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治斗争不但没有随着国家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而平静下来，反而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早已超出了我们一直认为的什么淮西派、浙东派斗争的范畴！
因为又一个派别成熟了，这就是“汉派”！ 汉派？什么意思？汉？哪来的？这是笔者命名的！
在笔者之前的历史研究者们还从未把他们单独地拉出来显形，所以这个政治派别的言行和主张，大多被历史研究者们强加到了老朱的身上！造成了很多荒谬的看法，实在是历史研究者的耻辱啊！
我们知道，陈友谅建立的陈汉(1360-1364年)政权是被朱元璋干掉的，朱元璋还收用了陈友谅的小老婆美丽的达氏。陈友谅虽然完蛋了，张定边(1318-1417)也引退了，但是陈友谅的汉国统治地区江西、湖广两省的人们还是息息相通！为某种特殊的情结所沟通！
从汉国投降老朱的人不少啊！比如詹同(原名詹书，字同文)，陈友谅的大学士，后来为老朱服务，官拜吏部尚书！位高权重，连胡惟庸丞相都得让他三分。现在，詹同的儿子詹徽也混起来了，都察院左都御史，主抓纪律检查，朝中是人人忌惮啊！此人逐渐成为汉派极为强硬的领袖！
詹徽对于明朝洪武政坛的影响，包括吴晗等人都研究得很不够！学术视野过于狭小的缘故！
再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考中进士的江西吉水才子解缙（1369－1415），他的爸爸解开也曾经是陈友谅的重要谋士。这些人实际上都有浓重的“汉派情节”！
再者，元末明初江西人前往今湖北、湖南一带谋生的也不少，如詹同从今江西婺源搬家到了湖北黄州，弄得从詹徽开始到其现代社会的子孙后代都成了湖北人。
杨士奇（1366-1444）小伙，后来所谓“三杨辅政”者之一，老家本在江西泰和县，其父早死，其母改嫁罗某。因此这个大明建国初年的“祖国花朵”也跟着母亲、继父到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谋生，洪武二十几年的时候，杨士奇20来岁，因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科举），只能在教馆当识字先生混碗饭吃！
夏原吉（1367-1430），原籍江西省上饶地区的德兴县，因其父夏时敏任职湖广湘阴县教谕，遂在湘阴县定居，成了湘阴人。夏原吉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时，偶然被老朱瞧中，进了户部任职，当书算生。洪武二十几年的时候，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境况比杨士奇小伙好得多。
江西填湖广，名不虚传啊！那是另一场值得关注的，时间跨度很大的大移民！纯粹的江西籍干部，当时那也是人才不断涌现，生生不息，阵容强大！
如主张警惕回回人，充满大汉族主义精神，后来反被老朱阉割的首任通政使曾秉正，江西南昌人；再如公开的胡党，洪武十八年动荡期的户部尚书徐铎，江西南昌人；
洪武十八年通过科举上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练子宁（？-1403），江西新干人（祖籍三洲，今江西省峡江县水边镇黄家村），黄子澄(1350-1402)，江西分宜人，这些人已经成为洪武二十几年时代的政界明星。还有庞大后续梯队，如江西吉安人胡广（1369-1418），学问很好，后来得中建文二年的状元，走上政坛；新淦县人金幼孜（1367-1431），建文二年进士，走上政坛；南昌人胡俨(1360～1443)，受到练子宁的提携和举荐，建文四年，也进了中央。江西集团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叙述。
我们知道，建立汉国的陈友谅（1320～1363）、张定边(1318-1417)，都是今湖北沔阳人，统治地域覆盖今湖北、湖南、江西，所以江西派、湖南派、湖北派在大明政坛上一时间合流了。因此，笔者把他们命名为“汉派”！
洪武二十几年的大明政坛，位高权重的“汉派”人物主要有：
詹徽，湖广黄州人(祖籍江西婺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主管纪检的一把手；
刘三吾，湖广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时任翰林学士，是老朱的大秘(明朝中后期“内阁首辅”的雏形)；
赵勉，湖广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人，刘三吾之婿，时任刑部右侍郎，后任户部尚书；
茹瑺，湖广衡山藻江（今衡东县石湾乡枣山村）人，时任通政使，后为兵部尚书；
很明显，以湖广系为核心的“汉派”已经在洪武朝的中央政府形成一股势力！
政治经验丰富的老朱能够允许这个“汉派”的存在吗？其实正是老朱本人哺育了这个新兴派系的成长，来达到制衡先前的淮西派，浙东派；并利用少壮派制衡和调和元老派。
当然，地方派系的均衡，也是老朱玩弄的一种统治技巧，如，老朱对于山西为代表的北派政治势力也进行了一定的扶持。
自打通政使蔡瑄（山西省蒲州荣河县人，今万荣县）于洪武二十年八月病逝后，洪武十八年逐渐形成的少壮派“五人邦”（蔡瑄、茹瑺、杨靖、詹徽、秦逵）基本解体，少了些报国的锐气，反多了些地域派系的内部斗争。特别是以詹徽为首，湖广系为核心的“汉派”形成以后，控制了刑部、监察（相当于今天的公检法），想打击谁就打击谁，北派顿时陷入势单力薄的境地，地域斗争又一次浮出水面。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在南京城明皇宫谨身殿，老朱和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偶然谈论起“治民之道”。
刘三吾首先发表了意见：“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 刘三吾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南方人整体文化水平高，应该加强教育；北方人整体文化水平低，应当对其严格管理！
老朱听了，摇摇头，说道：“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
刘三吾一听，“悚服，稽首而退”。而正是这次谈话，刘三吾并未真正领会，才造成了7年后，也即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的南北榜大案，刘三吾险遭凌迟处死之罪。
一句话，自打通政使蔡瑄死后，由于政治舞台的失衡，南北斗争显露出来，成为洪武朝后期的重大事件！
针对“汉派势力”的形成，老朱也做了一定的防范和平衡，如把陕西小伙杨靖从户部尚书岗位调整到刑部尚书岗位，另外，把湖广小伙赵勉从刑部尚书调整到户部尚书岗位，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初一！
受他二人牵连，兵部尚书沈溍和工部尚书秦逵也予以对调，并建立惯例，今后在京官三年，必须挪一挪岗位。
除把作为北方人的陕西小伙杨靖调入司法系统以外，还提拔了山西人袁泰，河南人凌汉，进入中央，借以平衡朝野南北势力。特别是袁泰，进都察院任职右都御史，地位仅次于詹徽，明显是在牵制詹徽。除汉族人外，连北方的蒙古族人都跟着沾光，高昌安，故元御史喜山之子，蒙古族人，曾在山东按察司任佥事，也调入中央，由礼部员外郎一职，再升吏部侍郎，又是在牵制詹徽。詹徽时任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两头被北方佬牵制，却正是老朱的安排！
洪武朝后期逐渐严重的南北对抗，是解释明朝政坛一些匪夷所思怪状的一把金钥匙，而这些矛盾的产生和深化，固然来自于历史上中国的南北分裂和南北对峙（金、宋之间）等因素。更重要的是，南北两个经济负担重点地区，特别是山西、苏州两地的沉重负担，以及其相应的经济调整，也是促使矛盾升级的主要原因。
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朱元璋“三打胡惟庸逆党”，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列二十人，首次涉及开国功臣群体，正是詹徽等“汉派”多年精心运作的结果，这就是“对北人采取威制”的结果。
这20人是：李善长、胡美、唐胜宗、陆仲亨、陈德、费聚、顾时、杨璟、朱亮祖、梅思祖、陆聚、金朝兴、黄彬、华忠、王志、毛骧、于显、陈方亮、于琥等。
《昭示奸党录》没有流传下来，已经散佚，但是它的存在，说明朱元璋在“汉派”力量的促使下，开始对多年来一直曲意维护的功臣群体动手了！功臣们的“苦日子”终于来了！ 节选自：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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