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订了新华社1948年以来的稿件全文数据库，闲着没事，我特别喜欢看里面的旧新闻，可以发现不少东西。
其一：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历来是作为文革的错误政策、四人帮的罪恶来声讨的，可是我用“割资本主义尾巴”检索，出现了以下结果：
第一篇有关“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稿件是 1972年5月22日新华社稿件：《中共吴忠县委认真看书学习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说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深思，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
这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3年11月5日新华社稿件：《盐城县委在批林整风中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说道：“。。。这个大队由于受到林彪一类骗子‘割资本主义尾巴 '的影响，集体经济一度受到削弱。”
这也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1975年8月20日新华社稿件：《调查报告：兴和县大养其猪》说道：“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哪些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这还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从这个可以看出，至少从1972年开始，四人帮对“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是反对的。
但是，TMD到底是谁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呢？
其二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同样，这也是被批判为四人帮罪恶的东西。
用这个关键词检索，得出的结果更加好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说法第一次出现，是1976年12月31日新华社稿件《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以连续一百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优异成绩狠批“四人帮”》。
以后就是，所有狠批”四人帮”的稿件，都得搭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可是，文革期间的稿件居然从无此类表述。
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并不是普遍现象看地方，我爸文革所在的村，当时还有人手艺人做竹席子和人换粮食，我奶奶帮人做衣服和做鞋，一直做到80年代初。
我妈这边，我外婆家里在文革时期肯定一直是养鸡鸭猪的，74年过年的时候，杀完猪，我三舅舅和我二表舅两个人偷吃大人的正在炖的肉还有灶上摆的酒，结果我三舅舅是被灶火燎成了光头，二表舅偷肉不成啃到骨头磕掉了门牙，，这也是几十年以来家里人团圆时候保留笑料。76年我大舅去隔壁县的新煤矿里报名当工人，当时很报希望，外婆特意煮了两个鸡蛋给他带路上吃。可惜最后铩羽而归。
下面有人说天下苦文革久矣，我倒是听了很多老人家，包括不少同学的家人，说农村苦知青久矣。
话说那些知青刚下来，连没熟的辣椒，南瓜都偷。我爷爷村里，打知青来了之后，村里不是丢鸡就是走失了鸭子，有些缺德的连农民看家用的瘦黄狗都打来炖了。我外婆说，有次隔壁村新来知青，隔壁村一头老水牛死了，外面炖着水牛肉，里面开着会欢迎知青，结果有几个知青借口上厕所去偷牛肉吃，那老水牛，不炖个一天半天的，肉根本咬不动，有个女知青猴急，拿了肉就吞，还差点噎死。
倒是听说我爷爷那边有一阵借着割尾巴，疯狂砍树，反正这些砍得树哪里去了一直没人知道，都顺河运走了。
|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辨析 | |||||
| ：在锈弦上弹奏 文章发于：强国论坛 点击数： 3652 更新时间：2007-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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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辨析 在锈弦上弹奏 自1976年10月以来，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的批判，使人们对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并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思想基础之一。这里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真相，另一方面是这些观点本身。 第一，关于历史真相，我们首先来看历史资料记载。 “宁要……不要……”这个句式在中国新闻报刊上出现的频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为例，文章中有“宁要……不要……”、“宁愿要……”句式的共255篇，这种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内容，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方面更是经常出现，但是，1976年以前不到二十篇，大量出现是在1976年以后。与本文“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相关的有： 1976年10月以前： 1950年11月23日新华社电讯：《苏联代表爱伦堡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 的演说》： 【 我相信，美国的生活方式使我苦恼并不下于苏联的生活方式使艾奇逊先生苦恼。然而，我主张和平——不仅与法斯特及罗伯逊的美国和平，而且也与杜鲁门和艾奇逊的美国和平共处。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人不喜欢社会主义。我希望杜鲁门和艾奇逊也该知道：世界上有不少的人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 1965年10月6日荣高棠《体育运动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五千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和各民族的优秀选手，展开了热烈的比、学、赶、帮的革命竞赛。运动会始终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比政治思想带动比运动技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宁要高风格、高水平的低名次，不要低风格、低水平的高名次”，已经成为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全体人员的行动准则。】 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 【一年前，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办起一所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写下了理工科大学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新篇章。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是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的一所学校。他们总是要求学员身体力行，做一个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这些学员经过学习，更加坚定了回到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农电专业有个学员，原在农村当了二十年的电工。经过一年学习之后，决心回去亦工亦农，和私有观念实行决裂。去年三夏他回队实践时，带头破除了当地电工的四个旧习惯：一破干活吃请；二破干活拿额外补贴；三破到点下班的雇佣观念，什么时候有活什么时候干；四破电工不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的旧习惯。他回队第二天早上两点多，就拿着镰刀跟社员一起下地割麦子。贫下中农称赞他上大学才几个月就变样了。他回答说：“有了技术就搞特殊，不参加劳动，这是资产阶级法权。” 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学员们，学习期间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结合实践，刻苦学习业务技术，较快地掌握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文化技术本领。去年九月，学员回社队实践。据不完全统计，三百个学员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测量规划了农村道路一百一十四条，一百九十一公里；规划排灌渠道二百九十二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十亩，活动式喷灌规划一千亩；地下管道测量布置六千九百米；参加设计或试制、改革成功了双向犁、十五尺宽平地机、小麦播种机、气流清选脱粒机、轮胎装卸机等农机具十项；修了扩大机四十二台；设计了农村建筑八千平方米，还为社队举办了农水、农电专业短训班。农水专业学员入学不久，就到一个治河工地上，以河道为课堂，开始了测量课的教学。在短短十天里，边干边学，共完成了十六公里多的河道纵横断面测量任务，向工程指挥部提交了一百九十张纵横面测量图纸，学会此类工程的测量操作和计算本领。农建专业学员王廷起，原来是一个四十岁的社员，他在学校学习期间，运用新学到的知识，一年之中，就为自己家乡的生产大队，规划测量了一个三百亩的果园，设计了一个能养一千头猪的养猪场和一个大队新村的建设蓝图。 贫下中农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指出：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一百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广大贫下中农急切地盼望这些新型大学生回乡后同他们一起战斗。当这批学员毕业时，他们所在的区、县和公社以至生产大队，都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地欢迎。中共大兴县委员会，组织了五千名干部、社员来欢迎他们。这一事实，又一次说明了共产主义的幼芽，有着千百万革命人民的爱护和浇培，它的生命力是无限的。走资派想摧折它，只能是蚍蜉撼树，枉费心机。】 在这个时期《人民日报》报道的记载里，没有关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说法。 1966年7月11日《刘少奇听北京师大——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指示》： 【“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好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 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永开革命车/“毛泽东号”机车组三十年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十年来，“毛泽东号”机车组一直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带头造走资派的反的同时，一直坚持业余闹革命，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把机车开到大江南北，热情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团结广大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搞好铁路运输，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工人们，一向重视严格遵守革命纪律，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他们说，铁路是一部大的联动机，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大动脉，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就会影响大局。“毛泽东号”机车组能够创造三十年安全行车三百万公里的全国最高纪录，就是因为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有对人民极端负责的主人翁精神。这个机车组的工人在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罪行时说，“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积极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对大干社会主义的干部、工人，大扣帽子，乱打棍子，竟然胡说什么“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这帮一不会种地、二不会做工的吸血鬼，这样疯狂地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其罪恶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这是一帮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倒转的反革命。他们如此倒行逆施，必然要被人民革命的列车轧得粉碎。】 1976年11月25日教育部大批判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 【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明确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教育工作制定的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总结了国内国际教育领域阶级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而提出来的。“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把教育变成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千方百计地歪曲、篡改和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在这里，张春桥别有用心地抛出“两种人”的谬论，举出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让你挑，这正是毛主席所痛斥的“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典型例证。按照张春桥的逻辑，要么是“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要么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在他那里，“有文化”和“劳动者”完全成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天底下是根本没有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用他精心设计的拙劣圈套，来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以达到破坏教育革命的目的。应当看到，张春桥散布的这个谬论不是孤立的。在工业战线上，“四人帮”散布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农业生产上，他们还散布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就是妄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社会主义搞垮，从而达到他们篡权复辟的罪恶目的。 …… 张春桥叫嚷：“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实质是极右的。…… …… “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反对青少年学生学文化，实际上是在继续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毛主席早就提出：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新民主主义论》）“四人帮”就是这样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他们“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不许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妄图使工人、贫下中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而让他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称王称霸。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仍然是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套。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处于何等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状态之中，他们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1976年11月26日新华社《全国工交战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形势大好》： 【工人们说，这些家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干实事，吃着劳动人民种的粮，穿着劳动人民缝的衣，专门摇唇鼓舌，颠倒是非。他们制造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乱。……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营生。他们是钻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国内外阶级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连香港的一家报纸也说，他们应当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勋章。】 1976年12月3日新华社《人大常委在第三次会议分组会上发言热烈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丰功伟绩》： 【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一贯用的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逻辑上讲不通的而富有破坏性的手法。例如，“四人帮”常说“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 1976年12月16日新华社《狠揭猛批“四人帮”保证安全正点运行/天津铁路分局运输生产越来越好》：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和周总理对铁路工作的重要指示，去年天津铁路分局大抓安全正点运输，一举扭转了铁路运输的被动局面，全分局各项生产指标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四人帮”却恶毒地抛出“宁要社会主义晚点，不要修正主义正点”的反动口号，说什么“干劲越大，错误越大”，肆意破坏铁路运输的大好形势。】 1976年12月19日本报讯《教育部开座谈会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严重罪行》： 【“四人帮”篡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一代。张春桥说：“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叫喊，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罪恶目的，一方面，是要培养一批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那样为他们篡党夺权卖命的反革命小丑；另一方面，是要实行愚民政策，不让广大工农子女掌握社会主义文化，以利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1976年12月19日《又一发炮弹》（未署名）： 【几年来，王张江姚一伙插手铁路工作，千方百计破坏捣乱，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是赤裸裸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黑话。本来，只要有火车，总会有“正点”和“晚点”。把火车的运行情况，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岂非奇谈怪论！再说，“晚点”较之“正点”，总是不好，“四人帮”却给它罩上“社会主义”的帽子，难道社会制度愈先进，火车愈要晚点吗？】 1976年12月29日任竹《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热烈欢呼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 【“四人帮”所搞的一套，同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光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任务，反对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发明了一种“卫星上天”必然“红旗落地”的荒谬理论，攻击我们党“把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蛊惑人心的大旗”，甚至叫嚷“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阶级斗争抓好了，就是颗粒无收也不要紧”。按照他们的逻辑，大干社会主义有罪，破坏社会主义有功，真是反动之极！】 1976年12月30日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深批“四人帮”，加速农业机械化——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却跳出来横加指责，肆意破坏，抓起“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乱扣，压人整人，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他们把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这与张春桥的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是同样的混帐逻辑。】 1977年1月6日胡鉴《斥假洋鬼子》：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农业学大寨，他们说：“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不准！工业学大庆，他们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准！你要搞好交通运输，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准！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他们说：卫星上天，红旗一定落地，不准！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 （太多，大致相同，从略。） 其他刊物部分： 《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刊登的署名任翔 《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一文中记载了： 【一九七五年冬和一九七六年春，“四人帮”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向教育阵地猛扑过来，他们首先从周荣鑫同志身上开刀，妄图打开缺口，进而疯狂打击、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十一月初，张春桥公开跳出来向周荣鑫同志挑衅，周荣鑫同志据理斗争，就教育路线问题同他当面进行辩论，张春桥理屈词穷，以至气急败坏地狂叫：“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但是，在《新华月报》1977年第9期刊登的署名袁丁的《危乱见坚贞 倔强对奸佞——彻底清算“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滔天罪行》一文中，又未提及此点。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 【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傅颐：《周荣鑫的最后岁月》摘要： 【11月8日晚，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周荣鑫任教育部长期间，张春桥没有找他谈过话，这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一见面，张春桥就说：“你周荣鑫当教育部长，写报告，从来就不报给我，就报给国务院。” …… 张春桥接着又来了一句：“你写的那些东西，都讲了些什么？” 周荣鑫解释道：“我只是讲学校是学文化的地方，教师要传授文化知识，学生得学习。现在学校的学生不学习，尽看些像《少女之心》那样乱七八糟的书。” 张春桥说：“《少女之心》有什么了不起！解放前上海的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管得了吗？” 周荣鑫说：“那也不能什么文化知识也学不到啊！学校上完了，等于白上，那不就成镀金了嘛！” 周荣鑫的反驳引出了张春桥那段臭名昭著的话：“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我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周荣鑫仍坚持说：“春桥同志，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学校总得要学文化。” 张春桥火了：“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没法跟你谈！反正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 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谈话不欢而散。】 结论：综合上列资料，最早记载有所谓“四人帮”关于“宁要……不要……”的出处的应为： 1、《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5日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一文： 【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2、《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署名任翔的 《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一文： 【十一月初，张春桥公开跳出来向周荣鑫同志挑衅，周荣鑫同志据理斗争，就教育路线问题同他当面进行辩论，张春桥理屈词穷，以至气急败坏地狂叫：“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查阅资料看，所有有关所谓“四人帮”“宁要……不要……”的文章（包传记文学作品）均出自这里，与当时的教育革命形势相关，也即是说，张春桥可能确实对周荣鑫说过“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的话。但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也是批判时引用，并非讲（谈）话记录原文，笔者只是结合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那篇《调查报告》的结论判断张春桥有可能说过此话。其它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应属后来的人的推论或写文章的人的猜想了。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那篇有关“毛泽东号”机车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涉及的“宁要…不要…”属引用（引用哪里的未知）而非出处。 （说明：因本人手中资料有限，如有人提供出处明确无误的资料证明这些说法确系“四人帮”在位时所言，本人当立即纠正文中相关结论。） 这些加诸“四人帮”头上、实质指向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不搞生产，不能不搞阶级斗争”这几个。这里之所以称实质是指向文化大革命的，在于后来确实出现了把那个时期称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的年代”的说法（1987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就如那个时代曾被指鹿为马地冠上“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2004年一篇题为《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文章就写道：“‘文革’期间，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个体经济都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非公有制经济几近消亡。”（2004年4月6日人民日报）以及“我们曾经历过一段‘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扭曲的年代”（200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等等。 按照中文对“宁要……不要……”涵义的解释，这种句式一般用来表示在特定的语境中比较两方面的利害得失后选取一面，并非指事物只有两种状态。最早有《楚辞·渔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谓之“宁死不屈”，它表示的是一种决心，而非指只有死路一条。现代的“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同样不表示“站着”就一定得“死”。还有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也并非指“为玉”就得碎，“为瓦”就是全。因此，在当时被批判的那些说法中，有的也并非就真的那么荒谬。尤其是：在“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和“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之间比较，选择某种人不过是反映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罢了，站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上，结论是十分清楚的，这句话并非指劳动者就一定是没文化。而刘少奇在1966年7月讲的“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也不是指政治上好的学习上就一定不好，否则，不也是“臭名昭著”了吗（《百年潮》语）？ 事实上，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倒是真的通过那些“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大搞教育产业化，实实在在地检验了是谁“‘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不许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妄图使工人、贫下中农永远处于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而让他们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称王称霸。”（1976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这些被批判的说法的荒谬之处实际上在于草与苗、低速度与高速度、晚点与正点等等相互间的关系，同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根本就是不同领域的事物，把本属生产力范畴的内容与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内容搅和在一起强加给被批判者。 但是，所以会造出这些说法，也确实存在着一个个十分精巧的、不大为人们察觉的陷阱。这就是：在把不同领域的事物搅和在一起使人产生一种荒谬的感觉基础上，把“宁要社会主义的××不要资本主义的＋＋”变幻成“只能要社会主义的××不能要资本主义的＋＋”来批判，其居心十分叵测，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滑向这样一个认识的误区，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是＋＋”。例如： “几年来，王张江姚一伙插手铁路工作，千方百计破坏捣乱，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这是赤裸裸地破坏革命和生产的黑话。本来，只要有火车，总会有‘正点’和‘晚点’。把火车的运行情况，分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岂非奇谈怪论！再说，‘晚点’较之‘正点’，总是不好，‘四人帮’却给它罩上‘社会主义’的帽子，难道社会制度愈先进，火车愈要晚点吗？”（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这里，向人们暗示着：只要有生产或者技术，总会有高低之分，把生产水平的高低分列为“社会主义的低”和“资本主义的高”，是一种奇谈怪论！不过，这种奇谈怪论是谁制造的很值得深思，因为这种宣传实际上为日后的“不问姓社姓资”埋下了伏笔，当时却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们把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这与张春桥的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是同样的混帐逻辑。”（1976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张春桥在什么地方表现过“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的混帐逻辑了？没人知道，文章也没说。但却硬把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说的“低速度”和社会主义连在一起了，还顺便批了一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吓唬人的。 1983年一篇署名“王澈”的文章进一步向人们循循诱导说：“‘穷’不是好事，似乎容易弄清。如果因为穷与革命相联系就说它是好事，那么，革命难道不是要消灭贫困？既然要消灭贫困，又怎能说贫困是好事？其实这里要说的不过是，贫困可以刺激人们起来消灭它，从而变穷为富。这是坏事向好事的转化，并非意味着穷本身是好事。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因为据说富起来以后就会变得不革命（即所谓‘修’）了，于是就宁愿要‘穷社会主义’以保持革命性。这就越发说不通了。”（1983年8月17日人民日报） 可以看到，近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昭示了：正是自那以后，“贫穷”、“没文化”、“草”、“低速度”、“晚点”等等，在观念形态上就总是被人刻意地将其与“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联在了一起，而“富裕”、“知识”、“高速度”、“正点”等等，则被鼓吹成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专利。由此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抹黑！ 于是，在不许“穷的社会主义”与“富的资本主义”争论中，我们的社会被一步一步引向了“一切向钱看”的境地，进而出现了新的“宁要……不要……”，例如，对大学生“宁要劳力，不要智力”（1987年6月23日人民日报）、工程承包商“宁愿要质量差价格低的”产品（1984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干部超生“宁要‘香火’，不要党票”（1989年2月4日人民日报）、企业招工“宁要武大郎，不要穆桂英”（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等等。总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宁要社会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1950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已被彻底颠倒过来。1997年11月，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文杰在香港中资企业研讨国企改革座谈会上就以《解放思想 大胆实践》为题说：“文化大革命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极左的口号，今天是不公开叫嚷了，但在社会现实中，这一思想枷锁仍然紧锁着一些人的头脑，宁愿让国家永无休止地给一些连年亏损的企业输血，也不设法打开方便之门，让其受到收购或兼并，甚至清盘或破产”（199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真是够狠的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些资料中，我们也读到了这样的批判，请看： “工人们说，这些家伙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干实事，吃着劳动人民种的粮，穿着劳动人民缝的衣，专门摇唇鼓舌，颠倒是非。他们制造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乱。……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干着反革命的营生。他们是钻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干得出国内外阶级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连香港的一家报纸也说，他们应当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勋章。”（197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一贯用的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逻辑上讲不通的而富有破坏性的手法。”（1976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他们不准各条战线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干部、群众革命。农业学大寨，他们说：‘为什么要学人家的？’不准！工业学大庆，他们说：‘大庆两论起家是假的。’不准！……总之，一律不准革命，谁革命，谁就是‘反革命’！”（1977年1月6日人民日报） “手中无真理，身边无群众，靠的就是搞阴谋诡计，就是说空话、唱高调。但是，×××尽管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指鹿为马，却未必能画饼充饥。讲完空话，唱完高调……于是这些‘人肉筵宴’的厨子们就更凶狠地向人民举起了砍刀，更残酷地剥削人民。但是，鲁迅还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1976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文中×××原指“四人帮”。） 可见，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05年我们还看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宁要××不要××”。2005年2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高云才的《水利局长的“碗”（经济漫笔）》一文指出： “近日，浙江省主要负责人表示，宁要慢一点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追逐放大资源需求的经济发展。应该讲，这是明智的科学选择……在资源约束面前，只有表现出应有的警觉和理性，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表现出可持续的势头，而不是一时的奢华繁荣。” 看来，无论所谓“四人帮”是否说过“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但是，宁要社会主义全面均衡发展的“慢速度”而不要资本主义癌细胞裂变式的快速度却在二十一世纪开始被人逐渐认识到了！ | |||||
从《人民日报》看历史是怎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 在锈弦上弹奏
日期: 2005-07-09 14:20
题：从《人民日报》看历史是怎样“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近三十年来一直是文革“浩劫”的罪状之一。最近，笔者
查阅建国以来《人民日报》的文章有些“新”的发现，发出来与网友们共享。
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
巴。以下是人民日报登载的信息摘录（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
第1篇，1957年11月28日：
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摘录）
本报记者 江夏 林晰
富裕中农走哪条路？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
路？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富裕中农这个阶层的人数，占全国农村
人口的２０％至３０％。他们的动向，往往足以影响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
业。
最近，我们在湖北省黄冈县群力第三农业社，对七十九户富裕中农几年来经济变
化情况作了若干调查。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这个社为数不少的富裕中农，对国
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事业抱有抵触情绪，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主义革
命限制和堵死了他们走资本主义个人发财的道路。在这次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
暴露和批判了自己有忘本思想、想走资本主义剥削道路的富裕中农刘介梅，就是
这个社的典型代表。
……
1955年秋，全乡转入高级社以后，土地统一使用，他不再发愁田地被淹了；１９
５６年由于劳动力（共两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家共做了四千二百多个工分，合
二百七十多元，比土改后合作化前的三年中，每年的农副业平均总收入一百九十
元零三角七分增加了八十多元，增长率为４３％。今年，社里派他到耕畜交易所
工作，加上他儿子的劳动，预计收入比去年还有增加。
另一户新富裕中农刘润生，土改前给地主当过十年长工，土改后生活不断上升，
于是开始贩鱼秧、贩牛、贩木材。但是，搞商业投机有时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
两年来他甚至还蚀过几次本钱。经过干部的说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决
心割断自己的资本主义尾巴。
……
第2篇，1966年6月14日：
推广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广东省农村中蓬勃兴起群众性学习毛主席
著作热潮（摘录）（此篇无署名）
……
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落后大队，许多人对公私关系处理不
好。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队里投。
这样，集体生产当然搞不好，依赖国家贷款、贷粮、贷化肥，是个“三依赖大队
”。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过去上级派人到这个大队做整顿工作
，刚一整，尾巴断了，可是过后又出来了。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思想变了
，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一心为集体，肥料、资金、粮食全靠自己，
不向国家伸手，现在大家叫他们“三不要大队”。去年早造插秧九百亩，今年插
了一千八百亩；没有肥料大家投，单位面积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
第3篇，1968年3月6日：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毛泽东思想的春天
——记内蒙古杭锦后旗大办农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丰硕成果（摘录）本报记者
……
挖修正主义根子 割资本主义尾巴
……
通过忆苦思甜，推动了广大社员自觉地斗私。他们说：“‘私’字是个大祸根，
‘私’字不倒，江山难保！”‘私’字是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尾巴，我
们要自己来挖，自己来割。”“大公无私，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正道。”在学习
班里，人们抢着亮私，斗私，把“私”字搞得又脏又臭，自己见了不想沾，别人
见了不想闻。三道桥公社永跃大队有个老汉，过去专买别人的羊，宰了卖羊杂碎
汤。他以为这是一门生财之道。经过在学习班里斗私批修，他认识到这是中国赫
鲁晓夫鼓吹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坚决洗手不干了。
第4篇，1970年3月31日：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千家万户
江西彭泽县棉船公社升洲大队大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开展家庭革命化活
动的调查（摘录）新华社记者
……
在家庭学习班里，社员常把被认为是“小问题”的事提高到两种思想、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有一个家庭，在学习班上对母亲在集体的抽水沟
坝边上种了几棵白菜的事，展开了讨论。大家说：“个人的菜，种在集体的坝上
，菜长得越大，私心就越大”。他们立即把白菜连根拔下来，送到队里去了。社
员群众常说：“资产阶级的‘私’字是社会主义的祸根。资产阶级的‘私’字不
倒，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只有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斗倒，社会主义的‘公’
字树牢，才能永远走社会主义的道。”
第5篇，1971年12月21日：
把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公社的调查报告
（摘录）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调
查组
……
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开展革命大批判。码市公社党委坚持调
查研究，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为路线教育和革命大批判提出新课题，使路线教
育常讲常新，革命大批判常批常新。辇江大队打草鞋本来是一项家庭副业，有个
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开展家庭副业的幌子下，刮起一股专打草鞋，不出集体
工，搞副业单干的歪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批判了这股歪风，他们又抛出“消
灭草鞋耙，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妄图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党的政策的
贯彻执行。联系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个大队组织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有
关政策，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
生产健康的开展。公社党委根据辇江大队的经验，在全公社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
策教育，学习毛主席论政策的有关教导，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提高了
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零陵地区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第6篇，1972年4月10日：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 ——福建顺昌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摘录）
顺昌县报道组;本报记者
在农业战线上，过去的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现在仍然是路线问题——这是中共
顺昌县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最深切的体会。
……
一条重要的经验
要认真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这是顺昌县委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又
一个重要体会。顺昌县革委会主任陈福科同志经常谈到自己抓郑坊大队这个“点
”的教训。几年来，郑坊大队在学大寨运动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改造低产田，重建山垄，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为全县作出了榜样
。一九七○年，粮食亩产达到八百四十七斤。但是，木材、毛竹、杂竹、香菇等
都减产了，队办的造纸厂也停止了生产。所以，在年终分配时，集体和社员的收
入却减少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向？其他社、队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陈
福科和其他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到几个大队和一个基层供销社，进行全面调查
，发现郑坊大队出现的问题在全县有一定的普遍性。近几年来，批判了资本主义
倾向以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出现了“抓粮食生产保险，抓多种经营危险”的
错误思想。他们在开展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进行革命大批判中，没有很好
地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把抓多种经营说成是“以钱为纲
”、“金钱挂帅”、“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
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他们从点上的偏向，看到面上的问题；
从面上的问题，看到领导思想上的偏向。
斗争的实践，使顺昌县领导干部认识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
用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敢于同一切违反党的方针和政策的“左”右倾
向进行坚决的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搞好农、林、牧、副、
渔五业的布局，摆正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的位置
，使集体经济得到迅速全面的发展，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第7篇，1972年5月22日：
结合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实际问题认真读书 吴忠县委从理论上加深对党的政策的理
解，使各项经济政策在农村逐 步落实，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发展了大好形势（摘录）新华社
……
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
尾巴”。对于这种做法，县委虽然觉得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没有及时去制止，
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件事引起了县委领导成员的
深思。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
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
糊涂思想的。”通过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认识到所以在行动上没有坚决执行
党的政策，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没有进一步弄懂制定它的理
论根据。从此，他们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时，总是努力弄通制定政策
的理论根据，以做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自觉地执行政策。他们深入学习毛
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民公社现阶段的政策，从理论
上弄通了正确对待社员家庭副业的问题，坚决纠正了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做法，使
饲养家禽、家畜，以及编织筐席等正当家庭副业得到了适当的发展，从而活跃了
市场，增加了社员收入。
……
第8篇，1972年6月3日：
联系实际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摘录）
安徽省萧县郭庄大队党支部
……
党的养猪政策我们早就知道，为什么却不能落实呢？问题出在我们领导思想上。
我们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比较敏感，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却往往失去警
惕性，缺乏鉴别力。当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一套黑货时，我们就
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毒害。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
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再深挖一下，
“刘毒”所以能流到郭庄来，还因为我们头脑里有私心杂念，有适应它存在的土
壤。我们错误地认为，集体养猪越多，个人养猪越少，郭庄才称得上“先进”。
在“一把山芋秧子”的大辩论以后，我们虽然发现养猪数量显著下降，感到不执
行党的政策不行了；但在执行中又打了折扣，采取了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做
法。本来，我们想的是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步子迈得更大些，实际上却背
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批评说，毛主席号召两条腿走路，你们想砍掉一条
腿，怎么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这种批评是很中肯的。
回顾这段曲折过程，我们深深感到：政策是路线的体现，又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执行政策一偏，行动就会脱“轨”离“线”。而能不能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又是
由世界观决定的。只有努力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心杂念，克服主观随意性，认真
看书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才敢顶“左”反右，才能顶“左”反右，坚定地
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第9篇，1972年6月20日：
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湖南南县委员会
……
克服执行政策中的“左”右摇摆现象
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有的同志经常“左”右摇摆。回顾以前的经验教训
，我们认识到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切实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鱼口公社石马大队的情况，使我们得到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
线影响下，这个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比较严重，一部分社员成天捕鱼捞虾，“
各荡各的桨，各撒各的网”，集体生产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当时，少数人还把这
种资本主义的邪气，看成是“搞社会主义的劲头”。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干部、群众对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对刘少奇
一类骗子在新形势下煽起的极“左”思潮却认识不清。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
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
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后来
，在上级党委帮助下，他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在全大队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
路线方面的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
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纠正了“左”的偏
向，使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发生了巨大
变化，粮食亩产一举跨过《纲要》。
石马大队在执行政策中，为什么会时“左”时右、摇摆不定呢？我们学习党的基
本路线，认识到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执
行农村经济政策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走什么道路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石
马大队在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所以曾经“左”右摇摆，就是分不清什么是
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道路不清，是非不明，执行具体政策
就必然“左”右摇摆。
第10篇，1972年7月6日：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岳阳县筻口公社结合两条路线斗争的事例，开
展革命大批判（摘录）本报通讯员
……
群众觉悟高就能“超越”现行经济政策吗？
在生产不断发展、群众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筻口公社党委十分注意结合
思想路线教育，经常对干部和社员进行政策教育。
有一次，公社党委分头下去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在三港大队发现，少数干部认为
现在群众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很高，搞“按劳分配”已经“不适应形势”了。在其
它队还了解到，有的社员的某些正当的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
了批评和限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群众觉悟提高了，就可以超越现行经济政策吗？公社党委先后举办了三期有社、
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路线和政策教育学习班，引导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开
展讨论。……
……
认识统一以后，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的成员都深入到下面，把党的基本路线教
育和政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一道，对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情况，逐队逐项地认真检查，认真分析，克服了少数干部在执行政策上的糊涂观
念，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政策水平，促进了各项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
……
第11篇，1972年7月10日：
认真看书学习 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摘录）
中共河北卢龙县委员会
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地排除各种干扰，
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
有一段时间，由于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宣扬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少数社、队
有些人认为，群众觉悟提高了，农村基本政策可以改变了。他们把社员正当的家
庭副业，错误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起初，我们也认为这种做法“方
向对头”。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影响了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我们虽然感到有
问题，但讲不出道理来。后来，我们学习了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联系实际进行
认真分析。列宁说：“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毛主席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制
定政策和改变政策，群众觉悟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全部依据。如果只看到人的
觉悟有所提高的一面，就不顾其它客观条件随意改变政策，那是主观唯心主义。
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详细分析，提高识别能力。为了使党的政策得
到落实，我们组织干部和社员群众反复学习党的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
，总结在执行政策中的经验教训，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左”的和右的两方面
破坏党的政策的罪行。这样认清了什么是政策允许的正当副业，什么是资本主义
倾向，从而落实了党的政策，排除了“左”的干扰，积极发展家庭副业。同时教
育社员先公后私，使社员的家庭副业走上正确轨道，不但为国家、集体提供了副
业产品，又提高了社员的生活水平。
……
第12篇，1972年8月12日：
要善于区别政策的界限（摘录）
（中共泗阳县委书记 刘岳五）
……
要区别政策的界限，首先要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的路线的界限。
去年春天，我发现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由于受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极“
左”思潮和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错误地认为“对于家庭副业这
个‘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要卡紧，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倾向”。还有的说：“发
展集体副业是大方向，家庭副业管死一点，关系不大。”这正是由于他们对党的
关于农村副业的政策，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和政治路线上来理解的缘故。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加强党
对家庭副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就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而自发地发展家庭副业，则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的反
映。因此，对发展家庭副业要区别：是在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
济条件下，利用业余和农闲时间搞，还是不参加集体劳动，只搞家庭“副业”；
是有领导地就地取材、自产自销，还是自发地包揽加工、转卖牟利，等等。只有
区别这些政策的界限，才能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只有区别正确的路线和错误
的路线，才能理解正确执行政策对于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重要意义。
……
第13篇，1972年8月27日：
敢于坚持原则 做到政策兑现（摘录）
泡子公社报道组
辽宁新金县泡子公社大荒大队党支部，在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敢于坚持原
则，做到政策兑现，得到群众的好评。
以前，大荒大队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干部对群众提出的政策性问题不够重视，
往往以“研究研究”为借口，长期不给解决；有的干部甚至把群众提出政策性问
题，说成“私”字冒头，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结果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党支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政策观念不强，没有从
根本上认清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利益、要求的关系。党支部便组织大家认真总结过
去的经验教训。他们回顾了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
关于“绿化祖国”的号召，除了集体植树造林外，还在房前屋后、路旁园边栽植
了一些树，给社员群众带来了很大利益。后来，由于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左
”思潮的影响，一度把社员个人栽树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这样一来，社
员不敢栽植自留树，集体造林也不多，造成“山变秃，坡变黄，大道两旁无阴凉
”的情况。今年春，群众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党支部结合批修整风，认识到：
形势越好，群众觉悟越高，越要注意落实党的政策。于是纠正了过去的做法，大
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一个春季，除集体造林外，社员自栽各种树木四千多
棵。事后，党支部引导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
，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教导，认识到：党的政策集中
反映了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群众最关心政策。群众提出有关政策性问题，不是什
么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而是表明他们希望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处理
得更加合理。打这以后，这个大队党支部对群众提出的政策性问题，做到及时调
查，认真研究，拿出办法，合理解决。
……
第14篇，1972年8月27日：
连县山区添新彩 ——广东连县发展多种经营（摘录）
本报通讯员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连县山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在狠抓粮食生
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使山区
面貌大改变，到处呈现着山青水秀，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新气象。 ...华岳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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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乡大变
地处巾峰山上的大路边公社和星子公社，枣树茂密，盛产群众爱吃的红枣、蜜枣
和黑枣，人们称这一带地方是“枣子之乡”。几年前，这一带枣区在刘少奇一类
骗子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下，大搞“一平二调”、“割资
本主义尾巴”，严重地挫伤了枣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的枣园管理不好，新
的枣树越来越少，枣子产量下降。这几年，枣区公社的各级领导，认真贯彻执行
党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的各项方针和政策，把枣子生产列入革委会工作的议事日
程，作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件大事来抓，枣子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产量一年
比一年增加。去年，收获各种枣子六十多万斤，超过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去年冬
天，地处枣区的大路边公社革委会，总结推广了新永生产队认真落实政策，挖掘
土地潜力，发展枣子生产的先进经验，给全区推动很大。今年入春以来，枣区的
广大贫下中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利用荒山、河边、路旁、村前村后的零星土地
，大种枣树，单大路边公社就种了枣树九百多亩，达一万多棵；又普遍对原有的
枣树进行了整枝等管理工作，为发展枣子生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第15篇，1972年9月5日：
“割尾巴”的教训
湖北省安陆县报道组
听说六合公社白合大队第五生产队生猪发展比较快，我们请队长张正明介绍一下
经验。他笑了笑说：“哪里是经验，是教训哩！”接着，他谈了两次“割尾巴”
的事：
前年夏天，社员们在稻田除草时，顺便把扯的草带回家喂猪。有的人向我反映了
这件事，我心想：我们是先进队，社员扯的草不给生产队，拿回家怎么行呢？会
上，我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下，要求社员“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
以后，再没有人带草回家了。看到这些，我心里还挺高兴。
但是，到了冬天，社员家庭的生猪存栏数下降了。我们找贫下中农查原因，他们
说：“只管集体养猪，不帮助社员私人养猪，跳‘独脚舞’，怎能不下降？！”
听了贫下中农的批评，我重新学习了党的有关政策。政策明明规定“公养私养并
举”，那么，社员为了养好猪，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带几把草回家有什么不
可以？而我们却把社员的正当副业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我
们纠正了这种错误做法，积极鼓励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去年年底，生猪存栏
数就达到平均每人一头。
生猪发展了，需要增加饲料粮。这时，我们又怕饲料粮给多了，集体储备粮就会
减少，肥了社员，亏了集体，没有及时给社员解决饲料问题。结果，又走了跳“
独脚舞”的老路，全大队生猪下降到平均每人零点八头。
为了总结两次“割尾巴”的教训，今春，我们队委会认真学习了党在农村的各项
经济政策，大家边学边议。有的说：“我们总想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把脚步走
快点，但是少了一条腿，反而走慢了。我们割的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割
掉了社会主义政策。”有的说：“看起来，我们为集体着想是番‘好心’，其实
，我们是担心‘先进’保不住不好办，这种想法正是私心作怪。”我越听越激动
，认识到执行政策所以有偏差，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路线斗争觉悟低。第
二天，在社员会上，我联系两次“割尾巴”的教训，挖了“好心”背后的私心。
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干部私心杂念的尾巴割掉了，政策落实了，我们养猪的积
极性就足了。”目前，又接近平均每人一猪了。
＊ ＊ ＊
一事一议
“割尾巴”的教训发人深省。有些基层干部，在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时候
，对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能抵制，对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往往明知不对也不
敢抵制。他们还认为：“左”一点是“好心”，右了是坏事。其实，“左”的和
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本质却是一个，都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反党的政
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明明是私心，还说是“好心”，明明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政策，还说是“割了资本
主义尾巴”。要认真吸取“割尾巴”的教训，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识别真假
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破除私心杂念，坚持党性原则。只有这样，当运动出现“左
”右干扰时，才能站得稳，顶得住。＊
第16篇，1972年9月6日：
路线教育抓得好
后进社队转化快
长春市属各县和郊区一批后进社队跨入先进行列（摘录）新华社 ...华岳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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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委把基本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结合起来，使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后
进社队逐步得到落实，促进了后进社队的转化。九台县的一些后进社队地处丘陵
地区，适宜多种经营，可是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他们把多种经营当
做“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了。去年，这些后进社队通过路线教育，落实了政策，
不仅粮食生产上来了，而且养猪、养鱼、植树造林以及烧窑、采矿等也都很快发
展起来。＊
第17篇，1972年9月11日：
大库联养猪的路线斗争史（摘录）
本报通讯员;《内蒙古日报》记者;本报记者
……
这时，刘少奇一类骗子又吹出一股歪风，说什么社员家庭养猪是“发展资本主义
”，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支持社员多养猪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
策呢？党支部的同志一时拿不定主意。
一九七一年春天，县委在这里蹲点的同志领导他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使他们懂
得：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有害，是我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社员利用工余时间
养猪卖给国家，肥料投给集体，对社会主义有利，应当支持。
大队党支部的认识明确了。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扶持社员家庭养猪，使
养猪事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目前，全大队一千三百三十九人，集体和社员养猪
共一千四百二十二口。
猪多肥多粮多，一九七○年，全大队粮食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约三分之一，比
一九六二年增加约一倍。去年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仍然获得较好的收成。今
年，猪更多了，庄稼也长得更好了。在这过程中，干部和群众的路线觉悟不断提
高。＊
第18篇。1972年9月18日：
政策一落实 精神变物质（摘录）
本报通讯员;本报记者
……
越溪公社为什么能迅速全面发展？“主要是政策落实。”公社党委负责同志这样
概括他们的经验。他们在工作中，坚持“原原本本宣传政策，老老实实执行政策
，认认真真检查政策落实情况，发动群众监督执行政策。”在落实政策中，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一、注意具体分析，划清政策界限。有一个时期，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左”
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分不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把正当的家庭副业也当
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禁止社员养鸡养鸭。一次，有个干部到商店买鸡蛋，
营业员批评说：“你们不让多养鸡，我们那里有蛋卖给你。”公社党委学习了毛
主席的有关教导，纠正了违背政策的错误作法，鸡鸭发展很快，一九七一年比上
一年增长两倍。
……
第19篇，1972年10月18日：
无私才能无畏
——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夏咸高捍卫党的政策的事迹（摘录）本报通讯员
夏咸高是江苏省建湖县庆丰公社双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贯彻执行党的经济政策
中，敢于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群众都赞扬他是捍卫党的农村经济
政策的好书记。
去年，有个生产队长给社员规定不准给自留地施肥。这件事传到老夏耳朵里，他
感到这不符合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准备找这个队长谈谈。有人劝他说：“老夏
，这事可不能说呀！弄得不好就是‘顶公护私’啊！”老夏说：“党的政策规定
分给社员自留地，给了就要种好。一点肥不准用，怎么能种好呢？这是违背政策
的。”老夏找队长谈话，队长说：“‘甘蔗没有两头甜’，顾大田就顾不了自留
地，顾自留地就顾不了大田。”老夏感到这种说法不对，但是没有充分理由说服
队长。
他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文件，认识到：当前，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是根
据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点制定的。如果企图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实行极“
左”的经济政策，必将打击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事业受损失。认识提
高后，老夏第二次找队长谈话，首先对他进行了政策教育，还帮他回顾了双河大
队过去在刘少奇一类骗子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影响下破坏集体经济的教训
。这个队长想通了，主动向群众作了检查，并对大田和自留地用肥作了适当安排
。
夏咸高体会到，要战胜错误路线，落实党的政策，首先必须克服私心杂念。
……
第20篇，1972年10月18日：
认真看书学习 克服经验主义（摘录）
中共广东省乐东县委员会
……
认识要深化 经验要提高
对于自己的经验，我们常常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努力探究其所以然。正确的，不
知道为什么正确；错误的，说不清错在那里。这也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表现。一九
六九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煸起一股歪风，提出什么“割掉资本主义尾巴”的黑
货，妄图大搞大队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我县个别大队也这样作了。当时
，我们回想起十年前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破坏生产力的经验教训，
认为今天还是应当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谁都讲
不出多少道理。听到别人讲他们的做法“符合共产主义大方向”，就更不敢表明
自己的态度了，听凭个别大队搞下去。直到一年以后，事实证明他们要“割掉资
本主义尾巴”是假，要砍掉社会主义政策是真，我们才下决心去纠正。
为什么过去有经验教训，明知道不对的事情而不能抵制呢？现在认识到，除了思
想上有私心杂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经验还停留在感性阶段，没有
上升到理性阶段。毛主席说：“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对于十年前刘少奇一类骗子大搞“一平二调”的做法，那时我们只是从现象上看
到很多恶果，知道那样做不行，而没有从理论上和路线上来认识它的性质。对于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原则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们的认识也很肤
浅。这样，自然就无力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不能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
不久前，我们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从马克思的精辟论述中，懂得了在社会主
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限制，实行“按劳分配”有它的历史
的必然性；懂得了党在现阶段的政策，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定的，是符
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违反了就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样，对于“割掉资本
主义尾巴”的错误，才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我们坚持党的路
线和政策、克服极“左”思潮的决心就更加坚定。
……
第21篇，1972年10月21日：
要经常解剖自己（摘录）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大吾公社近掌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树兵）
……
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认真检查了我们贯彻执行
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情况，认识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样，我比较冷静地回
顾了我们大队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刘少奇一类骗子刮
来一股妖风，说什么自留地、自留羊、自留树是资本主义尾巴。这时，我就想，
红旗队只能走在前边，可不能落在别人后头。于是，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所有了，
把烧砖、编织、红炉、作坊等副业也当成资本主义倾向砍掉了，还取消了养猪积
肥合理报酬和奖励办法。结果，违反了人民公社现阶段的经济政策，挫伤了社员
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一九六九年粮棉减产。 ...华岳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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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篇，1972年11月2日：
坚持科学态度 改进领导作风（摘录）
中共资溪县高阜公社孔坑大队总支委员会
……
我们在斗争中体会到：要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
立场上，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一九六九年，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形“左”实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
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在这个错误口号的影响下，我们这里刮起了一
股不准社员养母猪的歪风。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就把社
员养的母猪全部收归了集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大队生猪饲养量显著下降
。吃了苦头之后，我们又回过头来学习党的政策，认识到：社员养母猪，能够为
社会增加财富，发展生产，社员也能增加收入，并不是什么坏事。于是，我们立
即纠正了这个错误，诚恳地向社员作了检查，鼓励社员多养猪、多积肥。政策落
实后，养猪事业又继续向前发展。
……
第23篇，1972年12月25日：
团支部建设的重要课题
——中共湖南省益阳县翠坡大队团支部进行路线教育的调查（摘录）
本报通讯员
……
分是非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团员、青年的阶级斗争观念增强了。这时又发生了一
件事情：
书房冲生产队有个青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妖风影响下，用一些不正当的
方法限制社员家庭饲养家禽。事情发生后，有人说这是错误的，也有人说这是“
革命行动”。团支部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动向：不少青年分不清什么是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
，往往不能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如果团组织不进行教育，那就会使青年偏
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变成盲目的革命者。因此，他们把引导青年分清路线是非
、划清政策界限，当做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来抓。
……
第24篇，1973年10月21日：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记江西临川县湖南公社孔庄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艾荷香的革命事迹（摘录）
本报通讯员
……
通过路线教育，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大家纷纷起来控诉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决
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那些一度迷恋单干副业的干部和社员
，都把板车拉回到队里，参加集体生产和正当的副业生产。
在前进的道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艾荷香带领孔庄生产队的干部和社
员，从没有停止过战斗。一九七一年，上面来的一位“大人物”到处散布“割资
本主义尾巴”的谬论，艾荷香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人为她捏着把汗说：“
人家是上面来的，你不怕死呀！”艾荷香坚定地回答：“不管哪里来的，只要不
符合毛主席说的，就要不怕坐牢，不怕死，坚决和他斗。”
二十多年来，艾荷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就是这样无私无畏。她常说：“水流船
行岸不移，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站稳立场。”因此，歪风邪气不论从那
里来，她都坚决给予抵制、斗争。群众称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
第25篇，1975年8月10日：
共产主义思想和现阶段的政策（摘录）
胡容 (1975.08.10)
……
我们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刘少奇、林彪一类则对此进
行种种干扰、破坏。他们经常地是否定不断革命，抛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一类的反动口号，反对革命从这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反对扩大共产主义思想
的宣传；有时候则把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混淆起来，叫喊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
巴”，取消商品生产，破坏现阶段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不论采用什么手法，他
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指引下，学好无产阶
级专政的理论，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产阶
级，更好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更好地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政策，不断巩固和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
第26篇，1975年8月22日：
兴和县大养其猪（摘录）
新华社通讯员
……
政策落实了 养猪劲头足
兴和县委在抓养猪事业的过程中，还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具体地深入
细致地抓了政策落实的工作。大家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党的路线和政策
的思想基础，不学懂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分不清正确路
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
通过学习理论，弄清路线和政策的是非界限，这个县坚定不移地认真贯彻“积极
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方针，坚持以公养为主，公养与私养
并举。在这方面，他们克服了许多阻力，在全县推广大库联大队的经验，大办集
体养猪场；同时动员社员家庭养猪，批判那种把社员家庭养猪说成是“发展资本
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谬论。
……
--------------------------------------------------------------
第27篇发表在1977年7月21日，至1995年12月1日是第393篇，这里仅摘录两篇。
第27篇，1977年7月21日：
排除“四人帮”干扰 粮、林、羊齐发展（摘录）
本报通讯员
山东省滕县王庄大队是个山区队。过去是：山上乱石滚，山下“三跑”田，粮食
亩产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国家统销粮七、八万斤。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
们遵照毛主席“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对农
、林、牧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绿化荒山，积极发展养羊，壮大了集体经济。“
四人帮”肆意干扰破坏党的政策，曾一度把养羊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党支部
领导广大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农、林、牧并重的教导，同“四人帮”的
干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气愤地说：耕地可以出粮，荒山可以出羊，砍
羊如砍粮！
……
……
第393篇，1995年12月1日：
题：先有『市』，还是先有『场』？（摘录）
1995年12月11日
……
市场，本意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场所。为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市场”一词
拆开：“市”，指交易活动；“场”，指交易的场所。“市”与“场”，何者在
先？无疑，是先有了“市”———买卖双方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人们才到
一定的场所进行交易，才形成了“场”。譬如，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在义乌，
为什么不在别处？盖因义乌人有买卖小商品的传统，有一批挑着担子走乡串巷“
鸡毛换糖”的小商贩队伍。即使在极左路线猖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他们也在悄悄地活动着。改革开放后，生意越做越大越红火，终于生长为全国最
大的、年交易额上百亿元的“小商品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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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在1977年以后近二十年间，有367篇文章涉及“割资本主义尾巴”，
内容均为如今人们熟悉的文革“浩劫”的“罪状”，相关说法在这二十多年来铺
天盖地，使许许多多经历过或者没经历过的人都把“割资本主义尾巴”与文化大
革命乃至毛泽东时代划上了等号。但是，不要以为过去了的文献就真的沉默不语
了。在新的生活光辉照耀下，曾经沉默不语的文献必将重新开口说话。欢迎大家
补充提供更详细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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