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裕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三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动，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这次北上行动，经历了两个阶段。1934年7月初，红军第七军团受命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10月下旬到达闽浙赣（即赣东北）苏区，这是第一阶段。11月初，红七军团与原在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这是第二阶段。两个阶段共历时六个月，行程五千六百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樟湖坂、福州、桃源、罗源、庆元、清湖、大陈、分水、旌德和谭家桥等三十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长途跋涉，孤军奋战，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一篇雄伟壮烈的人民革命史诗。然而，在蒋介石调集大军不间断地围追堵截下，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这次进军始终难以摆脱被动的处境，最后招致了在怀玉山的失败。

    四十七年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使我感怀至深。红军广大指战员那无与伦比的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同时，王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恶果，用烈士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为鉴戒。

    抗日先遣队的组成

    三十年代初期，我国国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我东北、华北，中国面临亡国之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关系随之发生新的变化，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的愿望，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顽固地坚持对日妥协投降和加紧扩大内战的反革命政策。内忧外患，阴霾笼罩整个中国。

    与此同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着中央。第四次反“围剿”以前，他们就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临时中央从白区迁入苏区，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的军事指导方针已在红军中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完全摒弃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从军事冒险主义到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我中心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组成和派出的。

    1934年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部队到瑞金后，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和我，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规定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

    宣传抗日和支持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制了“中国能不能抗日”、“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的口号”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援皖南群众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和准备后，立即出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这时，部队新成份多，非战斗人员多，武器不足负荷很大，行动笨重，远不如在东线作战时那样精干了。

    更为重要的是军团的领导问题。抗日先遣队仍保持军团体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他们三个人组织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我为军团参谋长，都不是军事委员会成员。在军团三人领导核心中，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军团左倾宗派主义的领导者，对红军中原来的干部是不信任的，寻淮洲虽是军团长，却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造成极大危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来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抗日先遣队担负着特殊艰巨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央实行着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军团本身的领导权又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人手中，就使它的前程更为艰险了。

    从瑞金出发和攻打福州

    1934年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这一特殊艰巨的任务。我们经过长汀、连城、永安县境，打下大田县城，经尤溪以东，进到闽中地区。在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和配合下，打下了樟湖坂，从那里渡过闽江，完全进入了白区。按原定计划，我们渡过闽江之后，应由古田、庆元、遂昌直接北上浙西，然后去皖南。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忽然改变计划，电令我们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于是，我们便转兵向东。水口是福州西北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守敌四个营，慑于我军声威，连夜逃走。8月1日，我军进占水口。同时，我军另一部占领了古田县城。

    占领水口之后，军团部即在该镇召开“八一”纪念大会。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对内仍称红七军团。在大会上，对北上行动和攻打福州进行了动员，部队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我军在闽中地区的突然出现，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很大震惊。敌人匆忙将部署在闽东宁德、福安、霞浦和泉州等地的第八十七师王敬玖部集中到福州，并向闽江上游堵截我军。同时，又急调在湖北整训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由长江水路日夜兼程东进，经海运驰援福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也急忙从漳州飞到福州“视察”。

    福州是福建省省会，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南濒闽江，有高大的城墙，筑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城内外驻有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一些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城郊南台有飞机场。从水口到福州，约七十多公里，沿江的交通干道被敌人控制着，我们是从北面大湖方向绕道开进的。8月2日，部队从水口出发，当天黄昏遇到敌机袭击，因为缺少防空经验，伤亡七、八十人。这时，福州的敌人已加强了戒备。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8月7日，我军到达福州西北近郊，当时对福州敌军的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很差。但是，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当晚即发起进攻。敌人凭借工事扼守，并使用飞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扫射。我军打得十分勇敢，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于是决定把部队撤至福州以北岭头一带，准备向闽东转移。

    约8月9日晚，我们进驻北石岭、桃源地区。当夜，敌八十七师的一个团追来，与我警戒部队打响，我们与敌人激战一夜一天，形成对峙状态。敌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我们便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毙伤不少敌军，缴获了一批武器，但我们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特别是伤亡了几个师、团干部。

    中革军委这次电令攻打福州，给七军团以后的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刚过闽江的时候，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打，暴露了我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我军。

    转战闽东、闽北

    桃源战斗以后，我们继续向闽东地区转移。时值8月中旬，天气十分炎热，伤病员增加到七、八百人。在敌区行动，民伕很不好找，伤病员大部分由干部战士抬着走，部队行动异常艰难，迫切需要一个适当的地区把伤病员安置下来。在经过连江附近的时候，我们和闽东游击区取得了联系。

    闽东游击区主要位于宁德、福安、霞浦三县之间，以赛岐、赤溪一带为中心，领导人是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同志。我们一进入游击区，在当地党和群众的协助下，先将伤病员进行安置，同时根据闽东同志的意见，为了打通宁德、连江等地几块小游击区之间的联系，军团决定攻打罗源县城。8月14日凌晨，在当地党、群众和游击队的配合支援下我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了罗源县城，全歼敌保安十一团第三营及县警备队共一千余人，活捉了敌县长和营长，群众大为振奋。我们在福州和桃源两次作战，都是采取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硬拼，伤亡很大。这次罗源战斗，事先进行较详细的侦察，采用奇袭方法，因而能够以很小的代价一举全歼守敌。这使我们体会到，孤军深入敌区，在作战指导上应当有相应的改变。

    七军团进入闽东，是红军主力部队第一次到这个地区，当地党和群众十分兴奋和热情。他们为七军团动员补充了一批新战士，我们也把战斗中缴获的几百条枪交给了地方党。留在当地的几百名伤病员，后来大都成了闽东独立师的骨干。

    8月16日，我们奉命离开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向闽北前进。8月22日，攻克福安县西部的穆阳镇，消灭敌军数百人。8月28日，在浙西南击溃敌一个保安团的拦阻后，又攻克了庆元县城。随后又在竹口打垮了敌浙江省保安纵队两个团的阻截。俘敌两百多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两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打了三个胜仗，我军声威大振。9月初，我们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的古楼一带游击区。

    闽北苏区以崇安为中心，是闽浙赣苏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是有威望的老党员黄道同志。七军团自出动以来，一路上马不停蹄，到达闽北苏区以后，原想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作短暂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同时，我军一路上受到敌军的前堵后追，尤其是敌四十九师始终咬住我军不放。为了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也需要依托闽北苏区寻机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打一两个好仗。但是，中革军委随即来电批评我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于是，我们在这里只停留了几天，安置了一批伤病员，就继续向北进发了。

    急于要我们离开闽东、闽北，这是继攻打福州之后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从当时红军斗争的全局来看，既然是要我们这支部队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起战略牵制作用，就不必机械地限定到皖南去。何况当我们出动不久，中央就知道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如果当时让我们先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帮助地方党扩大武装斗争，打几个好仗，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有依托地向政和，松溪发展，把闽东、闽北连成一片，再同浙南群众条件较好的庆元地区连接起来，创造较大的局面，然后跳跃式地向浙西和皖南发展，倒是可以吸引和调动更多一些敌人的。

    部队自出动以来，不仅外有敌人围追堵截，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困难，军团主要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首先是乐少华同志一味盲目地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拒绝结合实际的积极建议，而且专横无忌，对寻淮洲同志极不尊重，一开会就吵架，天天如此，几乎造成指挥上的瘫痪。与此同时，曾洪易则愈益暴露出严重的恐慌动摇，在水口遭到敌机袭击时，他吓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一到闽北就提出要到闽浙赣大苏区去，并直接发电报要闽浙赣军区派部队来接。他的主张受到寻淮洲和大部分同志的反对，中革军委在回电中也对他作了批驳，以后他就更加消极对抗，竟要求离开部队。军团领导中这些极不正常的状况，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必然恶果。它给我们这支深入敌区、独立行动的部队，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困难。

    挺进浙西

    我们到闽北苏区时，已是从瑞金出发后的近两个月，超过了中央规定到达皖南的限期，如果继续进军，本应向皖南急进。但中革军委来电指示要我们在浙江执行两项“中心任务”：一、继续对进攻我赣东北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后方进行彻底地破坏；二、在闽浙赣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新苏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要求首先破坏龙泉、浦城、广丰、玉山间的公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线，进而破坏兰溪、衢县、江山、玉山间的铁路、火车站、以及玉山、常山、江山之间的公路。对于原来赋予的去皖南的任务未作任何说明。

    9月9日，我们离开闽北苏区，北上浙西。这时，中革军委又不顾当时实际情况，多次来电批评我们“对保安团畏惧其截击是不对的”，“不须以急行军增加病员与疲劳，每日行二、三十里，”等等。于是，我们一面对付敌人日益加紧的围追堵截，一方面深入敌后进行破袭活动，经江山县之二十八都、仙霞岭、石门，于9月13日攻占清湖镇，消灭了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接着胜利渡过江山河（即江山港），炸桥破路，给了敌人一定的威胁和打击。但是，限于当时的群众条件和装备、技术等条件，要按照中革军委要求在广大地段上破坏铁路、公路是办不到的。

    9月15日，我们进到江（山）常（山）公路的大陈地区。在大陈打垮了敌浙江保安第三、四、六团各一部共七个连的进攻，并一度攻入常山县城，缴获一批物资和现款。其后便经招贤、上方镇继续北上。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反革命的社会基础雄厚，保安团较强，保甲制度较严密，交通与通讯捷便，敌人能及时掌握我军行动情况，从各方面调动部队围击我军。我们却只能机械地按照中革军委规定的时间、地点、路线、里程慢慢地走，差不多天天要打掩护仗、遭遇战，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战术性的胜利，但整个处境却越来越被动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一些的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正当我们艰苦转战浙西的时候，中革军委9月17日来电命令我们，在执行军委给予的破坏杭江铁路及附近公路的任务前，禁止继续北进。第二天又电令我们“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方法占领该城，并确保于我军手中”，规定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在靠近安徽边境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尔后再向浙皖边境之歙县（即徽州）、建德（今梅城）、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发展。

    中革军委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特别是要求我们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的指示，使我们困惑不解，因为它完全脱离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遂安位于新安江上游，距杭州约二百公里。这个地方虽是山区，但处于衢江、兰江、新安江三角地带，江水较深，汽船可以通到建德、兰溪，还有浙赣铁路和公路干线，敌人交通方便，这样的地形，对我军机动十分不利。那里地瘠民贫，居民多以竹木为生，产粮很少，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特别是当地没有我们党的工作基础，相反的是赣东北逃往地主聚居之地。不论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适宜的。

    就在这时候，敌四十九师、浙江保安第一、二纵队以及新增调来的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从几个方向加紧对我追击和“围剿”，企图切断我前进道路，合击我军。面临严重敌情，我军处境危殆。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之祸，我们只得不顾中革军委的一再指责，转向皖赣边行动。

    活动于皖赣边

    9月30日，我们到达皖赣边之段莘（婺源县北）地区，这里距原定最后目的地皖南已经不远。这时我们才知道，皖南几个县的暴动早已失败，有些干部和群众分散活动在山里面坚持斗争。我们在转移的路上，碰到皖赣特委和当地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按照他们的意见，我们继续西进到黎痕地区。

    皖赣边和皖南，比我们所经过的浙赣边、浙西的条件要好些。在地形上，皖赣边有凫山、白际山，皖南有黄山，既有大山区，又有丘陵地，河道可以徒涉，便于我军隐蔽和机动；经济上比较富裕，有利于解决部队的粮食供给；文化教育也比较发达，稍大点的村子大都有报纸，便于我们了解形势动向；特别是有党的工作基础和影响，群众条件比较好。这里所处的地位也很重要，向东北可以威胁芜湖、南京，向东可以威胁杭州。我们准备在这个地区停下来，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先后在查湾、流口、鸦桥、黎痕等地进行了几次战斗，打退了追击和堵截之敌，消灭一部分敌军，缴获一批武器。皖赣苏区给我们补充了五百名新战士。在经历了浙西一段困难之后，这时部队又开始出现了好的转机。

    在此期间，军团领导曾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皖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当地党和游击队密切配合，争取在休宁、婺源、祁门一带消灭围追之敌，以扩大皖赣苏区，寻找有利时机再入浙行动。根据战斗连队很不充实的状况，建议将部队整编为四个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以便机动作战。还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在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下，允许我们机动、自主地解决许多问题。军团的这些建议，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情况的，但未获批准。

    10月15日，中革军委来电，令七军团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军团研究之后，认为皖赣边有发展条件，而进出闽浙赣苏区要通过几道敌封锁线，因此，17日向中革军委去电请示，如我们今后仍须去皖南，则不如不去闽浙赣苏区，以主力向皖南游击区（石埭、太平、祁门、休宁等县之间，中心区在雷湖、柯村）行动。18日中革军委复电同意。但21日又接中革军委电令，七军团仍要去闽浙赣苏区。我们遵命立即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浮梁、德兴之间，通过两道敌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之重溪地区。

    七军团自瑞金出发到进入闽浙赣苏区，转战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历时近四个月，行程三千二百里。尽管受到王明左倾的错误指导和曾洪易、乐少华的直接干扰，但是，全军团广大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排除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打了一些胜仗，粉碎了敌人消灭我军的企图。我们沿途还尽可能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部队虽然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较大，但沿途陆续给各游击 区留下了一千多名军事骨干力量，到达闽浙赣苏区时还保持了约三千多人。七军团孤军转战敌人后方，是起到了它的积极作用的。广大指战员用血汗写下了这一段战斗历程，是不容抹杀的。

    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按照主观主义、冒险主义的战略意图来衡量七军团的北上行动。要求通过这支仅有几千人的部队的作战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由于未能实现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就指责部队没有完全任务。他们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同志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等荒诞的大帽子。这些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是完全错误的。

    到达闽浙赣和组成红十军团

    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著名的老苏区，胜利地粉碎过敌人的多次“围剿”，红旗一直在这里高高飘扬。我们到达苏区时，方志敏同志亲自到驻地看望。他是那样的亲切恳挚，平易近人，第一次会见就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苏区的革命群众都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我们，用尽可能筹集到物资慰劳我们。群众称我们这支历经风霜的子弟兵为“老十军”（1933年1月，闽浙赣苏区随后又成立了新的红十军）。在党和人民的亲切慰问下，四个月来的艰辛劳累，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十军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任命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同时，闽浙赣军区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省苏维埃主席方志敏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被调任军区参谋长。当时中央和中革军委已率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所以军委在电令中还指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今后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

    军团整编以后的任务是：第十九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二十、二十一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11月18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通过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十九师的突然出动，出乎敌人意料。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两个团尾追，受到我军坚决回击，蒋志英负伤败退常山，我缴获颇多。接着，十九师经上方镇，渡新安江，向分水县（今武盛）前进，并逼近昌化、于潜（今潜阳）和临安，震动了杭州。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绩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这一时期，寻淮洲同志率领十九师独立行动，摆脱了曾、乐的干扰，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在广大地区内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就在十九师活动很有成效的时候，中央军区发来指示：根据敌人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日趋严重的形势，命令十军团部立即率二十、二十一师转到外线，同十九师会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之间集结兵力，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为了统一领导十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调我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形势下，组成红十军团，并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团地方武装集中起来，进行大兵团活动，企图打大仗，这是战略指导上的又一个重大失误，为后来红十军团的挫折和失败埋下了祸根。

    谭家桥战斗

    11月下旬，在方志敏、刘畴西同志率领下，红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两师，经婺源、开化之间和休宁以南，北上皖南。12月10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此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我实施尾追堵击，企图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人阴谋，我军必须选其一路给予打击。13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这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我军之敌补充第一旅已抵达汤口，正继续向我追击前进中，显得孤立突出。该敌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我十军团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装备不如敌人，但地形对我十分有利，乌泥关是一个山隘口，东侧有一个制高点，向北一路小山坡。军团首长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公路两侧自南而北，按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的顺序设伏。十九师是军团战斗力较强的一个师，配置在上峰，除以一个连兵力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该师主要兵力部署在乌泥关以北，与二十、二十一师阵地依次衔接，二十一师以一个营构筑工事坚守谭家桥正面。待敌补充第一旅通过乌泥关，进入我设伏地域以后，即行封锁乌泥关口，断敌退路，阻击敌可能之增援；二十、二十一师会同十九师部分兵力对敌拦腰出击，并排打下去，将其大部歼灭于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上。

    12月14日上午九点多钟，敌补充第一旅进入设伏地区后，我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惊慌失措，陷入一片混乱，担任前卫之敌第二团，在我军猛力冲击下呈现动摇，敌团长被我打伤。开始时战场形势是很好的。但我十九师除以一个连控制乌泥关制高点外，未能将主力配置于乌泥关以北，而是摆到乌泥关以南去了。乌泥关以南是悬崖陡壁，兵力展不开。敌人调整部署后，集中力量进攻我战斗力较弱之二十、二十一师，两师指战员奋勇反击，但因不长于正规作战，而十九师又增援不及，以致阵地被敌人冲垮。接着，乌泥关制高点也被敌人夺去了。寻淮洲同志亲自带队夺取制高点，一个猛攻，制高点是夺回来了，可是，他却负了重伤，抢救下来，在转移途中牺牲了，时年仅二十二岁。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是我们一个重大损失。此时，整个战斗我败局已定，于是决定撤出。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刘英、乐少华同志又先后负伤。我们把队伍撤了下来，到黄昏时候向北转移。此时，敌军也打得精疲力竭，伤亡很大，无力对我们追击了。

    谭家桥之战是十军团全部转向外线作战后的第一个战斗，初战失利，我军愈加陷入被动。

    怀玉山失败

    谭家桥战斗之后，敌人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及一些地方部队，一共近二十个团的兵力，蜂拥而来追赶我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从1934年12月下旬到1935年1月上旬，我们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埭（今广阳）、黟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虽然给予敌人以相当的杀伤，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我军处境日趋险恶。从当时的形势看，采取正规军打运动战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利，要坚持长期斗争，关键是将正规军转变为游击队，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为了较顺利地实现这一转变，必须打一两个好仗，以扭转谭家桥战斗失利带来的严重被动局面。但是当时领导上还没有向游击战转变的认识，又缺乏积极寻机打歼灭战的思想，因而未能摆脱被动局面。
鉴于实际的教训，一部分同志前已提出过适当分兵问题，谭家桥战斗以后，又建议分兵活动，以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但是，军团领导对分兵顾虑很大，决定全军团继续南下，经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去。

    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大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直径约三十里，周围约一百里。1月12日晨，军团到达化婺德苏区东北边缘的杨林（属浙江开化县）。这时方志敏同志和我正随先头部队行动。所谓先头部队主要是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同志在内）、后勤人员，以及缺乏弹药的追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等，共八百余人。我们经过杨林时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并前进到靠近闽浙赣大苏区的港头，才停下来休息。刘畴西同志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顾虑部队疲劳，就在当地宿营，第二天（13日）下午才继续前进。这时敌浙江保安第二纵队第五团从星口连夜急进七十里，超越我主力部队赶到化婺德苏区东部边缘的王坂、徐家村，占领了堵截我军前进的阵地。我军团主力进到徐家村受阻，与敌发生激战，只好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进入化婺德苏区，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14日下午。15日主力部队才大部进入化婺德苏区。

    16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同志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方志敏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担心刘畴西同志犹豫迟疑，便决定留下来同主力部队一起行动，要我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

    这时，敌人虽已加强了化婺德苏区与闽浙赣苏区之间的封锁线，但兵力不足。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抢，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去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大约经过一个星期，闽浙赣省委告诉我们，从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讯中得知：先是搜山的敌军报告“清剿”已基本结束，要求撤出休整；以后蒋介石下令，说方志敏、刘畴西等仍在山上，在搜到以前，凡要求撤出休整的“杀勿赦”。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

    在这期间，有少数同志陆续从怀玉山突围到了闽浙赣苏区。从他们谈话中了解到我军被合围后坚持战斗和遭到失败的一些情况。16日晚，刘畴西同志因顾虑部队疲劳，坚持就地休息，军团主力没有过来。以后在通过封锁线时，因为敌人打抢拦阻，就折回去改换方向。这样接连改换了几次方向，延误了几天时间，追击的敌军都走赶上来了，我军遂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我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本已十分疲劳，陷入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雨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以草根树皮充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顽强战斗，不断杀伤敌人。我十九、二十两师在怀玉山东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马山等地，二十一师在王龙山北部，同敌军反复血战。敌军向怀玉山围攻时，我军占据山顶制高点，坚决抗击敌人。在敌军不停顿地“搜剿”和围攻下，我军被分割，被冲散，但仍然坚持各自为战，表现了革命战士无比坚定、无限忠诚和誓死与敌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敌人极端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烧掉。因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我军走不动的伤病员，有些就被烧死了。被围的部队只有少数同志跑回闽浙赣苏区。另有一小部分同志向北突围到皖南去了。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同志隐蔽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至1月27日先后不幸被敌军搜捕。此后，方志敏等同志在狱中坚贞不屈，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1935年7、8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历史的教训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我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支劲旅，在蒋介石反动派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的疯狂追堵和围攻下，不幸失败了。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的也是主要的原因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它给我们以极其深刻而沉痛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记取。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有下列几点：

    一、派出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1934年7月初从瑞金出发，到1935年1月在怀玉山失败，全部过程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期。1979年底，我曾向叶剑英同志请问：抗日先遣队是否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指导下派出的？剑英同志说：“五次反‘围剿’初期，毛主席主张过把红军主力挺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以打破蒋介石的‘围剿’，当时毛主席不在位，中央没有采纳。后来派出先遣队，主力红军已经要作战略转移，那时毛主席处于无权地位。”那么，当时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在回答军事科学院的请问时，曾指出：“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朱德、叶剑英两位领导同志的谈话，向我们指明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派出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意图，这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至关重要。

    为着全局的需要，当时派出一支部队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活动，争取在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对敌人起一定的牵制作用，这从战略指导上说，是可以的。然而，中央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却远远超出了上述要求。据我后来看到的中央下达的作战任务的训令和政治训令，赋予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深入到敌人深远后方闽浙赣皖诸省，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最高度地开展反日运动，把群众的反日斗争发展到武装民众的民族战争的高点；通过在敌人深远后方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发展，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上述任务的确定，显然是一厢情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时候，蒋介石绝对不会由于我党北上抗日号召的提出和一支较小部队的出动，就抽调走大量兵力，放松对我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围剿”。再者，在当时整个红军作战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八万主力红军都呆不住了，却要求七军团这支六千人的部队（其中还有一半新战士，仅仅一千多条枪），深入到蒋介石国民党的闽浙赣皖腹心地区去“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更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臆想。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曾经主张趁着福建事变的时机，将中央红军主力突进到苏、浙、皖、赣国民党政治的腹心地区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敌人回援，以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攻。可惜中央拒不采用此计。七个月以后，形势已经大变，这时候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不论从背景、从意图、从规模上看，和毛泽东同志原先提出的向北突进的主张，显然是根本不相同的。

    从政治上看，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举起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子，是正确的，对于揭露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闽浙赣皖地区尚无直接对日作战的形势，推动抗日运动的关键，是要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和转变，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所未能解决的。抗日先遣队进军途中，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方面仍然执行着左倾的一套，不利于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对于我们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损害很大。

    二、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抗日先遣队派出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接近尾声，革命形势逐渐转入暂时低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因此，抗日先遣队亟须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但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中央，未能领导实行这一战略转变。中央虽然原则上向我们提出过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但在实际作战指导上仍然是要求搞大兵团作战。这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七军团阶级。军团的有些领导同志，尽管当时对军事战略转变问题也缺乏认识，但是，在经过一段行军作战实战以后，结合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体验，已经逐步感觉到，部队孤军深入白区，远离后方，面对优势敌军的堵追，必须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针上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上进军途中，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原有的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为依托。同当地党和游击武装密切配合，一方面支援和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一方面休整补充部队，安置伤病员，减少无后方作战带来的困难，尔后相机继续作跳跃式前进；在强大敌军“追剿”下，应适当分散兵力，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多打游击战，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在适当时机，集中兵力，打游击性的运动战，歼敌一部，以改变不利态势，争取战场主动权；既要积极打击敌人，又不盲目地打硬仗、拼消耗，等等。但是，由于军团领导权掌握在曾洪易、乐少华手中，同志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和采纳。七军团整编为十九师后，摆脱了曾洪易、乐少华的干扰，在寻淮洲同志领导下出动浙皖赣边，那一段仗就打得比较活，形势出现了转机，这有力地说明了在敌人深远后方活动，必须相应地改变作战指导方针。当然，在红七军团阶段，我们也还没有预见到要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转变，中央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任务，我们也不敢设想把一个大的军团改为游击队。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1973年12月，朱德同志在关于战史问题的谈话中评价这次合编时就曾指出：“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打不成。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成游击队。”朱德同志的谈话，指明了左倾冒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犯错误的要害。

    三、在作战指导上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必然容易脱离实际，使部队作战行动陷于被动、危害极大。

    当时，抗日先遣队的全部战略行动甚至战术行动，都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指挥。本来，派出这样一个军团，深入敌人后方去独立执行任务，敌情那样复杂多变，环境那样困难险恶，中央和中革军委除了规定它的战略行动方向和基本任务外，理当给予较大的机动权。然而当时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却使抗日先遣队的一切行动都严格受其控制，实行绝对集中的指挥，使军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境地，给军团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说到这里，我很自然地想起毛泽东同志作为军事统帅的优良作风。他总是既通观和掌握战争全局，又处处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他十分重视战场指挥员的意见，给予应有的机动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战场指挥员的能动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许多重要战役的指导，就是这样做的。打豫东战役时，中央来电中特别交代“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打济南战役时，主要是明确规定了“攻济打援”的方针和假设了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使下面心中有数，力争好的情况，同时预计到并有办法对付可能出现的僵局。总之，主要是对作战方针和战役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及时明确的指导，至于其它具体作战部署和战场处置，就由战役指挥员依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着的实际情况去作出决定。这种英明的统帅方法和作风，同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那一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过程中，在七军团阶段，上有左倾错误指导，军事指挥实行绝对的集中主义，军团内部又有曾洪易、乐少华这样的干部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其实，你越是机械地执行，就越是被动，越被动就越打不好仗，也就越挨批评。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30年所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尖锐批评过这种对待上级指示的错误态度，更何况当时是在远离中央、深入白区的环境中进行孤军活动呢？至于红十军团组建以后，则主要由于战场指挥方面的失误，谭家桥等几个关键性的仗都没有打好，从而加速了先遣队失败的到来。当然，如果尔后不实行军事战略转变，这支部队的失败仍将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几个关键的仗打好了，赢得了时间，夺得哪怕是暂时的战场主动权，就有可能通过以后的作战实践，逐步认识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付诸行动，而不至于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这些又都说明了战役指挥员，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四、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军团的领导，这是导致抗日先遣队失败的组织上的原因。

    七军团的领导核心，是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他们的无知与专横给七军团带来的灾难，我在前面已经略作叙述，教训确实太深刻了。
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取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我们讴歌它也好，批判它也好，最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斗争历史，首先是一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英雄史；同时也突出地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严重危害的一个侧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血的教训有力地证明：违背了毛泽东思想，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然而由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广大指战员和烈士们的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已成为红军斗争史中英勇悲壮的一页，将永垂青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并没有也绝不可能扼杀掉先烈们为之舍身奋斗的革命大业。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存下来的力量，随即高举革命火把，又继续战斗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历史再次有力地表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在暴风雨般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的我们的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潮及倾向。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遵照中央的电示，我们随即以胜利突围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我被任命为师长，刘英同志为政治委员，率部向浙江南部进军。我们根据形势的重大变化，吸取过去斗争失败的教训，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和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终于实现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经过同蒋介石几十个团的反革命“围剿”的反复斗争，我们在浙西南和闽浙边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创建了新的游击根据地，高举抗日反蒋的革命旗帜，战斗在敌人的腹心地区。我们同南方其他各兄弟红色区域一道，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时，我们这支部队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重新北上，转战于大江南北，肩负起当年先烈们的未竟事业，投入了整个抗日斗争的洪流。

    （摘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