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阅读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些著作、论文、资料，尤其牟安世先生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林华国教授的《义和团史事考》与《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不仅许多史实为笔者所未见未闻，其中的许多道理以前也未曾想过。但遗憾的是，他们都认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的“宣战诏书”是其对外宣战的标志，只是在发布这一诏书的原因上存在分歧，却都忽视了清政府此前发出的两份重要文件，即前面提到的《上谕》和《照会》。为使《上谕》和《照会》与“宣战诏书”格式一律，以下就把它们简称为“和战诏书”和“宣战照会”。“和战诏书”说明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政治原因，而“宣战照会”则说明了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具体时间。“宣战照会”和“宣战诏书”所申述的理由均具共同点，那就是列强海军强索大沽炮台，而只是在发布时间和对象上，有先后内外之分。
先来讨论《照会》与宣战时间的问题。《庚子使馆被围记》的朴笛南姆威尔称这封《照会》为“哀的美敦书”，“由总理衙门递来”，“共十二封，由中国政府之差役匆匆分送十一国使馆与关税处，其先尚秘不示人，然不久人人皆知”。并评论道：“观此是海军之要求，中国必已拒绝，史统领与天津租界必已遭难，故有此举。今战争已开，从此非拳匪之事，而为政府之事矣。”[1]各国公使曾要求清政府展延撤离期限，清政府不许，还因此发生亲赴总理衙门交涉此事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归途被清军杀死之事。迨及限期已过，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原来奉命保卫各国使馆的清朝中央警卫部队，荣禄亲自统带之武卫中军与董福祥统带之武卫后军，就开始对之发动围攻。可见，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使馆人员的认识上，都说明这个《照会》是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正式文件。
从《照会》的内容看也是如此。《照会》称：“为照会事：现据直隶总督奏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内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保护并知会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2]
张海鹏教授曾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此《照会》进行过专门研究并发表文章，认为“这个《照会》被广泛解释为宣战书与最后通谍”，清政府“把各国占领大沽的行动理解为对中国的宣战是符合国际法有关战争法条款的”。至于书写不甚规范，没有通常宣战书中“断交、逐使”之说，则是由中外力量的悬殊和清政府的畏外心理所致。如果怀疑其宣战书资格的话，而“宣战诏书”就更不能作为对外宣战的标志。因为它“只是对内的，并未送达各国，而且荒唐到未指明何国为宣战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奇怪的宣战文件”[3]。
不过，有一点他没有提及，那就是“宣战诏书”比“宣战照会”在时间上晚了两天。所以，即使把它们一起算作宣战文件的话，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时间也应从“宣战照会”送达各国使馆的时间算起，确定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而不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于中外开战的实际时间与“宣战照会”的书写格式不甚合乎国际规范的其他原因，则涉及这场战争爆发的根本政治原因与参战双方的目的，而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问题。
牟、林二先生在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时间上是没有分歧的，且都认定“宣战诏书”是其标志，他们所争论的只是导致清政府发布这一诏书的原因。林华国教授在《义和团史事考》中提出，外国驻华使馆不断增兵，西摩尔率数千洋兵由天津向北京进军，尤其外国海军攻占大沽炮台，是西太后对外态度“转向强硬”并“决定对外宣战的主要原因”[4] 。牟安世教授的《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则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决定对外宣战的主要原因是列强关于如何瓜分中国的四条意见，尤其中“勒令太后归政”一条。这四条意见源于《丁教习韪良条陈》，是受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委托拟定的，并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交各国驻华使节审定，以使各国对华政策协调一致。不料，在丁韪良拟制过程中走露消息，被江苏粮道罗嘉杰得知其内容，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夜间遣其子密报荣禄，并由荣禄于次日晨送呈慈禧太后[5]。至于罗嘉杰究竟怎样搞到的这份如此重要的政治情报，以及究竟是《条陈》的草稿、底稿、抄件还是经人转述的内容大意，恽毓鼎没有讲，牟先生也没有提。胡思敬《国闻备乘》称：“康党既败，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上海各国领事因欲联盟逼太后归政。江苏粮道罗嘉杰闻其谋，密告政府。”[6]好像是说罗嘉杰获取情报的途径不是北京的丁韪良而是上海的领事馆，似乎向历史事实靠近了一步，然究属传闻，难以稽考，且好像说的又不是一码事。林教授不能接受此说，在其修订再版本的《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一书中对牟说予以反驳，认为此说源于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牟书虽又找到丁韪良的条陈，亦仍不能成立，因为他不能证明二者是一码事。还有一个理由林教授没有说，不过从行文中可以看得出，那就是，为什么西太后看到罗嘉杰的密报没有立即宣战？因那时还没有接到直隶总督裕禄关于大沽炮台失陷的奏报。“6月21日，慈禧接到奏报后，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宣战诏书’正式发布”[7]。也就是说，洋兵是否已经攻占大沽炮台，是决定慈禧太后是否对外宣战的关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纯属时间上的巧合，慈禧太后在此前一天急切追问“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也仅是对战争实际进展情况的关注，并非急等着这一信息拍定战和决策。因为，第一，前此两天总理衙门已经照会十一国驻华使馆，限令其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前此一天慈禧太后的亲信荣录就已经开始对使馆的围攻。第二，这也是林教授所知道的，“宣战诏书”中“只提及洋兵强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开仗”，仅用“因此诏系事先拟就”这一理由是难以解释其中的原因的。倘若真像林教授设想的那样，诏书中对外宣战的理由就应锁定在“攻占大沽炮台”这一点上，事先拟定，专等奏报，根本不会有“只提及洋兵强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开仗”之事。而既然发生这样的事，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清政府并不看重此事，作为对外宣战的理由，“强索”与“攻占”之间没有原则区别。否则，即使事先写好亦应立即改正，事关国家存亡与个人身家性命，用时间匆忙或经办人员粗心大意不负责任，都是无法解释的。
不过，我这样讲也并不表明就是站在牟先生一边，根本不同意林教授的观点。其实，二位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总的说双方的注意点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争论的问题虽有联系但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具体而言，就是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决定性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位学者侧重于政治原因，一位学者侧重于军事原因，但说的都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线，即究竟是什么事触到慈禧太后的痛处，使事态的发展达到她预先设定的底线。因为，就近处说，早在慈禧太后看到罗嘉杰的密报之前一天，即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她就已经严令驻防天津的军政官员裕禄、聂士成、罗荣光 “力阻洋兵”进京，“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8]，亮出了军事上对外开战的底线。因为裕禄等人已详细奏明，洋兵蛮横不听劝阻，若以兵力阻禁必致中外开衅，苦苦哀求千万不要这样做。此时，慈禧太后已经认为这场战争势不可免，故立即召开御前会议，进行战争动员和调整对义和团的政策，以抓紧时间在政治上做好切实准备。因而，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时主意已定，只是需要在内部统一思想，让大臣们跟着自己走，事后也好分摊责任。试想，自她掌权以来，举行重大决策之际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肃顺、奕訢尚不在她眼中，何论他人？所以，林教授没有错，慈禧太后对战和之机的把握全在各国大量调兵进京的问题上，一接到洋兵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就立即决定对外宣战，只是对是否已经“开仗占据”一事，没有看得十分认真，并未将之视为最后拍定和战大计的关键。
二
上述分析，毕竟只是战争的表象，只能说明战争过程的正式开始，不能说明参战双方的真正目的，即战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原因。牟教授的看法触到了战争背后的根本政治原因，但亦属其引爆点，即慈禧太后事先划定的政治底线。因为外国欲“勒令太后归政”的传说由来已久，西太后不惜一战的决心也不是这时候才下定的。实际上，早在此半年之前，慈禧已经下定不惜对外一战的决心，划出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底线，即“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与“断无衅自我开之理”，并通令各省督抚，让他们在思想上与政治上作好充分准备，还要即时回奏，表示态度。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在上谕中称：“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预梗一个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将此通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9]
这个上谕非常重要，曾引起过义和团运动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只是未见牟、林二教授提起。通过它我们可以明白很多道理，识辨长期以来各种学术争议中的是是非非。
很显然，上谕中的所谓“万不能允之事”，“万不得已”、“非战不能结局”之事，以及辛丑和谈时慈禧太后殷殷下询于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之外国所索条款中“有无万不能行之事”[10]，也就是她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所讳而不言的“勒令太后归政”一事。应该说，这是庚子之战的根本政治原因。西方列强要“勒令太后归政”，而慈禧太后则一反常态，坚决抵抗。对慈禧太后来说，外国要求诸事皆可退让忍耐，唯独此事“万不能允”。而中国是个主权国家，“勒令太后归政”又绝非通过外交谈判可以解决，故唯一的办法就是动用武力。上谕中所谓“胁我”二字，即指此而言。所以，我在前面所说，牟、林二教授所言皆有道理，惟所争者却不在一个层次上：一个在说军事方面，即战争过程的起点；一个在说战争背后的政治动机。而他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则是林教授的说法避开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根本政治目的，要以“勒令太后归政”的形式推翻清政府，以瓜分豆剖的方式灭亡中国。而牟教授揭示出这一实质问题，但没有说清楚“勒令太后归政”一事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致成孤证难立之势，令对方提出种种质疑，借机推翻原议。就是说，庚子之战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也有宫廷内部因“废立”而引起的宫廷矛盾、因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而引起的西方列强与皇太后的矛盾。应该说，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它既包括帝国主义同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矛盾，也包括西方列强同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政府的矛盾。而前一点决定了这场战争最后的政治结局，没有义和团的积极参战，没有关键性的廊坊之战，就不可能形成军民联合抗战的局面和震慑敌胆巨大威力，也就不可能挫败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然主导这场战争的却是双方政府，其调兵、宣战、谈判、签约都是由他们决定的，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西方列强与慈禧太后清政府的矛盾，而且西方列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他蓄谋已久，步步紧逼，迫使慈禧太后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不得不作困兽之斗。但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因为垂帘听政或太后训政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慈禧太后就是清政府，清政府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所以，无论慈禧太后多么可恶，垂帘听政多么荒谬，封建专制制度多么不合理，那都是中国的内政，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只有中国人民才有权推翻它、打倒她，外国无权干涉。倘若西方列强以勒令归政或打倒篡权者为名发兵进攻中国，那就是侵略，那就是跟中国人民为敌，中国人民就要坚决反对。道理很简单，变法不能输出，革命也不能输出，无产阶级革命不能输出，资产阶级民主也不能输出。中国人民推翻清政府，那是革命，那是历史的进步；而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那就是中国的灭亡，中国的被瓜分，不管是直接瓜分还是在伪满洲国、汪伪政府形式下的瓜分。所以，不管慈禧太后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时间多么短暂，当帝国主义以勒令归政为名借机灭亡中国的时候，她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她坚决抵抗的态度与做法，也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她此前此后的卖国是真的，在此期间的坚决抵抗也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她可以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而保权保位，但却不能出卖自己，一旦危及其自身权位，她就会拼命抵抗。这虽然大出洋人所料，却极为合乎其一贯为人与行事逻辑。
三
自辛酉年政变上台以来，慈禧太后就牢固地控制了清朝的皇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女皇，直到光绪三十四年病死，在中国近代史上统治了47年。此后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帝王专制制度，也就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永远地终结了。何况，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吕后与武曌两位女皇，所以，她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只能算作末代女皇。不过，她这个末代女皇与末代皇帝溥仪不同，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牢牢控制着清政府的最高决策权，而同治与光绪皇帝则从未执掌过这一权力，始终都是傀儡。
咸丰十一年奕詝去世时，叶赫那拉氏只是个26岁的年青寡妇，独霸朝纲的肃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结果，大意失荆州，竟被她叔嫂勾结、一举政变成功，杀掉肃顺等人，推翻咸丰帝临终安排的大臣赞襄政务体制，建立起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同治四年清王朝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不久，慈禧太后又故伎重施，对恭亲王奕訢闪电一击，取消其议政王封号，夺回相权，废除听政、议政体制，从而将垂帘听政制度巩固下来。同治帝去世时，从清朝的利益出发，本来该立长君，按序当由道光皇帝的长房长孙继位。而慈禧太后出于一己私念，硬拉其妹之子载湉入宫称帝，以便继续掌握皇权。从此，垂帘听政成为清王朝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个人专制程度最甚的两个王朝之一。明代以前虽行专制体制，然皇帝之下尚有宰相充任政府首脑，掌管着很大权力。故吕后、武则天行政、用人多依赖宰相，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但其权力也受到一定限制。而明清以来皇帝吞并相权，以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直接掌管六部，权力更大，专制更甚，国务操劳亦更重。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咸丰帝面对生死存亡的压力，不胜繁劳，不得不分出手中的相权，使肃顺成为无名有实的当朝宰相，任由他专横跋扈，挥斥一切。慈禧太后之所以要政变杀人，就是因为肃顺等人反对她垂帘听政。然奕訢上台后位更尊、权更重，更是名副其实的宰相。对此她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但因战争期间尚有赖于奕訢替她办事，不得不强自忍耐。而当战争一旦告一段落，便立刻动手，夺回相权，恢复旧制，使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全权的皇帝。所以，她的为人可用四个字来加以概括，那就是“嗜权如命”。
不过，慈禧太后也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小皇帝会一天天长大，一旦成年、大婚之后，就要亲政。到那时，虽不愿交出大权，也只能暗中操纵，不可过分明目张胆。而小皇帝往往也想挣脱羁绊，有所作为，或过把皇帝瘾。这样，真假皇帝、后帝母子之间的摩擦，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倘一旦发生政治分歧，事关皇朝命运，也就不仅会有争权夺利的斗争，还可能反目成仇，势不两立。同治帝与慈禧太后毕竟亲生母子，况亲政时间太短，无所作为，故未见他们之间在政治上闹出什么大的风波。而光绪皇帝就有些不同了。他4岁入宫，16岁亲政，面对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势，更有师傅翁同龢忠心辅佐，总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逃脱“亡国之君” 的命运。而在慈禧太后眼里，他不过是自己脚边的一只小猫，乖乖听话是正经，懂什么治理国家？所以，甲午和战之争也就算了，而支持康梁变法则必将“动摇国本”，岂容他“任意胡闹”？况又随之扯出皇帝“密诏”和意欲囚禁太后之事。因而，变法百日，慈禧太后即乘机出击，搜捕康、梁，杀掉六君子，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酝酿废立问题。不料，这一下可惹出了大麻烦，不仅握有军政实权的地方疆吏反对，洋人也插手干预。
四
自戊戌政变以来，慈禧太后曾先后两次欲行废立之举，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活动。请看《清实录》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中有关废立问题的记载：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宣布自即日起临朝训政。
同年九月九日（10月29日）世间传言，太后拟行废立，以庆亲王奕劻之子继位，荣禄等力持不可。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月9日）清廷宣布，光绪皇帝因病停止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动。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22日）清廷宣布，光绪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庙。
同月十七日（28日）慈禧太后连日召见溥字辈幼童十余人，为选立大阿哥作准备。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2月22日）光绪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国公使请觐贺年。
同年二月九日（3月20日）慈禧太后赐武胜新队名曰“虎神营”。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光绪皇帝将病状谕知刘坤一，谓身软气弱，有时眩晕。
同年五月一日（6月8日）以虎神营训练五年，著有成效，予端郡王载漪及刚毅等议叙有差。
同年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清政府通谕各省督抚，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必须同心协力，杀敌致果，不可预存和心。
同年十二月一日（1900年1月1日）光绪皇帝称病，命所有年内及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23日）慈禧太后命恭亲王溥伟，贝勒载濂、载滢、载润及大学士、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书房、上书房、部院满汉尚书等，次日等候召见。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慈禧太后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继承同治皇帝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谕旨称：
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钜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滋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惶暇逸，抚躬循省，寝馈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承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11]据传，拟于庚子年实行废立，改元“保庆”。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己亥建储”[12]。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慈禧的废立活动可以说是两起两落：其始可谓紧锣密鼓，一个月内就作好了舆论准备与人事准备，但很快就停了下来；事隔一年重谋废立，且事前下定不惜一战的决心，临事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庚子新年一过，即付诸实施。结果又停了下来。是什么力量使这位至高无上的女皇嘎然而止，暂停自己早已决定的行动呢？其时议论纷纷，而流传至今的说法大致有以下三种：
其一，由于刘坤一等强力疆臣的反对。据传，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坚欲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一些顽固派大臣闻风而动，纠合满洲二三大老联名奏请速行大事。荣禄谏阻不听，恐负恶名，因献策以私意试探地方大吏的意向，慈禧许之。江督刘坤一得电，约张之洞合疏谏争。张之洞始诺而中悔，折已发出，竟追折弁于中途返回，削其名而无与其事。刘坤一遂挺身独任，电复荣禄，中有“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之语，一时轰动政坛。荣禄以刘坤一电入奏，慈禧“惧而止”[13]。
其二，由于外国的干预。据说，戊戌变法失败后，“太后再出垂帘，外人颇有违言”，太后闻而“大恶之，噤不敢发。及己亥谋废立，英公使私探其情于李鸿章。鸿章力辨其诬，因留之饮酒，徐试之曰：‘顷所言，仆实毫无所闻。设不幸中国果有此事，亦内政耳，岂有邻好而肯干人内政乎？’英使曰：‘邻国固无干与之权，然遇有交涉，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鸿章以告荣禄，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14]。
其三，由于李鸿章的警告。据陈夔龙《梦焦亭杂记》载，己亥冬间慈禧再谋废立，嘱荣禄从速办理。荣禄谏阻无效，忧惧成疾，遂求计于李鸿章。李鸿章认为，“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 ？因建议荣禄，“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以阻止之。荣禄“闻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李鸿章语“密奏，幸回天聪”。[15]
然求之他证，这些说法有的似乎可信，有的则不可信。
刘坤一反对慈禧的废立之举应是确实的。笔者曾查阅《刘忠诚公遗集》，虽未找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之语，但却找到一封内容类似的电报，标题为“寄荣仲华中堂，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电文称：“自我皇太后训政，于变法各事应办者仍办，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听。仰见两宫慈孝相孚，始终无间，我公与礼邸、庆邸从中调护，永保安全，外议纷纭，无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转机。现闻康逆监禁香港狱中，似可将其恶迹宣布各国，照会英使，交犯惩办。伏祈卓裁，并候电复。”[16]从内容上看，所标时间显然有误，而刘坤一反对废除光绪皇帝一事却是可以肯定的。迨其再次欲行废立之时，为了说服刘坤一，慈禧太后还特地将之召至京师“询废立事”，并进而导致刚毅的弹劾和慈禧太后更换江督人选的决定，后因再次停止废立之举方才作罢[17]。同时，慈禧太后初谋废立，因刘坤一的反对“惧而止”的说法也是可信的。因刘坤一不是孤立的，实际上张之洞、李鸿章等虽未声张，但亦持有同样态度。李鸿章之所以被调任两广总督，其重要原因就是“鸿章反对废立，慈禧不愿其留京”[18]。他们三人早已联为一体，不仅自身握有地方军政大权，且为汉员督抚的首领，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更何况还有西方列强为他们撑腰，这就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顾忌。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1899年月21日）光绪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在仪鸾殿接见“比国使臣费葛”[19] ，则标志着第一次废立活动的结束。因为既然能够接见外国使臣，也就不能以病体难支为由废除光绪皇帝了。
那么，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废立之谋，为什么事到临头又再次停了下来呢？对于胡思敬、陈夔龙的说法却要打点折扣，做些补充，因此说不甚准确、不甚全面。据《李鸿章（日）年谱》载，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荣禄访鸿章，鸿章托其向慈禧请委以职。荣禄谈废立，鸿章持不可。”十一月十七日荣禄请慈禧以李鸿章取代谭钟麟，出任两广总督，“慈禧允之”。二十四日“荣禄托鸿章询外使对慈禧之废立意见，外使俱关心光绪情况”[20]。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两条原因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对的，慈禧太后再次中途停止其废立活动，的确是由于西方列强与强力疆臣的反对，但与李鸿章的传话和警告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是此后一个月的事。所以，即使上面这些说法全属事实，也没有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故称此说不甚准确。而所以说它不甚全面，则因为它遗漏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情况。据《李鸿章（日）年谱》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慈禧立溥儁为大阿哥的第四天，西方列强就开始以不同方式，向清政府发出警告。“日使告总署，若为择嗣，彼将无辞。若为废光绪，则日本将干涉。各国公使商共同行动，要求于元旦依例觐见光绪，德、奥、意三国向总署表示关心光绪退位，慈禧托法使疏通。”三十日“刘坤一再电慈禧，‘君臣之分已定，举国之心难平’，请不废光绪。慈禧自是展缓废立”。[21]又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载，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人联名致电总署反对慈禧废立，谓“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此时，李鸿章已抵广州，接任两广总督。这样，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人联手，加上南方绅商的支持和“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就足可形成李鸿章所说的“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的局面，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知难而止。如果一两个月之前她对李鸿章的警告尚有怀疑的话，时至今日也就深信不疑了。
那么，慈禧太后究竟何时决定停止废立之举的呢。大概是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中旬。这年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接见英、德、美、俄、意、法、日等各国使臣十人[22]，说明他“久病”初愈可以“勉强”办公，也就不用以“健康原因”将之废除了。当然，慈禧太后所以最后下定这个决心，原因不只一端，北方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南方形势不稳，也在其考虑之列。正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致电警告总署，“废光绪，将引起革命”。正月五日鹿传霖密奏，“湘人愤然不平，请刘坤一回任两江，或另派湘人为总督”。正月十一日“英、美、德、意、法五国公使请本国派海军来直隶湾”[23]，准备随时入侵，实施武力干预。凡此种种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都对慈禧改变这一既定决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预，为避免废除光绪一事成为列强各国调兵入侵、乘机瓜分中国的借口，只好停止废立之举。
然西方列强并没有就此放过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不仅很快找到调兵入侵的新借口，而且仍在慈禧太后再出“训政”的问题上大做政治文章，终于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一个瓜分中国的方案，以混淆视听，蒙骗国人，争取洋务派与维新派的支持或中立，从而分化清朝官绅阶层，让中国在愚昧与内部纷争中沦亡。
五
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要干涉清朝王室的废立呢？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对慈禧太后阻止一切改革的做法感到不满，希望由戊戌变法开始的改革，能够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继续进行，倘若废除了光绪皇帝，他们的这一希望也就落了空。所以，西方列强在放弃“勒令太后归政”的政策后，仍坚决要求中国必须按照戊戌变法的思路进行改革。这就是慈禧太后为什么一定要在西安行宫，而不是返京之后就匆匆发布关于实行新政《上谕》的根本原因。因为对中外双方来说，正式商讨《辛丑条约》的具体内容之前，必须就两个问题达成一致，一是西方列强必须承认清政府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现有政治体制，二是慈禧太后必须继续进行光绪皇帝曾经支持过的、戊戌变法时期所要进行的改革。那么，西方列强为什么要求清政府必须进行这样的改革呢？那是出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需要。因为帝国主义虽然不希望中国走向强大，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但也不希望中国永远停滞于自然经济状态。因为中国如果不修铁路、不建工厂、不贷洋款，他们就很难在中国赚钱；中国如果不实行议会民主制，他们也就难以通过操纵选举的办法轻易地改变国家领导人。而在专制政体下，西方列强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非得动用兵力、付出较大的代价不可。这也是西方列强喜欢发展中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而不喜欢他们搞非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这还不是西方列强干涉清王朝宫廷废立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勒令太后归政”、驱逐篡权者为借口，调兵进京，推翻清政府，瓜分中国。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清政府以求富求强、船炮救国相标榜的洋务新政的破产，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西方列强心目中，中国已经丧失了反抗能力和意志，形如一个任人宰割的死人，其“身价降落到‘死骆驼’以下”[24]。他们剑拔弩张，争先恐后，不约而同地扑向中国，一面酝酿瓜分中国的方案，一面抢占战略要地，划分势力范围。这些情况，过去已经揭露得很充分了，毋须再加赘述。现在只就列强究竟有无瓜分中国的图谋，以及与“勒令太后归政”有无关系谈点看法。
从后来暴露的情况看，西方列强在酝酿灭亡或瓜分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由外国人直接管制其领地内的中国人；二是主张间接瓜分中国，保留一个傀儡皇帝由西方列强共同管制，保留各地督抚由帝国主义各国分别管制。这两种主张的共同之处是灭亡中国，其不同之处是形式有所不同，一个是印度、非洲、中南美方式，另一个是伪满洲国方式。大致说来，德国与俄国持第一种主张，英、美等国持第二种主张。由于德国皇帝一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所以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一日各国公使议决以保卫使馆为名调兵进京时，德国公使就曾在会上声言，“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伦敦与彼得堡之间的交换意见”[25]。后来经与英国协商，放弃了这一意见，并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1900年10月16日）发表《英德协定》，其中“如果另一强国利用中国的混乱状况以图在任何形式下获得这种领土利益”[26]一段，就是针对俄国的。丁韪良在列出自己间接瓜分中国的四条意见之后也说，“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东西多得多”[27]。这里的所谓“他们”，则是指德国和俄国。这时，俄国已相继出兵强占中国的大连和东北的铁路及沿路要地，其霸占中国东北的意图昭然若揭。只是在《英德协定》发表后，才表示同意协定的说法，并表面上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主张，而内心深处则仍坚持原来的意图，拒不从中国撤兵。其后发生的日俄战争不仅说明日俄之间，也说明英俄之间在争夺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否则，甲午战后日本强占辽东半岛，曾发生三国干涉还辽之事，而在日本再度侵占辽东半岛后，就没人干预了呢？这些情况说明，德、俄两国最初都是主张直接瓜分中国的，只是后来放弃了这一主张。
英、美等国则是主张间接瓜分中国的，而《丁教习韪良条陈》就代表了这一主张。《丁教习韪良条陈》原为英文，发表于1900年9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的《京津时报》上，后收入《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一书于当年出版。现有两个中文文本，一个是由牟安世教授从英文直接译出的，一个是经由日文转译的，主要内容一致，文字略有不同。现将这两个文本辑录于下：
牟安世教授译文：
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秩序恢复，同时也是怎样把一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这次革命非常出人意外地已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列强。以下四条措施看来可以充分地处理这些问题：
1、必须把皇太后流放，以消除她所造成的损害；必须让皇帝在附属于几个大国提携的条件下，恢复他的适当的权威。
2、自戊戌政变以来开始的，所有皇太后的命令，包括她所任命的党羽，除为新政府所同意者外，必须一律废除取消。
3、皇帝的改革计划，必须在列强的批准下方能重新开始和执行。
4、必须让列强划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每一个强国均须任命一个代表，以控制省政府的行动。
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自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上述计划可能使现存的政府机关保持运转，可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可能有利于进步，也可能赢得中国人民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否则，只有推翻当前的朝代和帝国的正式瓜分——那是一个笼罩着长期的激烈的冲突的过程。外国列强通过我所提出的方案，将有时间来慎重拟定他们的政策，将有时间来引进逐步的改革，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的东西多得多。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是容易的，否则，就不可能。
北京，一九○○年六月十八日。[28]
左原笃介等的译文：
以下数节乃北京未围时所拟，业已呈送各国使臣核览。今皇太后已西狩，事势虽异于前，重行覆阅亦无可增减者。北京同文馆教习丁韪良誌
目前应为者，乃设法使地方平静，且使经此一变之后有成效可睹。以下四节似宜办到：一、欲使民生不受皇太后之害，必先将皇太后迁徙他处，而使皇上复辟归各国协同照料；二、自戊戌政变以来，皇太后之政令所及，所派大小臣工，除非已经新政府所许可者，悉不可用；三、皇上复辟后，所有新政，须各国许可，然后可行；四、各国可将其分界分别清楚，每国应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所为之事。中国不可使一概自主。以上数节可使中国不乱，而便行新政，且得智慧华民之助。否则，唯有废去大清政府，而瓜分之耳。此事一办，则后来战争之日，无已时矣。如按照吾言行之，各国则得以时使其政策合用，而中国之法亦可渐变，其所得者较瓜分为多也。再，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 一千八百九十年八月十八号在北京作。将以上数节复阅后，尚有一节须添，盖各国应设一公会，凡与各国利权有碍者，可蠲除之。此外，亦宜引进新法于中国也。[29]
丁韪良籍隶美国，是一位在华多年的中国通，曾任北京同文馆教习、总教习，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二品官衔。他的这一《条陈》是受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委托草拟的，并“在六月中旬形成了文件”，作为列强首领英国的建议“呈送各国使臣核览”，“以后不久就付印了”[30]。与此同时，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紧密配合，大造声势。就在《丁教习韪良条陈》送交各国公使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19日，《字林西报》为宣传这个方案而专门发表社论，声称“中国与列强同时作战，是出于慈禧太后及其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的抗拒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批奸党如不自动离去，就必须把他们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上。现实应该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这段话不仅体现了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坚欲瓜分中国的意图，而且体现了丁韪良《条陈》政治策略的精髓。即利用慈禧太后再出训政与强行废立一事，在中国官绅中挑拨离间，大肆煽动，妄图将他们分化瓦解，拉一派打一派，借以搅乱中国政局，从中渔利。可以断言，这篇社论的炮制者是熟读过丁韪良《条陈》的。否则，他们怎么会如此心意相通？而这家报馆的另一报纸《字林星期周刊》，复于次日（6月20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以加重其政治分量[31]。凡此种种，没有英国公使乃至英国政府的同意与支持，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虽因其后形势变化，英国改变主张，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最后没有采纳丁韪良的意见，但决不能否定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亦不应视为只是丁韪良的个人意见。它是个重要的证据，说明英国政府当时曾持这一主张，并且反映了当时西方列强中多数国家的意见，只是由于使馆被围，调兵受阻，中国军民联手英勇抗战，致使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决议，就不得不改变主意。
至于罗嘉杰密报与《丁教习韪良条陈》有无联系，且先来看一看恽毓鼎、袁昶所分别讲述的有关罗嘉杰密报的内容。恽毓鼎《崇陵传信录》称，“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32]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则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洋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致触宫闱之怒。……推原祸本，苏粮道罗嘉杰，密禀大学士荣禄，所称夷人要挟四条，多悖逆语云云。乃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圣慈所由激怒，兵衅所由骤开。”[33]
虽然出于种种原因，罗嘉杰密报与《丁教习韪良条陈》字面上有明显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即废除慈禧太后、复辟光绪皇帝，或者说是勒令太后归政，是相同的，而这一问题正是当时各种政治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再者，罗嘉杰作为国家四品官员，竟至深夜遣子造访荣禄，已属惊天动地之事。其所密报的内容则不仅关系国家命运，亦关系本人的身家性命，这就使他不能不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不能不慎之又慎。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搞到的这份情报，也不管这份情报是一种什么形式，若非确有把握，他是不可能甘心承担如此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所以，对这一史料的处理应当慎重，即使一时不能落实，尚可存疑，不宜急切加以否定。
六
从以上情况似可看出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帝国主义确有瓜分中国的图谋。他们干涉宫廷废立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中国进步，而是为了乘机灭亡中国，并千方百计地在政治上迷惑洋务派与维新派，骗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当中国军民在京津地区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时，洋务派与之协议东南互保，自立军起兵“勤王”，客观上都不利于中国的抗战而有利于八国联军的侵略。可以说这都是《丁教习韪良条陈》的政治策略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而慈禧太后肆行己意，不顾国家安危，一心要废除光绪皇帝，致使统治阶级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亦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二，慈禧太后长期把持帝权，甚而肆行废立，从封建法制的角度看，完全出于一己之私；而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则是发动政变、反对变法维新的继续，是政治上的反动倒退行为。但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夜加深，帝国主义妄图借机灭亡中国，并不惜发动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她对西方列强干涉宫廷事务的抗争，则具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因为，垂帘听政就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慈禧太后就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也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大障碍。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她的个人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都具有一致性。她后来背叛民族利益、镇压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则是因为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清朝宫廷事务的干涉，承认了垂帘听政体制和慈禧太后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第三，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并不是引起八国联军入侵的根本原因，而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因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决心，在甲午战后不久就下定了，德国出兵强占青岛，俄国出兵强占大连，就是他们为此发出信号和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证据。在他们的心目中，清政府已经是一具腐败透顶的政治僵尸，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死人。按照德、俄等国心思，直接瓜分就得了，用不着大费周折。只是英、美等国老谋深算，要玩花样、动策略，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在慈禧太后肆行废立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舆论，争取人心，以便分化清朝各派政治势力，减少政治阻力。然而，清政府无论多么腐败无能，慈禧太后在清朝统治阶级中无论多么孤立，要废除慈禧、推翻清政府，绝不是只靠言词所能办到的。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也就无法压垮清政府，胁迫慈禧太后“归政”。所以，西方列强要公然向中国调兵，就得有一个响亮的借口。本来，慈禧太后肆行废立之事是可以作为军事入侵的借口的，不料她事到临头，嘎然而止，使帝国主义各国抓不到把柄，不得不另寻借口。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大旗，在山东、直隶兴起，并在清朝军队的围剿中很快发展壮大，占据涿州，震动京师。于是，西方列强便以保卫使馆为借口，陆续向北京调兵。他们开始时是调集早已在天津大沽口外停泊待命的海军陆战队，其后是应命从国内赶来的陆军，人数越来越多，由数百到数千、数万，终于形成一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请看下面的时间表：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英、美、法、德、意五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要求取缔义和拳。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3月9日）各国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公布剿灭义和拳之上谕。
同月十日（3月10日）美国公使康格电请美政府派海军来华。
十一日（3月11日）美、英、法、德、意五国公使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
十三日（3月13日）各国海军在渤海举行联合演习，向中国武装示威。
十六日（3月16日）英国公使再次电请本国政府派遣海军来渤海湾。
三月七日（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请于两日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
四月二十日（5月18日）总理衙门照会英、美公使，决心力剿义和团。
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各列强驻华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京。
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打败清军，阵斩副将杨福同。
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义和团进占顺天府涿州城。
五月一日（5月28日）列强驻华公使开会，决定调兵护卫使馆，德使克林德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五月三日（5月30日）总理衙门要求各国公使稍待数日，再行调兵入京，遭到拒绝。
五月四日（5月31日）英、美、法、俄、日、意六国军队400余人到京。
五月七日（6月3日）德、奥两国军队80余人到京。
五月十一日（6月7日）俄国派兵4000自海参崴赴天津[34]。
从表面上看来，西方列强调兵进京好像是为了对付义和团，实际则不然。请看下面的事实：
五月十三日（6月9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董福祥率武卫右军（甘军）随行进城。英国公使窦纳乐大为震惊，急电早已泊驻天津大沽口外的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八国联军进京。盖西方列强英、美、法、俄、日、意、德、奥八国军队近500人进入东交民巷各国驻华使馆后，清宫已在其大炮射程之内，社会上开始风传慈禧太后欲向西安逃跑的消息。窦纳乐等各国公使也认为，慈禧太后“十分惊慌，并已决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35]。不料，她却突然回宫，并把各国强烈要求调离北京的董福祥甘军带回城内，令其驻扎于天坛先农坛，自后监视使馆区。窦纳乐等见情况有变，计划落空，于震惊之余只得大量增兵。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9日）称，“太后已由颐和园回京”，“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骑马后随，旗帜飘扬于道中，以显董军之威，其号手力扬其声，似挟有杀伐之音者。观此情状，殊不能使人安心也”。又说，“今日天已黑暗，复闻惊人之消息，彼顽固凶横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驻扎于天坛先农坛前之空地”。“使馆至此始大震动，发急电与水师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为时已晚矣，真是太晚矣！”“盖中国疏懒之政府，今已奋臂而起，不久将冒险而来攻，或即将来攻[36]。”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府，并不是义和团。就是说，西方列强向北京调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义和团，而是为了对付清政府。何况，他们最初还没有料到义和团敢与武器精良的外国侵略军对阵，也没有料到这两个冤家竟会联手抗战。从下面的情况也可以看出，义和团虽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并非庚子之战的主角，更不能决定或战或和的问题。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清政府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在天津、大沽一带实行军事戒严，以重兵控制铁路、车站，实力禁阻各国兵队，不准一名洋兵闯入畿辅。但他们以“不可衅自我开”为由，拒不奉命。
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义和团在廊坊车站拆毁铁路，力阻洋兵进京，双方展开血战。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荣禄奏称，帮办铁路大臣张翼等同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协商议定，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
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清政府同时发出两道谕旨，一是命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实力保卫东交民巷；一是命荣禄、聂士成、罗荣光力阻各国续来入京之兵，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协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
自即日起，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外和战与对义和团的剿抚问题。
同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的外国海军将领向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令中国军队于次日两点前交出大沽炮台，过时将武力攻取。同时经由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将该通牒转呈直隶总督裕录。
是日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其子至荣禄宅，密禀所获有关《丁教习韪良条陈》的内容。
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罗荣光率中国军队撤走。
同日，荣禄将罗道密禀转奏慈禧太后，太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宣露其内容，大肆鼓动，表示要同列强决一死战。
同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骋赴京师，听候调用。
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清政府认为八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是对中国首开战衅，有意失和，勒令各国使馆于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北京，开赴天津。各使馆要求宽限撤离时间，遭到清政府拒绝。朴笛南姆威尔认为，“今战事已开，从此非拳匪之事，而为政府之事矣”[37]。
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此前奉命保卫东交民巷使馆的武卫中军、武卫后军，因宣战照会规定的时限已到，复奉命开始围攻各国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向国内官绅军民进行战争动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西方列强强行向中国调兵，尤其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1900年6月9日）以来大批向北京调兵，是引发庚子之战的关键所在。且这次战争的双方都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始终没有公开宣布同对方断交、开战，只是以强行调兵进京和武力禁阻调兵进京的形式进行。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战争双方做得都不甚规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确实是一场战争。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外国军队不经允许进入主权国家或在使馆内屯兵，就是发动侵略战争。至于清政府照会中为什么只令外国使馆撤到天津，而不提出与他们断交、开战，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因列强后续调兵进京只是以保卫使馆为名，并没有宣布同中国断交、开战；二是此前有个张翼、杜士兰协议，只要清政府发布谕旨，切实负起保卫各国使馆之责，外国军队就暂缓进京。如今列强不仅大量向中国增兵，还要强占大沽炮台，故清政府认为他们撕毁了上述协议，中国政府也就不再承担保卫使馆之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始终不承认攻打使馆，而把此事推到义和团与董福祥身上，自己的责任仅是形势混乱中保卫不周。其实，攻打使馆一事完全是武卫军所为，自始至终由荣禄指挥，同义和团没有关系。从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中可知，义和团个别人员曾与使馆发生过纠纷，那是因同伴被使馆人员抓去，前往使馆要人，且时间上是在使馆被围之前；使馆被围后也曾有一人潜入使馆边缘，但随即被洋兵开枪打死。故书中只有德使克林德捕捉和枪杀义和团的记载，从没有义和团围攻使馆之事。林华国教授曾对此作过专门考证，笔者认为这些考证是可信的。而最后把围攻使馆一事算在义和团的账上，完全是西方列强与慈禧太后做的一笔交易。故在双方谈判“惩凶” 问题时，西方列强装聋作哑，只追究董福祥的个人责任，根本不提荣禄，更不追究清政府的责任。当时，西方列强指控中国的最大罪名是杀使臣、围使馆，他们为追究战争责任杀了那么多清朝满汉王、大臣，但却杀不了董福祥，最后只好以将其革职了事。
西方列强之所以会这样做，与其中途改变战争目的有关。他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最初目的，本来是要废除慈禧太后，推翻清政府，复辟光绪，瓜分中国。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他们不久发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有误，没有清政府的合作根本就无法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遂改弦更张，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重新回到联合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老路上来。就拿“惩凶”一事来说吧，他们认为既然从自身利益出发，“惩办皇太后是绝对不可能的”，也就不能“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38]，即清王朝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能执意严惩她的亲信了。所以，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看，参战三方——西方列强、慈禧清政府和义和团，都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最初目的。西方列强没有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只是捞到九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一些权益，其清除顽固派和强迫清政府实行新政的做法，则可谓“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归根到底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慈禧太后虽然保住了皇位，但却牺牲了顽固派，清政府从此成为洋务派的天下，失去了原来的制衡机制。尤为严重的是，被迫实行的新政为立宪派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却将清政府引入进退两难的绝境，最终送掉了卿卿性命。义和团临危受命，以自己的巨大牺牲击败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虽未实现彻底驱逐外国侵略势力的愿望，但却保住了中国的半独立地位。他们热爱祖国、英勇不屈的精神成为后世榜样，其不够明智之处也为后世留下教训。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来说，付出最大的是义和团，而受益最多的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清末民初的20几年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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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朱东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4页。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52页。
[3] 张海鹏：《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15、216页。
[4]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81、85页。
[5] 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320—325页。
[6]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7]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8]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9]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38页。
[10]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82页。
[11] 《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025页。《义和团》（四），第10—11页。
[1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下册，第1024—1063页。
[13]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14] 《国闻备乘》第81页。
[15] 陈夔龙：《梦焦亭杂记》第1卷，第11页。1925年木刻线装本。
[16]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电信》（以下简称《刘忠诚公电信》）第1卷，第14页。宣统元年木刻版。
[17] 窦宗一：《李鸿章（日）年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第396、398、408页。
[18] 《李鸿章（日）年谱》第396页。
[19] 《清实录》，第57册第776页。
[20] 《李鸿章（日）年谱》第395、396页。
[21] 《李鸿章（日）年谱》第397、398页。
[22] 《清实录》第58册，第11页。
[23] 《李鸿章（日）年谱》第407、408页。
[24]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312页。
[25]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85页。
[26]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3页。
[27]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1900年英文版，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324—325页。
[28]《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324页。
[29] 左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229页。时间有误，应为一千九百年八月十八号。文中标点不甚恰当者亦略有改动。
[30]《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5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324—325页。
《义和团》（三），第229页。
[31]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33页。
[3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一），第48—49页。
[33] 《袁太常公行略》，转引自林华国《历史的真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121页。
[34]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528—530页。《近代中国史事日誌》下册，第1063—1073页。
[35] 《英国蓝皮书》第82页，转引自《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89页。
[36] 《义和团》（二），第214、215页。
[37] 《义和团》（二），第234页。
[38] 孙瑞芹：《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26、130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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