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走向世界的三篇反帝檄文
——评伍修权、乔冠华、邓小平在联合国的发言与反思
张亦民
常言道：“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可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恰恰是在落后挨打中站立起来，中国外交也是处于弱国受辱中昂首挺胸走向世界的。至于怎样在落后中崛起、又如何在受辱中走向世界？这是关系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整体战略与内政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系统工程，是难以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可以说清的问题。这里，仅从抗美援朝战争的外交斗争开始，将毛泽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三次派出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发言而撼动世界、影响世界的三篇反帝檄文，作一回顾。
第一篇 伍修权在联合国“大闹天宫”，让世界看到新生中国的存在
美国在挑起朝鲜战争的同时侵犯中国的台湾、轰炸东北边境城市，因而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向联合国控诉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实属维护正义行动。而美国则攻击中国政府发动抗美援朝运动是“侵略”行为。于是联系美、英等六国向自己操纵的联合国提出所谓中国“侵略案”，实属霸道荒诞。然而，就是这样的正义与荒诞之事，对质在联合国大会上，这是在霸道世界里，绝无仅有的一次。
众所周知，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活动的195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一段时间，正是朝鲜战场上打第二次战役的时候。美国之所以不听中国政府发出的一再警告，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边进军，是基于新中国不会、不能、不敢出兵的判断下作出的决策，只是未曾料到他们集世界最现代化装备的“联合国军”，却被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不断后撤。美国统治集团面对节节败退的不利局面，让联合国允许一个还是他们排斥在外的非成员国来讨论朝鲜问题，目的有三：1，试看新中国是否施行有求于国际的叩头外交？2，利用国际会议的接触，看看是否有妥协停战的可能？3，运用其当时有控制力的强势，通过对朝鲜问题的辩论，在政治上施压中国，实现“招安”。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军事上的优势，永远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筹码；而我方作为弱军一方在稍胜之际，由强军叫“停”，决非真“停”，莫非是对方为稳住阵脚作出缓兵之计，不能上套。因此，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决不是去乞求和平，而是去“大闹天宫”，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和朝鲜，破坏亚洲和平；向世界表明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代表团不仅对美国所列举的事被驳得体无完肤（拙作《伍修权在联合国“大闹天宫” 》一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更向世界阐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唤醒世界人民为维护正义的事业与世界和平而奋斗。这是美国对中国代表团始料不及的强硬态度而失望又忌恨。中国代表团除了在大会上公开斥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外，不作任何妥协的表示，也不同美国当局的官员发生任何往来。尽管中国的国力无法同美国相比、是弱者，但革命的中国在政治上永远是强者。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或会场上，都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在存在霸权主义的世界里，中国并没有幻想通过代表团控诉能获得公正解决，但通过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收获不浅：1，当时的中国是在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拒之门外的国家之一，通过代表团在联合国会内外的活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独立存在及其影响作用；2，揭露了美国的侵略野心，捍卫了抗美援朝斗争的正义性，树立了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形象；3，使炎黄子孙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树立起振兴中华的信心与决心，海外华侨华人从代表团的发言中看到新中国的希望，激发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回国作贡献的愿望；4，这是新中国走向世界树立起来的一面外交旗帜，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奠基礼。
从伍修权在联合国“大闹天宫”到乔冠华去联合国“伸张正义”，前后21年。这是中美关系严重敌对的21年。美国以其实力霸权，变本加厉地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制裁、海上封锁，陆地破坏等种种办法，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可想而知。按当今的崇美、迷美派来讲，当时的中国就不该倒向苏联，而应该投向美国怀抱。故而颠倒黑白地诬称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外交路线是“闭关自守”的政策。殊不知，就在此“闭关自守”的环境里使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道，在极其困难条件下，锻造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取得了纵向历史、横向世界，均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其成就集中表现在成功地实现了“三大革命”：一是政治革命。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从事政治革命取得政权后，又围绕社会矛盾，开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保护无产阶级政权。特别是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等，增强了对一切反动势力的威慑力，大大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创造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国地位；二是经济革命。集中表现在所有制的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工业大跃进，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千年的农业国，在短短二十几年里实现了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与此同时，建立起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保障制度，人民生活获得逐步改善。三是文化革命。是指与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也是思想革命、灵魂革命。即建国后为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而开展的政治运动。它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配合了各项中心任务的完成。三大革命是互为联系的因果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必不可缺的内容。尽管三大革命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错误，需要后人去改进、完善，但历史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不经过三大革命是不彻底的，即使取得政权也仍然避不开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的政权更迭。正是“三大革命”的不断胜利，确保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防止了走上“苏修”的道路，使中国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崛起。
第二篇：乔冠华在联合国“伸张正义”，让世界看到美帝国堵中国的失败
197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走向世界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著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这是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经过21年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敌视孤立政策的破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下，世界人民觉醒的表现。是“穷朋友”“小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说明美国的指挥棒也开始失灵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了美国的反，投我们的票。葡萄芽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76票赞成、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会场上一片欢叫，跳呀、唱呀，还有拍着桌子呼叫以示庆祝，后来有人称这一天是“联合国的狂欢节”。
这次恢复联合国席位问题来得意料之外，太突然了。我国领导人也缺少思想准备，联合国通知我们了，怎么办？毛主席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并当即和周总理商定由外交部长乔冠华率团前往。10月26日晚，毛主席接见代表团成员时兴奋地笑着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毛主席还为代表团去联合国的发言，定了这样的基调：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阶。
11月15日上午，我代表团就座后，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科威特代表说：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国席位，特使新时代的人类前途变得灿烂。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泽东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欢迎词后，乔冠华在热烈掌声中上台发言，首先是向主持正义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滕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定‘两个中国’的计划”表示谴责。他的发言，激起与会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似乎都讲到他们的心里。当乔冠华讲到新中国20多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时，纷纷表示出赞扬、爱慕与鼓舞。特别在表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的一段话：“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乔冠华的这一段发言，完全出于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感，向世界发出一个中肯的呼吁，切中了要害，充分反映了各国所要求的心声，博得代表们持续好几分钟的热烈掌声。
毛主席在审阅发言稿时曾对乔冠华说：“看准了的，该说的就说，不必左顾右盼”，“要给安理会整风”。乔在发言中看到了与会者的高昂情绪，想到大国操纵安理会的行为，无法委婉地绕弯子，离开稿子，一针见血地说：“联合国演变到今天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了”，“大国说了算，要联合国干什么？”乔的这几句话，令代表们的眼球直视着乔的脸孔，并发出啧啧叫好，点头称道。当他发言后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大批代表激动地离开座位来和乔冠华握手。
从乔冠华去联合国“伸张正义”到邓小平去宣讲“三个世界”理论前，相隔三年。这个三年极不寻常，是“小球转动大球”的三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1，粉碎了美国对中国22年的围堵，打开了中国外交新局面。随着26届联大的过去，出现了大批国家争相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二，随着尼克松访华，确立起中美苏世界三角的格局，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三是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从1972年制订和实施的“四三方案”，向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一大批先进设备技术。这是继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156项工程和六十年代“三线建设”之后，又一次工业建设高潮。这批工程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完成后，基本上结束了农业支援工业，而转化为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转折时期，为改革开放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创造了条件。有的人诬称“文革”结束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纯系别有用心人的造谣。“文革”期间工农业逐年上升，虽有过派性干扰影响，但社会安定，无信仰危机，物价稳定，无货币贬值，也无金融危机，是世界上唯独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哪来的经济崩溃。
第三篇：邓小平在联合国阐述“三个世界”的理论，吹响了世界革命的号角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大会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代表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和革命路线走向世界的又一篇檄文。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毛泽东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来的。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日本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月25日，毛泽东对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他强调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46年，他从“二战”后形势出发，提出辽阔地带理论，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毛泽东从这一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冲突，提出两类矛盾和二种力量的理论。“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苏联和东欧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次年1月，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问题，同时提出“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上述三个战略构想，是毛泽东解决不同时期建立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主要矛头是对着美帝国主义的。只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开始，提出了苏联问题。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以后，毛泽东从当时世界政治斗争的新格局和敌我关系的新变化，从过去分析世界形势与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就是新的世界战略构划。
邓小平在联合国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中特别指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发言中还阐述了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内的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其中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发言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即刻响起一阵持久的掌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跑到邓小平坐位上道贺，有的提出希望中国带领第三世界人民开展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对此，从毛泽东逝世时世界各国的唁电中看到，在许多唁电悼词中称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旗手”，称毛泽东是世界革命的“领袖”“美中苏三国时代的英雄”（参《噩耗撼动全球的千年伟人——毛泽东》），足见中国革命和毛泽东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影响。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和我国永不称霸的思想，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使中国的外交格局出现了新局面，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大提高。
197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学习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通知指出邓小平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这份通知是在联合国发言一个多月之后发出的，显然是收集了国际上各种不同反映后作出的一个决定，其意义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这是在国际舞台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毛泽东思想普世化的开端，“贯彻执行”的结果必然是迎来世界形势的大变局。
结语：三篇檄文之后的反思
三篇檄文前后24年，是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制裁与包围中成长的24年。三篇檄文就是中国外交从孤立走向世界的见证。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大有从中国革命推向世界革命之势，并使第三世界人民对中国寄以很大期待。
不幸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党、军队和国家创始人在邓小平联合国发言二年后去世。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领导人的更迭，风云突变，急转直下。特别是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和再次复出，很快改变了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所定的外交政策。在中美建交谈判中默许美国对台售武开始，“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中美建交后，邓公的访美和访美后对越南的“教训”（越在印支地区搞霸权，应以教训，但如何教训值得反思）实际上开始放弃“三个世界”理论。在国内，从过去“备战、备荒、为人民”转向“和平发展”为主题，搞截军，把许多尖端军事项目拉下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搞“韬光养晦”的绥靖政策，让老百姓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政治挂帅，埋头去搞没有灵魂的GDP这个“硬道理”。在国际上重新走上早就批判过的“三和一少”路线，投富弃穷，一边倒向美国，不顾对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义务与责任。不顾原则，不加分析地跟着霸权主义去反对恐怖主义，甚至将革命武装斗争也列为反恐对象，助长了美帝国主义对中东、北非的武装干涉，削弱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三个世界”理论丢失已尽。
好在帝国主义不会因你不称帝国主义就不是帝国主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可以拿原则交易，取得帝国主义一时一事的欢心，但他不会从根本上卖你的账。你搞你的和平发展，正附合他搞他的和平演变，寻找他的代理人，培植他的势力。毛泽东时代用血与火锻造起来的国际对中国战略威慑力与恐惧感失灵了。从查银河、炸使馆、撞飞机等向你试探摸底开始，再是藏独、疆独问题，钓鱼岛问题，直至今日南海问题，接踵而来。香港回归了，英军撤走了，美国军舰又来了，周边小国也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惹事来了。
事物总是在正反面的对比中获得更加正确认识的。可喜的是中国人民正从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内政外交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中觉醒了。“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世界理论再举起，玉宇澄清万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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