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刊登了深圳大学教授姜安的《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一文，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重新认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文化格局，不仅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新的挑战，也为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期《中国社会科学报》特意约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宫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李捷以及深圳大学姜安教授，再次就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李捷：正确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历史内涵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前，指导中国外交的理论是基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力量的划分理论，即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资本主义力量、民族主义力量。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理论反映了当时两极格局下的国际政治分野。但到7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诸多新情况的出现，用这种理论便难以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

　　首先，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原子弹、氢弹爆炸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之后，中国调整对民族主义国家的认识，在国际斗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赢得了国际信任，于1971年10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讲坛上得到了充分表达，令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刮目相看。其次，资本主义阵营结构失衡。由于越南战争的拖累，美国在国际战略态势上由攻势转入守势。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各方面加强合作。日本成长为经济巨人，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不得不开始调整其欧洲政策和亚洲政策，有必要加紧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最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苏联经过一系列的国内国际政策调整，终于在70年代取得了苏美竞争中暂时的主动地位，但却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军备竞赛的拖累之中。而经过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化出去。进入70年代，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和苏联侵捷事件的发生，强烈显示了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此外，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独立，自70年代起，反帝反殖斗争逐渐由政治方面转向经济方面，相继开展了争取石油定价权和维护200海里领海权的斗争。这表明，发展权益问题正在取代政治独立问题，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要求。于是，以中国为旗帜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20世纪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军。特别是在中苏交恶之后，中苏边境的陈兵百万已成为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正在逐步采取实际步骤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成为中国外交可以借用的力量。这种国际政治分野，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国际战略理论来解释。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有其客观基础和现实需要。实际上，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完善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于1974年2月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他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显示出毛泽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力图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不懈努力。作为分析由美苏两极格局向新的世界格局发展演变中的国际战略理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外交顺利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铺平了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指导中国外交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改变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二是改变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 “一条线”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这些重大变化，来自于辩证地扬弃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已有38年了。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各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映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弱国、穷国及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作为反映这一历史趋势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展示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所揭示的时代规律和时代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和气质，它是植根于东方地缘文化的本土意识与民族历史记忆的结合，又蕴涵在中国特色的历史逻辑之中。

　　围绕如何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和秩序中，获得、维护以及实现民族国家主权和利益，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体现了独特的国际理解力，这成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生成的逻辑原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基于近代以来世界的变迁运动以及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客观反映。如果说，中国近代社会耻辱和悲惨的历史命运为毛泽东国际观中的“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思想制造了逻辑前提的话，那么，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大国政治博弈的经验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构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国际历史观前提，从而升华为三个认知维度：一是进行前提批判，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为思想武装，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碎旧世界，实现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二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完整，避免重蹈近代命运的覆辙；三是确定新的国际定位，针对旧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在大国博弈中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目标，实施全新的安全战略选择。

　　毛泽东对国际社会矛盾冲突的解构方程，蕴涵着独特的哲学思维方式。在理论渊源和理论形态上，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分析工具，以矛盾对立统一为逻辑出发点，针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及其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秩序，科学分析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共同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将外交战略中的敌友关系这个首要问题置于复杂的国际社会结构与体系中，并与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紧密结合，提出了系统的分析国际社会的理论范式，从而构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坚实的哲学基础，形成了在既有的国际体系中民族独立国家的新政治博弈理论。

　　然而，有一种倾向认为，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逻辑与范式突出的是斗争哲学。这是一种误解。应当说，在国际关系层面，毛泽东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具有两个维度的理解力：一是实践哲学中的斗争理念。这种斗争意识既渊源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百年斗争的历史总结，也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悲惨而耻辱的国际记忆，还与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矛盾，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猖獗存在密切关系。因此，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框架中，的确蕴涵着一个政治斗争的逻辑，即“三个世界”之间的矛盾斗争必然构成战后世界政治的主旋律，而主要音符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二是实践哲学中的妥协与变通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重点在于，在寻求利益相关性和共同性上建立利益共同体，以建立更加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统一战线。正是在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不断演进中，并在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中，毛泽东形成了外交妥协与变通的政治主张。在政治哲学意义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实现了国际斗争与国际妥协的会通，体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这是毛泽东外交哲学境界的生动体现与活的灵魂。它的逻辑在于，妥协与变通是理解和处理国际社会走向和谐的前提理念，是真正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的技术路径，是构架国际关系保持稳定与和平、消解矛盾和防止冲突的纽带，是降低外交成本和冲突风险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国家间互信、互利和共赢的载体。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系中还蕴涵着国际伦理的道德标准——正义原则。这一重要的国际政治伦理贡献是深深嵌入在“三个世界划分”的巨大战略框架中的。如果无视这一原则的价值在场，就必然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误解为毛泽东的个人政治价值偏好，导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只是注重暴力革命与冲突对抗的刚性设计。这在逻辑上，也就必然得出随着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从顶层设计降为一种过渡性的战略而结束历史使命的结论。针对这种误解，必须指出，作为刚刚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和秩序下独立的新中国，尤其是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空前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捍卫了新中国的国际正义与合法性。作为必要的理论争辩和战略设计，它打通了价值理想与价值规范之间的现实区隔，正是在维护民族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道德基点上，构建起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伦理：追求国际正义。

　　毋庸讳言，毛泽东对国际正义的关注是建立在权力或国家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的。在“三个世界划分”框架设计中，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斗争，始终是服务于维护民族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利益的。这决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必然从两个价值维度诉诸国际伦理的理解和阐释：一是在国家利益的价值观照上，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二是在民族国家的生存道义上，突出对民主、独立、平等、自决和解放理念的价值偏好。这就为制定和实施“三个世界”战略奠定了必要的合法性依据。由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那个时代，基本上奠定了或者说构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强国的外交伦理，一整套的道德观念。”这使得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获得了充分的国际伦理和道德支持，进而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张力之间，提供了一个既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正义原则，又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国际民主与平等的文化方案。因此，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用中国的话语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建构了新的话语系统，是发展中国家关于全球治理的政治诉求和价值观表达。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外交战略的光荣传统，作为新时期中国走向大国外交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资源，它的历史影响不只是在具体策略和技术上，而将始终在思想原则领域中影响深远。

　　（系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

　任何重大理论建树和战略构想的形成，都是同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毛泽东抓住时机，开始了中国外交新的战略调整，先后形成了互为相关的“一条线”构想和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这一时期，两方面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认真思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其一是苏联威胁的增强，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苏联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9年，苏联制造了珍宝岛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其二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全球扩张战略难以为继，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成为毛泽东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消长的变化，改变了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基础。这样，缓和中美关系，成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最佳战略选择。

　　1971年春，中国开启乒乓外交的序幕，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大大增加，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新格局逐渐形成，毛泽东对如何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思考日渐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他说：“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提出了联合抗苏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其目的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势头。

　　从“一条线”到“一大片”的战略扩展，决定了中国外交战略将走向全球地理格局的整体化分布。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划分“三个世界”战略的实质没有变，同样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称霸世界，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战略对反对霸权主义威胁、维护国家安全具有明显成效，而且对发展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虽把美国划在第一世界，但确认其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联合的政治力量。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中国对第二世界的积极评价，扩大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联系，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来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最后，毛泽东充实了第三世界的内涵，为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由此确定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也提高了中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不难发现，从“一条线”到“一大片”再到“三个世界”的战略演进，凸显了毛泽东宽广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战略调整的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明确把中国划归第三世界，强调永不称霸，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凝聚力。中国既是第三世界的成员，但又不是普通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国家，又是社会制度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应当在第三世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应当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这一重大的战略调整，成为体现毛泽东国际观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最重要的典范。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氛围之下，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尚存在某些不足，但必须肯定的是，这种战略调整扭转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并使中国获得了远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形成了影响世界格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为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开辟了道路，总体上影响深远。特别是面对世界多极化前景逐渐明朗，深入研究毛泽东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对于指导21世纪中国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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