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肉头买办和右派为花生米政权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开脱, 不顾历史事实, 妄图给把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最搞笑的就是引用蒋的什么日记, 白天卖了国, 晚上在日记里面卖弄文字做做秀，慷慨激昂。好啊, 咱也来披露些日记内容.
[1] 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
这是花生米第一次主动要求同日本进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将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蒋介石获悉，深感兴趣。因为蒋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对他给以照拂而结下友谊。蒋执政后，曾多次派张群去东京、汉城（朝鲜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关系交换意见。鉴于沪宁、徐州失守，日军猛扑武汉，形势严峻，蒋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于1938年5月电贺宇垣一成就职，张群说：阁下就任外相”实为极其重要的大事”。”过去多次就东亚问题交换意见。余确信此次阁下定能将一向抱负付诸实施。”
宇垣回电说：”余昔日谈及想法意见，今后定当尽最大努力予以实现。”张群再次致电，说：”能让我们进行和平交涉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东京1970年版，第1245页。）
宇垣答复： “我们期望和平谈判。””由先生与汪兆铭出面处于第一线，则需慎重考虑。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说张群或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铭在交涉前列对话，很容易谈拢。但贵国国民却会谴责这是亲日派干的，他们卖国求荣，反而使交涉陷于不利。”（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6页。）宇垣指名要”与日本关系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谈判”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与行政院秘书乔辅三之间在香港举行”预备会议”的形式进行。
这次交涉有两个特点：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国：（一）承认满洲独立；（二）华北、内蒙划为’特殊地区’；（三）对日赔偿；（四）经济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资源；（五）在某些地区驻兵；（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而孔祥熙院长在”满洲独立”问题上对日本做出从无先例的大让步；二是日本试图将7月8日五相会议新决定—“蒋介石下野”作为中国中央政府 “屈服的条件”之一（注：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93。），强加给中国方面。
《宇垣一成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交涉当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述了这次交涉的经过。该日记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汉口失陷前迅速实现”，急切谋求妥协。7月18日，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如遇众多政治问题，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关于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
孔祥熙说：在华北设置特殊地区不适宜，中国无力支付对日赔款。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是这次交涉的焦点问题，也是难于达成妥协的症结。孔祥熙说：”蒋先生果真下野，将由谁人同日本签订条约呢？”他提出一个退让方案： “目前，我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居蒋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长负全责而辞职”。至少在履行条约完毕之前，蒋先生依然居于其原有的地位。（注：〔日〕宇垣一成：《”对华和平工作”之经过》，《宇垣一成日记》，卷2，第1247页。）可是，日本方面断然拒绝。
为了达成妥协，孔祥熙答应乘日本军舰亲自赴长崎与宇垣外相直接会晤。最后，日本陆军强硬派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并以成立”兴亚院”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辞职，使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记》这份第一手资料确凿地记录孔祥熙答应日本外相：国民政府将悄悄逐步地承认”满洲独立”，”派公使或大使”同伪满建立邦交；国民政府认可日本 “共同开发”中国资源和向中国政府派遣顾问；内蒙”特殊化”，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对日交涉作出放弃领土、主权的重大退让，难道这是 “正常之举””并没有错”？
有的”战时正常因应”论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记》这份原始资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认满洲独立”等六项无理要求，却不提《日记》所载孔祥熙在对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诺。（注：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四章《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页。
使用《宇垣一成日记》原始资料又掩盖国民政府面目者不仅这一处。第四章引用《宇垣一成日记》资料，却避开张群提名汪兆铭”出面交涉”和宇垣称汪兆铭、张群在中国人看来是”亲日派巨头”，他们出面交涉会被”贵国国民谴责亲日派卖国求荣”两段重要情节。其表述是：”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议改请行政院长孔祥熙出面”。（见该书第194页）类此改变第一手资料原意而”为国民政府讳”的做法是严谨学风所不宜采取的。）这岂不是”为国民政府讳”吗？
[2]：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
（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
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
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3]：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
（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米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苏俄、美欧乃地球万恶之源, 官僚买办乃华夏亡国之祸
揭开“坚守南京”之谜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对当地的抗战史料存放非常熟悉。据他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台湾珍藏的抗战史料可以为我们揭开许多抗战中的不解之谜。杨天石在研究中就有很多新的发现。比如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一般都能想到的原因是，南京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首都，孙中山的陵墓也在南京，如果守不住蒋介石没法向国人交待，但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更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秦汉刀客评语：花生米一生都在依仗洋人，无论事体大小，皆以洋人伪中心。淞沪会战是打给洋人看的，南京也不例外。可惜了几十万历经十年内战血海洗礼的国军将士。也造成花生米滚下大陆的命运。}
据杨天石介绍，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苏俄是何等嚣虐的族群？历史上华夏屡屡被苏俄蒙骗敲诈，这样的洋人花生米竟也能心存幻想？}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怎么就忘了1928年的脱苏投美的劣迹了呢？还好意思赞扬感谢？你的黄埔军校和黄埔生是从哪里来的？一个无知弱智的花生米！}“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为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
为何台湾缺少研究抗战的人？！
{刀客评阅：台湾在日据时期，曾出动三十七万皇协军在我华东、华南、中原战场和东南亚为虎作伥。南京大屠杀不仅有歹毒的棒子，更有来自台湾的帮凶。至今仍有两万多丑陋的灵魂被供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所以，他们羞于研究抗战。}
保存在台北的当时国民政府与苏俄的电报往来、蒋介石给唐生智的命令等文件为揭开这一谜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然而，作为抗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合，对这些档案的研究在台湾却受到冷落。荣维木说，由于台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台湾研究抗日战争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转向台湾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与大陆的交流，为台湾日益萎缩的抗战研究提供了一块重要的再生土壤。据荣维木介绍，现在每年都有学者互访，学术交流会议也比较多，关于“战时外交”“汪伪政权”两岸都举行过专门研讨会。
十几万德械苏械美械国军怯于四万多倭奴被吓得丢盔卸甲假装平民以逃命
国民党是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和帮凶, 要他们勒紧裤带发展重工业和科技, 建设自己的国防,那才是做梦呢.他们想的就是一个卖字！卖原料和劳动力{与现在的买办官僚简直就是一窝子}, 做买办代理一下西方的工业品, 然后在上海搞搞金融啊, 三产啊. 说说英语, 接接鬼, 过鱼肉人民的奢侈生活就行了. 外敌入侵, 想的首先就是怎么妥协, 怎么靠英米干爹来调停. 认真抵抗是不可能的.
就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乌龟+买办党. 先被日本人打得扔掉大半河山,接着又被共产党以小搏大, 一脚踢出了大陆, 偏安台湾,没想到这么点基业也守不住, 被民进党的一帮街头流氓给夺了政权. 就这么衰的一个破落政权, 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帮凶, 却总有人异想天开的给它的僵尸抹脂图粉,完全不顾历史的美化.把工业退化, 经济买办化, 以外敌节节入侵,丢东北,南京屠杀为结局的蒋买办统治时代称为”黄金十年”.
好得很,大家就来看看这个黄金十年的结局是怎么开幕的.
1. 计划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 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 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其一，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 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安排：居民逃走的不多，卫戍司令部也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 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2. 战斗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时，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
这里唯一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有可能的是：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
被全世界军校引为经典反面教材的南京保卫战，即使是国军精锐部队其兵员构成也大多是刚穿上军服的文盲农民。而且大多是被拉壮丁强拉来的，有的是被执法队逼上战场的，官兵斗争意识还没有正真的树立，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感没有深入到骨子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打日本鬼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都不爱我，官僚买办天天压迫我们小老百姓，我们凭什么帮你卖命？国家利益？扯淡！我连自己的权利都没有，凭什么要我付出？相对来说，解放军在这方面一直都做的很好。典型例子就是邱少云烈士当年所在的部队，在国军时士气低下，最后山穷水尽时起义。在朝鲜战场作战英勇，短短2年之内，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相对于几乎是职业化的日军，国军很多人都是盲目的听从上级指挥才晓得改怎么做，训练水平低下。结果司令部逃跑后，下面的部队就失去了主心骨。后来十数万国军集体投降，说可耻也可以，说无能也可以。不过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应该是一个教训，对当代人也是个警示！对待战争，应该要有战争的心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把命操在自己手里，还是被别人宰割？投降了，命运就不在自己手里了。
其实，国人对我们可爱的花生米和唐生殖们要求太高、太多了，倭奴、苏俄，德国，美国的军事训练官都没让国军学会怎么打仗：
倭奴教会了花生米嫖妓、生杨梅大疮{这个杨梅大疮是那么可爱，竟被宋三小姐仰慕，遂结为中国最丑陋的政治婚姻，遂发生与苏俄恩断义绝，投入英美怀抱的四一二大屠杀！真正贻误中国前途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四一二政变}、教会了唐生殖们按照倭奴的教条、本本站队列、出操
苏俄人让国军知道了枪要瞄准才打中敌人
德国人让国军知道了打炮要计算标尺
美国人让国军知道了飞机可以扔炸弹，
但是可爱的花生米、唐生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传统——人海战，一线防御，官跑兵溃等清朝时代的作战方式，担当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敌人作运输大队长的角色，且一直用到1949年-----
网络上曾有网友怀念莫斯科保卫站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感叹花生米唐生殖之流不能像斯大林朱可夫那样率领国军浴血奋战,救民救国.但是他们忘了: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就是人!
斯大林与花生米,朱可夫与唐生殖,简直没有可比性.苏联的卫国战争无论多么惨烈,苏军每月都有百万人被德军歼灭.但是斯大林没有像花生米那样拍屁股走人,而是和守护莫斯科的将士门一起,镇守首都.苏军和苏军将领也表现的不凡.花生米唐生殖若能有斯大林朱可夫的一根脚指头的能力,南京也不致成为国殇!这就是人与人的根本差别。
买办是亡国之祸:中国钢铁工业在国民党统治黄金10年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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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zerfaust?(褚.川.青.叶) [135985:5744], 17:32:43 09/1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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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不少人借着纪念9.18,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给腐败黑暗的将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实在是令人不齿.对此老夫打算以事实为依据给于反驳.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买办和帮闲文人们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和民族危亡为结局的。对比1949-59这10年,解放军从几乎纯步兵,发展到拥有3000架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和100多个现代化陆军师团的现代军队,以及能生产喷气飞机,
T59坦克和各型大炮的国防工业.而抗战中,国民党军工,特别是工业的基础钢铁虚弱得可笑.这是国民党在抗但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怨不得别人.
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成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 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 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 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生铁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于国民党中央的.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 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 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沙,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 （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请大家自己评价国民党.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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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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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干吗去了？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 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 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
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 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反钢铁和其他现代工业在日占区反而得到相当的发展,9.18后日占东北的军事工业提供了侵华日军武器消耗的40%和弹药消耗的70%. 到1945年已经成为铁路网密布, 煤,钢,电,航空,石化和军工发达的"东方鲁尔".
这样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这样一个一味投降的买办政府,就是一只待宰杀的肥羊,不被人入侵那才是奇怪.英米日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掠夺资源,开血汗工厂,买办们也能分一瓢汤.代价是压制民族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甘当东西洋人的奴才. 买办也豢养一批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己的国家; 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全盘西化,信也俗教.历史正在重复这样的民族悲剧,我们不是也有个在米国白宫前心潮澎湃不能自己的消气前总理吗?不也有"中国不需要自己的品牌"的贸易谈判代表吗? 不也有余杰刘晓波焦国标这样的"文化精英"吗? 不也有WALMART开在广东的人间地狱一般的血汗工厂吗?
先帝伟大的一生犯了不少错误, 但最大的错误是对买办和右派太仁慈, 必须坚决彻底消灭他们存在的生物基础, 才能实现天朝的伟大复兴.买办是亡国之祸:混乱窝囊的南京保卫战【：Panzerfaust - 铁拳】
买办是亡国之祸:混乱窝囊的南京保卫战
国民党是英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和帮凶, 是要他们勒紧裤带发展重工业和技术,建设自己的国防,那才是做梦呢.他们想的就是卖原料和劳动力, 做买办代理一下西方的工业品, 然后在上海搞搞金融啊, 三产啊. 说说英语, 接接鬼, 过鱼肉自己人民的奢侈生活就行了. 外敌入侵, 想的首先就是怎么妥协, 怎么靠英米老爹来调停. 认真抵抗是不可能的.
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乌龟+买办党. 先被日本人打得扔掉大半河山,接着又被共产党以小搏大, 一脚踢出了大陆, 偏安台湾,没想到这么点基业也守不住, 被民进党的一帮街头流氓给夺了政权. 就这么衰的一个破落政权, 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帮凶, 却总有人异想天开的给它的僵尸抹脂图粉, 完全不顾历史的美化.把工业退化, 经济买办化, 以外敌节节入侵, 丢东北, 南京屠杀为结局的蒋买办统治时代称为"黄金十年".
好得很, 大家就来看看这个黄金十年的结局是怎么开幕的.
1. 计划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
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
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其一，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准备：
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
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2. 战斗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
这里唯一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有可能的是：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 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
中华门方向：城外的雨花台陷落，但中华门没有失守。守军是88师，87师一部。12下午88师孙元良(也有人回忆是10日下午)想往下关(在长江边，有轮渡) 撤退，被36师制止，命其返回阵地。12日上午唐的长官部幕僚开会讨论撤退方案，孙可能得到了消息，所以开始撤了。如果唐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孙敢带部队擅自离开阵地？唐可是定了连坐法的！
12日下午，中华门外还有国军阵地，4时孙元良还在中华门城楼上！另：叶肇的66军一个旅12日已经受命入城增援中华门。
光华门方向：11日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12日日军光华门的日军“异常沉静” 。陈旅长只听见雨花台枪炮声比较密集，紫金山有稀疏枪声。
日军曾于10日“摸到了”光华门，但突入日军被全歼(当时的命令：恢复不了阵地拿头来见！谢承瑞团长亲自上阵消灭了门洞内的日军，还俘虏了一个。可怜的谢团长竟然在后期的混乱撤退中被踩死在挹江门前) 。11日日军只进攻城外的261，260旅的阵地。没有攻城，更不用提12日了。12日光华门连城墙上被日军轰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害的陈旅长抱怨：11日最大的问题是伤员不能通过缺口后送了(日军的进攻不是最大的问题) 。
光华门城外的工兵学校的阵地，有说10日丢了，有说没丢。我的感觉是可能地域比较大，日军占了部分，国军也控制部分。 另：陈旅长说中山门外还有12门普福斯山炮，因为怕日军炮火压制而拒绝向他们提供炮火支援。不知真假？
中山门方向：日军猛攻城外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四方城，卫岗阵地(日军连城门还没摸到！) ，日军炮击了中山门城墙。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水西门方向：水西门在中华门的北面，受到的压力叫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在王耀武12日夜命令303团撤退前，阵地都在手中，撤退会议就是在城墙上开的)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我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呢。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12日从103师残部在副师长戴之奇的带领下从镇江退入南京。被安排防守中山门太平门一线。(万团长说是11日，但又说第二天中午唐已至浦口，我认为万记错了一天)。13日中午618团还在中华门战斗。
如果排除这些写回忆录的人串通好集体撒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2日除中华门外，南京城防没有大危险。通讯，组织都没有太大的失误。
3. 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
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
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 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 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
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於是发生枪战，自相残杀, 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於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后来有人怪到日本人头上).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军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部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他们奉命想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但不知已经误杀了多少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
邱清泉很牛，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当时和各营团还有正常的通讯！) 。数个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找些南京大屠杀的书看。 仔细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进攻日军大约5,6万人, 阵亡据说只有800来人.
大批国军官兵,换上老百姓衣服躲藏在安全区, 包括后来的秦汉他老爸,孙元良, 也是日军后来突入安全区搞屠杀的原因之一. 国军将领打仗化妆逃跑似乎很有传统, 孙司令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故伎重演, 再次扔下部队成功逃脱. 李弥也是化妆从淮海战场逃脱. 后来还在金三角当了一段时间的土匪王. 邱清泉怕是国军中还有点professionalism的, 最后在淮海战场被击毙.荒唐透顶的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
Panzerfaust (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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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
中华民国三十(1941)年十二月九日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以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与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能反省。在此时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陴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职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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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北沦陷, 南京屠城, 半壁河山落入敌手, 都不是宣战的原因. 买办只想敌人 "遭受实际之惩创后，能反省".这日本人和英米争夺亚洲殖民地, 相互捅起来狗咬狗了, 蒋买办就受不了了, 如丧考芘, "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 就"忍无可忍". 这蒋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早期版本的中国萨大母, 米国英国利益的代理. 要指望他勒紧裤带认真发展国防必须的技术和工业, 那是做梦. 买办的最大志向就是买资源, 开血汗工厂出卖廉价劳动力, 代理西方的工业品, 两头剥削自己的国民. 发了财, 在上海搞搞金融三产啊, 开开妓院赌场, 平时里说说英语就行了.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买办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米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自己就说, 我不是中国人, 除了我这张脸. 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买办当权的国家, 是要亡国灭种的.
先帝伟大的一生, 犯过不少错误, 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买办和右派帮凶文人的仁慈. 当初XXXXXXXXXX（此处省略若干字）, 今天至少不会出现一位接鬼消气的猪当总理.什么是对南京沦陷70周年最好的纪念？
Panzerfaust (铁拳)
每年一到南京屠杀周年, 就有一帮子变态娘们一样的人跳出来, 哭哭涕涕揭老伤疤, 这次70周年嫌以前闹得还不够来劲, 和米国好来污一起同流合污的哭闹.、
其实南京屠杀发生了, 没什么奇怪, 一个软弱无能的国家, 就只能是任人宰割的命. 人类历史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弱肉强食的历史. 远的北美土人,
被Anglo种族灭绝, 现在哭都找不到坟头. 近的依拉克, 总统本来是米国的走狗,结果人家主人一翻脸就打进来, WMD没找到, 民主自由似乎也没有实现, 只是石油被米国公司控制了, 外带死了60多万无辜的伊拉克人. 这比例就好比解放军说要解放米国的黑人, 打进来, 搞死700多万米国人, so what ?
中国近代民族危亡，最大的教训其实是: 买办是亡国之祸.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
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接轨", 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买办和帮闲文人们美化为“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一大半，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
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和民族危亡为结局的。(对比1949-59这10年,解放军从几乎纯步兵,发展到拥有3000架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和100多个现代化师的现代军队,以及能生产喷气飞机,T59坦克和各型大炮的国防工业).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买办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外国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汉阳的亚洲最大钢铁联合企业, 1925年后烟囱就不再冒烟了, 而同期的日本独立发展的工业, 制造了当时最大的装备16寸大炮的战列舰长门. 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新的买办, 民航局长沈图也觉得米国的波音很好啊, 为什么还要造运10.
1937年的南京首都保卫战,10几万国军以众敌寡,粮弹充足,短短一个星期，却以总司令唐生智的不战而逃开始,国军的溃败和投降，和日军的大屠杀为结局.南京城破之时，满城的烟火和妇孺的哭喊声中，国军将领孙元良，廖耀湘之流，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放下武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逃跑偷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我们不能怪敌人残忍, 因为种族灭绝贯穿人类历史,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上是可笑的.年年搞什么纪念就更是TMD自露伤疤的变态娘们儿做派,有种象米国人那样在日本烧杀奸淫,无恶不做,还外带两棵核弹让敌人品尝被种族灭绝的恐惧感,结果是当今日本彻底阳萎成了米国床上死心塌地的二奶.
哭哭涕涕的变态娘们儿一样纪念1937年的南京屠杀, 不如纪念1950年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英雄, 简陋的步兵武器在一群男子汉手中成了WMD,把米国人从鸭绿江赶出了38线，占领了汉城.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的步兵推进速度,比91年米军在科威特的机械化推进速度还快.日本人参拜阵亡军人的神社,那是缅怀曾经是男人的自己, 被米国人亡了国,男人也就不是真正的男人了.正因如此,尽管里面供的大部分是和米军作战阵亡军人,怎么没见米国人反对?
而我们是年复一年的向米国的二奶抱怨, "你当年还没被米国阉了的时候居然强暴了我,WU...WU...WU, 你坏,你要承认你坏." 这TMD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和日本争宠的小妾,而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对中国的男人来说,最好的纪念,应该在每年的冬天,最寒冷最阴郁的一个早晨,背上一支步枪去无人的旷野里跑上20公里,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修什么纪念馆,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亲身体验一下当年志愿军英雄们在清川江,长津湖的豪情,牺牲和壮烈,是比任何言语和文字都更深刻的对南京屠杀的纪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50年前先帝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男子汉们以巨大的牺牲完成了把中国从民族危亡和南京屠杀中挽救回来的使命,我们这一代应该做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把米国这黑老大,世界的癌症和万恶之源打翻,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靠种族灭绝，蓄奴贩毒发家的邪恶帝国，是该到清算其罪行，拿回北美和澳洲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的土地和资源的时候了。
买办是亡国之祸: 09工程在60和80年代的不同遭遇-------------------------------------------------------------------------------
: Panzerfaust?(褚.川.青.叶) [135985:5744], 17:32:43 09/1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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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不少人借着纪念9.18, 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给腐败黑暗的将中国带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蒋买办政府翻案,实在是令人不齿.对此老夫打算以事实为依据给于反驳.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买办和帮闲文人们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和民族危亡为结局的。对比1949-59这10年,解放军从几乎纯步兵,发展到拥有3000架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和100多个现代化陆军师团的现代军队,以及能生产喷气飞机,
T59坦克和各型大炮的国防工业.而抗战中,国民党军工,特别是工业的基础钢铁虚弱得可笑.这是国民党在抗但这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对重工业的发展,尤其钢铁工业极端不重视造成的直接后果,怨不得别人.
即使根据国民党中央在32年4月提成的每年装备5师,维持5师的最低计划.每年仅军工原料就需要各种规格钢材2万7千多吨.而此项钢材均依赖进口.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 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而新中国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实际上，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倒有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日本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建立的工厂 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 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钢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印度相比人均生铁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而这期间唯一建成的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于抗战后交于国民党中央的.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1月8日， 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而国民党先是实业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 央炼钢厂,但都只是纸上谈兵.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汉阳钢铁厂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统治十多年竟然没有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 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 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更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挖出的铁沙,炼出的生铁居然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武器,用在中国人的身上. 1935年以后，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旧中国 “名义上”的钢产量 （因为大部分掌握在日本手里）才逐渐提高。
下表为1927年到本1937年中国钢产量(含日本产量),请大家自己评价国民党.
年份 钢产量 铁产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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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3.0 43.7
1928 3.0 47.7
1929 2.0 43.6
1930 1.5 49.8
1931 1.5 47.1
1932 2.0 54.8
1933 3.0 60.9
1934 5.0 65.6
1935 25.7 78.7
1936 41.4 81.0
1937 55.6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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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会说美国干吗去了？德国干吗去了？苏联干吗去了？怎么不问问GMD干吗去了？光知道怨天尤人，美国，德国，苏联又不是GMD的老子，凭什么给你好处。黄金十年光知道从外国买钢铁，经手人得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皆大欢喜。就不知道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37年抗战爆发，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的炮钢，枪管钢。民国又有黄金十年的发展，反而全不能造了，能怨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亿元， GMD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 20600万亿元了，居然还有人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下表为中国工矿业资本比重(1936年数据不含东北)
1894 外国资本60.7 国家资本31.2 民族资本家资本8.1
1913 外国资本80.3 国家资本9.7 民族资本家资本10
1920 外国资本70.4 国家资本11.4 民族资本家资本18.2
1936 外国资本78.4 国家资本5.4 民族资本家资本16.2
尤其不能令人忍受的是，1931年918之后。GMD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一撤，中国38，39年的钢产量一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莫非也能怨到美国，德国，苏联人的头上. 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到了1家。而机器加工业如果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说法：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如果按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这一方面缺枪缺炮，另一方面一不缺原料，二不缺工人。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可称的上各国战时所未有的奇迹。没别的，GMD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像1940年的数据显示，GMD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43年重庆银行业对
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 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GMD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法币恶性贬值，工矿业名赚实亏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相反钢铁和其他现代工业在日占区反而得到相当的发展,9.18后日占东北的军事工业提供了侵华日军武器消耗的40%和弹药消耗的70%. 到1945年已经成为铁路网密布, 煤,钢,电,航空,石化和军工发达的"东方鲁尔".
这样一个虚弱无力的国家,这样一个一味投降的买办政府,就是一只待宰杀的肥羊,不被人入侵那才是奇怪.英米日等外国资本家在中国掠夺资源,开血汗工厂,买办们也能分一瓢汤.代价是压制民族工业和技术的发展,甘当东西洋人的奴才. 买办也豢养一批右派帮闲文人,鼓吹中国人低劣,不能独立自主的建设自己的国家; 恶毒咒骂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价值观,全盘西化,信也俗教.历史正在重复这样的民族悲剧,我们不是也有个在米国白宫前心潮澎湃不能自己的消气前总理吗?不也有"中国不需要自己的品牌"的贸易谈判代表吗? 不也有余杰刘晓波焦国标这样的"文化精英"吗? 不也有WALMART开在广东的人间地狱一般的血汗工厂吗?
先帝伟大的一生犯了不少错误, 但最大的错误是对买办和右派太仁慈, 必须坚决彻底消灭他们存在的生物基础, 才能实现天朝的伟大复兴.买办是亡国之祸:混乱窝囊的南京保卫战【：Panzerfaust - 铁拳】
买办是亡国之祸:混乱窝囊的南京保卫战
国民党是英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和帮凶, 是要他们勒紧裤带发展重工业和技术,建设自己的国防,那才是做梦呢.他们想的就是卖原料和劳动力, 做买办代理一下西方的工业品, 然后在上海搞搞金融啊, 三产啊. 说说英语, 接接鬼, 过鱼肉自己人民的奢侈生活就行了. 外敌入侵, 想的首先就是怎么妥协, 怎么靠英米老爹来调停. 认真抵抗是不可能的.
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乌龟+买办党. 先被日本人打得扔掉大半河山,接着又被共产党以小搏大, 一脚踢出了大陆, 偏安台湾,没想到这么点基业也守不住, 被民进党的一帮街头流氓给夺了政权. 就这么衰的一个破落政权, 帝国主义的代理和帮凶, 却总有人异想天开的给它的僵尸抹脂图粉, 完全不顾历史的美化.把工业退化, 经济买办化, 以外敌节节入侵, 丢东北, 南京屠杀为结局的蒋买办统治时代称为"黄金十年".
好得很, 大家就来看看这个黄金十年的结局是怎么开幕的.
1. 计划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跳了出来。(邱为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关于唐的目的是否是沽名钓誉，大家大可不必追究。别管他目的如何，打好仗就成。但首都保卫战实在是凶险，如他守不好，一世骂名就跑不了了。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仔细分析一下蒋唐的讲话就会发现，高层根本没有具体的计划。谁能保证云南的援军2个月就一定会到？蒋何时会下撤退命令？
可以得出结论：名义上南京是死守，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防守计划，只能说守到蒋下令撤退为止。这让部下如何去准备？
我们已经知道，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
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有的军军长师长在城内，部队却在城外，只能隔着城墙用无线电指挥)，如果真能贯彻，到也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一门心思的死守。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其一，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工事准备：
先是准备坚守外围工事(在复廓工事外)，花了很大力气去修，多日后又说兵力不足，改守复廓。复廓有部分水泥构建工事。且一直在加强。12日夜守军已散，居然仍有民工在赶工期浇铸水泥构件。
居民准备：
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物资储备：
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2. 战斗
大家都知道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恐怕拿不下南京。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老唐不愧是老生姜！怎么会上这套，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又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了。
这里唯一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有可能的是：唐向蒋谎报了军情，谎称城防已经崩溃，要求撤退，蒋认为既然崩溃了，那就撤吧，至少还可以撤回些人来。唐又害怕事后真相被发现，罪责难逃，於是又让军师长们签字盖章，呵呵，集体讨论的结果，蒋不会把大家都杀了吧？
桂永清反对撤退：说左翼(他的防区) 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我们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国军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12月12日南京城并没有被攻破，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 12月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最好拿张南京地图) ：
中华门方向：城外的雨花台陷落，但中华门没有失守。守军是88师，87师一部。12下午88师孙元良(也有人回忆是10日下午)想往下关(在长江边，有轮渡) 撤退，被36师制止，命其返回阵地。12日上午唐的长官部幕僚开会讨论撤退方案，孙可能得到了消息，所以开始撤了。如果唐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孙敢带部队擅自离开阵地？唐可是定了连坐法的！
12日下午，中华门外还有国军阵地，4时孙元良还在中华门城楼上！另：叶肇的66军一个旅12日已经受命入城增援中华门。
光华门方向：11日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12日日军光华门的日军“异常沉静” 。陈旅长只听见雨花台枪炮声比较密集，紫金山有稀疏枪声。
日军曾于10日“摸到了”光华门，但突入日军被全歼(当时的命令：恢复不了阵地拿头来见！谢承瑞团长亲自上阵消灭了门洞内的日军，还俘虏了一个。可怜的谢团长竟然在后期的混乱撤退中被踩死在挹江门前) 。11日日军只进攻城外的261，260旅的阵地。没有攻城，更不用提12日了。12日光华门连城墙上被日军轰塌的缺口都堵上了，害的陈旅长抱怨：11日最大的问题是伤员不能通过缺口后送了(日军的进攻不是最大的问题) 。
光华门城外的工兵学校的阵地，有说10日丢了，有说没丢。我的感觉是可能地域比较大，日军占了部分，国军也控制部分。 另：陈旅长说中山门外还有12门普福斯山炮，因为怕日军炮火压制而拒绝向他们提供炮火支援。不知真假？
中山门方向：日军猛攻城外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四方城，卫岗阵地(日军连城门还没摸到！) ，日军炮击了中山门城墙。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水西门方向：水西门在中华门的北面，受到的压力叫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在王耀武12日夜命令303团撤退前，阵地都在手中，撤退会议就是在城墙上开的)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我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呢。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12日从103师残部在副师长戴之奇的带领下从镇江退入南京。被安排防守中山门太平门一线。(万团长说是11日，但又说第二天中午唐已至浦口，我认为万记错了一天)。13日中午618团还在中华门战斗。
如果排除这些写回忆录的人串通好集体撒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12日除中华门外，南京城防没有大危险。通讯，组织都没有太大的失误。
3. 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
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
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 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
宋希濂部撤退是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 当时的命令是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36师掩护卫戍长官部从下关过江突围。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
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於是发生枪战，自相残杀, 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於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后来有人怪到日本人头上).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军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部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他们奉命想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但不知已经误杀了多少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
邱清泉很牛，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当时和各营团还有正常的通讯！) 。数个人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可以找些南京大屠杀的书看。 仔细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进攻日军大约5,6万人, 阵亡据说只有800来人.
大批国军官兵,换上老百姓衣服躲藏在安全区, 包括后来的秦汉他老爸,孙元良, 也是日军后来突入安全区搞屠杀的原因之一. 国军将领打仗化妆逃跑似乎很有传统, 孙司令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故伎重演, 再次扔下部队成功逃脱. 李弥也是化妆从淮海战场逃脱. 后来还在金三角当了一段时间的土匪王. 邱清泉怕是国军中还有点professionalism的, 最后在淮海战场被击毙.荒唐透顶的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
Panzerfaust (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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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之对日宣战书
中华民国三十(1941)年十二月九日
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以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与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能反省。在此时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陴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职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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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北沦陷, 南京屠城, 半壁河山落入敌手, 都不是宣战的原因. 买办只想敌人 "遭受实际之惩创后，能反省".这日本人和英米争夺亚洲殖民地, 相互捅起来狗咬狗了, 蒋买办就受不了了, 如丧考芘, "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 就"忍无可忍". 这蒋总统说到底其实就是一早期版本的中国萨大母, 米国英国利益的代理. 要指望他勒紧裤带认真发展国防必须的技术和工业, 那是做梦. 买办的最大志向就是买资源, 开血汗工厂出卖廉价劳动力, 代理西方的工业品, 两头剥削自己的国民. 发了财, 在上海搞搞金融三产啊, 开开妓院赌场, 平时里说说英语就行了.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买办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米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自己就说, 我不是中国人, 除了我这张脸. 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买办当权的国家, 是要亡国灭种的.
先帝伟大的一生, 犯过不少错误, 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买办和右派帮凶文人的仁慈. 当初XXXXXXXXXX（此处省略若干字）, 今天至少不会出现一位接鬼消气的猪当总理.什么是对南京沦陷70周年最好的纪念？
Panzerfaust (铁拳)
每年一到南京屠杀周年, 就有一帮子变态娘们一样的人跳出来, 哭哭涕涕揭老伤疤, 这次70周年嫌以前闹得还不够来劲, 和米国好来污一起同流合污的哭闹.、
其实南京屠杀发生了, 没什么奇怪, 一个软弱无能的国家, 就只能是任人宰割的命. 人类历史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弱肉强食的历史. 远的北美土人,
被Anglo种族灭绝, 现在哭都找不到坟头. 近的依拉克, 总统本来是米国的走狗,结果人家主人一翻脸就打进来, WMD没找到, 民主自由似乎也没有实现, 只是石油被米国公司控制了, 外带死了60多万无辜的伊拉克人. 这比例就好比解放军说要解放米国的黑人, 打进来, 搞死700多万米国人, so what ?
中国近代民族危亡，最大的教训其实是: 买办是亡国之祸.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
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接轨", 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被买办和帮闲文人们美化为“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一大半，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
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和民族危亡为结局的。(对比1949-59这10年,解放军从几乎纯步兵,发展到拥有3000架最先进的喷气战斗机,和100多个现代化师的现代军队,以及能生产喷气飞机,T59坦克和各型大炮的国防工业).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买办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外国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汉阳的亚洲最大钢铁联合企业, 1925年后烟囱就不再冒烟了, 而同期的日本独立发展的工业, 制造了当时最大的装备16寸大炮的战列舰长门. 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新的买办, 民航局长沈图也觉得米国的波音很好啊, 为什么还要造运10.
1937年的南京首都保卫战,10几万国军以众敌寡,粮弹充足,短短一个星期，却以总司令唐生智的不战而逃开始,国军的溃败和投降，和日军的大屠杀为结局.南京城破之时，满城的烟火和妇孺的哭喊声中，国军将领孙元良，廖耀湘之流，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放下武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逃跑偷生。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我们不能怪敌人残忍, 因为种族灭绝贯穿人类历史,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仁慈上是可笑的.年年搞什么纪念就更是TMD自露伤疤的变态娘们儿做派,有种象米国人那样在日本烧杀奸淫,无恶不做,还外带两棵核弹让敌人品尝被种族灭绝的恐惧感,结果是当今日本彻底阳萎成了米国床上死心塌地的二奶.
哭哭涕涕的变态娘们儿一样纪念1937年的南京屠杀, 不如纪念1950年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英雄, 简陋的步兵武器在一群男子汉手中成了WMD,把米国人从鸭绿江赶出了38线，占领了汉城.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的步兵推进速度,比91年米军在科威特的机械化推进速度还快.日本人参拜阵亡军人的神社,那是缅怀曾经是男人的自己, 被米国人亡了国,男人也就不是真正的男人了.正因如此,尽管里面供的大部分是和米军作战阵亡军人,怎么没见米国人反对?
而我们是年复一年的向米国的二奶抱怨, "你当年还没被米国阉了的时候居然强暴了我,WU...WU...WU, 你坏,你要承认你坏." 这TMD根本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和日本争宠的小妾,而不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对中国的男人来说,最好的纪念,应该在每年的冬天,最寒冷最阴郁的一个早晨,背上一支步枪去无人的旷野里跑上20公里,不需要说什么,也不需要修什么纪念馆,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亲身体验一下当年志愿军英雄们在清川江,长津湖的豪情,牺牲和壮烈,是比任何言语和文字都更深刻的对南京屠杀的纪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50年前先帝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男子汉们以巨大的牺牲完成了把中国从民族危亡和南京屠杀中挽救回来的使命,我们这一代应该做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把米国这黑老大,世界的癌症和万恶之源打翻,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靠种族灭绝，蓄奴贩毒发家的邪恶帝国，是该到清算其罪行，拿回北美和澳洲属于我们的那一份的土地和资源的时候了。
| 买办是亡国之祸： 80万中国人死亡的花园口事件 ：znamia 买办是亡国之祸： 80万中国人死亡的花园口事件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他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５０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事实上来讲，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死亡人数几乎三倍于南京屠杀。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也没法住了，没法住了，那就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该要饭去要饭。他没有啥了，他不去要饭？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决定把这盆脏水泼到日军头上，他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做出了堵塞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成功。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终于回归了故道。 |
中国核动力潜艇的命运, 从先帝时代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到先富时代的接轨共荣, 和平发展, 先富派的萎缩愚蠢, 从下面黄总的访谈, 可见一斑.
本刊记者：我国的核潜艇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作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师，您能对这段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吗？
黄总：核潜艇的故事可以从1958年说起。
58年有两件事情对我们工作影响比较大，一个是二机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在房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试验堆，另一个是我们按照“二四”协定转让制造的潜艇， 58年也基本告一段落。另外，这一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接着59年，10年大庆，赫鲁晓夫来了，我们正式提出希望苏联老大哥能帮助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非常傲慢：“核技术非常复杂，花钱很多，你们中国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研制，我们苏联有了，就等于中国有了。
你们把海军基地给我们用，我们的核潜艇可以帮助你们”。毛泽东主席非常气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此话立即传遍09战线，大家听了很兴奋。国家搞核潜艇是有决心的，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但是权衡下来，最重要，首先要搞的应该是“弹”。核动力比原子弹技术要求更严，核动力是可控的，原子弹不需要控制，要把爆炸威力变成可控的，技术要求更高。当时 “弹”还未爆，国家要把全部力量集中到“弹”上，09项目58年刚刚组建，开始预研，62年就开始下马，过了2年，这个项目正式解散了。
在于笑虹，刘华清坚持下，中央同意保留少数人继续调研工作，并维持了几个关键设备的研制工作。
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有此基础，国家可以抽出力量搞09了。于笑虹，刘华清有关领导抓住机会立即向中央打报告，要求09上马。65年报告批下来，同意！
此时面临困难仍然很多，核潜艇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都没搞清楚。
工作条件也很差，我们搞数据，要用算盘、计算尺算。为一个数据常常要发动一批人日日夜夜算。
中央批下来时有3个原则：
1、立足国内，艰苦奋斗
2、第一条艇带有一定试验性质，但建成后要可以作为战斗艇用
3、大力协同，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共同努力，把09搞出来
我们就因陋就简，创造上办法，能拿出点成果就算一点。我们绝不等条件，就算你等得及，国家也等不及啊。
不是没有资料，心里没底吗。一个一个解决。我们对国内科研技术力量调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了解我们生产能力到底有多大。没资料我们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集国外资料，美国第一个搞出来，他要吹嘘自己，所以报刊书籍里零零碎碎会透露些信息，但这些资料真真假假，不信不行，全信也不行。我们的做法就是3面镜子：一面放大镜――把有用的信息从信息堆里挑出来；一面显微镜――把信息汇总分析；一面照妖镜――要
去伪存真。
有个例子很有意思，核潜艇做导弹发射平台，精度不比陆基，因为艇的位置参数是不断变化的。美国搞了华盛顿导弹艇之后说，他这条艇精度能达到陆基水平，因为他提出一个技术措施――艇上装个65吨重的陀螺仪，陀螺运转，利用其高速，艇就可以稳定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纸，比较吃惊，因为陀螺除自身外还有很多设备来维持运转，这意味至少要增加一个很大的舱室给它，排水量、航速都要受不小影响。美国人真正的做
法怎样不得而知，但这个方法是比较笨的，是否就没有其他办法呢？我们试验条件很简陋，但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最后得出结论，不一定用这个陀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按我们的方法走，到试射时我们打的也很准。
当时我们在葫芦岛，因为这个地方水深，冬天冰冻期较短而且三面环山，保密条件也很好。现在葫芦岛成了旅游胜地了，当时可是荒山敝野的。我们种的树就算长起来也是歪的。伙食也很“绿色”，有一句俏皮话说我们是“早上土豆烧白菜，中午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道烧”。北方尤其冬天只有这个，有时候一年到头见不到一点油星。
文革时候，我们白天受批判，晚上再加班加点干。虽然很苦, 但还是很有干劲.
当年，我们自己总结了四句话，也算是座右铭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
有人会说这话听起来有些官套，我说那是因为你没经历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把它换成时髦的说法叫团队精神，不过那个团队精神往往是很功利的，和我们的四句话还是不同，我们做事可不讲什么条件，我们之所以做就是为了国家能硬着腰杆说话，因为我们中国人爱国。
当年同志们聊天说：“我们这辈子，如果将来在子孙面前说说我的往事的话，我们会说，我们这辈子没有虚度。”
09是65年正式上马的，不过58年到65年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立项，但预研没停，这期间的工作给65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65年上马后，才能搞的那么快。
再过2年，核潜艇开工，70年下水开始试航，74年交给海军。这个速度是很快的，而且我们的艇比苏美前几艘要强的多。有人讲你的艇下水是70年，鹦鹅螺号是54年，差了十几年，能不强么。不过你可以想想，我们70年代的工业能力、科研水平和美国50年代能有多大差距。
本刊记者：美国人研制第一代核潜艇鹦鹉螺、海狼是常规艇型，到1959年的鲣鱼级才变成水滴型，而我们的研制则是一步到位，当时是怎么做出这种决策的？
黄总：美国第一条是常规线型，因为当时美国还不敢肯定他的路走对了，这只是个试验，鹦鹉螺号完全是为解决核动力上艇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触及。
它的航速潜深都较低。同时他们又造了大青花鱼，这是为解决核潜艇长时间水下高速航行的问题，要研究线型如何适合水下航行，而非水上水下兼顾。两个都成功后，再合成搞了鲣鱼。
我们则是一步跳到鲣鱼，这个跳不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他们走的每一步，我们都要分析，那些弯路不必再走了，从他们的弯路里我们分析排除了很多不必走的步骤，所以一下子搞到位。
本刊记者：1988年，我国战略核潜艇水下发射洲际导弹成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总：88年，核潜艇进行了最后两个大的试验，算是总鉴定。第一个是深潜，反应堆全功率航行，水下大深度发射鱼雷。这个试验是在南海搞的，很成功。然后回过头来，到北海，做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两发，打的很准。中央领导立即打来电话祝贺，说“你们打的比陆地上还要准！”我一边感谢领导关怀，一边哭笑不得。严格讲，这话是不科学的，海上打，艇的姿态参数不断变化，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比陆基更准的。当时打
成这样，实际算侥幸，陆地上一个正误差，艇上一个负误差，两个正好抵消，所以打的非常准。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们第一次打洲际导弹，不是这次而是82年，在常规艇上进行的，失败了几次，最后一次获得了成功。在此基础上，才到09上搞。
09造价很高，不可能直接到它上面进行发射试验。
两个试验成功后，聂力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一喜一忧”。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很多军工项目都在下马。我高兴因为我打成功了，但大概明天我们就失业了。如果打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再吃几年饭，因为你们还会投资。
聂力听完也哭笑不得。果然，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盲目崇拜西方, 想接轨, 想先富起来, 一厢情愿的想和平发展.
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和平, 除非我们自愿做西方的附庸和奴隶. 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蒋日秘密接触事件汇总
| : yzy96 发布日期: 2010-2-20 查看数: 169 出自: http://www.fyjs.cn - 蒋日秘密接触途径主要有： 【一】陶德曼； 【二】乔辅三—中村丰一； 【三】贾存德—萱野长知； 【四】萧振瀛—和知鹰二； 【五】“桐工作”； 【六】司徒雷登； 【七】王子惠； 【八】钱永铭。 （【一】）陶德曼调停。 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愿意和中国和谈。 在收到日本发出的欢迎德国出面调停的信息之后，德国外交部担当起“递信员”的角色。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德国愿作中日之间的联系途径。 日方遂提出议和条件，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一）内蒙自治；（二）扩大华北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中日如能缔结和约，则华北行政权交给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亲日首长；（三）扩大上海非军事区；（四）中国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降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在华外侨权利。 在中国政府未作答复时，日方又提出新的谈判条件： 1． 中国抛弃亲共、反日、反满政策，并与日本及“满洲国”合作； 2． 在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3． 中、日、满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 4． 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蒋校长表示三点： 一、德国调停可以接受；二、华北政权保存是最低立场；三、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成为胜利者的看法”，日本切不可以胜者自居。 显然，双方要求相距甚远。陶德曼调停无果而终。 1938年5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改组，被一般人视为温和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对近卫声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四个条件：（一）强化内阁，以求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开始与中国政府和平交涉；（四）必要时取消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宇垣试图把被军方分割了的外交权真正收归外务省。在近卫认可这四项条件之后，宇垣就职。宇垣在就职后第一次会见外国记者时，暗示将来中日两国有讨论议和之可能，声称，如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可能会重新考虑其态度。此时，日本参谋本部也希望对近卫声明进行修正。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在6月向五相会议提出建议，要求“逐渐修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观点，并允许第三国的斡旋，以扩大有关处理对华战争的自由”。 国民政府也在战和之间徘徊不定。一方面，他仍未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索价太高，中国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太大。因此，国民政府在公开场合便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一）不放弃任何和平的希望；（二）这一和平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这既给日本人发去了中方仍然希望和谈的信息，也表明了中方的让步将是有限度的。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便如此表明了国民政府的立场：既声明“吾人之本愿在和平，吾人最终希望仍在和平”，同时又指出“唯吾人所谓和平，乃合于正义之和平。必如是，然后对内得以自主，对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义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 在中日双方高层都有意恢复接触的背景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通过多种渠道在暗中展开。这其中既有通过外交官员进行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接触，也有通过民间人士进行的非官方的但同时又具有强烈官方背景的接触。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条路线：（【二】）乔辅三——中村路线、（【三】）贾存德——萱野路线、（【四】）萧振瀛——和知路线。 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后，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向他表示祝贺。张群在贺电中期望宇垣能实现其中日亲善的一贯抱负。宇垣则回电表示：“日华两国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势，实令人遗憾。余昔日谈及之想法意见，今后定当竭尽最大的努力予以实现。”宇垣并询问张群能否出面会谈，但后来宇垣又顾虑张群的亲日名声可能会把事情弄糟，遂建议改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出面。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同意。 乔辅三、贾存德是孔祥熙的亲信，中村（中村丰一）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萱野（萱野长知）是赞助过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日本会员。 无论是乔辅三与中村会谈，还是贾存德与萱野会谈，都面临一个障碍。即这时日本并未彻底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仍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孔祥熙深知这条件中方万难同意，因此他致电萱野，表示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需的话，他作为政府领导人愿意承担责任，以他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代替蒋介石下野。 除了孔祥熙所控制的这两条渠道外，还有一条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所掌握的渠道。1938年8月间，何应钦的顾问雷嗣尚奉蒋介石、何应钦的密谕去香港活动。雷嗣尚通过其结拜兄弟萧振瀛的关系，第二天便与日本人和知鹰二接上了关系。和知系日本政府派遣，专门从事对华诱降工作。他当即表示愿意做和谈的沟通工作。后雷、萧先后飞回武汉，向蒋、何作了汇报。老蒋亲拟谈判原则，交萧振瀛带回。据抄录人后来回忆，蒋所拟定的条件内容大致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日本承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中日合作，共同防共；双方对战时所受一切损失，互不赔偿。 萧振瀛带着蒋开列的条件赴港与和知接洽。数日后，和知答复说：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此原则条件，一旦考虑成熟，双方应派全权代表进行会商，并称：希望由近卫和何应钦在福州进行会谈。后因蒋、何迁往重庆及送交报告者飞机失事，联系一度中断。而日军侵入武汉后，对和议亦不热心，此项接触遂不了了之。 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达到空前活跃的程度，其接触的路线、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为八年抗战中所仅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称之为（【五】）“桐工作”的日蒋香港—澳门会谈。 1939年11月底，日本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出任日本驻香港武官，其使命是策划建立与重庆间的联络线。铃木选中了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为目标。 12月下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以后日方查明此人并非真正的宋子良，而系国民党特工人员所扮）取得联系。数次会谈后，铃木提出由双方政府各派代表来香港举行会谈的建议。 “宋子良”于1940年2月回重庆报告。其后声称：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政府同意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会谈。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谈。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据称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铃木卓尔【据最近研究，中方代表全系假冒，其所出示的蒋介石的委任状均系伪造。这一会谈实际上未获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授权，是军统特工刺探日方动态并企图加以利用，以阻止汪政权成立的行动。参见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2）】。谈判中，在一些重庆政府看来不立时关系到其政权存废的非要害问题上，如在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权和经营权、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在附有但书的情况下同意作出让步。 然而，围绕着承认“满洲国”和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中日双方的意见难以调和。日本要求重庆公开承认“满洲国”，但中方代表认为，如果公开承认，“会引起国际上的误会，政府会失掉国民的信任”，还会引起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反对。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暂不讨论东北问题，中方将对已是既成事实的“满洲国”取默认态度，留待将来解决。但日本方面却不肯作任何让步。他们企图通过中国政府对“满洲国”的公开承认，确认“满洲国”的国家地位，使它对东北的侵略从此合法化。日本还以共同防共为借口，要求在内蒙和华北等地继续驻军，试图把这些地区长久地置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对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让，他们要求届时日本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在谈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延长日军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驻兵”一词（天津市政协编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香港会谈，中日之间未能达成协议。6月4日，双方在澳门开始举行第二轮会谈。澳门会谈仍然未能就“满洲国”问题和撤军问题达成协议。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双方意见看来难以一致，今后的会谈可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到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 待有关汪的问题解决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直接会谈。于是，日方代表提出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三巨头会谈的建议。澳门会谈结束。 中国代表于6月22日答复日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议，但会谈须在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地区举行。板垣和汪精卫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时提出，重庆政府须以书面保证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绝对保密”为理由，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7月25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而且要日方保证严守这次会谈的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是否合作的事务，国民党方面还要求日本把以上这些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国政府。显然，日方难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此后，日方为了换取中方用书面文件保证日、汪代表的安全，近卫首相和板垣曾写私函给蒋介石。此时中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 这期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月，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东条迷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9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命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观望形式的变化。至此，前后历经近一年的“桐工作”无果而终。 在这一时期，除“桐工作”之外，中日之间的接触还有（【六】）司徒雷登路线、（【七】）王子惠路线和（【八】）钱永铭路线等，但这些活动都还处于互探和谈条件的初级阶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那样由双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来谈判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始于1940年2月。 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受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委托，向重庆转达日方希望蒋政府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实行蒋汪合作的信息。对此，蒋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打下去，中国希望得到外国的贷款，以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又提出，中国需获得不受侵犯的保证，日军应从长城以南撤出，满洲问题则留待和平恢复后再作处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内容可加以修正。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转达给日方。同时，司徒雷登也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报告，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但此时“桐工作”的香港会谈已经开始，为避免多头绪进行所造成的混乱，日方暂停了通过司徒雷登的这一临时路线。 “王子惠工作”的时间大致与“桐工作”同期。 王子惠曾任伪维新政府实业部长，后辞去伪职，从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活动。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从速结束战争的想法后，将这一信息通过贾存德告知孔祥熙。孔要求王尽快与板垣取得联系。1940年5月初，板垣会见了王子惠，提出五项议和条件： （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经济合作；（三）取消汪精卫政权；（四）中日休战；（五）日方撤军。 板垣并表示他急切希望与孔祥熙会谈。孔认为这一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便报告了蒋。但此时“桐工作”已经开始，“王子惠工作”便被暂时搁置。经过一番筹划，8月下旬，王子惠作为孔祥熙的代表与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举行会谈，贾存德等亦参加了谈判。谈判中，贾发现王对日方让步太多，遂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会谈不欢而散。 “钱永铭工作”则大致始于“桐工作”结束之后。 钱系交通银行总经理，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颇深，时常居住香港。钱与日方在8、9月间就已有所接触。“桐工作”终止后，日方于10月下旬派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赴港，会见了钱永铭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条件。钱随即派人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蒋提出：如果日本确认两个条件，即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兵，中国方面就同意与日方进行谈判【沈予《论抗日战争时期日蒋的“和平交涉”》，载《历史研究》1993（2）】。11月中旬，钱永铭向日方转达了这一立场。 11月24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先允诺重庆政府所提的这两项条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会谈。但“钱永铭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内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策略，而主张应及早承认已于该年3月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汪政权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劝日方不要中“重庆拖延之计”，因为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渝方暂无和意”（《蔡德金编《周佛海日记》）。很快，主张承认汪政权的意见便压倒了主张继续与重庆政府接触的意见。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预定计划于11月30日与汪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宣布对汪政权的外交承认。至此，“钱永铭工作”也告终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关口。经历了这一高峰时期后，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显见减少。随着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国民党失去与日本媾和的兴趣。 1941年初，板垣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比日方以往所坚持的条件要大大后退了一步的谈判条件，表示日方愿意撤退山海关内日军、承认重庆政府、保证中国独立为条件，以期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并表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或举行中、日、美三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此时蒋校长对日方提议谈判的态度已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 参自《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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