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

资料来源：　1844年2月16日　朴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致阿伯丁(Earl of Aberdeen)第34号发文，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F．O．228／32。　　

注：此为罗伯聃（R．Thom)1843年所作之估计，内容指江宁条约前夕外国船只所经营之对华贸易全体。罗伯聃为英国代表团的人员，当时正参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之商淡．他获有向外商调查中外贸易情况的便利。　　

三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策划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活动　　

[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废止，从此，任何英商皆得至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工自由贸易是意味着英国对内对外的全部财政和贸易政策之改革，以适应于工业资本家底利益，即现在以民族名义出现的阶级底利益．这个阶级严肃地从事于事业。每一个对工业生产的障碍都毫不容情地被铲除了。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唯一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对工业资本家是极其重要的：减低各种原料的价格，特别是减低工人全部生活资料的价格；生产原料[应译作减低原料成本工，并保持一一如果不更加降低一一工资在低下的水平上。英国　　

应当成为“世界主人”；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必须成为像爱尔兰一样，即英国工业品底销售市场、原料与粮食底供给地。英国是农业世界底伟大工业中心、即工业底太阳，围绕它经常旋转着数量日益增加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行星。英国有多么伟大的前途啊!(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鲍和、岷英译，《新建设》，1952年1月号)　　

[183s年][　6月2日　格拉斯哥印度协会致外交大臣巴麦尊(Viscount Palmerston)函工正中国行商垄断贸易，压迫英商，且常常发生破产事件，而广州英商又无生命财产的保障，]凡此，都妨碍英国对华贸易不得相应于中国的庞大市场与英国开放贸易自由的机会作迅速而广泛的扩张，[因而我会不得不促请陛下政府采取步骤，和中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扫除障碍；如果可能的话，并恢复从前我们享有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VI岸通商的特权，……我们认为直接向北京朝廷去接洽，远比通过地方当局进行交涉更有成功的可能。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则我们认为陛下政府尚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进行贸易的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与烦扰，则必将对于我们的对华贸易大有好处。(马地臣：《不列颠对华贸易现状及其前景》James Matheson，The Present Posi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British Trade with China，together with some Leading Occurrancesinits Past History，London，1836．]，第128页寸　　

[　7月17日　财政部巴林(Baring)转交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理事会(Directors of Chambers of Commerceand Manufactures of Glasgow)上首相迈尔本子爵(Viscount Melbourne)备忘录]开放对华贸易的立法所期望获得的利益，势将因中国政府坚持[要外商]遵守的那些交易条件而受到根本的损害。在现行限制交易条件之下，要使贸易超出有限的范围是不可能的。根据中国政府所规定的章则，不列颠商人的货物要放在行商手里去出卖，而货主对于行商卖货收款却又无所控驭，对于他们的交易手续，也不能作任何监督。中国对外贸易背负许许多多的税饷和沉重的勒索，税率和征税方法是随意决定的，绝大部分由政府责令行商负责缴纳，这样英入财产就有被行商用来归还对政府欠债的危险，而大家知道行商多数都是在破产状态中的。只要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固的状态中，所望于对这样一个入门众多、物产富饶的帝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损害。但是对我们这样商业国家的利益而言，目标是太重要了，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妨害达到目标的障碍的。(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2)　　

[　7月27日　外交部复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函]格拉斯哥商人备忘录所说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他们所申诉的不方便情况是真实的。只是解除的办法还不很明确．但是陛下政府一定严重注意这个问题，不会不加以慎重考虑的。(英国外交部档案，F。O．工7／12)　　

[　7月24日　胡夏米(H.H．Lindsay)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私人信件]我们[的对华关系]不能让现在这样的反常状态继续下去了。……我不否认律劳卑(LordNapier)在某些方面是做得不对的，但我认为中国人是预先决定侮辱他的。……中国人对律劳卑的阴狠行为如果不是他致死的原因，也加速了他的死．　　

[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这是我要建议采取的]就是直接用武力来对过去的损害取得补偿，对将来取得保障；第二，取消一切政治关系，撤回一切代表，[只派一个人去登记船只，办理各项船货证件。中国人是急于要我们国家对于我们的商人加以管束的。而我们国家对我们商人则]全然不加干涉，一直等到出现了情况，使我们有权利采取另一种态度来规定[贸易]条件的时候为止。　　

诚然，我承认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应该服从那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但是，另一方面，这永远假定你是和一个文明国家相交往为前提的，永远假定你所服从的法律规章有明白固定的条文，可以对你的生命财产作合理的保护为前提的。如今中国却不然，特别是他们所坚持执行的关于杀人犯的野蛮规章与法律和人道原则与理性都是不相容的。　　

假定政府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索取补偿，事情应该怎样进行呢?我们已经在那么多的场合使用恐吓手段而又中途退缩了，因而中国人势将在单纯谈判中拒绝一切让步，是毫无疑问的，这就使得动用武力成为必要手段了。　　

照我的意见，采取恰当的策略，配以有力的行动，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万事皆足了。我乐于看到从英国派出一位大使，去和印度舰队的海军司令联合行动，对于我们所受的损害索取补偿，并商订一份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通商条约。迫使[满清政府]屈服的武装力量可以包括一艘主力舰、两艘大型巡洋舰、六艘三等军舰、三四艘武装轮船，船舰载运陆上部队约600人，以炮兵队为主，以便进行必要的陆上动作，这就满够了。这支武力的绝大部分，印度已经有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行动起来，例如[印度]皇家海军假定就提供以下各项：　　

74尊炮主力舰一艘  500人　　

大型巡洋舰一艘  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  320人　　

印度海军则提供：三等军舰两艘  300人　　

武装轮船两艘200人　　

加尔各答提供：武装轮船一艘100人　　

需要从国内派遣的：大型巡洋舰一艘．300人　　

小型巡洋舰两艘320人　　

陆上部队600人　　

共计2940人　　

这支武装之满够达到我们所想望的一切目标，是毫无疑义的。尽管卑怯如中国人，但是如果我们激起他们民族的反抗精神，他们就可能，并且必然会证明出他们乃是出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可怕人物。因此，我们的政策就应该避免激怒人民，在一切场合下不对他们怀抱任何敌对的情绪。[着重点是史料编者加的]敌对行动开始时，单纯地只对沿海进行封锁，在广州、厦门、上海、天津4个主要港口附近各驻以小型舰队。　　

英国人一般很少认识沿海贸易对于中国人有巨大的意义，更不知道中国某些地区的人的生活必需品整个儿是仰仗沿海贸易供应的。例如，福建省就是从富庶的台湾(台湾不愧为所谓中国的谷仓之一)吸收大米以满足其大部分消费需要的。当我们1832年4月泊在厦门港的时候，我每天看见有一二十艘300至500吨的帆船进港，装载大米和糖。我又令人计算船数，在7天内进口100至300吨不等的帆船共不下400艘，其中大部分是从满洲来的沿海商船，装载各种谷物，也有不少是从[麻六甲]海峡来的，装有很值钱的货物。　　

[天津的商务不及福建的繁盛，但天津距北京不足50英里，我们在天津所造成的惊恐大可逼迫满清政府早日结束战争。]　　

这些行动的结果，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沿海中国海军的全部威信一扫而光，并把数千只土著商船置于我们的掌握之下。[中国沿海比世界任何别国的沿海都更宜于进行这类行动，无数岛屿和岸边狭道的深水湾，可容纳任何大舰队，只要一艘兵舰就够防守的。现在中国已有几个印刷所，旗舰上应该再设一个，以便印刷告示，声明不伤害民船，提出我们的要求，他们人民就会请求政府答应我们要求的。一切供应品都严格地照价收买，如此，中国人就会有信心拿各种供应物品纷纷而来。工我甚至于可以这样说，而我也深深地这样相信，就在整个作战期间，只要发给中国商船通行证，还可以做很大的生意。　　

[最有利于行动的时间是，2月在麻六甲海峡集中舰队，季风一到，就北上中国海，4月中就可以开始行动了。这样是不致妨碍上一季度的贸易的。依我看，3个多月就可以解决了。美、法两国是乐于我们这样干的。](外交部档案，F．O。17／12)　　

[编者按：胡夏米是广州鸦片贩子对华航线船舶投资人兼英国国内货物经销商人，1832年乘阿美斯德号(Amherst)自福建至盛京全部沿海进行侦察活动，满清政府的文献称这艘船为胡夏米。实在胡夏米是Hugh Hamilton Lindsay的化名。阿美斯特号此行侦察结果，对于今后英国的侵略行动有极重要的意义。就根据这次侦察结果，在中国的鸦片贩子们便形成一个公认的作战方案。上述胡夏米信中所说种种，到1839年又成为伦敦印度中国协会的方案提交巴麦尊(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卷l，第644—657页)实际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的作战计划，有许多就是根据这里所说原则拟订的。这封信是胡夏米为回答巴麦尊向他征求对华问题意见而写的，1836年曾公开印行过，题为与巴麦尊子爵论英华关系书(Letter to Viscount Palmerston o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London)，今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2原文摘译如上。][1836年][2月曼彻斯特商会上首相迈尔本与外交大臣巴麦尊备忘录]对华贸易维持英国航船十万吨，而这又是可能大为扩张的。中国为英国制造业提供一个销量庞大而又迅速扩张的市场；同时又为印度的出产提供销路，众信其数达300万镑，而这又使得我们的印度人民藉以能够大量消费我们的制造品。L为了换取英印进口货物刁中国输出茶叶和生丝，生丝价值在100万镑以上，没有生丝，我们这一门极重要的迅速增长着的制造业便将大大地瘫痪了。然而自律劳卑失败以后，对华贸易已陷入不稳定的无保护的状态，横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与禁阻。于是，不列颠财产每日都处于危险状态之中：我们的人每日都可受到侮辱；我们的君主已经在她所派的代表律劳卑身上受到侮辱；我们的产业可能被瘫痪；我们的税收可能每年遭受400至500万镑的损失。E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请不列颠政府施展保护[英商的]威力，[我们认为]如果直接和中国最高政府接触，将会比通过广州那批低级官吏之迂回而又腐化的中介更有效得多。(马地臣：前引书，第123页)　　

[2月利物浦印度协会上首相迈尔本备忘录][对华贸易有两件大灾难：一是地方官吏任意勒收税饷；一是行商垄断贸易。其他种种，都是由这两项派生出来的。如果陛下政府对于律劳卑之死与停止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忍受下去，我们认为不独灾难势将加深，且将经常地发生冲突，停止贸易。这对商人固然不利，政府的税收也受损失。须知对华贸易，事关600万镑资本，9万吨航运，400万到500万镑的税收。因此，我们特向陛下政府请求保护。](马地臣：前引书，第125页)　　

[1836年][　4月1日　和怡和洋行有密切联系的奥斯瓦尔特．史密斯(Oswald Smith)致书外交部，送交格拉斯哥印度协会与工商联合会分别向巴麦尊所提备忘录，要求保护对华贸易。](外交部档案，F.0．17／16)　　

[1836年][　7月1日　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第三次向巴麦尊提备忘录，要求保护对华贸易。](外交部档案，F.0．17／17)　　

[1837年][伦敦印度中国协会委员会第一次报告书][去年本会曾经注意到并敦促陛下政府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在华英商的利益给以更大保护的重要性问题。不仅从现在所进行的贸易方面去看，这是重要的；而且从扩张对华商务观点去看，也是重要的。本会获悉陛下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深为忧虑，受命提供意见，并已向外交大臣呈述过本会的看法。本会主张派遣商务代表或领事驻在广州，不赋以任何政治权力，藉以避免与中国法律相抵触。同时，本会并向陛下政府请求为英商在华获取下列各点：]1。允许英商及其眷属在广州居留；2．允许英商有权占有或建造仓库，藉以存储货物，保障他们货物的安全；3。允许英商和一般中国人与行商同样做生意；4．遇有地方性不平事件影响英商商务时，允许英商和广东当局直接接触；5。给予英商在厦门、宁波及北部接近北京的另一口岸进行贸易的特权；6．必要时占据或交涉占有或收买北部海岸的某一岛屿，在那上面和平地维持一个英商商馆，受英国本国法律统治，藉以避免和中国人民及中国当局发生冲突与争执。本会　　

已经获得保证，陛下政府在考虑中国问题时将对这些建议作恰当的注意。(同前第一次报告书，1837年，第9一l0页，The 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Presen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Held Jan．3，1837．)　　

[　1月23日　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义律(Capt．Elliot)上外交大臣巴麦尊函][我已经收到格拉斯哥印度协会上外交大臣备忘录，我认为用什么方法使贸易不致遭受一点点阻碍而又能够获得中国政府的让步，乃是当前陛下政府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派代表和北京政府进行交涉的问题，]我认为靠和平的外交代表去进行交涉，肯定地说，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的希望的，正相反，大有制造严重困难之虞。就我所知，绝不对我们求取宽待的要求作任何正式让步，乃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政策，而我也必须承认，这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则。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交涉，即以陛下武装力量的出现来支持某种条件的要求，我认为，在中国政府觉悟到武装力量除去用作恐吓手段，也还有别的用处以前，也是什么都得不着的，甚至连已经到手的，全都保持不住。……我忠诚地促请[陛下政府]立刻在小笠原群岛建立小型海军基地，常常地、每隔短短的时间，就把舰队开到该群岛附近的或其他部分的中国沿海去，用和协的态度把我们所受到的一切损害都提出来，但以顽强的态度坚持下去，凡是经我们沉着坚定的努力幸而获得的一切都应该成为我们的权利，最后，决定不以陛下政府的名义提出请求让步的形式而样样都以索取公正补偿的形式提出来。……(外交部档案，F。O。17／19)　　

[1838年][伦敦传闻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义律在广州交涉失败，退驻澳门。　3月21日　伦敦东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G．G。dcH．Larpent)、副主席哈斯第(Archibald Hastie)、秘书斯第克门(M.I．Stickman)及理事巴尔麦(J．H．Palmer)至外交部面见巴麦尊，呈述对华问题意见。](外交部档案，F．0．17／28)　　

[1839年][　3月10日　，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　　

[　3月18日　，林则徐发布文告，责令外商呈缴鸦片。]　　

[　3月27日　，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遵令通告“英商”呈缴鸦片。]　　

[　8月5日　，义律　3月22日　自澳门发致巴麦尊的报告到达外交部；同日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也经私人方面传到伦敦。](外交部档案，F．O。17／31)　　

[　8月6日　，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拉本德等致函外交部，要求谒见外交大臣巴麦尊，巴麦尊批示次日接见。]　　

[　8月7日　，伦敦侵华集团为讨论如何掀起侵华战争问题，有一次紧急会议。会议是由曼彻斯特纺织资本家、对华棉货出13商、曼彻斯特商会主席莫克．维卡(John Mac Vicar)召集的，与会的有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拉本德，银行家、下院议员、巴麦尊的亲密伙伴、对华航运投资人约翰。阿拜。斯密斯(JohnAbel Smith)，斯密斯的两个兄弟、怡和洋行关系人奧斯瓦尔德．斯密斯(Oswald Smith)和汤玛斯。斯密斯(了homas Smith)，下院议员、对华贸易商人威廉。克劳复(William Crawford)，伦敦大银行巴林兄弟公司(Barings Brothers & Co。)，对华利益关系公司的拜兹(Bates)，宝顺洋行(Dent & Co。)老板、大鸦片贩子颠地(Dent)，怡和洋行鸦片走私船船长格兰特(Grant)等9人。会后，莫克。维卡、拉本德等8人(拜兹不在内)都依约在巴麦尊私人住宅与巴麦尊会谈约一小时。据威廉。克劳复表示，巴麦尊向莫克。维卡等]查问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就把他的企图在我们心上造成深刻的印象。我们预计政府要采取强硬行动，派出足量的海军，让中国感觉得到海军的威胁。譬如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或者还要占领厦门，以便截断台湾米粮的供应一一这种供应是福建人所必不可少的。(　1839年8月8日　威廉．克劳复致罗伯特。克劳复(Robert Crawford)的信，见怡和洋行档案。)[按：　8月7日　至　11月4日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和鸦片集团完全合流，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呈献对策、列举要求条款、积极策动战争，进行了3个月紧　　

张的幕后活动，代表资产阶级侵华利益的英国政府基本上就是根据这批人的献议进行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的。关于这3个月活动情况的文献，因限于篇幅，难以全录，以下只挑选纲要。]　　

[　8月18日　，斯密斯致函巴麦尊，送交广州英商寄给斯密斯的情报。](外交部档案，F．O。17／35)　　

[　8月23日　，莫克。维卡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外交部档案，F．O．17／35)　　

[　8月29日　，巴麦尊收到义律　4月3日　自广州发来的报告。](外交部档案，F．O．17／31)　　

[　9月16日　，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在华英人生命财产，并为将来对华贸易之永久性安全基础而筹划对策；又要求巴麦尊接见该会代表，面呈意见。](外交部档案，F。O。17／35)　　

[　9月18日　，斯密斯致函巴麦尊，敦促政府早日决策行动。](外交部档案，F。O．17／35)　　

[　9月18日　，拉本德致函巴麦尊，送交他所收到的全部广州方面的报纸资料。](外交部档案，F．O．17／35)　　

[　9月19日　，伦敦侵华集团开会讨论策动对华战争问题，决定由拉本德、查甸(William Jardine)等9人组成委员会，负责进行。](怡和档案)　　

[　9月21日　，巴麦尊收到义律自澳门发来的报告，叙事截至　5月29日　为止。](外交部档案，F．O．17／31)　　

[　9月22日　，斯密斯谒见巴麦尊商谈侵华问题；巴麦尊通过斯密斯嘱查甸留伦敦以备咨询。工(怡和档案)　　

[　9月23日　，巴麦尊致首相迈尔本(Lord Melbourne)私人信件，提出“实际问题”六点：]　　

1．政府对于卡尔斯。义律用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两万箱鸦片的责任是承认呢，还是否认?　　

2。要是否认这份责任，政府就让受害人听天由命吗?　　

3．要是承认这份责任，政府是简单地向国会提议付出那笔钱呢?还是把义律以政府名义承担下来的义务当做强迫中国政府赔补受害人所受损失的义务，而以林钦差办事的暴虐性做为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根据?　　

4。财产是如此其用暴力夺去的，政府替他们提出赔偿要求，同时，为了将来把不列颠人民和中国人的关系放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政府是否更进一步提出缔结一个条约的要求?并且对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精神所加于英王官员的绝大失敬(grossindignity)也要求某种道歉或赔偿呢?　　

5。如果政府这样决定，那么压迫中国人顺从的最容易最有效的强制手段是什么呢?　　

6．截至现在为止，已经建议出来的办法是强有力地截断中国的沿海贸易。　　

捕捉并扣押他们一切的沿海船只，据说沿海船只是极多极多的。　　

占领沿海几个岛屿，此中包括一个小岛上的厦门镇。　　

为此，需要很大的海军力，两艘主力舰，再加几艘较小的舰只可以够了，印度不难派出足够的陆军去。　　

已有一艘主力舰在印度，另一艘主力舰和一艘大型巡洋舰正整装待发，途中还可以停靠阿里斯(Buenos Ayres)，帮助那边进行中的谈判交涉。(桑德斯编：《迈尔本勋爵的文书》[Lloyd C．Sanders，Lord Melbourne’S Papers，London，1839]，第457--458页)　　

[　9月24日　，拉本德等9人委员会集会讨论侵华问题，决定以拉本德、斯密斯和查甸三人组成核心小组，付以行动权力，以便随时和政府保持联系。](怡和档案)　　

[　9月27日　，拉本德等三人核心小组谒见巴麦尊；同日，并与利物浦印度协会代表会晤。](怡和档案)　　

[　9月27日　，利物浦印度协会代表谒见巴麦尊](外交部档案，　　

F．0。17／35)　　

[　9月30日　，利物浦印度协会致函巴麦尊，送交利物浦对华贸易资料如下：](外交部档案，F。0．17／35)　　

不列颠制造品自利物浦港输华情况表　　

[　9月30日　，曼彻斯特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制造家与商人39家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利用机会，为对华贸易获致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　　

[10月l日，伦敦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商人98家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表明意图。](《鸦片战争》，第2册)　　

[lo月1日，内阁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据印度事务大臣霍布浩斯爵士(Sir了．C。Hobhouse)所记开会情况如下：]　　

我们开了一次很早的内阁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巴麦尊把广州事件的详细情况都摆在我们面前。他说明怎样用一艘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两三只轮船和几只小型武装船只就可以把从北京到广州的整个海岸封锁起来。我告诉他说，律劳卑死后，胡夏米(H．H。Lindsay)早在1836年就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了。　　

[军政大臣]麦考莱(Ma Caulay)特别口若悬河地反对中国人，坚决主张采取敌对行动，他和往常一样，火辣辣地滔滔不绝，可是我看他说得太多了。[贸易大臣]拉保契尔(Labouchere)凑近我的耳朵说，假如他总是用这么大力气说话，什么事儿都干不成了。[财　　

政大臣]巴林(Baring)问到商人为了保全义律和其他英国人的生命而缴出鸦片，以致损失两百万镑，事情应该怎么办?[首相]迈尔本勋爵坚持英国政府不应该付这笔钱。拉保契尔以为东印度公司应该付。麦考莱则主张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来付]，巴麦尊持同样主张。　　

我对于封锁约及一千或一千多英里海岸线的结果，表示某种怀疑，迈尔本支持我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对于我们兵船司令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予以合作。　　

散会前，我和麦考莱耳语说，责备我们无所事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次内阁会议我们就决定对于以法国作后盾的叙利亚和埃及的主人作战，同时我们又决定对工／3的人类的主人作战。他笑笑说，他对于我们的中国政策没有疑虑，对于埃及政策则感觉保不定。(道切斯特夫人[Lady Dorchester]编：《一个长寿人，布劳顿勋爵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a Long Life，Lord Broughton，London，l9儿]卷5，第227—229页)　　

[　10月4日　，李滋市银行家、商人与制造业者72家致函巴麦尊，谓李滋毛织品销华数量不小，现在已陷于停顿，要求政府采取有效办法，保护现在利益，并为将来建立较为巩固的、较为永久的通商关系。](《鸦片战争》，第2册)　　

[-　10月4日　，利物浦印度中国协会54家致函巴麦尊，谓已经推举拉本德、威廉。克劳复与约翰．阿拜．斯密斯三人为代表与政府交换意见，请早日告知政府政策。](《鸦片战争》，第2册)[　10月7日　，莫克．维卡面见巴麦尊](怡和档案)　　

[　10月8日　，卜赖克b恩(Blackburne)制造家与商人34家致函巴麦尊，要求政府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索取赔偿，并将今后对华关系置于较以前更稳固的基础之上。](《鸦片战争》，第2册)　　

[l0月10日，拉本德等三人核心小组谒见巴麦尊，巴麦尊表　　

示将采取武力行动，要求各人提供情报，拉本德等已将对华贸易应该坚持的各点意见，提交巴麦尊。会后，拉本德即向各方收集情报，准备向巴麦尊提备忘录。](怡和档案)　　

[　10月12日　，口口市毛纺织业代表桑复德(Sanford)致函巴麦尊，要求调整对华关系。巴麦尊批令回信向桑复德]保证陛下政府完全认识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及其庞大数量。(外交部档案，F。O。17／35)　　

[　10月14日　，拉本德致函巴麦尊敦促早日发出准备武力行动的训令。](外交部档案，F．O。17／35)　　

[-　10月16日　，拉本德致函巴麦尊敦促发出训令，称斯密斯的快船慕尔号(Mor)专候公文出发，羁留日久，即将受到损失；又谓查甸与格兰特正留在伦敦，等候咨讯。工(外交部档案，F．O。17／35)[　10月18日　，巴麦尊写成致义律第15号秘密训令，谓政府将采取武力行动，令其早作准备。](外交部档案，F。O。17／29)　　

[　10月22日　，慕尔号携巴麦尊致义律第l5号训令出发东来。工(外交部档案，F．0．17／37)　　

[　11月2日　，伦敦侵华集团核心小组拉本德、斯密斯、克劳复3人联名上书巴麦尊，详论过去中英关系，提出作战方案与要求条款。](《鸦片战争》，第2册)　　

[　11月4日　，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l6号秘密训令，告以作战方针；同日，并函海军部要求派出远征军。](外交部档案，F．O。17／40)　　

[1840年][　2月20日　，巴麦尊向义律发出第1号秘密训令，提出与满清政府谈判交涉的条约草案。](外交部档案，F。O．17／37)[参看摩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1，第626—631页。]　　

[　3月18日　，莫克．维卡致巴麦尊私人函件工自从1834年开放对华贸易以来，我在经营不列颠制造品的对华输出上做得比任何别人都广泛得多。因此，当目前这个时机，我愿就我们对华商务　　

上关系更加直接得多的这一特殊部门[指制造业一一编者]一一略呈鄙见，我相信，这可能是勋爵阁下所未曾注意得到，并可恕其冒昧的。　　

今有一处市场，它将大量消费我们制造工业的出产品，它也拥有丰富资源足以用我们所必需的物产来交换我们这种出产品。谁要是促请阁下去注意这样市场的重要性及其价值(特别是从现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外国政府阻碍我们输出的那些限制条件方面去考虑)，那就是多余的。　　

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废除以后，我们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混乱，然而我们棉制品的输出却有非常显著的增加。在这个时期以前，棉纱的输出价值非常之小，1838年却超过了20万镑。棉织品方面，1838年的输出高达50万镑。仅仅几年以内，这两种货物的输出，约莫增加了十倍。当前局势，可能提供机会，完成两国关系的改善。随着关系的改善，我们输出的扩张程度将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每年约从印度输入棉花25万包，并出产大量棉花以供自己消费。所有这些棉花都经妇女纺成棉纱，不用任何机械去帮助体力劳动，纱布品质恶劣；尽管中国人勤劳耐苦，劳动价格低廉，其成本总远在我们所能用以供应他们的成本之上，因为我们是用机械技巧帮助劳动的。如果我们说，不多年后，现在从印度输出到中国去的25万包棉花就会运到我们国家来，变成棉纱棉布再输出到中国去，从而大大扩张我们的航运业，增加千千万万的制造业劳动人手，这并不是过奢的希望呀。　　

在这次对华交涉中，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很自然地使我迫切地恳求你，不仅注意到现在我们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而且注意到将来可能扩张的程度。中国那么庞大的人口，并且一般也都是穿得很好的人民，是能够成为我们制造品之最最重要的大量消费者的。中国输出的茶叶、生丝、丝织品和若干次要商品的总价值，就整数估计，每年约达600万镑，当前交换情况如下：　　

英国制造品约   1100000镑　　

印度的棉花  1300000镑　　

印度及东方某些岛屿的杂货  200000镑　　

共计2600000镑　　

余下的350万镑，如果不交换鸦片，就要换取白银，或者是制造品。．　　

在我看，最能促进我们制造品贸易的是一份良好的通商条约，用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　　

要有对广州以外其他口岸进行通商的特权，要享受比我们一向所享受到的更加不受限制的和中国人来往的自由。　　

可能的话，根据下述原则把加在我们进口货和出口货上的海关税则调整到一个适中的水平上，那原则是：这适中的税则既不至阻止或妨碍货物的自由进口，又不至减低帝国政府的正当税收。中国海关要有一部明文条例的海关法规，庶几一方面使中国官吏无权榨取非法的关税，另一方面也使外国商人不至欺骗中国人。

特别要反对限制外人只和一个小团体(行商)交易的制度。所有的行商都是破产的，我相信，只有两家例外。公行所提供的保证是很不够的，这已由过去五六年中那几家行商因欠了英商大批款项而倒团的事情证实无疑了。那批债款，尽管由公行负责偿还，但分期摊还达5年至10年之久，并且有几笔还没有利息。　　

行商每有新的倒闭，公行所承担下来的债务一般都相应地加到进出口关税上去，而这种负担却又并没有按照它的加税目的去开支，而是浪费到贿赂上去，亦即是被总督和他的下级人员榨取去了。　　

不几年前兴泰行倒闭的时候增加了新的关税。广州的英籍商人对此未加反对，因为他们看到这是他们找回债务的惟一办法。但是我认为这乃是一种经由帝国海关监督的安排而造成的政府关税，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阻碍将来商务的负担，特别是就中国法律规定，利用已经集成的资金来还债这一点上去看，尤其如此，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行商和地方政府分配不当，那笔资金是足够偿还那笔债务的。　　

目前破产行商积欠英商大量债务，其数可能达75万镑之多，中国政府是承认这笔债务的，在这样一次交涉中，陛下政府自然不会忽略了这笔债。当此陛下政府为自己代表所缴出去的鸦片而提出更直接的要求之时，我只想提出，政府不可允许中国人用损害我们将来对华商务的办法去筹还这笔债务，以免失策。如果相信适中的海关税则大大有助于商务的扩张，而又十分顺应中国人的老办法，允许他们对我们的商务课加新税，藉以筹款还债，那我是强烈反对的。　　

我不以为我们有任何权利去独断中国人和我们做生意的条件。不过，是他们自己陷入了错误的处境，逼得我们不得不走上为国家所受的侮辱，为个人所受的委曲要求补偿的地位。如果曲解自由与正义的观念，现在我们不去为我们和他们之间商务关系上的合理利益而采取被迫采取的态度，这种想法就太过吉诃德化了。我坚决相信，我们这样做法，对于他们文明与道德的进步，会比可能产生直接效果的任何其他做法都要好得多。　　

帝国政府是确定过进出口货的海关税则的，他们也满意于这种税则，只是广东地方政府及其僚属的腐化行为才把这种税则一天一天地加重起来的。　　

这里应该提起制定任何新的管理法规，或通商税则的基本原则是要反对实际负担的任何增加，使变动合理化，对那些并不是我们商务范围内的货物，规定适中的税则。　　

过去我们寄居在广州，最好的情况也还是一种囚禁，这方面必须有很重大的改变。　　

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的野蛮法令应该更改。　　

应该有足够的地皮好建造货栈。现在外国人的财产存放在各别行商的货栈里，分散在人烟稠密的广州城厢，并不在外国人自己的掌握之下，随时有遭受火灾之虞，危险性很大，几乎无从予以保险。　　

依我看来，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要是我们有权选择地点的话，我喜欢厦门、福州或舟山。因为如我所知，这些地方拥有安全的港湾，其地位临近中国最为富庶繁华的省区。(按原件本段以下9行字迹不清)　　

我相信必须派出一位高级人员做特使，到中国去进行必要的安排。　　

广州是进行谈判的最坏的地点，这不仅是因为广州距离最高政府所在地太远，而且是因为在广州，地方政府是会做出各种各样的阻挠与欺骗行为来的。　　

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异趣，不列颠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一命抵一命的法律规定只是一个例子。(外交部档案，F。O。17／41)　　

仁　4月25日　巴麦尊致全权代表懿律(Rear Admfral Elliot)和义律的第11号训令]附送格拉斯哥印度协会给我的备忘录抄件一份。这份备忘录谈到中国省际之间货物通过税太高，因而实际上几乎只有帝国沿海省份的人才消费英国的以及其他国家进口货物；所以备忘录要求和中华帝国进行交涉时，应该尽力使该国这方面的财政规章放松。　　

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我必须训令你们，在你们和中国政府缔结的条约上，要努力做到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英国货物一经按照我2月2013发给你们的第l号训令条约草案第4条(关于商务的)的规定缴纳进口税以后，这些货物自中国此省运赴彼省时，中国皇帝的官员就不得再征任何的税。　　

如果得不到这样的规定条款，那么你们就要求对于这类的运转货物，确定另加某种固定的税率，这种税率总计起来不超过货物价值的某种不高的百分比，或者相当于进1：3税的某种确定的比率。后一办法比较好，因为这可以防止货价上可能发生的争执。不过，陛下政府并不坚持上面所说两种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只要你们能够获致一条规定，把税率固定下来，这种税率，在你们看来是公允适当的，在确定税额和征收货税时是不致发生争执的，从而不致使英国货物在中国内地的消费受到不应有的阻碍就行。我附送关于这个问题一条条款的草案，这一条应插在已经发给你们的草案第4第5(关于商务的)两条中间，你们可以向中国代表提出。　　

你们要知道，陛下政府无意以这一点当作先决条件来坚持；不过我必须训令你们用一切适当的办法和中国政府定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某种有利条款。　　

第11号训令附件1：　1840年3月20日　格拉斯哥上巴麦尊备忘录。和中国人交涉时所应该放在心上的目标，大部分已经本会以及其他极其同意本会建议的有关团体提出过了；据了解，这些建议已经政府全面地加以接受，因此备忘录提呈人就不再重复。不过，备忘录提呈人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兹特提请勋爵阁下注意。　　

大家都知道，中国省际货物通过税的税率过份沉重，以致消费英国和其他国家进口货的，实际上就只限于沿海的人，而沿海人民却只是那个庞大帝国人口中的极小部分。　　

备忘录提呈人丝毫不怀疑，在任何情况之下，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不管和中国人有无协议，也不管英国货进口是合法的，还是永久禁止的，这些货物仍旧会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某种办法，找到进入中国沿海省份的道路的；但是，要是货物的消费者，仅仅局限于沿海省份的有限人口，货物受阻于各省的苛捐杂税，达不到内地广大人民手里去，那么，就是给以最有利的条件允予进13，这进口就绝对不会有多大的重要意义。　　

备忘录提呈人充分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帝国里，修改国內财政规章的困难是很大的；不过照最近土耳其的事情看来，这种困难之可以克服，也是很明白的；当前我们这个目标，意义重大，殊值得一试。　　

因此，备忘录提呈人以迫切的心情促请陛下政府经常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并明确训令[陛下代表]在和中国当局交涉中紧紧地要求这一点。　　

第11号训令附件2：条款草案　　

兹同意并宣布，凡英国臣民运人中国皇帝领土之货物，一经在输入口岸按照上款所列名目缴纳税金之后，“在中华帝国由一省转运另一省时，中国皇帝所属官员即不得对之再征任何其他税捐”。　　

如果不能达成上述条款，那么就以下文代替上段引号内的文字：　　

……中国皇帝所属官员对此项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超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口，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所已缴纳之税之l／2或1／3。　　

兹并同意，此项加征之税只在该项货物售于或转售于消费者时所在之帝国省份内加征，并不在货物首次进入之省份加征。(“内阁专用机密印件，有关中国事件的文书”EPrivateand Confidential，C0rresponden CeRelative to the Affairs of China，1839一1840—l841，Printed Solely for the rise of the Cabinet]，第24—26页)　　

[　6月28日　，英国侵略者远征军在海军上将懿律统率之下宣布封锁珠江，鸦片战争正式揭幕。]　　

[1842年][　8月29日　，满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订江宁和约。丁　　

[1843年][　6月28日　，中英双方在香港议定进出口海关税则，按照此项税则，则外商主要进出13货物关税负担的变动如下。]　　

表9鸦片战争后外商关税负担变动示例　　

资料来源：罗伯聃：《中国对外贸易表》(R．Thom，Foreign Trade of China，1844)，见　1844年2月16日　朴鼎查致阿伯丁(Sir Henry Pottinger to Earl of Aberdeen)第34号发文，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F．O．228／32。　　

编者注：每两合1．39元，新旧从价税率是编者根据罗伯聃资料计算的。　　

按此时进口棉纺织品，包括手帕在内，只有8种，总值2090000元，表中所列5种系进口量较多者，共值1975000元，此5种可以代表棉纺织品进13税率的一般情况。又毛织品进口凡8种，值1047000元，今送取其中6种，值1037500元。　　

四五口通商时期英国棉制品的销华情况和英国资产阶级纺织集团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要求　　

表10英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单位：英镑　　

续表10　　

资料来源：输华货物总值据英国国会蓝皮书，1864年，卷42，第23页；1840--1846年棉纱布输华值据英国国会蓝皮书，1847年，卷60，第12—13页；1849—1860年据密切尔报告书(Mitchell Report)，外交部档案，F．O．17／287．　　

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情况　　

表11(1833—1891)价值单位：镑　　

资料来源：英国国会蓝皮书，1894年，卷60，《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第一次报告书》，第712页。　　

编者注：，此二数与表10数字微有出入，原因待查。　　

表12世界各国消费英国棉纱布情况(1853)　　

资料来源：曼彻斯特工商联合会理事会第34次年报，1854年。　　

[1843--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的一般情况]1843年，大穷苦；1844年，复兴；1845年，大繁荣；1846年，当初还是继续高涨，然后有反动的象征，谷物条例撤废。1847年，危机，在“大面包”　　

的名义下，工资一般降低l0％以上；1848年，还是不景气，曼彻斯特要由军队保护。1849年复兴。1850年繁荣；1851年物价下降，工资低，罢工频仍；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来恐吓；1853年，输出增加，蒲勒斯登市罢工8个月，大穷乏；1854年，繁荣，市场过充；1855年，美国，加拿大，东亚各处市场上破产的消息频频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恢复。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工业繁荣的极点。印度、澳大利亚，及其他各处的市场都过充，直到1863年，还是不能全部售出。(马克思：《资本论》卷1，第554—555页)　　

[1845年工[曼彻斯特商会]理事会对于现行加在进口中国茶叶上的过重的海关税率，久已予以严重的注意，理事会认为这种税率极其严重地阻碍我{I]x,t该国贸易的发展，一一因而决议向财政大臣提出备忘录，说明茶叶几乎是中国人能够用来交换我们制造品的唯一支付手段；并且说明，除非对于茶叶的进口税率大事削减，从而诱导我国对于茶叶的消费大大地扩张起来，那么，中国对于本地生产事业如市布、棉纱等等的需求的利益便会从我们纺业家和织造家手里消失，纵然不是全部地消失，也几乎是全部地消失。这份备忘录已经送出去。(曼彻斯特商会理事会[-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Manchester Commercial Association]1845年报告书，第l1页)[按这个商会是曼彻斯特的制造家、商人、银行家，以及其他工商界人物组织的团体。曼彻斯特是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中心，这个团体代表和棉纺织业有关的资本家集团的利益。商会活动减低茶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减低茶价，从而降低英国工人阶级的早餐开支，以便削减工资。]　　

[1846年][　2月7日　、　12月5日　，曼彻斯特商会两次联合利物浦及其他城市商业团体推派代表谒见首相皮尔(Sir Robert Peel)与外交大臣罗素(Lord John Russell)呈述过分沉重的茶叶进口税对于对华输出的恶劣影响，要求政府减税，以便扩张对华输出。』(所商会理事会1846年报告书，第7页)　　

[1846年]　1月1日　香港英商中国邮报(China Mail)社论：我们和中国人的关系仍旧是最最友好的。……迄今为止，上海是新开各口中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唯一港口，但上海的贸易量已经达到许多人所预期于所有北部港口者的总和。其他各口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但这不是中国人民厌恶贸易的原故，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设置障碍的原故，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方面的努力不够和时间可以补救的一些原因造成的。　　

[1847年]英国的工商业大恐慌；这次恐慌促进了[1848年法国]革命的勃发。在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的整批失败，就已表露恐慌的先兆。在1846年中，有许多偶然的事项，如迫近目前的谷物入口税的废除等等，把恐慌延缓，但在1847年秋天，恐慌终于爆发，最初是伦敦的殖民地货物商人的破产，接踵而起的是土地银行的破产，英国工业区域的工厂关门。(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本，第12页)　　

[英国下院小组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满清政府已“忠实履行五口通商条约”，只是广州的贸易，尚有困难。]但耆英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一切情况下，他都表现出他是一位和平交往的朋友，其情并不逊于他之成为他的国家利益之开明的维护者。过去的困难多半来自广东人民之动乱的性格与敌对态度，以及远在北京的那个政府的软弱性，而不在当权人那方面抱有任何恶意或缺乏信义。……关于内地加税问题，至今尚无可资非议的根据。[1845至1846年英商对华贸易，大多数都受亏损，英国制造品输华约亏损35％至40％。此种失败，既非因为中国对英国货物没有需求，亦非因为有其他国家与英国竞争，惟一原因在于中国可以动用的现银，被鸦片所吸收，从而对于自英国进口的制造品，即缺乏支付手段。驻广州英领莫克格里格(McGregor)估计1846年进口鸦片所吸收的白银值200万镑。委员会认为扩张英国制品输华的有效办法，在于提高英国茶叶进口量，藉以增加中国购买英国制造品的支付手段。现行英国茶叶进口税，在中等品质合200％，在劣等品质合　　

350％。减低茶进口税，可以提高英国茶叶消费量，亦即可以扩张英国制造品的输华量。](英国下院蓝皮书，1847年，《小组委员会报告书》，卷l，第8—9、3、6—7页)　　

江宁条约后，人们纷纷谈论我们这次可是一举而要为全世界1／3人口的需要效劳了，这个消费我们货物的新市场的美景被人们在公共集会上和新闻报道上，广泛而动听地宣传开来一一人们告诉公众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远在英格兰人知道有棉织物的许多世纪以前，这三万万居民的祖先从来就决不稀罕这种东西，而如今人们都以为这是他们“野蛮人的奢侈品”。　　

不幸的是，错误的不仅止于公众发言人和报纸上的作家，商人和制造家正是根据英国棉毛织品一经进口，这三万万人就愿意并且必然要买这样的假设进行冒险的，他们忘记了，或者是根本不知道，中国人不独是棉、麻、丝各种纺织品的伟大制造家，而且还是各种原料的生产者；这些纺织品产量庞大，足以供给消费者的需要，而恰恰惟有这些消费者才可能消用我们的货品。　　

早在外国制品开始输入中国以前，利用土产原料织成的南京土布曾大量出口。为了要给外国制品找到主顾，那就必须要用低廉的售价去克服中国人喜爱土制品的偏好，而我们对他们的语言与需要，茫无所知，这就阻碍我们达到目的，一一并且还有另外的严重困难：五口的通商方法，直至现今为止，还是依靠少数经纪人作为外国人勾通消费者，或进而与本地制造家相竞争的惟一中介入。这些经纪人的主要目的是出卖而不是购买，他们之所以接受所交换的货物，并不是因为这些货物在内地有销路，而是因为那是现存的货物，并常常是惟一的交换品。究竟这些洋货怎样脱手，我们不大了然。不过有时必然无利可图，因为小贩零卖英国织品，其贩来的成本比曼彻斯特的原来成本还要低。　　

假想市场的美景冲昏了商人的头脑，使他们看不见障碍，……　　

很快地供给就太多了，其结果就产生停滞。……商人增多了，商业却萧条了。1844--1845年自英国来货之多，乃贩运太多所致，而非出于需要。……最后，形成了亏本生意，照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公平地说，亏本35—40％。”(香港《中国邮报》[ChinaMail]　1847年12月2日　社论)　　

[1848年]为了使我们的贸易能在健全、繁荣而永久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扩张，我不相信在现在情况下，我们从中国出口的任何提高可以成为有效的办法。我已经表示过我的信念，为我们对华商务之大规模的充分的发展，还有别的根本条件，其中尤以进入初级市场，排除限制我们货物自然流通的障碍，以及取消一切阻碍内地旅行的限制，最为重要，最有效力。如此，则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开发，有别种物产找到出口，新的需要随即创造出来；这一切，也就进而推动活泼有利的商务扩张。(　1848年4月14日　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FR．Aicock]上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书，见史当登《中国杂记》([Sir George Staunton，Miscellaneous Notes Relating to China。and our Commercis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伦敦，1850年增订第2版，第42页)　　

本年[1848年]秋季上海发来的建议使人对于[英货输华萎缩不振的造因]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就是中国人在关税问题上有了非公开性的不守信义的行为。朴鼎查条约批准后随即议定，并予以公布的海关税则，因其充满自由主义精神而大受欢迎；我们的制造品也正由于进口关税之低以及其他原因才被吸引到中国市场上去的。但是，人们疑心除去在H岸征收的关税而外，在通到内地去的路上还强征一种内地税，虽然由于外国人的活动严格地被限制在沿海几个少数地点，事实还未能积极地予以证实，但大家已经知道，距海岸不远的大城市里，钱庄和资本家的联合组织确已控制口岸市场，其势与进1：1商最为不利。对于所有这一切的解救之道，无疑地乃是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为此，本理事会在lO月12日便给巴麦尊子爵上了一道备忘录，要求勋爵阁下和中国政府举行　　

谈判，为英国商人在适当限制下取得进入中国内地的权利．勋爵的答复说是，他将训令我王陛下驻华全权代表，要他利用各种适当的机会，努力从中国当局方面取得这种更进一层的通商便利，以便英国国民毫无危险地享受这种便利，加速我们对中国商务之更进一步的发展。(1848年曼彻斯特商工协会理事会第28次年报[AnnualReportoftheBoardofDirectoroftheChamberofCornmcrceandManufacturers，Manchester]第l5至16页。按商工协会是曼彻斯特工商业资本家的又一个团体，1858年和前引商会合并后成为英国资产阶级最有力的团体之一，在策动英国对外侵略上非常活跃)　　

过去3年的对华贸易是亏本的，有许多情形简直是破产性的买卖，这不是因为英国人没有多喝几杯茶，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便于多穿几件我们的棉布料子，而是简简单单地因为人们没有依照对于可能需求的精确估计谨慎地调节这个市场的供给的原故。不幸我们国内的商人正是受我所引证过的那样的推论所引导，就是假定我们多买茶叶，中国人也会比例地多拿出钱来买我们的棉制品，这一项就是那一项的真确尺度。所以，条约签订以后，运来的货物是这样的和中国市场上的实际欲望或需求情况不相称，以至于紧接上就是滞销，继之，便归结为必然的跌价。不特此也，这庞大的超量供应的货物是必须要带回头货的，于是运回更多的茶叶，超出英国市场适当的需要以上，所以在链子的那一头便也遭到了同样的跌价与破产。……　　

在此次和以前的报告里，我已经提出我的坚强信念：除去单纯的增加我们从中国的出口以外，还必须有其他条件。我已经努力指明，这其中基本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进入初级市场，去除旨在限制我们货物在内地的自由流通以及限制土产从内地流到海口的一切财政上的藉口，或是给以有效的监督，最后，废除一切可耻的内地旅行上的限制，这种限制比任何事情都更其流于付给中国统治者以一种权力，让他好对外国人继续保持敌对的傲慢的态度，让他用　　

最最有害的苛征暴敛和留难的手段钳制我们的商务。(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LR．Alcock]上香港总督报告书，　1848年3月23日　，见米琪：《在中国的英国人》EA。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卷1，第206页)　　

[1849年]像中国这样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如能不需作战就对首都作有力的封锁与围困，那好处是非同小可的，而这恰恰又是在我们掌握之中的事情：每当早春时节，北京仰赖漕船通过大运河供应当年的食粮，我们开一支小小的舰队到运河口去就可以达到[封锁首都的]目的了。这种要挟手段，比毁灭20个沿海或边境上的城市还要有效。须知身在饥饿的宮廷和饥饿的人民之中，皇帝只有两条路可资选择：不逃走就得屈服。……　　

战争过去了，战争的时机又已到来。现在我们又再度在这样的境地上：或者是承受已经扩张了的，但是还是有限度的利益作为最后的结果，或者是我们的政策就是面向那些必然引起改变现状的纠纷，制造那些纠纷，从而试图获得更多的利益。……　　

目前中国人所取于英国每年7000万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远在200万镑之下。他们所吸收的比例是如此其小，以致作为主顾来说，他们对我们的重要性，抵不上西印度殖民地，意大利诸岛，或欧洲一个较大的国家。驱策我们前进的远景是这样的希望：眼看中国销纳我们的制造品和全欧洲一般多，不是200万，而是创造2000万以上的需求。我们具有茶叶和生丝的来路，鸦片和印度棉花的市场也是我们的。为了我们的制造品一一棉织品、麻织品、刀剪，这都是我们拥有无限生产能力的制造品，一一我们还需要同等广大而有利的市场。工I849年1月i9日阿礼国上香港总督文翰[Borham]建议书，《论吾人目前在华地位与对华关系情况》，见米琪：《在中国的英国人》卷1，第416、　42l　一422页)　　

我们对中国的商务遇到了反对，这种反对起源于人民的偏见，政府当局也秘密地从事掀动，特别是广州附近如此。……本理事会已向巴麦尊子爵申述过意见，他回答说我王陛下政府必将经常地注意这个问题。本理事会深恐中国政府在自由主义进口税则的外衣之下，努力用秘密的间接的方法鼓惑土人猜忌，庇护土人排外，藉以反对外国制造品的推销。……严格而强制地限制在沿海5个地点通商，阻碍民族间个人好感的生长，也掩盖了我们对华商务发展不健全的真正原因。在通过和平协商，以取得深入这个国家的更大自由以前，想往中的目标，一个也达不到。[又理事会另向巴麦尊提出备忘录，要求改善英国对朝鲜与越南关系，因为自朝鲜可以将货物销往中国东北及北部各省，自越南可销往南部各省云。](1849年同前商工协会理事会第29次年报，第l8—20页)　　

~18S0年]我恐怕这么一种观念，即所谓对英国货的口味可望在中国腹地庞大人口中间大大广泛地传布开来，必然是靠不住的。中国人久已利用他们自己的资源，花费很便宜的成本，掌握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绝大部分的奢侈品。中华帝国的领土和人口超过全欧洲，她的疆域内部，壤土气候之多样性，亦不亚于欧洲，她的几省之间的国内贸易就已经使她几乎能够享受到小国家对外贸易上所能获得的一切利益。虽则中国人是很少或者根本不懂得科学，只有非常笨拙的机械，可是他们拥有多种多样艺术上的工艺上的技术，而他们又以极其勤劳精励的精神来运用这些技术。他们是一个特出的讲究实际的民族。他们是不会接受我们任何新鲜而漂亮的货物的，尽管货物已极尽精美完善之能事，只要这些货物成本极贵，或是不合乎他们现在文化情况与社会条件的需用，他们是不会接受的．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科学化的机器和制造技术，生产出和他们现在所用的东西有同样用处的货物，而同时又售价较廉或是售价相同而品质较好，那么我相信，人民的偏见也罢，政府的禁令也罢，全不能阻碍货物的推销，并且这销路几乎又是无限广阔的。这情况已经由最近输华棉纱的增加上明显地证实了。我相信，许多其他货物也会日益如此的。(史当登：《中国杂记》，1850年增订第2版，第l0一l1页)　　

外人到内地去仍极危险，土人对外还保持野蛮的敌对态度。……有强有力的理由足以证明这种态度是由地方当局掀动起来的。最近已经征派新税，广州对于茶叶的国内外贸易采取了管理办法，而这办法本质上就是从前行商独占制度复活，是间接和条约相抵触的。(1850年同前商工协会理事会第30次年报，第15页)[1851年][理事会于4月向外交部提备忘录，要求注意中国官方的排外态度，设法改善。](1851年同前商工协会理事会第31次年报)　　

[1852年]1848年后的情况变迁，有利与不利的两方面。道光不再坐在他的宝座上了。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而他自己也承认的。他那年轻的继位人不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向不同政策的征象。另一方面，南方诸省严重而又旷日持久的[太平军]叛乱，却也耗空了他的国库，削弱了他的权力，如今除非他找到用武力或是用贿赂去乎定叛乱的办法，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叛乱就会动摇他的皇位的。假如新皇帝年轻人的狂妄自大竟使他有意冒险组织对抗西方列强的十字军，那么他在他自己[南方]诸省之危亟的处境就不得不使他谨慎行事，至少也得踌躇观望，等待更适当的时机。因此，就我所能得知的一切而论，我毋宁以为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互相抵消，咸丰尽管怀有敌意，但在目前，由于特殊的困难处境，若再加上威胁手段，那么，他是会和他的前任在上次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样地易于就范的。　　

从中国的政治局势方面看，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要比以后任何时期都更宜使用威胁手段取得成功。至于一年中可以选择的季节，从扬子江的航道和漕船的转运两方面考虑，则封锁行动的开始应不得迟于4月。……　　

目前封锁行动究竟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一一这是说，在5月以前实行封锁一一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疑问。自然，这多半要倚仗袭击的突发性，从而也就要倚仗事先的秘密性；更多半要倚仗所用武力的行动性能。除去两三艘大型船只而外，我坚决地相信至少还　　

应该有两艘小型的浅水轮船，一两艘两桅方帆船，这些船只对抗中国人所能够攻来的任何武力满可以和大型船只同样的有效，并远比大型船只便于行动，便于服役，而又省经费。假如没有即时获得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必需再度占领镇江府作为行动的基地，分遣两三艘小型船只去看守运河或别的通入扬子江的支流的入口，；…”我自己的印象以为，要是不加警告，不给以事前准备的时间，那么封锁开始后一个月以内，我们的要求就会得到承认的。(　1852年1月13日　阿礼国上文翰机密报告，见米琪前引书卷1，第429—430页)　　

经过和这么一个大国家开放贸易lO年之久，并且双方都已废除了一切独占制度，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的中国，其消费我们的制造品竞不及荷兰的一半，也不及我们那人口稀少的北美或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一半，赶不上法国或巴西，赶不上我们自己，不在西印度之上，只比欧洲大陆上某些小王国如比利时、葡萄牙或那不勒斯稍微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但是在充分熟悉这个特别的民族，注意到他们节俭习惯与不倦劳动的人看来，这个好像奇怪的结局却是十分自然的。我们且从头说起罢。　　

10年以前，当我们打开这个国家的沿海省份使其对英通商的时候，关于即将出现的对我们制造品的需求问题，形成若干最愚妄的想头。我们曼彻斯特的朋友们，甚至就在中国现在的那些曼彻斯特朋友的同道们(这些人应该知道得清楚些)一想到和3亿或4亿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他们勇往直前地开始和想象中的“全人类1／3的人口”做起生意来，没有人能使他们相信，新开放的市场也会到货太多卖不出去的。朴鼎查告诉他们，说是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　　

……在商务部统计表上，我们所看到的惊人的事实是，1850年末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制造品几乎比1844年末减少75万镑。不错，尽管我们对中国的出口严重地削减了，我们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生丝则大为增加，不过，这个结果，完全是由我们的鸦片和金银换来的，并不是由大量制造品换来的……　　

当1843年新贸易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头一件事情是我们即将和世界上最大的从事制造的民族开始竞争了，远在西方各国还披着羊皮的时代，这个民族已经自行织造布匹了；其次，我们制造品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发展，如果可能的话，也必然是非常迟缓的，因为在一个古老而人口过剩的国家，每消费我们的棉布　40码　，必然是我们的布正好代替了土制棉布　40码　。……　　

我们惟一可能大量销到这个国家来的货物一一我们的棉制品，适应这个民族里大多数人的需要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说，适应劳动阶级的日常耐穿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假定我们的货物是适用了，和他们自己生产的比较起来，我们生产出来，运输约　两万英里　的路程，并销到他们的门口去，能否更便宜些呢?这显然是从头到尾决定成败的两项基本条件，是永远决定我们制造品能否在这个国家推广的两项基本条件。换句话说，除非我们能为中国人生产出这样的棉货，其用途至少和他们自己的一样，而要他们花更便宜的代价就可买到，否则，对于我们织品的需求是不可能如我们所预料的那么没有限度的，再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道理了。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曾在3个省份住过，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说，除去我们的家机布[手工织的布]而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个靠劳作生活的中国人穿过一件用我们的布料做的衣服。如果这样，那么我们预想中的主顾这一下子就去了9／10。而赤裸裸的事实正证明我们的货物在品质上有其极不适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口消费的地方。没有一个从事劳动的中国人愿意做一件经不起顶粗的粗工磨上3年的新衣服的。而像那样一件衣服，和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最厚的货物比较起来，其所织进去的棉花，至少要重上3倍，这就是说，那比我们运来的最重的斜纹布或家机布还要重3倍。……　　

福建具备一种美好而简单的经济体系，在对抗外国货的竞争上，这是一种真正无从侵入的体系。一个福建农民，除去种植其他作物而外，还生产某种数量的蔗糖。到春天，他把糖运到最近的一个海口去卖给商人，商人则在东南季候风的季节，把糖运到天津或其他北部港口去，至于他欠农民的糖价，一部分用现金支付，一部分则用带来的北方的棉花来归还，后者大约是4个月到6个月期以内的事情，因为普通沿海这一趟航运就是需要这么多的日子。到了秋天，农民收回他的糖价的一部分一一棉花，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部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这种材料适于粗穿糙用达两三年之久。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以便城里人和水上船户之需。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自织的布匹，其品质从最粗的到最细的，通统都是农舍里生产出来的，其成本，真正地并不在原料价值以上，或者毋宁说不在农民用以换得棉花的自产糖的价值之上。就粗布而论，我们的制造品没有一点点竞争的机会。　　

中国每个小康之家都有织布机，这或许要算是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国家了。别的国家里，人们只是清棉、纺纱，而把纱送给职业职工那儿去织成布匹，中国则自清、自纺、自织，并且很少光是为自己家庭需要而生产的，而是把这项生产当作季节活动的主要劳作，为供给邻近城市与水上人口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就这样，福建的农夫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在庄稼收割以后，在下雨天，在田里无工可做，或不能做户外劳作的时候，总之，在全年中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农夫就动员自己的妻子儿女乃至雇工在家从事纺织。一位曼彻斯特的制造家看到农舍里那种原始的布机及其粗笨的零件是会发笑的，可是这种布机完成了工作，而这个民族之不息的劳动则代替了蒸汽动力，他们人数庞大，因而他们就胜过蒸汽动力。……　　

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制造品推销到印度去，如今每年达八九百万镑，并还在增加中，因此，我们兰开夏热心的朋友叫起来了，“中国的人口抵得上印度的3倍，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贸易每年达不到800万镑呢?”需知我们这里只谈到福建一省，而据我们所知，同样的制度实通行全国，交易的货物，在此为糖与米，在彼为茶叶、染料与药材，我们可以说整个帝国的南部与北部就这样形成了锁链，使各部分的劳动互相依存，而全中国的劳动，就好像有意是要把外国人及其新奇货物关在大门以外似的。美丽的经济呵!　　

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洋布，在夏天，为的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行的帐　房　先生和店员穿我们洋布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滑，可是对于要求新衣服顶顶耐穿的阶级，不论他们的职业如何轻松不费力气，谁也不穿我们的洋布。就在富裕阶级，其所以穿，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需要的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你永久遇不上一个中国人会承认我们的料子是和他们的一样好的。而就我对于衣料的知识而言，他这种偏见却也是对的。　　

开关以后两三年里，英商从中国运去的生丝是用洋布打包的，再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能证明中国人之贱视我们的布匹了。用我们的洋布打包，就表示当时中国北部[江浙一带]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洋布。洋布之不适于穿着竟比他们所常用以打包的杭州粗布尤有过之!……　　

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货物在内地被沉重的通过税挡住了去路。另外的人说，我们领事监督的束缚是绝大的障碍，因而应该让商务自寻出路，换句话说，应该放任我们的商人自由自在地走私进来，走私出去。……像这样的国家，我们大可放心听任我们的商人永远按照他们自己所乐意的任何办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然而假定今后l0年内，允许我们的商人不付分文的税，把布匹放到各省的心腹地带去，其结果，仍旧不会使洋布的消费有任何令人满意的增加。中国手工业之胜过我们动力织机者远在5％以上[按进口税约5％]。还有比前二类更聪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我们不能自由进出这个国家的原故，苏州应该开放，福州关闭，宁波则换以杭州或天津，扬子江及其支流，乃至北部一切运河都应该自由通航，……这些议论中惟一有些分量的是内地通过税问题。对我而言，我是不相信此地某些人广为传播的那种说法的。我以为下述情况是判断问题的很好证据。在厦门与广州或其附近并没有这种税，这是确定的。我曾经就在运输我们货物的船上从厦门溯江北上，这条江是通到人口众多的头等城市漳州去的，我这样走过6趟，我能保证，事实是：那条路一个小钱的税也没有征过。在北方，我相信，事情也充分证实了，我们的货物运到内地大城市如苏州与杭州去，并无任何通过税或别的负税足以发生严重地影响。既然如此，那么以为我们货物在内地的传布是被禁止性的通过税挡住了的说法，当然就不能成立。……只要就是上列那几个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我们知道我们的货物运到这些城市去是不纳税的)靠我们供给衣料，那么我们出口到中国来的棉布也会lO倍于现在的数目。1844年朴鼎查所想往的灿烂的景色也就实现不少了。在内地外国货运进去，中国货运出来，无疑地，多多少少总要负担某种税。如果所有的内地各种征税都无条件地用条约扫除干净，哪怕因此而在进口口岸增加我们货物的第一道征税，也是极好的事情。可能的话，负税应该一劳永逸，特别是当我们去不得内地的情况下应该如此。在我们明确控制之外的任何征税，必然成为一个怀着猜忌的政府手中的现存的危险的工具。……(1852年3月密切尔报告书EMitchellReport]见　1858年3月31日　额尔金致克拉兰敦发文，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F．O。17／287。)　　

[-1853年][4月香港总督咆呤(Sir John Bowring)收集宁波土布40种，并附各种土布市价表送交曼彻斯特商会。商会收到后，即在曼彻斯特举行展览会，以便制造家与商入研究此类土布对英制棉布的竞争力。刁(1853年曼彻斯特商工协理事会第33次年报，第20页)　　

[-1854年][　1月26日　同前商工协会向外长克拉兰敦提备忘录，强调指明两点]：一、不许进入内地，则我们对华商业必然是要长此受阻而不能健全发展的；二、英国制造品之向内地运销是被不知名的，无限制的内地课税阴险地阻挡住的。(同前商工协会　1854年1月26日　会议录)　　

[1854年][咆呤命各通商口岸英国领事收集当地中国人民衣着样品。结果于本年8月送交曼彻斯特商会样品两箱。“都是劳动人民服用的普通衣着”，各领事并有详细报告书，说明各式衣服的用途、缝制成本等等。另，又有各色染料多种，但为量太少，不够做化学分析之用。衣着样品在曼彻斯特展览，观众极多，预计在曼城展览会后，将再送格拉斯哥展览，然后送贸易部永久保存。工(据1855年同前商工协会理事会年报第35次，第10页)　　

自从去年[1854年工9月以来，[英国]工商业危机已经开始了，其严酷性、普遍性与剧烈程度是不容歪曲的。谷物法废除[-1846年]以后，自由贸易论者几年来一直在喧嚷着不可能发生市场过充的说教，工商危机的严峻的铁掌这一下子就把他们那张浅薄的嘴巴堵死了。市场过充就在眼前，过充的一切后果及其最尖锐的形象也就在眼前。正是只不过几个月以前还告诉制造家们说是他们决不致生产得太多的经济学家们，面对着市场过充，又责怪起制造家缺乏减产的远见，责怪得比任何人都更热烈些。我们很久就已让人注意这种病症是以慢性的形态存在的。这一次自然也是由美洲的困难促其加深的，是那儿的危机使得我们的贸易萧条起来。印度和中国虽已过充，还是当做出路继续销去一一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当英吉利制造家在国内市场上不复能够销出他们的货物，或者是，宁愿在国外去跌价也不愿在国内销售时，他们就应用荒谬的办法，把货物委托经销到国外去，特别是销到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加里福尼亚去。这种办法比起把货物一下子抛在国内市场上来，短时期内尚能使生意在不大的困难中继续下去；可是当货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困难立刻就造成了，大约在去年9月的末尾，英格兰开始感觉到这种结果。　　

接着，危机就由慢性的形态变为尖锐的形态。头一批感受危机的是花布印染厂；有许多印染厂，包括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若干历史很久的厂家在内，垮台了。其后，跟着就轮到船舶所有人，澳大利亚和加里福尼亚商人；再就是中国商人，最后，则轮到印度商家。所有这些人物都轮流到的，其中绝大部分受到严重损失，有许多不得不关门停业；没有一家得免于难。相反的，这情况还在扩大中。丝织业受到同样的影响；他们的生意几乎已经缩减等于零了，凡是还在经营的地方，也已经受到，并且还继续在遭受着最大的萧条。其次还有棉纺织厂，其中有些在我们上次发出警号时就倒台了，更多的厂家必然也会如此。我们还得悉细支纱的纺纱厂已经开始每周只开三四天，粗纺厂家不久也必定会采取同样做法。可是他们之中，又有多少能够长期这样维持下去呢?(马克思：《英格兰危机与不列颠宪法》，原载　1855年3月2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译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莫斯科l953年英文版，第411—412页)　　

[1856年][　10月8日　广东满清官兵至鸦片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水手l2名。该船一度在香港注册，悬挂英国旗号。英国驻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硬说满清官兵侮辱英国国旗，于　10月24日　未经警告，突然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揭幕。[-1857年][　1月19日　曼彻斯特商会年会主席特奈尔(了．A．Turner)致词]我们同中国正在发生争执。我以为，像炮轰广州城，使那个国家流血这类事情之出现，我们可以说是大为遗憾的，然而尽管遗憾，我们还是必须这样说，必须教训中国人，要他们懂得条约必须履行的时候已经到了。(会员呼声：“听!听!”)我相信，虽然引起最近冲突的事件本身殊不必小题大做，采取如此严厉的手段，然而情况是到了这样地步，必须教训中国人，要他们尊重条约的时候已经到了。(会员。“欢呼!”)因为他们没有履行那个[江宁]条约上的许多重要规定。他们不许[外国人]进广州城；他们强征为条约精神所不许可的税；他们几次无缘无故地以最粗暴的态度污辱不列颠国民。(听2听2)现在，他们必须受教训，要教他们懂得什么是　　

对的，而除去用强硬手段以外，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教育他们必定尊重他们所已签订的条约。(《曼彻斯特商会1857年年会报告书》[-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Annual Mecting of the Manchest’s Commercial Association~，第4页)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中英签订天津和约。同年，中英双方在上海会议修订中国进口海关税则，结果进口洋货的关税负担再度减低，大大地便利了英国棉纺织品的对华倾销。]　　

表131858年修订税则前后进口洋货关税负担的比较　　

资料来源，《额尔金伯爵对华，对日特使有关文件，1857--1859》(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第418—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