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两次长谈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两次长谈

光明网http://www.gmw.cn　2011-12-02 11:16:33

来源：中国文化报

梁漱溟（1893—1988），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积极探索。其间，梁漱溟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长谈和争论，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就曾两赴延安与毛泽东谈抗战，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相识于北京豆腐池胡同

　　梁漱溟自幼对哲学兴趣颇大，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常在他心中盘旋。民国初年，他醉心于哲学研究，因此结识了一位本家的湖南至交——杨怀中。因杨怀中对哲学素有研究，梁就常常向他讨教，彼此逐渐相熟。

　　时至民国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每每晚间到杨怀中家，常有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彼此间会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不互报姓名。梁漱溟进客厅后自与杨怀中交谈，这青年却从不加入。梁漱溟心想，这青年准是杨怀中的亲友或同乡，从没有问过。其实，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当梁漱溟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唤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惊地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连声说：“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也搞不下去了。其时，梁漱溟接到蒋介石邀他去南京的电报，后成为了“国民参政会”的一员。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党大员不战而逃，梁漱溟对此大失所望，对抗战前途很是悲观，于是产生了去延安会见毛泽东的念头。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开始合作，梁漱溟的这个愿望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

　　1938年初，梁漱溟来到了延安。因毛泽东习惯夜间办公，因此二人头一天的谈话从下午六时开始，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梁漱溟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果断而有力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的讲话、文告，觉得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时间已到后半夜，长谈告一段落。末了，梁漱溟送给毛泽东一本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欲罢而不能。这次的谈话，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书说：“大作拜读了，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漱溟却不以为然，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之后两人相争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1986年秋天，已经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理想又如同梦想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在经历了8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和。当时不少人颇为乐观，特别是一部分人十分热衷于多党制，想让今后的中国如同欧美国家一样。梁漱溟在年轻时也曾热衷于西方的宪政制度，但后来他对欧美式的政治产生了疑问。梁漱溟有自己的主张和想法，但在当时的重庆却无人可说，于是他又想到了毛泽东。

　　二赴延安很快成行。梁漱溟与毛泽东寒暄后即提出，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请毛泽东找10位中共领导人，听他陈述自己对当前中国的一点意见，毛泽东当即同意了。

　　第二天，梁漱溟被请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在座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梁漱溟情绪颇为激动，他说：“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但我以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我本人是清末民初的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党员，虽然后来脱离了，进大学教书，又搞乡村建设运动，但曾经对国民党执政后能认真而长时期地进行经济建设寄予希望。但末后我失望了，他们没有能这样做，腐败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但如果诸位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但面对现实却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只是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彼此去做吧……”

　　梁漱溟在40年后回顾自己二赴延安时说：“的确，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3年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本文摘自《“反面教员”梁漱溟》一书，该书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1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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