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当事者的回忆
编者按：距武昌首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已经过去100年的时间了。如今，让我们重新走进那段历史，听听那些历史老人的口述，重温一下那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中，人们心中的豪情与悲壮。本文系从当年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中整理而成。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基础较好的长江流域，试图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新的武装起义。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土崩瓦解，清廷走向灭亡。
首义前的策划准备
李华新(第八镇十六协三十一标列兵)：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清廷宣布取消铁路商办，改为借外款筑路而将原由商民集资开筑之川汉、粤汉等铁路收归国有，以图抵借外款，供其浪费，激起了川、鄂、湘诸省人民猛烈反对，川省且于次年(1911年)出现清吏所谓“匪民叛变”。是年闰六月，清廷派端方带领驻鄂新军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之第一营入川查办。
镇压四川保路运动致使清军在湖北的防御力量减弱，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在武汉，由孙武领导的共进会和由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都是和同盟会有联系的进步团体。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认为，要想成功发动一场起义，联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陈孝芬(共进会会员)：孙武总想和文学社合作，这种见解是对的，可是李春萱、杨玉如、杨时杰等和蒋翊武商量合作时，未能得到圆满结果。我和蒋翊武、刘尧潋(汝夔)情感很好，乃自告奋勇愿做调协人，经过几次会谈，蒋翊武始终坚持殊途同归主张。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起义领导和组织人员，最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对起义的具体时间和规划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
李春萱(又名李作栋，湖北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八月初三日(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舜家中开会。孙武为会议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最重要的决议，就是起义的总动员计划。这个计划，是按照实际情况，由刘尧潋拟出，经过大家讨论所决定的。
起义计划制订得很周详，起义时间定在旧历八月十五(10月6日)。但后来，由于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使得革命党人没有机会发动，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领导起义，起义延期。
起义的导火索
预定八月十五日的起义没能发动，革命党人内心异常焦急，再加上清廷的搜捕活动愈加严密，为防止夜长梦多，革命党人决定尽快起义。
10月9日上午，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制作炸弹时不慎起火，孙武脸部、手部均被烧伤。当时在场人员赶紧用长衫裹住他的头部扶往医院诊治，其他同志也借机逃脱。火情引起了俄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他们派人来查抄房间，将党人名册、旗帜、符号、印信等一些重要文件全部搜去，汉口机关被破坏。居正(共进会领导人、首义策划者之一)：汉口机关破获后，清吏得党人名册，呈报总督瑞潋，瑞潋恐，急召统制张彪、督练铁忠等，开军事会议，将闭城大捕。时新军兵士在名册中者占最大多数，官府不敢急捕，但紧密戒严，禁止兵士请假，防其互通声息。时三军之众，人人自危，皆跃跃欲动，苦不得首倡者。
汉口机关被破坏，党人名录落在清军手中，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起义。
居正：彭楚藩、刘尧潋、蒋翊武等，遂集小朝街85号革命军总司令部，会商急发。……正拟发令间，突有军警夺门入，刘尧潋挺身出，掷以炸弹，误中楼梯，弹反爆，伤尧潋仆地。彭楚藩、蒋翊武等登晒台，……无何屋顶塌，尽坠入室中，刘尧潋、彭楚藩、牟鸿勋、陈宏诰及张廷辅之妻与婢等20余人，皆被执。唯陈宏诰至中途释放。蒋翊武蓄辫，衣枣红马褂，状类佣役，警察藐之，得以乘间逃脱，避走岳州。
为什么清军会在此时夺门而人呢?
原来，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在另一革命机关长清里正与杨玉如、李春萱商谈起义计划，突然想到自己家中(他家也住在宝善里)有些重要物品必须取出随身携带，即派他的妻子和胞弟刘同回家。没想到，他的住宅已被俄捕监视，二人刚一进屋，即被暗探拿获，随即移交清廷。刘同因年龄尚小，经不住清军的恐吓，便将起义的领导机关地址及起义领导人悉数告知清军，清军便按照地址，破坏了各处的领导机关，小朝街机关即在此列。
曹珩(文学社交通兼文书)：八月十七日(应为公历10月9日)下午7时许，蒋伯夔(翊武)社长由新堤请假来省，我即奉邀同往武昌小朝街密室，商计起义事项。……时至9时，我因事回营。延到午夜12时，蒋伯夔赶来余处，据告11点钟，密室被围，汝夔为情势所迫，即抱成功成仁之决心，忙将炸弹掼掷，而药失灵，又将满盘炸弹全数抛下，仍无声响，终被捆走。王宪章、王国华避藏于隔邻瓦沟茅房幸免于难。
当天被清军抓获的还有革命党人杨洪胜。当时杨靠经营一间杂货铺作幌子，向各部队提供起义时的武器装备。在得知起义消息后，他便往工八营运送武器，在运送过程中，被清军侦破，逃跑未成，被清军逮捕。
瑞潋在第二天凌晨就下令将抓获的彭楚藩、刘汝夔、杨洪胜三人送往刑场。三人大义凛然，英勇就义。
居正：在武汉一般同志，痛彭、刘、杨三烈士之惨死，悲愤填胸，急思与三烈士复仇，乃各自为谋，决定即夕起事。蔡济民、吴醒汉等，则主张于夜间第一次点名集合时，即在本营房发难。熊秉坤、金兆龙、方兴等在工程营亦有是议。其他同志皆不谋而合。
三烈士的死激起了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怒，再加上10月9日的起义因种种原因又没能成功发动，所以，他们一致决定，10月10日必须起义，再也不能坐以待毙。
工八营打响首义第一枪
革命机关被破获，革命首要分子被抓捕，瑞潋等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安然无事了。
李春萱：瑞潋觉得有了俄驻汉总领事的协助，破获了宝善里总机关，拿获刘同，查抄武昌军事指挥部，斩杀了彭、刘、杨三人，就认定已“寒匪胆”，死灰再不能复燃了。到第二天(10月10目)还是紧闭城门，大肆搜捕。瑞潋口口声声说不究胁从，准其自首，实则纵容爪牙，任意在军队中捕人，造成全体军人非干不可的局面。
因清廷有党人名册在手，大家一致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其中尤以工八营为甚。
李春萱：城内工程第八营在熊秉坤领导下，发展同志参加革命者最多，全营除官长外，几乎都是赞成革命的。但新军手中的子弹尽被收缴，同志都说只有占领楚望台，才能彻底解决子弹的问题。这时担任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正是城内的工程第八营，所以当夜革命的成败关键，完全寄托在该营身上。
10月10日中午，熊秉坤往第二十九标、三十标探听消息(这两标同住右旗营房，与工程营相距不远)，联络起义事宜。
熊秉坤(工八营起义领导人)：我自于郁文那盗取腰牌两面，一交李泽乾，一自佩，相偕外出。……先至第三十标第三营前队，同志方维、谢涌泉正言今日在操场捕去张廷辅事，见我至，急问曰：“怎么样?”我答：“干!特来请你标响应。”方等要我上楼与王文锦商议，王为该队司书，居队官室，我告以发难事，王日：“你如何办就如何好，这边不成问题。”旋至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二排，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惨死故也。……我说：“我营决定今日下午3时晚操发难，汝标可能响应?”蔡曰：“现只有望老哥干一干，我决带队响应。”并约定，发难后带队过第十五协西营门以放枪三响为信号，直趋军械所会合。蔡允诺，我即辞返营。
本来是约定于下午3点晚操时发动，可是到了3点，晚操命令未下，熊秉坤料定是奸细走漏了消息，于是重新约定，晚间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即7点准时发难。
熊秉坤：点头道名后，我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我则曰：“我辈应如何?”我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当行至本队第一排第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我知有变，即取枪在手，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从对面跑来，我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我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等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曰：“汝等均有家小父母住在此地，此等事做不得，要灭九族的，赶快觉悟，各回本棚，不要胡闹!，’我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充作兵器，向下抛击，诸逆仍不退。同志吕中秋向阮击一枪，阮带伤返身向前队穿堂人丛中开枪数响，毙同志冯某，同志徐少斌还击，毙阮于水沟内。我与诸同志见黄返身向前队奔去，即一拥下楼，程定国一枪打死黄、张两逆。……我即鸣警笛集合，惟以入声嘈杂，应者甚少。撬开军械库，得开口军刀24柄，当分发各代表佩用。我与杨金龙领队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过第十五协西营门，我回内放三枪，以践前约。此时随行者，不过40人，其余仍在营内吃喝。少间，罗炳顺、马荣等亦举兵明应，派人送信与我。同志们闻军械所得手，一个呼哨，即抵军械所目的地矣。
楚望台是湖北新军军械库所在地，如能占领它，则意义重大，起义部队的枪支弹药供给便不成问题，起义成功就多了一层保障。
其他队伍的配合
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大家一致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各路队伍也相继到来。当夜参与起义的部队，除工八营外，还有右旗第二十九标和三十标、南湖炮队第八标、陆军测绘学堂、左旗第三十一标和第四十一标、南湖第三十二标、马队第八标和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坛角混成协炮、工、辎营队。
王保民(第二十九标首义参加者)：当时蔡济民同我等，暗地计议，我们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弃命奋斗。……到了下午7时许，工程营一声枪响，坛角部队放火响应。同志们亲耳听到枪声，亲眼看到火光，由蔡济民同志率领我们向二十九标、三十标本部，及十五协中军帐后将校团会所连发数枪，协标官长见势不对，各自潜去，我们即由南营门冲出，上楚望台，与工程营联合，占领军械所。旋坛角混成协工程队同志们赶到。炮兵同志们由中和门入城，到楚望台即公举吴兆麟同志为临时总指挥。
是日晚7时左右，工程营发出枪声，第二十九标蔡济民以排长资格，声称率领本排兵士出巡，发现子弹从外面向右旗营房射入，蔡即在营门前大喊：“打旗人!”营内同志都应声大呼：“打旗人!”连旗人最多的第三十标也有同志应声呼喊，旗兵吓得神色仓皇。
李春萱：第三十标营房由第一营旗籍官长守卫，管带郜翔宸下令：不准外出，各不相犯。时四面枪声，愈逼愈近，旗兵官长，无法维持，都在预备逃跑。徐达明、马明熙以排长资格吹笛站队，并遣同志闯入本标营军械库夺取子弹，气势汹汹，旗兵不敢对抗。郜翔宸见势不对，只好听其所为。马明熙、徐达明各率本排先到楚望台，吴醒汉、方维、谢涌泉亦率一部随至。至此，第三十标即呈瓦解之势。郜翔宸后闻炮队进城，遂率旗兵百余人，开右旗后门逃走。
南湖炮队第八标也是当晚起义的主要力量。炮八标约有千余人，经邓玉麟、徐万年二人活动，士兵加入共进会者极多。
张文鼎(炮八标第二营右队队官)：炮队正分途拖炮备马间，24日暴动的诸同志早在营等候，当拖山炮一尊至小操场燃放，表示响应。……孟华臣这时枪杀了排长刘步云，回到操场大呼：“革命党军起事，推倒清朝，各同志须同心协力，拖炮进城。”所有同志无不同仇敌忾。第三营左队孟华臣、梅青福等拖炮两尊，第二营中队徐万年、王鹤年、蔡汉卿等拖炮两尊，同时先行出发。第一营右队队官尚安邦、第二营左队队官蔡德懋和我各率领本队官兵佚，拖山炮六门，并各带领另编马枪兵队；第三营中队正目黄得胜、黄志强、士兵陈明太、龙占奎等拖炮四尊，右队正目谢增佑、陈国祯、俞振东、余福堂等拖，炮两尊，继续出发i……队伍先头到达栅栏口时，途遇工八营士兵一班，荷枪来迎，同行抵中和门，有工八营前队队官李占魁指挥号兵奏号，欢迎进城。
炮队的发动对起义成功至关重要，所以，炮队在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发难的准备。
李春萱：10月10日清晨，邓玉麟托蔡汉卿、王鹤年等将炮火弓l线及撞针等预先装置起来，准备发动；自己则与炮队总代表徐万年一同进城察看情形。后见到孙武，确定了今晚即将发动的情况。当他们见坛角起火，城内枪声四起时，便立马起来响应。邓玉麟在南营门放枪，集合同志，徐万年等应声出动，蔡汉卿等则赤膊拖炮出营。但尚有一部分观望不前，蔡汉卿乃连放三炮，向各营轰击，各营官长都被吓退。这时，一面尽数夺取库存炮弹、子弹，以装置车辆，准备进城；一面向南湖附近的步队第三十二标和马队八标及混成协马队十一营等兵营开炮轰击，他们的官长被炮击吓得四处逃避，反抗力量基本被消灭。邓玉麟、徐万年、蔡汉卿、黄驾白和我，率领全标同志，带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进发，至长虹桥，同工程营欢迎炮队进城的部队汇合，在路上消灭了一些反抗力量后，得以安然进城。
陆军测绘学堂是最早起来响应工八营的。测绘学堂原有学生两班，第一班是由各军队中挑选出来 的，第二班是从营外招考的普通学生。学生中参加革命的很多，方兴、李翊东二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翊东(又名李西屏，陆军测绘学堂共进会成员)：武昌陆军测绘学堂邻近工程营，正自习时，突闻铳声，全堂震惧，莫知所措，群欲熄灯亡匿。我乃起而抗声日：“诸君毋有惊扰，今日乃革命党举事，推倒清廷。余即革命党之一，愿从者保无虞。”佥日：“诺。敬受命。”我日：“善。请速集操场。”正列队时，方兴携两军刀自工程营来，以一柄授我目：“闻同学中有旗人，请以此斩之。”我曰：“仅一满人松俊耳，不可杀。盖诸同学初闻铳声已破胆，岂能再见杀人乎。况敌人根本在督署，督署若下，根本已拔，区区无寸铁之松俊，何足介意耶。”方兴然其言，我乃与朱次璋、向讦漠、方兴率同学全体诣楚望台，与工程营会合。
武昌督署被攻破
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各部由于工程营全营都参加了起义，再加上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系工程营之人，所以，进攻督署的主要任务由工程营来担任。
李春萱：工程营全营和第二十九标、三十标同志在楚望台会商，决定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进攻督署：第一路由邝杰率领，由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经长街，以督署前面为进攻阵地；第二路由马荣率领，向水陆街搜索前进，通过长街，以督署后面和督署后面的第八镇司令部为进攻阵地；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经过津水闸，向保安街正街搜索前进，以督署大门为进攻阵地。
三路主要队伍在进攻中都遇到了阻碍，一时停滞不前。还好南湖炮八标在到达蛇山布置好炮队之后便开始向武昌督署发起猛攻。炮队的加入，使官兵欢欣鼓舞，士气大增。但由于天黑且离目标太远，炮队射击不准，不能直接击中督署。这时有人想出办法，在督署附近点火照明，以使炮队能准确击中目标。
梁上贤(湖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天亮以前如不将总督署攻下，摧毁其指挥中心，等到瑞潋各路援军到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紧急中，有人想出了一个为炮兵观测照明的办法，这就是焚烧督署附近的民房，引起大火，便于蛇山、花园山等处炮兵观测，消灭顽抗之敌。这个办法都说好，就是烧老百姓的房子不好。为难中，吴兆麟说：“现在消灭敌人最要紧，其队集中会合，便开始了进攻武昌督署的计划。
熊秉坤：清吏瑞潋、张彪、铁忠诸逆，惊闻工程营兵变，急饬各协、标、营长官，一面制止内部响应，一面嘱派可靠兵队会剿。惟各标、营自管带以上各官，均以身家性命是惜，不但无会剿之勇气，且纷纷离营，惟恐祸及其身。只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将营门堵塞，使外不能入，内不能出：第三十二标标统孙国安，仅派楚英带两队兵士，反抗我军；其他如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及第十一营炮队管带张正基亦曾反抗于一时，结果均遭失败。
其实，当时革命军兵力和守卫督署的兵力应该相当，但由于清军队伍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所以，当革命军发起猛攻时，他们便很快败下阵来。
李春萱：守卫督署的兵力，原有教练队一营，机关枪一队，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9日，瑞潋又调巡防营三营防守，驻在督署后面；张彪的第八镇司令部，也有卫兵若干人。据当时估计，瑞、张兵力有3000入左右，其他分布在城内的武装警察和宪兵营、旗兵营等，还不计算在内。与义军比较，似乎相等。但瑞、张军队，系临时拼凑而成，巡防营又素无训练，因满汉关系，使瑞、张也不敢放心使用，只叫他们死守督署这个据点。南湖炮标进城后，瑞、张处于炮火威胁之下，无法抵御。他的事以后说。马上派人向附近民众解释，保证以后为他们修房子。”当他们向民众解释时，料不到“烧房户”一听到这事，都表态说：“只要能消灭敌人，我们甘心情愿烧自己的房子，要么事赔偿咧。”
就这样，军民齐动手，片刻之间，房子燃烧起来。此刻，蛇山上的大炮继续射击，督署大堂、后园、钟楼、签押房纷纷中弹。瑞潋见势不妙，带了十余个“戈什哈”从后花园挖洞逃出，到平湖门乘兵舰逃跑了。督署内剩下的残余军队，熊秉坤带领敢死队一气之下将其歼灭之。第八镇统制张彪也趁乱逃脱了。至此，督署乃得完全占领。第二日，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
责任编辑：杨玉珍
川北宣慰使职上的张澜
辛亥革命時期，成都独立后，由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特任并派往四川所辖五道巡察的官员称为“五道宣慰使”。由于在保路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张澜于1911年12月受命由军政府参赞职上转任川北道宣慰使。
1911年5月，清廷将川汉、粤汉等铁道干线全部“收归国有”并“定为政策”，同時又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把这两条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交给了列强。随即，全川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遂组织保路同志会走上武装反清的道路。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起了当時全国最早的县级革命政权。11月21日，广安蜀北军政府宣布成立；22日，重庆蜀军政府宣布成立；25日，川南军政府在泸州成立；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12月8日，尹昌衡率兵平定成都兵变，9日重建四川军政府。
在这期间，四川各县亦纷纷独立，地方秩序较为混乱。据张培爵回忆：“重庆独立之交，成都反正之后，全省蠢动，几陷于无政府之状态；陇无耕夫，市有暴客；兵尽为将，匪流为兵；强黠者窃县以自封，宵小者据乡而思逞；公款则罗掘一空，私产亦诛求无厌；一县而有多数都督之称，一乡而有多数总统之号；城与镇交哄，郡与县相角。四川此時，盖糜烂极矣!”
当時，成都军政府与重庆蜀军政府为了“察吏安民，绥靖地方”，尽快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分别派出宣慰使和安抚使前往各地。据熊克武等人回忆，成都大汉军政府成立后，“以军兴后地方多扰，议设五道宣慰使以察吏治，至是乃以颜缉祜宣慰川西，张澜宣慰川北，上川南则陈希曾，下川南则李德芳，川边则黄箱青。惟川东为蜀军政府辖境，其后川北、川南宣慰所至皆与蜀军政府宣慰使(蜀军政府称之为“安抚使”)相遇，画疆而治，不能编循全境也。”1912年3月11日，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6月10日重庆镇抚府撤废，其后黄金鳌为川东宣慰使。
为规范宣慰使的职责，成都大汉四川军政府还颁布了“宣慰使职任章程”十一条，其中第三条规定了其宣慰具体事宜的八项权限：
一、地方官能否称职，均应加具考语，详请军政府分别黜陟。
二、地方官民如有冤抑未平者，应予力为伸雪。
三、地方人民如有流离失所者，应即协商，该地官绅设法救济。
四、地方官民有因此次遇难者，应将姓名、住址、年贯调查确实，详报军政府分别旌恤。
五、地方人民对于此次独立有未明了者，应会同该地士绅详为解释。
六、地方中如有对于人民扰害安宁者，应饬知地方官从严惩办。如尚不能制止時，宣慰使得以兵力助之。
七、地方团练如有未经成立者，应饬知地方官会同该地绅商即時举办。
八、宣慰使于宣慰地方，应纳之地丁、钱粮、津贴、捐输、税契及油、酒、糖、肉等捐，须会同财政部所派委员查明确数，将已收者立令报解，未收者饬令地方官及经征委员设法催收。
1911年底，张澜在成都兵变平息后以川北宣慰使职回到南充。
民国初年的川北，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张澜首先组成三百多人的护卫营，随后在保宁(治今阆中)、潼川(治今三台)、顺庆(治今南充)三府所属各县巡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社会，改良政治。当時，顺庆府内广安还存在着蜀北军政府。为了使川北尽快统一，张澜遂与蜀北军政府都督张观风会谈。张观风鉴于“全川既已趋于统一，推翻清王朝之目的亦已达到，乃允撤销军政府”。张澜对其官兵拨给库银四万两资遣回家，使之归农，且发给“勋章状”，以纪念他们对辛亥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同時，张澜又收容整编或资遣进入川北的流散溃兵，安置了保路同志军；召集纯正青年，设立川北团练传习所，以此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武装力量。在这期间，他还不计风险，诛除了当時横行川北二十余县的袍哥二杆旗大爷冉射平，处决了一批为非作歹的恶霸。据《苍溪县志》记载，“清宣统末，四川铁路风潮起，武昌首义，国体变更，影响所及，苍溪全境人心骚然。時川北宣慰使驻阆中，派兵至县，四处镇慑，由是豪恶土匪相率敛迹，逐循正轨，趋向共和”。川北地方秩序逐渐恢复正常。1942年，张澜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時的情况说：“川省独立后，成都兵变，人心浮动，乱将蔓延，乃任川北宣慰使，惩奸恶，制哥老，以遏乱萌。其時地方自卫，只有刀矛火枪，复遣散巡防军五百余人，以其后膛快枪分发各县作团练自卫之用，地方以宁。”
民国初建，旧時的闲散衙门、冗官冗员仍未裁减。张澜在恢复川北地方秩序的同時，又积极改革地方行政机构，裁撤冗员，压缩地方财政开支，以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为此，他在《呈四川省军政府文》中曾详述其改革方案，当時军政府对他的做法表示肯定，认为他所“呈请裁汰冗员之法极是”，并采纳其办法，在所新定四川地方官制中，“将经历、教谕、训导等官裁撤；至各属劝业员，亦由实业部通饬裁撤”，改革收到良好效果。
与此同時，他还竭力革除封建旧习。辛亥革命后，满清统治虽然被推翻，但川北地区男子留辫、妇女缠足的旧习依在。男子辫发在清初原本是归顺满清的一种象征，故而清政府当時曾颁布剃发令，并以违令者处以死刑强制推行。虽然以后民间男子留辫早已失去了此种政治意义，但人们却已经习以为常，故民国初年的剪辫遇到很大阻力。张澜驻顺庆時，便在南充四道城门外安设卫兵，凡是进城中有保留发辫者，当即由卫兵代剪。当時营山县有一个外号叫罗三蛮王的土豪，此人一贯横行乡里，欺压民众。他不仅抗拒剪辫，而且还殴打公务人员。张澜了解情况后，坚决地将其镇压。妇女缠足是封建時代妇女遭受压迫的一大恶例，张澜便饬令各县贴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布告，他本人还亲往各处劝谕。据《南充县志》记载，当時“川北宣慰使张澜率师回县”，他“预晓县民以時势，县民乐从改革”。
张澜担任用北宣慰使期间，为官清正廉洁，从不谋私。其三弟为前清秀才，曾请求他在政府机关中给一职位，但他却断然拒绝，并劝告其弟：“我不能任用私人，你在家务农并奉养老母亲最好。”这期间，张澜的母亲与夫人也照旧在乡下过着农家生活。在宣慰使职上，他時常因公借人私款，到卸职時，他反负债800吊钱，最终还是由其母出售了几亩祖上的土地和拿出历年的积蓄才得以还清债务。
1912年7月，尹昌衡因西藏达赖叛乱，川边告急，受命率兵西征离川，原四川陆军军团长兼重庆镇抚府总长的胡景伊乘机取得护理川省都督职权。胡景伊任职后大肆排斥异己，任用私党，并新组成五道观察使，拟代替原来的五道宣慰使。在这种情况下，张澜辞去宣慰使职。
张澜先生担任川北宣慰使，是他主持川政的开始，虽然其任职時间不长，但他对辛亥革命后川北社会的稳定，以及民国初年四川的社会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四川南充市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高芳
外祖父冯启钧与军政府高层的几次密谈
我的外祖父冯启钧，武昌首义前在湖北任巡警道。他是张之洞的亲信干将，直接参与了张之洞在湖北的新政事务。他在张的直接领导下主持湖北地方的警政，建立了整个地方行政管理系统以及秘密警察网络，与湖北革命党多有交锋。
关于他的一生，有关的历史记载很少。由于从事过警政工作，他一生都有保密习惯，不留日记、私人记录和档案。关于他在武昌辛亥首义后第三天见到吴兆麟、黎元洪和张振武的细节情况，确是武昌首义中极其隐秘的一段。我是从我的父母及亲戚的回忆中得知的。
冯启钧的基本情况
冯启钧，广东南海人。1903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立警察学堂，饬令冯任该校学监。后来经朝廷正式批准设立湖北巡警道，冯启钧作为首任湖北巡警道直至1909年，曾负责审理科学补习所及日知会“丙午狱案”。受张之洞的指示，他遵循“言革命者无罪，暴乱者杀无赦”的原则，对湖北革命党人采取绥靖政策。在他任上，整个湖北局势一直处于可控状态。
冯一向为人谨慎低调，凡事不出头，仅于幕后运作。但手中权力太大，涉及面太广，难免得罪人。湖广总督瑞潋早年在汉口曾与夏口厅警局的徐升发生过冲突，被徐抓起来审讯。瑞潋的父亲当时在宜昌做官，请冯将瑞潋开释并查办下属徐升，但冯没买账，瑞潋父子因此怀恨在心。更深的背景是冯的祖父曾参与林则徐禁烟，与瑞潋的祖父琦善对立。禁烟失败后，冯的祖父被发配伊犁，最后客死新疆，冯家与瑞潋家从此结下世仇。瑞潋当上两湖总督后，立马对冯启钧开刀，将其撤职查办，徐升也被杀头。
冯深受张之洞的影响，在处事和行动上忠实追随，加上他办事干练，所以许多重要事务张都愿意交与他办理。1909年10月张之洞病危时，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心力交瘁中，张对载沣说：国运尽矣!张的贴身家臣传话于冯，彻底颠覆了冯对大清的信念。张死后不久，冯就遭到瑞潋的惩治撤职，差点丢了性命。冯对大清遂不复抱希望了。
新军兵变，清廷巡警道被捆武昌城
冯被撤职后，一直赋闲在家，但时刻注意外界形势的变化。1911年夏，冯的母亲病故，他回老家奔丧。9月返程武昌途中，听闻武昌新军发生兵变。冯并不感到意外，认为都因瑞潋不知天高地厚，铸成大错。湖北警政界的人几乎都是冯一手培植，瑞潋撤冯的职后，这些人全然不买瑞潋的账。冯不在职了，湖北革命党人就更加紧蓄积力量。瑞潋缺乏警务力量的配合，又对革命的动向全然失察，以致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在冯看来，因为张之洞的离世，整个湖北的形势才迅速发生了根本逆转。
冯到武昌城时，已是武昌首义爆发的第三天。破旧城墙上已刷上了“驱满奴，杀鞑虏”、“建立共和”、“推翻腐朽的满清帝王”、“拥护湖北军政府”等标语。民军站在城门口两旁，手臂上扎白布，挨个儿检查。当冯主仆二人来到城门口时，执勤的士兵要冯用武汉话念出“六百六十六”，冯和随行的仆人照吩咐说“楼北楼思楼”。士兵往冯的脸上打量了几下，就放他进了城。
武昌城内到处是东张西望的男女老少，大伙儿面带惶惑，笼着双手站着议论。几具尸首横在街头。行至黄土坡，冯遇到增设的流动巡查哨。一个哨兵问冯有无通行证，冯说才从广东过来，进城寻亲访友，还没来得及去办理。刚被放行，一个哨兵突然发话：那个带广东口音的矮子，很像是巡警道冯启钧。冯镇定告诉哨兵：我就是冯启钧。几个哨兵当即把冯捆了起来。
湖北军政府骑虎难下，冯启钧效力革命党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来了一小队骑兵，一个军官吩咐身边的士兵给冯松了绑，请冯上马。不一会儿，来到设在阅马场附近一所学堂内的临时办公处。
这时，出来了一名军官引冯进屋。他示意其他人出去，然后抱拳向冯问候。此人正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武昌首义中，吴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现在军政府负责参谋部工作。
吴说，革命军已公推黎元洪为鄂军大都督。冯想，既然原来的黎协统都做了革命军的大都督，这说明革命党对旧官僚既往不咎，顾虑也就打消了许多。
吴问冯：此次回城，有何公干?
冯说：我早已是一介闲人，又有何公干呢?
吴问冯何不归顺革命，冯说，自己过去抓捕过革命党人，如今不可能被党人放过。
吴还是劝冯：革命是大势所趋，冯大人应比其他人更深明其理。武昌首义正是用人之际，若您愿意跟革命党协力合作，对安定武汉的大局肯定大有帮助。
冯觉得吴说话在情在理，毫无生硬强迫之意，于是爽快地表态，答应愿意协助维护本地治安。
吴问冯跟黎协统关系如何，并说黎元洪这几天还在闹情绪，没想通。因冯与黎元洪是故交，吴问冯：您能否去劝劝黎大人?
冯认为，目前形势下，黎元洪的态度甚为关键，若是他不肯履行都督的职责，对军政府相当不利。冯考虑了一会儿，答应劝说黎元洪。吴很高兴，遂安排冯第二天一早与黎元洪会面。
密会黎元洪，说服黎大都督“担当大任”
第二天一早，吴亲自领冯去见黎元洪。
黎见冯来看他，顾不得吴兆麟在场，把憋在心里好久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他抱怨说，三天前被人用枪从手下的家中硬拖出来，强行架到这里，坐上大都督的虚位，现在是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哪里是做大都督，简直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黎又说，革命党人逼他在拟好的公告上签字。如今，所有文告都是以“黎大都督”的名义对外发布，完全未经他本人同意。令他最气恼的是，竟然有谣言说他是被从床底下拖出来坐上大都督位子的。
冯见黎越说越气，故意用话激他：难道黎大人还想继续效忠朝廷不成?
黎的情绪反而和缓了许多。他说，并非自己懦弱不敢担当，这次起事的主要是二十一协的军士们，若是他们惨遭镇压，他这个协统也难辞其咎。不过，若是依了革命党，那也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黎还说，自己并非碍于那个儿皇帝和摄政王的权势，只是怕一旦朝廷起用了袁世凯，凭着武昌新军现有的实力，恐怕难以抵挡北洋军的全线压境。
吴插话说：论装备和素质，湖北新军也不弱。三天前举义时，我等以“阵法操练纲要”攻克武昌城，此乃黎公平日训练阵法之功。
黎连连点头说：想不到我所训练的阵法，能用到打败张彪，当时该轰死他狗日的才好!
吴又接着说，只是事发前湖北新军大部队都已被端方带去四川，一旦袁氏东山再起，北洋军大举压境，很可能将湖北新军彻底摧毁，再言革命就难了。
黎、吴、冯三人都清楚，如今武昌虽已易帜，但成败的关键要看全国各省以及各国公使对武昌作何反应。若南方几省独立成功，又能与汉口租界的洋人领事谈妥，至少让洋人宣布保持中立，形势就会对武昌有利。
冯接着分析说，袁世凯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此时也不会贸然答应朝廷出山。若一举剿灭了武昌革命势力，到头来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吴赞同冯的精辟分析，他对黎说：湖北新军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等手中，黎公应以天下黎民为 重，担当大任才是。
黎不禁点头认同。吴兆麟此时长舒了口气。
献计黎、吴
见黎元洪态度转变，冯自然高兴，于是将前夕想了一夜的事与他们相告。
冯对吴说，通过观察，他感觉革命军阵营里虽有不少人已参与首义，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革命党，顶多是革命的同情者。真正的革命党人数并不过半。如此一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首义之后现出乌合之态，也在所难免。吴表示同意，黎也觉得武昌首义事发仓促，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多数人都颇感迷惑，谁也说不清未来是怎样，自己被硬拉出来坐这大都督的位子，心中颇感惶恐，也很想听听冯、吴二位有何高见。
冯郑重地说，自瑞督上任以来，本是想在湖北做出业绩，可事与愿违，将各种矛盾捅出来，却又无力收拾，以致大家对他怨声载道。瑞潋的最大失误莫过于八月十九清晨，虽抓获了革命党人首要分子，大本的名册密账也尽数抄走，但对那本查抄的名册处理严重失当。
瑞督自以为是，贴出榜文，通缉党人首脑，同时关上各大城门，宣布戒严，营造出异常恐怖气氛。榜文里只作警告，对下一步的处置未置可否，不作行动。革命党趁机着手应变，急于发难。那些在册人个个人心惶惶，一待听得军营一声枪响，顺势发难起事。
冯接下来说：多亏吴大人应变有方，布阵英明，致使武昌大功告捷。
吴笑了笑。而黎听罢冯的分析后，急切想知道如此形势发展下去，该如何应对。
冯认为，目前形势紧迫，但可利用瑞潋扔下的悬念，设一连环计。可以对外放言说，瑞潋已携带这本名册密电清廷，等朝廷援军一到，定将对武昌起义者格杀勿论：又说，原先不在名单上的可疑分子，也被官府视作万难抵赖的乱党，将一律格杀，免留后患。此言一旦散布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反正也没活路了，不如决意倒向革命，作背水一战，方有生路；否则即使不参加革命，也会落得杀无赦的下场。首义新军及武汉三镇百姓，如获知这样的结果，就会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奋死抵抗。此时再将张文襄公之大清气数已尽的临终遗言大肆宣扬，军民更会将自家性命与军政府捆绑一起，生死与共。只要民心倒向军政府这一边，无疑会增加军政府与朝廷抗争与周旋的时间。军政府一旦掌握了时间主动权，一直熬到数省独立，形成割据局面，朝廷就再难扭转局势，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吴听了冯的一番高论后佩服不已，但冯提出的计谋事关全局，仅对自己和黎说，似乎还不能算数。他和黎都沉吟了一会儿，面有难色的黎终于先开口：我黎元洪真不想跟那张振武打交道，既然你冯大人这么急，我就派人去通知他，说冯启钧有要事相告。
然而，冯深知自己置身于革命党与朝廷、北军与南军的角斗旋涡之中，随时都有性命之忧。他既怕落入仇家之手，又怕党人内部派系复杂而成为各派争斗的牺牲品。冯决定尽早离开这险恶之境，另作隐匿打算。而靠黎让自己顺利出城，实有困难，吴又不负责军政，因此他得另谋办法。
与张振武的秘密“交易”
冯启钧因知张振武当时掌握军政府的实权，所以单独去见他，将自己向黎和吴献计的事讲了一遍。张听了说：你对黎黄陂献计，可他根本做不了主。他私通张彪，派来的奸细已被我们就地正法，他心里有鬼，怕我等容不了他，把你这个往日的巡警道推到我这儿，是想借我之手杀你，以金蝉脱壳来让自己脱身。他以为我会因为你多年前捕杀过革命党人，我就会拿你法办。你不用怕，我知道你已被罢官，现在只是一介平民。而他黎黄陂坐上大都督的位子，竟然不识抬举，还在首义当晚杀了两名革命党。要说你是过去对革命有罪，还可以以观后效，他可是当下作恶，就该正法。
冯听罢没做声。张继续说：你献的计策很好，若是被采纳，就为首义革命立了大功。张不赞同黎黄陂坐上湖北大都督的位子，在他看来，那“泥菩萨”若是久拖不决，不肯做都督，根本不必勉强，把他解决掉算了。冯对张说：现在鄂军政府中，则是你等文学社和共进会之党人骨干在控制局面。张听罢，表示认同。
张又说：现在革命军虽然已控制了武昌城，但汉阳和汉口局势还不明朗。若是您冯大人肯动用多年巡警道的威望跟我们合作，以您与警界旧部的关系，协助我们一起整顿治安，对我们都大有好处。
其实，张是看到了公开的警政与秘藏于地下的情报网对控制整个局势非常重要。要是能将冯手中的关系，一举掌握到手中，有谁还敢跟他张振武叫板?
冯明白，张振武真正想要的是掌握和扩充在军政府中的个人势力，以图日后大计。
冯此时对旧官场已看透，同时知道，在这新政权里，自己既无任何根基，又有旧账未了。见张振武亮出了底牌，冯向张表示，自己还是以保全个人安全及实际利益为重。同时也说，凭借多年在警界效力的余威，愿予倾力相助。
张又问冯：既然现在局势如此混乱，不知冯大人有何打算?
冯知道张是要自己开条件，于是一面说自己可全力协助张，一面提及在汉口等处的财产股份，望张给予体恤和保护。张马上爽快表态说：冯大人若真与我张某肝胆相照，虔心合作，就敬请冯大人放心，我定当保证您的人身安全，并全力保全冯家在武汉的财产不受损失。他答应立即下达明文公告，凡对革命有功之人的身家利益，绝对保证不会受到丝毫侵犯。张则按冯的要求，护送冯安全出城。
冯此时又提到自己的全家老小如何保全的问题。张答应将派专人予以保护，直到确认了冯信守了诺言后，再一并送达团聚。
冯见张是想先让自己交出在警政的旧部关系，并扣住自己的家人做人质，觉得虽有些铤而走险，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考虑到目前的整个形势，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答应了张振武的要求。
当天深夜，冯启钧揣着张振武亲自签发的特别出城通行证，由人护送出武昌城，几天后又与张振武在法租界将旧部关系进行交接。
冯在赴上海前与吴兆麟见过一面，将一些事务作了交代。过后，张振武派亲信专程护送冯到上海法租界，一同住了下来，一为保护，二为监视。
冯去上海之后不久，军政府还是查抄了冯在武汉的有关财产，这让冯想起，在他临行前，吴曾提醒他今后不要再回武汉。以后，冯改姓埋名，几经转折，最终在江西南昌终老余生。
(口述者胡佑伦为冯启钧的外孙，武汉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高芳
武昌首义中的民革前辈
前不久，笔者应全国侨联之邀，参与筹办《华侨与辛亥革命》图片展时专门翻阅了《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发现其中有几位民革前辈的小传，于是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民革前辈中是否还有其他人也亲历过武昌首义?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请教了有关人士，结果令人兴奋。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数十位亲历武昌首义者加入了民革组织。而这一情况在以往编辑出版的《民革史料汇编》中尚付阙如。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笔者不揣谫陋，将了解到的资料赘述如下，以供参考。
民革前辈中亲历武昌首义者的准确数字由于“年代久远”不易把握，故现在笔者见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们是：
范腾霄(同盟会、日知会)、胡襄阳(共进会)、贺滁尘(中华革命党)、赵雨苍(辛亥革命)、徐育华(同盟会)、晏道刚(文学社)、晏勋甫(辛亥革命、首义同志会)、耿伯钊(同盟会)、梁瑞堂(同盟会)、萧静斋(首义同志会)、黄为纶(辛亥革命)、喻育之(辛亥革命)、彭澜(共进会)、温楚珩(同盟会)、程起陆(同盟会)、辜达岸(首义同志会)、熊秉坤(共进会)、熊秉诚(日知会)、樊精纯(文华社)、潘善伯(日知会、共进会)、尹太鸿(同盟会)、王诗杰(辛亥革命)、王宝曾(日知会)、王鸿陪(文学社)、王镇南(同盟会)、卢智泉(中华革命党)、田兆霖(辛亥革命)、刘楼愚(辛亥革命)、向铁(辛亥革命)、孙宝森(同盟会)、朱树馨(中华革命党)、严柄衡(首义同志会)、张澄清(首义同志会)、李长庚(首义同志会)、李西屏(共进会)、李伯韩(同盟会)、汪性唐(共进会)、邱鸿钧(中华革命党、同盟会)、邹勋(首义同志会)、闵浩(辛亥革命)、陈匡一(日知会)、陈次宗(同盟会)、陈钰山(辛亥革命)、范鸿镡(辛亥革命)
有关史料显示，上述诸位前辈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民革的，但此前加入的亦不乏其人，晏道刚先生大概算是最早的，参加时间为1948年3月，而民革则是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的，此距民革诞生仅两个月。
代黎元洪签字的李西屏
李西屏名翊东，湖北黄冈人，清光绪十三年丁亥生。为工程第八营正兵，后考入湖北陆军测绘学堂新班并肄业，由方兴介绍人共进会，并为测绘学堂代表之一，为人刚正，颇得同学信任。辛亥年八月十九晚间，方兴从工程营回堂，手持大刀两把，给西屏一把，一起大呼集合站队。时方上晚自习，同学们闻声蜂拥而出。也有一两名胆小的躲在课桌下面，他叱之出。于是方兴在前，西屏断后，直奔楚望台。各标营起义士兵正在领取械弹，他和方兴也就指挥同学负枪实弹，接受任务，在通湘门一带防守。原守楚望台老兵都调攻清督署，改由测绘学生代守械库。次日正午又奉令至阅马场守卫军政府。
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党人迫黎在安民布告上签字，黎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李西屏就代签一“黎”字贴出，且对黎说：“看你还能赖掉不成?”军政府成立，李被推为赏叙长。夜间，清第三十标残部在管带郜翔宸率领下，突袭谘议局，意在劫走黎元洪，黎乘机避至蛇山潜回私宅。有人也表现动摇，李西屏严辞制止。而后警卫司令方定国谋为不轨，被他及时发觉，并其他二人一齐杀却，革命纪律得以伸张。
黄兴成立战时总司令部，西屏为总司令部参谋之一。所有建议，或用或不用，都得到黄的好评，西屏很高兴。汉阳失守，黎元洪自武昌出走，党人提出弹劾，他表现不似此前激进。1912年，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他用黄冈旅省同乡会会长名义通电反对，被袁政府下令通缉。1913年讨袁失败，孙中山派他到江苏有所活动，终以败衄之余，无所成就。
当年冬，李西屏赴美国留学，习工矿专业。先是南京政府决定选送一批于革命有劳绩的青年出洋深造，因政府北移中止；后经中央稽勋局局长冯自由重提此案，乃得批准实施。他为第二批，同行有李四光、李作栋、刘树杞等。他留美十年，1922年回国，任广州大本营技师。他曾向孙中山提出开发中国矿业计划，虽不可能实行，但得到中山赞勉。1924年国民党改组，中山派他往说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促方逐赣督蔡成勋，以便假道赣南北伐。他与方本仁均黄冈籍，方亦倾向南方，不料宋鹤庚临时违约，致令功败垂成。
孙中山逝世后，一度应居正之约，参与西山会议，出席上海国民党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任国民党汉口党务指导委员，主持《民国日报》，转宜昌关监督、宜沙交涉员。1930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33年在上海联络洪门，办《抗日小报》，常至苏州听章太炎讲学。李谓章特爱鄂人，对首义同志尤为关怀。章常作诗自书以赠。李亦精心选辑章轶事以为纪念。抗战期间任司法院秘书，业余就其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辛亥革命纪事稿两册，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多取材于此。
抗战胜利后积极呼吁和平，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对顽固分子不稍假借，于武汉和平解放起了积极作用。党和人民安排他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人民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湖北省副主任委员。1960年4月7日逝世，终年74岁。
绝口不提往事的潘善伯
潘善伯名公复，湖北襄阳人。清光绪六年庚辰生。自幼读书私塾。庚子变后，急欲游学国外，其母典当田地得三百元，始克成行。癸卯到日本，乙巳回湖北。刘静庵主持日知会，他加入为会员并任会中干事，于会务尽力唯恐不及。丙午事变以后，同志非捕即逃，他暂时隐于慈善团体，间亦教书自给，暗中也做一些联络工作。孙武回国组织湖北共进会，他与孙原为日知会旧识，即为之尽力筹划。己酉夏曾同孙一起赴粤，因桂事已败折回。
他与刘公同县，且系中表亲。刘自日本回乡养病，武汉同志盼刘来省主持，并解决经费问题。推他返乡迎刘来省。他于辛亥正月首途，行至花园，雪大难行，得商人资助回汉，再由刘玉堂付还贷款。3月再往，遂偕刘至。
潘在日本曾学制炸药，刘既捐助革命经费，他即以制造炸弹自任。潘为人谦退，任劳任怨，遇有争执，得其一言即解。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他多方调护其间，得以实现组织和行动的统一。宝善里失慎，党人在武昌小朝街集议即日起事，他于18日晚间赶往探视，本欲留住其处静待好音，但刘复基认为多一人即多一人危险，不应做此不必要牺牲，推之下楼。他对刘复基关怀同志自我牺牲精神一直不忘。他离开小朝街机关部，即到巡道岭同兴学社假寐以待。天明不闻动静：出门即见有警察窥伺，他故作镇定，坦然走开。下午他到汉口晤孙武，始悉邓玉麟已再度赴炮队通知起义。
19日夜间，义军占有武昌，20日中午，他到谘议局任军务部秘书。驱孙事变以后，他对同志相残感到特别痛心，因而退出政府，
武昌首义中的民革前辈
转到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作达30余年之久。其间，黎元洪曾约他人京供职，他回电说：“愿公做好大总统，当以做好国民相报。”甚至绝口不谈往事。有关辛亥革命书报，亦不愿入目。解放后，任湖北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59年4月去世。
潘以病痰喘，谈话困难。每说一句，咳嗽多时。他反复强调：辛亥夏，共进会、文学社联合，文学社刘复基主之最力；共进会他和邓玉麟主之最力。当时已泯灭界限，起义后又生门户之见。可知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孙武尤其不能与共富贵。孙和黎元洪日近，和老同志日远，以至党人两败俱伤。又说辛亥革命太幼稚，至今引以为憾。还说他兄弟六人，均物故。胞侄问友，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为蒋介石所杀。现在一切都好，所惜老病，无能为力，即切身经历亦难以言宣云云。
力阻黎元洪逃跑的范腾霄
范腾霄字瀛膳，湖北利川人，清光绪九年癸未生。以县学生被选拔考入武昌普通学堂，因开学延期，维持不了旅店生活费用，投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充文书，当时管带是黎元洪。又因恩施张朗村而认识刘静庵，刘在马队入伍，他起了推荐作用。他于甲辰春入将弁学堂，旋即并入武高等，乙已秋毕业后充任第二十九标见习士官。在此期间，他先和同志组织革命团体名日武库，又加入科学补习所。武库停止、科学补习所被封，改入日知会。他曾介绍南路小学堂学生大量入会。
光绪乙巳冬，他被选以官费留学日本习海军，湖北当选的仅他和沈鸿烈两人。丙午冬初离鄂，至日，先入商船学校习驾驶，再入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一年后入海军雷电学校。他在学习海军的同时，主编过《海军杂志》，编写过《甲午海战史))o先是出国经上海得吴嘹函介宋教仁，抵日本见宋，宋即引见孙中山，因加入同盟会，孙叫他多援引海军同学入会。他是同盟会湖北分会交际专员。他即以日知会干部参加同盟会，两会联系更加密切。刘静庵常用通信方式告诉他湖北革命进展情况，他则按时邮寄东京出版的革命书刊回鄂，曾一次用半价购《民报》4000份寄回武汉。
辛亥武昌起义，他正好修完海军全部课程，赶搭海轮返国。10月6日在武昌文昌门上岸，径赴军务部访旧相识。夜间下榻各部总稽查部，得与牟鸿勋等长谈。翌日由牟引见黎元洪，黎说即开大会，请他列席。是日到会的有两三百人，黎、黄相偕坐台上。黄先报告汉阳失守状，继言汉阳既失，武昌不易防守；不若弃武昌而东攻南京，南京既下，虽失武昌可无大害。黎继起发言，赞成黄说。会众纷纷发言表示反对。会场情况相当紧张。他坐在黎的旁边，因掣黎衣请介绍发表意见。黎以他新自日本归，必有卓见，即引他临台介之大众。他从当前形势和地理条件阐述了固守待援之利和弃城出走之弊，因而博得了鼓掌欢迎。范的发言说出了别人想说而说不出的理由，不少初见面的同志和他热烈握手，表示赞扬。当天晚上他至蛇山高处用望远镜观察敌人动态，见大别山附近敌我掺杂，且敌方防备不严。建议给他500人夜袭敌营。军令部长杜锡钧辞以无军队可派。范又见海军泊阳逻而不上驶，与清军沿江置有工事和炮垒等有关，若以小轮载步卒500人夺其炮，则亦可寒敌胆，有利于海军行动。商之军令部，军令部仍以为冒险不予赞同。两策不行，唯有叹息而已。
10月10日晚间，范到都督府见黎正检点行装。询其所以，黎谓情势已迫，不如先去葛店暂避。他尚拟有所进言，而黎之卫士已持枪相向。知已力难挽回，急走军务部找张振武，张入阻止黎行。12日晨，黎哨然出奔葛店。范闻讯追至刘家祠堂，劝黎回城。黎不允；但以致各国领事和袁世凯书交其转达。范不得已折返，行至汉阳门遇外长王正廷、顾问孙发绪同英代领事盘恩人城，便将黎函件转交。
翌日，因外人斡旋停战，黎自葛店返回至宝通寺。范再往谒，因说有日人兜售军火；和议不过缓兵之计，加强军备亦要着，黎以为然。即介绍日人高田人见，谓上海存有机枪、步枪若干，如军政府派妥人去沪，当以廉价售出。黎决定派范赴沪购办，其所需名称、数量，均黎手自为之，并另文致沪都督府协助一切。14日即搭轮东下，同行者尚有军务部副部长蔡绍忠。
范逗留武昌才九日，奉命赴沪购械，所需经费须与孙部长武商洽。黎说，汉口存银五六十万两皆可提用，孙说，可先行，款明日即汇。住沪约半月，又接孙部长函令“赴日押运军火回鄂”，说是“日本政府及各大御用商联合协议，愿以无代价的大批军火供与革命军”。范抵日经过多方接洽，所订购的军火，并非没有代价，可是款却无着。
原来范赴日后，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将汉存款全数提取来沪，又由张派王某到日购买军火，王对范说，另有要差，可即返鄂。范抵沪向财政代表胡瑞霖问状，胡谓张除自携巨款外，财政代表处余款亦尽数提取，现寓某大厦，声势赫然，无如之何。范往晤张，张执手道故，貌极殷勤，对军火事则支吾其词，并云：“鄂政不良，当再度革命，君当为我助。”翌日再往，张坚约同至某照相馆，已有多人先在。张介绍说：“此皆吾心腹同志，将来另有一番事业，今日共摄一影，以资纪念。”范见状借口离去，谓不欲留此痕迹。回抵武昌，问黎何故另命张赴沪购买军火事?黎说，张提款竟行，非出己意；但事已如此，军火不再办，办来亦无款可偿。他经手买来的军用品，因黎不允付款，几致决裂。范知黎不足与有为，黎亦因其接近党人敬而远之。
1912年夏，范在鄂任将校补充团副团长，改讲武堂监督。同年冬赴北京任参谋本部上校科长。章炳麟被袁软禁，曾托他南行迎眷，又与日人谋脱章于险。唯均未成事实。1915年群下对袁氏劝进，武职上校以上须签名盖章，范不欲出此，请假他去。1918年力求保送日海军大学，得如愿以偿。1921年毕业回国仍供职海军部。吴佩孚开府洛阳，范作为京官欠薪代表赴洛晤吴，吴待以上宾之礼。他颇受感动。范参与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直系曹吴的代理海运舰队司令。1925年任东北海军学校教育长。1926年任襄阳道尹。大革命时期任北伐前敌总指挥部高级参谋。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利用与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的关系，保释过一些进步青年和无辜群众。1929年以后，仍在海军部供职和为沈鸿烈帮忙。1946年转入教育界，任教武汉水运学院。
1949年在武汉迎接解放，被任为湖北省人委参事室参事，并选充省人民代表。1952年6月18日病逝，终年68岁。
讨袁先锋温楚珩
温楚珩原名廷杰，改名璞，字楚珩，即以字行，原籍山西洪洞。父曾幕游北京，故又自称北京人。清光绪十一年乙酉生。先肄业北京测绘学堂，清光绪乙已三月以公费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丙午与余诚同船回国，在武汉与詹大悲、陈冤雅、查光佛、宛思演、
武昌首义中的民革前辈
张东屏等从事革命活动，与詹尤为莫逆。当时军队已有群治学社，他们与之切取联系。
宣统庚戌，温和詹大悲、宛思演等商议办报为革命喉舌，有人说黄安刘家兄弟高谈革命，或可为助。经温前往劝捐，毫无结果而返。后由宛思演介绍黄梅胡雨村出资办报，宛自己更倾家为助，《大江报》得以出版。
文学社成立，温曾参与其事，但未加入为社员。温自谓他当时看不起文学社。辛亥春夏间他因事赴京，詹大悲入狱，才通知他并嘱其速来汉。他于夏历八月初十到汉，立刻到礼智司狱看詹，詹向他谈了武汉近况，要温经常与各方联系转告。8月20日晨，温在汉口江边见有外国人持望远镜向武昌方面窥探。温向一日人询问，始知省城已于昨夜为革命军占领。他不及再问，急奔礼智司告詹，詹犹不信，温即拉詹同出，其他在押者亦尾随而出，门卫瞠目不加阻止。
温、詹二人急欲渡江，而江面无船可渡，绕到汉阳才觅得小筏一只，从武昌文昌门上岸，城门紧闭，经再三向守城士兵说明身份乃得入。经沿途询问，得悉革命同志正在谘议局集商大事，他二人到达时只见人声嘈杂，忙乱异常。几经周折才找到蔡济民，蔡因通夜作战，语不成声。詹对蔡说：武昌、汉口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占领汉口之理?蔡无暇多说，即以步兵两队交詹率以渡江。詹在四官殿设司令部，温议成立军政分府，詹为主任；何海鸣副之，温自谓是政务处处长。
江口战事紧张，分府同人日夜奔忙，废寝忘食。汉口战败，清军进至六渡桥，温劝詹速走，詹恋恋不忍去，终由李文辅负以登舟。温和黄侃则先上船照料。温即随黄经小池口、孔垅到黄家。据温回忆：黄当时对他说：“算了算了，跟我回家读书去。”黄以妹淑贞许婚。后来黄有悔意，淑贞自赴上海与温结禧同居。温说，那时非常穷困，住在亭子间，被子不够，以报纸当垫絮，经常不能举火。
1912年应胡瑛之约短期任山东都督府顾问。
1913年3月宋案发生，民党同志主张兴师讨袁。武汉同志第一次组改进团失败，又组参谋团负责讨袁军事。季雨霖、蔡济民、詹大悲、吴醒汉、夏述唐等主持之。杨王鹏、钟畸任联络，温任总务。《民国日报》、《震旦民报》的皮宗石、杨端六、周鲠生、李剑农、张樾、蔡寄鸥等作文字鼓吹。参谋团先以国民党的交通部为办事处，因黎元洪倒向袁氏，侦骑四出，不断有同志被捕被杀，不得已移日军驻汉司令部。
经过多方联络，预定1913年7月25日夜半举事。不幸所联络的军队发生变化，担任联络的多被捕杀。外省联络同志宁调元、熊越山先驻日司令部，宁失望欲去。温劝宁万勿外出，宁不听，一离开日司令部即被捕。熊拟赶回江西报信，亦被捕。
日司令部有党人潜伏，黎早已侦悉。黎为一网打尽计，特设宴招待日司令官也仓上校，出示侦探所作情报，也仓无词以对，只好假意请黎派员到部视察。当夜亲率日兵二百余人，使党人易服混杂其中，以军用小艇送登岳阳丸，直驶上海，其中有詹大悲、蔡济民、吴醒汉、潘康时、季雨霖、王志刚等；蒋翊武、杨王鹏、钟畸等人则送登沙市轮赴湘。温和夏述唐二人留办善后，伪作日伤兵用手帕蒙首卧床上，黎所派视察人员竟被瞒过。
情况稍缓，温赴长沙找到杨王鹏、钟畸二人往谒湖南都督谭延闽。谭出示黎元洪通缉诸人电报，并说：“以现势而论，湖南能否独立尚难肯定；但隋况已与讨袁军事不利。君等年龄尚轻，我拟各赠万元，任便赴日赴欧留学，以便他日为国效力。”温等三人坚请谭宣布独立，为各省倡。谭犹豫不决。温等三人又去运动陈复初，意在挟持谭氏。又从岳阳电促谭氏“即日宣布独立。赠款愧不敢受。”过九江时，湖口已失。到南京面报黄兴，黄嗒然若丧。翌日即赴上海。
黎元洪以此事通电各省，电云：“查此次乱党总机关设在上海，宁调元、熊樾山、季雨霖等先后来鄂，携带巨资，潜住租界，与詹大悲、钟仲衡、彭养光等分途运动”；“任庶务者温楚珩、张东文等”；“匪首詹大悲等十余犯，由日本人保护乘岳阳丸下驶，因有洋兵保护，船主不允捕拿，其余要犯，亦均四处逃窜。”袁世凯即据黎电发布通缉令，温不得已逃日本，后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5年冬，温等在上海继续讨袁活动，住在法界富康里。当时詹大悲在温寓作客，同时被捕。被捕时有引线，与詹大悲、黄侃辈桃色纠纷有关。后经潘正道、王守愚等同志多方营救，幸未引渡，袁世凯一死就被释放。
1917年以后，在北京任过内务部佥事。随赴南京，先后任靖国北伐军总指挥顾问，护法军第九旅秘书，广州大本营谘议，鄂军总司令部和福建革命军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1927年回武汉，以詹大悲的关系任宝塔洲征收局长。大革命失败，詹大悲被杀，他为之经营丧事。次年年初，董必武自汉出走，他赠以旅费，然后到北京闲住。1932年方觉慧任鲁豫监察使，温任使署秘书。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温曾一度出任长乐县长。1938年避日寇入川，居万县六年，生活迫使充云阳征收员。胜利还鄂，任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会计主任。辛亥首义同志会成立，被推为审查委员。
解放后任武汉市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湖北人民代表，湖北人委参事室参事。1956年湖北省政协组织辛亥首义老人写回忆录，他被指定为征集小组成员之一。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他以湖北辛亥革命老人代表身份赴京出席纪念大会，和全国代表欢聚一堂，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5月9日患脑溢血逝世，终年81岁。
责任编辑：于洋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北伐军
各北伐军之最精者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对此，清廷没有选用康有为之类的书生们去与革命军“议和”，而是起用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10月14日，清廷补授袁为湖广总督，并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11月1日，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仍节制调遣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袁世凯到任后，一方面让冯国璋率领北洋清军向汉口、汉阳的革命军进攻，造成“武汉形势危急，待援尤亟”的局势，另一方面让江南提督张勋统领清军据南京而威胁光复后的上海。此时，外国列强也对中国革命横加干涉。尤其是日本，不但派军舰到南京附近的长江水域游弋威慑，也时常登陆寻衅，造成苏、浙革命军腹背受敌的严峻局势。
11月9日，广东独立，以同盟会会员胡汉民、陈炯明分别为正副都督，伍廷芳为外交部长，李煜堂、廖仲恺分别为财政部正副部长。各省“迭电到粤，催促出兵”，以支援武汉、南京革命军。
是否立即出兵北伐?广东军政府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反对派认为：“粤人不能于严冬在大江南北作战，遑论黄河流域?”“粤局未大定，多出精锐，一旦根本有变，何以镇压?”主张俟广东秩序稍定，将军队训练好后，再行北伐。胡汉民认为，“革命在进取，不在保守；斯时汉满之斗争，乃渐变为南北之决战；若我方形势顿挫，即粤亦无能割据苟安”。同盟会员姚雨平等亦认为：“此时应速出兵北伐，支持武汉，进而会合各省革命军，彻底消灭清军，推翻清政权，建立民国。”结果，赞成的意见占大多数。广东军政府遂决定任命姚雨平为总司令，立即筹组广东北伐军。
经各方的大力支持，广东北伐军拥有最新式德国造退管炮18门，炮弹l万余发，机枪弹50万余发，步枪弹300万余发等武器装备。与数月前姚雨平参加黄兴领导的“三二九”广州起义时“鸭蛋”(即手榴弹)40多枚、“猪脚”(即短枪)百余只、“长竹”(即长枪)30支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兵力方面，其中步兵3个团，防营2个团，炮兵、机枪、辎重、工程、卫队各一营，学生地雷队、宪兵队、卫生队各一队，加上间谍、马医、稽核三部和广东女子北伐队、北伐华侨炸弹营，共约8000人。
广东女子北伐队由同盟会“女志士”徐慕兰(黄兴夫人之胞姐)、梁定慧(后与邹鲁结为夫妇)、宋铭黄(后与高剑父结为夫妇)等20多人组成。她们曾多次参加同盟会组织的秘密运送武器等行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她们又从秘密转向公开，带领妇女反对缠足，反对纳妾，反抗几千年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此次更随北伐军北上参加救护等工作。
北伐华侨炸弹营则是由归国参加革命的南洋华侨所组成。海外华侨一向对祖国怀有赤子之情，对国内的教育、经济、革命运动等方面都非常关心和支持，莫不出钱、出物、出人，倾其所能，此次亦不例外。南洋各地华侨闻讯辛亥革命爆发，即自发地陆续返回祖国。他们先到香港集合，成立以周达为队长的华侨炸弹队，准备配合革命军进攻广州。广州光复后旋人广东北伐军之列，人数也由百余人增至300余人，改称“北伐华侨炸弹营”，随军北上参加作战。
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力邀原同盟会保定军事部长兼革命军参谋总部的张文参谋加入，张文随即联络保定军官大学堂李济深等同学加入广东北伐军的行列。由此，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的姚雨平、林震，保定军官大学堂的张文、李济深等人组成了广东北伐军指挥核心。是故，广东北伐军有“将强、兵精、械良、饷足，实当时各北伐军之最精者”之称。
作战前夜
12月8日，广东北伐军在广州誓师，后分批乘船北上，18日抵上海，支援、加强南京革命力量。先锋团抵沪甫转南京，便遇日本水兵的蓄意挑衅。一晚，日军一舰水兵离舰登陆，佯装酒醉，在北伐华侨炸弹营驻地附近大肆滋扰。华侨炸弹营中的爱国华侨早对帝国主义怀有深仇大恨，忍无可忍，力请司令部获准后，将滋事日兵多人痛打一顿，日兵狼狈逃回军舰。第二天，日舰即卸下炮衣，以开战相威胁；日领馆下旗，领事去沪试图扩大事端。北伐军一方面沿岸布防，一方面由南京军政府据理向日方提出抗议。几天后，日方迫于理亏，又惧反日民情不断高涨，日领事悄然回来，日舰亦悄然溜走。北伐军此举，有力地回击了日本水兵的蓄意挑衅，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华民族和北伐军的士气和军威。广东北伐军大部队到沪时，受到上海民众的热烈欢迎，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张群迎接。其后，广东北伐军在上海增设经理局负责后勤保障，邹鲁为局长。
12月25日，孙中山返国抵沪，黄兴、陈其美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姚雨平司令与张文参谋长等官佐专程从南京到上海迎接，孙中山与来自家乡的军官们一一热情握手，勉励他们“督率士兵勤加操练，使皆能弹无虚发，自然战无不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袁世凯针锋相对地宣布，其所派的唐绍仪与南方代表谈判逾权无效；并派曹琨率清军剿杀原清军第十二镇张绍曾统领部属王金铭、施从云两管带在滦州成立的北方革命军政府，复命冯国璋率清军在攻取汉口、汉阳之后继续围压武昌革命军，同时让张勋率清军在津浦线南路继续滋扰、威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孙中山见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段，无谈判诚意，反而一直置武昌和南京等地于清军的军事高压之下，决定实施北伐。
1月9日，孙中山任命黄兴兼任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当晚，姚雨平率广东北伐军军官中的同盟会会员张文、邹鲁等人前往总统府祝贺。这些广东北伐军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多是来自于各地的客家人，孙中山与之用客家语言交流，大家颇感亲切。
广东北伐军奉孙中山临时政府之命，沿津浦铁路线进兵北伐(由广东北伐军上海经理局长邹鲁参与筹组，以陈干为首的淮军和以葛应龙的镇军亦由广东北伐军资助、统领)，过江后进驻安徽凤阳县城休整。“作战在迩，即进行调整，重新部署，总司令部设于蚌埠车站，林震任前敌总指挥，全军作战计划由参谋长张文拟定，行营和前线各设指挥部，由张文、李济深分任(前敌指挥)，遇重大事项，始由总司令裁决。”
连战连捷，三逐张勋
1912年1月25日，清军张勋部自徐州运2000余清兵反攻固镇车站，当地镇军连连败退，形势危急。27日，广东北伐军开到后，前敌指挥张文和前线前敌指挥李济深面对强敌不敢怠慢，连夜进行作战部署。熟知清军战法的张、李首先以新式德国大炮猛烈轰击清军，在日前刚打了胜仗、只知革命军仅有“鸭蛋”(手榴弹)、“猪脚”(短枪)、“长竹”(长枪)的清军冷不防被从天而降的炮弹炸得魂飞魄散。趁清军乱作一团之时，北伐军敢死队、华侨炸弹营轮番冲锋突击，与清军中装备最为精良的张勋部展开激战。此役直战至下午4时许，清军主力伤亡惨重，往北退窜宿州，其余部分四散而逃。北伐军一路追敌至宿州城，并在城外安营扎寨。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北伐军
广东北伐军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孙中山致电称赞“士卒用命，深堪嘉许”。
2月初，对清朝封建统治不满、倾向革命的宿州知州李维源，来到宿州城外广东北伐军驻地，将宿州清兵的部署、要略相告，助使广东北伐军得以知己知彼。张勋对宿州一役非常重视。不但做好了本部清军的战前准备，而且还事先暗中动用和部署了周边其他的清军力量投入支援此役的战斗。参战的清军除了张勋部二三千人外，还有清军北洋五镇正式陆军四个营，清炮兵、骑兵两队及清山东巡防军千余人。
得知张勋部无论是骑兵、炮兵以及军事装备均占绝对优势，姚雨平遂亲临前线指挥北进。行至宿州车站时，与清军发生激战。广东北伐军中同盟会员、曾参加广州起义的新军将士、爱国华侨及和全体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加以指挥得当，北伐军斗志旺盛，愈战愈勇。当清军出动骑兵冲锋时，北伐军以机关枪扫射，清骑兵纷纷坠马败阵；当清军用远程野炮攻击时，北伐军频频冲锋展开近战，使清军野炮失其作用。战斗异常激烈，从拂晓接触一直持续到午后3时，清军纷纷败逃。广东北伐军夺得宿州，追击清军至徐州南面的夹沟。
这是广东北伐军取得的第二次大捷。
2月10日，张勋主动派徐州知府陈毓崧至宿州与广东北伐军议和，双方约定议址在符离集车站。广东北伐军向张勋代表提出以“清军退出徐州一百里外”为议和停战条件，张勋却仅答允“由夹沟退至曹庄，以夹沟、曹庄间为中立地带”。双方议和破裂。广东北伐军遂实施原定作战计划，第三次与清军交战。
广东北伐军敢死队员何国雄曾回忆说：“进攻徐州与张勋剧战时，华侨炸弹队(营)十分勇敢。在冲杀时，目击他们勇敢跑进敌人火力网前投掷炸弹。他们虽有死伤，而他们前赴后继确实勇壮非常。”经此一役，北伐军大胜并占领了徐州城，又向北追敌至30里外，迫使张勋带着残兵败将向济南方向狼狈而逃。追击途中，连长林化同还夺得了张勋统帅权力象征的青龙旗。’
恰恰就是这支革命军，在数月前“三二九”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广州清军只用半天就将其完全镇压了，如今以弱少和临时组合的劣势竟能从南京直杀至腹地徐州，完胜武器装备一流、训练有素的清军劲旅，这着实让清廷始料不及、大为震惊。失去“五省通衢”兵家必争的徐州之后，清军既不可能再南下包围南京，也不可能西转京汉铁路而威胁武汉，正面战场的主动已变为被动。况且，广东北伐军仍在继续扩军备战，已形成沿津浦线直捣津、京之势。广东北伐军攻取徐州后的次日，清廷“自知无法挽救，乃急退位”。
南北议和后，广东北伐军将北伐阵亡将士忠骸运回南京，葬于莫愁湖畔，名为“建国粤军烈士墓”，孙中山亲题“建国成仁”四字。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陆军参谋部颁下命令，以广东讨虏军(即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为(中央陆军)第四军军长，张文为第四军参谋长，林震为第二十二师师长，李济深为第二十二师参谋长。中华民国政府授予姚雨平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张文为陆军少将，成为孙中山麾下的“开国将领”。
广东北伐军的解散
广东北伐军军饷本来是由广东支付，陈炯明代理粤督后已多方掣肘。南北统一后虽改由地方和中央分担，国库亦捉襟见肘。为减少开支和人民的负担，1912年夏，经与留守南京的黄兴陆军总长商定，中央陆军第四军解散。临别时，孙中山亲自到下关站为第四军送行。其后，姚雨平总司令改聘为总统府顾问，林震师长回粤，张文参谋长改聘为陆军部少将顾问，并与李济深同返陆军大学复读，后留校任教官。
(为中国同盟会保定支部军事部长、广东北伐军少将参谋长张文后人)
责任编辑：高芳
辛亥前后父亲彭泽民的革命活动
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华侨功不可没。孙中山曾以“华侨为革命之母”评价华侨对革命的贡献。他们解囊相助不遗余力，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他们参加武装起义不惜生命……从组建同盟会到参加辛亥革命，从海外声援到回国参战，他们一直坚定地追随着孙中山先生。我的父亲彭泽民一生尊孙中山先生为革命良师和领路人，他是爱国侨领，亦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
筹建同盟会吉隆坡分会
彭泽民(1877—1956)，广东四会人。彭泽民是家中长子，15岁时父亲便不幸去世，发妻和继室又先后死于流行鼠疫。1905年，彭泽民28岁，以“卖猪仔”(即契约华工，形容活人犹如牲口般买卖)的交易到南洋另谋生计。
他到了马来亚吉隆坡，先后当过锡矿工、矿场文书、杂货店店员和华侨小学教员。1905年底，他开始在兴中会主办的“中和讲堂”听讲，接受革命思想，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党组织。他联络熟悉的工友、同事、朋友，开始筹组中国同盟会吉隆坡分会。
英国殖民当局——华民政务司署监视甚严，视同盟会革命党为“暗杀党”，严禁公开活动。开始时，彭泽民只能联络他最熟悉的、思想也倾向革命的如张志界(牙医)、罗寿三(中医)、李晚(工友)、罗成(工友)、罗文兴(工友)、吴济生(工友)、陈占梅(锡矿主)、陈良(木匠)等12人。他们没有多大经济能力，当提出要成立同盟会时，陈良首先报效自制木凳12张，其余桌子等家具皆由各人捐送。此外，同盟会会址设在何处?这是最困难的问题。有教友建议同基督教宣道堂牧师沟通。后借宣道堂之内座，公开作为青年教徒研习圣经之场所，称为“中国青年益赛会”，实为同盟会革命党机关。彭泽民被众人推举为中国同盟会吉隆坡分会首任书记。他们每晚聚集到一起，表面研读圣经，实则讨论革命，研讨如何实现同盟会的革命宗旨。
当时，南洋政治组织仅有两个集团。一个属康有为所创称“宪政会”，即“保皇党”；另一个是孙中山所创称“同盟会”，即“革命党”。吉隆坡革命党人同保皇党人斗争异常激烈，彼此口诛笔伐不断。保皇党成员多是富裕有产阶级，顽固保守，歧视贫穷无产者，公开叫骂革命党人犯上作乱，是危险暗杀分子。革命党成员多数是工友、店员等劳动大众，憎恨强权，不甘被剥削压迫，公开怒骂保皇党工谄善媚，政治腐朽，卖国求荣，同流合污。
1906年7月17日，’孙中山来到马来亚芙蓉。孙先生与当地华侨座谈，揭露满清政府假立宪与保皇党假维新保皇骗局。彭泽民聆听了这次演讲。这是彭泽民首次见到孙中山。
同年8月7日，孙先生抵吉隆坡。彭泽民同众侨胞热烈欢迎。孙中山馈赠他半身标准像并签上“孙文”名，还赠一张相片，是孙先生在香港时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等人的合影。这些文物，彭泽民视为至宝，珍藏了一生。彭泽民原名“泽文”，孙先生建议他改为“泽民”，取“厚泽于民”之义。彭泽民即时欣然同意。
在孙中山的亲自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吉隆坡分会宣告正式成立。
壮大革命力量
1908年10月下旬，为加强组织建设并筹集经费，孙中山偕胡汉民赴南洋各埠。孙中山作了重要指示：“同盟会要改良扩充，以求其进步，并要唤起同胞，使之速醒，造成革命的形势。”
彭泽民随即把同盟会同志召集一起，集思广益，商讨如何才能打开革命的局面。他们首先从革除侨胞中久积的陋习人手，决定全体革命党人首先自戒自律，率先垂范，实行“四不”：不吸鸦片、不嫖娼妓、不搞赌博、不搞一夫多妻，并积极协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同盟会根据一会友提供的传统中医中草药方，制成能戒除鸦片烟的“中兴戒烟药水”，免费赠送，劝瘾者戒烟，声誉鹊起。又开设一家义务诊所，西医由邝艺良主持，中医由彭泽民主持，为侨胞义诊。同盟会对外托名“中国青年益赛会”，被当地侨胞视为“慈善机关”，要求人会者骤增。又相继成立了华侨学校、中华习武社、图书报社。同盟会巧妙安排，经常邀请革命党政要到会演讲，宣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宗旨。吉隆坡侨胞日渐明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创立中国同盟会，吉隆坡分会也由成立时的12人发展至千余人。甚至当地殷商富户不复抱歧视和敌视态度。革命党募集起义的经费、军饷也有了更多更广的来源。
革命党人公开和地下的活动传到“华民”耳目里，“华民”英国官员大为惊愕，急传宣道堂英人牧师荷里到署问话。英官问：“经查宣道堂内有革命党机关，何解?教会怎能任由彼等混闹!”荷理答：“实有其事。但彼等均属教友，他们革祖国的命，又不是革英国的命，无甚妨碍!”英官又急又恼叫嚷道：“难道革命与教会没有抵触，能相容吗?!”荷理不急不慢甩出一句话：“君亦曾读过圣经，圣经上哪一句话不是革命的!”在荷理牧师的掩护下，革命党人少受华民官员的许多干涉和压制。但不久，荷理牧师还是被调离，不知去向!
鼎力支持国内起义
1909年1月，同盟会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孙中山把能否筹得资金视为起义的关键，亲到南洋各埠去募捐。据不完全统计，自1907年秋至1915年，孙先生自己或派员至南洋筹集经费，至少五次。南洋华侨竭尽全力资助革命，其中由彭泽民经手的款项最多时高达十多万元。彭泽民回忆道：“当时，只要总部来一个电报要钱，吉隆坡同盟会的同志们马上集合，各人首先竭力分担，然后分工分头去募捐，一般都能在数日之内把款项凑足汇出。”
191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再赴马来亚北部的庇能(即槟榔屿)，希望各地同志努力筹集10万元经费。当时南洋华侨大多数经济拮据，彭泽民亦工薪微薄，全靠全家开垦荒地、植树、割橡胶、捆扎椰衣帚把和种菜等活维持生计。然而，在孙先生的激励下，南洋侨胞和革命党员甘心情愿，鼎力支持孙中山在广东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曾高度评价说：“华侨是革命之母”。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庇能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举行秘密会议。孙先生指出：“当前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以后，只虑吾人之计划之勇气耳!”接着又召集同盟会会员和爱国侨胞会议，号召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之赴之”。
保皇党闻讯，即向“华民”官员告密。“华民”英官不由分说，即以“妨碍地方治安罪”勒令孙先生出境。孙先生愤慨地说：“东亚大陆之广，南洋群岛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从此，孙中山离开南洋，远涉重洋前往美洲。彭泽民满腔怒火又十分无奈，他遵从孙先生的指示，更加奋力开展吉隆坡同盟会的工作。他召集吉隆坡同盟会诸同志展开讨论，“如何暴动”、“如何大举突袭”、“如何暗杀满清王朝军事人
辛亥前后父亲彭泽民的革命活动
员”等。各同志发言无论是否适当，各言其志。后来国内发生温生财行刺孚琦将军，广州仓前街炸死凤山将军，更有镇南关之役、广州攻督署之役等事件，多是南洋华侨英烈之举。
吉隆坡革命党人还常常演练被捕后如何应对满清反动衙门的审讯。他们先推出一人扮演审判官，各人扮演被捕受审革命党人。他们确定口供供词必须直认不讳，必须直白陈述为何要参加革命，坦然说明革命之目的和革命之志向。经过演练，各会员的口供都十分熟练。
与英国殖民当局的斗争
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彭泽民推举多名智勇双全、年轻有为的吉隆坡革命党同志回国参战。起义军猛攻两广总督署，总督张鸣岐爬墙逃跑。起义军又与满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展开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负伤，林时块、方声洞、罗进等57人英勇牺牲，其中包括吉隆坡同盟会的李晚和罗成。1955年春，彭泽民肃立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凭吊赋诗曰：
岗指黄花识葬墓，
忠魂无恙慰归思。
料应不朽英魂在，
犹论天南话别时。
此役失败后，吉隆坡保皇党人乘机大肆攻击革命党。他们特设一所“宣孔堂”，打着宣传孔教的旗号反革命，派一名叫吴金宗的顽固保皇分子，天天大讲保皇立宪，大骂革命党人为“暴徒”、“乱党”，必须镇压。彭泽民带领他的同志坐堂迎头痛斥，指吴所讲实非孔教，根本违背华侨尊孑L的传统。会场上，听众群起指责吴所言狂妄荒谬，吴面红耳赤，羞愤退场，向保皇党头目哭诉，并密告“华民”英官出面干涉。革命党寸步不让，起而反诉，严正指出：“这是保皇党制造陷害!”双方水火不容。“华民”官员又抓不着革命党搞破坏的证据，只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振振有词地宣布“约法三章”，警告中国青年益赛会“不得滋事”。
吉隆坡同盟会被迫悄然举行追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会，会后继续悬挂李晚和罗成烈士遗像。“华民”英官突然闯了进来，指问：“像为何人?”彭泽民与众革命党同志异口同声答：“彼等乃为国牺牲烈士!”英官竟大喊：“No!非革命党，乃暗杀党!他们是暗杀首领!”英官耀武扬威地指着彭泽民鼻子说：“你们竟敢在此组织暗杀机关!我命令你们立即收档!限今日解散，否则我立即查封!我给你们一个人情，信不信由你!”
中国青年益赛会被迫关闭，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谁也无法遏止。他们把活动地点转移到僻远的矿场或橡胶园内等英国警察视线所不能及的地方，将青天白日旗到处高悬。“华民”官员视之为非法，不准悬挂。
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胜利的讯息传到南洋，吉隆坡革命党人十分激动。彭泽民正因疟疾发作卧病在床，闻讯一跃而起。全埠侨胞皆休业庆祝，车衣行日夜赶制国旗，侨胞家家户户国旗高悬。此时，保皇党一些骨干分子也向革命党党部送来名贵的洋酒“白兰地”并举杯“祝贺”，“华民”英官居然也快步趋前，脸上堆着笑容到华侨商行道贺。英官说：“AllRight!你们中国成为新中国了，我来恭贺你们万岁!”彭泽民见此一幕，哑然失笑。
讨逆
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宣告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将大权让给袁世凯。
1914年2月，彭泽民接孙先生来函，得悉先生正重新组党，策划讨袁运动。他立即在国民党吉隆坡支部及侨胞中展开反对袁世凯的宣传，紧密配合孙先生在国内的斗争。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翌年3月，孙中山致函南洋各埠革命党人，阐明中华革命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发动讨伐袁世凯的革命运动。孙先生特派许崇智、宋亚藩两同志赴南洋各埠进行改组工作。许、宋抵吉隆坡后，彭泽民率国民党吉隆坡支部全体同志开会欢迎。是日到会者中，仅第一批12位老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后转为国民党党员者举手赞同孙先生改组，其他国民党员皆起立举手反对。改组会失败，众皆不欢而散。彭泽民安顿好许、宋两同志后，提议由他们12位老党员暂时组成中华革命党吉隆坡支部。徐宋二人十分赞同，并称赞他们追随孙中山矢志不移，服从领导，坚持革命的立场。在革命低潮中，彭泽民仍然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的忠实追随者、支持者。
1915年4月中旬，彭泽民与许、宋商议，决定以12位老革命党员为基础发起成立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州)总支部，接受孙中山领导，坚决讨伐袁世凯。徐、宋两人表示同意，并将印鉴、文件、公债等交付给他们。许、宋回国后，禀报孙中山，获得批准。1915年9月24日，孙中山委任陈占梅、彭泽民分别为中华革命党雪兰莪总支部正、副部长，并颁发了亲笔签名的委任状。因具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和在吉隆坡侨胞中的良好声誉，他们很快便重开局面。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帝制。孙中山号召“全国民众起来讨袁，特派朱执信、胡汉民和邓铿赴南洋各埠筹措讨袁军饷。中华革命党雪兰莪总支部在陈占梅、彭泽民的率领下。立即行动起来，通电讨袁。彭泽民负责筹款，是次筹得10万元。除在侨胞中募捐军饷外，更组织了一支“华侨讨逆军”回国参战，参加广东东江起义，直捣南方军阀龙济光。
以《益群日报》为阵地
1919年10月，孙中山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彭泽民在南洋首建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它是马来亚联邦唯一总支部，与星架坡总支部、庇能总支部并列，所有分部党员均集中到此传达党的信息。
华民政务司署一贯严禁华侨政治活动，彭泽民遂借教会会址发起成立“中国青年会”组织，以更广泛团结青年侨胞。会长由教友担任，彭泽民连任三年副会长，后又当选为正会长。他首办月刊《会务纪闻》进行革命宣传。后应会友要求，由大家集资，扩充版面，并改为周刊。令彭泽民意想不到的是会众热心之大，竞募集到4万股金。他立即与党部诸同志商量，创办吉隆坡《益群日报》，作为中国国民党雪兰莪总支部的言论阵地。《益群日报》好事多磨，始因编辑主任择人不慎，致招司法讼累，损失巨大，乃至难以为继，全部改组。此时陈炯明在广东声名显赫，《益群日报》董事遂致函陈炯明代荐编辑，陈一口答应。陈炯明打他的如意算盘，推荐刘党天出任编辑，为他张目。刘一上任，即在《益群日报》头版头条称“奉陈总司令之命，南来主持益群日报”。董事们皆愕然，不喜其嚣张作风，中国国民党吉隆坡支部党员更表不满。董事会作出决议，邀彭泽民出任总经理。彭泽民考虑《益群日报》不能再蹈前辙，由编辑一人说了算，建议董事会推举一名社长监
辛亥前后父亲彭泽民的革命活动
督各部门工作。董事会赞同并推举叶大池君出任社长，彭泽民出任董事经理，对社长负责，有权审核出版，并制定“约法三章”，高悬社内，人人必须遵守。不久，陈炯明叛变，炮轰孙中山大元帅府。刘党天跳出来大发反动言论，为乱军助虐。彭泽民立即禁止他刊发并报告社长。社长亲到编辑部与刘谈商，刘竟出口不逊。社长大怒，当即召开董事会，坚决明白地指正：“本报以拥护孙中山革命大纲为主旨。”众皆一致赞同，即邀刘党天列席，问他是否接受此决议。刘当场拒绝，社长果断地将他即席辞退，并决定由彭泽民代编辑工作。众侨胞得悉详情，一致拥护，《益群日报》得以正常发行。但编辑人才难觅，经多方求助，方聘到鲍慧僧、董方城、许超循、许娃魂等青年同志。他们有的是老国民党员，有的是进步青年，后来回国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的骨干。《益群日报》有了一支生力军，从此以言论正直、内容充实而销路大增，遍及南洋各埠。
《益群日报》不断揭露各帝国主义危害中国的血腥事实，令“华民”官员积愠在心，他们经常借题发挥予以打击，曾发生“华民”英官一日之中传讯彭泽民四次之事。有一次英官问：“你的报纸何以骂人为贼?”并检出一份指骂陈炯明为陈贼的报指给彭泽民看。英官问：“陈贼指何人?”彭答：“陈炯明。”英官问：“陈炯明做贼，你何故骂姓陈全是贼?”彭答：“中国文字是这样的，例如孔夫子，不是姓孑L都是夫子；又如前两个月人人都称陈炯明为陈总司令，难道姓陈都是总司令?我国文字向来如此表达。”英官使出威胁的口吻说：“不管怎样，你的《益群日报》如此写法，是你的事，倘若有人因此发生打架，我就唯你是问!”彭接着说：“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我出版报纸没有叫人打架，他们要打与我何干!譬如钞票是银行发的，钞票上并没有叫人打架，有人因钞票打架，是否要银行负责!”英官涨红了脸进出一句：“All Right!”便低头写什么，再也不吭。彭泽民内心荡漾着胜利者的喜悦，大步流星迈出华民政务司署的大门。不久，友人来通报彭泽民：“‘华民’下令要《益群日报》停刊!”后又得悉议员朱嘉炳据理力争，表示反对。朱嘉炳是爱国华侨，常为当地侨胞切身利益出面伸张正义。他在“华民”英官前力陈：‘《益群日报》是注册有限公司，何以无故遽令停业?”“四州府内仅此一家华文日报，在侨众中声望甚好，不宜强令制止!”华民英官理亏，只好作罢。
此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迂回曲折，跌宕起伏，正处在举步维艰之中。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孙先生渐渐觉察到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此后，彭泽民继续追随孙中山，直至先生辞世，他仍继承先生教诲，忠实遵行三大政策。
(为彭泽民之女)
责任编辑：高芳
滦州革命六先烈事略
吴禄贞血洒石家庄
吴禄贞(1880-1911)，湖北云梦人，字绥卿。祖道享，优贡，黄坡公安学官。父利彬，县学生。累世以儒学传家。禄贞年十七人湖北武备学校，以官费至日本士官学校习陆军。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唐才常起兵于汉口，禄贞自日本潜归，拟据大通以为声援。事泄，唐被杀，禄贞遁回日本。
禄贞学成归国后，授陆军骑兵科监督。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受日俄战争影响，东三省边防日亟。时徐世昌任总督，旁求陆军人材，军部遣禄贞往。世昌初任禄贞为教练处总办，未几，间岛之争起，则选僚佐之熟悉边情者，亟往调查，以禄贞行。间岛者，日韩合邦欲攫我延吉，诡以间岛称之也。禄贞奉檄与周维桢等穷极边塞，钩考列国舆图，移译西人记载，证以日韩邦志，痛斥日人之妄。世昌韪之，奏请以珲春副都统陈昭常督办吉林边务，加禄贞陆军协都统衔，任帮办职。方抵延吉，而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假保护韩民为词，遣斋藤中将率兵逾图门江而北，击伤我员弁，捣毁我官署，占据我民居，横行无所忌惮。禄贞以正义折之，势稍敛。旋改任陈昭常巡抚吉林，专任禄贞督办吉林边务。禄贞与斋藤划鸭绿江而守。斋藤曾充士官学校教官，与禄贞有师弟之谊，尊酒往还，不减当年友谊，至论及边事，禄贞则据理力争，侃侃不挠。斋藤欲开六道沟商埠，禄贞拒之，斋藤语人日：“中国尚有人在，如吴禄贞者不可轻也。”其为外人严惮如此。
间岛既解决，世昌上禄贞功迹于朝，得授蒙古厢红旗副都统，派赴德法两国观操。武昌起义，禄贞任第六镇统制，与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等谋举义河朔，留军中久之。辛亥九月，山西省独立，阎锡山为大都督，清廷以禄贞部将吴鸿昌将六镇兵攻之，辅之以旗兵，惧贰也，于是参谋何燧、朱鼎勋等往晋觇军。至乏驴岑，知晋守不固，有主速攻者，遂诡词阻之。遂以六镇军次石家庄。禄贞至自滦军，审晋事，欲入京有所请。周维桢、张世膺日：“公在滦，所图者何事，清廷宁不闻之，无故而入虎穴，奈何?”乃止。旋使维桢往晋议联军事。锡山与维桢约日：“禄贞果助义师，当檄旗师攻固关，晋击其前，禄贞击其后，举旗军而歼之，燕晋联军之事乃可言。”维桢返，告禄贞，禄贞允之，而诡以抚晋军入告。清廷固疑禄贞，然卒授以山西巡抚，冀以爵饵也。而禄贞策划覆清益急。会清南征军军械过石家庄，张世膺截留之，禄贞复草疏请正汉口军焚杀之罪，意将坐以困清也。锡山使仇亮促禄贞进兵，且曰：“公为巡抚所动耶?”禄贞遽曰：“恶，是何言!行当至关上，与公相见，掬示方寸耳。”初，清军谘使良弼与禄贞相友善，然内实忌其才，至是知禄贞有异，乃以重贿啖其部下第十二镇统领周符麟往刺杀之。
辛亥(1911年)九月十六日，禄贞在石家庄车站室内治军书，突有军官塞帷入，屈膝道贺，靴内拔匕首刺之。禄贞离座格拒，同谋马蕙田持枪入，击中禄贞要害，取其元而去。禄贞慷慨好诗，书法尤隽永可喜，所著有《延吉边务报告书》三卷、《娱园遗诗》一卷行世。死年三十有一，葬石家庄车站旁，观者莫不凭吊太息于无已也。张绍曾赴宴遇害
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直隶大城人。幼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吴禄贞、蓝天蔚为士官三杰，毕业归国后历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贵胄学堂监督。清宣统元年(1909年)一月，署理陆军二十镇统制。
辛亥八月，滦州秋操，绍曾率部驻于滦。未几，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檄绍曾南下督师。绍曾阴与吴禄贞、蓝天蔚等深相结纳，而自动勒兵滦州，命吕均、杨德邻、石润金等草立宪十二条，要求清廷颁布。当时赞助最力者，为王金铭、蓝天蔚、冯玉祥、张之江、龚柏龄、商震、刘一清、李伯庄、何任之、张寿枝诸人，大要限制君权，还政于民，词极迫切。清廷鉴于江浙各省相继独立，不得已颁布十九信条。而绍曾又与禄贞议定进军丰台，倾覆清廷。谋泄，禄贞被刺，绍曾改任长江宣抚大臣，以释兵柄，未就任，乃潜之沪。时孙总理方在宁就临时大总统职，先后拟辟绍曾为陆军总长及广东都督，绍曾因方致力于南北和议，促成正式政府，谢未遑也。民国元年，袁世凯任绍曾为绥远将军。绍曾首开西盟会议，抚绥内蒙，又征服外蒙，以靖边患。洪宪事起，绍曾阴持异议，而密与蔡锷有所擘划，当事者忌之甚，欲罗织之，会袁死而事解。民国五年，任陆军训练总监，厘定军事教育计划。九年，湘鄂战兴，绍曾奔走长江，提倡庐山国是会议，以期消弭战祸。十一年，任陆军总长，定国军建设及蒙疆善后方案，截撤新安武军。十二年，经参众两院，依法选为国务总理。时曹锟经营贿选，绍曾独持正论，又主迎接孙总理入都商议南北统一大计，曹锟憾之，遂去位。国民革命军起，绍曾大喜，日与北方宿将部曲秘密筹划，思有以援助之。或问之日：“公位至总揆，何自苦若是?且身居虎口，不綦危耶?”绍曾笑日：“死生命也，吾学道有年，岂并此而未彻悟耶?”仍筹划如故。十六年，奠都南京，绍曾乃蛰居津门，悉心内典，著觉道日记四卷，不复与闻政事。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绍曾赴直隶督军署总参议赵瑶蕴之宴，为暴徒所狙击，一弹贯其耳，绍曾以手护头，复一弹穿其掌，遂仆而绝，血流满室，呜呼隆矣!
蓝天蔚兵败自戕于四川
蓝天蔚(1878-1922)，字秀豪，湖北黄陂人。七岁丧母，从父客汉阳，与湘宿将陶树思、周苏明游习，问军旅之事，喜任侠，通文学。以湖北武备学生资送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时俄人方侵凌我东三省，亟思有以御之。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起，天蔚组织义勇敢死队，拟渡鸭绿江助日攻俄，被推为队长。旋赴武昌，张之洞授天蔚为统带官兼任湖北将弁高等师范教员，黄兴、钮永建等皆出其门。或谮之于张彪日：“天蔚同谋革命，请杀之，不然或逐之。”张彪使人伺其行动，天蔚辞职。吴禄贞荐之于锡良，锡良令赴日本考察军事。天蔚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受东条伊布之讲授，学日进。
宣统二年(1910年)，天蔚归国后，任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驻奉天。武昌起义，北方处于积威之下，无敢动者，惟天蔚与张绍曾、吴禄贞等共谋义举。禄贞、绍曾驻兵关内，进攻京津，天蔚驻兵关外，以作后援。谋泄，禄贞被害，绍曾解军职。奉天总督赵尔巽乃主以二千元嘱馈天蔚，促其行，且曰：“祸将作矣，不去，必没于难，子其行乎?子有四方之志，流连于此，徒死无益。”天蔚遂走大连，复去上海。
时民党内部分裂，湘鄂两派，尤不能相容。天蔚泣谕之日：“清廷为最后之挣扎，已攻破汉阳，天下事尚未可知，敌众我寡，协力御侮犹恐不济，今忽内讧，蹈太平天国之覆辙，庸有济手!”言罢，以枪自击，党人感其诚，遂于归好，
滦州革命六先烈事略
而天蔚名誉由此日隆。奉天激进派推为关东革命大都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驻烟台，统率海陆军，欲进窥津沽南满各地。
会南北统一，天蔚辞职南下，优游于西冷六桥天竺间，论者以韩蕲王拟之。袁世凯任总统时，天蔚出洋游历，归国后暗中资助南方军政府。民国十年，天蔚任鄂西联军总司令，潜入湖北，据恩施一带。十一年一月，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率师击破之，天蔚遁入四川。某执而送之于重庆，三月十一日以手枪自戕，或谓为川军所害，时年四十有四。十五年春，归葬武昌刀泉，论者惜焉。王金铭雷庄大义赴死
王金铭(1880-1912)，字子箴，山东武城人。性果毅，重然诺，做事不避艰危，以武卫军学兵累迁至第二十镇第二营管带。
辛亥武昌起义，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屯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滦州，谋相策应，金铭隶张部下，主谋尤力。会为清廷阴昌、良弼所侦知，遣周符麟、马蕙田狙杀禄贞，解绍曾兵柄，改任长江巡抚使，而以潘矩楹代之。矩楹调滦州军分驻昌黎、山海关、永平、海阳，革命势力日益分散，金铭乃急约同镇第一营管带施从云、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共攻北京。适党员白毓岜来滦，谋益亟，遂举金铭为大都督。金铭以让王怀庆，怀庆佯诺之，阴与建功谋，驰马逸去。金铭知有变，乃于十一月十六日誓师于滦州师范学校，自率所部攻天津，命李滋懋乞师于海阳，请冯玉祥、张之江、张树声等夹击之。甫出发，建功饬所属反叛。变出仓猝，金铭策励士卒殊死作战，派石敬亭、王鸿舁率队攻击，队官葛盛臣死之。建功不支，闭城自守。金铭乃率所部进攻雷庄。先是王怀庆得脱，调第三镇重兵驻于雷庄左右，拆毁铁轨，架立机关枪，严阵以待。金铭力击之，炮声震耳，血肉横飞，且战且进。清军伪示停战议和，金铭额手日：“此苍生之福也!”遂与施从云等赴清军，或阻之，不听，怀庆执而杀之。临刑，清廷统带汪学谦责之日：“清朝待恩厚，汝何故反耶?”金铭日：“汝非黄帝之苗裔耶?胡为出此言也!满人以异族人，主华夏垂三百年，宰割我土地，鱼肉我人民，凡有血性者，人人欲得而诛之，何反之有?!”金铭见马弁刘荣在侧，谓协统陈文运日：“若无罪，可纵之去。”荣日：“予随大都督上阵杀贼，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我何生焉!”遂同时受害。
金铭殁后，权厝于雷庄。民国元年一月，其友连之铎移枢于天津，其弟金钰携厝于武城。滦州革命至金铭而始实现，虽以身殉，而勋炳千秋矣。
施从云殉身于雷庄
施从云(1880-1912)，字燮卿，安徽桐城人。性豪迈，富胆略，幼习阳阴学说，言笑不苟。年二十一往从天津镇台吴纯化部，旋卒业于保定将弁学校，由排长累迁至第二营管带。军事之暇，则与士卒谈明思宗事，口讲指画，目眦欲裂，闻者动容。
辛亥武昌起义，从云与第一营管带阴结各营，呈请改易政体。清内阁寝其事，从云滋不悦。会孙总理遣白毓岜等来滦，举金铭为北方大都督，从云为总司令。金铭欲控制王怀庆，以大都督让之，怀庆乘间逃逸。第三营管带张建功愿与从云、金铭联军攻天津，临发变叛，从云、金铭击破之。建功坚守滦城，金铭欲攻之，从云曰：“建功无能为也，若必攻之，旷日持久。海阳军及关外民军方盛，业已约定以劲旅直趋天津，会攻北京，大事可立就也。”金铭然其说，率师驰往天津。至雷庄，清军要击之，从云指挥军士猛力陷阵，血战数小时。司书瞿胜耻、马弁龚某环请从云趁易服间行车归，从云曰：“见危受命，古训昭然，予自从军之日起，即思以死报国，死得其所，幸也!已矣，毋复言。”胜耻泣曰：“其于大事何?”从云曰：“此后死者之责也。”督战益力。清军遣使伪称议和，遂与王金铭人清营，同时遇害。卒年三十有二，而其节烈之精神，洵不死矣。自毓嵬宁死不屈
白毓岜(1868-1912)，字雅雨，号铣玉，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祖平之，父晴斋，皆世通儒。毓嵬生而颖异，书龄能文，倜傥有大志。家素贫，尝躬操井臼以代母氏劳，暇则溺若于学，往往中宵披读，至晓不休。岁丙戌(1886年)，学使王先谦得其文，奇之，举冠其曹。旋肄业于南菁学院，治古学有声。见清政不纳，绝意仕途，以教育后进为己任。曾主讲南洋公学及沪上澄衷学校数年，本其素蕴，自编教本，学者珍之。继复此游天津，历任北洋女师范及法政各校教员。
庚戌年(1910年)，天津学界请开国会，商于毓岜，毓岜曰：“与虎谋反，庸何济乎?”后果被斥。毓岜目击时艰，谋革命益急，纳罗革命少年为助。武汉事起，东南响应，毓岜乃与同党议日：“津京，清室根本地也，京津不动摇，则南军恐难持久。且战期延长，生民涂炭，予不忍视也。吾辈曷从京津速图大举乎?”众心人少力薄，难之。毓岜毅然曰：“拿破仑谓英雄字典中无‘难’字，北方之责，岂待人任耶?”于是乃借组织红十字会，集众讲演，反复数千言。会既散，有悟其旨者夜访之，则武昌特派员某君也。毓岜大喜，遂决意与某君组织共和会于津，谋图义举。会既成，乃促其妻子治装南归。时汉阳战事方亟，毓岜乃披广氅、携矩铳，与女生数人奔走于北京、张家口之间，又屡输送炸弹至新保安，并遣同志赴西北联络，以资臂助。事泄，张家口之同志被捕者五人，杀者一人，大同诸君，亦相继失败。毓昆闻之不为少挫，乃遣同志汤某至州招集绿林健者数百人，劝募饷粮三日，醵赀三千余元，复遣汤、段二君往鲁，己则与同志八人赴滦州联合军队。先是滦州第二十镇数谋举事，不果。是时仅馀步队三营，毓岜欲得之，拟合鲁之绿林健者及静海民团占领天津。又电南军，速由海道北上，袭据山海关，绝京奉路线，意旬日之间，北京可举也。滦州军得毓岜策，大忻动，众推毓岜为参谋长。毓岜调同人日：“拟候鲁兵至，即约同滦军直取天津，静海民团则由马厂直攻疙疸洼，以扼官军。天津下后，然后再攻北京。”部署既定，滦军忽电招毓岜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期举事，毓岜乃与王金铭、施从云等，于十六日夜二鼓乘车直攻天津。讵意汤、段二君行至济南被逮，静海民团复观望，且清军破娘子关，乘胜调回一协驻扎雷庄，又古冶、开平间，旧屯淮军千余人。滦军既至，恶战四小时，清军伪示停战议和，被捕殉难者数十人。毓岜知事不济，脱身走，思回天津再谋大举，伏匿古刹竞日，乃易服潜行至古冶被逮。王怀庆严讯之，毓岜嗔目叱之曰：“吾为国充兵，吾自为国死，今被逮，吾何讳为!吾乃北方革命军参谋长也。”又笑谓诸军士曰：“我死不足惜，惟诸君今为满奴，异日且将为外人牛马，痛何如之!”王驱之跪，毓岜斥之曰：“我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遂遇害，时年四十有四，卒后露尸于野，呜呼惨哉!
(本文由之子罗学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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