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明太祖实录》，其对于李善长事件的记叙明显与“我大清”所修的《明史》说法截然不同！
《明史》的说法是“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会有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即，李善长是因知道胡惟庸“谋反”不举报而被砍头的！
可是，这是事实吗？在这个关键地方，“我大清”版《明史》再一次发挥了其编造历史的卑劣行径！
《明太祖实录》的明确记载是，太师李善长是自杀的！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知道，所谓“胡惟庸谋反案”，是在洪武十八年到洪武十九年“二打胡党”期间才被办成的“铁案”！到洪武二十年才基本上做到朝野口径的一致！正是通过“二打胡党”的成绩和给胡惟庸的明确定罪，詹徽等“汉派”势力才得以崛起，其朝中地位才得以巩固。
今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二打胡党”本身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制造的一起上纲上线的“冤案”，它的目的就是用于打击“思胡派”，借以打击大明垄断经济势力，包括民营（如沈万三财团）和国营（如十三铁冶所）等大型企业。以降低通货膨胀，控制物价，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与其同步开展的《大诰》学习运动、其后的山西移民等农业大生产运动，都是为这个经济目的而服务的！
二打胡党的另一效应是，不但给江南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通过《大诰武臣》的深入，开国元老派的地位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曾经经过胡惟庸努力而实现弥合的淮西派、浙东派势力重新被分裂。而商业头脑灵活的浙东派、浙西派等江南势力很快找到突破口，力挽“二打胡党”中遭受的颓势，频频借书写“墓志铭”等事，给刘三吾送钱，与老刘等人打得火热，江南势力与汉派势力实现互相理解的媾和，而这种状态正是詹徽等“汉派”势力希望看到的！所以也才有了刘三吾在老朱面前关于“南人可以德化，北人当以威制”的高论，尽管此番高论当场让老朱给顶了回去，但是不幸的是，明朝政坛南北对抗的序幕还是被拉开了！
很明显，刘三吾等汉派所说的“北人”也包括淮西派，甚至也包括朱元璋本人，所以朱元璋听了才觉得非常之刺耳！遗憾的是，这时的朱元璋对于这种南北斗争的趋势还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使得局面愈演愈烈！
从此，“涉嫌参与胡惟庸谋反案”，成为詹徽等“汉派”势力进一步攻击政敌的武器！被划分为北人的开国元老派频频落入彀中！
在笔者之前的许多历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均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说著述只能是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把本来属于詹徽等“汉派”势力的政治动力当成了朱元璋的杰作，流毒数百年，误了多少读书人子弟。而我们现在呢，仅仅结合了山西大移民背景，深入普通老百姓生活，就对当时的明朝政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认识，可见历史研究绝对不要忽略了人民。站在士大夫立场，特别是地域性士大夫立场上的解读，绝对是有误解的！
试图将政敌置于死地，必须实现监察、司法工作一条龙，那么必须控制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
詹徽本人虽然是都察院的一把手，但是其在都察院的地位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稳固的，其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遭到了属员的强烈反抗。《御制大诰》记载，当时都察院詹徽、刑部尚书唐铎形成了鲜明对比。
詹徽“刚断嫉恶，不容奸伪，所役之吏，发蓬面垢，容愁肌瘦，不异羁囚，盖不得肆其贪有若是！” 唐铎“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载，其人交不知变色，绝不出恶声，德有余而才少不足，屡被小人相累，蹈极刑者二三！朕深知其德，宥而弗罪，以眷其德也！”
老朱又评价二人，詹徽冷酷无情，所以“谤讪满朝”，大家都在骂他，但是也怕他，怕他抓住把柄；而唐铎为人忠厚，满朝都说他是老好人。结果应该是好人得好报了吧？不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正因唐铎老实无为，身边的奸人小人舞文弄法欺骗他，其管理的部门内贿赂公行，唐铎却无可奈何！更危险的是，有两三次甚至受部属连累按律当斩！幸亏有老朱这个已经34年的老朋友，关键时刻把他救下！惊险啊！
显然，当时为了反腐，为了扶持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老朱在洪武十八年的态度是倾向于支持詹徽的，对于老友唐铎的老实劲持侧面柔和批评态度！
唐铎虽无赫赫战功，未能成为功臣，但也是淮西派重要文化人！是淮西派元老之一，濠州起义时，即与初投军的朱重八在军中相识，成为朋友至交。无奈其政治战斗力不强！后来，詹徽等“汉派”势力终于从刑部挤走了这个老资格的唐铎，提拔起了湖广人赵勉，刘三吾的女婿！
我们毫不怀疑詹徽同志对于贪污腐败者的仇恨在洪武十八年初是出自公心，但是复杂的朝野斗争逐渐使得这种斗争变了味道，成了地域小集团之间的呼应和殊死斗争！
很快，詹徽本人在都察院遭遇到一次被下属造反的群体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胡惟庸谋反案”被定为“铁案”之后。
参加反抗的都察院属员赫然就有山西泽州人茹太素-前任户部尚书-北平道监察御史！大家共同向老朱检举詹徽屡涉不法，捕风捉影，陷害忠良！但是没有得到老朱的支持。因为詹徽本人辩解，由于平时管理严格，这些属下是在挟私报复！其本身就在陷害忠良（指詹徽本人）！
此案导致北平道、福建道等监察御史共计12人被抓，因一时难以定罪，茹太素等人带足镣上班。（笔者注：这一点经常被引用，成为朱元璋“残酷迫害”干部队伍的罪证，可见经过“我大清”改造的历史有多么肤浅）这时詹徽“睚眦必报”的秉性决定了，必置这些本部门的反对派于死地！
案子进展很快，在老朱亲自过问下，经过刑部、大理寺取证、复核，洪武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仅仅一个月后，此案正式被定为“同谋排陷罪”，詹徽获胜！“尔等竟然敢集体串通排陷大臣？”老朱大怒！想想当年杨宪、胡惟庸是怎么死的吧！随后，何垢、任辉、齐肃、魏卓等4人被凌迟处死，茹太素也被连坐而死！这是山西泽州（仅仅一年多以后的北方重点移民地区）人的耻辱，也是点燃地域斗争的导火索！大明的政治舞台更加复杂了！
显然，詹徽也是经历了一次鬼门关，如果此次斗争失败，被杀的也许就是他，最起码也要贬官流放！看来，只有建立一个无形的派系，但还不能给朝廷造成结党的印象，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不败！这就是政治秘诀！至于，詹徽为何能够获胜，显然与司法体系内的大理寺官员湖广人赵勉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因此，帮助和扶持赵勉执掌刑部，挤走朱元璋的老朋友唐铎就成了詹徽着手进行的工作，显然，赵勉的岳父刘三吾（坦坦翁）并不反对！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大理寺卿赵勉升为刑部侍郎，六月初五，刑部尚书唐铎调任为兵部尚书。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初四，赵勉正式升为刑部尚书，进入领导层，好一番奋斗啊，总算才追上了同年考中进士的杨靖、秦逵等人，而詹徽等人进一步把控三法司的构想也基本实现了！
在洪武二十年的南京城，崭新的城市格局，满是20多万各级军人和数百功臣子弟，这些人读书少，战功多，家庭收入高，对外趾高气扬，一般缺乏礼貌，自然颇遭文人官僚的嫉恨！当时，20多万京卫中下层将士多为山东、河南人，他们一人当官，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四大舅，三大叔，都要跟着来京城享福，成为首都人口。当时南京军民住房，基本由政府免费分配，住房压力远不如今天21世纪首都北京之大，因此亲属们在大城市生活基本上还算滋润，当然利用军官一级一级的权力发生在部队大院的性丑闻也掩映在其中。
这些庞大的军人亲属群体，给京城经济带来了一定的繁荣，但也给蔬菜、六畜肉品等供应造成了一定压力，但是都不算太大的问题，革命胜利，让军人亲属也跟着进京享点福，本来是老朱愿意看到的。
要命的是，京城驻军中的军人亲属群体，多来自于山东、河南，他们大批进京生活，同时也是山东、河南等地田园芜废的一大原因，大家都想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谁来给我们种粮食？军属可以不思考，但是老朱必须要思考！
“让他们回乡”，都察院这些言官一汇报，正中老朱下怀，好！很好！非常好！有道理！
很快，闰六月初七，老朱下令，五军都督府对于军人家属要进行考核，凡属父母妻子之外的远亲一律遣送回乡种地，留于京师的必须是军人的父母、妻妾、子女（直系亲属及配偶）。这是个招骂的命令！也是治理整顿军中事务逐渐引发深层次矛盾的发端。妈妈的！让俺小弟小妹三婶五叔跟着体验下大城市生活，怎么就不行呢？老子出生入死，满身伤痕，这一点福利都没有吗？他们花的都是老子自己的工资，怎么就是给首都添了负担，部队的不满在弥漫！
洪武二十年（1387）十二月辑录，二十一年六月刊刻颁布的《大诰武臣》一书，标志着整顿军队纪律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二，信国公汤和率先还乡（凤阳），这是功臣中回乡比较早的！实在是嗅觉灵敏啊！当然跟他罹患心血管疾病也有关系！信国公汤和还乡，也没完全闲着，不久老朱从南京命令信国公汤和与江夏侯周德兴节制凤阳留守司并属卫军士，每月训练三次，屯田者除外。
洪武二十二年二月初一，老朱召山西平阳卫指挥佥事王材、张青、林武、邓贵至京，以潞州卫指挥佥事薛鹏、刘遂、河南宁山卫指挥佥事刘巽、李蔚、贾德俱署平阳卫事。显然，这是进一步处理山西平阳卫饿死军士100人案件的后续！
詹徽等人对于这些跋扈军人，早已恨之入骨，如何不利用机会收拾他们呢？但是，军人的司法归属于断事府，不经过五军都督府、兵部，三法司真还拿他没办法！
这时，唯一的制胜法宝就是攻击其“涉嫌胡惟庸谋反案”，一招必杀啊！
节选自：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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