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不懈奋斗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生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中国最广大人民只要一提到他，都会为其爱祖国、爱人民、无私奉献、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所深深感动，都会不仅衷心敬佩他，而且要努力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可是也还有这样的人，几乎丧尽中国人的良知，竟然把为国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钱学森说成“像一条丧家之犬”（见2011年8月1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第18期的《钱学森和他的时代》，苏小和，以下简称《时代》），并为达到贬损目的而“丢掉了知识分子”（本文此处只指正直诚实的知识分子——引者注）应有的品格，信口雌黄，无视、抹杀甚至伪造事实。
一、刁难、迫害难阻“学成必归”
《时代》里说钱学森“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是他在1950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父亲……谈及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能与儿子再见一面”的来信后，才“立即向学校申请探亲假并准备回国”——这完全是无视事实的随意编造。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极力倡导“教育救国”、“实心实力求实学”，曾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浙江省教育厅督学，是一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教育家。他对儿子的教育做了精心安排。钱学森被送进汇集了一批身体力行“教育救国”理念的学者的北师大附小和附中（如附中校长林砺儒，后任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附中几何教师傅仲孙，后任新中国北师大副校长；附中语文教师董鲁安，后改名去了解放区，是新中国北京优秀教师；邓颖超在附小当老师时，虽然不直接给钱学森授课，但钱学森曾多次在集会上听到她讲时政、讲新思想、讲爱国故事，他当时幼小心灵深处受到的震动，直到40多年后俩人重逢时仍没有忘怀；等等），从小受到严谨系统的科学知识和良好的思想教育，少年时期就萌发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正如钱学森后来所说：“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是与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
钱学森在中学时，听到林校长讲授伦理学所提出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观点，受到启发；上大学后，他买来并认真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书，努力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困惑。病休中他对父母说：“这一年休学正好让我读一读人生哲学方面的书，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大学阶段，他主动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共产党小组的小型讨论会，从中知道了红军和解放区的存在；还积极参加党小组领导的“抵制日货”、“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三省”等爱国游行示威活动，逐渐加深了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认识和关心。
1934年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取了当年中国公费留学中“航空门”（机架组）专业唯一的一个名额。他从日本空军在侵华战争中的耀武扬威痛切地感到没有强大的航空工业就没有国土的安全，因而毅然改变专业，走上了为中国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人生起点。1947年，他学业有成，春夏之交回国探亲，本想完婚后留国工作，因看到国民党统治下政局动荡、社会黑暗而决定不为腐败反动的蒋家政权打工，仍回美国，待新中国诞生后再回来效力。1949年初，他看到国内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北平已经和平解放，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便对妻子蒋英说：“美国再发达，终是他乡异地，不能久留，祖国需要我们。”“既然祖国即将解放，留在美国就没有意义了。我想我们应该立刻着手办理回国的事了。”次日，他就向美国国防部递交了要求退出空军科学咨询团和兼职的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辞职信，1949年底得到“同意”的答复。他本已订好1950年（妻子分娩后）8月中旬全家飞往香港的机票，虽然由于麦卡锡逆流和美国政府认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了3—5个师”而制造种种借口甚至罪名，不准他离境，把他关入监狱，对他监视、跟踪骚扰整整5年，但他心中始终牢记“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誓言，坚持斗争，在亲友特别是中国政府的援助下，终于在1955年10月胜利回到祖国。
由此可见，“他本没有积极回国服务的意愿”这种随意编造距离事实多么远，是多么不负责任。
二、令人吃惊的“自由思想”成果
《时代》里说：“1949年9月，38岁的钱学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地位和生活非常优越。钱学森希望利用美国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造，因此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这种随心所欲的无中生有，实在令人吃惊。
1942年，“航空喷气公司”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坎布里奇市成立，钱学森任公司顾问，其导师冯·卡门是公司总经理。在庆祝公司成立仪式上，担任公司司库的学长马林纳劝钱学森入股，说公司“一定能挣到可观利润”，他笑笑婉拒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航空工业迅速崛起，航空喷气公司订单猛增，股东们的利润增长10多倍，马林纳又劝钱学森入股，他还是笑着说：“我是不会入股的。”1943年，航空喷气公司已发展成大公司，冯·卡门成了日进丰金的大老板，马林纳也发了大财，钱学森是公司创始人之一，由于没有入股而拿不到红利。马林纳对此感到不公平，想动员大家分给他一些原始股，“有钱一起赚”，钱学森表示感谢后摇摇头说：“我不入股。因为我是中国人，不打算一辈子待在美国，时机成熟后，我会立刻回国。”还有，在美国，人们工作后总要把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退休之后用。一次，马林纳问钱学森存了保险金没有，他说一美元也没有存，因为他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上述事实，足够证明所谓钱学森“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国国籍的申请”纯属无中生有。——这种“自由思想”成果的创造者，敢让你的动机、目的见阳光吗！
三、浅陋无知的信口开河
《时代》里说钱学森“他毕生……仅仅是做了一名工程师的工作……只是让一个处在冷战时代的国家拥有了看上去很强大的能力，但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却没有提供必要的贡献。”——这显然是不顾事实、不合逻辑乃至凸显缺乏与中国最广大人民共同的思想感情、浅陋无知的信口开河。
先不说钱学森1955年回国后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只看他开创的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为人类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就足以证明所谓“他毕生……没有……贡献”的妄断是多么的浅陋无知。
钱学森回国后作出的重大贡献难以尽数，下面只谈几个主要方面：
1956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他担任综合组组长，主持起草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6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元帅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0年，他牵头组织实施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70年至1987年，他参与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研制和发射试验，并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思想。他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指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和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讯卫星发射任务，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功勋。
他潜心研究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广泛应用于军事、农业、林业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实践活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敏锐把握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积极倡导信息技术研究应用和信息产业发展，为推动军队信息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诸如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研究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他把“系统”的概念运用到导弹研制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之中，创立了“两师系统”（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并提出“总体设计”的思想，推动成立了具有宏观指导与系统控制管理职能的总体部门，保证了重大项目研制工作有序高效地运转，对建立国防科研管理体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以上诸多杰出成就，有力推动和大力加快我国经济、科学、国防等建设，使日益强大的中国成为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对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发展和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其贡献是世所公认的。所谓“对人类的科学进步、文明发展没有……贡献”的信口开河，除了暴露言者缺乏与中国最广大人民共同的思想感情、浅陋无知之外，还能表明什么呢？
四、丧失中国人良知者，真正可悲
《时代》里说：“那时（不知确指何时——引者注），钱学森年轻的头脑里只有科学……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由于时代的裹挟，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不仅没有创造伟大的科学成果，而且丢掉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生却陷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像一条丧家之犬”。——如此无视事实、信口雌黄、肆意贬损乃至丧失中国人的良知，确实是当今某些坚持所谓“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没有创造伟大的科学成果”，——有眼不识泰山；如此信口开河，大概美国统治者都始料未及。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钱学森上大学时就认真阅读《资本论》、哲学史等并对父亲说：“读人生哲学的书，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他大学毕业后报考公派赴美留学时为投身国防建设而自觉改变学习方向；他对美籍好友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打算一辈子待在美国”，既不在美国入股也不存款；他对劝诱自己留在美国的美军高官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他在洛杉矶机场质问美国移民局总稽查：“号称民主、自由、保护人权的美国就是这样无端限制侨民的自由吗？”1950年11月，他在洛杉矶回答检察官的无理审讯时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这些话有力地否定了《时代》所谓“从来不知道……”。正是美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使钱学森认清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的虚伪而更加自觉地回国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
钱学森出生于推翻帝制的年代，成长在山河破碎的岁月，纯朴的爱国情感在上小学时就深植于心中，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是他的思想感情的核心。从少年时代的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理想到赴美留学前的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誓言；从“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所坦露的赤子情怀到“为祖国和为人民服务，让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宏图大志；从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正处于颠峰的科研事业和优厚待遇、冲破险阻返回祖国到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政治本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正是钱学森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成为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最生动、充分的体现。钱学森的言行不是“丢掉了”而是对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实质上是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那一套）不屑一顾；《时代》的信口雌黄、污言秽语无损于新中国的辉煌和人民科学家的伟大，而只能暴露言者所尊崇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观点，违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无视、抹杀甚至伪造事实的作为则表明言者品格的低下。
在今天的中国，丧失中国人良知者，真正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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