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泽东的治水思想
王琳
摘要:毛泽东依据我国实际,从治国安邦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治水思想,并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他的这一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我国的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严重的国家,治水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我们认为,他一直高度关注着水利事业,并形成了治国先治水、防洪为主、全面治理、统筹兼顾、综合利用、调查研究、注重创新、尊重科学、保证质量等独具中国特色富有成效的治水思想梳理总结这笔珍贵遗产,不仅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更是解决当前的水患问题,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一、治国先治水
古往今来,国泰民安与风调雨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成了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中央苏区的经济政策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的著名论断。1958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2]将水放在第一位,突出了发展水利合理用水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水利战略地位的高度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6年间,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领导了大江大河的规划和治理,揭开了中国治水的新篇章。在当时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下,首先解决了最迫切的淮河、永定河水患的燃眉之急。治淮、官厅水库以及稍后的荆江分洪、引黄济卫等大型水利工程,作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的四大水利工程,为以后的水利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毛泽东研究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规划,批准治理黄河。70年代,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始建设。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为保障和促进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解决了百余年来中国历届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我国在70年代末扭转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粮北调的局面,即使是在十年内乱中,水利建设仍没有放松,农业生产的维持保证了全国人民有饭吃,党和政府终于渡过危机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治水与兴国安邦的关系,多次强调水利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水利摆在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
二、防洪为主,全面治理
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知水患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毛泽东就把防洪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全面治理的方针1950年6-7月,河南与安徽交界处连降暴雨,史、洪、淮、淠四河洪水并涨。7月20日,他阅读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报后,立即批转周恩来:“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3]440并请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就目前防救和根本导淮两问题进行商讨,要求各省必须以治淮为中心,坚持全面治理的方针。他说:“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3]491 8月5日,毛泽东阅读了灾区灾情的报告,十分伤心,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今后小灾仍极严重”、“多抱头大哭”[4]等处划了横线,指示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做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3]456 9月21日再次督促周恩来:“治淮工程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3]530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周恩来认真贯彻了毛泽东早日治淮免去明年水患的思想,在抓救灾工作的同时,加紧对治理淮河的具体部署。
有道是“华夏水患,黄河为大”,[5]正所谓“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6]据史书记载,较大改道就有26次。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十分关心黄河的防洪问题。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察看黄河险工、石坝,详细询问大堤和石坝的修筑情况,指示一定要把这些大堤修好,而根治水患的重要途径在于对干支流水库的全面治理和水土保持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在干支流兴建大量水库处理拦沙泄洪,并制订长远的规划毛泽东指出:“不是几千个,要修几万个,几十万个才能解决。”[7]
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也是水患频频,对于长江的防洪问题,毛泽东更是忧心忡忡。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治理好这条大江。毛泽东十分了解长江的洪水灾害,对随行的罗瑞卿说:“长江要是下雨,有的地方暴雨涨起来,比你的个子还要高啊!”[8]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针对洪灾,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修建三峡大坝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他认为在长江支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库,并没有达到控制洪水的目的,应该在三峡总口子上下工夫。并指出修建三峡大坝,首先要解决长江上游降雨所造成的洪水问题,同时还要全面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标本兼治,有机结合,既解决当前急迫的需要,又能满足长远和根本的治理要求。
三、统筹兼顾,综合利用
江河治理存在着上中下游左右岸的利益关系。毛泽东认为凡事要以大局为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这样才能保证治水取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多次出面调解地区之间矛盾,协调不同部门不同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要把握好综合的经济效益、整体的社会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要主次分明,突出重点。并强调在立足于全局的前提下,要妥善处理好局部性问题。同时要求各省各地的水利建设工作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以大局为重分工协作毛泽东认为治理大江大河防洪是首要问题,但同时也要强调要综合利用。对于长江的防洪与综合利用,毛泽东也做过认真的思考,1958年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其中,在火电与水电的关系上,毛泽东说:“我们的祖先从发现学会用煤,至今已2000年了,煤炭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地面上的水不用它发电,还是流走了,凡是能用水发电的地方就不要用煤发电了。”[9]
四、调查研究,注重创新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建国后指导中国水利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要求水利工要积极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毛泽东多次巡视祖国的大江大河,认真察看河防情况,并多次专门听取工作汇报。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了解到我国水资源的现状,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但是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匀,北方严重缺水,南方水多且经常泛滥成灾。面对这一重大矛盾,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认真考虑了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的想法。1953年2月,毛泽东乘长江舰由武汉到南京视察工作,在途中,他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10]此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南水北调被列为治理开发长江的规划之中。1958年,引江济黄济淮规划意见书报送中央,对南水北调的具体路线做了规划。
五、尊重科学,保证质量
兴修水利工程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百年大计,必须牢固树立尊重科学保证质量的治水方针。这一治水方针理念在毛泽东的治水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贯彻。
1953年12月,水利部在北京召开了1953年全国水利会议,会议提出:“对于大型水利工程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作法,反对贪多性急,坚持贯彻基本建设程序,加强规划设计及基本工作,并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保证工程质量在设计与施工中,都应逐步建立责任制度以消除无人负责现象。”[11]毛泽东教育水利工一点也马虎不得,要认真研究,并多次指出水利建设要依靠科学,相信科学,按照客观规律办事。1958年三峡工程被搁置后,他仍然心系长江,指示周恩来: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要做好,要做到“雄心不变,加强科研”,[12]使工程有利无弊。他还十分重视科研资料工作,对于三峡工程的每一个重大技术问题都不放过,多次询问有关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等种种问题,亲自考察三峡坝堤。有一次,设在武汉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大楼因故发生爆炸,他非常担心。因为长江三峡的资料很难得,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连年内战,长江流域的水文资料很不完整,许多年对长江无一字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派出280多名工程师和1000多名技术人员对长江三峡进行了考察和勘测,可见这些资料十分珍贵。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情况,立即指示中共湖北省委负责同志将长江水文资料立即复印4份,分4处收藏,以防战乱和其他灾害。在工程施工方面,毛泽东要求整个施工过程都要做到按科学的程序与规范进行,积极开展水文地质查勘,收集和整理水文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流域治理规划,制订工程施工、组织计划书。每个施工方案都要进行多次的比较选择,达到优化后才能付诸实施工程施工要严抓质量管理,推行责任制。每个复杂的问题都要进行模型试验,以保证工程的安全,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不惜返工重来,这一治水方针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保证了工程质量。
毛泽东的治水思想符合我国国情,是对中国历代治水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对新中国江河治理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他的治水思想为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探索适合中国江河水系特点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水利建设之路提供了历史借鉴,为我们党探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提供了有益的指导毛泽东的治水思想对更新治水观念,确立资源水利新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现实意义。体现了追求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人们只有认识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利用自然规律;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的发展。(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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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毛泽东论农业[M].武汉:湖北大学教材科,1959:65.
[3]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4]华利.毛泽东水利思想初探[J].毛泽东思想论坛,1997(2):41-43.
[5]李国英.黄河河口[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31.
[6]王渭泾.历览长河黄河治理及其方略演变[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51.
[7]袁隆.一九五二年毛泽东黄河故道行[J].党史博览,2003(12):8-13.
[8]黄河志总编辑室.毛泽东主席与治理黄河[J].水利史志专刊,1992(5):30-31.
[9]康沛竹,艾四林.毛泽东水利建设思想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1):11-15.
[10]李锐.三峡工程问题简述[M]//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7:56.
[11]水利部办公厅.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M].水利部办公厅编印,1957:138.
[12]卢江林,张世黎,等.中国梦想长江三峡工程备忘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09.
(《环球视野》摘自2011年5月第34期《山西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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