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山下点燃抗日烽火

    

    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黄土飞扬之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曾奔走在安史之乱的逃亡队伍中。山川破碎，亲人离散，诗人感伤而无奈，奋笔写下了他千古名篇的第一句：国破山河在。
    １１００多年后，以诗书作为传家之宝的中国人，从童年就无数次地吟诵这首诗的中国人，被日本鬼子的剌刀逼向了墙角。青砖黑瓦沦陷于铁蹄之下，飞檐斗拱飘扬起倭寇之旗。
    中国，以谦让忍耐为美德的中国，先后与２２个国家签订过７４５个不平等条约的中国，面临着别无选择的选择：反抗，或者毁灭。

    小窑洞盘整天下的恢宏格局

    曾经行走在逃难人群中的诗人杜甫，已经顶着早生的华发远去。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支队伍。早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他们就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即使在身上披冰雪，嘴里嚼草根的时候，这支队伍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这支队伍中，也走着一位满含赤子情怀的诗人。
    在陕北清涧，刚刚结束长征几个月的红军，在黄河岸边，又吹响了东征抗日的集合号。
    看着窗前飘落的雪花，听着远处隐隐的号声，身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诗人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那写不够爱不尽的无限江山。在一张小炕桌上，北国风光，在尺牍之间，定格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才华和洞察力，不仅存在于诗词歌赋中，更在于他们对敏感政治形势的把握。
    １９３５年年底，在陕北子长县，一个叫瓦窑堡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就是瓦窑堡会议。当时的１３个与会者，把一间简陋的小屋塞得满满的。但斗室之小，无碍吞吐山河的气概；不大的窑洞，盘整的也可以是天下的恢宏格局。谁也不曾想到，遍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火，竟始于这个小小的窑洞。
    １９３６年７月，曾坐在这间屋子里的与会者之一毛泽东告诉一位美国记者：“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仅仅５个月后，也就是瓦窑堡会议整整一年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在民族的共同敌人面前，两个政治见解不同的政党，再次握起手来。
    就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问世之时，日本内阁事变，军国主义的狂妄战车，拧紧了最后一根发条。
    １９３７年的夏夜，卢沟桥边，日本侵略者终于再也忍不住自己的贪婪，用刺刀挑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帷幕。好战的日本以为只要拔出武士刀威胁一下，便可以使近邻臣服，但侵略者失算了。
    中国自此忍无可忍，中国自这一天起无需再忍。这个以前几乎是在海岸上架起几门炮就可以占其土地、逼迫其赔款的国家，开始拼死抵抗，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论持久战》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念之火

    然而，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卢沟桥事件爆发的１９３７年，中日实力相差巨大。当年，日本钢产量５８０万吨，中国仅为４万吨；日本生产飞机１５８０架、坦克３３０辆，中国为零。
    如果不知当年中国之衰弱，也不了解当时的中国政治之腐朽，就无从感受抗日战争之艰苦卓绝。
    在衰微的国力和腐败的政府统领下，以步枪、手榴弹为主要作战武器的步兵部队，面对着已经磨刀霍霍多年的战争机器，纵使将士用命作战，开始的失利也是可以想象的。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反攻最著名的战役——诺曼底登陆，是２０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因其惨烈，被称为“最长的一日”。在这次战斗中，盟军伤亡一万人。但在中国战场，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的战斗处处皆是。淞沪会战最激烈阶段，中国军队每天要消耗一个师。
    在抗战进行到１０个月时，１９３８年５月，不仅东三省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北部、东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沦入敌囊，上海、南京、太原、武汉相继失陷，国民政府不得不迁都重庆。
    此时，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亡国论”的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种是“速胜论”，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３个月内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声音，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这一切，都被站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洞察到了。在窑洞中，苦思良久的毛泽东，提笔写下了指导抗日战争战略的雄文《论持久战》，推开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困惑之窗。
    延安窑洞冬暖夏凉，但毕竟早晚温差极大，卫士们为他生上了火盆。由于写作过于专心，火盆烧坏了毛泽东的鞋子，烫到了他的脚，他才醒悟过来。美国作家特里尔广泛收集并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写出了颇具西方风味的《毛泽东传》。书里有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写作情状的描写：
    “……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毛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
    雄文甫出，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过人思想，燃起了全民族的信念之火。因此，市面上流行着手抄本、油印本和印刷本多种版本，洛阳纸贵，一册难求。
    这部后来成为世界十大军事名著的著作，也引起了对手的关注。中国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我们这次新馆成立的时候，收集了一本日本人印刷的书叫改造，论持久战是毛泽东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延安凤凰山写成的，而日本人这个杂志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８日，就公开发表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全文。”
    宝塔山，延安的标志。在塔旁边，有明代铸造的铁钟，党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在抗战时期，很多人奔着这座宝塔而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前后，是投奔延安人数最多的一段时期，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有１０００人来到延安。一份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人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区的则达７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介绍：“原来唐代的时候叫五座城池相连，后来荒废了，就留了一座延安府的府城了，党中央进来的时候那里人口就几千人了，两道街所有的店铺加起来１２３家，确实算是弹丸之地，但是为什么它在抗战中成为人民心目中的圣地，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延安抗日”。

    爱泼斯坦写给日本裕仁天皇的信

    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明信片，上面有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６日亲笔写给日本裕仁天皇的信。
    这一年的８月，爱泼斯坦等三名外国记者从延安赴前线，他们对八路军战士、支援抗战的群众、日军俘虏进行了广泛采访。在山西乾县，爱泼斯坦来到八路军刚刚攻克的一个日军指挥所，发现了一张日军留下来的空白明信片。回想起这些天的所见所闻，爱泼斯坦立即提笔在这张明信片上给日本裕仁天皇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们在这里，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与很多日本人谈过。这些日本兵原是被八路军俘虏过来的，他们现在了解到你们所发动的战争是罪恶的，必然是要失败的。”
    由于邮寄条件有限，这张明信片没有寄出去。但作为对自己在延安５个月工作生活的纪念，爱泼斯坦先生一直珍藏着它。
    另一位美国记者则在他的采访手记中这样描述：“令人最难忘的，是农民出身的普通士兵。尽管他们身上长满虱子，没有分文军饷，忍饥挨饿，受尽凌辱，却以其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使生命的价值弥为珍贵，一个伟大民族的谋求生存、自强不息的斗争也因而成为一项崇高的事业。”
    这位美国记者描写的就是那些被中国共产党发动起来并最终汇成了抗日洪流的普通百姓。他们在走上前线时，三分之二的人手中握的还是大刀长矛。枪支弹药，要靠自己从侵略者手中夺取。
    直到抗战胜利，总数超过９０万人的八路军也只有３７万支枪，平均３个人一支枪，每支枪平均不足２０发子弹。
    处于延安王家坪的中央军委大礼堂，会场中，悬挂的仍是当年抗战胜利后的庆祝标语。老八路贺树才回忆说：“日本一投降我记得印象可深了，晚上了，家里吃饭了，听见街道上敲锣打鼓的开始了，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说日本投降了，哎呀大家高兴的，我记得那时候都大了，十四五岁了，就碗一放赶快就跑下去了，学校同学组织起来了，就参加游行。我们来到桥儿沟，那时候没有车，就是步行了，到了城里头。鲁艺学院的学员都化妆起来，扭秧歌，吹喇叭，打着鼓一块联合在一起，就在延安城里游行，上了宝塔山，这我印象最深了”。
    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共有３００多位老红军老八路在延安的八一敬老院安享晚年。凑到一起，听力都不如当年的老人们，会各说各的打仗故事。老人们最爱的，是他们的勋章。有些人甚至从来不让别人碰自己的勋章，换洗衣服时，自己动手把勋章换到干净衣服上去。他们解释说，这是勋章，是我打仗挣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