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事》所列参考资料中，有一本《首都戏曲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下称《斗争资料》）。《斗争资料》一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分上下两部，收录的全部是关于叶盛兰的材料。经过比对，《往事》关于反右的部分，就是依据这本《斗争资料》的第一辑写成的。但是章诒和写作态度极其不严谨，不仅把有些艺人相隔两三个月的两次发言裁剪和拼贴成一次发言，而且还对一些发言做了篡改和加工，起到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微妙效果。这些“疏忽”和“改动”，到底是无意还是有意，这个大概只有章诒和本人才能知道，我无意做过多的猜错。但是《往事》一文已经起到了混淆视听的客观效果。尤其是一些不看戏的读者，对谭富英，李少春等人唯一了解的渠道，可能就是《往事》。由此对这些艺人产生的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我逛过一些京剧论坛，也发现了不少因为《往事》一文，引发出对艺人道德人品的争论的帖子。即便有些人对章诒和叙述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也很难拿出直接的证据去反驳。而作为直接证据之一的《斗争资料》，是并非公开出版的“内部资料”，加上年代久远，即便在图书馆也不容易找到。我自己也是几经辗转，才在两天前收到千里之外一家图书馆寄来的这本书。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依据《斗争资料》，把《往事》中引述有误导的地方列举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过多评价艺人们在“反右”中的表现，而是尽量在局限《斗争资料》一书展开论说。这样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纸面记录往往会忽略掉许多东西。吴祖光提及老舍当年在批斗他时，说“但是我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这种当事人和发言者的灵犀一点，我们从发言记录上是无从得知的。再比如叶盛兰在六二年让长子叶蓬拜了批斗过他的李少春学戏（参看当年的拍照留念和《中国京剧》 第139期陈庆予文）。而在《斗争资料》下部，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的发言，提到了“有人当面斗两句，街上碰见还叫四爷”的现象。艺人间私下的交情，也不是完全体现在公开的反言上的。
吴祖光回忆他当年被斗争的情景时说：“这些众多的发言由于每个人的不同性格和品质而有不同的表现。” 这句话用来概括《斗争资料》中的艺人发言也恰如其分。有些梨园人士，主要去批驳叶盛兰的观点，叶盛兰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你就去说这个看法是片面的。叶盛兰说建国以后京剧有了退步，你就去说艺人的地位比旧社会得到了提高，也排演出了不少新戏。对事不对人，既发了言，对当事人的伤害也很有限，应该算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厚道的做法。比如景孤血、翁偶虹、谭富英、裘盛戎、马福禄等老先生的发言（包括上部中李少春的发言），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子。有几位富连成的教师，如萧长华、王连平，则提到了富连成科班晚期的一些问题，认为富连成最后办不下去，叶家兄弟是要付一定责任的。我想这些也算是避实就虚，办垮富连成，在政治上也不是什么大错。从一些人的发言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以前和叶家兄弟是有过节的。比如李和曾，当时叶盛兰是京剧一团的团长，他是副团长，他们之间相处地似乎并不愉快。再比如王连平，最后和富连成不欢而散。哪怕平日有恩怨，也不在人家落难的时候去报复，这自然是君子之风。但对于平常人，只要不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也算是过得去了。从整体上看，和叶盛兰平辈或者长一辈的艺人，言辞激烈的情形并不多见，乱扣帽子的时候，相比领导的发言，也要少很多。但为什么《往事》一文，会给人相反的印象呢？我想这主要因为章诒和不仅对原始材料做了处理和拼接，还加入她个人的想象。这些在关于谭富英和李少春的部分表现的尤其明显。
《往事》一文关于谭富英的叙述最为离谱，几乎到了无句不错的地步。章诒和写到（《往事》引文取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一个既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又与叶家有亲戚关系的名艺人，批判叶盛兰的会连续开了两天，头天没出席，故一上来先声明昨天的批判会未能参加是因病缺席。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自己与叶家的关系，他说：“在旧社会我就和叶家兄弟划清了界限，脱离了家庭关系。因为他们虐待我的妹妹。我妹妹重着身子（指怀孕）。但那是小事，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我要和叶盛兰、叶盛长等人划一道新的界限。”讲到自己与“富连成”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我的艺术不是从‘富连成’学的，我是在我家跟我父亲学，后来又拜了余叔岩，我才有今天。”此外，他还揭发了一个事实：“鸣放”期间，叶盛兰曾说“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话少分量足，有如当年揭发葛佩琦‘喊着要杀共产党一样。’”。
听戏的人知道发言的是谭富英，港版的《伶人往事》也直接点出了谭富英的名字。在《斗争资料》上部和下部各收录了一次谭富英的发言。《斗争资料》中的发言几乎没有标记时间，但从上下文可以推断，上部记录的是“斗争”开始阶段的那几次“斗争大会”的发言，时间应是五七年的七月或者八月。下部记录的是“斗争”结束阶段的大会发言，时间应在开始阶段的两三个月后。章诒和把这两次相隔数月的发言生生揉在了一起。“昨天因为有病未参加”，是在下部说的，“和叶家兄弟划清界限”是在上部说的。这的确小事，但也可以看出章诒和的不严谨，而且类似的问题出现了不止一次。
最让人奇怪的是按照章诒和的转述，谭富英完全否定自己是从“富连成”学的艺。坐在会场的肯定还有许多富连成的老师和学生，即便要和叶盛兰划清界限，也犯不上，也没有必要做出否定师承这种犯忌讳的事情。如果谭富英真的这么说了，这的确很昧良心。但是昧良心的不是谭富英，《斗争资料》上的原文是“我的艺术不是都从‘富连成’学的 。”谭富英说的是大实话，《往事》抄掉了一个“都”字，意思就全变了。
接下来，章诒和写谭富英揭发叶盛兰要“报仇”。但谭富英是在“揭发”吗？如果章诒和认真完整地读完了《斗争资料》，大概也能回答这个问题。《斗争资料》第一辑上部的第一篇是《以叶盛兰为首的右派小集团阴谋活动概况》（下称《阴谋活动概况》）明确的记录着，“（叶盛长）并与五月二十七日，请来叶盛兰等举行一个小型秘密会，…… （叶盛兰）接着又咬牙切齿地说 ‘这次，报仇雪恨的机会可到了！’”。 且不说谭富英是否参加了这次秘密聚会。就算真谭富英要揭发这件事，也应该明确说明时间地点背景，但下部谭富英发言的第二段只是：“他曾经说过：‘我报仇的日子到了’。”接着就开始批驳“报仇”的想法是不对的。实际上，谭富英说报仇，只是引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叶盛兰言行，树一个靶子，去批驳，和李少春批判叶盛兰“血外行”论类似，是斗争会发言的常见模式，和揭发没有半点联系。章诒和评论说，“话少分量重”，“分量重”倒还真的未必。
顺便插一句的是，从《斗争资料》辑录的发言上看，谭富英倒还真的是“话少”。上部谭富英的发言题为《今天的事大，是政治问题》，一共就两段话，三百字不到，占四分之一页纸，远远拖了演员平均一页半左右发言的后腿。第一段除了“都”字，章诒和几乎全文引过，第二段是说党好，不该像党进攻。下部发言的标题是《叶盛兰你要向人民报恩》，篇幅略长，有一页多，但在名演员中也算是倒数，第一段是以自己和马连良合作，以及拍电影《群英会 借东风》为例，说明要放弃个人名利，第二段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批驳“报仇论”，然后开始谈自己怎么领悟了要虚心学习，后悔年轻的时候不该玩蟋蟀抽大烟（谭先生似乎谈跑题了……），最后三段是新旧对比，表达“我说不但你要报恩，全国所有六亿人口都要向共产党报恩”的意思。两次发言，直接批评叶盛兰的地方，不过是只言片言。比较起来，谭富英的发言和他在梨园“大老实人”的一贯名声是相符的。
《往事》一文把关于李少春的部分放在了“我们谁敢保险演员不反党？”一节中。第一句就说：“单看这个标题，就颇具“左”派色彩和革命锋芒。”我当时读以为这就是李少春发言的题目，找了一会才发现，这只是李少春下部收录的发言《叶盛兰的“我”》中的一句话，没有出现在任何类似段首的醒目位置。（似乎章诒和还一如既往地少抄了一个字。李少春的原文是：“我们谁敢保险演员就不会反党，就不会反社会主义？”多一个“会”字，语气轻了许多。）
接着章诒和说李少春举例说：“从前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戏，叶盛兰看到门口广告牌子上的字大小不合适，就大骂起来，摘下牌子摔在地下。又有一次在马连良剧团搭班唱《群英会》，因为叶盛兰“干搁”了，马连良没办法，临时请了另一个小生演员江世玉。叶盛兰急了，拿着菜刀就奔了后台。又说，从前的一次演出，搞布景的人在抢景的时候碰了叶盛兰，因没来得及道歉，被叶四爷大骂一顿，挨了弟弟叶盛长一攮子。送到医院治疗后，还逼着人家给自己磕头。另一次，是在50年代拍电影《群英会》，因为一点点矛盾，叶盛兰竟也拿着菜刀去找马连良……”。
章怡和在后面就说“反正这样的揭发足以让一个英俊漂亮的小生，顿时成为杀气腾腾的恶少加戏霸。”这里还是混淆了一个问题，李少春是不是在揭发叶盛兰？如果你只读《往事》，很像是揭发，如果你去完整的读《斗争资料》，很不像是揭发。在那一段中，李少春说叶盛兰“一向狂妄自大”，然后就举了章怡和提到的例子。这些举例，既可能是李少春亲眼所见，也可能是用前面大会上已经有人说过的事情举例。而且后者的可能更大。因为在上部中，就有好几个人富连成出科的人，提到了“叶盛长攘布景的人”，“华乐剧院摔门口牌子”的事，似乎没有证据说明这是李少春的原创。而且引用别人说过的例子，来论证叶盛兰的人品问题，在《斗争资料》记录的发言中极其常见，可以说每篇都有，有几个例子甚至被反复使用。如果把引用都算成揭发，这个账就算不清了。
其实，李少春接下来一段就说：“我记得袁世海同志对我说过：叶盛兰在烟台演出时，曾对世海同志说过：群英会卖满堂，看的是谁呀？还不是看咱们！他说的'咱们'，主要是‘周瑜’”。 这才是爆料的语气，即便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猛料。 我已经提到了，《斗争资料》下部记录的是收尾阶段的发言。《叶盛兰的“我”》，开头是“几次大会以来”，末尾是“最后，我向叶盛兰提出一点希望。我认为叶盛兰这次的检讨比较诚恳，有些进步，也认识了一些问题。…… 我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一个新的叶盛兰同志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和我们一起工作。”这都是收兵的架势。而且在上部中，李少春的发言混在名角的发言之中，而到了下部，《叶盛兰的“我”》是夹在文化部副部长和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之后，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阿甲的发言之前，篇幅、语气和结构都与演员的发言不同，很有可能是李少春以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的官方身份来做的总结。如果李少春真要提供什么猛料，等到总结的时候再提出来是不太符合常理。而反过来，在总结的时候引述他人说的事例，却是很自然的事情。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斗争资料》中李少春的原话为：“叶盛兰搭马连良剧团时“拿乔”， 一次群英会给干搁了车，没办法，就请江世玉同志演出了，叶盛兰就要拿菜刀去砍江世玉。这次拍“群英会”电影，因为一个小矛盾，竟要拿菜刀找马连良去！”“就要拿菜刀”到了章诒和那里就成“拿着菜刀就奔了后台”，”“拿着菜刀去找马连良”。“要”表达的是意愿，既可能是拿起了菜刀被人拉了回来，也有可能就是口头说了几句狠话：“我要拿刀砍了他”。艺人都是走江湖的，一时在气头上说了几句这样的话也未必不可能。但是“奔了后台”是已经是有了实际行动了，这就有些离谱了，读者自然会觉得在李少春编故事，诬陷叶盛兰。章诒和还不忘奇怪：“怎么什么场合里叶盛兰怀里都揣着把菜刀呢？我还奇怪：每次叶盛兰拿菜刀的时候，怎么他都站在旁边呢？”我读着也奇怪，人家李少春什么时候说叶盛兰拿起菜刀，跑到后台了。口里喊几句要砍人，需要怀里随时揣着菜刀么？
章诒和还不忘接着煽情：
“听着听着，叶盛兰心里已是委屈万分，眼中之泪盈盈欲下。
眼泪，也没能让这位演员心慈手软。他说：“这是装出来的可怜相，目的是哭得你们同情。”
这段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叶盛兰因为被李少春委屈而流泪，而李少春看到叶盛兰流泪，还不忘借题发挥。章怡和的行文总是有意无意的让人觉得她在现场。可是完整的读了李少春在下部的发言，就不难发现李少春是针对“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第二次会”，叶盛兰在作检讨时流泪的事。章诒和描述的场景只怕是她个人的想象。
梅兰芳、萧长华、裘盛戎、杜近芳和李和曾等人的发言，《往事》一文引述的问题要少一些，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把裘盛戎上部发言中间部分的话剪下来，贴到下部的发言当结尾。值得一提的是，章怡和说“对付叶盛兰的办法就是叫“富连成”科班的成员和叶氏家族的亲友反水背叛。”裘盛戎的发言中“我不能忘本，我是叶春善先生的学生”就这样被无视了。实际上，很多艺人都表达了对叶春善先生的崇敬之情。对于富连成的批评，一个是坐科期间演营业戏负担太重，就是裘盛戎说的一天演八出戏。这个叶盛长在回忆录里也提到过，说自己倒仓的时候也要连演三出戏，以至于后来嗓子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则是说富连成后期元字科，韵字科的时候，也就是叶家兄弟（实际应该是叶龙章和叶荫章）经营期间，不重视传统戏的教学，过多的排演了类似“乾坤斗法”这类“彩头戏”，学员的伙食标准也在下降（参看王连平、高元峰、曹韵清等人的发言）。这些说法有多大的客观性，是京剧史学家需要去考证的东西。但是说“富连成科班成员反叛”，至少从《斗争资料》中，是找不到足够的事实依据的。
我已经把《斗争资料》相关的部分扫描上传到了新浪资料共享上，大家可以去比较鉴别。我在这里只想再评述一下这些演员的发言，对叶盛兰被打成“右派小集团”首领，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
《阴谋活动概况》一文，顾名思义，主要列举了叶盛兰的“罪证”。全文除去开头结尾，有六成篇幅是在讲“鸣放”期间，叶盛兰在刚加入工农民主党的叶盛长的引介下，成为工农民主党努力争取的对象，和“右派主犯”章伯钧、李伯球等有密切往来。剩下四成讲叶盛兰解放前飞扬跋扈，解放后不服从从党的领导，给党员起外号，说田汉是“血外行”等等。而在这四成中，可以在后面的艺人的发言中找到源头的，可能是“揭发”所致的，至多只占一半。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估算，再考虑到叶盛兰一直和京剧院并非梨园出身的外行领导矛盾不断，那么可以推断， 叶盛兰被打成右派的根本原因，五到六成是因为和章伯钧的瓜葛（按照我读朱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的印象，凡属和章伯钧等有人牵连的，几乎难逃“右派”的帽子的。），两到三成是因为得罪了领导。至于演员说的那些个人作风以及言语思想上的问题，至多只起到了丰富叶盛兰作为“右派典型”的形象的作用，实在是不应该付主要责任的。
颇有意味的是，章诒和除了开篇提到他父亲章伯钧和她对叶盛兰受他牵连成右派，心怀歉意外，在后文似乎有意把这种关系一笔带过。按照章诒和的说法，“他的罪恶，也不单是与大右派章伯钧的联系。众人皆知的“富连成”科班历史，令人羡慕的班主身份、金光灿烂的名角生涯、庞大亲密的家族关系、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之有效的江湖行规，都被制作成为政治反动、思想反动、历史反动、社会关系反动的四根大棒，骤然打压到他的身上。”而且还在采访马少波的时候问：“‘把盛兰先生和章伯钧关系问题撇开，你觉得他最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什么？是反对你吗？’”在我看来，如果把这层关系真的撇开，叶盛兰未必就会打成右派，至少成为首犯的可能很小。
最后举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例子，说明章诒和是如何凭借个人的好恶，来选择材料。章诒和在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斗争大会”发言所揭发的叶盛兰行为真实性的怀疑。《活动概况》曾提到，六月五号，叶盛兰在和章伯钧、李伯球等人的酒宴之后，“扬眉吐气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按照同样的原则，叶盛兰说没有说这句话，也应当存疑。而章诒和却绘声绘色地写到：
“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风不小），柳丝低垂（但是柳树很淡定），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夜晚也有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材料上是扬眉吐气……）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大概在章诒和那里，叶盛兰和章诒和的父亲吃过饭，“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这应该是真（而且叶盛兰说话的时候“扬眉吐气”是假，“感叹”才是真）。哪怕是“整人黑材料”里的内容，是说他父亲好的，用在《往事》里，问题也不大。这样写成的文章，到底是“往事”还是“秽史”呢？
以最大的善意去揣测，章诒和在写《往事》一文的时候，只是凭借读过《斗争资料》之后的印象，并没有在定稿的时候核对原文。支持这种猜测的证据是《往事》对比《斗争资料》，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出入。《斗争资料》说每次大会都有五百多人参加，《往事》说是四五百人，《斗争资料》里司机的发言说，叶盛兰在家里吃点心，让领导在车上等了半个小时，《往事》里说叶盛兰在吃早点，让领导等了一刻钟。但即便如此，在客观上，《往事》也起到了误导读者的效果。如果这篇略显冗长的文字能够澄清读者中的部分误解，我想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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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东林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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