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份资料，是国民党在八年抗战期间的弹药总消耗量：[1]
品名 抗战期间总消耗量 每年平均消耗量
枪弹 １７０９９２００００粒 ２１３７４００００粒
迫击炮弹 ６０４７７６０颗 ７５５９７０颗
山野榴炮弹 ３５５８８００颗 ４４４８５０颗
手枪掷榴弹 ２３５９８８００颗 ２９４９８５０颗
（注：手枪掷榴弹指手榴弹、枪榴弹、掷弹筒弹）
那么，国民党消耗了如此多的子弹、炮弹，又消灭了多少日军呢？
根据我军公布的歼敌数，共产党军队共消灭日军52万，国民党共消灭85万，也就是说，国民党部队大约要2000发子弹才消灭一个敌人。
当然，有些人恐怕会不相信共产党消灭了52万日军。不过，就算把共产党消灭的日军数量压缩一半，国民党消灭的日军也不过在100万左右，大约是1710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为避免争论我们可以用每1850发消灭一个敌人估算国民党的子弹使用效率。
至于共产党，八年抗战期间的总子弹消耗量不详。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资料来观察共产党部队的子弹消耗情况。
首先让我们看看著名的百团大战的情况：
百团大战共毙伤敌军20636人（注：共产党绝大多数抗战资料中的敌军均指日军），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共毙伤日伪25799人。共消耗子弹701370发，各种炮弹19130发，手榴弹126602发。[2]
需要注意的是，八路军每射5.540发子弹就仍一个手榴弹，而国民党要每打72.46发子弹才扔出一个手榴弹＋掷弹筒弹＋枪榴弹，如果扣除掷弹筒弹等，其比例估计要更高，也就是说，共产党部队的手榴弹使用几率是国民党的十倍以上，因此日军、美军不约而同地形容我军进攻时手榴弹如雨并非夸张，这是我军近战特点的反映。
方军《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中，老鬼子山田是这么说的：“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坚持近战是我军一贯的特点。
由于我军坚持近战，因此子弹命中率颇高，在百团大战中，我军每27.19发子弹毙伤一个日伪军，远远低于国民党部队的每1850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比例，和八路军、新四军相比较，国民党部队的子弹简直等于朝天打，浪费惊人！
可能有人会说，百团大战只是一个个例，说明不了问题。但是，百团大战是个规模很大的战役，由一千八百多个大小战斗组成，从统计学上讲，样本的数量相当大了，误差不会很大。当然，我们确实可以多看看其他资料。
这里有一份车桥战役详报[3]，让我们看看战斗详报中的战果和子弹消耗部分：
2．俘虏：
活捉鬼子二十四名，伪公安局长、连长、三区区长、别动大队长等31名，伪兵137名．
3．敌伤亡：
击毙敌三泽大队长以下官兵383名，伤敌官兵58名，毙伪官29名，伪兵183名，伤伪官7名，伪兵96名。
5．我消耗：
机枪弹4589发，步枪弹5356发，驳壳枪弹48发，掷弹筒弹5发，枪榴弹40发，迫击炮弹33发，山炮弹14发，小炮弹38发，手榴弹2144个，烟幕弹3个．洋油26斤，地雷40枚。
(据解放军南京军区档案馆所存档案)
该战役中，我军消耗子弹共9993发，手榴弹2144发。每打4.66发子弹扔出一个手榴弹，和百团大战时的统计差不多，近战的特点并无二致。
车桥战役中，我军毙伤俘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总计为948人，其中毙伤的日伪军总计756人。根据上面的我军消耗子弹共9993发，可计算出我军每13.2发子弹毙伤一个敌人，就算是光算日本鬼子，也是每21.5发子弹消灭一个鬼子。光论杀伤敌人/消耗子弹比的话，比百团大战更为漂亮。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四军的战斗力如何的强，而是车桥战役除了对车桥据点的攻击外，其他的主要战斗都是伏击战的特点造成的，战役部署相当不错。
车桥战役虽然也算相当出名了，但其战斗总数并不太多，战斗过程打得又相当漂亮，因此其子弹消耗少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们再看看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抗战七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有关内容：[4]
“七年来的史实说明了边区的战斗是极其频繁的，从1937年11月至本年五月终，单就边区子弟兵的作战来说，已达22554次之多，毙伤敌伪军214027名，俘虏敌军560名，俘虏伪军40147名，反正的伪军18294名”
“七年来的作战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消耗和伤亡的代价，统计起来，我们消耗的炮弹6549发，掷弹21265发，手榴弹322691发，子弹7501750发”
可以算出，晋察冀根据地军民七年来每毙伤一名敌伪军耗弹35发，每毙伤俘一名敌伪军耗弹27.48发。这是两万多次战斗下来的总平均数，可见，每数十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绝非个案，而是有大量统计作为根据的。
最后，再看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份军事报告[5]，其中相当明确讲到了子弹消耗的问题。该报告指出：在1941年时，由于各种原因，野战军每51.76发、地方军每48.92发子弹才杀一个敌人，经过改进，到了1942年，野战军每21.43发、地方军每21.02发子弹杀一个敌人，子弹消耗、部队伤亡都有了明显下降。这份报告特别之处在于把子弹等的消耗问题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因此可以看出我军能够以数十发子弹就杀一个敌人并不是上天掉下来，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改进战略战术后的成果，换句话说，这一战争奇迹得来不易。
因此，总的来看，尽管我们还无法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部队都找出一份战斗详报、军事报告之类的来精确计算出共产党部队的子弹使用效率，但是从这些资料中已经可以看出，在敌后的共产党部队每数十发（不超过50发）子弹杀伤一个敌人是可信的，他们大多都是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报告、统计，并非一两个单独的战斗，而是上千、上万个战斗的总结（比如百团大战总计1800多个战斗，冀鲁豫的军事报告是1648个战斗的综合、晋察冀的报告更是2万多个战斗的总计），当然，还有更多的资料本文没有给出，比如三垛伏击战、皖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工作总结等等，这些资料不仅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结论，还可以看出纯粹的日军部队、日伪混和部队、纯粹的伪军部队的战斗力的明显差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多找些战斗详报来研究敌后抗战中的作战问题，本文就不展开了。总的来说，我军每20～50发子弹杀伤一个敌人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以这个标准评判一些战果也可以得出相当满意的结果。比如，新四军后期每年消耗子弹大约100～200万发（注），而战绩表上第八周年共毙伤日伪军44327人，也就是说大约每22.6～45.2发子弹杀一个敌人，这一战绩显然还是较为可信的，至少是合乎逻辑的。
共产党八年抗战共毙伤日伪军1010593，其中日军520463，大约要消耗2000万发到5000万发子弹，每年消耗250万发到625万发之间，而我们从各方面的估计来看，至少后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子弹总消耗量应该多于这一范围，考虑到国共摩擦中消耗的子弹（虽然国共摩擦中我军往往缴获多于消耗），这也是合理的。
另外，顺便提一点，我军子弹消耗少的原因其实很多，近战导致我军的命中率大大增加是一个原因，但我军阵地战少、常拼刺刀、多用手榴弹、地雷等等都有效地降低了我军的子弹消耗量，总之，战略战术对头是我军作战效率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军个个都是特等射手（虽然我军对射击的准确性比国民党要重视得多）。
最终结论有两点：
1． 国民党部队的作战效率远低于共产党部队，如果国民党更慷慨地提供共产党弹药的话，抗日战争的胜利会来得更大。
2． 共产党每20～50发子弹毙伤一个敌人的结论是可信的。共产党给出的抗日战争的战绩仅从其子弹使用效率和其总的子弹消耗量来分析的话，还是有较大的可信度的，符合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虽然怀疑共产党的战果似乎并没有什么根据）。
注：关于新四军后期的子弹消耗量其实也只能估计。从赖传珠在1944年8月22日给叶剑英的电报[6]来看，扣除新四军1师部分，新四军平均每月制造机步枪弹38713发，驳壳枪弹7000发，总计45713发，因此全军（1师除外）每年造弹548556发。按赖传珠在该电报中的说法，如果在保证弹壳的情况下，步枪子弹可自给40％，虽然其中的意思为机枪子弹的自给率更少，而且弹壳的保证还是一个问题，但从这40％换算上去，已经可以算出每年至少需要子弹1371390发，如果加上1师部分再考虑到上述各种低估因素，新四军在1944年期间大约每年耗弹200万发左右。
[1]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陆大钺，唐润明编著
[2] 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
[3] 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
[4]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谢忠厚，肖银成著
[5]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二），张文杰，孙建岭主编
[6]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四）
蒋介石及其党羽巨额财产之谜 （佚名）
|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 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 3500万元，孔祥熙 1800万元，孙科 4000万元，张静江 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 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难得知真相。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学时，在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 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该报告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 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 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 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 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 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 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 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当时的银元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因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 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 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
蒋介石在抗战前武装的80个德械师是准备来抗日的？ ：佚名
| 事实上，谁都知道，而且当时就知道， 不但当时国内外都知道，就算国民党内当时也就知道， 德械师是根本不能用来抗战的。 德械装备，一切必须仰赖于德国的装备和弹药的供应。 而一方面，德国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虽然蒋介石的暴政和德国法西斯关系密切，但是一旦中日开战，德国必然放弃中国而选择日本，迟早会应日本要求中断对中国的武器供应。 另外一方面，德国武器的供应必须依靠海运。当时穿越苏联，中国新疆的陆路路线的运输能力十分有限。而当时滇缅公路根本没有影子（那是开战几年后云南军阀龙云为支援抗战动员十万民工修筑的）。因此即使德国愿意供应武器，也只能通过海运。 而日本海军的优势却绝对不是中国短期内能够追赶上的。 因此一旦开战，中国必然遭到日本的海上封锁而基本断绝海外武器来源。 结果是德械装备将在两三个月后因为弹药耗尽，缺乏零件无法修理而成为一堆废铁。 即使在当时，即使在国民党内的高级将领，他们都是承认德械师根本不能用来抗战的。 德械师恰恰证明了蒋介石根本无心抗战，仍然在准备扩大内战，仍然准备出卖国权媚日求降，以换取法西斯轴心的支持来镇压中国人民。 （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在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化费不赀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 摘自《西行漫记》 斯诺在潜入红区采访毛泽东的抗日主张之前，有采访过各派主要军阀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张学良），西北系山东军阀（韩复渠）等。也采访过国民党三大主力之二的胡宗南，陈诚。 不但各派军阀对所谓德械师的内战性质一清二楚，就连国民党自己的主力将领胡宗南陈诚，也对德械师不抱希望。 很清楚，德械师是用来内战的，而根本不是在准备抗战。 |
国语：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叛卖行为与花园口事件
| 1938年4月，李宗仁（地方实力派，抗日名将，处处受蒋介石控制挤兑，后与蒋匪决裂，参加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指挥台儿庄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介石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错误判断形势，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而且，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就这样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不利影响。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地方实力派，抗日名将，处处受蒋介石控制挤兑，后与蒋匪帮决裂，举行起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邱清泉部下的装甲战车跑得更快，一溜烟地驶离战场，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了。败退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着逃命去了。败兵一直退到了开封附近，才陆陆续续被收容了一些。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让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甚至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什么处分，这不知让不惜耗尽元气也拼死坚守台儿庄的西北军孙连仲部作何感想。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５０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明知扒堤受损最大的是中原无数百姓，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从军事角度分析，事实上，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是无关大局的。但是要坚持长期抗战，则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战争潜力，保存人民的力量，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其实，蒋军早有决堤设想，只不过最后决堤的决心是桂永清和黄杰两支蒋介石嫡系部队逃跑造成战局更加不利时作出的。因此，如果蒋当局心中装着中国人民，早就可以用其他理由将可能受到水淹的群众事先撤走，以策安全。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从军事上看，这次封锁消息不通知群众的做法也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既已决定决堤，敌军即使得到消息而后退，也同样可以起到为国民党军争取一些喘息时间的作用。 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占八年抗战中中国损失的3500万人口的2.5%，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因此而死的中国人民，还没计入上述八十九万人之内。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又不知有多少中国人因此死亡。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结果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才终于完成。不久之后，蒋介石集团为了进攻我中原野战军，又一次罪恶地妄图决黄河之水淹没我军及解放区人民，称“可当四十万大军”，幸而中原我军坚决执行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挺进大别山，才使中原人民避免了一场新的没顶之灾。 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算是回归了故道。但是黄泛区的生存环境仍然十分恶劣，耕植条件严重恶化，继续给当地人民造成灾难，直到解放后经过长期的治理，才得到好转。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 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蒋介石和他的嫡系势力更不敢提及的是，正是因为以桂永清、黄杰为代表的蒋介石中央军的叛卖行为，才使得兰封战役以至整个豫东战局不可收拾，这是造成花园口决堤这一人间惨剧的直接诱因。 |
英帕尔战役日军总司令牟田口的“名言”录
| 日军在战役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严重忽视后勤，彈藥，油料与干粮准备都不充分，另外日军还忽视了1个千年不变的基本军事常识，那就是能可靠的在战争中为军队运输物资任务的动物只有骡马，而日军在这次战役中把大量的猴子，山羊，水牛用于为部队输送物资，结果战斗打响后，受到枪炮惊吓的牛，羊，猴子背着日军的彈藥四处乱窜，造成了大量物资流失，更加加大了后勤危机，战场上如果跑了1头牛那么日军1个中队1星期的口粮彈藥就没了，这些牛羊猴子的逃跑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印帕尔作战相关名言录 印帕尔作战发起之前，牟田口的發言如下： 说起大东亚战争，那是我的责任。在卢沟桥下令开第一枪的是我，因此（作为间接责任人），我必须设法尽早解决这场战争。 第15军小畑参谋长以后勤为理由，反对发动此次作战。牟田口的回答是： 没有补给，就不能打仗？那怎么能行！日本军队能够忍受任何艰难困苦。粮食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 在进行作战计划讨论时，牟田口说道： 关于此次作战，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各个细节，并全部解决了。因此，成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部下相内禎助大佐（后来成为法务部长）讽刺道：军司令官阁下讨论的细节里，似乎没有把敌人的抵抗计算在内。 在渡钦顿江之前，第31师团佐藤师团长的“饥饿训示”： 诸位，今夜我们要开始横渡钦顿江了。在此之前，我有话要对大家说明白，请好好听着！ 只要不发生奇迹，诸位的性命将会在即将发起的此次作战中丧失。但是，不是倒在枪弹之下，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将会饿死在阿拉干山里。请做好心理准备！ 在日军第15军司令部，牟田口每天早晨集合司令部全体官兵，宣扬他的长篇大论。说得最多的就是： 如果此次印帕尔作战不成功，无法晋升为陆军大将，我（牟田口）决不会返回日本的。 （出自 高木俊朗「全滅」） 在收到前线日军部队的要求补充粮食的电报后，牟田口的回复如下：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草食民族。你们被那么茂密的丛林包围，居然报告缺乏食物？这算怎么回事！ 第31师团佐藤师团长放弃了从15军获得补给的希望，直接给第5飞行师团的田副师团长发了一封SOS电报： 我们没有得到一发子弹、一粒粮食的补给。只能依靠夺取敌人的彈藥粮草来继续攻击。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空中补给。敌人不要说是彈藥粮草了，他们的武装兵员都在我眼前降落。只能是感慨！感慨！ 同样地，第15师团的山内师团长也向田副师团长发送了类似的电文： 我军已无可攻击之弹，如今在暴雨和泥泞之中，饱受伤病饥饿折磨，战斗力尽失。事情走到这个地步，完全是15军和牟田口的无能所致！ 战后，佐藤师团长在回忆印帕尔作战时，这样说道： 此次作战冠以“解放印度”这样的“大义名分”，那么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至少也应当由大本营立案，在南方军的指导下，由缅甸方面军来具体实行。而仅让一个军司令官来担当如此重任，实在是。。。 更何况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方面军也罢，南方军也罢，没有派出一名参谋前来助战，反倒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躲得远远的。。。 结果，那些傻瓜招惹来的责任，反倒让我们三个师团长来承担。。。 （从前线返回的佐藤师团长离开15军司令部次日）牟田口召集了司令部全体人员进行训话： 诸位，佐藤师团长违背军令，擅自抛弃了柯希玛战线。因为没有食物无法战斗，就擅自撤退。这样的人还能称之为“皇军”么？“皇军”即便没有了食物，也必须继续战斗的。 没有武器彈藥和食物就不能打仗？这决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 没有子弹的话，不是还有刺刀么？没有刺刀的话，还有拳头呢。没有拳头的话，可以用脚踢的。就算这些都没了，不是还可以用牙齿咬么？…… 不要忘记日本男子应该有的大和魂！日本是神州，神灵必定会保佑我们的…… 由于牟田口的训话时间长达1个多小时，部分营养失调的军官因脑贫血而接连倒下。。。 出自－高木俊朗氏著「抗命」（文春文庫刊） 一支败退下来的日军部队经过牟田口身边时，骑着高头大马的牟田口吼道： 喂！你们是哪支部队的？怎么不停下来向我敬礼？ 早已必备不堪的日军士兵没有一个人搭理他。这支部队的带头军官忍不住了，反问道：你怎么不先下马来慰问一下士兵们？ 这时候，牟田口继续吼道：你们以为我是谁？我可是你们的最高司令官！快给我敬礼！ （出自 高木俊朗「全滅」） 当时日军前线士兵为牟田口起了「鬼畜牟田口」的外号，还编了一首歌讽刺他： 「牟田口閣下のお好きなものは、一に勲章、二に女、三に新聞ジャーナリスト」 （牟田口阁下喜欢的东西：一是勋章、二是女人、三是新闻记者） 当印帕尔作战的失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时候，牟田口司令官来到了15军司令部，当着我们众多总部军官的面，以微弱的声音对藤原参谋说了这样一段话： 藤原，这次作战死伤了那么多部下，损失了那么多武器，作为司令官，我应该负起责任。如果我切腹自殺的话，是不是可以求得天皇和众多阵亡将兵的原谅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请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我们纷纷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倾听着这段对话的下文。司令官真的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责任了么？真的会有人把自己的作恶向别人诉说么？刚才那些会不会只是形式上的套话？ 只见藤原参谋正在写字的手丝毫没有停下，看都没有看司令官一眼，甚至面部表情都没有变化，以激昂的语调说道： 自古以来，口头上喊着要死要死的人从未有过真正想死的。如果司令官和我商量关于自尽的事情，作为下属幕僚，在形式上我有责任不得不制止您。。。 只是，如果您真的感受到了作为司令官的责任，想要以死谢罪的话，那么请在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切腹，谁都不会阻拦您。请您毫无牵挂地自尽好了。 说完这番话，藤原参谋又继续专注他的工作。 “啊，是么？我明白了。哈哈……”说完这些，表情尴尬的牟田口司令官带着自嘲的笑声，在我们面 前离去了。我们也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继续自己的工作。。。 原来，司令官又上演了一出戏，只是他没有想到对方没有配合自己罢了。。。 出自“第15軍司令部の中井悟四郎中尉の手記 （高木俊朗『抗命』）” 牟田口之后接到调令准备离开缅甸，返回内地。在缅甸方面军为其举办的欢送会上，牟田口做出如下發言： 我不认为印帕尔作战是一次失败的战役。 正是因为攻打了印帕尔，才使得敌人没有夺取整个缅甸。如果当时没有攻打印帕尔的话，缅甸战区现在可不得了呢。 战后，参加了印帕尔作战的日军从军记者 高木 俊朗 这样评价牟田口： 东条下台了，牟田口失败了，二人的征服印度的野心破灭了。。。 在卢沟桥开了第一枪的牟田口中将，把“大东亚战争间接因我而起，我有责任尽早结束战争”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 只是，他不是用（日本的）胜利换来战争结束的，而是用（日本的）战败来提前结束的。。。 战后，在一次印帕尔作战的老兵聚会上，有这样一段谈话： 问：军队不是应该保护國Ｍ的生命安全么？可是印帕尔作战却让日本白白损失了上万國Ｍ（即士兵），这不是前后矛盾？ 答：你误解了。当时的日本军队拼死守护的既不是日本國Ｍ，也不是天皇。他们只不过是想保住军队这个组织而已。。。 余谈： 战后，牟田口被盟军以战犯身份逮捕，不过没有被起诉，后被释放。 牟田口在东京开了一家料理店，并起名为“ジンギスカンハウス（成吉思汗饭馆）”。 在参加旧部下的葬礼时，牟田口为了强调自己没有责任，在葬礼上大肆散发为自己的辩解小册子。 一旦听到有印帕尔作战战死者家属来访，牟田口要么托病不见，要么提前溜走。 在受到报纸、杂志、媒体采访时，牟田口不放过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并不忘把责任推到部下身上。甚至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在就卢沟桥事件请他做谈话录音时，牟田口强烈要求增加原本节目中没有的关于印帕尔作战的相关采访录音。 牟田口死前还不忘让儿子在自己的葬礼上散发辩解传单。 |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wuhe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