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益耀，前岭南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编者按：本文原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三八一期（二○○八年十二月号）。蒙该刊惠允准以转载，谨此致谢。该文亦可视为郭教授对其刊于《新亚生活》月刊第三十六卷第三期（二○○八年十一月号）、题为《香港人对「中国经济变化」的一些看法 — 谈谈有关的成见、偏见、傲见、偏差、失误 》一文中的某些主要观点的进一步演绎。
新亚生活36 ：5 （2009 年 1 月）
最近写了本书，重点讨论邓小平所开拓的中国新工业化策略（注一）。副标题颇为刺耳，直译应为「毛主席（的存在）是否是多余的（或真有其必要的）？」比较学术性或中立的翻译应该是「兼论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其实，更加刺耳的、也是更为切入我立论基础的一个副标题应该是「毛主席果真是多余的吗？」至此，我的「反正」的结论取向几乎是呼之欲出了。本文可视为是新书的英文短序的延伸阐释，可构成一独立篇章。
「何必当初」？
对国内外许许多多的学者、专家、媒体，或普通的观察家而言，毛在建国后的业绩是「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提起毛所主导的农业集体化、反右倾、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含三年大饥荒）、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几乎无人不对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何况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带来的历史转折，使国内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以及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更令人不期然而然地反思，「何必当初」？记得两三年前，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一个有关类似主题的演讲，听众主要来自国内不同省分的学者（大多数是来借用中心丰富的资料以研究大陆问题的经济或政治学者）；当我刚要入题时，语音未落，几乎一片哗然。其中一位听者，当谈到有名的一九五八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产量）指标，以及当年超英赶美的口号时，竟然拔地而起，大声说，「您看今日，搞两亿吨钢材轻而易举！」。这当然是「匹夫」之见，犯不着与他纠缠。
毛的「要害」，除所谓经济问题外，当然更在于政治方面。文革的浩劫，红卫兵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令多少人家破人亡，确实是人神共愤的事。我前年十月，偕友人旅游湖南长沙，时适秋风送爽，初想领略橘子洲头「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壮观，以及「大地苍茫，谁主浮沉」的气魄。后来又到了韶山的毛主席故居及近在咫尺（仅二十八公里之遥）的花明楼的刘少奇故居；不由悲从中来，深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政治现实的残酷确实是令人心寒的。
政治与经济难分难解？
在点到正题之前，还需要加上一两句题外话，以防误解。首先，我只想从简单的经济学观点，来探讨毛时代留下的「经济遗产」如何影响邓时代的新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这种分析，本身并不需要套上任何道德准绳。当然，政治与经济互为作用，难分难解；但论其因果关系，则时常还是泾渭分明的。比如说，计划经济与大规模的劳力动员，显然需要一定的政治配套工程。这包括集权式的政治控制，以便强制执行某些必要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措施，如统购统销，粮油配给，以及「贪早摸黑」的所谓「奴役」方式。同样的，在当年「一穷二白」，没有财力雇用「自由劳工」从事经济基本建设的前提之下，毛提倡「政治挂帅」，垄断媒体，「统一思想」，以求集中之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宣传口号，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或文革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实际上已脱离了「形而上」的范畴，完全沦为「工具性的意识形态」（instrumental ideology）了。计划经济及中央集权的短期或长期的经济效果是好是坏，暂且不论。但是，如果仅仅从政治的层面，直指毛或共产党的那一套违背民主、自由、人权的「绝对价值」和新闻与言论自由的「至高原则」，则恐怕只攻其一，不及其余。中国应不应该，或何时进行全面的西方式的「自由化」，另当别论；但可别忘记，改革开放初期，还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精神污染的问题，也有姓资姓社的争议。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自由化与民主化的程度也相应逐渐提高。台湾、南韩，也许新加坡除外，早已经有类似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函数关系。
历史人物必须从历史看问题。最重要的是必须尽力严格区分学术分析与价值判断，或曰不可以个人的价值准绳左右客观现实的分析。更具体的说，绝对不可以单纯的个人的政治和社会伦理取向或判断，有意无意地操纵有关经济效率的检验结果；进而否定整套存在的政治社会制度。俗语所说的「冷眼看世界」，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然而，话说回头，在垄断媒体，「统一认识」的政策之下，国内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政府的「应声虫」。尤其是在毛时代，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为官方政策下注解的，谈不上有独立分析与判断的存在。特别是文革时期，连自然与工程科学的著作也要生搬硬套上唯物辩证的那一套。毛以后情况当然好得多，但改革开放初期，因为「矫枉」而「过正」，也确实令不少知名的专家学者，无必要地完全否定毛时代的政策。其效果至今仍隐然或现。上面提到的「今日搞二亿吨钢材轻而易举」（意谓如果「政策对头」，当年也可做到）的幼稚看法，便是明证。这完全无视简单的经济发展与数量累积的时序规律。
实际上不但是邓，连毛自己也很了解到过度「统一思想」的弊病。因此毛邓两人也都前后不时鼓吹「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当然，在马列主义的绝对主导意识之下，这种「言论自由」，难免局限于「工具性」的开发层面。意识形态的坚持，和对科技、管理人才，以及人民群众「献策献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诉求，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层面，难免互为渗透，如何取得平衡，一直是一个问题。后邓时代的情况，显然是松动多了，成绩也斐然；可是外界仍然不断有各式各样的声音。用毛当年批评江青对某出电影吹毛求疵的话，这也是「责备求全，不利于（文艺）政策的调整」的。
经济崛起，毛无「阴德」可言？
言归正传，毛的经济遗产在改革开放，以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究竟发挥了甚么作用？这里只能提纲挈领，谈其大要者。首先是毛时代经年累月地优先集中投资于重工业，尤其是钢铁与机裓工业的建设。有了这两门基础工业，以及其他如化工等配套部门，也才能发展出自己的轻工业。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时，中国已基本上如同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间周恩来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所落实提出的目标，建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也是到了当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 D P）已经将近一半是由工业部门所创造的（相对于一九五二年草创之初的五分之一）；这彻底地改变了历史上向来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结构。这一极为高速的工业化过程，前后不到三十年，是西方工业强国花了一两百年以上，以轻工业为出发点的努力才能完成的。
其次，毛时代留下来的工业化基础，显然为邓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当初，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经济调整」，比如大幅度提高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及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第一轮的「工业回馈农业」），实际上便应该视为是重工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阶段（相对于长期被压制的农民生活水平而言），从而可以相应转而逐步增加轻工业的消费品的生产与供应，以满足人民期待已久的物质需求。同理，工人的工资，也接二连三的提升了好几次。这种政策性的调整可说是历史的必然，不论毛在或不在，迟早会发生的。然而，中国大陆的媒体，当年却铺天盖地地向应政府的宣传，将此一「转折性」的政策调整，简单化地视为是对毛时代的计划经济之下「过度」偏重重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否定或「拨乱反正」的做法。这是本末倒置的看法，而且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的。轻重工业之间应如何取舍或协调，这牵连到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是主观的长期政策取向问题。这不一定会客观上造成计划经济下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与产出技术性的不协调问题，或所谓违背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所指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问题。充其量或只能说，作为新的开山皇帝，邓小平确实感觉到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是时候应该与人民「休养生息」了。
第三，必须稍为谈谈有关农业与农民的问题。国内、尤其是国外的许多学者专家，向来都对农业集体化以及公社化给以极为负面的评价。说这是违背人性，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因此生产效率低落，使农业生产长期不振；甚至有将之诋毁为「奴役之路」者。您看，邓小平废除人民公社，不就是推倒重来吗？这种看法，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简单但很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耕地因为人口不断增加，在住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需求不断挤占用地的情况下，持续地递减；但是全国粮食的产量却由一九五二年的一百六十四（百万）公吨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三百零五（百万）公吨，增幅将近一倍。人均的产量也由勉强糊口的所谓「维生」底线的二百八十五公斤，上升到了稍有余裕的三百一十七公斤，即可将边际余粮在此一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饲料，以增加肉食，改善人民的营养。
第四，请问这一显著的农业方面的成就其来何自？最基本的因素是毛时代通过不断地搞大小规模的、近乎无偿的劳力动员所慢慢建设起来的水利工程。有世界知名的某美籍华裔经济学家视人民公社的操作及相应的动员方式为不符合「（个人）报酬应等于边际产值」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因此说效率偏底等等。然而，别忘了，到毛临终时，中国的「有效灌溉面积」却因此增加到接近全国耕地的一半。旱可灌，涝可排，不但旱涝保收，也提高了复种指数，即扩充播种面积以抵消耕地面积的减少。同时，有了水也才能有效施肥，以提高每亩产量。这是建立「高产稳产田」的背景。所以毛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无道理。也更别忘了，农业的成就基本上是在国家绝少提供资金的情况下达到的，因为政府预算都投入到工业建设去了。
第五，毛以后为何又要「推倒重来」，搞分田、单干、包产，以致于包干的所谓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呢？其理也不难了解。简单地说，当年的中国农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开始由粗放式的、纯粹以大力扩大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力的投入，以谋求发展的策略，「转折」进入以个别农民家庭精耕细作、或集约式的经营方式，以促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这非关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相信毛在的话，迟早也会走这条路的（注二）。
第六，一九七八年后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基本上也源出于类似的物质背景。当时，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国内的工业化程度已经渐趋成熟。工业的部门结构开始复杂化，产品种类多样化；使中央计划与管理控制的工具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也是前苏联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些工业化更高的前东德初期所面临的难题。东欧各国及邓所开始的经济改革都同出一辙，即逐步下放投资与生产的决策权力，放松对价格的控制，引入市场竞争、利润诱因，以及奖金制度，以提高效率。这也是由粗放式转入集约式的经营。然而，我们却不必因此而完全简单地否定毛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诉诸「政治挂帅」与「勤俭办厂」的那一套老粗的办法。事实上毛自己也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物质刺激」。「政治挂帅」与「金钱挂帅」如何取得平衡也一直是一个问题。
第七，也必须提到所谓的「剪刀差」的问题。这指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偏低，而销售工业品（包括消费品及农药、农机工具等生产数据）给农民的价格则偏高的「不等价交换」问题；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工农业之间的「贸易条件」对农民不公平的问题。这一政策在列宁时代已曾造成农民的高度不满，而一度形成经济与政治的危机。很显然，在毛时代基本上「以农立国」的情况下，国家舍此几乎没有其他可以大量累积资本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此一十分苛刻的办法必须借助农业的集体化才能强制实行。即通过集体，「强制」（以低价）征购、统购，或「榨取」农民赖以为生以外的「剩余」农产品，以转化为轻工业的原料投入；或直接出口赚取外汇，以换取所需的机器设备进口，用以支持重工业的建设。在此一政策的框架下，当然城镇工人的收入及消费也同样遭到严苛的压抑。其结果是代表国家资本积累的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利润高度集中。毛时代的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来自这种国营企业的利润上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及工人的报酬当然不可能相等或接近于其边际产值的所谓「均衡条件」。
第八，也必须补充说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有「发展经济学」学家（如Walter Rostow）测算的结果，认为落后（或低收入）国家要进入经济起飞的阶段，其储蓄（或投资）率必须达到相等于 GDP 的百分之十二的临界值。然而，中国大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至五七年）期间，在开始执行「强制储蓄」时，其投资（或资本形成）比率已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文革时更经常每年保持在百分三十以上，使 G D P 的增长率在「十年动乱」期间，平均每年仍能维持在百分之六左右的惊人记录（这些数据是邓时代才整理出来的）。从旧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种储蓄与投资都应包括地主的地租、工商金融界资本家的利润与利息，以及「有闲阶级」的收入。在毛时代，这显然主要是「剪刀差」的有力效应。记得直至改革开放前夕，仍有世界知名的某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在香港讥讽毛治下的中国农民如何穷窘，说「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的！」。我看，如果对「剪刀差」的政策背景稍有了解的话，应该给予中国农民深切的同情心才对。
第九，再简单谈一谈「工业回馈农业」的问题。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也曾多次通过调高农产品（或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来缩小「剪刀差」，但成效一直不甚理想。这除了有相同于世界性的所谓「北（工业化国家）南（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基本经济决定因素外，在中国，到底毛时代的几十年的政策后果，也是积压难返的。胡温掌政后，当然也看到此问题；所幸今日国力财力皆较强，所以提出了较为大规模及系统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策略框架，全面化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所有认识今日中国的欣欣向荣都包涵着过去半个世纪的广大农民的辛酸血汗的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认同及举双手赞成的。
对外开放，「专利」非邓莫属？
第十，邓的开放政策，一般都被看成是对毛的「闭关锁国」及「自力更生」做法的绝对否定。但是别忘了，中国几次转折性的、高姿态地对西方展示友善的政策，实际上都是毛亲自启动的。其一是中苏闹翻、一九六○年苏联忽然撤退专家与技术援助以后，中国即刻转向对西欧和日本大举扩充贸易。一九六二年的统计数字清楚显示，这对当年对新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数量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二是一九六九年黑龙江珍宝岛血战之后所带动的乒乓外交、基辛格密访，以及尼克松的驾临。随着而来的便是一九七三至七四年的大规模引进美国K e l l o g公司的尿素化肥工厂。更不用说，毛走后的一九七八年的中美建交，及其后快速的双边贸易的增长，都应视为是一九七一至七二年间毛的外交突破的延伸。
第十一，上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的一面倒，以及采用史大林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很清楚有其历史的必然。但是，美国自杜鲁门／杜勒斯以下，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而形成的对中国大陆的长期围堵（containment），也不得不逼使毛中国自我闭关。你要开放也没人接受，人家只想一意推倒你的政权再说。实际上早自一九五六年他亲自草拟《论十大关系》（此文定稿前有钱学森及其他知名人士参与讨论）开始，毛便一直寻求摆脱苏联模式，采取自力更生，走自己经济建设的道路。一九七一至七二年的乒乓外交的突破，实际上也因为美国需要「以华制苏」，所以才一拍即合。
第十二，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广泛地流行着一种看法（也出自不少的专家学者），以为如果早就开放，如亚洲四小龙（韩台港星）一般，则今日不致于「如此落后」。殊不知，四小龙、日本亦不例外，作为「自由世界」的前沿，一早便托美国之福，开放其广大富有的市场，让各小龙尽享其出口导向的优势。用库兹涅斯（Simon Kuznets）（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其繁荣昌盛，如台湾者，基本上是「其它国家经济发展的因变量」。这是浅显易懂的「巧妇不能做无米之炊」的道理；但却令许多经济学家煞费心机地、提出对四小龙成功经验的各式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比如有的说是儒家的勤俭伦理提高了储蓄与投资率（意为四小龙多多少少都受儒家文化的感染），因而带动了经济发展。有的却说是市场制度与竞争（含自由价格讯号）促进了经济效率；但又有的说是政府对市场的刻意干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等等。还有的说，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应归功于其善用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或曰「比较利益」），以发展劳力集约的出口导向经济云尔。这些虽然不完全是「迂儒之说」，但却掩盖了「仰人鼻息」的基本事实。
第十三，开放后，中国工业制品（包括机械）出口的加速增加，大有完全取代农产品出口的势头，其实这也是受惠于毛打下来的基础。其最好的说明便是八十年代初期「经济调整」期间，因为国家对重工业产品需求减少，很多国营企业必须自己「找米下锅」（找订单）；因此转而（实际上也已经有能力）启动其机械产品的对外出口。虽然产品的等级与质素都还比不上日本，但面对落后或其它发展中国家，也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接着引进外资设产，也免不了国内的工业配套。对外资产品的「国产率」规定，基本上也反映了国内配套产品的相对成熟程度。大家也都知道，香港人在国内投资设厂的协作或合资的厂家，许多也都是在毛时代的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力密集型的中小型工业企业。
今日国力昌盛， 有赖「毛道」和「邓路」，一以贯之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及在东方大地上和平崛起，我相信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如何依靠毛留下的经济物质基础，并以大家所熟悉的「渐进式」的方法，小心翼翼地去进行经济制度与政策的调整。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转折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召开的第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渐由强制性计划转轨为指导性计划的长期蓝图，再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的「市场领导企业，国家调节市场」的更为具体的操作构想，最后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足足用了近十五年的时间。等到一九九七年邓临终前夕，中国已经基本上符合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市场经济」的框架条件。这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中庸哲学的体现；也令中国庆幸地避开了前苏联及某些东欧小国所采用的企图「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经济解体、连年负增长，失业加急，民不聊生的狼狈局面。
当然，就如同毛一样，邓也难免偶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躁。一九八八年初夏，他出人意表地、一反他自己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智能，提出，价格改革要一步到位，全面自由化，「与其长痛，不如短痛」。结果是银行挤提、物价飞涨，抢购成风。更促成官商勾结、官爷猖獗，倒卖计划物资，以谋暴利；终于触动了年轻学生的良知，在国内外大小气候的交织下，演变成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但不妨回顾那之前一两年的一些有关的「学术」活动，以见端倪。
记得也是一九八八年邓语出惊人之后不久，某诺奖经济学得主造访北京后经香港返美。当时中大经济系拟安排他做一公开演讲，又因暑假苦无学生在校；只能让他到我所主持的一个研究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专项（注三）讨论会上与十几位同事交流。谈到价格改革时，他竟然说，就让工资与物价轮番上涨，自求平衡吧。我当时颇感愕然；看来他真可能是邓或赵紫阳的「事前孔明」。当然，大家都可以想象，在一九八七年底所提出的「市场领导企业」的长期的政策构想之下，价格是迟早都要自由化的；这不在话下。但邓当年的疾风暴雨式的短痛战术，确实令大家都跌了眼镜。也就是在那段时期，中国正在苦求进一步改革的良策。赵紫阳「谦恭下士」，「一日三吐哺」，一时中南海门前若市，几乎日日有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进进出出。立足于香港的某知名学者，更四出呼号，直要中国一夜之间，不但要让价格完全放开，也要彻底废除外汇管制，以及将国有财产全面私有化等等，不一而足。只记得一九八八年早春二月，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应邀访港。有一天在舍下吃晚饭后，一道在山顶缆车终站附近的小径散步。我笑说，果真撤销管制，恐怕一周之内，那么一点点外汇存底，必将荡然无存；法国香水将取代钢材与机械，大量涌进中国。厉教授也笑谓，不必一周，三天内就会被抢扫一光了。厉教授一早便在国内以提倡「以股份制（逐步）理顺所有制」著称。到现在仍享有「厉股份」的美名。我当时也借机会请教，假定也要中国马上全盘私有化，是否等于要北京「自我革命」，并不是为「改革」献计献策。他会心地一笑。我又谑谓，某人似乎颇受毛主席的感召，因此大力主张「由大乱到大治」，大家都笑了。较早前在晚饭时，厉夫人（何玉春女士，本身也是很有成就的工程师）看到我家灯火通明，颇为感慨地说，「您们真舒服，要安装多少个灯泡都可随心所欲；每个人也都有部小轿车」。我一时不知何以为答，只简单地说，「您们搞的是事业，把能源与钢材都让给国家去搞经济与国防建设，为子孙万代着想。我们搞的是一份职业，或曰打份工，也弄点小资情调；两者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真比不上四小龙吗？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界某知名新秀，也不断认为当今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乃得益于政府能一反毛时代的做法，正确掌握所谓「比较利益」的策略，发展劳力集约的生产与出口导向的经济。而毛的那一套偏重于重工业的「跃进式」的发展策略，则被视为是造成中国「工业结构的失衡」、「价格的扭曲」、「资源（尤指资金）的浪费」、「人民所得与生活水平的长期不振」，以及「生产积极性的持续低落」，等等。又谓，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远不能比美四小龙的战后表现。对这种种看法，此处只需要简单地说一两句话，以后或另有机会作更详细的分析。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起「可模拟」的大国的历史经验，不但毫不逊色，实际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偏重于重工业的发展策略所造成的「失衡、扭曲、浪费、或低效率」，借用「产权学派」的口吻，或可说是中央计划下所必然产生的「交易成本」。然而，权衡轻重，此套策略所带动的工业化速度及其总体成就，似乎不能说是「得不偿失」。其三，在中国当年所面对的国际形势下，毛所采取的「自力更生」（单靠国内的储蓄及技术开发）的工业化道路，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次优选择」。也许还有人坚持要说，避开美苏霸权对垒的局面不说，假定当年不是钢铁先行，而是由轻工业入手搞工业化，不压抑消费诱因，可能今天的成就会更为可观。对此问题，我只能说，历史不是化学或物理，不能反复实验，以证其对错。你说服不了我，我也不想驳倒你。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地说，假定当年政府不能特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的话，「两弹一星」是不可能那么早便打上天上去的，今天的载人神舟也很可能还不见端倪。
结语
借用司马迁在其《平准书》（史记）中批评汉武帝的话。他指刘彻穷兵黩武，忘了祖宗积阴，其意指文景二帝的长期与人民休养生息，所慢慢积累起来的国力。可别忘了，中国今日的版图，基本上是汉武奠定下来的。而面对今日中国，能在短短的三五十年内迅速屹立于国际舞台，也似不应该试图腰斩历史，视邓或后邓时代如凭空而降，并对毛时代的艰苦经营过分喋喋不休。当然，毛的急风暴雨式的做法不能与文景的黄老治术相提并论，但在当代全球化的大势之下，看来只能争朝夕，否则差之毫厘，必失之千里也。毛显然留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让邓可加速追赶西方列强。
注释：
注一： 见Y.Y. K u e h , C h i n a ' s N e wI n d u s t r i a l i z a t i o n S t r a t e g y :Wa s C h a i r m a n Ma o R e a l l yNecessary? Cheltenham（UK）and Northampton（Ma., USA）：Edward Elgar, 008, pp. i-xii and1- 8 。
注二： 可参见拙著 Y.Y. Kueh, Agricultural nstability in China, 1931 - 1991:Weather, Technology, Institutions,Ox f o r d: Ox f o r d Un i v e r s i t y（Clarendon）Press, 199 , pp. i-xxv and 1- 8 。以对比神州变色前后中国农业制度与粮食生产方式的异同及其效果。
注三： 研究结果后来发表为，Y. Y. Kueh（郭益耀） , J o s e p h C.H. Ch a i（蔡俊华）, and Fan Gang（樊纲） （eds.）, Industrial Reform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Clarendon）Press, 1999, pp. i-xand 1- .国力增强，人民币升值，毛泽东贬值，可对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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