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回忆1948年被海军部13战区西雅图情报司办公室召唤，要求为美军搜集情报，很乐意去做，并未考虑后果。其二战时在海军陆战队做过海军部情报署的日语翻译官。1950年九月听到消息说中国军队从华南开往东北边境准备参加朝鲜战争，把情报给了英国大使馆。
朝鲜战争以后，夫妇容易紧张，开始准备回国，向公安局申请出境，却一直没批准。二人焦躁，男甚至在与中国人交谈中，都没法掩饰自己对政府和中共的仇视。
回忆自己刚来中国，国民党政府败退，西方人纷纷准备离开，是最坏的时候。
注意到解放前清华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巨大的生活差别，因为前者有丰厚的洛克菲勒补助金，后者连煤都买不起。中国学生很激动解放，教授也期盼解放，战争、贪腐、特务都威胁着他们。
夫妇有国民党政府给予的富布莱特奖学金四千美元，两年合计每月150美元，而清华教授每月只有20美元。所以他们过着相当优越的生活。
解放后，感到的差别就是，美国人开始到处受到盘查，中国人则不需要，而解放前他们则高高在上，只是中国人受盘查。因为被提防而开始恼火，并公开与美国之音保持一个腔调。对庆祝解放的游行，开始从同情和热忱观看，转变为鲜明的敌意。
解放后清华大学实行教员自治，一切问题都是民主讨论解决，公开、公正，让教职员都很满意。
解放后，利用周末进城机会，把在清华跟那些政府有关系的高级重要民主人士接触到底饿情报给美国副领事罗杰，此人原是夫妇在海军部情报司的老朋友。美国领事馆撤出后，的情报关系转到英国谈判代表团那里。
朝鲜战争爆发，夫妇未回美国，因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后留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地位太重要，不到紧要关头不能放弃。50年7月和清华聘约期满后，清华没有续约，他们转而去注册做美国教会的燕京大学学生，同时与清华方面保持接触。
回国要求被拒绝后，想托关系找门路打听和帮忙，这种在旧中国会奏效的方式，在新中国却碰壁了。
一边抱怨中国政府不让他们回国，一边继续搜集情报并转送给英国人。
2、在继续做间谍工作
一开始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政权，在农村可以土改，在城市却只能采取美国式的民主革命，比如新民主主义。因此认为中共会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开始时是带着几分好感看中共。特别是第一次接触，在解放军围城时，他从清华进城送情报给美国领事馆，走在半路遇到交战，他跑到解放军阵地上，解放军战士很欢迎他，还跟他开玩笑，对他钱包里的钱也毫不动心，甚至还冒着炮火帮他弄回了他丢掉的自行车和罐头食品，并且拒绝他一切报酬。他们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加入我们接受任何东西，就会使革命受到损失。”说这话时他们的眼睛里闪出荣誉的光芒。几个星期后，他们想回清华被路上哨兵阻止，也碰到了丝毫不受贿赂的品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情让都感到敬佩。此时有感觉，但还看不出这种对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羡慕，和他企图在中国维持美国势力的情报人员身份之间的矛盾。
刚解放头几个月，很多迹象让相信中美邦交可能实现。艾奇逊态度模糊。在清华的接触，打听到许多基本亲美的著名自由主义者在新政府成立时担任高级职务，他们也说中国不仅需要美国承认，还经济恢复时期还需要美国物资援助。49年美国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七成，直到次年中国在朝鲜参战，美国禁运和冻结中国资金后才终止。美国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都被批准照常搬下去。
49年7月1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演说，一下子把的理论打的粉碎，发现中国朝苏联一边倒，中国再也不会跟着美国规定的路线走了。原来羡慕的许多成就，只能让中共成为更危险的敌人，从这以后，在眼中，中共就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确的事。如原来扫除文盲很值得钦佩，现在却认为是灌输反美亲苏的恶魔式诡计。中共不贪污不值得称颂，而是加强控制全国的阴险手段。政府提高生活水平，也成了骗取人民盲目听命于新统治者的策略。
在这种心情下，很容易的同意了美国北京领事馆人员的意见，后者说和共产党纠缠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的问题只是展开公开的政治战了。
随后几个月，卷入集中在倾向西方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的斗争。美国国务院希望让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共的矛盾，在中共实际掌握政权后尖锐化，于是在1949年夏掀起一次大规模运动，企图将这些自由主义者从共产党那里分裂出来，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所谓改革派联合形成第三势力。后者指的是由前上海市长吴国桢和美国留学的孙立人等领导，这些人后来被蒋介石排挤出去。
在争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运动同时，美国在华情报人员又花很大力量，企图在中共内部赵楚一切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第三势力的分裂分子，他们要求在阅读书刊和中国人谈话时特别注意是不是有任何关于王明这类人的事情。
49年7月北京美国新闻处负责人要求安排机会和清华一教授，也是民盟领导人秘密会晤。做了安排，教授同意，但后来后者只派了个代表去。
美国国务院还加强宣传，尤其是所谓苏联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活动问题大做文章。对清华几个教授提出，中国闹粮荒时，还要朝苏联出口粮食对中国不利，加以挑拨。但有个人回答，这是为了获得机器和铁路器材等以让其他方面的经济重新活动起来，美国又不愿意帮忙。
8月美国白皮书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自己站起来摆脱外国加上的枷锁，并表示美国政府决心扶助中国现在或将来倾向于这一目的的任何发展。如此美国就等于公开宣布了他们企图扶助推翻共产党与其同盟者所建立的任何政府的活动，以便继续干涉中国内政。
此时在北京的直接任务就是探听他们希求的同盟者的反应，他就在清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所以更加重要。开始访问各方面教授，请他们吃饭，并从外国朋友和中国学生中的情报眼线的口中问话。注意到白皮书是错误，让中国报纸可以拿来做根据，展开广泛的反击运动。原来许多教授还在骑墙，拒绝对新政权公开表示意见，而美国国务院却把他们送到非明确立场不可的地步。他们对自己被送到台面上来这一点表示极为愤慨。
此外美国人的“我们失去了中国”等说法，也引起责骂，一个在美国任教多年的清华历史老师，认为美国人没权利说中国是他们的，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而不是华盛顿或伦敦某些集团的财产。
很烦恼白皮书和“我们失去了中国”这种喊叫，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恰巧把要争取的人断送了。以后一年，美国政府对华各个重大步骤都把在这里留下的一点好感全部毁掉，美国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不能降低人民政府威信，反而只能让中国人民更团结，并使他们更怀疑美国动机。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宣布把三百多坦克装甲车送给台湾，之后发生的事，也罢改进中美关系的一点点希望全都窒息了。
1950年1月，北京市政府要求西方国家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驻屯军队和建筑兵营的财产交还中国。英法荷等都交还了，美国政府却要纠缠，在国内还故意造成虚假印象，使人认为中国要接收的不止是兵营，领事馆也在接收之列。美国国务院威胁要撤退所有驻华使节，企图以此对华施加压力。
中国人没被威胁吓到，不久美国使节全体人员奉命关闭办公室撤走。这对美国北京领事馆的外围人员糟透了，美国不仅没在华留下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它的立场即使在从来都抱友好态度的中国人眼中也完全说不过去了。辛丑条约一直被中国人看做历史奇耻大辱，美国居然采取撤退使节这种极端步骤来保持这一条约的条款。
4月，认识到希望中国经济全面崩溃，迫使中国向美国求援的想法落空，更加悲观。三四月物价稳定，经济开始全面恢复，落空情势更清楚。中国朋友在观点和思想水平上的差别越来越大。
邀请两对清华教授夫妇聚会，一个提出要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方法，并质疑美国的两党制民主，认为要建设独立的中国，决不能指望美国援助。美国政府如果不能在中国维持特权，就会破坏中国。又问了另外一个教授，他蔑视政治学习活动，但当说牛津过去两年一直请他去任教，他是否会接受邀请时，他说不接受，认为尽管不完全同意前一个教授的看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
送走两人后，非常不安，他们进步快慢虽然不同，但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而夫妇则在朝相反方向走。1950年6月和中国朋友终于开始分道扬镳。中美关系新的恶化也使夫妇在华处境更困难。反美宣传风起云涌，美国被嘲笑纸老虎。
3、朝鲜战争开始，危险了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在华英美人感觉很严重的打击了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威信，是个绝顶错误。到1950年下半年，中国人日益相信美国真实意图是利用新中国不稳定时南北夹击，打垮新中国，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但战争爆发时，人们又担心忧虑，认为一直被欺负的中国，没法打胜。有个地位很高的自由主义者还找来谈话，表达对美国的善意，为自己留后路。
随着中国战场上的胜利，人们越来越有信心。学生首先行动，但只有很少被批准入伍，他们开始动员农村。经过宣传后，群众都被发动起来，形成支援前线的爱国运动。对大批量的业余宣传队很推崇。还被动的买了筹钱捐赠前线的动员扇子和馅饼。
中国人后来真正同情朝鲜人起来，因为将心比心考虑当年受日本侵略的惨状。
学生为爱国而大加锻炼身体。
朝鲜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影响是，意味着他们和西方最后完全决裂。问一个知识分子为何中国如此基础薄弱却敢于打朝鲜战争时，对方回答“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不能坐视我们的国家再被人侵略。”这让哑口无言。
有回国的知识分子，尽管物质条件艰苦，却经过与过去对比后，认同人民政府及军队的廉洁和纪律，认为自己现在繁忙的有价值，并深信政府的战争宣传。
甚至一个曾经参加过美国军队的华裔美国人，也与在美国是否用原子弹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宣称如果用原子弹，就和美国政府吹了。他欣赏现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中国政府本来对敌人比较宽大，但到50年末，特务开始大肆暗杀和破坏，认识的两个人就被刺杀。新中国政府开始反击，不认同，但身边人都认为有必要镇反敌人。
1951年春，中国人对夫妇的警惕更加明显，租房遇到困难。
4.男间谍里克在顽抗
1951.7.25间谍夫妇被逮捕了。
暴露的很大原因，1950年夏，海军陆战队居然给他寄来体检表，并命令他向最近的海军医院或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报道进行体检，这等于无情撕下了他单纯学生的伪装。他还没来得及回信，海军陆战队的信件和通知雪花般向他飞去，所有信封上都写着“海军上尉W·A·里克启”等字样。
同屋犯人组长老任教育，“人民政府不像我过去想想的那样，他们耐心向我解释，根本不是非杀死我不可。我犯的罪恶太多，他们不能忽视，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人民政府绝不是为了报复。如果我愿意回头悔过，变成一个真正善良诚实的公民，我将来也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现在人民政府不但照顾我的老婆孩子，还给我一个新生命，让我能像清白人一样生活下去。于是我决心彻底交代全部罪行，把自己交给人民政府。你根本体会不到，在你把所有的罪恶从心里逃出来之后，会感到多么痛快。现在，要是我不设法帮助你来挽救你自己，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何况，这样既害了国家，害了你，同时也等于帮助了敌人。”
5、男间谍里克交代和3号监房之家
同屋犯人、前特务老郭，在开展对的教育会时，因恼怒胡说八道，打了他一拳，老任的处理是，道歉，老郭写检讨书。
同屋的知识分子犯人老朱，看到几天没怎么吃饭，监狱给了他一碗大米粥后，很不平衡，哭了起来，说“你看，我们就吃不到那种饭。我肚子也消化不了窝头。为什么他该享受这种特别待遇？要不是因为像他这一类臭帝国主义分子，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来。他们甚至连手铐脚镣也没有给他戴。”
明白老朱为什么这样恨他了。他把仇恨政府，仇恨那些他认为应对他被捕入狱负责的外国人的情绪全都发泄到身上来了。说在他待在监狱的全部时期中，最难应付的人，恰好正是那些认为本应该最友好的人，也就是那些过去拥护西方国家，与外国人有过关系的人。
被捕后第12天，决定老实交代问题。
写交代材料，老任和老朱在第一部分的历史和教育，就各有意见，老任要求写出爱读侦探小说的历史，老朱则要说明在学校受过轻视其他种族的教育，不同意，气死了。跟审讯员反应后，他被调整到9号牢房。但突然感觉自己对原来3号牢房的牢友产生一定程度的依恋，觉得他们是自己真正了解的第一批中国人，已经把3号监房当作安身的家。
6、女李又安的被禁足和审讯自述
被在家禁足的李又安发现里克要通过荷兰外交邮包寄走的情报报告拉在书桌上，被公安人员发现了。在第一个月里，女一直在顽抗，拒不承认，而公安对她的最大惩罚是让她戴上手铐。
有意思的是，女和男一样，都在写完坦白材料以后，就认为案子结束了，自己能出去回国了。笔记者好奇，他们为何有这样轻松的心理错觉？
7、男参加9号监房学习活动
里克开始面对9号监房的学习了，组长老廖带头由犯人自己组织学习，让开始实质性接触到了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
在监房学习中，里克接触到了狱中犯人讲述的中国苦难，牢友有杀人如麻的地主，有残酷的土匪，他们讲述了国民党时代苦难黑暗的一面。
这些原来坚决反共的犯人，为什么愿意参加学习。因为他们看到不老实交代和改造可能会被严惩。而且他们都相信共产党不折不扣的怎么说就怎么做。1951年春季镇反让他们看到共产党完全有力量枪决那些不肯低头的人。而如果愿意转变，就能获取自由，甚至能获取职位。所以多向政府靠拢寻找出路。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始伪装进步，积极参加学习，以此扮作模范犯人。但监狱管理员很不客气的指出他仍然在伪装，而未从内心深处结合他自己的情况进行反思和改造，并告诫说他是罪犯，不要想着轻松出去，这让依然以为能很快出狱的非常受打击，不得不调整策略。
8、女被禁足期间观察看守哨兵
女耍把戏，称没钱了，试图以此让政府释放她。但管理人员借给他钱，先后借给她500万旧人民币，合230美金。
女讲述了在房子里看守她的哨兵的故事。
第一件事是一位哨兵为她买牙膏，半路丢掉了，他坚决拒绝了给她钱，认为丢掉是他的责任，理应他来赔偿。对哨兵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怀敬意。
前后看守她的20多名年轻哨兵，都没为难过她，非常友好，从未逾越界限。他们对待任务很严肃，认为是爱国责任。
哨兵多来自农村，有个农村兵杨明花2万块买了个母鸡回来，并抵挡住战友的抱怨坚持要养，结果是病鸡，哨兵们想赶它走动，让它好起来，但没用，还是很快死掉了，杨明一直被战友用这件事进行无情打趣。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目睹新政府清洗旧时代贪腐行为的努力，每个人都要反思检讨。曾经用不正当手段弄到五万旧人民币的哨兵刘世龙，在重重思想压力下，做了坦白交代，目睹战友们宽慰刘世龙，帮他解脱思想压力。
1952年春，军队开始扫盲运动。原本不以为然的诧异的看到文盲战士们学习速度非常惊人。一位姓刘的干部向她做了解释，因为战士们有毅力和热诚，肯定能办到，战士们看到祖国在成长，发展为工业化国家，希望自己成为其中一员，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能读不能写，就会落在许多事物后面，因此他们很希望读书识字。另一方面，他们互相帮助，学习中没有人感到孤单，每个人的热情都在推动着别人，如果有人受挫，总会有人来帮助他，让他继续前进。
刘自己就是生动证明，他求知欲无止境，把房子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一夜接着一夜的读。
1952年9月20日夜，审讯员向她宣布正式逮捕她，因为认定她和里克一起犯了间谍罪。时候心倒踏实了，并不害怕，因为经过一年多以来对干部和哨兵的观察，并不担心受到虐待或刑讯。
9、男的思想变化和监狱生活变化
1951年秋冬，里克的9号监房成员变化，地主老王去劳改农场学技术，土匪得病调到病监，地主老宋离开，老廖猜是解回原籍受审，他犯罪太大，不会轻易放过，当地人民不会答应，他血债太多，必须偿命。这几个月里，终于认识到，犯人并不像美国之音宣传的那样，是被政府非法迫害的民主战士。在监狱待了四年多，认识了35-40个犯人，没有一个不该监禁。而且经过的几百个犯人，最后被枪决的只有少数一些人。认为中国人说消灭剥削阶级，指的是剥夺那个阶级剥削别人的能力，并不说杀死地主，被杀死的地主百分比非常小。
监狱过年，非常开心，吃饭吃得好，还参加了犯人的晚会，做了表演，也看的津津有味。情绪很高，他感受到和同组人之间的友情，也认为让他参加晚会，意味着他有可能早日被释放。
这时候“伟大的三反运动”开始，监狱要求公开检查组长制度中的新罪行。一开始注意力是组长，后来要求全体犯人都要做自我检查。运动后，骂人都绝对停止了，打人更会收到严重的加刑处分。
和同屋犯人都有些敷衍自我检查的要求。他们被调整到甲监，开始面对一个新组长，曾经向美国间谍透露政府要逮捕他消息的受贿前警察。还发现了过去认识的一个大投机商老金，丫经历很人渣，曾经在日本人、国民党下面都做过事，还给美国送过情报，解放后又混入政府贸易部，后来盗窃情报逃到香港，但后来被美国人抛弃后没钱，他又回国，重新混入政府，想再次到香港时被捕了。
做的肤浅检查，被组长老鲍指出虚伪了，逼问之下，也暴露内心的不满，反责为何不能请律师。老廖说：“你要请律师的唯一理由就是，好让你逃避你罪有应得的徒刑。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人只要有钱请律师，几乎可以把任何罪行都推脱干净；只有穷人才进监狱。更厉害的是，要是在旧中国，你甚至连律师都不要请。你只要向领事馆打个招呼，他们立刻就会把你要出去。”
意识到，作交代本身，与其说偏重证实罪行，不如说偏重给犯人一个机会向改造道路迈步。只有犯人做了符合事实的交代后，才会正视交代。认为中国政府真正想做到公正。
被老鲍逼问“你对你的罪恶怎样想呢？是罪恶呢，或者不是罪恶呢？如果你真正认为那是罪恶，你为什么又不愿服刑呢？”也一直为这个伤脑筋。他知道共产党认为这并不单纯是犯法服刑问题。一个人犯了错误，他必须痛恨这个错误，因为这是惟一保证不再犯的办法。但那时候没有认识到他干的不对，这是监狱里最难与解决而又必须斗争的问题。坚决相信他所干的是为了美国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不承认他曾存心伤害过任何人。过去老是设法逃避，老鲍却直接把他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在老鲍用公安人员的顽强逻辑挖他的思想根后，他不得不谈出了真正想法，而他为自己开后门和自我辩护说法，把其他犯人都惹火了。尽管他们本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特务，但是一个外国人企图把自己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说成是合理的，却不是他们所能容忍的。老马控诉他利用学习继续搜集情报，这个一语道破真相的控诉几乎把吓晕了。但其他人并没有追问，因为发生了另外一件更惹他们注意的事。
1952年2月22日，周恩来指控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认为是可能的，知道美国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细菌武器，离开美国前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如果二战不是于1945年8月结束，就会用细菌武器对付日本人。此外受过教导，战争中可以用所有的任何武器，也看不出凝固汽油弹、原子弹和细菌武器的区别。问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嚷这件事，认为这只是因为美国人有细菌武器，而中国人没有。的说法导致了愤怒的指责，老鲍威胁要揍他，房间吵成一片，以致管理员冲进来让犯人安静。管理员告诉其他犯人，来自习惯发动战争草菅人命的美国，能随便扔原子弹，要给他时间，问问是否愿意自己亲人头上被扔下这种炸弹。
被这种挖思想抛进绝望深渊，过去自命不凡作风现在狼狈不堪，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怎样来应付形势，甚至在灰暗的审讯期间，也没感受到现在这样四顾茫茫，毫无保障。另外甲监环境也不好，有人告诉现任北京共产党市长就在这个监狱待过8年，常常想他怎样活过这八年的。
组长老鲍对很粗暴，同组犯人批评了老鲍对的粗暴态度，以及对国籍和外国作风的嘲弄。他们认为，的帝国主义思想方法以及不考虑别人的自私行动应该受到批评，但在新社会里，各种人种都平等，他们的习惯应受尊重。之后受人排斥的感觉减轻了，过去几周痛苦的恐惧和混乱也消除了。
监狱冬天一二月只升了6个星期的火，不过没法抱怨，因为监狱干部也没有生火。监狱条件尽管不好，但比大多数农民都好。
监狱卫生大扫除，拆除甲监重盖，配合1952年全国展开的卫生运动。细菌战的恐惧激起了全国性卫生运动，教育下大家认识到讲究卫生的重要性。干活时高大身材大有用处，感到低落的情绪进一步消失。打死的苍蝇蚊子数量要和其他监房计算数目。犯人们也被注射各种防疫针。1952年春季后，伙食大大改进，开始定期洗澡，又实行正规的体操制度。
————笔记者注：抗美援朝时志愿军部队也有几乎同样的描写，小说《伏虎记》讲述了郭根全带领的一支志愿军部队战斗经过，也是在细菌战后，在坑道里部队开始高度重视洗澡卫生等卫生问题。
10、女正式进入监狱，面对集体学习的思想改造考验
女入狱了，先住了几个月的单人间。之后进入集体牢房，组长牧本是个日本女人，同牢房的还有个曾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当过少校并和美国人有过联系的白俄女人索尼娅。牧本在集体学习上告诉女如何进行自我检查：“第一步是反省过去的思想方法，公开暴露某些最隐蔽思想不让人高兴，因为这些很少值得我们骄傲，但说出来后，过去觉得很严重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可笑了。在暴露所有东西后，下一步就是分析思想，这些思想打哪儿来，你为什么这样想，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可能没发觉你历史背景中的一些客观力量，我们会帮助你；第三步就是批判，用共同利益来衡量这些思想正确与否，通过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批判最困难，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一生除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外，根本没想过别的事，要我们从什么对全体人民最有利的立场出发，来批判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几乎不可能，这就是自我批判的实质；最后，就是把新建立的思想积极贯彻到行动中去，也就是去体现人民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我们的改造。”
在混合监，从别人谈论那些少数戴铐子的人的态度语气中，看到，如果她戴铐子，她不可能得到同情，只有最顽固、最落后、最无耻的坏家伙才戴铐子呢。在这儿，没有人愿意被看做那种人。
目睹了索尼娅消极对抗集体学习和自我批判，随后遭遇小组和管理员批评，之后索尼娅坦白她仍想尽快混出狱到西方，而不想留在中国或苏联。
不积极发言，提出的理由是中国话不流利。室友王小云和安美玲因自我检查彻底得到表扬，为了表现进步，两人竞争很厉害，王小云出身富有家庭，进过大学，由于隐藏国民党特务丈夫入狱。王小云揭发两人聊外国电影时，说话很顺畅。室友反复批评没认识到罪恶的严重性，心里也同意这种说法。但一心想让人对她有好印象，因此不能深入检查过去的是非。只是学习了暴露思想和进行分析的技术，但一直没有联系自己。
11、激烈的小组学习和艰难的行动改造
里克组内学习来了个姓江的新犯人，他曾在北京公安部门担任很高职位，但犯了错误，年近四十，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让小组谈话主题改变，花了很多天辩论。小组其他人用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与激辩，认为美国迟早也要有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对不认为美国也要进行暴力革命的观点，老廖说“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解决革命理论的抽象问题，而是要改造我们的人生观，政府没有意思把立刻变成共产主义者，他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这一点就首先式这件事不可能办到。不过政府坚持他应该认识到他在我国的所作所为错误。”
之前陷入顾虑，中共监狱在释放他之前，究竟要他做些什么呢？难道希望他变成共产主义者，为中苏服务来反对美国吗？为此好几次从噩梦中惊醒。老廖的发言让的顾虑变得毫无根据。
1952年冬，对战争的一般看法开始有了转变。在听报纸新闻时突然意识到，过去和室友之所以对朝鲜战争观点根本不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美国人是没有脸、反复无常的敌人，只是些必须加以消灭的东西，而则认为他们是人，是死得太早的年轻人，可能来自纽约或芝加哥，甚至来自故乡西雅图。反过来说，美国人亦然。曾经鼓吹用原子弹，反思到，犹豫自己的仇恨，他竟然忘记了那些因此会死去的人，过去认为他们只是没有脸的畜生，但现在认识到这些死去的都是有脸的人啊。脱口而出：“我痛恨战争。”思想上认识了一个问题：朝鲜战争必须停止，决不能再让另一次战争爆发。
监狱长建议根据思想改造讨论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把过去所唱的高调变成事实。牢房集体决定写决心书表达行动改造决心。但并不顺利，一开始未被认可，老江说：“你以为清除一生的自私自利的意识，就那么简单吗？”对此深以为然。
老廖一件事体现了行动改造自己的艰难。借着老廖老婆要求离婚的事情，介绍了老廖蛮复杂的一生，老廖原在沈阳日本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银行当出纳，37年日军侵华，老廖抛下妻子和职业跑到南京参加游击支队，但他很快承受不住压力，以一个新编队伍的副指挥职位为条件投敌，抛弃了昙花一现的报国使命。之后他到北京做了县长的日语翻译，战后曾在蒋介石刑警队工作，解放后失业，继续因赌博、酗酒挥霍精光。新政府给他工作，去北海挖淤泥，他拒绝了。后来他借钱开了煤厂，还经常往煤里掺势头，搞得不错，但很难满足有奢望的他。因此仁川登陆消息传来后，他期待美国支持国民党重回大陆，获得高官厚禄。他和几个国民党刑警队的老队员重新建立了关系，成立小组织，计划在美国和国民党军队到达时，进行破坏并接收北京城。老廖是组织者，成了总司令，还给每个人都封了官。他们搞到了几支枪，还派人去台湾活动经费，建立正式关系。一开始事情顺利，除其他活动外，他们还设法防火烧了一家小旅馆，证明他们的决心。但后来传来美国在朝鲜吃败仗的消息，廖沮丧，特别是他们派去台湾的人始终没有音讯，他们决定停止活动一个时期。他回到煤厂几天，就被逮捕了。在廖人生起伏无常的经历中，始终狂妄自大，甚至被捕入狱也没动摇他。但他妻子要求离婚（廖曾与妻妹发生关系，还因为懒惰、好赌而耽误了小女儿的病情致其死亡，妻子指责他时，他还打了她），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他过去始终认为她是自己的当然财产，接受不了被抛弃的事实。几天后他才想通：“你们看，多可笑。我不知多少次想到遗弃她妻子，重新娶个小老婆，但在她要离开我时……而且有很正当的理由……我却感到受不了。我想里克说得对。我对锦安（妻子）决定的反应简直和我的决心书不相符。”
提到，狱中生活能以戏剧方式暴露一个人的本质。大伙关在一起，又没有释放可能，气氛会高度紧张。为了些可笑的鸡皮蒜毛的事可能失去理智控制，发展为严重的个人成见，此时文明假面具被撕破，个人肮脏丑恶面便暴露出来。和老金的冲突就体现了这一点。和老金关系一直很紧张，互相讨厌，老江建议改善下和老金的关系。天冷时，就把自己的棉背心给老金穿，老金愉快的接受，但等他接受后，就立刻装出非常疲倦的样子，在学习中一个劲儿向刷了白粉的墙上靠，使的背心很快黏上了一层石灰，让心中冒火，却又无计可施。1952年12月，和老金严重冲突，组里只有和老金有肥皂，过去是两个人为了表现进步争先给室友用，但当只有最后一块时，开始计较，发现老金在试图把自己的肥皂藏起来，让大家用的肥皂，眼瞧着他那块宝贵的肥皂在同组的同学受众越来越小，非常恼火。咬着牙，暗自骂道：“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妈的，他还需要帮助帮助！”终于在小组学习上，冲口而出：“老金那家伙，真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态度。他竟耍了个卑鄙花招，把自己的肥皂藏起来，让大家都用我的。”老金受到批评，但也受到批评，被迫检查了他对老金抱成见的整个发展过程，到这时才承认了事实，在伪装帮助老金的全部过程中，始终没跳出自私自利的圈子。
最后老江发言：“政府一再说过，只要咱们的目的是自私自利的，咱们就绝不可能做出正确事情来。也许有一天你会相信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需要你那套帮助。”
12、男剖析中国监狱改造模式
和老金冲突一个月后，老金被调走，老江也被调走，只剩下和廖、马、韩，当热气没有时，又怀念老金肥胖身躯发出的热量。
组里来了新犯人黎成明，他是个从小受到训练的扒手，他有根深蒂固的偷窃习惯，包括偷牌，管理员要求室友帮助他认识改正。老廖指出严厉批评没有用处，必须挖出黎做这种事的根源。但始终没有找到根源。后来黎转走，再次盗窃，比较深入了解他的室友强迫他坐了次彻底的自我检查，检查到底为什么要偷，分析了因果关系。黎从小被父母抛弃，一帮盗贼收养了他，他只熟悉偷窃，过去从没把偷窃当不正当的事，而认为只是谋生方式。他认为自己从来没真正伤害过任何人，而所有人都比他富有，要是能偷到东西又不致被捕，为什么不可以干呢。扒手这一行就像骗子、变戏法的，或说书的，是一门艺术。他同组的同学对他说，所有东西都是通过劳动得来的，盗窃他人劳动果实就是犯罪。他们设法消除了黎的一些疑虑，帮助他了解个人和社会关系，以及他过去所作所为的错误。别人能老实生活，没有恐惧，不受侮辱，为什么他就不能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想不劳而获，而大部分应归罪于旧社会。黎由此深刻仇视旧社会，他开始憧憬没有恐惧和贫穷的世界，坚信会变成事实。接着监狱当局做了件很奇怪的事，让黎做了组长，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负责任和受尊敬的位置。他发觉自己能能帮助别人，同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于是他的恐惧差不多完全消失了。两年后，再次看到黎，几乎不认识他。黎长高了好几寸，而且看人时昂首直视，不再畏畏缩缩，而且参加了犯人文化学习班，成绩很好，能读能写，他还在改造犯人袜厂时提出合理化建议提高生产率而得到奖励，深信黎已经走上了建立新生活的道路，很快就被释放。
发觉黎的改造过程正是监狱里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典型过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帮助人改造的办法，和美国所应用的集体治疗法很相似。而中国人并没有经过心理学训练，也从未按书本科学搞出一套思想改造方法来，整个思想改造方法是凭经验摸索方式发展起来，方法基础是：洞察人类特性的常识——这是中国人一向著称的特点，从马克思理论一般实践中引来的自我批评的概念，以及在早期革命中，由于改造军队和知识分子的需要而逐渐成熟的方法。
在改造中，第一步就是打垮为自己做辩护的理由和编造出来的道理，正视自己。但仅仅掌握批评并不意味着得到改造，思想习性改造并不容易，需要长期斗争，每个人还要有诚意。监狱里许多人在克服了不愿在别人面前主动暴露缺点的错误后，变成了所谓的大胆暴露、坚决不改的人，他们会滔滔不绝检查自己，但始终没有转变。很像酒鬼，也许真正为自己担心，斩钉截铁发誓不再喝酒，但由于没有真正了解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又始终戒不了酒。一个人只有在停止为检讨而检讨，或不再拉客观理由，并开始认识自己的真面目以及自行为对他人的危害时，才会产生改造自己的真正要求。这是才能和过去的自己作斗争，建立起新的社会责任感。
和反革命混子不同还有少数在原则上反对共产党的犯人。对他们的改造显然不同，他们的思想改造往往很突然。53年春，监房来了个新犯人，是个破坏土改、给敌人提供情报的天主教教徒。看守所所长对他的批评打动了他。
53年初，多数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的犯人都开始有些进步表现。讨论中很少再有留恋过去和幻想国民党重来的痕迹。这种转变一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理论的胜利，但主要的还是历史本身促成，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美蒋登陆就可以出狱的美梦。预料中的国内叛乱和经济崩溃也都没出现，相反，全国空前紧密团结在一起，52年总产值比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还高出9%。
53年1月的一天，监狱扩音器传来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美国人愿意谈判，我们就谈判，如果他们要打，我们就打，但是，我们要同时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这时整个监狱想起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和掌声。这很难让人相信，这批人几乎不是国民党就是美国特务，在共产党下面都会判很长的刑期，不久前还把毛泽东看做最厉害的敌人，现在竟这样热烈的向他欢呼。不过老廖的两句话基本可以说明这种状态。他向转过脸来，眼睛闪烁着光芒，兴高采烈的说：“今天才知道做中国人的光荣。正像毛主席说的，我们中国人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革命不但发展对犯人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53年后，新中国建设差不多吸引了所有犯人的注意力。很少人能不受生产竞赛精神的鼓舞。在中国，兴趣完全集中到生产完成情况上，我们在监房的人也不例外。新发明的公布，新厂房的建设，或生产指标的突破都会博得热烈喝彩，而旱灾或水灾又会使监房陷入忧郁。劳动模范的活动和成就，例如货车司机岳成武和纺织女工郝建秀都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
争取做个新中国公民的愿望鼓舞着的同组同学；但他们也沉重感到自己是个罪犯，新中国没有自己的份儿。于是从这里便产生了刺激改造的新力量。改造思想已不再是为了避免惩罚的问题。这时大家都对生趣盎然、成果丰硕的未来满怀希望，渴望有一天能去帮助建设自己的祖国。
当局对犯人的态度大大促进了这种改变，他们对反革命分子和间谍轻蔑而无情，但他们很慎重，从不让犯人感到这种轻视是因为他个人而加在他身上的。当局反复告诉他们：“并不是你这个人坏，而是你的思想坏。”监规虽然很严，但在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上到所长下到出访杂务人员——的关系上，却始终鼓励他们做到老实坦率。任何谄媚奉承的表现，不是被看做心怀敌意，就是被当做封建作风参与，而且必然受到申斥：“有话就老老实实说！”
监狱干部对自己也提出改造要求，迫切程度和要求和犯人不相上下，这个事实深深感动了犯人。王管理员性子暴躁，51年年初他发火打了一个犯人，结果当局把他关在一个监房和其他犯人待在一起反省了一年，他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又恢复了管理员的工作。到了53年就可以看出他转变的迥然不同了。监狱干部为他们自己规定的高尚行为标准给的影响特别大。
敬仰管理员的政治和诚实，但中国汹涌澎湃的革命精神以及国家经济社会的伟大转变，都大大激励中国犯人的同时，跟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小组同学日益觉得有保障有前途，很羡慕，看不到这种彻底转变对自己的用处。惟一愿望是，想办法获得释放，然后回国。但即使回国，前途也不光明。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能像一年前狂妄打算的那样，一口推翻他坦白的事实，要不然会心中有愧。但要是认真说实话，拒绝和海军情报署合作，在麦卡锡主义猖獗的美国，必然会被扣上反复分子的帽子，这样回国教书的奢望就要破灭，甚至连挣碗饭吃都困难。一方面渴望回国，一面又怕回到自己不能立足的环境中去，这种矛盾完全控制了他的思想，排斥了任何踏实改造的想法。同时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足，也阻碍了向改造方向前进，认为过去所作所为是个错误，但不认为自己已经伤害别人，也不意味着自己的本质值得怀疑。
老廖在为帮助的小组会上说，如果离开监狱是希望改造的唯一原因，就不可能改造好，因为还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事情，永远不会理解任何事情，要求停几分钟，不去想离开这里，比较客观的看一下自己。
但注意到，自己目的仍是为了迎合别人，不能规规矩矩面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老实的本质，拒绝承认自己有改造必要，这让他犯了进监狱以来最严重的错误，也正是这件错误使他认清了事实。
13、女换到新监房，思想也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女已经习惯并喜欢老监房，但又例行调换到新监房，和两个女刑事犯关在一起待了8个月。
在学习中女承认，她想要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使她和里克团聚，她才不管打起来会怎么样呢。面对管理员的自私指控，意识到这种思想有错误，暴露了自己以自我为中心，根本没考虑别人的死活。这迫使第一次去考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以后几星期的学习会，暴露了更多观点，她过去的敌对态度不知不觉消失，把一向放在心里没想过对不对的思想都谈了出来，由监房三人批判。讨论启发重新检查过去的看法，当她从另一个观点考虑问题是，就看出了自己的错误。
暴露许多内心思想后，在前一个小组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好印象幻灭了，感到有必要公开自己的思想，让两位同学帮助批判。而在逐步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发现所读书本也有了新意义，现在能把书中许多部分和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
经常碰到基本问题是：这种改造对她回到美国以后究竟有什么用处呢？中间发生了一件帮她进一步了解改造意义的事情。同屋犯人指责管理员随便骂人，并向上做了举报，却没有受到报复，管理员行为后来也有了改正，让意识到改造是人人都要经历的学习过程。
询问室友“明哲保身”的意思，任爱琳说：“指的是一个从来不肯出头露面的人，在旧社会，这被看成是智者的特征。他为了避免自己受累，从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在新社会，这是一种叫人瞧不起的态度。要是人人都缩头缩脑，怕受伤害，那事情怎么能办成功呢？”
很高兴又发现了自己性格的另一面，于是便大声说道：“这正是我呀。我老是怕挨说，躲避责任。现在看来，我害怕受批评，事实上正是我胆小的根源，甚至依赖里克也是这个原因。你知道，我从来就不说‘我要怎样怎样’，而总是说：‘我们认为这样或那样’。这样说，责任就卸在他身上，我也就可以不致受埋怨。”
和任花一些时间讨论这个特性，又用同样的方式发现了许多其他问题。在认识到自己自私、狂妄、顽固和狡猾以后，使沉思起来。想到她的宗教和她作基督教徒的历史背景。
过去自认为是—个基督教徒。“可是现在我怀疑起来了。我过击是个真正的教徒吗?基督不是劝告人类，首先要为他们的兄弟着想，要为人类的福利忘我地工作吗?新中国就鼓励人民把公共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这是我们在监狱改造的全部内容。在这儿，一种基督教的观念正在实践中，而这正是我在国内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不正是因为有那些总是自称是基督教徒，而又对别人的疾苦熟视无睹的人吗？多少次回想起闵管理员的批评“你怎么能这样自私昵?”我总是要面红耳赤，感到可耻。
但是，平时，我总是为我日益成长起来的新人生观感到不安。它对一个人的要求这样严格。
“对你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有一天我对我的两个同学说，“你们一出去就进入一个人人抱有为共同福利服务这个理想的社会。可是，我怎么样呢?我要去的却是一个把“人人为自己”当成一条确定原则的社会，你不这样办就得挨饿。要是我为我的同胞的利益工作的话，那我就得放弃一向过惯了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不能躲在象牙塔里，逃避观实，不管他人疾苦。我看人民政府让我认识这些观念，并在我的思想上下工夫，一直到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为止，可不怎么公平昵。”
1953年夏季以来，折磨我的另一个可题是栽回国后的遭遇。在那以前，我总是认为自己会作为一个熬满徒刑、长期受苦的英雄回到国内。从我路过香港一直到抵达家里，甚至在到家后的一段时期内，我会是各种集会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我愈来愈觉察到国与国之间有相互了解和建立诚意的必要时，我也认识到，推翻我所坦白的材料，在我罪有应得的事件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对美国和中国人民都有损害，会使得他们之间的误解和敌意进一步加深。为了对自己老老实实，对别人公正不倚，我一定要说老实话。
但是，我将会怎么样昵?我曾读到一些滑息，那些所谓在北朝鲜战俘营里“洗过脑筋”的美国士兵回国后受到了威胁和压力。如果我受到同样的压力，我能抵抗得住吗?我把我的恐惧告诉了我的同学。“我可不大坚强呢，”我说，“坐在这儿，说我永远不会否认我的坦白材料是很容易的，可是，一旦真正面临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危险的时候，我能不能坚强不屈呢？”
我自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她们也不能，1954年有好几次，我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噩梦中惊醒过来。
任爱琳坚强的性格大大加强了我在任何环境下坚持真理的决心。
虽然，我多次动摇不定，不断受挫折，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自己有了一些进步，至少现在我真正的要求做一个好人了。
14、男思想的根本性改变
里克以为会被释放，但实际上没有，看到消息，那些所谓在北朝鲜战俘营受过洗脑的美国士兵都被送到熔炉谷精神病院去了，开始后悔过去的坦白交代，试图改口供，不承认自己有意的间谍行为。结果在管理员一句充满厌恶、憎恨的“回监房去”吓坏了，感到自己做错了事，一方面他真的害怕做假交代，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老实，无情的打击了自己。过去总是从虚伪的学理方面去认识自己的品质，现在这种认识破灭了。肮脏透顶的品质在思想激变和恐惧中突然暴露了出来。
有好一会儿，我盖愧得整个身子发烧，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原则。我预料小组的同学会痛骂我一顿，但是这一次他们却温和得令我惊讶。
“这一次你总该得到教圳了吧。”老廖说道，“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会千方百计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现在你也许能看到，做一个美国人也照样需要改进啊。你在这儿暴露出来的那种役有原则的想法，不管在哪儿都会使你犯错误。”
这一次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第一次挖掘我的品质根源，这并不是因为别人要我这样做才走走形式，而是因为我痛切感到，我要不能弄清楚我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将永远不会再有信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毫无顾忌地谈出始终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的历史事实。不管是童年的幻梦，和家人、朋女、同学的关系，对妇女、性生活的态度，以及我对生活的要求，全都详详细细的讨论到。
开始回忆年少时家庭的贫穷和虚荣，童年经历让他最大顾虑就是怕像父母一样长期失业受罪。他父亲经常说：“一个靠双手劳动的人不过是个奴隶而已。”这句话深深印在心里，决心逃避这个命运。决心做教授，在其它领域似乎都做不到兼有安全和声望。来到中国后，眼看中美关系恶化，感到自己成为有作为的教授的机会日益消失，这正是他后来痛恨共产党的部分原因。如此，认为和美国领事馆的联系更加重要了，因为即使教授的职位不可得到，能保持住和国务院的“内线”关系，我还是不必担心失业。
分析道自己的利己主义已经慢慢发展到只见个人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记得1948年11月清晨走出朋友家大门，就看到台阶上挺着一具显然是饿死的尸体。当时认为是打击，玷污了明朗的早晨。回想那天的态度，认识到如何因为那一天被搅得不顺当而满心不快，把对死人仅有的一点同情也驱散的干干净净。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更加说明他千万人的死活，也照样残忍的不管不顾。
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过去对待自己罪行的态度。过去认为自己违犯了中国法律，但并不感到干了任何犯罪行为。认为自己被惩罚过重，一心只想释放，所以才借口说只是想为祖国服务，并没有存心伤害任何人。现在看清这是狡辩的不老实态度，不想伤害别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一个人既然完全被个人利益所蒙蔽，就绝不会为别人着想，如果我不是这样利欲熏心，早就能看出我所说的“我的间谍活动是为我的祖国服务”的荒谬了。实际上，我加深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损害了美国。我认识到，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像我们在1949-1950年间所干的那样，去强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加在另一民族头上。这种做法不道德，只能引起愤怒、仇恨和战争的危机。
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掏出来，在自我批评的光辉下做认真的批判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结果却使我认清了自己，从而能够下定决心去克服品赁上那些支配我过去犯错误的缺点。我的自我斗争，就是这样开始的，这种斗争在我留在监狱里的其余时间中始终在进行着，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也还在进行。
15、女爱上了集体活动和生活
李又安被换到了更自由的教育队。看守所所长和管理员经常也参加教育队的娱乐，兵乓、排球、象棋、桥牌以及克郎球最流行。
这里学习水平很高，大家讨论粮食统销如何让粮食分配更平等。
认为改造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为了有利于社会而进行的真正改造，和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伪装的改造区别开来。不断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碰到这种矛盾。
1954年5月参加了集体劳动，拆洗棉衣棉被，很多人想借此表现自己积极性，中间出现了许多勾心斗角，互相掣肘，卖弄自己。没能正常完成任务后，大家开两天检讨会，轮流检查自己的态度，如嫉妒、不愿合作、搞小圈子、背后嘀嘀咕咕，全都公开并批评。
最后组长孟小梅总结道：“归根结底，我认为咱们忘记了顶顶重要的一点，忘了这次工作的目的。人民政府为什么把这批活交给咱们来做呢?他们可以把整批东西送到洗衣坊去，花不了多少钱，很快就可以拿回来。但是政府想给咱们一个机会，学习怎样集体劳动，怎样又和好又快地合作。在我们过去的生活里羞不多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合作——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各人都在自己家里。可是，在新社会呢，我们可能要到工厂、农场、学校、托儿所、医院等等地方去工作，一句话，谁也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所有这些地方，入们都是一块儿工作的，而且学习合作。如果咱们在这儿还不学，回到社会以后就会落后得没有人要咱们了． ．
“政府给了咱们这个机会，可是咱们怎么做的呢?我们不愿教别人怎样干活，怕别人学会了干得此自己好。瞧瞧小尤吧。她也许是咱们这一伙儿里干得最好最快的一个，可是在李又安问她怎样絮棉花的时候，她就不耐烦，不答理她。要是全中国有技术的人全都采取这个态度，那么新技术人员怎么能训练出来呢，我们的国家又怎么能进步呢?
“在旧社会，有手艺的老师傅就是这个态度，因为他们怕会手艺的人太多，他们的职业就会保不住。他们只教人家这么一点儿，把最最要紧的几手暗自留下，使自己成为少不了的人。小尤的态度并不是由于这种忧虑而造成的，可是她怕失去自以为胜过别人的优点，她认为这样能给政府一个好印象。可是，我得问问大伙儿，政府是希望看到一个絮棉花的能手呢，还是希望能看到一个耐着性子诚意教别人，能和大伙儿合作的人呢?”
这个工作做了一夏天，每次检讨会后几天，工作会顺当。但新培养的合作精神不久就因固有成见而减退，过几星期又要停工开检讨会，我们每个人又都检查了对工作的一般态度，争执又消失了。
认为这段夏季经历，是她人生中最有益处的一段经历，过去从没在这样大的工作上和别人一块做过。过去单独工作的历史背景，让她适应团体活动，开始时很困难。但和他人一块工作却使她感到满足的友爱感情，这让她真正体会到过去那种生活方式的枯燥无味。
1954年10月1日，和室友们在监房跳舞，西部民间舞、新疆舞、弗吉尼亚土风舞、波尔卡舞。
和室友们来自不同地方，她们对的人生观不止一次表示厌恶，但却感到从她倒中国来，她们是和自己最亲近的中国人。过去在燕京大学看到学生跳舞，感到和他们相距很远。只有到监狱以后，才能对自己有些人是，才能和一块儿生活的中国人亲近起来。
室友的思想也有了很大进步。不过是一年以前，除了少数象任爱琳这样的人以外，大多数女犯人都认为听人谈论任何有关美国的事情都会被人看成“落后”的，除非听的是大骂美国的外交政策或美国生活的堕落。而现在，由于对新旧社会有了明确的认识，她们已能既有批判而同时又能给以评价地来听像我和她们谈的这一类事情了。
1954年10月13日下午，被要求回监房收拾东西。
16、里克和老韩的碰撞和自我改造
里克的室友除了老韩都释放或调走了，里克讲述他和前谍报员老韩的故事。
老韩过去一直畏畏缩缩，他终于决定写批判材料，把自己过去对人生的看法全都抖落出来。他认识到他最凶恶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他自己的敌对态度正是恐惧思想的根源，在他和新社会之间造成障碍。
老韩和性格不同，老韩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对笨手笨脚、事事无秩序的性格感到厌恶，因此争吵不可避免，管老韩叫老太婆。争吵另一个原因是拒绝和老韩谈自己显然存在的思想包袱。1954年一年，抑郁症常折腾，担心回国后的可能遭遇，老韩想让讲给他听，却很不耐烦。54年秋，两人感到对方态度讨厌，于是开了个讨论会。他们发现问题发生，几乎都是因为他们凡事都加以否定，而且总放在心里琢磨，而不谈出来，从肯定方面去考虑。也发现有意识努力去公开而正面思考问题，已经能完全摆脱抑郁症了。
以后老韩进步突出，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完全抛开自己，把精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他全部态度说明他想说服而不是想打垮。并对再无礼的也不发火，诚恳帮助，坚决的就像小斗犬，他只想一件事，那就是帮助找到烦恼根源。
佩服老韩诚心诚意要求改造的态度，同时他也有了帮助他的愿望，教他学习数学、风车。
和老韩详细谈了他们未来的美景。老韩说如果政府不给他在工厂找工作，他很愿意回到自己的农村去。那儿的人民也准会让他参加他们的的新农业合作社的。
他一面微笑，一面说道，“看来我这一生似乎一直都在设法逃避种地，想搞一辆汽车，娶一个小老婆。但是现在我却感到最好还是回到农村和自己的家人和邻居在一块儿种地。如果有那么一天能有一辆自行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现在就能看到，我和我的朋友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飞驰……”
在他说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着光。
最后，他显出欢悦的神色说：“我回家之后要弥补的事情可太多啦。”
17、李又安被释放和处境后遭遇的刁难
被重新调回单人间。
女问当初向政府借的钱应该如何处理，政府的回答很简单：“别再提那件事啦。”
10-12月。我逐渐对我的前途问题斗争起来。我和立刻在各大学里所搜集的情报，从学生伙食的恶化到中国军队的调动等等，都被美国国务院用在进一步达到敢涉中国内政的日的上了。想到这些活动就是促成两国的敌对甚至是挑起战争的一个主要因素时，就不能不令人害怕，我下定决心今后决不犯罪，再也不供给作为这种目的用的情报了。但我怎样才能不犯这种罪呢?在这段时期里，我的思想走上了极端，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和家人、朋友、以及一切有交往的人绝口不提有关中国的问题。可是平时我总认为这种态度幼稚，因而决心尽量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告拆美国人民，努力在两国之间培养真正的谅解。
这些思想又使我考虑到我回国后会受到的待遇。如果我坚持事实，我会不会成为麦卡锡式迫害的对象呢?记得我曾向任爱琳夸口说当个图书管理员决没问题，但是事实上我能不能找到职业呢？为了避免发生这类事情，也许最好还是请求中国收留我吧。我胆怯到竟有这样想法，使我感到可耻。在那几个月里，我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肯定的结论：虽然我不能决定我应不应孩矢口不谈中国，但是不管有什么困难在等着我，我也必须回到美国去。因为那儿是我的家，而我是属于那儿的。
1952年2月22日，李又安被军事法庭宣布判刑三年半并在刑满后立即驱逐出境。
渴望回国曾经那么迫切，现在被在过去三年半内感到非常亲切的人民“踢了出去”，却又觉得同样难堪。
管理员让她动身时：
我最后看了一眼小狱室，我要到哪儿还不知道，所以当我听到甬道里吹起的哨声时，一瞬间，我简直希望我也准备睡觉。但是我不能再留恋了。
第二天早晨，在把上层卧铺折上去以后，孟义和我坐在窗口的席位上，警卫人员和干部就和几位乘客玩纸牌。我从窗口眺望着绵互在整个华北的平坦而贫瘠的田野，偶而这里或那里长着一棵树。当我看腻了黄土的田野时，就回过头来看看玩纸牌的人和不断在过道上来往的旅客。我看着男人的诚恳面貌，妇女的从容笑颜以及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神气。
在过去的三年牛里，我在报纸、杂志上经常读到有关中国人的新品质，有关他们怀着自豪、坚定以及快乐的心情来对待在建设近代化工业和新社会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监狱里，我也会看到过管理员和哨兵表现出来的这种新品质的榜榉，但我虑觉得他们还不能代表一般的情况。不知是什么道理，我老是以为他们住在监狱里，在一定程度显然和一般公民有所不同。但是现在我却在火车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人中看到同样的热诚和同志友爱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也叫面条时，在邻桌的旅客间所引起的惊讶声。我听见一个人说：“真怪，外国人也吃面条。”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它却使我内心感到温暖，因为这是我和周国的人第一次接触。我不再蹲在和人民隔绝的狱室里了。
我们继续往南走，进入了比较温暖的地区，看到成片的人们在地里准备迎接的耕种期。一个警卫员说：“瞧！那边地里的互助组。”
“那里也是一个互助粗，”干部回答说，“你再也着不到单干户了。”
一个警卫员，“许多互助组都是由妇女组成的，你注意看吧。”
夜幕降临了，我读了一会儿书，然后又看别人玩纸牌，但是我发觉很难专心看书或看纸牌。决定我如何行动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应保持缄默呢，还是应该谈出我被捕和狱中的经历呢?我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总得出一个模棱雨可的结论；我只能看风使舵，见机行事。
我回想起北京，回想起李克、管理员、小组同学、哨兵。除了里克之外，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曾帮助我睁开眼睛认识中国，这是我在大学三年期间始终没有办到的，所以我对他们非常感激。我感到我好象丢了过去最宝贵的一部分，这使我非常难过。
马尔科姆和我就坐在人已走尽了的九龙车站的茶室里，跟香港记者他们谈话。当马尔科姆谈到他的特务活动时，我注意了周圉二十几位男女的面孔。他们竖起双眉、瞪着眼睛，撇着嘴唇，用一种显然不同情和不信任的口吻提问题，明确地显示出，这批人已经气愤起来。这时，过去在监狱里想象中折磨我的猜疑和恐惧一下子全都消失了。这批人的一言一动，正和我们四年前所见的一模一样。对于这些坚决要蒙眼昧心的人还有什幺可怕的昵?
轮到我说话了，我告诉他们，我曾供给美国领事馆情报，所以被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又谈到，我深深愧悔进去的所作所为，希望今后能为人民服务来弥补过去的错误。这些想法虽然在过去几年里是我思想中的主要一部分，而且是在监狱里不断谈到的，但是用英语说出来还是头一次，因此甚至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有点不够自然。于是新闻记者便抓住这一点，把它说成是“共产党的口头禅”，再和我未经修饰的外貌联系起来，硬把我描绘成一个精神恍惚，洗过脑筋的可怜虫。
第二天早晨，记者又开始对我进攻了。第一个是1949年我在北京认识的老朋友。他一开口便说：“又安，你昨天谈的话使我非常不安。我很想再多问你几个问题。"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在一起谈了快一上午。后来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看到他写的报导上说：“她的心完全变了。”
其他一些记者则更坦率地在搜寻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位机灵的红头发女记者先委婉地说：“真怪，你看起来完全不象一个共产主义分子啊!”接着就用一些问题来逗我，希望能激我说出一些东西来，好做更能轰动一时的头条消息。
快到中午的时候，又有一个记者给我送来一份他收到的美国报纸发表的电讯。电讯引用我母亲的话说，我一定病得很厉害!到家后一定要住院治疗。“洗过了脑筋”"这个烙印已经牢固地给我打上了。我不知道是他们把我母亲的话歪曲了，还是我母亲被报纸的报导欺骗了。
第二步又紧接着出现了。我的领事馆朋友凯恩第二天早晨和一位瘦高个子戴眼镜的人来到了女青年会休息室，据他说，这个人非常希望见见马尔科姆和我。他是一个精神病学家，“碰巧这个时候来到了香港”，非常愿意和我们谈谈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凯恩为我们安排好了船票、护照、钱等等事项，而且是带着他一向特有的良好兴致和豪爽大方的气派来安排这—切的。对于这些我非常感激。但是，由于报纸刚刚把我说成是“洗过脑筋"的人，同时又知道甚至连我母亲也受了他们的欺骗，我不由得感到厌恶和愤怒。这些人究竟有什么权利把一个意识形态与他们不同的人说成是不正常的人呢。
我拒绝和这位医师会面。在我看到我那打算对中国建立谅解的企图仅仅招来相反的效果之后，就坚决不再见记者了。
他们开始检查身体……他们又看看我的手腕、脚踝，接着又叫我坐起，以便检查我的脊背。
“你们是找伤疤吗？”我很客气的问道。
“是啊。”他们小心的说。
“我根本没有伤疤。”
他在我的胸上敲了几下以后便宣布“检查”完了，他紧闭着嘴唇，用一种没有表情的语调问道：“你在香港发表的那些言论中，曾说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谋幸福。你打算怎样去实现呢？你准备参加什么组织呢？”
“对不起，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想到那么远。我只知道我想从此以后过一种正当而有益的生活。”
18、里克也出狱了，“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我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的世界”
里克被刑事法庭宣布刑期，并由北京劳改委员会宣布假释，可以出狱。
在我上吉普车以前，我想起了又安在家里管制期间向政府借的钱始终还没有偿还。
我转过头来对方管理员迟疑地说：“我还欠人民政府一些钱，我想安排—下怎样还这笔钱。”
她紧盯着我的眼睛，接着坚定地说道：“你欠人民政府的东西多啦。用不着再记这些事了吧。”
她的尖锐的回答使我顿时面红耳赤，又难为情又有些不痛快，但我知道再坚持也没有用。
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赶乘去边境的火车，当火车穿过绿油油的稻田和茂密的竹林时，我越来越感到心里紧张。
午后一点钟左右，火车到站了。在把行李送进一家运输站并向警士告别后，我走过一个很长的拱廊，通过这时已经没有人的海关办事处，来到设有有一排拒马的边境线。我再一次回过头去望望。我多少次梦想过这个时刻的到来啊!可是现在，我一面拖着沉重的步子走着，一面感到，我正离开一个安全而能谅解我的地方，投入一个没有保障、前途茫茫的纷扰的世界。
19、坚持真理的里克面对刁难和挑战
李又安被通知里克从香港处境了。李又安回顾自己在香港的遭遇，知道一旦他越过国境线就会受到很大压力。那么，即使他信中所谈真实，他会不会软弱下去呢？如果他果真软弱下去了，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一块儿生活下去呢？
直到早晨6点30分左右，我长时间等候才有了着落，当时听到广播员说，“在回答‘你为什么被逮捕’这个问题是，里克回答说，‘因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心中充满了安慰。不管我们的面前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会共同抵抗它。
里克：
我刚走出警车，里克就被咔嚓、咔嚓直拍的照相机、伸过来的麦克风以及许多叫喊的人包围。他们像打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问题：“你为什么被逮捕？”“你认为自己是个间谍吗？”“你受过严刑拷打吗？”等等。
我声明道，我事实上是一个间谍，并且感到在当时情况下，所受到的待遇非常宽大。这时记者们脸上表情立刻从热情的欢迎，转变为不信任，接着就是露骨的敌视。突然间，我听见警察局长低沉而清晰的向一个记者说：“脑筋受过清洗已经达到没有希望的程度了。”
我认为老早以前我就为这种接待作下了准备，但是在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感到自己在受攻击，同时自己的怒火开始上升。
在酒店，更多记者要求我再次叙述整个经历。这一次，甚至连开始的热烈欢迎都没有了。许多从四面八方提出的问题分明是在激怒我。
最后，一个记者以冷淡的声调说道：“你太太在出来的时候曾说过，她还没有足够作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点。你对于你太太说的话有什么感想?”
我竭力控制我的脾气已经好长时间了，但现在，我感到我的嘴唇气得直颤抖。后来报纸竟把我这种自然的动作说成是我脑筋受过清洗的明证。我忿怒地转过脸去对他说，“我完全同意我妻子所说的话。我干刚从中国出来，在那里只有了不起的好人才能做共产党员。”此外，我又补充说了一些其他事情，而这些事情当时也许还是不说的好。
两小时以后，与记者的会谈终于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观点用递归的方式猛然向我紧逼，我只好进行不断的斗争，防止他们误解我的话，把它歪曲成耸人听闻的东西，因此在结束时我已筋疲力尽了。但是，我刚刚在房间里坐下来，匆匆忙忙地吃一顿晚餐，一小批记者又开始把我围住了。
显然，大多数记者感兴趣的只是搜集可以用来在美国进一步制造仇恨和疑惧的材料，来反对中国大陆，以便证明华盛顿支持台湾蒋介石的政策是合理的。有些人竟偏激到并不打算掩饰对我的气愤的程度。
有一个人讥嘲地问道：“既然你这样喜欢中国，那你为什么不呆在那儿呢?”
“因为我是美国入，”我答道，“中国有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东酉，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美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在那里。”
“如果美国受割侵犯，你会捍卫它吗?”另一个同样怀有敌意的人问道。
“如果我们受到了侵犯，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我会象进去一样地进行战斗。但是我感到我们没有权利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我只希望和平，我深信我们两国可以重新建立友好关采，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中国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单拿它可以提供的卡车市场来说，对我们的汽车工业就非常有利。请你们相信，我深愿看到美国的工人为和平制造卡率，而不愿看到他们为战争制造坦克。”
有几个人企图使我把论调放缓和一些，他们说，我应为自己的前达着想。其中有一个人偷偷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大傻瓜，如果我愿意说出“中国的真正情况”，发表一次谈话至少可以得到八百元美金。
另一个竟不惜对我这样说：“老弟，你知道我们国内对共产党是怎样看法？要是你不改变论调，等你回国后，就连清道夫的工作也找不到。” ．
我坐在那儿昕这些人谈论；尽管我非常疲倦，还是感到要笑出来。他们说我的前途暗淡，我毫不怀疑那是真话。但是我刚刚从一个社会出来，那儿的人们决不用个人利益的理由来为行动做辩护，而在这批人看来，自私自利却是惟一正当的理出。我过去一度曾深深敬佩这批人，但是现在他们的盲目、狭隘与我在中国所熟知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禁感到他们是一群孩子。
记者随后在报纸上扭曲将里克刚入狱时因难以进食而提供的小米粥，说成是“特殊食品”，以此暗示里克被优待而变成“亲共学者”。这让认识到，报纸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新闻，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我犹豫了一会儿，是不是应孩保持缄默，以免被他们利用呢?但是我马上又认识到，一句话不说照样会被他们利用的，尽力把一些事实摆出来，至少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作了这个决定，结果是四天四夜不断的谈话，哪一次睡觉都没有超过两小时。一星期以后，在美国的杂志上读到的讽刺话是：“他的语调常常摇摆不定，疲倦的程度似乎比他自已觉得出来的还要深。”
如果我使人们以为我所遇到的记者的表观全都相同的话，那是不公平的。有几位虽然不同意我所说的大部份话，但是却愿意和我通宵坐谈，真诚地努力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以及中国有了哪些进步。
最最使他们不安的似乎就是思想改造了。有些人把它当作一个原则问题来反对，说它违反人权。对于这一点，我答复他们说，这是一个看法问题。在这前后，香港报纸正满载着埃梅特·提尔暗杀的案子。我表示意见说，认为对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进行血腥杀害的行为是正确的那种思想倒是应该加以改变的。在中国监狱里，改造是强迫的，但是要我们加以改造的恰是造成埃梅特·提尔遭害的那些思想。接着我问记者们：他们是不是感到美目的感化院也遣反了人权呢？
“中国的新政府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它要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不过这种改造是教育问题，而不是暴力问题。就中国全国人民来说，他们所受到的压力仅仅来自一般的社会舆论。这种压力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在中国，一个
人只要不犯法，是不是接受改造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事实上，我知道有一些数授在批评新政府时比我要坦率得多，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被关到监狱里去，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
这时，有几个记者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改造是合理的，然而他们反对“洗脑筋”。他们含糊地解释道，洗脑筋就是利用种种办法剥夺一个人的正常理智作用，从而使他机械地大量接受他并不理解的思想。
于是我说道：从理论上来看，利用震动法，丧失知觉法、施用杀辱剂、催眠术，或是应用对心灵或肉体进行极度折磨的办法，也许可能使一个人暂时丧失推理的能力，从而强迫他去做和说那些井非自愿的东西。但是这就会把一个人给毁了，使他不能再成为有作为的社会动物。此外，除非一个人已被弄得永远处于白痴的状态，否则这些办法的效用一旦消失，他就又会恢复正常的理智和原来的想法。
虽然我在中国往了7年，却从来没有听说会应用过这种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和那儿的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中国人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品质的永久改造，这一点只有通过和他讲道理提高他的理解水平才能做到。我的思想在监狱里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经过完完全全是讲道理的过程而得到的，例如：检查思想、用客观的事实和道德原则来加以衡量、最后得出了新的结论，到了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错了。当时我是处在一个不得不检查自己思想的环境中，这是事实，至于我是不是接受了任何新的结论，那就完全要看我自己了。
另一个记者提到到，长期控制一个人的消息来源，从而剥夺他形成客观判断的基础，那就可能改变他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只能同意—部分，我认为在超出个人经验之外的问题上，这一点才能成立。如果两个人住在不同的国家里，彼此没有联系，叫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是他的敌人，也许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一个吃不饱的人相信他有足够吃的东西那就非常困难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宣传在改变人民思想上所以起了作用，_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民从日常生活中已经证实了政府所保证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日益提高。
接着，我又费了一些时间和记者们讨论中国人民在生活上所起的变化以及因而产生的社会看法的转变。我没有能够说服这些记者相信这种转变是以一个更高的社会道德概念为基础的，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奇怪。归根到底，我在监狨里费了4年时间，刚刚懂得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他愿意把自己和社会的幸福结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有保证这个个道理。我怎么能希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全部了解呢？
当我到达檀香山的时候，我感觉那儿的报纸似乎不象香港报纸的“头条新闻”那样热中于利用我来制造反对中国大陆的仇恨。在他们看来，我只不过是人世间另一个新的有趣的故事罢了。
结束语
1955年9月里克和李又安在西雅图相聚以后，又是一年半了。们观点有变化吗？
一方面发现麦卡锡的阴影和损害并不像中国报纸上说的那么厉害，另一方面仍能看到缺乏安全感、恐惧以及逃避社会责任的迹象。如李又安在一个学术机关申请工作，对方本来很欢迎，后来发现“她就是那个在香港发表那些谈话的女人”。这使他们恐慌起来，他们说决定冒险给她一个职务，但李又安首先得写一张效忠宣誓书，同时还要写份声明，撤销在香港发表的全部言论。李又安说决不能做这样的事，这让对方很为难，他们同意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会这样，但是又说正处于一个政治上必须小心谨慎的时代，他们也无可奈何。而立刻想找个教学位置的机会，很渺茫。从此懂得，在麦卡锡已下台的时代中，迫使绝大多数人就范的与其说是政治威胁，倒不如说是经济威胁。
觉察到中国报纸也在进行控制。但他们得出结论：今日中国人所了解的有关美国的情况，比美国人所理解的中国情况清晰的多。此外，尽管承认中国报纸有危险和缺点，但是不管从理论看也好，从实际看也好，都认为中国报纸给人的影响远比美国的报纸要健康的多。美国报纸逃避了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渲染耸人听闻的事件，大大促使美国社会道德的惊人堕落。
自从我们回国以来，需要我们在思想上重新加以考虑的只有这几个问题。但是在中国所得出的有关人生观的基本结论，并没有因为回到老环境已一年半而被否定。相反，当我们作为一个美国人而和我们的生活问题作斗争时，反倒巩固了我们的基本结论。回到我们过去曾奉为至宝的象牙之塔的生活中去，现在，在我们看来，只是可鄙的事。我们俩唯一可能的生活道路就是遵循基督告诫的“爱人如己”以及必须在共同福利中去找个人的幸福这一概念前进。
【阅读摘录者读书笔记】
红色再启蒙：人民中国的新人何以再度可能？
本书名字可以是《红星照耀监狱——一对美国间谍夫妇的狱中漫记》，它阐述人民中国、人民政府怎样试图再造“新人”。这本书让人感动，甚至是震动。它再现新中国的“新人”教育，是何等成功，以至于让两位美国间谍心悦诚服，甚至完全主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即使回到美国，承受巨大压力，他们也依然持有这种观点。
现在看，这种培养新人的内容，应该是新中国巨大成就之一，过去一直被忽视了。甚至可以说，这种深刻、真诚的思想洗礼，是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最重要方面，新中国对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意义，也从这里浮现出来。
当然，还需要分析，这种新风尚，只是新朝伊始短暂的新气象吗？它能否保留下去？后来的文革，导致这种新人风尚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个问题很复杂，还得再多看些资料，再琢磨。现在初步感觉是，文革应该是将这种脚踏实地的新人洗礼，推向了政治化的极致，变成俨然超凡脱俗的政治仪式，时间长了，就让人产生审美疲倦，绷得过紧，而当文革后来被完全否定时，和文革一起达到高潮的塑造新人仪式，也就一下子被抛弃，人们一下子松懈下来，培养新人也就不再持续，中国社会逐渐回复到以往那种庸俗的多元化功利观里面了，重做旧人。当然，这种新人教育的遗产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可能中国至今仍然在吃当年新人工程的红利。现在又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那就是这个遗产的红利中国还能吃多久，当下和以后的中国，如何设计自己的“社会化”计划，打算把普通的中国人，朝怎样的方向引导？守法，爱国，人性，还是什么？还有过去那种新人教育里最让人震撼的人生观洗礼吗？
还有个问题，人民中国的新人教育，之所以当时能成功，有几大基础：
一是中共当时取得了一个有一个很实际的胜利，比如获得新中国政权，抗美援朝取胜，这对思想被改造者很重要，这是现实的势，
二是中共当时自身形象、作为非常健康、正面、积极，比如监狱管理员都能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让被改造者感动和愿意服从，
三是当时中共有成功解读当时社会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成功依托其做了精彩的中国叙述，这个叙述的说法或曰理论，适合当时的中国，让受众比较认可。
四是当时的宣传来源只有一个，不会让被改造者分心，当然它自己也比较积极健康，很注重引导人。
总的来说，人民中国的领导者们当时有着雄厚、真实的道义基础，拥有自由、解放、正义、平等、民生、集体利益、人类和平、人民抵抗压迫、抵抗侵略等各种正面符号，或者说新中国确实成功建构了这样一种明亮图景，这就给新人教育提供了最让人信服的背景，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新人成长起来了。
而当下中国，似乎越来越呈现新中国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景象，各种宏大、正义的符号已经没有了，即使官方主流媒体仍然在宣传，但似乎更多被大家当做幌子，甚至是笑话，人们生活充斥的是典型“非社会主义”的急躁、欲望、私利、野心等碎片。这就提出个问题，这种环境下，个人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健康、喜乐的个人生活，需要这样一个精神家园，而显然当下社会氛围很不利于这样精神家园的形成。以后会怎样呢？是大家都找不到，社会越来越堕落，还是努力后，大家建设成了一个新精神家园？后一个可能会有吗，如果有，它会通过怎样的途径，以怎样的形式进行呢？
从社会层面分析，又回到前面说到的社会化议题，如果以当下广为传播的时髦观念是，当时人民中国的红色憧憬和人人皆舜尧梦想是乌托邦，那么当下现实社会与乌托邦距离何在，距离有多远，是不可能弥合的吗？如果可以弥合和贴近，可以有哪些方式？另一个世界真的是可能的吗？
这本书可以和中国改造抗美援朝的外军俘虏，以及新中国改造前国民党战犯结合起来看，那时的中共都使用了相同的思想改造方法，可见这不是特殊个案，而是整体都是这么运用的。在文中也都提到，在狱中看到先期回国的抗美援朝美军俘虏因表达对中国善意，结果被扔到精神病院的消息。
该书为夫妇在费城于1957.3写作完成，从逻辑上讲，没有什么必须讨好中共的压力，所以内容应该是真诚可信的。在书中最后几部分，讲述了自己因坚持悔罪和对人民中国的好感，而遭遇到的巨大压力。该书原出版人的序言，也体现了这种压力。
当然还有些问题，出身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又恰好在战后来到中国做情报工作，夫妇真不是特别专业的间谍吗，到中国来做访问学者是主要目的，还是完全是掩护身份？这本书写作出版前，美国中情局是否予以例行审查？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找不到答案了，还是采信的描述吧，因为从全书看，如果是，已经不会去特意隐瞒。
不知道夫妇后来过的好吗。真诚祝福这两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后来能过上幸福、平安、安静的日子。如果他们还活着，现在年龄应该在90多岁了，真想邀请他们回来看看啊。遗憾的是现在的中国，尽管物质上改善许多，但似乎已经没有过去那种人民中国的气质了，似乎可以称之为“庸俗中国”。这也是阅读这本书时，作为当下一位中国人的最大惭愧。
纪念人民中国，发掘人民中国，捍卫人民中国，努力让人民中国的红色遗产，再度变成能对中国产生重大价值的资产，和其他各种精神资产共同促进中国进步，而非让它被视为可遗忘的低值易耗品，甚至被西奴汉奸恶意妖魔化为负债。这或许就是一个启蒙后的中国人的责任，此之谓新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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