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并对毛泽东评价指点[杨联康]网友（续）
对前面的《就“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并对毛泽东评价指点[杨联康]网友》，[杨联康]网友回帖——
非常感谢大于网友。推荐大家先阅读大于网友《就“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并对毛泽东评价指点[杨联康]网友》一文。该文资料准确、翔实、可信。分歧只是在于：中国旅游学家的认识与世界相同---旅游事业就是旅游事业，既非政治事业，也非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事业。而对这样的旅行家和旅游学家，有人却喜欢称，甚至喜欢骂为“右派”。其实，这样的人才恰是所谓“唯我独革”的“左派”历史弃儿。“你改悔吧！”
欢迎继续讨论。以确立正确的当代（60年）中国旅游史，并健康发展中国旅游事业！
大于认为，“分歧”并不“只是在于：中国旅游学家的认识与世界相同---旅游事业就是旅游事业，既非政治事业，也非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事业”，而在于对前30年大陆的评价是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上。明明“有”的东西，他却说成“没有”，他自己就把自己的政治观点“烙”上了“中国旅游史”。如果他有点品德，应该直接认错，而不是这种搪塞的回复。
其实，大于虽然对旅游感兴趣，对什么旅游史并不感兴趣。之所以插嘴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因为他对毛主席的恶意评价。指出他在前30年大陆旅游事业上的胡说八道，只是为了说明他知识的缺陷与理论水平的低劣。现在的问题是，他恶意的评价可以通行；大于却不能正常地实事求是地一一驳斥。杨网友徒步考察过黄河，不知道他对黄河历史上的功过有多深的了解，是不是也有一个全面的评价。73岁的杨网友“生于日占时期，经过蒋统时期，毛之前期（56年前）、毛之中后期和后毛三十年”，他应该知道，中华民族在哪个时期最扬眉吐气；他应该看到，中国的劳动阶级在哪个时期地位最高；他应该明白，国家的公职人员在哪个时期最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如果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或者避而不谈，不是没良心就是坏良心，那他的73岁就确实白活了。
对毛主席的恶评，说明了[杨联康]人品的低劣。对于某些人来说，就凭毛泽东执了政还号召“造反有理”这一条，就已经十恶不赦，就该下地狱了。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相形之下，[杨联康]你自己再去照照自己的嘴脸，像个什么东西？
就“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并对毛泽东评价指点[杨联康]网友
看了[杨联康]网友的《就有关“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并对毛泽东评价的十个问题答网友》，觉得对这个73岁的“生于日占时期，经过蒋统时期，毛之前期（56年前）、毛之中后期和后毛三十年，我到过世界六大洲不少国家”的老网友应该指点指点。
杨网友认为他的结论“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是准确的，大于认为这个观点根本错误的。杨网友的问题出在他对“旅游事业”这个概念的理解上。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很容易，只要他自己把“旅游事业”比较准确的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杨网友自称是“一个开创中国旅行史上多项第一的旅行家”，那么应该看过曾经的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副局长杨公素先生的《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该书的第十五章“旅游外交”，其开场白为：“旅游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挣取外汇的重要来源。现在我国也是如此。但‘文革’中，旅游成了外交的一部分，搞起政治来。”如果“旅游成了外交的一部分”那还不是“事业”，还有多少东西能够算“事业”呢？
具体的还可以看看杨公素先生写的一些内容（摘录）——
1956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务院下设了中国旅游事业管理局和中国国际旅行总社，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们通常称为旅游局）。开展旅游事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建设成就”，在经济上还可以收一笔可观的“自由外汇”。旅游工作开始是学习苏联，接待的旅行者也多半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后来才发展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1965年文革前十年，旅游局共接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共约1．9万多人（有组织的旅行团），收入美元745，837元，贸易卢布2，219，589元。
“文化大革命”轰动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许多“左”派。青年革命组织，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恢复来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要求来中国的人更多了。旅游局亟需恢复工作，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1971年7月外交部人事司的负责同志找我，要我去旅游局负责业务工作。旅游局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在“文革”期间同其他许多对外机构一样都划归外交部领导，因为外交部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我表示坚决不去。理由很简单，第一我不懂旅游，从来没有接触过；第二，旅游局内部派别斗争很尖锐，我管不了也不愿管这些事；第三，旅游局有军代表负责就行，何必要我去。这样回绝，拖了几个礼拜。
后来一位部的领导同志对我讲，你还是去吧，这是在周总理那里定下的。他说总理开会要外交部派一位业务干部去旅游局抓业务，军代表只管政治运动，当场就决定要杨公素去。你一定要去，不要周总理再下令，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怀着十分不情愿的心情，于1971年秋去旅游局，当了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抓对外业务。组长是军代表，他后来在1972年调走了，我就当上了领导小组组长。我经常接待外国客人。他们对于中国那时的领导小组弄不清。因为在全国上下，上自各部（除外交部外）下至一个公社，都叫领导小组，分不清上下级。1974年伊朗、巴基斯坦邀请中国旅游局长去访问，他们一再问领导小组组长是个什么职务，他们便于接待。于是经过外交部正式通知这个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正司级的旅游局局长，这样我的名位在旅游局才定下来。
旅游局是于什么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事，但在那时却争吵不休。我去了以后，在外交部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汇报了工作情况，当时部领导决定“旅游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是搞政治的”。后来把周总理历次对旅游工作的指示写成报告，确定任务。周总理批示，旅游局的任务是“宣传自己，了解别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促进人类的互相了解，共同进步，团结一切力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个任务不但大而且很重要。宣传自己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宣传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等等。
外国人参观长城、故宫、明十三陵、大雁塔等，怎么能称为“风景出口”？我在领导小组上提出要改变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主张大大开放中国的名胜古迹，让世界人士认识中华文化及秀丽山河。领导小组同意后，写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全国开放了130余处参观地点。其实，这种批“风景出口”的“极左”思潮，早已不得人心。报告批准后，全国各地都要求开放，我们一时反而招架不住。因为作为对外开放城市供外宾参观，那时要由旅游局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作为开放地点，有许多好处。那时供外宾食、宿用的物资并不多，开放的地方可以批准“特殊供应”，可以改造宾馆（但多半是由旧高级招待所改装的），交通方面可以增购汽车，火车可留给软卧等，这些好处都是当时各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那几年去各地方考查，确定是否开放和开放哪些点，大受他们的欢迎。
再就是要解决对所谓“外汇挂帅”的批判。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批“修正主义”时，旅游局内造反派虽然在斗争“走资派”的具体对象上有分歧，但认为旅游挣外汇是错误的这点是一致的。
初期，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旅游局造反派时也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旅游机构是挣外汇，我们的方针完全不同，绝不是为了赚几个钱，‘文化大革命’前挣取外汇的观点是错误的”，又说“我们不是挣取外汇，而且争取同情”。到了1971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周总理说，“我们的旅游事业不是为赚外汇的，就是招待外国朋友来中国访问参观。但也允许一部分不友好的人自费来看看，完全拒绝不行。”这样才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
从我的记录本的记载，旅游局在“文革”期间的收入情况如下：
（1）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4年实行新收费标准，共计约八年，共接待人数13，514人，收入66、67、68、69四年，正是批判“外汇挂帅”时期，收入多少无账可查。②1971、1972、1973年，开始收取外汇，三年共收入美元2,673,649元。
（2）1974年实行新的收费标准，到1977年共四年，共接待人数80，345人，收美金30，321，830元。这四年具体接待外国旅游人数及收入外汇如下：
1974年接待10，118人，收入美金373万元。
1975年接待17，102人，收入美金641万元。1976年接待21,125人，收入美金817万元。1977年接待32,000人，收入美金1,400万元。
四年累计平均每年增长率为49％。
（3）1978年财政部给旅游局的任务是收外汇五千万元。我在这年8月调离国家旅游局，在我的笔记本里记载该年1至6月共接待外国旅游者49,955人，收取外汇2020万美元，时间过半，但任务未过半。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到，前30年大陆不仅有“旅游事业”，而且还是一项发展比较快的很重要的事业。所以，杨网友如果能够客观地批评前30年大陆的旅游问题，不应该说“前30年大陆基本没有旅游事业”，而应该说前30年大陆的旅游事业不把赚钱作为最重要的目的，不会讲经济效益。
前30年大陆“旅游事业”不会讲经济效益当然不太好。不过，大于认为这后30年大陆“旅游事业”太讲经济效益了也不太好。因为“旅游事业”太讲经济效益了，不但无形中剥夺了很多人“旅游”的权力和快乐，有的甚至使“旅游事业”堕落为“旅游事孽”，祸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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