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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侮辱钱学森同志

空心菜 · 2010-11-01 · 来源:
痛悼钱学森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请不要侮辱钱学森同志

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纪念钱学森的文章,一篇是中国科协主持日常工作的官员xx的题为《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努力推动科协工作迈上新台阶》,另一篇是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同志的《崇高的大师风范 超凡的人格魅力》,这两篇文章并排发表,很是方便我们对比,颇有意思。  

之所以把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称为同志而xx称为官员,并非我本人有什么划线的意思或者有什么爱憎之情感,完全是因为通看该两篇文章,迟万春多次称钱老为钱学森同志,而xx则基本直呼其名,重点强调钱老的科协主席的官员身份。为避免自作多情,自然不能称xx为同志了。当然,就我个人情感来说,如果xx自认为她和钱老是同志我还真的很不舒坦。

迟万春同志开篇即重点强调,钱学森同志的功勋是值得我们景仰的,而更值得我们景仰的是他的“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因此,迟万春同志的文章第一部分举出了大量的事实,向我们展示了钱老的“对祖国无限热爱,充分彰显了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  

再看看xx的文章,通篇不提钱老的爱国主义情怀,通篇不提钱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含糊地说了一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当年赵ziyang等人的资改派理论不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么,该官员所指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什么就不难猜测了。不过,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的钱老在资改派理论的指导下,被迫离开了国防科技工作战线的领导岗位,他的科学理论成果也再没有结出硕果这一不争的事实却生动的说明了钱老不是靠资改派指导的,反而是资改派对钱老的迫害阻碍了钱老爱国抱负的进一步光大。  

特别有意思的是,迟万春同志的文章里面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其论点,而xx官员的文章的论点却找不出事实来论证。例如,xx说“发挥学术交流对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作用”,其用意本想是强调开放的好处,可惜的是,钱老深深懂得,核心技术人家是不可能“交流”给你的,因此,钱老最忠实的实践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向内挖潜自主创新,从来不指望依靠什么开放,什么学术交流来“自主创新”。说实在的,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科协秘书的难处,领导提出一个论点让他写,而这个论点却是为被纪念的人物一贯反对的,其论证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作为秘书无奈的把学术交流生搬硬套的和学术民主放在一起,从而使文章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合文理。  

xx官员文章第二部分在赞颂钱老重视科普工作的时候,又把话题扯向“努力让科学技术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单纯从字面上看,我是百分百的赞同,尤其是钱老的科学技术主要应用方向是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建设,是真正长远根本上惠及全国人民群众的,还有什么比和平是对全国人民群众更大的实惠呢?还有什么能比和平惠及面更广大呢?但是,我们从钱老被迫离开国防科工委领导岗位就任科协职务时候的时代背景看,正是资改派们削减国防建设经费,搞所谓的军转民来造成生活消费品虚假繁荣时候,他们的办法不就是要用小恩小惠来“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么?令中国科协文字秘书为难的是,还是很难去论证钱老这种从长远根本上的惠及和他们那套“惠及”有什么关系。  

而xx官员文章第三部分则是无耻的把钱老培养科技人才与某些官员提携新官员等同起来,在此文中,我们不是像看迟万春同志文章中提及的培养科技人才那样是不计个人名利的为党、国家选拔人才,而是强调名利对于“科技人才”的激励作用。显然,钱老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是全面的,并不否认荣誉感的激励作用,但此文仅仅突出钱老重视用名誉激励青年科技人才点,显然很具有迷惑人的作用,是一种用极端夸大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对钱老的歪曲。钱老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并特别重视品德的培养。  

在两篇文章的结尾处,都是谈怎样向钱老学习的,别的就不说了,只提关于党性的问题,迟文是“把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而xx文则是“坚持党性、爱岗敬业的爱国精神”;其中貌似相同实则大不同,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是党性的根本,而爱岗敬业则是党性的体现,如果没有了党性的根本,那么所谓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式的党性就会变成某些人推行“不争论”的大棒,而这是完全背离了钱老以求实精神探索真理的学术思想的。  

虽然,xx对钱老的纪念是其不得已的表面文章,但是,这样的纪念有不如无。xx官员纪念钱老的文章在表面的颂词之下,实际是对钱老的大不敬,是对钱老的侮辱也是对尊崇钱老伟大品格和功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侮辱。  

请不要侮辱钱老这位忠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爱国科学家。


附文:

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努力推动科协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2010-10-31 :邓 楠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钱学森历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钱学森认为,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一要选题准,二要有时效性,三要注意发挥科协开展学术活动的优势,形成对策建议。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钱学森历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钱学森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科协的组织建设、工作布局和科协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探索,极大地推动了科协组织的改革与发展。值此钱学森逝世一周年之际,深切缅怀和追思他的丰功伟绩,总结和梳理他在科协工作理论研究方面的宝贵思想,继承和发扬他提出的科协工作理论和方法,对创新和发展新形势下的科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倡导学术民主,充分发挥学术交流对自主创新的源头活水作用

  高度重视学术交流工作,强调学术活动要有实效。钱学森对学术交流工作高度重视,他多次讲,“开了多少次会、有多少论文并不是考核学术活动优劣的指标,而应该把好论文关,做好会后总结,看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他提倡宽阔的科学视野,主张在专业技术人员之间开展多层次、交叉性、综合性的学术交流,强调文理沟通交流,促进科技人才的全面发展。他强调要利用好学术交流活动的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明确提出“学术活动的成果,对科技经济发展有哪些建议,应有专门的反映。不是送一个大本子,而是要加工,把那些有分量的建议整理送中央,发挥助手的作用。”

  倡导学术民主,推动营造平等的学术环境。钱学森始终坚持学术面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年龄长幼,均不是判断学术是非和水平高低的标准。他在多种场合指出:没有学术民主,年青一代就得不到成长,应该给青年人成长创造条件。为打破按资排辈,形成民主、平等的学术环境从而促进青年人才健康成长,他身体力行、作出表率。1978年,在与山西科委一位同志合作撰写科普文稿《农业系统工程》时,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明确说“我对现在流行于科学技术界的‘老头子制’颇为反感!用这个机会表示一下,也是抗议这一不合理的东西。”

  高度重视学会组织和学会工作,强调学会要发挥横向联系的作用。早在1977年6月29日,钱学森就约访周培源,就“文革”期间被迫中断活动的中国科协及学会如何恢复活动交换意见,强调学会开展的横向学术交流对科技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他每周主持召开一次主席办公会,研究科协和学会工作,积极推动解决学会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充分发挥学会横向联系、促进自主创新的作用。

  二、丰富和发展科普工作内涵,努力让科学技术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突出强调科学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把科普工作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钱学森在1988年2月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在文化建设内有‘科学’,那是说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技术呢?技术难道就不是文化了吗?文学艺术能一点不靠技术吗?所以技术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钱学森主张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联合,强调科技和文艺之间的沟通交流,希望加强科技和文艺的联系,把现代科技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使科普工作在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明确科普工作内容,提倡大科普观。钱学森把科普工作分成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为农村及小集镇的“大农业”和城市“大工业”服务的大面积科普,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为提高广大干部科学素质服务的科普,主要是帮助他们扩展、补充新的科技知识;三是为科技专家们了解非本专业领域的新发展、为开阔思路服务的科普,也叫高级科普。钱学森对科普工作内容进行三个层面的划分,不仅为当时科普工作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中国科协现阶段推动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特别是四个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钱学森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联合、科学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等观点,进一步提出“大科普观”,即科普不仅要普及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还要普及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知识。他说:“现在很多青年学生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天天广播中讲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都说不出来。所以我们的广播台播放的科普知识,不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实际上,国际时事都是科普,都很有实用性嘛。”

  倡导并力行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社会责任,用科学知识回报祖国和人民。钱学森一直热心倡导、积极支持并亲自参与科普工作,号召并组织科学家参加科普工作。他说,“人民给了我们科学知识,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责任把科学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钱学森希望通过科技界和全社会的不懈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甘为人梯,竭力培养举荐优秀科技人才

  倡导面向青年科技工设立奖项,激励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1987年9月,钱学森主持召开中国科协三届六次常委会议,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朱光亚、王大珩等的赞同支持下,会议一致同意把原来面向全国科技工的奖项改设为面向青年科技工的奖项,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每次表彰不超过100人,白春礼、冯长根、杨卫、张泽等获得首届奖励,在青年科技工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鼓励青年科技工奋发进取,培养和造就跨世纪科技和学术带头人,中组部就参与青年科技奖评选表彰工作请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胡锦涛同志作出批示,认为中组部参与此事甚好。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共同组织实施,至今已评选表彰了11届,大多数获奖者已成长为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大学校长、科研院所院长所长、首席科学家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等。

  倡导培养创新人才从青少年抓起,提出提前接受教育的方案。钱学森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和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设计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下受教育者与年龄关系的新方案,提出了人才教育的新模式,把教育改革作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本出路。在受教育者与年龄关系的方案中,他认为学生可以从4岁开始接受教育,12岁达到高中毕业,12至18岁接受高等教育,达到硕士研究生的水平,然后再根据需要选择深造和综合发展。

  善当伯乐,甘为人梯。钱学森善于发现、乐于培养、大力举荐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提携奖掖青年人,即使对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视为知己般对待。他在与一名普通科技人员合作撰写讲稿时,坚持署名在后,又将多年收藏的57份资料、43套图书全部赠给了这位合。几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青年工整书写回信,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帮助他们提炼思想,找准方向。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钱学森时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带出了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的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才。”总书记的话是对钱学森一生培养人才、提携后学所作贡献的最好注释。2009年8月6日,在病榻上的钱学森仍然牵挂着、关心着我国的人才培养,他对温家宝总理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拳拳之心充分展现了钱学森作为“人民科学家”的报国情怀。

  四、重视决策咨询和科技服务,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倡导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积极开展决策咨询工作。钱学森一直主张“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强调“要有系统的观念”。对开展决策咨询工作,他要求做到三点:一是发挥出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优势,把“专家群体”的整体优势发挥出来,形成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报告。二是决策咨询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必须客观准确,既有定性结论,又有定量分析,坚持决策咨询“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有定性、定量的分析”。三是用系统的思想,提炼决策咨询报告的建议,建议要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强调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开展决策咨询工作。钱学森认为,做好决策咨询工作,一要选题准,二要有时效性,三要注意发挥科协开展学术活动的优势,形成对策建议。他强调选题是关键,必须围绕国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来确定,可以是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科技有关的问题,也可以是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是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科技方面的问题。在面向行业发展和地区经济科技问题开展决策咨询工作方面,钱学森针对甘肃沙漠戈壁面积较大、我国荒漠化越来越严重的地理环境状况,为把沉重的自然包袱转化成巨大的自然资源,提出沙产业、草产业的理论设想,引导科技工把专业知识和决策咨询结合起来,大力推动沙产业发展。1994年,中国科协会同林业部、甘肃省人民政府,选择甘肃武威、张掖等地建立试验点和示范基地,推动沙产业发展。经过多年努力,沙产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视科技服务工作,开创、推动“讲理想、比贡献”活动。钱学森认为,科协系统参与两个文明建设,就要直接为工农业生产提供科技咨询服务,希望工程技术人员有一种自觉性和责任感,即“讲理想、比贡献”。在钱学森的倡导下,中国科协会同原国家经委于1987年在全国厂矿企业中开展“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引导企业科技工把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蓬勃开展。直至今日,中国科协仍然坚持会同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国资委继续开展“讲理想、比贡献”活动,在企业一线科技工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凝聚力。

  五、倡导开展科协工作理论研究,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科技团体

  深入思考科协性质等重大问题,准确把握科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钱学森反复讲,中国科协是中国的科协,不是别的国家的科协,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协工作要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来办事,履行好党和政府的纽带和助手的职责。他非常重视科协的政治属性,强调中国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他积极支持苏步青等200多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提交的要求恢复中国科协作为全国政协组成单位的联名提案,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全国政协七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恢复中国科协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

  提出中国科协组织体制新构想,着力推动科协改革与发展。钱学森深入思考并积极提出既与世界各国科技团体有共同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协组织体制构想。在1986年9月2日召开的中国科协三届二次常委会上,钱学森明确提出希望“建立一套高效能、高效益的中国科协的组织体制结构”。1988年8月18日,在全国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协协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钱学森进一步描绘了“大科协、小机构、多中心”式的中国科协组织体制结构蓝图。他说:“第一是大科协。怎么叫大科协?科协的联系面是很大的,不能局限在哪一点上,得开阔一点,理工农医四个方面都有,将来可能还有新的方面,所以是大科协。我们不是小科协,就干一点,我们要解放思想,联系面广,叫大科协。第二是小机构。大科协,但不要搞大机构,就是办事机构是非常精干的。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提高办事效率,书记处讨论过了,怎么样提高效率,恐怕还要研究。第三是多中心。你的面很广,办事机构又小,那么具体办事就是实体,实体又叫中心。用多中心办实体的办法把中国科协的日常工作办好。办实体,就要讲经济效益,真正办成和现在改革开放精神相吻合的实体。”在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中国科协对机关的机构设置进行了相应改革,增设直属事业单位,扩展工作任务,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高。他关于科协组织体制的构想,对中国科协当前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加强自身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深化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认识,积极倡导科协工作理论研究。钱学森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进行了三个层次的划分,首先是工程技术,然后是为工程技术做理论基础的技术科学,再就是基础科学,最后经过进一步综合提炼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层次。据此,钱学森认为科协工作理论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社会科学中的实用学科。他鼓励广大科协工在实践基础上加强经验总结和理性思考,倡导开展“中国科协学”研究。经过科协同志持续不懈的努力,在听取有关专家意见300多人次、9易其稿之后,终于在1992年出版了一部以探索科协工作规律为主题的科协学著作,一段时期内成为科协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

  钱学森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协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他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开创了科协工作的新领域,开辟了科协事业的新空间,开启了科协工作理论研究的先河,把科协工作全面推向了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习纪念钱学林同志,就是要继承和弘扬他深入思考、不懈探索的科学精神,继承和弘扬他求真务实、勇于奉献的崇高精神,继承和弘扬他坚持党性、爱岗敬业的爱国精神,切实把科协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和国家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科协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

  (为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纪念钱学森逝世:崇高的大师风范 超凡的人格魅力 

2010年10月31日
来源: 人民日报

    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是新中国火箭、导弹、航天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创业奠基人。在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中,他不仅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更以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深刻展示了一代科学巨擘崇高的大师风范和超凡的人格魅力。仰大师之学更慕大师之德。钱学森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德馨品高的大师风范却历久弥新、光耀后人,永远是我们立身做人、治学研修、干事创业、为官从政的光辉旗帜。

钱学森对祖国无限热爱,充分彰显了赤胆忠诚的爱国情怀

爱国情怀基于大义,本于大德。钱学森之所以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最根本的是他有一颗赤诚之心,始终把祖国至上、人民至上的信念追求熔铸到自己的血脉和灵魂,毕生实践着“人民满意才是最高褒奖”的座右铭。钱学森把爱国与爱党、爱民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国家强盛、百姓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升华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民族气节的忠贞坚守。钱学森当年面对的是一个贫困落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为祖国为民族争气争光争先,始终是他的执着追求和远大志向。他在美国学习工作二十年,是集航空与火箭技术理论、战略规划、工程实践、科学管理于一身的世界级著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长期以来蕴藏在心中的报国愿望更加强烈、归国决心更加坚定。面对祖国和人民的召唤,他坦陈急迫心情:“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面对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甚至拘役的磨难和生命的威胁,他慨然表明心志:“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早日回国,他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断然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由导弹航空专业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历尽五年的千难万险,钱学森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慷慨陈词:“今后我将竭尽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正是凭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钱学森甘愿放弃优厚待遇和已处巅峰的科学研究事业,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报效祖国。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党的事业的强烈使命。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回国后,面对帝国主义严密技术封锁和核讹诈的严峻形势,钱学森先后受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参加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面对苏联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的困难局面,钱学森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号召,勇敢地担当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重任,团结带领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导弹和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实现了导弹武器研制试验一系列重大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面对各种冲击和干扰,钱学森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参与指挥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的一生,始终把党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以强烈的使命意识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

钱学森爱国,体现的是对人民福祉的倾心竭力。钱学森总是将自身的思考和实践,指向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幸福未来。他常说:“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工,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他将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国民经济管理,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系统结构应包括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地理建设,三大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必须协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钱学森始终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体现了一位科学大师爱民、为民、富民的深厚情怀。

钱学森对真理孜孜以求,生动展现了卓尔不群的科学品质

科学的本质是追求真理、捍卫真理。钱学森之所以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最核心的是他有一颗求索之心,不甘于人后、不迷信权威、不落入窠臼,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奉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不懈探索。钱学森一生尊重科学、尊重规律,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成为大师风范生动写照的一道亮丽风景。

始终以前瞻眼光引领创新。钱学森总是将探索的目光置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倡导提出的我国导弹、卫星乃至航天的发展设想和方略,引领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在科学的轨道上持续健康地推进。他深刻洞察计算机技术可能对气动研究工作产生的重大影响,创造性地提出把电子计算机与气动研究结合起来,直接促成了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诞生。他基于对信息技术的深刻研究和准确把握,提出要搞中国特色的C3I,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他十分关注基因工程、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等新的科技领域,在他的呼吁和支持下,我国的遗传工程等新学科研究得以及时起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创立了独具理论特色和创新意义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概念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实现了还原论、整体论的辩证统一。钱学森敢为人先、敢做善成的胆识和勇气,为广大科技工树立了光辉榜样。

始终以求实精神探索规律。钱学森一贯倡导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坚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把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技术应用于航天事业的组织管理实践,倡导制定的型号研制程序八个阶段、建立型号总设计师系统与技术责任制、建立统一计划管理指挥系统等制度规定,成为组织实施重大科研试验必不可少的制胜法宝。作为火箭、导弹、卫星技术研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千百次地面和靶场发射试验中,他从不相信假设,从不放过疑点,只有获取可靠的试验结果、得出合乎科学技术原理的解释他才能放心。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原则,已成为一代代科研工研制、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正是这种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使钱学森的科学探索成就斐然、贡献卓著,使国防科技事业在遵循规律中推进,在创新发展中跨越。

始终以民主作风广纳群言。钱学森的为人和治学,具有现代民主文明、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色。作为科学界的泰斗,他从不以大家权威自居,一贯倡导民主作风,认为学术民主发扬好的单位,科学成果就多,科学成就就大。在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中,他同各方专家集思广益研究讨论、统一思想,提出发展原子能、导弹等六项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生长点。在科学研究和试验中,他提倡不同学术思想进行交流和争论,对年轻科技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不轻看小视、武断否定,而是热忱鼓励、积极支持;遇到内部意见不统一时,他鼓励大家“这不怕,也是事物之常规,从不统一到统一的唯一方法是开诚布公地讨论”;在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中,他总是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在他的鼓励下,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平等争鸣,学术民主氛围非常浓厚。钱学森对民主作风的积极倡导和身体力行,为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营造了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科研学术环境,使一个个尖端技术取得突破、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始终以严谨态度精益求精。钱学森经常对科技工说,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在学术研究上,他从不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推导,不管这种推导在逻辑上有多么严密,而是一定要通过数值计算和与实验结果的比对,使理论得到验证。一旦发现有误,立即进行修正,甚至推倒重来,直到得到满意结果为止。在科研试验上,他模范实践“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带动形成了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实之又实的过硬作风。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钱学森在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两弹结合”试验中,一名操作手发现弹体内部有一根五毫米长的小白毛,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毛挑出来,消除了试验安全隐患。钱学森郑重地把这根小白毛要了去,说:“我要把它带回北京去,这是作风细致最典型的事例,每一个科技人员都应该从中受到教育。”钱学森严格、严肃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堪称国防科技战线的楷模。
 

钱学森对名利超然处之,深刻诠释了无私无我的价值追求

德高才能望重。钱学森之所以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科学大家,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平常之心,把科学看得最重、把名利看得最轻,从不计较得失、惟一考虑事业。钱学森终生艰苦地工作,朴素地生活,充分展示了一位共产党人无私无我的崇高价值追求。

不求显耀,面对功名荣誉永葆淡泊之心。钱学森成就非凡、贡献卓著,但他不愿接受“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的称呼,总是说导弹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科学技术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搞成功的,其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当得知自己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时,他说:“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当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动情地说,我个人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祖国。钱学森的非凡经历和大师风范为世人景仰,许多著名作家、记者要为他著书立传,他都婉言谢绝,“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上年纪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是他一生坚持的处世原则。钱学森对个人功名荣誉看得很淡,但对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却看得比泰山还重。他这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其中一次是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一次是中央组织部把他作为解放四十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心情激动极了”。有功不傲功,有名不图名,是钱学森对精神气节的崇尚和坚守。

不计得失,面对权力地位永葆淡定之心。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是钱学森对待权力地位的一贯态度。就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后,被大量的行政事务所困,同时又有大量的技术问题等着解决和处理,他主动提出免去自己的院长职务,改任副院长。从此,钱学森只任副职,由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屡次向上级提出辞去各种职务,先后请求组织不提名其为十二大代表、十四大代表,提出不担任科协三大代表、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并恳请免去自己的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职务。钱学森不在意自己的“地位”,在意的只有党的工作、国家的事业,总是以宽广的胸怀甘为人梯、提携后人。他常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他曾郑重提议,让年仅31岁的王永志担任第二代导弹的总设计师。钱学森这种为国家为民族无私无欲的人生境界,充分体现了一代科学大师的博大胸襟。

不慕奢华,面对物质待遇永葆淡然之心。淡看金钱,淡看待遇,是钱学森一生坚持的生活态度。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书出版后所获不菲稿酬,全都捐出或交了党费。他平时勤俭节约,经常使用各种用过的纸张撰写讲话稿、报告提纲等。组织上多次提议为他改善住房条件,曾想按标准给他盖一座小楼,钱学森一概婉拒:“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去世,他一直居住在一座普通的公寓单元房。钱学森对待物质待遇的超然态度和至高境界,为我们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提供了示范。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钱学森的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聚传统之美德,汇时代之精华,树人生之楷模,把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永远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传承和弘扬。(总装备部政委 迟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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