攻﹐突入阵地最深达18公里﹐一举歼灭其四个师大部。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从1952年夏季以后﹐除发动一次他们自己称为失败的恶性赌博的“金化攻势”外﹐[28] 直至朝鲜停战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几乎没有什么作为。这一点美国人写的战史和韩国人写的战史都是承认的。
第四﹐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作战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这个困难主要是同美军这个作战对手相比﹐武器装备落后悬殊和经济力量极为薄弱﹐具体情况﹐在前面已介绍过了。此外﹐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所有当时的现代化武器﹐包括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使用其优势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进行毁灭性轰炸﹐在朝鲜北方12万平方公里的狭小战场上﹐共投掷炸弹69万余吨﹐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5.8吨﹐在某些地区的投弹密度达到世界战争史上最高水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作战﹐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地区﹐并在三八线地区坚持作战两年多﹐最终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字停战。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胜利。
美国人在评论这场战争时﹐只是说成功地阻止了共产主义的进攻﹐海空军优势的威力得到了充分展示﹐除此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讲到这场战争时﹐多是用“受挫失利”﹑“苦涩”﹑“损失”﹑“没有获得胜利”等字眼。美国知名政论著作家约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 — 未透露的内情》一书的引言中﹐一开篇就说﹕“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到朝鲜战争时﹐称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29]“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后来也说了一段著名的话﹕“1952年5月﹐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代表17个国家﹐在韩国抵抗共产党侵略。15个月以后﹐我签订了一项停战协议﹐这协议暂时停止了……那个不幸半岛上的战争。对我来说这亦是表示我40年戎马生涯的结束。他是我军事经历最高的一个职位﹐但是他没有光荣。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30]
这些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但取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且也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胜利。
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但是中国人民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无论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都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极大地提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在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除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外﹐只有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吶喊。这声吶喊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出现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军队作战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落后武器装备﹐打败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不但美国而且整个世界﹐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可以说﹐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了不起的正气篇。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31] 不仅刚刚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许多纷纷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1960年代带有美国陆军官方性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军陆军》一书﹐在评论朝鲜战争时说﹕“在远东﹐从朝鲜战争中出现了两个比过去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其一便是韩国﹐……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32] 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当局﹐从此美国不敢再轻视中国人民﹐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位置。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能在万隆召开和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1958年台海危机中为台湾国民党军舰护航的美国军舰一遇人民解放军炮击就退入公海﹐1960年代越南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第38届总统理查德德‧尼克松访华﹐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致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等﹐都有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不用说别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有这一条﹐就足以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况且抗美援朝战争的积极意义还不仅此一条。）
（二）有力地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
全国解放时﹐国民党当局有计划地在大陆潜留了大批特务。他们聚集溃散的国民党军部队﹐会同惯匪﹑反动会道门组织﹑地主恶霸﹐组织反动土匪武装﹐企图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破坏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并在尔后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特务和土匪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黑暗将过﹐黎明即来”﹐气焰十分嚣张﹐到处散布谣言﹐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事运输﹐组织策划各种暗杀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围攻基层人民政权﹐扰乱社会秩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组织反革命暴乱﹐向人民民主政权发动猖狂进攻。
在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即以最大的决心﹐采取断然措施﹐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之一﹐加速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开始后﹐这三项工作都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被并称为当时的三大运动。
在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下﹐匪患比较严重的华东和中南地区至1951年5月底基本剿灭了股匪。至1953年底﹐全国匪患基本肃清﹐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祖国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以策应反攻大陆的企图﹐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安定了地方秩序﹐巩固了基层人民民主政权﹐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加大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力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经公安部统一部署后﹐从1950年10月起﹐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至1951年10月﹐反革命势力基本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这一运动的开展﹐使国家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为配合抗美援朝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新解放区在1950年扩大了土地改革的范围﹐在许多条件基本成熟地区提前进行了土地改革。至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外﹐全国大陆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不但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和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三大运动的开展﹐不但牢固巩固了新中国各级人民政权﹐而且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权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强力的组织领导基础。
（三）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和争取了国家建设发展的长期和平环境
战争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将对经济建设正常进行带来不利影响﹐但得到人民拥护的正义战争﹐也会激发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从而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
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不但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而且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城乡和交通等经济设施也遭到破坏﹐为保证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对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战争期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和中国进口的武器装备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的确对国内经济建设有不利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虽倾全国之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但主要是将东北地区转为战时生产﹐全国其它地区仍是以平时生产为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保证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边打边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确定﹐仍按原计划在1952年底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强大号召力与组织力﹐通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动员全中国人民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作生产能力。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工作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抗美援朝战争而进行了调整﹐但1951年中国财政实际收支和经济生产﹐都“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要好的情况”﹐[33] 1950~1952年三年中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4.6％。至1952年10月﹐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业。取得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1953年﹐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为保证工业生产安全﹐对东北南部地区的工业基地部分向北做了迁移﹐直到1970年代﹐中国建设的工业基地在布局上也都考虑了战争的影响问题。同时﹐经过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进一步看到﹐要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展工业﹐而首先应该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开始的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就把发展重工业作为重点。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帮助下﹐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基础。
总之﹐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社会凝聚力﹐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国内经济建设非但没有受到大影响﹐而且还迅速得到恢复。正如陈云所指出的﹕“抗美援朝不但不是像帝国主义者所妄想的那样﹐使我们在经济上不能恢复和发展﹔相反的﹐我们的人民经济事业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得到了促使迅速进步的动力。”[34] 抗美援朝促进而不是推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至今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近60年和平的环境。
（四）极大地促进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强固了国防
抗美援朝战争实践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充分看到﹐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打赢现代化战争是极为困难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深有感触地表示﹐无论如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买飞机”﹐改善志愿军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在战争期间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代志愿军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邓华﹐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从战争中的亲身体验指出﹕“朝鲜战争证明﹐现代战争一定要有必需的现代技术装备。没有必需的炮火既不能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也不能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没有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便不能击毁敌人的坦克﹔没有空军和防空武器﹐便不能打击敌人的空军﹐掩护自己的战场。”[35] 1953年1月7日﹐毛泽东主席为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写的训词中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36]
抗美援朝现代战争实践的刺激﹐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在这场战争期间就有了突破性地改善和加强。当时中国工业技术水平落后﹐自己不能生产飞机﹑坦克和大炮﹐就决心从同中国签订有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苏联购买。中国经济贫穷﹐国家无力购买﹐就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各族各界人民﹐节衣缩食﹐增加生产﹐捐献钱物购买飞机大炮。仅1951年6月~1952年5月的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即捐献了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的钱款。人民空军在这场战争中迅速成长发展起来﹐其航空兵部队从1950年8月的一个混成旅共四个团110余架飞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底﹐发展到28个师共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三千余架﹐并且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形成了有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加强﹐地面炮兵装备了当时先进的苏式122和152毫米口径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高射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只有16个城防团﹐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发展到五个野战高炮师﹑近70个野战高炮营和数十个城防高炮团。陆军（步兵）的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有的军﹐都没有队属炮兵团和坦克团﹐步兵轻武器是所谓“万国牌”的杂色武器﹐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几乎所有的军都在编制内有了军属炮兵团﹐有的还有军属坦克团和师属炮兵团﹐个别的师还编有自行火炮团﹐步兵轻武器统一换装苏式武器。装甲兵和工兵也有明显发展。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明显改善和加强﹐既为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又为1950年代中后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为加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过与苏联方面谈判﹐签订了用苏联贷款订购苏联装备的协议。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至1954年底全部兑现。1954年和1955年﹐原驻中国安东（今丹东）﹑沈阳和大连地区的苏军撤回苏联时﹐中国又有选择地有偿接收这些苏军部队的大部分装备。还在苏联政府帮助下建设了国防工业基础﹐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个建设项目中﹐即有41个是国防工业项目。到1950年代末﹐中国就建成了包括兵器工业﹑航空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等一大批军工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先后仿制飞机﹑坦克成功。其间﹐决策研制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制定了《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58~1967年）规划纲要》。1964年10月~1970年4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首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氢弹爆炸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先后试验成功。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19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37]
此外﹐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中央军委就在广东﹑福建沿海作了防范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军联合登陆进攻的军事部署﹐从上海到安东的整个海岸线选择要点部署了水雷和海岸炮。除在朝鲜战场的弧形防线上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外﹐从1952年下半年起﹐在辽东和胶东半岛部署海岸国防工事构筑﹐1954年起开始动工。从而彻底改变了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
这些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创造了抗美援朝精神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2000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志愿军角度归纳了如下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志愿军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证战争胜利﹐空前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现在仍被广为传颂。
国内学术界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所失大于所得﹐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的人﹐对我所谈意义和影响的前两条不否认﹐但他们提出了他们认为的如下几个消极影响﹕一个是这场战争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第二个是恶化了中美关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第三个是严重影响或阻滞了中国经济建设。[38] 关于第三个所谓消极影响问题﹐我在谈意义的第三条已作了回答。这里谈谈怎么看待他们说的第一﹑第二两个消极影响问题。
其一﹐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抗美援朝战争或朝鲜战争。
根据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8月的波茨坦公告﹐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已在事实上归还中国。但由于台湾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美国当局一直觊觎台湾。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美国已先后制定了台湾由国际“托管”﹑“分离台湾”的预案和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根据﹐为日后直接插手台湾问题埋下伏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底和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宣传指示﹐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宣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属于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其实这更主要的是美国当局的一个策略﹐是在等待尘埃落定。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美国等待的“尘埃”已经落定﹐美国军方和国务院都认为杜鲁门的声明已经过时﹐必须进行修改﹐都主张对台湾问题不能撒手不管﹐必须迅速采取“激烈而强硬的立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于4月7日提交总统杜鲁门。这个文件的中心内容是﹐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把纯属内政事务的国家﹑民族统一运动﹐把代表社会进步的民族民主革命﹐都视为对美国地位的挑战﹐对自由世界的“侵犯”﹐美国都要迅速做出最激烈的反应﹐直至进行武装干预。杜鲁门完全同意这一文件﹐但落实这一文件的要求﹐则需大大增加国防预算﹐因而没有马上批准﹐而在等待时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总统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和为美国直接干涉台湾提供了一个时机和借口。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正式抛了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入侵台湾和台湾海峡﹐公然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统一祖国。
也就是说﹐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是美国的既定政策﹐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才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就是没有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台湾的作战﹐美国也会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中国也不见得能顺利解决台湾问题。
事实上﹐是美国对台湾的侵略在先﹐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在后﹐延缓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是因为朝鲜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的。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干预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的长期紧张对峙局势﹐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
其二﹐影响了中国的对外交往和中美关系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操纵联合国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美国联合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这大大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就是说﹐影响了中国对外交往和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继续对中国采取敌视和孤立的政策﹐不完全是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因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对外交往﹐相反﹐则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增进了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就是1979年中美建交本身﹐也有抗美援朝战争积极因素的影响。
五﹑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
抗美援朝战争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取得胜利﹐有哪些经验﹖关于这个问题在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成果中已作了充分总结。这里只谈如下四点。
第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39] 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强弱优劣如此悬殊的条件﹐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指导及志愿军总部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包括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支持朝鲜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出发适时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保证战争胜利进行全面筹划和部署﹔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场指导方针﹔扬长避短﹐避强击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根据自身装备特点和作战能力确定打法﹐抓住和利用美军作战中难以克服的弱点予以打击等。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和战略指导﹐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打出了美国军政当局所不预﹐打得美国军政当局不知所措的有利战争态势。在战场上﹐尽管美国的第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志愿军称为“乌合之众的农民军队”﹐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彭德怀“是一位战术专家”。[40]
第二﹐尽力加强和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提高作战能力和水平。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是战争力量的重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41] 志愿军在战争中遇到的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保证给养的问题﹐都是因为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造成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始终高度重视志愿军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改善﹐以提高志愿军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从组建东北边防军开始﹐就从国内其它部队中抽调武器装备﹐以使边防军按作战编制配齐﹐并抽调一些炮兵（含高射炮兵）﹑汽车部队编入东北边防军。决策出兵时﹐又派周恩来同苏联领导人谈武器装备援助问题。出兵后﹐随着这些武器装备到达﹐则突击组建装甲兵作战部队﹐扩建空军和炮兵（含高炮）作战部队﹐还通过协商﹐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掩护朝鲜境内清川江以北两条铁路线的运输。组织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捐献的钱款可供购买3710架战斗机。到1952年下半年﹐志愿军武器装备有了明显加强和改善﹐不但有坦克﹑飞机参战﹐而且火炮数量明显增多﹑质量明显改善﹐主战火炮均装备了苏式122和152毫米口径榴弹炮﹐还有了喀秋莎火箭炮。在1952年夏季以后的作战中﹐炮兵发挥了巨大作用。到1953年﹐志愿军火炮质量虽仍不比美军﹐但数量已越过美军。[42] 武器装备的加强和改善﹐为志愿军作战水平和能力大为提高﹐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第三﹐充分发挥志愿军广大官兵的智慧创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自始至终占有兵力优势﹐这本身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是一种威慑。但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绝不仅仅是靠中国人多兵多﹐更不是靠有人说的“人海战术”。志愿军武器不如美军﹐靠的是勇敢加智慧。从第一次战役开始﹐志愿军就充分发动广大官兵研究防空﹑防炮﹑冬季野外露营防冻和用步兵武器打美军飞机﹑坦克问题﹐研究避敌锋芒击其弱点的战法问题。作战中避强击弱的打法﹐铁路抢修﹑运输中的许多迷惑敌机﹑提高效率的作法﹐阵地战期间创造的坑道工事﹐等等﹐这些都是志愿军广大官兵的智慧创造﹐为保存自己﹐减少损失﹐消灭敌人都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1953年9月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时﹐高度赞扬了志愿军这些群众性的创造﹐指出﹕“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43]
第四﹐依靠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所有战争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毛泽东一向强调﹕“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一则这场战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二则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政权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支持战争﹐三则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而且在全国人民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因此也具有极强的号召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比起历次中国革命战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更有条件。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也为恢复国家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依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人民战争的新形式﹐充分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生产积极性﹐既有力地支持了战争﹐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又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按时完成恢复和按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
总之﹐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说的﹕“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44]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六﹑抗美援朝战争的主要启示
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主要是﹕
第一﹐贫穷就会受欺﹐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教训﹐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人民的启示。中国近代史上受欺挨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贫穷落后。霸权主义者是不讲公理的﹐欺软怕硬﹐看重的只是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所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到处插手干涉别国内政﹐到处侵略扩张﹐除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其必然如此外﹐关键的因素就是他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具有侵略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具有威慑力量。如果中国当时不是那样的烂摊子﹐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和相当规模的经济力量﹔如果志愿军当时武器装备水平不是相当落后﹐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化基础﹐尤其是具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装备水平与美军相当或接近﹐那么美国当局对中国一再发出的警告﹐也就不敢置之不理而一意孤行了。即便其一意孤行﹐那么志愿军在战场上作战有后方强大经济力量为基础﹐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和特长﹐加上有一定现代化基础的武器装备﹐则完全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甚至完全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或将其彻底赶出朝鲜。中国的国防战略方针一向是“积极防御”﹐中国不去侵犯任何国家﹐但中国也不容许任何别国来侵犯。然而﹐只有搞好中国的经济建设﹐增强经济实力﹐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军队现代作战能力﹐中国的国家安全才更有保证。
第二﹐对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不能示弱﹐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妥协退让只能换来帝国主义者更大的贪心和自己国家的更大屈辱。这同样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教训﹐也是抗美援朝战争告诉中国人民的经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是由于清王朝上层政府的腐败﹑软弱无能﹐一再妥协退让所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1931年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以后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上层政府违背民意﹐实行不抵抗政策和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果。美国侵朝﹐将战火烧到中国大门口﹐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勇敢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教训了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重振了中华民族的雄威﹐整个世界对中国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第三﹐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弱国能够打败强国﹐武器装备落后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在现代战争史上树立了弱国打败强国﹐以劣势武器装备打败优势装备强敌的光辉典范。这里的关键是灵活正确的战略指导。强胜弱败是战争的客观规律﹐弱国打败强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仍然必须遵循这一规律。战略指导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增强经济力量﹐千方百计加强和改善军队武器装备﹐同时调动各方面因素和力量﹐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以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弥补经济力量的弱小﹔变武器装备整体劣势为局部优势﹐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并灵活利用政治﹑外交上的策略手段﹐使战争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利于已﹐不利于敌﹐从而获得战争中的有利形势。
总之﹐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所得远远大于所失﹐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抗美援朝战争的积极意义和影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1] 本文在2010年9月的讲稿基础上修订而成。
[2]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4]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5] 新币值﹐按当时人民币与美元2.5比1的比值计算﹐仅相当于229.6亿美元。
[6] 关于这三次会议﹐所有的研究者都未看到会议记录﹐只见到杨尚昆10月4日日记中关于会议主题和参加会议人员名单﹐以及参加会议人员后来有关讲话﹑文章﹑回忆等。
[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45页。
[9] 高岗在东北边防军沈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8月13日。
[10]《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2~253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55页。
[1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4页。
[13]（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
[14] 2006年6月﹐笔者应韩国国防部军事历史编纂研究所所长邀请﹐到该所参加中韩两国学者关于明朝时期中韩联合抗倭的国际研讨会。经预备会议介绍﹐韩国学者知道我是研究朝鲜战争史的专家。在该所所长为中国学者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一位70多岁的韩国学者﹐非常激动地向我发问﹕“韩国战争是我们哥俩打架﹐你们为什么帮老大打老二﹖”我反问﹕“你们南北双方哥俩打架﹐美国为什么进来帮你们老大打老二﹖”我接着进一步说明﹐你们哥俩打架﹐外来帮助老大打老二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是美国进到朝鲜﹐美国在朝鲜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利益﹐中国才派志愿军到朝鲜。中国出动志愿军是对着美国军队来的﹐不是对着你们哥俩来的。中国称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位韩国学者听明白了我的说明﹐气色也变得平和了﹐向我点点头﹐并非常认真地用汉字在本子上写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
[1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78~279﹑388页。
[1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09页。
[17]《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6页。
[18]《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6页。
[19] 袁唏﹕〈真相〉﹐《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百年潮》杂志1997年第3期。
[20]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21] 袁唏﹕〈真相〉﹐《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51页。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2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137页。
[2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25]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和军委有关部门统计﹐志愿军阵亡﹑病故﹑伤后亡﹑事故亡总计14.1万余人。1992年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通过全国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在册烈士为17.1万余人﹐现在这个数字增加到18.3万余人。一则烈士和阵亡是两个概念﹐二则任何统计都只能达到相对准确﹐就像我们全国人口普查一样﹐三则不同部门统计角度和结果都不完全相同。
[26] 停战线与严格三八线土地面积差距﹕南方在东部三八线以北占4337.7平方公里﹐主要是山地﹐人口少﹐物产不丰﹔北方在西部三八线以南占3665平方公里﹐包括开城在内﹐为平原和丘陵地带﹐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从土地面积上说﹐与严格的三八线相比﹐南方比北方多占672.7平方公里（军委作战部﹕〈朝鲜战争几个数字的初步总结〉﹐1953年9月8日）。
[27]（美）布莱德雷﹕《将军百战归》﹐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54页。
[28]（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56年﹐第72页。
[29]（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 — 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30]（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1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5页。
[32] （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 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5页。
[33] 薄一波﹕〈关于1951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1952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1952年8月6日。
[34]《陈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35] 邓华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介绍〉﹐1954年1月。
[3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08页。
[37]《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38]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58﹑361页﹔袁唏﹕〈真相〉﹐《随笔》杂志1999年第6期。
[3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
[40]（美）马克‧克拉克﹕《从多瑙河到鸭绿江》第79页。
[4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42] 志愿军14986门﹐人民军4716门﹐共19702门﹔美军10136门﹐南朝鲜军5228门﹐其它国家805门﹐总计16169门（军委作战部﹕〈朝鲜战争几个基本数字的初步总结〉﹐1953年9月8日）。
[4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4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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