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公正地评论、对待、研究毛泽东
一 、为什么要客观、公正地研究毛泽东
有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是永远不能“盖棺定论”的。中国的秦始皇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人们对他的历史功过特别是 对“焚书坑儒”仍有不同的评价。斯大林逝世也已近六十年，但是，对他的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始终存在。对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亦是这样，例如对鲁迅、胡适等人的评价也没有统一过。
目前中国人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的分歧，远甚于历史上一切著名人物。虽然在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全党的名义，作出了极为权威的结论，但是，现在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远远打破了“决议”的“结论”。 人们认为“决议”不过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人群从各自的理解和需要出发去重新评论和阐释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评论分歧之大，如天地之悬殊。这种分歧可能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百年上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可能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中国现在，当局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禁止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晚年开展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公开的评论和讨论，其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禁止的作用效果甚微。人们通过各种途经和平台表达对毛泽东的爱和恨。而这种表达，有许多（甚至是大部分）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有人在毛泽东时代吃了苦头，带着一肚子的怨气，全盘否定甚至咒骂毛泽东，说他解放后一点好事没有做，甚至将毛泽东恶魔化。他们为此不惜任意解读历史、篡改历史、伪造历史。而另外有许多人则受惠于毛泽东领导成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毛泽东仍然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是深深的怀念。仍然把他看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和历史的伟人，是无可怀疑和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正确的传人，认为毛泽东将永远功垂史册。
平心而论，把毛泽东恶魔化或圣人化，都存在相当的片面性，都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毛泽东不是恶魔，也不是圣人。他是一个无限忠于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历史作过巨大贡献并有重大错误、其正确的和错误的都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偏差和严重对立，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这须要作专门研究。但大略说来，其主要原因无非有两个，一是一些人的思想认识的片面性，看问题的绝对化；二是——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从各自的（阶级的、阶层的或不同利益集团的）好恶出发，去阐释毛泽东、利用毛泽东。而这后一点是人们对毛泽东评论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根本原因。这种把评论历史人物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作法是一些人的惯常作法，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又是一种恶劣的学风和品质，是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不取 的。也是我们研究毛泽东时应坚决反对和克服的倾向。
毛泽东在论到如何对待祖国的历史遗产时，有个众所周知的思想：对历史上的人物，应该肯定其正确的东西，否定其错误的东西。吸收其民主的精华，抛弃其封建的糟粕。我们评论毛泽东，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正确态度。首先是去掉片面性，用唯物的、辩证的思想方法，肯定其应该肯定的、否定其应该否定的。最主要的是不能带着强烈的感情彩色和功利彩色去评论，那样是不能正确评论毛泽东的。
二 、当前中国公正、客观地评论毛泽东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一项重要工作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为了更好的总结历史经验，以便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评论毛泽东尤其是如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同毛泽东有联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独立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他的理论和实践实际是人类中的弱势群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也就是“羊”），探求如何更好的生存发展的集中表现。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一代人在毛泽东的理论指导下，用行动谱写的社会发展史的一个短短的精采篇章。在这个篇章里，有正确也有错误，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愉快和幸福，也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痛心和惋惜。在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是中国当时一代人的符号和代表。他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在二十世纪，对中国以至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二十一世纪以至更长的历史还将继续影响下去。因此，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其正确的或错误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难得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后人要珍视、爱护这份财富。对我们中国人民来说，正确认识、评价，整理和保存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财富，坚持毛泽东正确的，避免毛泽东错误的，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也是使我们的中国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重要、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句话，公允、公正、客观地评论和研究毛泽东，正确地认识毛泽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需要，是正确研究社会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和需要。对中国也是统一人们的思想行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如前所述，研究毛泽东实质是研究社会发展史，因此不能带有功利性和政治偏见。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是，人类对自身社会的研究，其理论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从思想、道德、伦理以至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最终走向，都存在极大的分歧。这是因为。对这些研究统统带有阶级性和功利性。不同阶级的人和不同利益集团，总是从各自的需要出发。“研究”和诠释这些人类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无法取得“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到达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的理论是在他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和成熟 的。毛泽东的理论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我们研究毛泽东和他的理论，也不应带有任何感情彩色和功利主义。
三 研究毛泽东的重点是研究晚年的毛泽东
客观公正、公允地评论和研究毛泽东及其理论，应该特别注意研究毛泽东的晚年理论和实践。这是公允、公正、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一个焦点，也是及其重要内容，更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基础。人们对毛泽东认识的分歧，重点在对其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民主革命，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二是搞文化大革命。人们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认识的主要分歧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看法上。究竟应该怎样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须要不带感情彩色、冷静、理智地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总结和分析。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工程和及其艰苦的工作。须要做许多的材料的梳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毛泽东的晚年理论是社会发展史的理论的极其重要的内容。因此，我们也该象生态学家研究动物世界那样，客观地从 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毛泽东晚年理论的功过是非、正误对错。带着任何功利主义和个人好恶的感情彩色来评价毛泽东，是不妥当的。
四 研究毛泽东应该是全方位的、开放式的、《毛泽东学》应成为中国以至世界的“显学”。
评论和研究毛泽东应该是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开放式的。研究毛泽东应该打破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局限。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他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并被人们公认。他这种“全方位”的成就，是文化史、学术史、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毛泽东出身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但是，他的成就远远超过一些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学贯中西的学者。这是人类中的一个奇迹。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为什么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奥秘和必然性何在？这需要全方位的、多视角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去政治派别的、打破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局限的严肃地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应该象研究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而建立红学那样，建立《毛泽东学》，由带政治功利地评论毛泽东转向不带政治功利地研究毛泽东。真正让毛泽东作为中国以至人类的共同 的精神财富。
对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全面的研究并不是提倡把毛泽东的研究学院化，纯学术化。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毛泽东及其理论，让他和他的理论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研究毛泽东，才能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的理论本质，才能真正认识毛泽东的理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的、阶级的、历史的根源，才能认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深刻认识毛泽东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等等。
在世界一些地方，有人已经敏感地认识到公正、公允、客观地研究毛泽东的价值，并将这种研究付诸于行动。例如，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的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
与乌托邦主义》 (张宁 陈铭康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北京 2006年)就是一本研究毛泽东有价值的著作。
而在我们国内，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这种研究严格点说，
还没有开始。现在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刊物和团体，他们
对毛泽东的“研究”还仅限于对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进行梳理、
挖掘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和解读上，这对进一步研究毛
泽东固然不无用处，但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毛泽东。我们
当前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彻底从毛泽东思想的禁
锢中解放出来，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和高度研究毛泽东、毛
泽东思想。还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科学价值，使其
真正成为我们的思想财富。毛泽东是中国人的毛泽东，我们
中国人研究毛泽东应走走在世界的前面。
总之，毛泽东的许多理论和实践，对人类所有人群都有或多或少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该把毛泽东的研究推向世界，象“红学”那样，成为世界 的显学。
本书作为社会发展史理论的研究著作，在三个地方涉及到了毛泽东的理论（即第四章，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问题、第六章资本主义复辟问题、第六章中的关于毛泽东哲学的一个漏洞问题）。这也是本人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开始，如果“上帝”给我时间，我将把这个研究进行下去。
（本文是张兴德著《对社会发展史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反思——兼评中国的历史走向》书中的一节（全书已由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 28字 定价 38元 书已出版 赠阅 和出售 消息 联系电话 13352207795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
张兴德 简介 1941年生 黑龙江鹤岗市人 退休教授 现为自由撰稿人 。 曾在《红旗》杂志 《求是》的《内部文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理论版 等重要刊物发表百余篇言论、理论文章。超百万字 。有二十余篇文章被 《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社》《新华文摘》《文摘报》《邓小平理论文选》等书刊转载。有红学专著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2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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