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而战——“直布罗陀阴谋”与英国霸权形成,及英美的“大陆遏制”政策
历史事件:
[1]1588年费利佩二世派出“无敌舰队”意图征服英格兰却遭到惨败。
[2] 王位继承战: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始于1516年终于1700年,最后一位君主卡洛斯二世死后没有继承人。1702-1713法国、西班牙与奥地利(英、荷支持)开始了一场王位继承战,并于1713年签订乌特雷奇条约,奥地利得到了佛兰德、米兰、撒丁岛和那不勒斯,英国得到直布罗陀等地,荷兰得到佛兰德的许多要塞,西班牙从此失去了它在欧洲所占有的全部领土只剩下本土,换取的是各国对菲利佩五世的承认。
[3]1814年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西班牙人将拿破仑军队全部赶出国土。
[4]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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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即去年,在鱼米之城芜湖举办的央视中秋晚会上,先有屠洪纲唱了一首《孝庄秘史》为背景的影视插曲,歌曲本身是荡气回肠的,故事八成是“历史文学”原创的。而后,英国歌手莎拉布莱曼在一种东方特有的泰和气氛中面向全中国观众演唱了一首英国歌曲《斯卡布罗集市》,歌声唯美,曲伤人心,歌曲则另有一套说辞,曰“oh the side of a hill in the deep forest green(绿林深处山岗旁)tracing of sparrow on the snow crested brown(在白雪封顶的褐色山上追逐雀儿)blankets and bedclothes the child of the mountain(大山是山之子的地毯和床单)sleeps unaware of the clarion call(熟睡中不觉号角声声呼唤)on the side of a hill a sprinkling of lesves(在小山旁边的几片小草叶上)washes the grave with silvery tears(滴下的银色泪珠冲刷着坟墓)a soldier cleans and publishes a gun(士兵擦拭着他的枪)war bell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战火隆隆,猩红的枪弹在狂呼)generals order their soldiers to kill(将军们命令麾下的士兵杀戮)and to fight for a cause they’ve long ago forgotten(为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而战)”。
我们且把屠洪纲同学的演唱忘掉,把捣眼同学对历史的知觉也忘掉,只注意莎拉布莱曼同学的歌——能够对战争做出这种诠释的一定是侵略者,但侵略者当然知道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其它霸权帝国的“文化”也不会对战争做出如此“深刻”的理解。除了有意去遗忘,难道不是由于在英国自崛起之后所发动的战争中,多伴有阴谋成分?或者客气一点说——其中隐藏着不宜言说的战略布局。
国际舞台上,令人“意外”的现象之下往往隐藏着战略设计与阴谋——1713年,英国和英国资本利用海上优势,更利用“西班牙王位争夺战”作为“战胜者”一方的便宜地位,占据了直布罗陀港,至今不予“归还”。虽然直布罗陀海峡所处地缘位置关键而又比较险要——扼守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唯一的海上通道,但直布罗陀只是一处小港,看起来与英国资本之贪婪“性格”大为不符(同为战胜国,奥地利得到了佛兰德、米兰、撒丁岛和那不勒斯,荷兰得到佛兰德的许多要塞),而西班牙应该随时能够用一场小规模战役夺回直布罗陀港,或借助“国际环境”变迁索回该地。在本文看来——这种矛盾性的背后一定有某些特殊因素,事实应当是:当年英国伙同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港制造了一处“人为政治地缘”,它深刻影响到世界历史的变迁——近现代英美霸权形成、法德受制、全球殖民和反殖民,以及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美国的美国化和拉美的拉美化。并且,“直布罗陀阴谋”也是理解2011国际时局变迁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一个在2011年正在被某大国重提的“历史旧账”,一个“大国博弈”中的“变局”版本,和有关各方对该版本中包含的微妙变化因素所做的复杂利用。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爆发前夕,欧洲虽有列强,但以国力储备、地缘条件和海上实力与潜力而言,则以英法最具前景。英法两强之间,英国略有海上优势,但英国担忧法军以陆军优势威胁英国本土——这个英国单方面的担忧是英-法战略平衡状态的一个基础因素。而“王位争夺战”是两大阵营间的战争,一旦爆发,就不是英-法两强单独对局,盟军帮助英国抵挡法军攻击英国本土就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战,因而英国突然间不必担忧法国陆军的威胁,英-法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对英国来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英国可以单向地把“王位争夺战”同时扩大为英国与法国的全面战争——英国借机利用海军优势(“王位争夺战”主要以陆地战争展开)夺取了部分法国海外殖民地,强化了海上优势。可以说,英国以稍强的海上优势,借欧战之机谋求海外利益和强化海上霸权,这是“直布罗陀阴谋”发生之前的另一次针对法国的,也是针对列强的谋略。或者说,整个“直布罗陀阴谋”有两个有机部分,此为其一,“暂时看起来”它与直布罗陀海峡或直布罗陀港无关。
国势走弱后,西班牙本土最大的和最切近的威胁是邻国法兰西。法军可以越过比利牛斯山直取巴塞罗那、马德里,也可以海陆并进,或者从海上不断攻击西班牙各港口而迫使西班牙“臣服”,交割利益,包括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权。当法军攻击西班牙时,如果直布罗陀不在英国手里,法国可无顾忌,几乎可以肯定,法国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将自然地成为这场“模拟战争”之诸多后果中的一个,而法国还不需要占领西班牙的南部海岸,只要压制住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政策,而以北非突尼斯海岸为据点,就能够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如果这种局面形成,法国可以阻挡英国进入地中海,再进入中东、印度、东亚和澳洲的路线,英国就必须绕行整个非洲东西海岸线才能与法国在上述地区争逐,那么,法国完全可以把这些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地区占为法属殖民地,那么近代的“日不落”帝国就不是英国而是法兰西了,因为对于争夺、控制遥远殖民地的战争来说,投送军力和提供补给的速度是决定性的胜负因素——如果英法在亚洲或澳洲某地展开大规模争夺战,需要绕行远路的一方就失去了时机和相当大的胜机。而且,通过控制中东,进而控制南亚次大陆,再进而控制东南亚和远东,这种递进式控制的空间框架中也以军力投送速度为战争逻辑,处在中途区位的殖民地的军力对控制下一区位殖民地提供了保障。电报发明之前的时代,战略、政策和军令的形成速度、合成速度、传达速度,及时发现敌方的战略意图和备战状况,以及在博弈中局及时发现、判别敌方做所策略转变等,都需要依靠缩短“脚程”来达到,“脚程”慢的一方只能完全处于被动状况,这种被动性甚至会让这一方的战争意志在战争之前就崩溃,不战而败。(或者假设一个列强国家的各殖民地有机会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里同时起义和反抗,以一个列强的力量,或哪怕列强联合都是不可能应付得了的。所以,列强对广大殖民地的武装控制,和列强之间的殖民地争夺战打的都是“时间差”。)那么,直布罗陀海峡对英、法争霸的战略价值已经显露无疑。
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是哈布斯堡家族与波旁家族的竞争,因而直接是奥地利和法国的竞争。奥地利的发展空间局限在欧陆,最多经由“北意大利”到达地中海,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么西班牙与奥地利结盟对它维护外洋殖民地利益没有帮助。西班牙需要与法国这个海陆力量均衡的强国站在一边,借法国的力量保住外洋利益,同时针对法国这个强邻获得西班牙本土的陆上安全。同时,地缘条件决定了法国的空间拓展至少一半在欧陆和地中海-东方方向,法国如果击败有英国参加的同盟而成为霸主,即使与西班牙王室没有关联,法国对西班牙的外洋利益的抢劫也不会比英国更多。而在法国看来,入主西班牙王室既可以沾得一部分拉美利益,更可以封锁英国进入地中海-红海-印度洋的道路,彻底击败这个争霸对手。
在荷兰的立场上,如果法国独大,则法国将“有权”吞并近邻荷兰,这一点就足以让荷兰在选择阵营时不须犹豫。而在葡萄牙立场上看,法国没有理由帮助葡萄牙抵挡英国去抢劫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英国即使战败,以英伦的地缘优势所能发展的英国海军潜力还是在葡萄牙之上,且葡萄牙与英国都是面向大西洋的国家,天然地避免不了竞争。如果把英国势力引向直布罗陀-地中海-亚洲,则葡萄牙在非洲海岸的利益和这条(沿岸)航路利益可以得到保留——英国选择从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中东-印度洋-亚洲和澳洲的路线更为经济和可靠。英国介入直布罗陀,能够牵制西班牙了也制约法国,葡萄牙本土因而可以获得更多安全性,反过来,葡萄牙在地缘军事上对英占直布罗陀港的支撑也是英国能够在此小港立足,和保障英国向东发展的一个保障性因素。
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的100多年中,英国、荷兰、法国看起来可以直接夺取已经被西班牙霸占的广大美洲(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地区),或其中的一部分,但新兴国家势力很难“再次”进入有着狂野自然环境的安第斯山系、亚马逊流域、加勒比海诸岛和中美洲地峡,这些地方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势力也必然联合起来与英国人争斗,而此时,西班牙的殖民模式已经不可复制(利用原住民的内争和对殖民者缺乏了解,制服当地国家、部族的统治阶层,达到殖民效果)。当然,英国可以鼓动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与他们联合起来赶走西班牙人,但他们会在反抗斗争中壮大,恢复其社会性和政权。以殖民者的本性,英国不会选择这种路径。或者,英国如果有决心,以其新的海上新霸权阻断西班牙对“拉美”的军事补给,也可以夺取部分甚至大量美洲地区为英国殖民地。但英-西争斗,国力耗损,法国必然成为大赢家,印第安人、黑人奴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欧洲殖民者。
美洲的金银也已经被西班牙人洗劫过了,美洲对欧洲掠夺者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拉美距离欧洲更远,相对“不易”夺取,在欧洲政治框架内看,也“不宜”夺取;同时,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在北美尚有比较充裕的殖民空间,对拉美土地的渴望有限。但以资本的贪婪性,拉美的矿产资源、农业土地资源和新的殖民模式(如“新英格兰”模式)对英、法还是有很强吸引力的。西班牙殖民者在控制拉美之后,也不再以屠杀原住民为主要手段,开始发展人口包括输入非洲黑奴,其中未必没有——发展人口和天主教以阻止西欧新教国家可能发起新一轮殖民攻击的意图。那么在英国逐渐强大,甩开西班牙之后,其殖民模式面临这种两难局面。
为英国战略做决策的终归是英国的资本势力,同时,工商和金融资本为保持其在英国政权中的权重地位,也必须以资本的方式去实施其海外殖民策略,并以获取到的殖民利益的既成事实性和权益格局来继续挟制英国在战略层面的政策走向。既然夺占拉美成本较大,而直接夺占的收益模式(西班牙殖民模式)与英国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资本运营模式不甚符合,同时亚洲却有巨大的市场和更成熟的贸易经济,物产更为丰富,那么英国更愿意通过贸易和掠夺向亚洲扩张——这种扩张-运营模式还能够加强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的地位。
如果西班牙继续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海上力量上升了的西欧列强就会直奔美洲,抢劫西班牙的既占殖民地;如果西班牙不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上的奥地利-意大利势力甚至土耳其都将有可能加入抢夺拉美的争斗,就即便强夺不成,西班牙也要承担它与列强矛盾增加——这个后果。当然,如果英国胆敢去拉丁美洲抢劫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就会选择同法国结盟;如果法国胆敢去拉丁美洲抢劫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就会选择同英国结盟。但这只是博弈逻辑的第一层意,以英法在17NN年已经增长了的实力,它们完全有理由联合起来,甚至再联合其它欧洲各国一同去抢占“拉丁”美洲,这就不是前述“列强以一国之力难以复制西班牙在拉美的殖民模式”的问题了。毕竟,“拉丁”美洲对殖民者的抵抗力要低于亚洲。那么西班牙作为“拉美”的既得利益方就需要让出通往亚洲的道路——直布罗陀,还要给列强选择亚洲方向提供充分“理由”。
法兰西是一个“半地中海国家”,它通往亚洲的路线不需要经过西班牙领海,那么在法国选择亚洲还是美洲(包括拉美)为主要侵略方向这个问题上,西班牙对法国没有影响力。而从“殖民成本”看,法国抢夺“西班牙的”的拉美更为可行,尤其当法国在军事-政治上制服了西班牙这个邻国之后。那么就连西班牙本土安全及政权安全也因为它占有拉美的殖民地利益这个事实而变得十分危险了。为了破除这种危局,西班牙唯一可选的“直接方式”只能是拉拢,这应该就是西班牙权力阶层主动把王位让与法兰西波旁王族的原因,在随之引发的“王位争夺战”中,西班牙与法国站在了一边了。并且,如果法-西联盟能够战胜有英国支持,也必有英国、荷兰支持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一方,也能确保英国失去在拉美的竞争力,而荷兰很可能被法国吞并。从而,法国在打压了英国这个最强对手之后可以在北美全面拓殖,无需向拉美发难了,同时法国以其地缘位置有着向亚洲发展的动力,也减轻了西班牙在拉美的压力。对于西班牙既得利益集团而言,甚至法国-西班牙合并为一国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借得法国力量,西班牙的殖民利益大多可以保住,还能够有机会与法国一起扩张——包括在欧陆扩张,在全球扩张。那么,西班牙权力层放弃本来更有“理由”得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而“意外”地选择了法国的波旁家族,并不惜引发多国大战这个谜题,就可以解释了。
但如果法国-西班牙组合不能高程度削弱英国,那么不仅英国的强大海军要时时威胁西班牙,和机动地因而在战术高点上随时打击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之后纷纷独立,还是与西班牙有斩不断的利益),同时,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军力也可以进占“西班牙”的拉美,而这时法国为了减轻法-英争夺北美的格局,极有可能鼓动英国进占拉美,即出卖西班牙。那么当双方阵营陷于战争僵局,即法-西联盟全胜无望,西班牙就有必要考虑改变策略。而对英国而言,战事陷入僵局就算胜利,因为英国就有了机会改变西班牙的立场。那么“王位继承战”从战局中段大致变成了法国与“反法联盟”的战争,而占据优势的奥-英-荷-葡一方并不急于取胜,也就可以理解了。
此前,查理五世将西班牙王位交给儿子菲利普二世,管辖西班牙本土及其海外殖民地,再把德意志交给弟弟斐迪南。这种分配显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政治格局和联姻政治传统并不能对各“地理国家区间”的利益分配构成多大影响,如果影响哪怕稍多越过各国利益的地理边界,王权和教权都会失稳,还会引发“地理国家”间的战争。由于比利牛斯山脉或英吉利海峡做地缘分割,也由于语言差别,历史差异等客观因素,西班牙-法国,或者西班牙-英国天然地“不可能”,也因而在策略操作上“不能”被合成一国。也由于欧洲国家间政治的宗教、联姻关系等制约因素,它们之间的占领关系,或统一关系只能维持一时。(以“语言民族”为立国之基础;大国立国需要具备充分条件;国家间在多层面的制衡关系——这些都应该能作为理解欧洲近现代史的“有效前设”。)
英国既然不能(长期)占领西班牙,又必须把法国驱逐出西班牙,它就需要与西班牙结盟。然而法国也需要与西班牙“结盟”,并因为法国本土之国力强盛具有长期性,陆军力量还在英国之上,能够对西班牙构成长期的、近距离的威胁,那么西班牙-英国的联盟就不可能维持多久,甚至永远不可能实质性地发生。
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西班牙结成强势联盟,或者法-西合并,自然可以令国势强大,但欧洲其它列强也势必要结成另一个相应的联盟以制约或打破法-西联盟。为了法-西合并或结成强势联盟这一前景,法国和波旁王族有理由拼力一搏,因为这个联盟的核心或首都一定在巴黎,而且法国的利益可以直接放大到原西班牙殖民地,即法国资本可以“借壳上市”。而对于西班牙,它在法-西联盟中势必处于弱势地位,不可避免要让渡利益给法国,而且法-西联盟势必引发与列强的战争,且战争前景至少不宜很乐观。拉美资本的基础还在西班牙,从拉美方向而来的政治意愿对马德里政治的影响力还在,它们也不允许西班牙把拉美利益让渡出去,或只允许做出最小的不得已的让渡。
那么在英、法之间权衡,西班牙有理由首先选择法国,“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西班牙与法国正是站在一起的,但如果西-法联盟获胜,西班牙将长期处在法国的控制下,西班牙所失恐怕要多于所得,那么西班牙有一定的理由在“王位争夺战”中出工不出力——这种理由甚至有着“潜意识”色彩,其对整个战局发展恐怕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英国看到了法国王权对西班牙王位的贪婪——是法国方面一个可利用的弱点,而在法国实际退出战争之后,西班牙的既定战略失效了,西班牙就必须重新选择战略,则英国就可以乘机取利了。所以顺序是,英国先同法国签署条约,再与西班牙签署条约。但据说,因俄国在“大北方战争”中获胜,英国担忧俄国成为北欧霸权,而提前与法国媾和。这种对历史的判断可能有文献支持,但文献未必等于真相。(历史记述纷繁,真相与阴谋已经隐退到描述性层面,本文仅从博弈立场做逻辑推演,到阴谋所能发生的背景中去寻找解释性作为“证明”。)如果俄国得到时机做大,则中欧-西欧必须出现一个强大的具有一定统一性的“国家”或联盟才能逼退俄国,而这个能遏止俄国的实体无论是“国家”或国家联盟,必定是法国或奥地利或德意志为王,则英国将沦为一个真正的边隅小国,连同英国的海上竞争力也会被欧陆政权褫夺——只需要一场毫无悬念的登陆战。所以,英国并不是担忧俄国做大,而是担忧法、德中的一个在随后将需要做大,势必做大。(英国及其资本只能以确定性不足的“担忧”为前设制定其策略和政策,但英国所表示和表达的“担忧”往往不是它真正的担忧,而是借口,这种情形在当代英美政治语文中早已成型。)
针对英国,西班牙要么大幅削弱英国的海上力量,要么把英国势力引向地中海-亚洲方向。那么在削弱英国不成的情况下,西班牙与英国达成某种“美洲协议”最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即,英国不去攻占,或少去夺占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英国减少了它在美洲的利益预期,就更要求通过地中海进入中东,去占有澳洲,殖民印度和中东,和侵略东亚,那么直布罗陀-地中海-中东(埃及苏伊士地区尤其重要)-南亚,这条路线就是英国人眼中的必占之地。
时值英法争霸大格局,但它们会尽可能避免向对方国境内作战,那会是赌博式战争,很有可能演变为决战,并且很难从赌局中出逃——两国距离太近又同样缺少纵深,胜势一方有望大胜、全胜。在世界各地尚未为瓜分完毕之前,在亚、非、拉、澳洲抵抗力量高度脆弱的年代,它们是不会主动选择“火拼”路线的。那么针对英法之间可能在其国土“外缘”爆发的,针对整个东方殖民利益、商业利益的决战,既然英国先行占据了直布罗陀港,如果法军再强夺该港,就意味着英-法之间的一场大战,甚或是决战,而战场又首先爆发在直布罗陀港,那么除非法军取道西班牙本土,海战将是主要形式,这对英国有利。然而直布罗陀港的战略价值远比这一点更大得多,也更加微妙——
对于西班牙,直布罗陀港的价值是——当西班牙被法军入侵,直布罗陀能够调动英国,而英国也特别愿意被西班牙“利用”(暂时这样表述)。但除了直布罗陀,法国和法国的拿破仑(或其它可能出现的枭雄)对西班牙这个没落帝国的那块本土缺少兴趣,直布罗陀在英-法-西之间的现实战略意义与上面的现象和暂时说法正相反,事实是——当法国与英国的争霸战争,或殖民地战争有升级之势,法国就需要进占直布罗陀海峡(不一定是直布罗陀一港),打掉直布罗陀港的英军,遏制住英国通往地中海-中东-亚洲和澳洲的战略通道和通道上的物资、人力输送。如果法军强取直布罗陀港,就意味着英法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在英法是否选择全面进入战争状态这个大问题上,英国占据直布罗陀港等于是率先“抢占底线”。而法军如果强取直布罗陀,就有两个选择——或者选择与强大的英国海军在海面作战,但法国海军强攻“英国的“直布罗陀“领土”之战需要一定规模,英国势必把局部海战扩大为全面的海战,这样英国海军的胜率高得多,从而也迫使法国放弃单纯的海上强攻策略。那么,法国要么与西班牙结盟,要么从陆路以陆军主攻或配合海军攻击,法国才有机会以陆上力量压迫英国让出直布罗陀,但这就需要法军进入西班牙国土。而当战争一旦爆发,英国随时可以用海军实力威胁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逼迫西班牙至少选择中立,而从前面的分析看,西班牙人根本不会选择站在法国一边。那么法国陆军强行进入西班牙国土就成了法国的唯一选择(在不能把英法战争的性质扩大为欧洲列强混战的前提下),西班牙政权出于自卫之需也出于国内舆论等压力,至少不会欢迎法国侵略军,于是英国就可以和有办法让西班牙接受英-西结盟,或至少让西班牙国内的非马德里政权力量站在英国一翼,从而利用西班牙的国力反击法国。英国向西班牙交换的筹码就是——英国不进占西班牙的拉美殖民地(而是进占全球,成为经济掠夺和军事霸占并行的,资本主义的,即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和符合英国立国基础的,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更为可行的“日不落帝国”),同时,不论哪一强国敢于夺取“西班牙”的拉美,或“葡萄牙”的巴西(前面已经谈到,葡萄牙的国力对直布罗陀港有支撑效用),英国都“有责任”帮助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拉美殖民地驱逐那个新的侵略者(只要当大英帝国处在第一霸权的位置上)。那么可以看出,英国先手占据直布罗陀港的第一位的用意和价值就在于成功取势,重塑了英-法-西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把英法不可避免的未来战争约束、限定的一个“直布罗陀框架”之内。而在框架内,英国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全面收取东方利益和全球利益。
直布罗陀就应该是英国一直没有向南夺取拉美殖民地的一个关键原因。美国独立后侵占了墨西哥北部领土,则与英帝国“无干”了,而且,当其时,英、美处于战争和斗争的关系中,单就美国尚未处于第一霸权国地位这一条,美国就无需对“直布罗陀协定”负责。而后,当美国成为西方阵营中的第一霸权,美国则忌讳于与拉美为敌,即便在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古巴问题上,美国也表现谨慎,除了进兵古巴少有实利可图,也因为那将意味着美国与整个拉丁语社会为敌。如果敌意或对美国的不信任加深,西班牙这个没落的拉美的宗主国可以收回直布罗陀港,削弱美英进入地中海-中东的航路,则苏俄对中东石油的影响力将会相应加重。当然,做大后的英美资本及国家势力不会放过拉美,贪欲与实力使然,但方式和策略就需要隐晦一些——把拉美变成“切开的血管”。
西班牙“失去”小小直布罗陀,却保住了既占殖民地。英国遏制了法国这个最大的,也是最靠近英国本土的对英国最具威胁的大国,借西班牙的直布罗陀为绳索,勒住法国这个最大战略对手于“无形”之中。当然,此后长时期中,法军以陆军第一,海军第二的实力足以随时夺取直布罗陀(如果一时的夺占也算的话),或者从北非方向打通直布罗陀海峡,或者干脆在直布罗陀港对面的突尼斯海岸建立战略性港口,把直布罗陀港压制成为一个摆设。但就是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失守的“摆设小件”,足以扭转整个英-法争霸格局(不仅直接意味着英、西间的实质性军事联盟正式启动)。所以直布罗陀港这个“摆设”,这个早期的军事基地,堪称是军事基地史上的一个典范“杰作”——谋略层面的,虽然就是阴谋主义的。显然,“军事基地”的战略功能与价值决非主要以这个名目所能显示,它对我们理解某些国家在当代的“军事基地主义”,从而对其破局,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王位继承战”战后的一系列条约中,奥地利得到了佛兰德、米兰、撒丁岛和那不勒斯,荷兰得到佛兰德的许多要塞。但与奥、荷的边境扩张不同,毕竟直布罗陀港在西班牙本土,又远离英国本土,而西班牙还是,还将是一个准大国,英国敢于索要它作为“准战胜方”得到的战争赔偿(虽然在战争中已经被英军占领),一定充分认为英国能够在此长久立足,这也是本文认为“直布罗陀阴谋”确有其事的理由之一。而法国的波旁王朝急于获得西班牙王位,应该未能对长期战略充分考虑。《乌得勒支和约》规定法国与西班牙不可合并,这一条款对于获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波旁家族(的现时权力成员)来说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对于法国的中期、远期战略利益构成了制约。随着时间推移,法、西两国也就失去了合并的可能,相比之下,英国和联盟方杜撰这一条款只出于担忧当下这个法国有机会掌握西班牙的部分实权后,法-西联盟有可能形成“死灰复燃”之趋向,而这种趋向一旦形成并被炒作,英-西的隐蔽联盟和“直布罗陀阴谋”得以成立的策略层面的心理效应将有机会“被失效”。
拿破仑时期,法国一度占领葡萄牙,而1811年,英国帮助葡萄牙赶走法国军队。1814年,又是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西班牙人将拿破仑军队全部赶出国土。这两个事件验证了英国外洋殖民地战略的存在,也验证了“直布罗陀阴谋”的战略价值。由于有王室联姻,也有列强间的制衡因素作为牵制,除了“王位继承战”这种由王权争夺引发的欧洲大战,能够动用法国国力去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就是出现一个非“欧洲王权”的政权,例如拿破仑政权,去打开法国的争霸局面。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拿破仑及拿破仑的“革命”也是在被“直布罗陀阴谋”压制下,法国被动选择的,“被发生”的产物——英国的这个阴谋战略的产物,和地缘政治对英国这一战略阴谋做出的反抗与反动。曾经为欧陆大众所欢呼的这个科西嘉枭雄,既是地中海人,也是法国人、意大利人,他的女人则是北欧美女,最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则把拿破仑看做现实版的“绝对精神”——除了西欧纯粹的海岸国家,欧陆诸国都在借拿破仑这个符号,这个象征去反制英国的欧陆策略,而打败拿破仑这个权力象征的正是英国。英国对付它俘获到的这个强力象征的方法是囚禁——一种缓慢的让对手自行消失的方式,即最为英国的欧陆策略所需要的方式,这也叫心理战。而后,虽然拿破仑主要成为更单纯的象征,但欧陆大局仍有不确定性,拿破仑有再次出山的可能,于是砒霜消灭了拿破仑——对于英国的霸权利益,消灭拿破仑这个政治-军事统帅是必须的,消灭这个强力象征更是必须的,却“不可以”是英国出手做的。
英国充分利用了它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有限”控制力,向苏伊士地区和中东扩张,再以地中海-红海-印度洋之间的转运能力支持其在整个东半球的霸权,再以它在东半球的霸权支撑其在欧洲和西半球的霸权。直布罗陀“协定”把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压迫向内陆方向去争霸,加重了大陆国家间的争逐,也减小了它们(主要是法、德、意)对远方世界的争夺潜力。英国发挥海军潜力,独霸澳洲,全面殖民印度等地区,并以鸦片、炮舰挟制中国。法国则占领并盘踞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更去西非、中非、北非拓展殖民地,而在拉美,法国只抢占到若干零星小地。在北美,英法拼力争夺,英国险胜,法国先期抢占的部分地盘又被英国掠取——英法在北美的火拼是“直布罗陀阴谋”要支付的代价,但英国凭借海上力量先发殖民北美,已经发展了殖民地人口,形成了较强的陆军力量,所以胜算颇大,只要法国在北美的势力不能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地超越英国势力,形成稳定的陆军优势,英国就有机会击败法国,以英国的规矩同法国瓜分北美殖民地。在澳洲,除非法国海军PK掉英国海军主力,法国作为后来者就没有机会,即使法军占据澳洲的广大地区,它也无力长期保住。这样看,直布罗陀港俨然成了大英帝国之全球霸权体系的第一支撑点,同时它又不是一个点,而是作为“直布罗陀框架”上的一个枢机。由于英国选定了亚洲、澳洲为主要扩张方向,又逼使法国不能去美洲发力,英国就不得不在瓜分殖民的行径上向法国做出一定妥协,而开发其“合作犯罪”潜力又被选做策略之一(如:英法联军,二战后美国支援法国再次侵略越南)。这种“让利”和“捆绑式合作”把法国捆绑在“直布罗陀框架”内,可以算做“直布罗陀阴谋”在进行过程中“发展”出的第三层面的内容。从一战、二战和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阵营划分看,这个“第三层面”内容延续长久,但主导权又显然在英美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推上挨揍席位、工具席位的总是法国本土。
在多方博弈之推演中,一个要项的出现(和变动)可能排除诸多可能性方向,这些可能性并非没有价值,正是这些被排除的可能性反向推演出“唯一”的演绎路径。由直布罗陀港推演出诸种不可能,就能断除地中海国家的对外洋的一些策略路径,也削弱它们的念想与意志。这样,法国、“意大利”只能耗用大力去争逐北非、中非、西非(这种名称上的划分优点欺骗性,三块区域没有占到非洲幅员的3/5)。一个比英国略强、略大的法国在与英国的霸权争逐中因为失去来自殖民地利益的积累性而被甩开。而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则是英国的“霸权积累性”收到的最大红利之一(英国从全球掠获的资本积累大量转入美国,美国霸权反过来支持英美资本继续获利),进而,由这种积累性也部分地由“大美国”催生出的英语霸权则是另一层面的巨额红利。那么之后,法国以实际行动支持美国独立,连法国人免费制作,赠送给美国的地球上最著名的户外政治广告——自由女神像,也不是没有分化英美关系之战略意图在其中(传媒战)。法国的报复在一定程度上也“成功”了,虽然现代以来,英美在资本层面联系紧密,在全球策略层面大多保持一致,但今日之美国已经不再认英国为宗,最多算是大姨妈,即红利渐趋收尽,反而美国不断抽走英国的实力和国本(包括大学资源,当然美国科技和学术也反哺了英国),法国终于有机会赢得由它对美国独立曾经做出的战略支持所带来的红利,渴望超越英国去实现大国梦。法兰西会放过机会么?即使理智找到可以放弃的理由,但文化和意志却不会。
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一战和二战都是现代时期才出现的,背后的逻辑基础是——英国的“制衡战略”在近代史中主要针对两组大陆区间——欧洲和亚洲。在欧洲,这个战略针对法国,然后潜在地针对德国;在亚洲则针对俄国与土耳其(不可能迅速见底的奥斯曼旧势力)。进入现代时期,英国的“均势制衡政策”才主要体现在针对整个欧亚大陆乃至大陆周边。由于英-法-荷-西的海外殖民地不可避免地纷纷独立,失去殖民地利益支撑的旧的纯粹的海岸霸权国家对欧陆的压制能力随之减弱,法国有抬头之势,列强遂以英国的“欧陆均势策略”扶植德意志诸帮,俾斯麦则以特有的均衡思路构建了复杂的“俾斯麦大陆均势体系”并使德国一时获得发展时机。此后,被压制的欧陆强国再度向“英法秩序”发难,肇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这个欧陆列强中的最大“潜力股”继续被压制。再后来,当德意志再次试图崛起,美国这个英国的“半殖民属地”支援了英国,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殖民主义背景”和英国从“直布罗陀阴谋”中继续获取的红利。被长期生效的“英国版均势政策”中所扶植的德意志本来是用以制约法国、俄国的,而德国所在“四战之地”天然地削弱了,或被削夺了德国崛起为欧洲霸主的机会,这种地缘限制性也应当是英国均势谋略中曾经考虑过的一个重要环节。
前面谈到,“直布罗陀阴谋”有两个有机部分,其一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爆发时,英国借在“两大阵营间战争”这种局面中,法国在常态下原有的以陆军优势威胁英国本土这个重筹码失去效应,英、法军事平衡被打破这个大好时机,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主要以投入陆军展开战争,英国利用其略强的海上优势掠取法国海外殖民地,从而强化了对法国也对诸侯的海上霸权。那么现在再看,这个“其一”也是“直布罗陀阴谋”得以成立的前提——英国以优势海上力量才能够压制法国或者可能的法国与其在地中海找到的盟友(亚平宁半岛与北方米兰、都灵、威尼斯重新整合成为列强之一,即“意大利语的”意大利),在地中海获取英国的霸权地位,从而针对列强在中东-印度洋路线上获取霸权。寻机联合一些欧洲势力去压制英国霸权的最大竞争者(法国或德国)——这种“寻机”操作也是英国“均势与遏制”策略的一个要点,而且它早在英国称霸之前就已经被英国当做策略应用过了。那么本小节要说明的就是——在英国的战略体系中,“做局”(直布罗陀阴谋)与“制衡”两者是并行不悖,互为支撑的。借“制衡”形成的复杂局面去“做局”,又,在由“做局”所导发的新局势中实施进一步的“制衡”。可以把这种“制衡”与“做局”之间的“互动性”作用看做“直布罗陀阴谋”的第四层内容。
英国做给欧陆的“大陆均势”政策一半是为了自保英国本土,从而也保证其在欧洲有足够的影响力和在海外的霸权利益。另一半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把列强的武力引导至英国主要霸权利益以外的方向去侵略。“制衡”中包括了英国与列强的妥协——列强之间结成一系列条约,这些妥协就意味着搁置狼群间的争执,去加重对远方国家、社会、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而这就让列强间的“博弈”变成列强针对全球社会的阴谋行径了。那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其实就是一次西、英、法、葡、荷等海岸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只不过,英国、西班牙、葡萄牙谋划更远,而在法国的战略意图中偏重于它对称霸欧陆的设想,因而它“被阴谋”了。由“直布罗陀阴谋”,英国偷换法国,获得了第一霸权地位。以孤悬海外的地缘位置,国家体量之小(人口承载量少)及本土扩张预期小(只能占领爱尔兰)这样的地缘条件,英国为了维续霸权利益而对整个欧亚大陆实施它的“制衡”政策,这一政策因英国的持续霸权而对大陆历史造成了重大影响,又主要是伤害。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如果法国或德国或俄国成为第一霸权,在其称霸过程中对大陆乃至全球社会造成的伤害和伤亡可能更大,但它们——这些可能的霸权国家的政权不能因为有机会触发其动机而获罪,而只有事实上造成了犯罪后果的“英国政权及其资本”,可能还有“西班牙政权及其既得利益集团”的作为才可以被定为犯罪。如果说,这类阴谋本身更多出于战略层面的斗争,且“制衡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制约战争的广泛发生,但由“制衡”演变成“遏制”则一定是犯罪了,而针对中国这般人口大国、民族大国、等同于一个大文明区域的国家,还是一个内敛型的国家,或者针对全部大陆社会,又主要是针对内陆社会——英美由制衡到遏制的“政策”就完全是反人类罪行了,并且因为这种“政策”出于预谋,它就等同于法律层面的“一级犯罪”了。
欧洲列强没有去抢占拉美,或为拉美原住人民及黑奴之幸,也或为不幸——原住民和黑人失去了在列强争霸形势中渡回部分天赋人权的机会(这种可能性分析太过复杂,非人之脑力所能推论、摹想)。客观上(如果不是主观上),“直布罗陀阴谋”促使欧洲列强去亚洲、非洲、澳洲征掠、瓜分和殖民,这却是不易否认的。如果法国在“王位继承战”中获胜,一个强大的法兰西首先要在相当程度上统一欧陆,或“制衡”欧陆,这样的课题够大,够繁杂,而且法国还会看到广袤的北美可供其侵略和拓殖,法国及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能量很可能受到限制,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也就有可能“可以”不存在了。从西班牙到英国及欧洲列强,在对大清朝的态度上都有重大转变——1793年,英国委派“公使”到达北京,乾隆皇帝以为大中华与英吉利之间不存在“公使级”关系(正如本帖在A1中所言,中华与欧盟才是同一级对话者),这至少在现象上引发了矛盾。然而伦敦给北京的礼物却显示了超越国家间的尊重的,至少是平等的外交意愿——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乐器,两架马车,一个热气球及一名驾驶员等600件礼物,装满90架马车和40部手推车。英国没有隐瞒它最先进的科技产品(未能考证这些礼物是不是由东印度公司出资的),以及对——由此可能引起的,北京对自身国力产生危机感和引发中国做出现代转型从而强化国力——的担忧。看来,大国泱泱还是对欧洲列强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欧洲列强尚未产生充分的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策略。然而,早在明代,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就分别殖民印度、菲律宾、台湾等地区了,英国当然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殖民逻辑,也清楚葡、西、荷的殖民行径之所以能够实现的政治“原理”。所以说,“直布罗陀阴谋”在策略层面、现实层面都打开了地中海-中东-印度洋通道,其殖民主义是指向整个东方世界的,列强侵略中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和一个中国能否及时完成现代转型的问题。与俄国、土耳其不同,由于中国即便在满洲统治下仍然是一个内敛、自足的传统农耕型国家,又远离英伦,在英国的“均势地图”中不必把中国标示成一极——那么按照英国的“均势逻辑”,不是一极便可以是殖民地,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中国有没有足够的抵抗力量——在历史与现实中看,也只有抵抗的“力量”才能揭示霸权逻辑下的国际关系真相,和国家与文明间关系之真相。那么当中国有了一定的抵抗力量,或者有崛起之势,西方列强也会按照其“均势逻辑”在中国周边鼓动某些国家、势力来压制中国——那么,追寻”直布罗陀阴谋“的逻辑与魅影也能够,才能够理解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在一定意义上是被迫做出的)不懈的艰苦奋争。(A3的内容)
一个直布罗陀小港,它的“策略”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作为英国继承者的美国的海外军事策略,更深度地去看待海外军事基地的作用,以及霸权国家的“出兵占领政策”,也看一个小小“基地“怎样对地缘政治产生切割、重置效果。不仅于此,在看到史上谋略或阴谋之“高超”,之“可表述性”内容的同时,我们最好从“直布罗陀阴谋“这样的具体实例中侦缉某些难能用语文表述的博弈“学”内容,而在道义层面则必须看到——为达成共赢,和追求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谋略才有正当性,此外的所谓谋略都不能自称为单纯的博弈,而是有其阴谋成分。
在反霸斗争中,民众与社会不须“为一个早已遗忘的理由而战”,但由西方资本控制的传媒却早已发起“传媒战争”,它让民众及社会往往“忘记为一个正义的理由而斗争”。在这一层面,代表资本利益的一个“小”的“阴谋政府”足以战胜广大的地球村民众。何况,美国越是称霸,其政府的规模与权力越大,施行其战略、战术阴谋的空间也越大。西方“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所谓“大社会,小政府”,其真实的意见与意图则是——大资本加上巨大的阴谋空间,小众社会加上巨大的资本运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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