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 壮怀激烈农民王
广东夸农王有奇男儿，起自海丰；农运伟业，开拓首功。毁家救千
是你不知想！不是命不好！农夫呀！醒来！农夫呀！勿戆！
地是天作！天还天公！你无分，我无分。
有来耕，有来食！无来耕，就请歇！
在党的早期农民运动史上，彭湃与称为“湖南农王”的毛泽东齐名，是著名的“广东农王”。彭湃本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却走出家庭寻找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此发动农民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直至英勇牺牲。其壮丽的一生，在近代革命史册上写下独特的篇章。
生 平
■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留学日本时接受社会主义，回国后先任教育局长，接着在中国首开农民运动的先河
■彭湃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战斗中他们夫妇带头冲锋，妻子中弹牺牲
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自述其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他在家乡读了小学，又到海丰县城和广州上中学，后赴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那里，他读到河上肇翻译的马列著作，受到启发，曾拜访这位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者当面求教。因他积极组织爱国学生活动，受警视厅监视并一度被捕。1921年，彭湃回国后即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回县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就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感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彭湃不在乎丢官，难过的是贫苦农民并无反应，认为是“洋学生”赶热闹。此后，彭湃下乡，于1923年初在海丰组织起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总农会，并 担任会长。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被公认为“广东农王”。
1925年，彭湃首次发动海陆丰农民起义，反抗军阀陈炯明，在当地建立起农民自卫军。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中央委员。后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于10月间领导海陆丰农民配合起义军发动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地跨两县的革命根据地。不过，在“红色恐怖”的口号下，海陆丰的肃反政策有过火之处，面对强敌围攻又采取硬打硬拼，加上背靠大海没有回旋余地，根据地于1928年春基本失陷。在艰苦的斗争中，彭湃总是身先士卒，打仗时带头冲锋，他的爱人许玉庆也丢下吃奶的孩子跟着冲杀，并在战斗中牺牲。当时在那里的徐向前元帅曾回忆彭湃说：“他个头不高，身着普通农民的衣服，脚穿草鞋，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谈心、交朋友……饭碗上沾着鸡屎，他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很佩服他。彭湃也有弱点，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同革命初期经验不足有很大关系。”
1928年5月，在海陆丰根据地危急之际，党中央将彭湃调到上海，中共“六大”上缺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农委书记。翌年8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六天后即被杀害于龙华。
背 景
■彭湃背叛家庭为农民利益奋斗，并非出于“菩萨心肠”，而是接受世界上先进革命理论的结果
二十年代在海陆丰乃至整个广东，“彭菩萨”这一贫苦农民的称呼如雷贯耳。其实，彭湃能与地主家庭决裂而自觉投身革命，是社会环境和新思想结合的产物。他的家乡海丰县，是近代广东社会矛盾尖锐之地。这里是军阀陈炯明的老家，因其任用私人，使海陆丰“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到东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日本在参加一次大战后正值傲气冲天，一些街头车夫、中小学生都嘲骂中国人“支那马鹿”（发音为“西那叭嘎”），使彭湃受到极大刺激。他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曾被“刑事”即便衣警察逮捕。因憎恶日本人的偏狭的爱国主义，他一度研读《圣经》，希望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解决社会阶级矛盾。后来，他从河上肇等日本的社 会主义者那里了解到马列主义，才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他认定，只有进行民族和民主这两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而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
中共最早的发起人中，相当一部分是与彭湃同时留学日本的青年，不过多数人回国后都在知识界和工人中活动。彭湃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农民运动的先行者。最早在海陆丰升起的红旗虽然没能飘扬多久，却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基地走向胜利的道路。
故 事
■彭湃到乡下宣传革命，先穿洋服，农民以为来收租讨账；后着粗衣，又被认为发疯，吓得农民四下逃避。直到分了田地，才赢得农民的拥护
1921年，彭湃被罢免教育局长后，便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革命。开始，他穿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来收租讨账，见了后急忙鞠躬哈腰，诺诺连声而退。随后，他换上农家粗布衣服，戴着斗笠，赤着脚板。没想到出门后人们反而吓得四下逃避，还纷纷说：“彭家四少爷发疯了！”当地豪绅也纷纷登门“探病”，并叹息说：“彭家老四是读过大书，喝过洋水的富家子弟，放着官不做，整日里去与满脚牛屎泥巴的田仔称兄道弟，竟弄成这般模样！”
虽然屡遭挫折，彭湃还坚持去接近农民，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地主剥削的不合理。据他记载，开始一天能有四五个人与他谈话，以后发展到每天几十人上百人。当时家里人惊呼，真是“祖上无德”，养出这样的“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老四“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彭湃就把他们召到自己家门口，将田契全部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这一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实行以来未闻之奇事，迅速传遍海陆丰。日后，彭湃走到哪里，都有大批农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过来。在农会成立大会上，彭湃有意问：“农友们！天下怎么才会太平呢？”台下众口一词地大呼：“我们的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了！”面对旧式农民这种期盼救世主的自然心态，彭湃用生动的语言向他们灌输新思想，解释说：“彭湃不能当皇帝，天下从此不能有皇帝，我们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彭湃能对社会起到巨大作用，正在于他不是搞施舍的“菩萨”，也不想当“玉皇”，而做了“大闹天宫”的主使。虽然他为发动群众给农民实利，但最终目标还是让农民自己去争取本身利益和解放。革命的共产党人与社会慈善家的区别，恰恰就在于此。
■彭湃被捕后，连遭毒刑，几次昏厥。临刑前砸翻“送终餐”
■周恩来流着泪起草告人民书，下令“红队”出击，严惩出卖烈士的叛徒
1929年8月24日，彭湃同杨殷等五同志在上海新阐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突然被闯进来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陆丰作战又借故逃离的原红四师的团长白鑫，这个黄埔生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加之贪图富贵，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就向过去的校长蒋介石写密信，报告了军委碰头开会的时间地点。正巧，周恩来当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彭湃被押入上海市公安局后，大义凛然地对审问者厉声说：“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周恩来当时决定出动特科全部会打枪的人，在敌人押送彭湃的途中截车，可惜负责运枪的人用车将手枪送到时，枪上的润滑油没有擦去，大家用煤油将其洗净后，再装扮成拍摄电影外景的队伍前往预定地点，却已经错过了时间。彭湃因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醒来仍坚贞不屈。
1929年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彭湃和其他三人。临刑前，彭湃砸翻了狱警端来的“送终餐”,将上衣脱下送给难友.赤膊就死.
得知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周恩来流着泪水起草了告人民书，并提出“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同年11月，专杀叛徒的“红队”在霞飞路击毙了白鑫和保护他的特务。法医检查尸体时，发现白鑫脑后所中来自不同方向的三枪竟是从一个弹孔中打进！“伍豪之剑”的威力，使叛徒特务们丧胆，此后很久不敢随便上街活动，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保障。
陈乔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慕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
赵世炎，他是我们的领袖，他刚交卸下“少年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现在做我们这个旅行团团长，对外交涉大部分是他办的，尤其当需要英语时候，因为其他的人都不能说英语。他是四川人，一个大家庭子弟，全家住在天津或青岛，学北方人说话，但脱离不了四川口音。我在法国认识“川老鼠”很多。一个川老鼠，不仅可以从说话口音和字汇辨别出来，而且可以从性格辨别出来。这个性格是什么?我想，凡外省人交过四川朋友的，都会知道，但要拿言语形容出来，则是很困难的。我第一次听世炎说话，就知道他是四川人，可是相处一个时候以后，觉得他的性格与我过去认识的四川人全不像。他确具有领袖能力：能调和大原则下种种不同的倾向，能量才使用，机警，有急智，是个好演说家，主持会场和办理外交，他是最适宜的了。关于他缺乏四川人特有性格那一点，我曾有一次向他提过。他说，他是四川某县人，这个县份在四川边境，同外省生活比同四川腹地生活更接近些；此外，他又生长在外边。
这一年，他约有二十三四岁。在火车上，他指着头上戴的新呢帽告诉我们说：这是走遍巴黎好多帽子店才买来的。普通尺寸的帽子，他不能戴。但他的面孔和他的身体，与那颗大头不很配称。比起头来，面孔是小的，而且渐渐收束成一个尖下巴，有点像后来叶浅予漫画中的“王先生”。我未曾见他戴过眼镜：眼睛，鼻子，双颊，都很平板，不能说他漂亮，但演说时自有可爱之处。虽没有病，身体也不强壮。他到法国以前的生活，我不知道；似乎是北京某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出过风头，与当时北大学生领袖邓仲懈，许德珩等人有交谊。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外表毫不像兄弟。一九二七年，吴稚晖演说大骂陈独秀兼及他的两个儿子，其中有几句话道：“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我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见文明书局出版的《吴稚晖白话文钞》)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亚东图书馆出版)。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所见的莫斯科中国同学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他不上。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并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我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这两兄弟，除了相貌以外还有其他方面不同。延年爱说话，爱讲故事，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家庭的故事。几个人会聚一起时，总能听到他的低音。乔年则一声不响。开会时不说话，多人闲谈时也不说话，只有同王若飞闹着玩时才有说有笑的，后来渐渐练习也能克服腼腆而在会场中演说了，而且说得相当好，虽然不及他的哥哥。这两兄弟感情很好。两人一起脱离家庭，不仅脱离他们的旧官僚家庭，而且脱离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已经是有名的家庭叛徒了。那几年全国正在宣传他主张“万恶孝为首”，宣传他组织“讨父团”。一九二一年陈炯明问陈独秀关于传说的组织“讨父团”事情。陈独秀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个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见《实庵自传》)他的儿子虽未曾组织“讨父团”，但未出国前对于父亲的态度，正不减于父亲对于嗣祖父的态度。这是政治思想的冲突。父亲是民主主义者，儿子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父亲在中国前进到共产主义，儿子在法国也退回到共产主义来，于是父子间的隔阂就完全消失了。乔年完全跟着延年走。延年在法国的转变，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南洋群岛和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两兄弟是清教徒。吃得坏，穿得坏，绝口不谈女人。延年死时还是童男子。乔年后来在北京与史静仪同居时，我第一次从延年口里听到他不满意“弟弟”的话。在此以前我也未曾听到别人说过不满意“弟弟”的话。他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弟弟”，因为我们都跟着延年喊他做“frere”(法语——弟弟，第二个e上面有二声丿)。到莫斯科，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яблоке(俄语——苹果)，是为了他的双颊颜色呢，还是为了其他的故事，则不记得。这一年，延年二十五岁，乔年二十二岁。
王若飞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实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说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次有趣的是袁庆云。他也顽皮，好闹，可惜同我一般，是口吃的。这是标准的川老鼠，具有一般四川人的优点和缺点。他是赵世炎的朋友，跟着赵世炎走到共产主义来，我想不是由于同乡的关系，而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关系。他是一个高个子，活动，广交游，尤爱接交外国朋友，虽口吃却不怕说话，到莫斯科后他比我们更早会说俄国话。“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会场就是他寻觅的：警察局里一个大厅。但是旅莫支部小组会中他受人批评最多。
袁庆云的同乡王凌汉更是标准的川老鼠。他是一个跛子，跟随世炎参加一切组织，最后加入“少年共产党”。开会时爱发言，但令人有不着边际之感。成立大会后，某次蒙达尔支部开会，尹宽说出他对于大会的感想，曾有一点说：代表中有些人并没有明白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同过去种种组织有什么不同。尹宽就举王凌汉做例。
赵世炎，袁庆云，王若飞，陈家兄弟，出发前本在巴黎居住，我到巴黎去时会面多次，大家厮熟了。王凌汉不住在巴黎，但成立大会时我已经见了他一面。
以下三个人则是新会面的，他们从外省来。不错，出发以前，我已经在第二次大会上会见他们了。
佘立亚，一个湖南人，高而大，热情而强悍，这方面具有湖南人性格，但另一种湖南人性格，如蔡和森，李维汉，汪泽楷所代表的，则在他身上找不到踪迹。他开会时很少说话，因为没有什么自己的系统的意见可说；他诚心实意接受他人领导，奉了使命时是很忠实执行的。
高风，也是湖南人，也是热情而强悍的，但与佘立亚不同，即爱谈理论问题，从宇宙起源起至人生哲学止都爱提出来同人讨论，可是我们对于这类问题都没有兴趣，他于是感觉了某种失望。我未曾看到他以前，就记得他的名字，因为内部刊物曾发表他的一篇文章或一封信，主张我们现在就规定一个日子向统治阶级宣战，到了那一个日子大家都要起来暴动的。
与高风形影不离的，是陈九鼎。他是河南人，这是十二人当中惟一的北方人。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工厂做工，为了喜欢讨论宇宙观和人生观问题，遂结合极坚固的友谊，不仅生活分不开，连名字也是分不开的。我们常说“高风陈九鼎”，仿佛这不是二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高风是个强壮的农民模样，陈九鼎则是瘦。而矮，而且生了鸡胸。
以上八个人(袁庆云在柏林等我们)，连我九个人，连周恩来十个人，从巴黎北站坐车向德国去。我们买的是去柏林的车票，这个车票有三天效力，即是说我们路中可以下车游玩，只要不过三日，仍旧可以坐车去柏林的。比利时查理鲁亚城劳工大学有我们一个支部，那里的同志预先有信来，要我们路过时下车去看他们。我们去了，那里的同志，刘伯坚，熊渭耕等开会欢迎我们，领我们参观大学和城市，又到郊外去拍了一照。不记得是否在查理鲁亚城过夜，但是次日早晨到科伦，下午换了车就走了，确是未曾在科伦过夜的。科伦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们一下车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首先言语不通。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我们在科伦吃了一餐饭，共付五万或六万马克，这也令人惊讶。此时是德国通货膨胀初期，到了十月间更不得了。可是到了莫斯科，一只小面包也要卖七百万卢布哩!我们参观了有名的科伦大教堂。
到柏林，我们分开几个地方居住。我住在熊雄寓所里，在夏洛登堡，康德街。复洛登堡一名新柏林，到老柏林去时须经过一个森林，但有地道电车和架空火车可坐。我在法国未曾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不仅我，勤工俭学生和半官费生或自费生，据我所知，都未曾在法国住过如此漂亮的房子。房东是个军官寡妇，有个少女待嫁，天天在客厅弹钢琴。她们为了贴补生活，把家里最好的房间高价租给外国人，不记得房租每月几个马克，但折算为佛郎，在法国也只能租一间恰配勤工俭学生住的房子罢了。熊雄自己烧饭，生活很俭朴，同他住的房子不很配称。他原来住在法国，为了与李鹤龄同谋暗杀陈篆，供给李鹤龄手枪原故，事发出走德国，但李鹤龄口供里并未牵连了他。这件事含有浪漫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我到柏林时，熊雄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向我津津乐道这件事业。他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个人恐怖的，实在说他至死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同小孩子一般天真，即是诚实，无邪，纯洁，热情，而又幼稚的。他追求一切新的革命的事物，结交一切激烈的勇敢的革命的朋友，但没有判断力，分不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克鲁泡特金。他永远是一身猎装，长靴，房间里挂着马鞭，每日临帖练习大字和小楷，好书岳武穆满江红词，早起，下雪，天未亮，一个人到柏林郊外很远地方踏雪去。可是，无论那一国文字和语言，他都学不好，说中国话也夹杂了很多江西土音。后来在莫斯科上课或开讨论会时，问他问题，他常常站起来目瞪口呆，最后声明：“忘记了”。
袁庆云和王若飞住在王圭寓所里。王圭是湖南人，德国话说得很流利，他是我们惟一的翻译，没有他，我们只好做哑子。赵世炎听了德国话，说他有一点听得懂，因为许多地方同英国话一样，他想学德文，别人则对于德文毫无兴趣。我们是路过德国的，在柏林停下来，是为了办理去俄国的护照。当时法国尚未承认苏联，巴黎没有苏联外交官，柏林才有。王圭认识第三国际人员，那是张伯简，萧子暲，遗留下来的关系。护照办了许多日，我们闲着无事，由王圭和周恩来带着游玩柏林博物馆，动物园，名胜，古迹，有一次去游博茨坦，那是仿照维尔塞造的离宫，但不及维尔塞多多了。
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
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莱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从柏林到莫斯科去有两条道路：一条陆路，经过波兰走廊，立陶宛，列多尼亚，从什么地方入境，直到莫斯科；一条水路，到斯忒丁上船，彼得格拉登陆，从那里坐车去莫斯科。我们选择了陆路。到柏林住满十天后，又继续向东去。经过波兰，立陶宛，没有停，直至列多尼亚的里加才停下来。我们是上午到的，须待下午或晚上才有车去俄国。这时已是春天，巴黎和柏林都是绿叶满树了，里加还是冬天气象。我们站在大河铁桥上，看见大冰块在河里缓缓流着。这里，法国话不通行，德国话也不通行，俄国话我们又没有一人懂得，倒是英国话比较通行一点。因为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中饭时，赵世炎能够同仆欧说英语，旁边两个舞女也懂得英语，她们立刻同世炎亲热，要世炎和她们跳舞。世炎脸红了，这件事后来好久成了我们嘲笑对象。如果换上王若飞是不会脸红的，可是王若飞也不懂得跳舞。
到俄国边境上，车停下来，行李都搬下来检查。这是第一次遇着检查，以前经过许多国境，虽看护照，却未曾检查行李。检查员知道了我们是东方大学学生，似乎未曾检查下去。我们第一次看见红军：粗麻布大衣，粗麻布尖帽子，帽子前面有一个红星。别的旅客又坐车去了，我们不能走，因为剩余的钱不够买车票。车站有人殷勤招待我们，允许减费或免费，但须请示什么机关，当日不能动身。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东方大学中国同学。这一晚就在车站上空车厢内过夜。
中国同学，在莫斯科车站迎接我们。其中有萧子暲，他是从法国去的，他是我们的亲人。此外都是从中国去的，有好几个，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是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的，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
旅行生活告终，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不仅从资产阶级国家初次到无产阶级国家来，而且从工厂生活过渡到学校生活。从没有系统的自己研究到有一定课程的读书和求学。我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革命，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十二人!但是哪里去了呢，这十二人?
袁庆云，一九二六年随北伐军出发，过湖南郴州时，传染虎列拉死去了。
高风，同年在保定被捕，被北洋军阀枪毙了。
熊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后，从黄埔军官学校出亡，途中被捕，被李济琛枪毙了。
陈延年，同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在上海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赵世炎，于陈延年被杀之后不久，也被杨虎捕去枪毙了。
佘立亚，也是这个时候死于杨虎手里。
陈乔年，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被捕，被熊式辉枪毙了。
王凌汉，一九二八年在无锡工作失踪，传说被土豪劣绅暗杀了，后来才发现他抛弃工作逃回四川去。
陈九鼎没有消息。
王圭，我曾于武汉时代见过一面，做了什么军官，后来没有消息。
王若飞，一九三七年尚在延安，不知还在人世否?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人的回忆。
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时，我以为王凌汉，陈九鼎，王圭都已死去，而传说王若飞为了左派反对派嫌疑又被斯大林充军于西比利亚，曾于回忆中发生比现在更多的感慨。那时，我想，我们仿佛是一班小兵，赵世炎是班长，我们并肩作战，结果一个个中弹死去了，只剩下一二个成了俘虏。现在做俘虏的恢复了自由，而有几个人虽然失踪，却无确定死讯。确实战死的只有七个人，但也是超过半数以上了。
贺龙之女贺捷生：今天谈信仰为何变得沉甸甸
■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党的90诞辰。回首往事，我有很多话想和青年朋友们聊一聊。
最近，利用住院体检的闲暇有机会读了一本名为《讲坛随笔》的书，是部队的一名将军，名叫蔡多文，长期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作品以散文随笔的形式谈理想道德话题，对这样一本谈信仰说励志的书，有人可能觉得不合时宜，我却捧读在手，欲罢不能。
理想、信仰，今天忽然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摆在全社会的面前。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信仰何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问题？这确实很值得研究。《讲坛随笔》中谈到电视剧《潜伏》的一个情节，国民党天津情报部门的李涯讽刺用情报换美元的谢若林“没有信仰”。谢若林回答很干脆也很无耻：“我有信仰，我信仰生存主义。”这就是说，我为生存活着，只要能活着，其它通通无所谓。无疑这种观点丢掉了一个人的社会属性（责任），剩下的只是自然属性，为活着而活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在网上竟然看到了对这种无耻论点的赞同。我在读蔡将军对信仰的分析时，思绪回到50年前,那时我在北大读书。那时我们也谈理想，也谈信仰，当时我们的中心话题是：报效国家，尽快完成学业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中国。我们的青春同朝气蓬勃的新中国一样，时时都充满向上的活力。而50年后的今天再谈信仰，为什么突然觉得沉甸甸的？是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信仰变得多元，甚至更趋功利化，因此，这种讨论也更具特别的意义。
正如蔡将军书中所说，在有些人看来，在今天这样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谈理想谈信仰，似乎很不合时宜。而在我们这代人看来，信仰不仅是理念和精神，更是人生的指南和人生的最高追求。不论社会怎么发展，不论经济怎么繁荣，即使到了我们成了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时候，如果放弃了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我们的社会同样会走向沉沦和没落。不谈信仰，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就无法理解。
我是研究军史的。蔡将军在书中谈信仰时，以较大的篇幅谈了牺牲的话题，读后我很有同感。其中有一篇《高山芦苇》还写到我的父亲贺龙和贺家英烈，更让我感动落泪。在中国革命史上，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过6位亲人，是社会上都知道的，徐海东大将的家族有70多人牺牲就少有人知了，我也想起我家的历史，从我父亲投身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父亲贺龙在世时，认为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战争和革命事业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人知道。3年前，我女儿为缅怀先辈业绩，自费出版了一本贺氏宗亲英烈名录，社会上才知道这件事。我常想，前辈们这种不惜生命代价的精神为了什么？是为了理想，是为了他们坚守的信仰。可能当年千百万的普通士兵只是为了有饭吃有田种的最低目标，然而，作为共产党和军队的领袖们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所以他们可以舍家纾难、英勇献身。
去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为缅怀英烈，我不顾74岁高龄，特意回了一次故乡，重访了一个又一个英雄的牺牲地，凭吊了一座又一座烈士陵园，那里有我的先辈和亲朋，我想了很多很多，理想信仰的问题再次撼动我的心灵。
我的叔叔贺文掌，大革命年代，他因参加武装斗争遭敌人逮捕，敌人要我父亲贺龙送5万大洋便可放人，送信人遭到我父亲一顿怒斥，敌人随即将我15岁的叔叔放在笼屉里活活蒸死。我的姑姑贺满姑，是一个闻名湘西的双枪女英雄。1928年桑植起义后，在当年5月的一次作战中，贺满姑被敌人包围，弹尽粮绝，她同她的二子一女同时被捕，敌人对这样一个年仅30岁的女红军用了极刑，我的姑姑在敌人五马分尸的惨烈手段下英勇就义。至死她都顽强不屈。我的大姑贺英（《洪湖赤卫队》韩英原型）、二姑贺五妹，她们俩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她们的牺牲同样英勇悲壮。他们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全民族的彻底解放。
有一段记载今人或许无法理解，1927年我父亲率兵赴南昌起义前，蒋介石得知消息开始拉拢他，以500万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送他，企图收买贺龙一颗效忠心。但这丝毫不能动摇贺龙的崇高信仰和政治理想。他脱下皮鞋穿草鞋，毅然决然率领包括三千湘西子弟兵在内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浩浩荡荡开赴南昌参加起义，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一支革命武装。起义之后，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我的家乡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在“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的叫嚣声中，“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所到之处，十室九空。贺氏族人那一次就被杀害达80多人。
我重提这些历史，决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力量和理想精神的旗帜，如蔡将军所说，先辈们如若没有信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没有今天。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我们的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前辈在90年前，为什么能像雄鹰一样“飞”到欧洲去倾听大革命的余音流响，“飞”到苏俄去领受工农革命的风暴？为什么会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抛弃殷实富裕甚至毁家纾难而走进山林建立革命武装？为什么一批纤弱的知识分子能组织起千万民众用热血托起沉沦的大地？包括我的父亲在内，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可以说都有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但他们投身革命义无反顾，为什么？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缺什么也不能缺信仰，在人的生活里金钱是重要的，但仅有金钱是不行的，拜金主义只会让人堕落，金钱的泛滥能使信仰沉睡，官场的庸俗能使理想失色，逐利的失信能使社会畸形，值得注意的是，蔑视理想的拜金主义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损害着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在全社会中张扬理想，重塑信仰，建立和倡导一种高尚的社会道德，去和一切腐朽的低俗东西作斗争，是摆我们面前的任务，所有中国人都应当为此努力。
不久前，央视播出了一个名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剧，去年，还播出过《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等一批好作品。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讨论理想话题的。这说明一个现象，我们的社会有一大批正直的艺术家、史学家、文学家已经发现了我们社会信仰危机的问题，他们用先辈的光荣历史在拷问自己，也在拷问所有中国人。
我以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是不能“死机”的，它应当被激活。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有更宏伟更高远的目标，我们应该循着这个目标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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