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保持：大泉山典型的塑造

近年来，有关集体化时代的农村社会研究方兴未艾，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众所周知，集体化时期，党和国家在农业发展战线上树立了为数众多的典型，试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起模范带头作用。可以说，塑造典型是集体化时代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策略。本文以集体化时期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村为考察对象，探讨分析了本来由个人积累的水土保持经验如何在伴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中得以逐步介绍和推广，并最终使一个普通山村被塑造为全国各地学习典型的生成过程。

大泉山村地处今山西省阳高县境内，解放初期属察哈尔省，处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是集体化时代在农业战线上因水土保持工作突出而被塑造起来的一个典型村庄。为了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进程，1955年底，毛泽东在其主持编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各类生产典型事迹进行了介绍，并写出了多篇按语，以强调书中列举典型事例的重要性。毛泽东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所写的按语指出：“很高兴地看完了这一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毛泽东对大泉山村的肯定，使它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走向高潮的过程中，成为全国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

一、村庄原貌与初步治理

大泉山村原名西岭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出版后不久，更名为大泉山村。这一地区处于农牧交错地带，整体上“地势最高，暮春犹寒，初秋多霜，冬极冷冻”，因此只能保证“田成一季”。另外，因属黄土丘陵区，“山高地瘠，兼之春寒霜早，长养时促，无有奇花异石为珍玩，至草木虫鱼鸟兽菜果之属，亦无超奇以充滋味。”就地形而言，各类用地的坡度较大，且黄土覆盖较浅，石质裸露较多，土壤含养分少，在气候上干燥多风，冬季较长且气温较低，夏季较短且多暴雨，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由于地势阻隔，大泉山村与外界没有便捷的出入通道，导致信息闭塞，可供开发的耕地也较少，且全部为旱田，新中国成立初期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全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汇集雨水和从数里之外的白登河滩地提水。大泉山村一直没有通电，直到 1979年7月25日，村内35千伏变电站投入运营后，村民才有电可用。同时，村内所有的工程实施只能依靠单纯的人工劳动，劳动工具仍以传统工具为主。

全村的800亩耕地全部为旱田，完全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在进行土改的时候，甚至找不出地主或富农。新中国成立初期，贫农每年有1／3以上的时间靠吞糠咽菜维持，即使是上中农也只能达到靠腌菜和淡饭维持温饱。

     统计数据显示，大泉山村所在区域内的当地每户平均实际拥有耕地约28亩，而在农业合作化以前年人均拥有粮食大约在300市斤左右。贫农、下中农、中农的生活水准实际上基本一致，都处在较低的水平线上。以每人每天最低需要400克粮食计算，每年仍存在粮食缺口；上中农通过开荒取得耕地，但由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可以看出，其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维持生活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节流而不是开源。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去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当地的粮食产出又无法承载更多的人口。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考虑让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但“塞北妇女自古不知纺织，尺布寸缕，皆买之市肆。而市廛估客，远购于直隶威唐等处，其价甚昂。民间稼穑登场，半以易布。此衣食所由交困也”。在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上，当地农户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粗放式农业种植，户与户之间经济来往甚少，由于整个村庄社会阶层普遍贫困，使分散经营的方式长期延续下来。

据《阳高县志·事件纪略》中记载：“大泉山坐落在阳高县城南12．5公里处，是西岭村西的一座土石山，海拔1200多米。山腰有座奶奶庙，由于山是荒山，沟是荒沟，庙已多年断了香火。”这座奶奶庙名叫凤泉寺，距离大泉山村大约500米左右，而大泉山村民从来不去庙里祭拜，也不同庙里的出家人来往。1938年，早年曾读过初级师范的道士张凤林来到西岭村，同时买下凤泉寺周围的荒山，并在山腰上打了一眼窑洞住了下来，靠开荒种地维持生计。高进才“8岁起当羊伴，扛长活。1943年，为生活所迫，孑身一人流落到阳高县中部贫瘠的丘陵山区，在大泉山上一座古庙与庙人张凤林相识，共守庙业，治理荒山”。张凤林和高进才经过不断实践，逐渐总结出一套“治水用水，蓄水保土，改良土壤”的办法。根据不同地形的冲刷情况，采取了挖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办法，尽可能地把水蓄起来进行利用，并结合植树造林来巩固水土。从1938年到1955年，两人总共治理了约460亩荒坡。当时的农业科技人员对他们的治理工作作出如下评价：第一，与蓄水保土的工程措施相结合，工程常常跑在造林的前头或和造林同时进行……所有的工程均采用投入少、效果好的措施，不用过多的劳力，不用特殊的工程材料；考虑工程安全的着眼点是分散集中的径流，而不是不惜工本地过高要求工程质量。第二，与农业技术相结合，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真正统一起来，既减轻了造林的整地和抚育工作，又结合了农民眼前的利益。第三，限于当时的条件，造林所采用的种子、苗木和枝条，虽还存在着品种不良的缺点，但就扩大地区普遍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要求来说，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仍然有极大意义。

    总的来说，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根据当地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将治理与利用结合起来，为实现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浪潮的高涨，张凤林和高进才积累的水土保持经验，为大泉山村成为全国学习的先进典型铺垫了伏笔。

二、名声初起与经验推广

    195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刚刚进行土改后不久的大泉山村试办了两个互助组，张凤林和高进才一起参加了以村民钱志如为组长的合作组，使他们与村庄有了直接的生产关联。第二件是抗美援朝，1951年4月，察哈尔省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月”活动，阳高县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进行宣传和募捐运动。当时全县一共组织了8000多人的宣传力量，“分片包干，进行宣传。县级干部80多人深入重点地区、偏远地区”，“结合抗美援朝宣传，各村各户都定出爱国公约”。当时阳高全县只有194945人，宣传人员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达到了1∶24，即使是偏远地区也有专人负责。在全国性捐助飞机、大炮的热潮中，张凤林和高进才将收获的5000市斤马铃薯和50市斤小米捐献给政府。因此，区里专门将此事报告给县里，阳高县委副书记王进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并参观了凤泉寺，了解了他们两人多年进行水土保持工作的生产事迹。1952年，王进开始认真总结他们能够在不利的自然环境下获得较高收成的经验并迅速推广。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建设，为工业化建设提供援助和积累，中共中央大力推行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形式，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7月，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为1690万户，同年底，这个数字增加到7000多万户。鉴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猛发展，毛泽东认为，“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同时，“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遍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的目的在于将这些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事迹同正在进行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水土保持工作的典型来推动农业合作化的更快发展。同时，还可借助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克服土改后小农经济的弱点，为水土保持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为下一步农业全面社会主义化的发展作出铺垫。在此情况下，如何解决华北、西北等地区干旱缺水、水土流失严重、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大泉山村的张凤林和高进才多年的生产实践正好适应了国家形势的发展需求，很快被作为全国典型事例进行大力介绍和推广。毛泽东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所写的按语即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大泉山村典型经验的意义。此外，毛泽东还于1956年1月和1958年两次提到大泉山的事迹，赞扬说：“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我们感谢他！    我们要在报纸上大量报道大泉山，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发一套。”

阳高县地方领导的大力推广，再加上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很快就使大泉山村因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闻名全国。从1955年9月到1956年3月，仅有百余人的大泉山村共迎来了全国各地的参观者8779人次，其中包括著名学者竺可桢、林、张乃凤等。另外，苏联水土保持工作专家凯斯·阿尔曼德和查斯拉夫斯基还专程参观了大泉山村的水土保持工程。阿尔曼德在题词中写道：“我们拜访了劳动英雄高进才同志，参观了他的劳动成果，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可以成为本区农民们的榜样。”1957年，大泉山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阳高县也于1958年荣获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水保特等奖。因水土保持工作上的成绩，张凤林于1956年12月担任阳高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高进才于195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一度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副主任，还曾经作为代表出席过两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两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并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两次参加国庆观礼、一次国际劳动节观礼。随着当事人身份的转变，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对大泉山村的水土保持工作经验进行宣传。在华北很多地方现存的各级档案资料中，至今还保存着张凤林和高进才在不同场合进行演讲的发言稿，这也说明在当时大泉山村作为学习典型的影响力是很广泛的。

三、推广成效与“大集体”化

    大泉山村是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而成名的。从《看，大泉山变了样子！》一文中可以发现，作为一篇介绍水土保持工作的文章，文中用大量篇幅来印证大泉山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地人频繁使用“大集体”这个词汇代指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合作化以及集体化的那段时间，显然，大泉山典型的塑造与“大集体”化是分不开的。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农业领域实行集中管理体制，各种运动在不同地区几乎是无差别地同步推行，在这一时期各地出现了许多先进集体或个人，大泉山村一开始并不是孤立的，仅在阳高县就有北徐屯、杨塔等数个合作化运动的先进村庄。这说明中央推行的政策是以典型示范、逐步推广为原则的。1954年秋收以后，大泉山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作为典型的大泉山村，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起表率作用。阳高县政府于1956年将西岭村更名为大泉山村，还成立了大泉山乡，并以大泉山乡为基本单位率先成立了全县第一个高级社。随后，全县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共建立高级社271个，入社农户46269户，社员186308人。可见，大泉山典型的塑造促进了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1956年秋季，大泉山村实现了大丰收，平均每个劳动日分红由前一年的0．75元上升到1．04元，国家以实际利益向农民展现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同时，国家和地方对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工作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在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大泉山村自身的发展。1958年，大泉山人民公社成立，共辖71个村，是当时山西省雁北地区最大的公社之一。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化的高级阶段，随着国家对生产活动的计划调节力度加大，大泉山村原先相对散漫的生产组织形式也转变为具有高度统一规划的经营模式。集体力量不但使张凤林和高进才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迅速推广开，而且在改造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除1960～1963年因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外，当地的粮食亩产量和人均收入均出现了明显提高。

    除了经济上的增长之外，大泉山村的生产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生产而言，原来当地妇女极少参加生产劳动，尽管清代道光年间大同知县黎中辅曾试图改变这种现象，但成效甚微。而在集体化时期，新的制度和政策解决了这一问题，不但男劳动力被很好地组织起来，而且妇女参加劳动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为了让妇女能够摆脱家庭的拖累，大泉山管理区（人民公社）专门成立了8个幼儿园、9个公共食堂和9个缝纫小组。这样，不仅使妇女在生产中没有后顾之忧，而且也使社会分工走向专业化，为进一步改善当地自然环境、发展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妇女被调动起来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1956年到1960年，在421名妇女的参与下，大泉山管理区共植树2150亩，占全区造林总面积的56％，此外，还培植了一部分树的幼苗和葡萄，零星植树也达到365万株，打旱井150多眼，培土埂250多道，修建了两座小型水库，修挖了上千处鱼鳞坑等小型土石工程，完成10400余亩的水土治理。可见，集体化时期，将妇女调动起来参加劳作，以最低成本有效增加了劳动力，使当地的自然面貌通过治山保水得到了显著改观。

     除此之外，大泉山村还成立了一支专业的水土保持基本建设队伍，保证了大泉山村水土保持和农林生产等工作的有序进行。在有效的组织下，大泉山村的1300亩宜林荒坡得到迅速改造，到1963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绿化。经过治理，“松柏杨柳绿满山，层层梯田平展展，清清流水绕山间，常年治理不停手，生产条件大改善”。

    同其他公社一样，当时大泉山公社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由于大泉山承担着向全国各地参观人员介绍先进经验的任务，积极致力于水土保持发展农业生产，基本没有搞“小土群”炼钢建设，进而保证了原来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到1960年，全国出现了粮食危机，大泉山村由于存有余粮，民众基本能够吃饱饭。这些成绩的取得，同合作化运动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是密不可分的。

    从当时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来看，大泉山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大泉山在集体化时期取得了两项重要的成果：第一，大泉山村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建立起新型的生产组织模式；第二，大泉山村的农业发展也取得了质的飞跃。这说明大泉山村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在推广大泉山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进程中，华北以及西北很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例如，1956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到大泉山参观，十几年后，其中一位代表给大泉山村寄来苹果，称是学习大泉山经验的成果。作为中国北方干旱地区治理水土流失的典范，大泉山至今依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大泉山作为水土保持典型的塑造是伴随着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实现的。张凤林和高进才一开始对大泉山严峻的自然环境进行改造，主要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在改造生存环境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整个国家历史进程中被作为水土保持的典型加以大力宣传和推广，并被不断地赋予普遍意义，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合力综合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大泉山典型塑造的过程就和山西平顺县西沟村、昔阳县大寨村等典型村庄一样，凸显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尽管在具体实践细节上可能不同，但是其实践逻辑是一致的。

因此，对大泉山村的个案研究为全面剖析集体化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此外，通过对大泉山村在改造自然环境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解读也有助于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单位:西北大学】（摘自2011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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