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谋反案” 续：冤案出炉
陆和仲（据说是沈万三的女婿），问题就更严重了，从建国以来当了18年的苏州府吴江县粮长，应该是熟悉朝廷法度的。本年度应该有1万石米上仓，却仅提来700石，那9300石哪里去了呢？另外，有原告沈庆童（高度怀疑是沈万三家族的人）等3人状告陆和仲同情胡惟庸，是个“胡党”，苏州官吏杨复居然被陆和仲用1000贯买通包庇。字里行间，老朱十分生气！这两段文字，估计已经把明史学家吴晗看得是晕头转向。难怪他说，这等文字也太有些牵强附会了么！逻辑混乱，狗屁不通！
还有更让他糊涂的，就是关于浙江前明州卫指挥，退休干部林贤的案子！林贤、胡惟庸、日本的来龙去脉，我们在前面已经大致给大家交待了一番，其中涉及日本国高度机密。但是洪武十九年，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度热情下，被又一次从历史堆中拉了出来。因为詹徽等青年政客知道，老头子对于“思胡派”非常不满。要整！
当年的高度机密，詹徽等青年政客怎么能知道呢？就是他爸爸詹同也不知道啊！可是洪武十七年，发配日本和尚如瑶藏主，以及400多个日本武士到云南种地的轰动性事件，他们是亲身经历的。宜昌小伙儿，赵勉，现在的大理寺丞大人，当时还是国子监的学生，也是一样如雷贯耳。到过日本的林贤同志，肯定有问题，先抓起来审审！一审，越描越黑，看看胡惟庸有没有勾结外邦的黑材料，这是彻底打倒胡惟庸，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关键所在。办案不可太执着，如果先编好故事，再对人犯诱供，又从诱供词而衍生，再继续编下去，必成冤案！而此案的审理结果居然就是，将胡惟庸党案上升为十恶不赦的谋反案！
“胡惟庸派林贤勾结日本，曾计划从日本借兵造反！”这就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刑部尚书唐铎、大理寺丞赵勉等人办案的结果，揣摩上意啊！哪位领导手下出了这些干部，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悲剧！今天我们知道的史实是，日本南朝自身难保，缺兵少钱，哪里还能协助胡惟庸夺权？如瑶藏主所带的400多个日本武士不过是保护自己的朝贡回赠品不被本国倭寇抢去而已！真要是有战斗力，还能让给发配到云南大理修理地球？
明显的冤案！但是政治有时需要制造冤案！历史上许多自命为正人君子的政治家手上实际都不乏冤案！
洪武十九年的二打胡党，并将“党案”上升为“谋反案”，很明显是在震慑“思胡派”，而处理的基本为社会中层人员，不曾涉及功臣等老干部群体。但实际上宣布，为胡惟庸翻案，根本已无可能！这是帝王的警告！
即便是这样，老朱仍然对于江南的资产阶级保持了相当的容忍度，如我们注意到，虽然李茂实、陆和仲被斩，而沈至、沈庄兄弟却被放了出来，拍拍屁股算是没事了，至于沈庄想不通，因断了牙行的财路着急上火得病而死，那是自己心胸太小！不耐等待！
事实上胡惟庸、江南资本家、日本三者，还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民间对外贸易！我们也来侃侃！说到对外贸易，我们举个明朝时代对日本贸易的例子，比如松江府（今上海市）出产的布匹。当时，松江府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基地，纺织技术发达。这里生产的优质布匹，极受日本人的欢迎，做成的衣服叫做“吴服”，当然近代社会中国落后于日本以后，他们急忙改名叫做“和服”！
洪武三年九月初六，户部有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请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这时，刚在刘伯温等人的陷害下把杨宪给干掉，老朱不得不临时处理政务，批道：“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民，余徵米如故。”可见，当时在浙西四府中，松江的纺织业之发达也是魁首！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傻瓜蛋！他们对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想方设法地抵制。正是因为他们的抵制，大明政府的纸币推广始终没有成功，被置于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尴尬境地。由于海外贸易和暗中走私，他们经商收到银子，地窖里的放放；国内市场收到纸币，则用于交税地快快！苏州府280万石的税，他们不交粮食，不交银子，只交大明宝钞。
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三地年共应交税粮450万石的定额！而郭桓忙活了一年，只收到60万石粮食（只占13.3%），其他为纸钞80万锭（折合米200万石，占44.4%），其他42%拖欠。如此态势，米价不涨，怎么可能！民间形成了银子驱逐纸币的态势，一定规模的纸币发行量，当其使用范围被严重压缩，不被贬值才怪。纸币发行的最终失败，最后导致了明朝的彻底灭亡！明朝灭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雨腥风，人头落地，生灵涂炭，恰恰又加之于江南地区。
一群目光短浅的糊涂蛋啊！ 问题是，这帮人今天还在！
节选自：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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