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文化界》：一本文化人经济生活的写实之作
作 者： 陈明远
出 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
定 价： 36元
出版日期： 2011-08
文化人议政、参政，本来是我国自古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感召下，这一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而且赋予了现代政治意义。抗日期间，文化人反腐败斗争的事迹很多，本书仅举出反对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的案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自兼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孔祥熙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国银行总裁，实际主持日常工作。迁都重庆以后，1938年3月国民政府改组战时机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大后方财政经济的首脑。
由于宋美龄的裙带关系，连蒋介石本人对大姐夫孔祥熙都有点奈何不得。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之后，独揽中国财政金融大权达11年之久，其间连蒋介石本人都无从确切得知真正的财政运行状况，孔氏真可谓权倾一时。
为何蒋介石长期重用孔祥熙主管财政？
蒋介石究竟为什么如此重用并纵容孔祥熙呢？
说来复杂，但总而言之一句话：蒋介石的连襟和亲信孔祥熙善于理财、敛财，切实保障了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
抗日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攻势，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等税源大部丧失。孔祥熙具有相当聪敏灵活的理财和敛财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办法，促进大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基本上保障了战时军政与民生供给，加强了金融管制。孔祥熙采取下列主要的财政措施，倒也确实颇有成效：
改进战时税制，建立国库网
虽然征税地区减少，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工商业和民众的税负加重。“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杜绝了一些地方官吏 “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的积弊。
田赋征实和产品专卖
1941年，原来分属各省的财政收入，都统一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国库收入，并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孔祥熙口头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统筹”，实际上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体恤民众生活，把杀鸡取卵的行径，视为“理财的良策”。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使国家垄断资本进一步膨胀，剥削“天府之国”的农业和民族工商业，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扩大通货（增印法币）来支撑。豪门国蠹，世人侧目。
所谓孔氏家族，就由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妻及其子女合伙经营。对抗日期间“宋氏三姐妹”的表现“宋霭龄爱金钱、宋美龄迷美援、宋庆龄亲苏联”，此话当真不假。宋霭龄确实对金钱有特别的嗜好，她通常含而不露地在幕后密谋操纵，而老公孔祥熙在前台出色表演。妇唱夫随，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
孔祥熙对于捞钱这门本领的心得体会是：“趁手中有权的时候赶快弄！”他当上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后，绝不放过机会。孔祥熙夫妻店最精彩的表演莫过于假借“国家专卖政策”，垄断烟草、食盐、火柴、食糖四种日常必需品的经营权，实际上从民族资本家手中强行夺取经营权，形成由孔氏家族垄断的局面。这就意味着财源滚滚不断涌入孔氏家族（以及姻亲宋子文）的腰包。
他们直接经营的商业机构主要有
孔祥熙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
宋子文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至于宋美龄自己只在中美实业公司有股份；陈立夫果夫兄弟家只在棉花运销公司有股份；由上述实际情况看来，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两家私有的企业很多，而陈氏兄弟主要管党务，私有的企业非常少；蒋介石则迷恋于抓政权、亲英美，他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
因此过去所谓“四大家族”主要是宋家（宋子文）和孔家（孔祥熙）这两家。
此外还有许多官僚资产阶级和军阀权贵派系，兹不一一列举。
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损公利己，富得流油；而广大百姓、一般公务员和教师等生活压力越来越重。贫富悬殊，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很多人表示不满，但也实在无可奈何。
【附注1】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的措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银圆，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银圆，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银圆，每月赤字达700万银圆，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10月29日，蒋批准宋子文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长达11年之久。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全力以赴地扩展国民党官僚的垄断资本。而蒋对孔祥熙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抗战前夕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若干地方上的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务信誉”，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孔祥熙在担任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党国所有的一家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中央银行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库转账，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后，就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民族资产阶级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1934年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雄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备，于1935年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0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以加强买办官僚资本集团，达成了对中、中、交、农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路。
【附注2】
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1933年“废两改圆”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圆等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1935年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抢运出境，使中国的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上海、南京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
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3日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祥熙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利用英、美在华利益受到日本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和美元之后，英、美表示给予实际支持。
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垄断了金融、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而孔祥熙家族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全国的豪门首富。
国民党权贵巨额财产之谜
1949年以前，蒋介石、“四大家族”及国民党高级官僚掌握了中国主要经济命脉，他们集权、财于一身，究竟他们的财产是多少，许多研究民国史的学者都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一向众说纷纭，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并已形成了凭借其资产控制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说法的由来非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会各界及民间舆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的私人财产情况即多有揭露，并有严厉的批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但实情如何，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该校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璈（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日本特务机关1939年10月17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 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不过因该调查报告尚无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有人认为这个“名单”是日本特务机关夸大甚或假造的，情报来源不明，且没有确凿的佐证，姑且存疑。但如果证实这个报告调查数字可靠，有所依据的话，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有大量私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相当可观。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法币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法币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193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法币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这还仅仅是他们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数，在其他城市和中国以外的外国银行和华资各银行中，他们有无存款？如果有，想来也不会是小数目。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不遑让人，“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第三，按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俸标准，他们显然不可能凭工资积聚如此巨额的财产。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圆，当时的银圆与币制改革后的法币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更遑论他人。从1927年国民党上台至1939年不过短短12年时间，其高级官员居然能够有如此巨大数额的私人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一般情况下，这些渠道无非两条：合法与非法。
如果这些财产来源合法（如经营所得或继承祖产），外人无可置论。但即便如此，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在经营中有无特权，有无下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对上“报效”，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何况，在当时民众普遍收入水准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如此“富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十分正常的。如果这些财产来源非法，则必与贪污腐败相联系，更兼上行下效，贪污腐败之风在国民党内迅速蔓延，至抗战胜利后更一发而不可收。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由盛而衰，最终失败，于此调查或已可窥见其重要原因。
第四，从上述调查所列官员的存款数，可以推论国民党其他官员的存款亦不在少数。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不少高级官员流亡海外当寓公，在没有薪金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其生活，或从此调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调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后之继续研究，但它至少给了研究者们若干具体数据，可以多少建立一种参照，以使我们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问题不至于完全凭印象或感觉行事。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日渐深入，这个问题或终可找到答案。如谚语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历史的暗角终会揭开，历史之谜终会大白。
马寅初指责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
在国民参政会内，敢于诤言的代表人物有马寅初、傅斯年、何廉、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钱端升等，他们是“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而力主公道的报刊有《大公报》、《文汇报》、《新华日报》、《新民报》、《世纪评论》及重庆《世界日报》和昆明《朝报》等。
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抗战爆发前就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经济与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抗战初期，他以专家身份考察战时经济，对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发国难财极为不满，他将这种情况概括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1938年，马寅初有针对性地提出征收“战时财产税”。他说：“政府对发国难财者应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戒。”这个矛头直接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
于是就有人奉命前来劝说马寅初，说可以把重庆北碚立法院的好房子让他居住；若想购买黄金，只要他提个数字，可以立即照办；若要去美国考察，不论长住或短期都行，经费不成问题。马寅初心里明白，遂发表“严正声明”：
（1）在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2）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3）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
马寅初1938年于重庆
马寅初当时为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兼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商学院院长。在高校任职，马寅初有了抨击国民党的更大平台。后来孔祥熙通过马寅初的友人传话说，要任命马寅初为财政部次长。马寅初一口拒绝：“不做官，不当议员！”利诱不成，有人给马寅初寄来子弹，但马寅初仍未退缩，丝毫不为所动。
蒋介石嘱咐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陪同马寅初来见他，蒋对叶元龙说：“我要当面同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叶怕碰钉子，就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这个消息，可马寅初回答说：“叫校长陪着我去见他，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吧！”又说：“文职人员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虽生气，也只好给自己找台阶下，对叶元龙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不去见蒋介石。（又传闻此时蒋介石提出三个职务任他挑选：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全国禁烟总监。此说未见过硬的证据，不确切。录此备考。）
国民政府不得不接受了马寅初的合理建议，（也是出于增加国库收入的利害关系），对于高收入者增辟税源，在1938年 1939年先后开征了“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
马寅初又多次在公开演讲中要求将孔祥熙、宋子文撤职。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 下等人 出力， 中等人 出钱， 上等人 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 上上等人 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他指名道姓地点出 “这种猪狗不如的 上上等人 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他的演讲，大受欢迎。但孔祥熙的权势毕竟炙手可热，岂能放过他。1940年12月初，孔祥熙要求蒋处置马寅初。蒋给卫戍司令下达手谕，12月6日将马寅初押解到贵州息烽，美其名曰“休养”。蒋如此目的，无非是想借此吓阻煽动社会对孔祥熙的不满情绪，当然也是应付孔祥熙。
师生祝寿为救院长
马寅初被软禁后，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以庆祝马寅初六十寿辰为名，掀起了著名的“祝寿运动”，抗议当局对马寅初的迫害。
在用教室布置而成的祝寿大会寿堂，正面高悬“明师永寿”的大寿幛，四壁满挂各方致送的寿联，其中有一副是董必武、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书赠的“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做伴，支床有龟”。这副贺联由董必武亲笔撰写，上联赞马老桃李满天下，又指出寿堂里缺了老寿星，下联颂马老情操高洁，用“有龟”的谐音希望马老早日归来。一语双关的贺联在独缺寿星的祝寿会上，引起轰动。
就在这次祝寿会上，师生们通过了修建寅初亭的倡议，来宾们纷纷捐款。为扩大“寅初亭”的影响，商学院李新邦同学自告奋勇请冯玉祥先生题写了匾额。在国民党当局的干扰下，同学们在校外先把草亭的架子做好，然后运进校园拼装。一夜之间，寅初亭就修建了起来，之后同学们还自发看守、保护寅初亭。1942年8月，国民党当局终于迫于压力释放了马寅初。
马寅初仍然将抨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 ”的两大贪官身上。强硬态度始终如一：“蒋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 大义灭亲 惩办孔祥熙、宋子文，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 家族英雄 ！”（ 参看杨建业《马寅初传》第63页；邓加荣《我国经济学泰斗 马寅初》第108页）。
傅斯年坚持弹劾孔祥熙
1938年傅斯年已经整理了孔祥熙违法乱纪的人证、物证，写信给蒋介石，认为孔“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但信到蒋介石那里，都被搁置。傅斯年在两年后的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提起“先生去年来信，以为我怪先生前年劝我不攻孔之电”，可见1938年胡适曾在电话劝他不要攻孔。
1940年夏，物价飞涨，怨声载道。众所周知，只有惩办囤积居奇者才足以平抑物价。蒋介石亲自下令缉捕，陪都重庆的囤户最多，然而缉捕之后总是被孔祥熙保释，“闻者无不叹气”。在行政院会上，秘书长陈仪向孔祥熙当场拍桌子。但大多数人只能背后议论。
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写道：“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愧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趋重要，罗斯福总统连任美国总统，他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考虑，为了加强中国抗战的实力，牵制更多的日寇精锐，减少太平洋美军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借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这不仅是最多一次对华援助，甚至超过历次对华借款的总和。对于困坐愁城的蒋介石来说，不啻喜从天降，当即交付孔祥熙策划。孔祥熙找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负责人，拟订运用方案，决定以3亿美元购买黄金存入花旗银行，1亿美元为美金公债券的准备金，1亿美元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的准备金，规定20元法币购买1美元储蓄券，预约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储蓄券和公债券都按照商汇牌价用法币购买，即法币20元折合美金1元。
1942年第一季度，美金债券正式发行。当时的国人对美金公债和储蓄券认识不足，且民众囊空如洗，心有余而力不足，买者寥寥。国民政府不得不用配额推销的办法，强制向各省摊派，如此一级压一级，仍是落到百姓手里，摊买到美金债券的人出于无奈，多愿折本脱手，因此美元黑市价格一度由官价20元降到17元左右。
起初这“美金储蓄券”发行并不顺利，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涨到5.5倍 110元法币兑1美元。在这关头，作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他的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后来，美券一元的最高市格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可仍以20元的低价购得；其市价达几亿国币。
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成为孔祥熙等少数贪官污吏的囊中财富。
（注：关于孔祥熙“美金储蓄券”舞弊贪污的总金额，尚未查核到准确资料，估计数字不一，有说3390万元，有说5000万元，待考。）
傅斯年教授抓住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在参政会发言予以抨击。会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席间问：“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说：“信任。”蒋介石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参看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
“倒孔”运动经久不息
1942年见到过孔祥熙的舒芜回忆，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蓝缎袍子，套件小坎肩。”有一次，行政院长孔祥熙到中央政治学校，向全体员工讲话，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上呼声正高的“公务员要求加薪”问题。孔祥熙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但听他厌烦地回答：“加薪、加薪，加什么薪呢？！”接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块钱的法币，在大家面前晃了晃说：“你们看看，我口袋里这张5 块法币，摆了好几个礼拜了，也没有用它。真不明白，你们要加那么多薪，有什么用？！”（1942年 1944年舒芜和路翎等在“中央政校”当助教，亲耳听见他就这么说的。）达官贵人孔祥熙，当然几个星期也花不掉那5块钱了。南温泉那么大一个孔公馆，大片树林、大片建筑金碧辉煌，占据风景最好的地段；家里侍候他的男仆女佣数不清 他怎么要花那5块钱呢？
孔二小姐和飞机洋狗事件
企业家陈调甫回忆，那时要见孔祥熙，都要经过兼秘书的孔二小姐，须送厚礼。
这个“孔二小姐”是个什么形象呢？
舒芜说：“最有花边新闻的，是孔祥熙的宝贝女儿孔二小姐，那完全是个横行霸道的人物。我（舒芜）也曾经在南温泉街上碰到过她 男装、男式礼帽、金丝墨镜，嘴上叼支雪茄烟，腰间配支盒子枪，手里握根马鞭。屁股后边跟着一群凶神恶煞般的卫士。冷不防从一个高坡下来，一副刁蛮无忌的模样，路边的行人见了直躲。平常在南温泉街头，制服上标有 孔卫 二字的家伙时而出现，大家对这些走狗避得远远的，很少有人敢惹他们！”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这并不影响孔祥熙的二小姐每星期都要从重庆乘飞机去香港烫一次头发。孔二小姐喜欢晚间散步，有一次恰遇一个教授也去散步，由于天黑，教授手中还打着手电筒，手电光无意间照到了孔二小姐的脸上。孔二小姐十分动怒，冲上去打了这个教授一个耳光，说这个教授“调戏良家妇女”。
那时在大后方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很多关于“孔二小姐（孔令伟）”的故事。最著名的就是“飞机洋狗事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寇进逼香港。滞留香港孤岛的不少文化人民主人士如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以及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无法及时撤离。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飞机返航时，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的家眷们接到通知都前往机场迎接。谁知机舱一打开，却走出了孔二小姐（孔令伟）带着她的宠物洋狗。原来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中央航空公司的班机，专事抢运私家财物，甚至连孔家的洋狗也占了飞机的座舱！
12月22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一文，披露了“飞机洋狗事件”，国人长叹、舆论大哗。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醒目标题《从修明政治谈到飞机运洋狗》介绍了王芸生的文章。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
1941年12月底，吴晗教授在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将孔祥熙同南宋的投降派“蟋蟀宰相”贾似道相比，称孔祥熙为“飞狗院长”。同学们格外愤慨，写了《孔祥熙用飞机运洋狗的经过》、《铲除孔贼祥熙》、《重燃五四烈火》以及《告国民党员书》、《告三青团员书》等文，抄成壁报，大书一个“喊”字作为报头，次日清晨贴到新校舍墙上。同学们看后，纷纷以某年级或某宿舍的名义贴出“拥护”、“响应”的告示。26名有正义感的三青团员，联名发表了《讨孔宣言》。
1942年1月6日午饭后，西南联大土木系同学在白色床单上画了“孔祥熙的肥头大耳钻在钱孔里”的大幅漫画，悬挂在昆华宿舍楼，聚集了几百个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举着这幅漫画，高喊“打倒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走上了昆明街头。途中陆续有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校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扩展到两三千人，经过省政府门前，云南当局未加干预。
此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兄弟院校都起来响应、热烈声援，震动了大后方。
“你不艰苦”、“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兼财政部长十周年，财政部在重庆广播大厦举行盛大的庆祝会。而《大公报》王芸生则以“民间报纸发言人”的身份议政，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营私舞弊，他向发国难财者发出请求：“放手吧！饶了国家吧！”他更借助《大公报》的影响发动了“爱恨悔”运动，以望最终实现“神奸巨孽必除，贪官污吏必灭，奸商必戕，懦夫必有立志”的目标。（引自王芸生《提供一个行为基准》，载《大公报》1943年11月7日。）
潘光旦是家谱学的权威，孔祥熙曾经托人到他那里说情，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潘光旦一口回绝：“山西没有一家是孔仲尼后人。”弄得来人十分尴尬。
1944年3月，行政院长孔祥熙来到昆明，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同学们讲话。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艰苦”时，同学们立即齐声高呼：“你不艰苦！”接着会场发出一片嘘声，弄得腰缠万贯的“肥头大耳”狼狈不堪。孔祥熙表示对大学生们生活困难十分同情，将请求中央政府给予关怀。4月，果然政府拨款40万元法币，作为给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救济金。
大学生们经过热烈讨论，议决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难民同胞。
孔二小姐代表“长官爸爸”孔祥熙向西南联大从军的学生赠送慰问品时，东西被扔在地上，学生齐声高呼：“我们不要你的慰问！”（引自《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48页）
孔祥熙最终怎样下台？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7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对孔祥熙予以抨击。只不过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祥熙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受到彻查和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祥熙抵美国后除参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
孔祥熙去美国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西南又有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舆论哗然。
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强硬要求：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改善军事局势，此议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
1944年11月，蒋介石只好发布命令：以陈诚接替军政部长何应钦、俞鸿钧接替财政部长孔祥熙。
孔祥熙自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
当年发生的国库局鲸吞美金公债案，无疑是孔祥熙夫妇贪污弄权的顶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国民党内如傅斯年等人不依不饶，继续穷追猛打。蒋介石也被卷入这事件，甚至到了多日失眠的地步。
1945年春，国库局几个知情人正式向国民政府检举孔祥熙、吕咸等人鲸吞美金公债、舞弊贪污。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孔祥熙仗着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百般抵赖鲸吞美金公债的舞弊贪污行为，死不认账。蒋介石听后深为痛愤。日记云：“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
孔祥熙辞去财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正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7月离美返国。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孔祥熙同月辞去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务，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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