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一章第四节

物价研究与结构分析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第一章第四节　　

岸本美绪　　

明清史论/清代通论/市场……/《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第四节  物价研究与结构分析　　

以上就清代物价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或许该对清代物价史研究的“今后课题”做些阐述总结。但是，对物价史研究来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若对“今后课题”特加指定，未免有点专横。在这里，我想对作为日本战后明清社会经济史．学主流的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结构分析方法，与物价史研究之间能有如何交流的可能这一点，阐述一些概括性的个人见解，以代替对今后的展望。　　

毫无疑问，明清时代社会经济中各种各样的变化一一土地集中、商品生产及农村手工业的展开等，与发展阶段论、经济结构论直接相关，成了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对当时各个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来说，是怎样的具体条件使得那样的变化成为可能，是有利可图，或是不可避免呢?关于这一点，不同否认我们还只是零散地提及，而未予正面解答。无论是土地集中，还是商品生产、农村手工业的开展，这些都不是呈一贯的直线形发展的，有时也会出现倒退或者迟缓。被总称为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有时被人们采取、有时则又不被采取，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第二节第二目有关经济波动的研究史概观中，从宏观上看，其中似乎有两种差异较大的说明方法。其一是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发性、自生性为前提，即把经济发展看做像植物生长一样，在本质上是一贯的不可逆的过程，而将阻碍其发展的局面以政治上的混乱、外部压力及帝国主义侵略等外在的干扰来加以说明的方法。彭泽益、陈支平和邹大凡等人的研究，应该说有这样的倾向。其二，即重视明清中国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对应外部条件发展而来的侧面，将经济的发展与停滞双方，看做是对变动不居的外部条件所采取的某种合理对应的见解。Atwell及岸本的研究即属于这一范畴。当物价成为问题时，前者将异常的上涨或下跌看做是经济混乱的结果，与之相对，后者则将其上涨或下跌的趋势看做局面转换的指标。    前者直接关心的是结构发展，后者直接注意的是经济波动。从这一意义上，将前者称作结构分析的观点，将后者视为波动分析的观点，未尝不可。当然，后者的方法也不是对“结构”不感兴趣。当我们希望整合地理解当时人们应对各种波动局面的经济行为时，可以说，无论时人明示与否，他们面对各种局面而进行不同的选择，其根底都有某种一贯的选择准则存在。其准则一定离不开贯穿当时经济诸局面而持续存在的中国经济独特的结构。此“结构”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关乎此，Atwell的诸论文及岸本(1982b)的论文都只是零星地谈及，可以说迄今为止还只是处于初始考察阶段。这里将以从宏观所看到的市场问题及从微观所看到的价格形成问题为对象，来稍作探讨。　　

  一  市场的性质　　

Atwell(1977)曾指出银流人对17世纪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其论述如下：“在17世纪初期的东亚，这一(货币金属一一引用者)流通并非总是顺畅的，中国的商人和生产者所体验到的，是其后在18世纪困扰了印度人，甚至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也并不少见的状况。在交易高峰期所得到的丰厚利润的诱惑下，他们太过于依靠扩大的货币经济，尤其是为了增加货币金属的存储量，而依赖于极不稳定的出口市场。当出口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缩小时，输人中国的银就减少，作为其后果的流动性和信用危机，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悲惨的。”(第8页)Atwell的论述，可以说不仅仅对其直接分析对象的17世纪，对19世纪银外流期的中国状况也是非常适用的。　　

不过，Atwell关于明末以来中国经济中货币问题重要性的观点，又引出了“为什么货币问题如此重要”的问题。货币问题的重要性，通过整个清代曾经出现过的几次银流人减少或流出时期的“无意中的实验”，可以说在经验上基本上得到了认同，但其理论上的意义绝非不言自明的。Atwell论述的意义，在与有关明清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相关联的如下说明方法加以比较时，就会显得更加明显。　　

田中正俊(1971)在分析18世纪中国生丝出口时，曾论述。道：“这一(西欧诸国及日本对中国生丝的一一引用者)贸易需求所发挥的作用，不是先进工业地通过其掠夺性的原料获取，强行促使未开化地区进行原料生产。而且这些商品也不是国家或地主掠夺物的商品化，而是由于16、17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制丝、织丝业中单纯商品生产(没有达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生产一一引用者)的先进性，作为其余力的中、下等生丝出口到了海外的结果。并且，以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成果为媒介，江苏、浙江养蚕、制丝农民的生计已经与外国贸易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事实，经常被(皇帝或官僚一一引用者)指出，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通过东印度公司贸易的生丝出口，并没主导当时的英国与中国的通商关系。作为中国土特产品的生丝出口，在与日本生丝相互竞争的同时，因被赋予在世界市场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出口这一特殊性质而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中国国内经济体制受到新的世界性的制约，则是上海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湖丝开始自由贸易的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事。”(第119—120页)在这里，田中正俊论述了以19世纪40年代为界线的中国经济中生丝出口意义所发生的变化。并指出鸦片战争前的生丝贸易，就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发达的农村制丝、织丝业之“余力”的中下等生丝“溢出”到海外的产物。尽管表述简略，但是另有深意。  “余力溢出”这一说法，容易使人想起大塚久雄关于内部成长型国民经济的表述。比如，大塚通过与依靠转口贸易的荷兰型进行对比，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所说的英国型经济的特点归纳为：  “在(国内市场成立，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弃一一引用者)这一历史性、社会性前提下成长起来的‘独立工业，，通过内部的曰渐充实，结果以外国贸易的形式自然外流。”  (1965，第58页)田中并不认为在清代的中国存在着这样的“历史性、社会性前提”。然而，关于尽管受到地主、传统商人等封建势力直接的或通过市场支配等的剥夺，还能成长起来的农民商品生产本身，田中认为它既不是“原料掠夺型”，也不是“出口依赖型”，而是具有以均衡的国内分工为前提的内部成长的性质，这应该就是田中所要表述的吧。　　

将这一认识与前述Atwell把16世纪以后的中国经济看做原本就是对海外市场波动特别脆弱的出口依赖型经济一一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同问题一一的论述相比较，其对比就非常鲜明了。相对于田中所认为以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为媒介的农民经营与外国贸易的结合，Atwell则主张来自外部的需求拉动(货币流人)是导致商品生产发展的原因。从Atwell这一见解出发，必然导出的是把16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动向放在世界性商业发展的波动中加以把握的主张。可以看到，在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之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下，魏斐德(Wakeman)等社会　　

由研究者也被卷入的欧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股新潮流正在形成(Wakeman，1986)。虽然作为世界体系论最重要理论家的沃勒斯坦本人，将18世纪以前的东亚经济看做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的存在，但在一些中国史专家看来，当时的中国经济即使是间接性的，也已经与大西洋经济的诸局面产生了相互的影响。明清经济与世界经济之关联这一命题，在把清代中国物价上升看做世界性物价革命的一环的全汉昇(1957)，就已经提出了。不过，最近新潮流的特色在于认为明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不仅仅是停留在受物价上升的波及这种量的方面上。就像Atwell(1986)和Wakeman(1986)有关“17世纪的危机与明清鼎革”的问题意识中所能看到的那样，这一关联是作为关系到社会结构和政治变化、全体性的质的冲击来把握的。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在世界性视野下，对明清史进行再诠释这一非常有抱负的展望。　　

从16世纪到18世纪，银大量流人当时被称作“货币之坟墓”的中国，这一情况是确切的。但是，相对于本身就拥有巨大规模的中国国内经济，外国贸易能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何种途径给中国国内经济以影响呢?这一有关中国国内经济特质的问题，是值得考察，的课题之一。Atwell与田中对贸易出口重要性的不同评价，似乎可以进一步导出对明清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认识。那就是，到底应将它理解为尽管受到地主及传统商业资本等妨碍，但还是以农业部门的剩余作为购买力，工业部门渐渐从农业部门分离、发展，形成了供求均衡的国内市场一一就像亚当。斯密所言的“自然的顺序”得以展开一一的趋向呢，抑或是应看做因16世纪以来世界商业发展的外部强有力的需求拉动，而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商0．0经济显著发展，即具有外部指向性的特征呢?当然，这种二者必6其一的假设有些过于草率，或许就像北村敬直(1967)所指出的那样，远距离地区间的分工体系与局部地区内的分工关系是可以 Iq时并存的。然而，其中何者居主导地位一一是作为局部地区内分工体系发展的结果导致商品流向远距离地区呢，还是远距离贸易附带地唤起了对局部地区内非特产的需求呢一一这一问题，可以说事关中国经济的性质与历史性展开的基本看法差异。　　

近年来，在中国，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联而被提出的市场论，是与上述诸观点都不同的。比如吴承明(　1983a　，b)就将市场分为地方小市场、都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四种类型，并认为其中前三者属于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广义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全国性远距离交易，才可能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足够广阔的市场。周密地推算丫谷物、棉布等当时的主要商品的生产量、商品化量及投入远距离的流通量，是该论文的最大特色。这显示出近来中国学界对定量分析性经济史研究的高度关心。吴承明的市场分析，其意图是通过各级市场中交换量的比例，把清代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作为问题来论述。与此相比，Atwell和田中尽管在结论上不同，但他们有共同的关心之处，即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对明清时期农业经济逐渐商品经济化这一过程的机制加以说明。　　

二  价格形成　　

在考虑“清代的价格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时，在当时的农民、地主或商人以某种价格出售物品的过程中，其价格为什么并且怎样地被决定于该水准等问题，就会浮现出来。如果要“说明”价格的波动，就不得不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方式做一些前提性的假设。这不仅适合于物价史，一般经济史都是如此。原洋之介(1974)在对华北的“看青”惯例用数理经济学进行尝试性说明时曾提到，“仅从制度存在形态的变化这样的外在观察所建构而来的发展阶段论，就理解人类行动而言是不充分的”，  “只有对人类的行为动机作出现实、恰当的假说，借以说明某种具体的历史制度如　　

何成立、展开的方法，才是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必要的”。并且，在经济史中，物价史是与人们经济行为的合理性问题最为密切相关的领域之一。在考虑物价史的意义时，需要弄清楚引导当时人们经济行为的原理或规范意识是什么一一当然这是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眼下各学者需要做的，是把各自的前提假说交代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代经济人的类型?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又应该如何加以理解把握呢?有关这一问题，柏祐贤(1947—1948)和村松祐次(1949)做了开创性的努力。近年来，黄宗智(P．C．C．Huang，1985)以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华北社会为题材，以综合形式主义分析(formalist analysis)、实体主义分析(substantivist analysis)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三种方式，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尝试。　　

关于清代价格的形成，一直以来并没有太多的讨论，不过从现有的几种观点还是可以分辨出其分歧所在。足立启二(1977)曾对明清时期商品生产和地主制度的先行研究进行过批判。对西嶋定生、古岛和雄和小山正明等观点的批评点之一，是他们不认同在明清时期商品生产中有价值规律和剩余的存在。也就是说，足立认为，明末以来的中国商品经济“已经达到了小商品生产(以贩卖为目的的小生产)阶段，因此，从整体上看，已经贯彻了价值规律”。在小商品生产阶段，价值规律一般性地一一不仅仅是生产者相互之间的交换，即使是远距离交易一一也已贯彻其中，这一观点还不是学界的共识，足立根据的是堀江英一的说法。他论述道，这一商品生产发展本应该促进资本主义的分化，然而由于技术上的问题(最适当的经营规模过小)，经营没能扩大，结果转变成了寄生地主、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这里，价值规律是否得到贯彻的问题，无论对它是加以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不是实证的结果，其自身还只是体现在各种观点理论框架中的假说。　　

足立所批评的各种观点，都强调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小规模经营的剥夺，是阻止小规模经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这一认识上，各种观点之间在方向性上也存在着两种有微妙差异的看法。那就是商业资本得以贱买贵卖或诈骗欺瞒的根源，是应该从封建性的经济外强制中去寻求，还是从小农经营的分散、弱小的特性中去探寻这一点上的分歧。在前者看来，农民的商品生产本质上是朝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与阻止其发展的封建势力的对抗和阶级斗争才是问题所在。也即可称之为发展论、动态论。与此相对，在后者看来，地主的土地所有及商业资本的剥夺这一问题本身，是由于农民经营的零散弱小而导致的现象，也即具有静态论、类型论的方向性。比如，田中正俊(　1967a　)对西塢定生的批评之一，可以理解为是站在前者的立场对后者所进行的批判。西嶋强调，为了应付过重的田赋而发展起来的明代江南农村手工业，具有零散小农补充家计而为的性质，由于其分散性和对远距离市场的依赖，因此不得不从属于商业资本。田中批判地认为，西嶋否定明代江南农村手工业具有向近代资本制发展可能性的论点，是缺乏发展契机的理论。　　

然而，强调小农手工业生产具有补充家计性质的类型论观点，反而能够说明这种与资本主义经营有不同原理基础的小农经营所具备的坚韧性和竞争力。比如，赵冈(1977)在对棉业的研究中，就农村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竞争力做了如下说明，即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不是可变要素而是不变要素，其动机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作为不变要素的劳动力，尽量得到哪怕是一便士也好的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即使低于生存成本，生产也能得以继续。这就是作为家庭副业的产品为什么价格低廉，相对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工业更具竞争力的秘密所在。赵冈所论述的，是有关副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情况，将这一论说推广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小农商品生产等一般情况，也无不可。在这一论述中受到注目的，不是自给自足的经营必然向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及其发展程度，而是小农经济“本来就具有自给性生存和面向市场的双向性”(Thorner，1962)这样与发展论不同的、小农经济本身具有的静态特征。此外，想附带说明的是，在中井英基的文章(1983)中，赵冈的这一论说是在与“原始工业化理论”一一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基于18世纪佛兰德(Flanders)事例的工业发展模式一一相对比的目的下被介绍的。谈及家庭副业产品的低价格及其对近代工业的竞争力，很多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会想起围绕“米歇尔报告”(Mitchell Report)的相关议论。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W．H．Mitchell在其报告里指出，鸦片战争后，英国棉布对中国出口进展不利，是因为中国的小农经营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巧妙结合，其生产的手织棉布低价而有竞争力。这一论述在被马克思所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其后不少中国史研究者的注目。对“米歇尔报告”进行了详细分析的田中正俊(1967b)不仅指出，米歇尔所谓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并非不具备购买力的原始性自给自足，而且还强调，中国的手织棉布是建立在明清时代棉布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其经营的节约性即低价格性，成为在市场上能够与英国棉布竞争的产品。田中(　1967a　)为从一国史角度所进行的明清经济发展研究与重视世界性经济结构的，近代反帝斗争研究之间架起桥梁的问题意识，非常明显。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已经为众多研究者所认同。但是，对于为什么中国的棉布可以低价格销售这一关键问题，不可否定，田中只是抽象地说明是由于农民棉布生产的“节约性”。而这一“节约性”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呢?　　

坂野(1972)和西川(1975)对田中论文的批判点之一就在于此。即“(低价格秘密一一引用者)不是由于商品生产，而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缩减开支，并且工资几乎忽略小计的结果。就是说，这一‘商品’化过程伴随着对价值的漠视，基本上是由于存在‘浪费劳力的体制’才得以实现的”(坂野)；”使低价格成为可能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原料费的内容和性质，而是因为原料费以外再也无须花费任何其他费用，即中国农民织布劳动的无偿性……显然，低价格的实现并不是建立在高水平生产力的基础之上，而是小农经营发展程度低的产物”(西川)。坂野、西川的上述观点应该说是有力的。但是，将这一自给性看做“不成熟”、“发展程度低”的观点，还是有问题的。至少就前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来看，坂野、西川和田中可以说都是将从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农民层分化的发展途径作为共同前提，来对19世纪中叶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定位的。由此就存在是重视向商品化“发展”的侧面，还是重视自给度高的“末成熟”的侧面，这种二者对立的意见。不过，若以“本来就具有自给性生存和面向市场的双向性”的小农经济特征作为前提的话，那么，“发展”的侧面与“不成熟”侧面相互之间并不矛盾。这一自给性，与其说是从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必然发展阶段中某阶段偶尔残存的自给部分，倒不如说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希望回避风险的农民在计算利害得失后所作出的慎重选择，即以柏祐贤的看似矛盾的说法来表述的话，就是“被交换经济化了的自给经济社会”的自给性。把当时农民经济中的自给性单纯地认为是“不成熟”的表现的论点，忽视了带有中国小农经济独特发展特色的一一区别于没有自觉化的自在自给性的一一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的侧面。　　

在“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内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被视为问题的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本身，还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及小农经济体制长期存在的理由。即中国史的类型特征被高度关注。这样，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把经受得起高度剥夺的小农经济的“弹性”、几乎不考虑“成本”的小农商品生产的竞争力，看做阻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成为支撑小农经济体制延续主要原因的观点(徐新吾，1981，等)，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在可视为集30年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成果之大成的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大作(1985)中，作为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小农经营的　　

“经济效益”问题也被提及。其论述大略如下，即农民的家庭手工7k。是利用所有的农闲时间和全家男女老少所有劳动力，实行最有被的分工协作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主要是生产工具)相同的条件下，雇工生产由于需要支付工资而导致生产成本提高，从而难以与此竞争。并且，家庭手工业由于粮食的自给，与雇工生产相比．对市场损失更具抵抗力。这里所指出的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与一般被看做更为先进阶段的雇工生产等相竞争并且取胜的机制。该书批判了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归结为外因的看法，继承了主张发展的内发性和必然性的既往萌芽论的主流见解。但是，从上述论述不但无法看出资本主义经营通过成本上的优越性而驱逐小经营的必然性，反而显示了小农经济的竞争力所具有的阻碍分化机制的强度。围绕资本主义发展的外因论、内因论之争，与其说已经被该书所克服和解决，不如说是迎来了新的论战阶段。　　

结    语　　

以上，不无杂乱地对清代物价史的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作为．物价史研究的整理，本文与狭义物价史关系较少，而偏重一般经济史方法部分的阐述。而且，在方法论的整理上，也是与已成为战后历史学主流的结构发展论相对立，有过分强调可称得上是中国小农经济静态理论的立场之嫌。关于后者的立场，可能会被看做新的停滞论而遭到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也未可知。不过，发展论与静态论的不同，与其说在于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了这一结论的不同，不如说是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模型制作方法的不同。与事先设定了从let到新的模型路线，将传统中国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现象以新旧两要素的矛盾对抗来加以说明的方法不同，这后者的立场和目的，是要对传统中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现象及其时期性变动，试图在内在地理解为什么人们在这样的场合采取这样的行动，在那样的场合又采取那样的行动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地说明。　　

    物价数值作为当时人们敏锐地感知并试图采取对应措施的经济环境变化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显示人们多种多样的经济行为向量之集合性结果的集结点。物价史研究作为接近传统中国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生动特质的重要途径，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应该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姑且在此聊作前瞻性预测。　　

(原载《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集，l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