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淡水暖
中国科学界的巨挚、泰斗钱学森老人在98岁的高寿走了，这其中的些许遗憾是钱老未能跨过100这个时光的整数。钱老走了不久，据媒体报道“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新安晚报》）。
11位教授在《公开信》中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但草民认为此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却是一道“天问”，因为难解或者暂时无解。
所谓“杰出人才”，放在国内的视野，大概应该理解为对国家、民族的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国防事业等等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和贡献者。
草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常常提起的一些名字如陈忠伟、蔡祖泉等等，这些名字也常出现在当时的科普书刊上、报纸上。
颇具传奇色彩的是被盛誉为“中国的爱迪生”的蔡祖泉教授，从一名吹玻璃瓶的工人，被新社会和“我们的学校”培养成为中国照明科技泰斗级的专家。2009年夏天蔡祖泉教授去世了，《科技日报》这样介绍他“著名的工人科学家、中国电光源领域的开拓者、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爱迪生’……这些都不足以概括蔡祖泉的一生。在他的手上，诞生了我国第一盏氢灯、高压汞灯、氪灯和长弧氙灯……”。
《新民晚报》有一篇署名“怡然”的题为“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的文章和许多资料都提到，蔡祖泉教授抗战时期仅仅是中法制药厂的玻璃工，负责吹玻璃瓶，大概也没有读过什么高中、初中之类的，16岁当学徒，吹了10年玻璃瓶，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周同庆教授、方俊鑫先生承担了国家研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
这句“工人科学家”很有嚼头，蔡祖泉这样一个工人，技术工人，是在“我们的学校”的里成长和被发掘出来的，“我们的学校”可以培养应届高中生，也可以让一个玻璃工变成货真价实的电光源专家，大学教授，知名大学副校长。有向上的心态，有远大的志向，有不懈的追求，有个人的才华，更进一步说，有社会的培养氛围，成就一个“工人科学家”不是不可以的。当然，这是“昨天的故事”，“今天的村庄”已经不再唱“过去的歌谣”了，改唱精英之歌了。
令人感慨的是“怡然”的这句话“我把这段文字…发给了周同庆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地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现在的尴尬是，工人群体大体上已经被称为“弱势群体”了，最近几年报道的几个工人技术能手，还都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比如青岛港务局的许振超。草民不知道，现在一个工人要成为“科学家”，路子有多宽呢？
对此，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有他的看法，邓教授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学家眼中的蔡祖泉教授”，提到一个时代的产物“工人专家”，邓教授写到“蔡祖泉这个专家不同于一般专家，他是工人，是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工人。…假如叫蔡祖泉下岗，蔡祖泉还能成专家吗?怕是不能的。…天底下只有一个蔡祖泉吗？当然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工人成为工程师、作家、理论家的很多。工人出身的李伦新是出版过十几本文艺作品的作家。工人出身的陶友之是上海响当当的经济学家。”，草民如果没有记错，上海还出过一位工人作家叫胡万春。
最有意思的是邓教授的一问“读者诸君也不妨想一想：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
草民以为，邓教授的这一问，恐怕部分地回答了钱老的“天问”。那么，能够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当下呢？当下是文凭满天飞的时代，玻璃工“蔡祖泉”们据社会学家分析，“向上”的路径已经被阻断了，玻璃工能不能干到退休还两说呢。
而且，“土鳖”（“我们的”）学校的文凭好像已经“贬值”不少，“杰出人士”要看海归的了，那么，海归们是个什么现状呢，10月份有两篇报道如下：
“39岁海归博士在河滩非正常死亡疑为自杀”（《扬子晚报》）、“浙大一名海归博士疑因评职称跳楼自杀”（《华商报》），如果往前翻，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标题“海归博士从11楼跃下自杀 7旬老母亲眼目睹惨剧”（2005年4月《京华时报》）。
湖南大学自杀的海归博士、浙江大学自杀的海归博士，就其学业来说，不可谓不优秀，“南方圆于1970年生，湖北浠水人，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学习工作，并在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涂序新…高中毕业保送进入清华大学水利系，‘9•11’之前顺利拿到签证，全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6年后拿到博士学位，留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
就算“我们的学校”目前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上述的这两位学有所成，且是海外一流或者比较一流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如果鼎力发挥，成为“杰出人才”当属必然吧？可惜年纪轻轻地就去了。
海归博士们轻生的原因众说纷纭，“好心”的一般归于“抑郁症”，但是，据说“抑郁”已经成为“时代病”，也许钱老的“天问”和安徽11位教授的呼吁能够反过来部分地说明问题。
当下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一个物欲沸腾到极致的社会和同样物欲沸腾到极致的校园，这样，把板子打到教育事业单个领域的身上，其实并不公允。全社会笼罩着对金钱财富、物质享受的讴歌和追逐，不能够把教育领域的从业者排除在外。
据说，在煤价高的时候，一个煤老板一天可以赚100万，从事科研、特别是基础科研的工，靠工资一年一般来说很难有一百万，煤老板有煤老板的路子，教授、专家、博士们有他们的路子，国家的科研项目经费就是唐僧肉之一，跑项目、弄虚作假、糊弄验收可以赚大钱，北大、清华、党校办老板班可以赚大钱…，在一个以找钱为中心的热潮中，哪里还摆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有人惊呼，中国的博士群体，一大半在官场，有的是学而优则仕当官了，有的是附庸风雅“在职读书”拿了博士，这样的代表学界最高学衔的群体，谁来做学问？谁在做学问？经济结构、社会氛围、知识群体的现状都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元素。
再重复一次上海大学邓教授的话“读者诸君也不妨想一想：过去能培养出那么多蔡祖泉式的人物，今天呢?”。
又及：晚上回来上楼的时候，遛狗的住户们开始带着撒欢乱跳的小狗大狗们出门了，草民有时候也遛遛狗，不过是在网上，一次遛了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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