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在华罪恶史

基督教的在华罪恶史

    

    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 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当时在华的许多传教士都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和帮凶。
    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是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间，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1842年6月当英军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7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对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洗劫，特别是对西北郊的圆明园，更是洗劫一空。圆明园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宫，综合中西建筑，聚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当时已经营了一百多年。宫内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罕见的典籍，著名的历史文物。侵略者供认，它是“世界最宏伟美丽的宫殿”，“他们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行宫内抢劫的事，今天（10月8日）简直作到极点，令人惊骇了。”为了消灭其掠夺罪证，这些强盗们又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天三夜不熄，壮丽的宫苑变成一片焦土。他们描绘焚烧圆明园的情景说，“火光熊熊的烧着，仿佛一张幔子……蜿蜿蜒蜒到了北京，黑云压城，日光掩没，看起来仿佛像一个长期的日蚀。”这座壮丽的宫殿和园林，就是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

    参与不平等条约的制定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皇帝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威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由是开创了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把基督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了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
    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传教士。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美国史学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写道：“美国人虽然在美国国内颇重视政教的完全分离，可是在中国，议定《望厦条约》时却有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参加外交工作并升任到最高官阶的则有伯驾。”伯驾于1855年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样，清朝政府就被迫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宽容条款”使中国的教会成为国中之国，中国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教民，他们犯了法，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因此，许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会，横行乡里。许多教案由此产生。
    泰勒•丹涅说，“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由于《北京条约》取消了《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对传教活动只限于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传教更加肆无忌惮。

    参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说：“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特别是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更是强行勒索房地产，大量霸占田地，扩展教会势力。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历次教案发生后也索到大量的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遍布中国农村的天主堂一般都有大量土地，农民称之为地主堂。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传教士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诉讼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给，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之计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法国使臣竟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此类案例伏首皆是。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追随者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2月17日在《字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应该坦白地告诉北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难预测的情况下，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很久以来，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在华外国传教士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
    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据点和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任美军情报官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军的情报官，还有委任状，写有“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隶属情报处”的字样。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用的。”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军送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西什库法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告中说：“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城都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以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还下令教徒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后来樊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但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假若让这座城（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的《拳乱笔记》中说，“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他论到传教士时说，“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今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周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一百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五十周年。值此世纪更迭、各国人民寻求理解、对话和和平之际，梵蒂冈却在台湾所谓天主教主教团的鼓动下，别有用心地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51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谓“封圣”，企图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们不纠缠历史，但绝不等于我们能够忘记历史。对于任何借翻历史旧案为其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人民是绝不答应、绝不容忍的。

（《环球视野》摘自2000年09月29日人民日报）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甘开鹏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政策 

    19世纪上中叶，美国传教士开始来华传播基督教。由于猖獗的对华鸦片贸易严重地阻碍了基督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美国传教士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出发，对鸦片贸易不断进行谴责，此举对美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早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第一个正式条约的签订及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考察，对美国传教士在西方对华鸦片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及其演变，以及它在中美关系史和鸦片贸易最终合法化上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 

    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中国通过礼仪之争产生了对基督教传人进行限制的后果，到了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开始严令禁教，乾嘉道时期则在进行禁教的同时又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禁海政策。中国对外贸做了严苛的规定，“任何胆敢违犯中国朝廷禁令者必将面临严厉的制裁，对外国传教士尤其如此。”在清朝严厉的禁教政策下，鸦片战争前美国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数量显得寥寥无几，仅在1820年由美部会正式聘请1807年已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任差会通讯员。直到1829年9月，埃力亚•裨治文（E。C。Bridgman）自神学院毕业后接受美部会的聘请赴中国传教，与“海员之友社”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一起，前往中国广州，成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第一人。裨治文为了实现其传播基督教福音、了解中国的理想，决心“立意传道，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所见所闻者，播之异土。” 

    裨治文到广州后，清政府禁教政策没有改变，外国人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裨治文并没有因中国禁教而放弃信念，他极力为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奔走。在马礼逊的倡议和鼎力支持下，裨治文和欧美来华传教士一道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裨治文被推选担任该报主编，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巴驾等参加编撰工作。该刊物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山川地理、军队装备、矿藏物产等进行详细调查和介绍，也报道中外贸易、外国人在华活动和讨论对华政策等。为了突出办刊特色，裨治文还在创刊号上概括地提出该刊研究的四个方面：第一，有关中国自然经济、地理位置的情况；第二，中国的商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中外通商贸易情况；第三，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法律等；第四，研究中国的宗教事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帮助西方尽快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文明，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形态，为建立其想象的“平等”的中外关系打下基础。这也是裨治文等欧美来华传教士和商人创办《中国丛报》的指导思想。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由于政治原因，以及其密友罗伯特•莫里森和许多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受雇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裨治文谨慎地避免公开其观点，要求美部会不要轻易将其对鸦片贸易的观点发表在《传教士先驱》（Missionary 
    Herald）杂志上，以避免与英国当局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当裨治文在中国的声望逐渐扩大之后，他开始更为公开地抨击鸦片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主要赞助人是坚定拒绝参与鸦片贸易的纽约慈善商人奥立芬（D。w。C。Olyphant）。19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泛滥进行了深度描写。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了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中国丛报》从1837－1840年也发表了多篇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作为西方国家了解在华鸦片贸易罪恶的主要窗口，《中国丛报》对早期美国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其中，裨治文撰写的《对华鸦片贸易史》、《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等是当时很有分量的谴责文章。在1839年发表的《论当前鸦片贸易危机》一文中，裨治文呼吁，要“首先讨论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强调，造成鸦片危机的首要原因是英印政府“低下的道德状态”，而且“孟加拉（英人）的道德水平也就是其祖国（即英国，引者注）的道德水平”；鸦片贸易使英国这样一个“主要基督教国家”，处于“与她的责任和荣誉不相称的地位”，而中国的“异教徒政府在反抗由一个基督教民族施加的道德沦丧的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原则性力量”，则必将“发挥它的作用。” 
    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输入量剧增。据不完全统计，1800－1804年间，鸦片输华量每年平均3500箱；1820－1824年问，每年平均增至7800箱。到1838－1839年间，竟达35500箱。鸦片的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并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吸食鸦片之风，由达官贵人殃及绅商百姓及军队官兵。魏源曾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稿人形骸，患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836年，清朝政府高级官员就解决国内鸦片泛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甚至考虑到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可能性。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的官员主张，“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变通办理”；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乃用旧制度，准予夷商将鸦片照药料纳税”，以达到鸦片走私的不禁而绝。但以内阁学士朱峥等为首的官员则上奏批驳驰禁论，指出鸦片“消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裨治文也期望尽可能地促进鸦片贸易问题的公开讨论，并决定在《中国丛报》开辟一个研究和争辩鸦片贸易问题的专栏。1836－1837年间，裨治文和卫三畏在《中国丛报》刊登了17篇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其中多数文章阐述了鸦片对中国道德、商业和政治生活所产生的罪恶影响。裨治文本人也针对鸦片种植和贸易撰写了多篇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他相信“博识的公众将显而易见地认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并期望终止这种贸易”。在《罂粟之耕作》（Cultivation 
    of the 
    Poppy）一文中，裨治文参考了西方鸦片研究文献，评论了罂粟的耕作方法和加工程序，描述了它在英国殖民地印度的耕作及传人中国的历史过程。然而，裨治文当时还未非常直接地抨击对鸦片贸易应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些西方商人或政府官员，因为一些鸦片走私商人如英国商人威廉•加尔帝（Willianm 
    Jardine）、怡和洋行马地臣（James Matheson）及兰斯洛特•登特（Lancelot 
    Dent）等都是裨治文及其同事所成立的慈善组织的主要赞助人。尽管如此，裨治文还是尽其所能地揭露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危害，并援用中国学者的论述认为“鸦片吸食是由外国人播散于国人之中的悲惨的灾害……。”然而，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努力及《中国丛报》的呼吁无法阻止鸦片贸易走私活动。英国在华公司通过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轻易地压制了国内反鸦片贸易舆论，挫败了推动英国政府单方面终止在华鸦片贸易的努力，而美国的一些公司（如拉塞尔公司）也逐渐地卷入了非法的鸦片贸易活动，并与英国联合，抵制反鸦片贸易的舆论和行动。 
    道光皇帝深感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的严重威胁，1836年10月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奉旨抵达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合作开始查禁鸦片。 
    在清政府禁烟运动开始之后不久，1837年3月24日，部分美国在华商人集体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以奥立芬为首的在华美国商人在请愿书中宣称了他们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表示“无论是从道德的和慈善的方面来考虑，还是仅仅从商业贸易的角度考虑，我们都非常希望看到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在中国的结束。”该请愿书也向美国政府告知在华美国商人同意与林则徐具结保证书的决定，声明他们相信中国政府禁烟运动的决心，将会“进一步禁绝鸦片贸易。”美国在华商人向美国国会所呈递的请愿书实际上包含了裨治文、卫三畏等美国传教士所长期追求的心愿，尽管他们意识到鸦片贸易问题可能会引发中英两国的矛盾激化，但他们还是将这一行为看作是迈向结束鸦片贸易的“一大步”。因此，裨治文在向美部会呈递报告时写道：“鸦片……正向走私者显示法律效力。我们相信鸦片走私者已受到致命的打击，英国、印度及基督教界现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鸦片贸易的罪恶性。”接着，裨治文又在《中国丛报》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当西方国家适时地觉察到这些他们长期以来所纵容的可怕罪恶时，他们不仅将终止以前的活动，也将像真正的基督教博爱主义者一样努力弥补其所造成的悲哀。” 

    美国来华传教士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1839年9月，在林则徐收缴鸦片和英国退出广州之后，美国来华传教士向美部会报告了他们在华情况，并阐述了最近中国政府禁烟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该份报告中，美国传教士将鸦片描述为“几乎是最大的罪恶，超过了奴隶制度……”，并指出正是由于这种“流动性毒害”导致了目前的中西外交危机。他们断言道，鸦片问题最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人、文明国家、甚至基督教教徒已成为从事鸦片供应和销售的主要掮客的臭名昭著事实。” 

    二 传教士对美国鸦片贸易政策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尤其是《中国丛报》对美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的影响。正如早期中美关系研究专家泰勒•德纳特（Tyler 
    Dennett）所说，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丛报》发表的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博爱主义关注，他们对鸦片贸易罪恶的报道也是影响民众舆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美国政府当时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在华鸦片走私，禁止美国商人从事与鸦片贸易有关的任何商业活动。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代表美部会在广州设立传教士医院的彼得•帕克（PeterParker）在奥立芬的赞助下返回美国旅行，向美部会和美国公众传递有关中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最新信息，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再次传递给美国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纽黑文（1637－1638美国清教徒住于此地）逗留数日后，帕克怀着“引起政府高级官员关注中美关系”的目的前往华盛顿，受到了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和国务卿约翰•福塞思（John 
    Forsyth）的会见，并被引见了颇有影响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参议员——美国下一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对帕克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要求帕克呈递一份报告。在精心准备的报告中，帕克建议美国政府介人中英冲突，调解双方矛盾，他认为，“中国政府只是期望通过一种‘保留颜面’或‘声誉’的和约方式来恢复中英商业贸易关系，同时又能达到终止鸦片贸易的目的。” 
    尽管帕克向韦伯斯特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所呈递的建议未能促使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中英矛盾的调停，但他在向各种组织机构的布道演讲过程中，使中国的鸦片贸易问题受到美国政府和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使中美关系成为国内日益突出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密切关注这场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潜在影响。同时，为了同鸦片贸易划清界限，美国政府多次强调自己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1842年4月，美国海军准将劳伦斯•加尼率美国东印度分遣舰队抵达中国海面，以保护美国商人的利益，并“阻止和惩罚美国人或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国旗为掩护所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1842年4月，加尼到达澳门后发现一些美国商船的确从事着鸦片走私活动。为了向中国政府明确表明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加尼率抵达广州后立即致函美国广州领事馆副领事，要求公开通告美国在华商人：“美国政府不支持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美国商人在中国港口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因鸦片走私而引起的法律问题将不可能从美国政府获得任何支持或外交介入。”另外，加尼率还向中国广州总督耆英表示，他将“调查美国商人所从事的鸦片走私活动，不允许美国商人或任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从事非法走私贸易。”虽然加尼率缺乏有效惩罚鸦片走私者的法律手段，但他还是尽量地向中国政府、美国在华商人表明美国反对鸦片贸易的坚定立场。不同于英国来华商人，许多美国商人也认识到了鸦片贸易的消极影响，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曾说：“我之所以要谴责鸦片贸易，是因为它犹如一座分隔基督教和世界上4亿人民的坚硬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鸦片战争时期，尽管许多美国在华商人，甚至美国广州领事馆领事保罗•福布斯（Paul 
    s。Forbes）都涉及鸦片贸易活动，但美国和英国当时对鸦片走私的立场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美与清政府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也表明了这点。 
    19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10月8日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虎门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虽然都未提及鸦片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中英两国谈判的重要问题之一。《南京条约》谈判期间，璞鼎查正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耆英在书面答复中说：“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实质上默许了鸦片走私。《虎门条约》签订前，英国政府仍要求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因不同意清政府提出的纳税条件而未达成协议，《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走私较战前更加猖獗。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西方列强趁机派出专使来华瓜分利益。1843年底，美国政府派遣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通过威吓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美国全权专使顾盛来华使美国传教士看到了一丝希望，期望美国能够通过正式的条约形式来反对鸦片贸易。美部会一向以来都禁止其在东亚的传教士参与任何政治外交活动，但它的执行委员会却对顾盛代表团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关注。1843年6月，美部会秘书长鲁弗斯•安德森（Rufus 
    Anderson）在给裨治文的信中提到：“据我们的理解，美国代表团的外交目标与你们的使命存在着一致性，尽管不完全一样；我们相信，该代表团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助于宗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由此可见，美部会对其禁令做出了例外安排，允许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美国代表团在华期间的政治事务，并为其提供极为关键的咨询和翻译服务。安德森还特别向美国政府代表团推荐了裨治文及精通中国事务的帕克，协助顾盛进行中美条约谈判。实际上，顾盛赴华前夕，国务卿韦伯斯特在给他的训令中强调说：“要表白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不但不支持它的公民做任何种类的走私，而且宁愿放弃对这类商人的一切管辖权，也不会出面袒护，使他们不承担他们本身非法行为的后果。” 

    经过初步的商议，裨治文和帕克等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其主要条款成为最终中美《望厦条约》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对美国传教士来说至关重要的条款，即与非法走私相关的条款。最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美国专使顾盛强迫清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该条约规定美国享受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比《南京条约》的规定有所扩大；并规定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中英《南京条约》规避了有关鸦片贸易问题，但中美《望厦条约》的本文和附粘税则中，都明确规定了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33款规定：任何美国公民“凡有擅自向别处不开关之港口私行贸易及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该条款是英美两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重大差异，也是美国来华传教士长期反对鸦片贸易活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 
    令美国传教士失望的是，鸦片贸易问题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南京条约》第9条规定：“凡因与英人有关，或在鸦片战争中与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全部释放。”中美《望厦条约》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范围，条约规定：中国国民与美国国民发生诉讼事件，美国国民由美国领事等官员捉拿审讯，按照美国法律与惯例处理；美国国民在中国与别国国民发生争议，“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无权过问。由此，清朝对美国国民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这就导致了条约中有关禁止鸦片走私的条款成为空文。根据条约，清朝政府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这让美国传教士或多或少看到了进一步在中国传教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鸦片战争最终未能禁绝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严重挫折感。尽管美国专使顾盛及其传教士顾问裨治文等真诚地期望通过官方承认鸦片贸易的非法性来禁绝鸦片走私，但美国政府从未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来限制在华美国公民的鸦片走私行为，在《望厦条约》签订之后，鸦片走私有增无减，美国来华传教士期望通过条约：来终止鸦片贸易的幻想最终破灭了。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传教士在促使美国政府公开反对鸦片贸易、禁止鸦片走私方面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传教士对西方鸦片走私者的抨击似乎在逐渐减少，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美国传教士已“迅速转变立场”，将鸦片战争的不公正结果解释为上帝为该民族的最终拯救所做出的不可避免、难以预测的安排。美国传教士将鸦片贸易合理化的态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鸦片贸易的道德谴责，但这种态度的转变的确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无奈地默许了鸦片走私的继续扩张。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中国丛报》有关鸦片走私抨击的文章也基本上停止刊登了，但为鸦片贸易寻找合理化根据的文章却多了起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既不敢再“禁烟”，又不便宣布“驰烟”，清朝贪官污吏也纵容着鸦片走私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驳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一种公开的、畅通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消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当时英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 

    三 《天津条约》：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及美国对华鸦片政策的转变 

    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量迅速增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马士《关系史》第一卷表庚中的统计数字，1845年鸦片输入量已达到32859.5箱，其中仅英国对华输出鸦片总值每年就高达500－700万英镑，大大超过其对华工业品输出的总值，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人民极端贫困，更无力购买西方工业品。为保持高额利润的鸦片贸易并且使之合法化，同时扩大工业品的销售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英国政府，一方面提出所谓的“修约”要求，一方面寻求策划新的侵华战争。 
    根据《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西方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建立了教堂，进行传教，此时，美国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却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虽然他们仍然关注着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的致命性影响，但他们开始更多强调因鸦片走私而导致中国民众对在华西方人态度的消极影响。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民众通常将西方鸦片走私与基督教传教士联系起来，认为西方传教士放纵鸦片在中国的泛滥，是鸦片走私的帮凶。在许多新开放的条约港口，西方传教士经常被中国人认为是借着基督教传教幌子从事一些非法贸易活动，并且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也在日益减少。美国传教士在各个通商口岸的传教经常受到鸦片问题的困扰。莱曼•皮特（LymanPeet）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传教中，人们谈论最多的莫过于鸦片问题，经常被中国人责问鸦片走私的深重罪恶问题”。裨治文的密友威廉•艾奇逊（William 
    Aitchi－son）也提到，在上海传教期间，鸦片是“最经常受到质疑的话题”，已成为“基督教传播最为可能的障碍”。1851年，卫三畏在《中国丛报》上发表文章，试图解释在中国新开放港口布教效果甚微的原因。他提到：“基督教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挫折主要是由于上帝对在此传教事业的反对，也基于基督教声誉与鸦片走私联系在一起的原由。”由于鸦片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及西方商人从事鸦片走私的事实，西方来华传教士成为谴责的主要目标，基督教的声誉也因而受到极大的诋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传教士认为，鸦片贸易已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障碍。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传教士并没有因为鸦片贸易成为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障碍而积极地要求本国政府禁绝鸦片走私，相反，许多传教士开始考虑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途径。传教士为其立场转变所寻找到的合理化依据是，鸦片贸易合法化可以从根本上杜绝与现行禁烟体制相联系的腐败行为，也可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质疑。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显著转变也在《中国丛报》所刊登的文章上表现出来。一位商人匿名发文为鸦片合法化辩护，该文提到了现存体制“支持大量海盗和走私者从事最为可怕的、凶残的贸易活动，……如果鸦片本身没有罪恶，那么这就将使从事走私鸦片的人蒙受羞辱”；而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未能促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使得在华商人被中国人看成是“不受约束的流氓”。文章辩解道：“中国商人在与我们交往过程中，忽视了我们所有的良好行为，却时常谴责我们（鸦片走私）的主要过错。”虽然裨治文和卫三畏等并不期望过于草率地改变他们在鸦片贸易上的立场，但他们明显地表示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在另一篇支持鸦片合法化文章的序言中，他们写道：“尽管我们不能，至少目前不能表达赞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观点，更不能断言：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及其引起的罪恶将会消失的论点。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整个鸦片问题…值得（进行）深入地、各个方面的探讨，我们邀请读者们参与，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中国丛报》又刊登了几篇支持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文章，显然，该报的编辑们开始成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支持者。实际上，在1855年前后，美国传教士的鸦片贸易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对中国民众遭受鸦片深重危害的人道主义关怀转变到对因鸦片走私毁坏西方人整体声誉的关注。美国传教士鸦片问题立场的转变对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及美国政府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实行“内禁外不禁”的政策，但并没有完全地废除禁烟法令，鸦片贸易在某种程度上还受着限制。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接连要求清政府发布取消禁烟的谕令，均遭拒绝。鸦片贸易既受道德的约束，又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因而英国政府极力追求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1842年8月的谈判会议上，璞鼎查为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竟无耻声言：“若将鸦片的入口使之合法化，使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这样便可：将走私的方便大加限制，下便人民，上裕国库，岂不甚好。”1854年，英使包令重申此项要求，包令在其所谓“变通”条约清折中提出“将鸦片土一项准其一律进口，报税公允。”清政府代表崇伦遵旨指出：“至通变税则会同变通鸦片进口报税一事，查贵国既系万年和约，似不应另有异议。”1857年英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在给特命全权大使额尔金的指示中，要求他“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但由于清政府并未解除起禁烟法令，鸦片贸易一直未获得法律上认可，仍属违禁性质，英国政府“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化地位”的要求屡遭清政府的拒绝。 
    为了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权，并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1854年英国联合美、法两国，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交涉。要求开发中国内地和沿海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内地税等一系列不平等要求，但清政府只同意减轻上海关税，拒绝了其他要求。于是，英、法分别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并于1856年10月23日发动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同意进行全面修约，英法联军于1858年4月进攻天津大沽口。美国和俄国采取了“观望”政策，美国在战争一爆发就派遣了专使列卫廉（William B。Reed）赴华，以获取同样的“修约”特权。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各乘兵舰抵达白河口外，并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性条款，要求派出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与前专使顾盛一样，美国专使列卫廉也完全依赖于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和马林进行《天津条约》谈判。在卫三畏等到达天津之前，列卫廉实际上是让裨治文作为临时顾问帮助处理一些政治事务，并评价裨治文是“稳妥而又最重要的顾问。”鉴于美国传教士在整个条约谈判过程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列卫廉后来写道：“若没有他们（传教士）的服务，我在中国将无法迈出一步来履行我的使命，无法阅读、书写或理解中方官方信笺或条约规定。” 
    然而，中美《天津条约》在鸦片贸易问题上却保持了沉默，在《天津条约》对鸦片贸易所表现的立场并非意味着列卫廉在条约谈判中忽视了这一问题，列卫廉来华之前是坚决地反对鸦片贸易的，并受美国政府指示要在新条约中重申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但是，当他到达上海之后，列卫廉发现多数外国在华居民包括美国传教士都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是消除鸦片走私、禁绝鸦片吸食的优先考虑途径之一。毫无疑问，列卫廉的传教士顾问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1858年3月，卫三畏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中国官员）引证了第六条反对英国人的戒律，宣称他们绝对不会信仰基督教，因为西方人正为了获利而用鸦片杀害中国人。”中国民众将基督教与鸦片走私联系起来的态度使多数美国传教士大为恼火，也更加使他们坚信鸦片贸易合法化是缓解中国民众对西方人及基督教仇视的重要方式之一。 
    美国传教士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列卫廉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及后来中美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列卫廉清楚地认识到，要迫使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就必须采取武力威胁，而这是与他本人的政治价值观及美国政府反对鸦片贸易的立场完全相违背的。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一种“观望”政策，即依靠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以“最惠国待遇”条款攫取更多的殖民地特权。基于这种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列卫廉在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始终避免涉及鸦片贸易问题，而决定以一个更为详细的补充性商业协议来解决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 
    1858年6月初，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开始了谈判。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俄、美代表则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从中渔利。迫于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请政府在天津分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议和谈判中，英国外相克勒拉德恩伯爵指示全权特使额尔金通过谈判，达到“以完纳关税把鸦片贸易置于合法地位”的目的，从而顺利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达成“和议”，在中方代表大学士桂良等即将赴沪谈判前，1858年8月27日，咸丰皇帝密令其在谈判中可以全免洋货关税与鸦片弛禁为条件，换取罢议公使驻京等条款，“为一劳永逸之计”。1858年10月13日，中英上海税则谈判中额尔金正式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屈辱条款。同年11月，清政府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鸦片’改名‘洋药’，准其进口，每百斤交纳进口税三十两。向来洋药……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对于这一条约，时任外交官兼翻译的卫三畏评论道：“为了不准这种毒品通过海关进口，中国政府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抵抗，现在却已让步；以南京条约而结束的鸦片战争终于胜利了。那些可尊敬的英国商人和政府自此以后再也不必为走私这项商品而感到耻辱了。……我确信这是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最好处置，对于这一荒唐的罪恶闹剧来说，合法化是更为可取的方式；鸦片公开的进口使我们也更为心安，再也不需要鸦片驳船和贿赂毒品巡视员了。”这是卫三畏等美国传教士在将鸦片贸易合法化责任推给英国当局时所表现出来一种矛盾心态，由于“在中国扩散鸦片所带来不道德和走私的标记已去掉”，他们也同样“不必为走私这项商品而感到耻辱了。”因此，为了使他们的良心免受谴责，也可能是为了更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美国传教士们最终改变了初衷，帮助西方列强在中国铺平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道路。 

    四 结语 

    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来华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影响。虽然商业和政治利益也决定着其对华政策，但美国来华传教士对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主要内容影响甚大。的确，美国来华传教士对汉语的掌握及与清朝官员交往的经验使得他们成为美国外交代表团不可或缺的外交助手，他们的立场和信仰对美国在东亚的外交政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遗憾的是，在《天津条约》谈判过程中，美国传教士由于鸦片贸易观的转变及利益冲突最终未能够提出阻止鸦片贸易在中国继续扩张的积极性措施。鸦片贸易合法化为鸦片大规模的向中国输入铺平了道路。正如凯思琳•劳德威克（Kathleen L。Lodwick）所指出：“鸦片贸易合法化显然不能减少（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反而导致鸦片吸食数量的逐年增加。”美国来华传教士支持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立场可以说是美国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认可鸦片作为对华贸易商品的主要动因之一，从而使美国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因此，美国来华传教士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前曾强烈地抨击鸦片给中国民众所带来的罪恶，并坚决地通过《中国丛报》呼吁禁绝鸦片走私，但在《天津条约》前后，其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最终导致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的改变及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28期，摘自《美国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