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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斌:苏区矿战--追忆红色摇篮的经济战

王卫斌 · 2012-03-12 · 来源:《国企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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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钨矿是一种制造灯丝和武器的特殊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可谓“特矿之首”。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占,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
  明争暗斗,寸土不让
  赣南钨矿的发现、开采始于清末民初,鼎盛时采矿点多达上百个,矿工逾十万,产销六千余吨。因当时国内“不自冶炼,纯销外洋”,矿山与市场均为西 方列强的买办操纵、垄断。他们帮虎吃食、贱敛贵出,硬是把优质钨精矿压成萝卜价。各利益主体为了从中分一杯羹,纷纷鸠占鹊巢,役使矿工采用原始作业方式乱 挖滥采,以至于矿区乱象纷呈,矿难事故、恶性纷争不断,当地群众守着金山银山讨饭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击溃赣军刘士毅部,一举扭转了长期被 动挨打的局面,并抓住蒋桂、粤桂战争和中原大战相继爆发,国民党无暇“剿共”的有利时机,实行近距离分兵游击,建立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赣南 革命根据地。遵照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中共赣南特委在第二次党代会后,开始把工作中心转入钨矿主要产地,先后分别在盘古山(又名仁风山)、大余西华山等矿区 建立党和工会的组织,积极向矿工、矿砂贩们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维权、罢工斗争,积蓄夺矿力量。
  1930年3月和4月,毛泽东率部连克南康、大余、南雄、信丰和会昌,成立了中共西河行委和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并以当地矿工 和农民为主体,组建成立了红二十六纵队和红二十二纵队。在仁风山矿区,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撰写、编印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小册子,下发到各基层党组 织,指示四县边界特委的工作要以矿山为重点、矿工为骨干,以形成波翻浪涌、星火燎原之势,最终实现全境赤化。他对红二十二纵队的矿工新兵发表演说:“过去 你们出生入死,从地底下挖出了比黄金更珍贵的钨金,但在官府的横征暴敛、奸商的巧取豪夺和地痞山霸的敲诈勒索等多重盘剥和压榨下,你们换回来的是粗衣粝 食,根本无法养家糊口。现在你们加入了工农武装,就可以拿起真刀真枪跟他们对着干,直到把他们完全驱逐、彻底消灭!”
  红四军在赣南厉兵秣马、奋发图强,令蒋介石五内如焚、寝食不安。中原大战一结束,他立即把所谓的“铲共剿匪”确定为施政急务,从1930年12 月至1931年9月,调兵遣将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抛出大余钨矿作诱饵,拉拢广东军阀陈济棠入赣“助剿”,达到借刀杀人、削弱 异己“一石两鸟”的目的。陈济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趁机派遣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进犯赣南,大肆捕杀、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征用民工在赣南和粤北之间 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网,企图把整个赣南纳入势力范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心好好教训陈济棠一番,以彻底打掉粤军的嚣张气焰。1932年6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安远天心圩 下令“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红一、红五军团直扑入赣粤军的后方基地南雄,迅速攻占梅关,截断了南雄至大余的交通要道,在南雄水口重创粤军主 力。红三军团则分兵进逼粤北宜章、仁化,把盘踞在南康、上犹和崇义等地的粤军逼退至大余、韶关,然后关门打狗,向大余城守敌发起猛攻。
  经此一战,陈济棠终于学乖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剿共”战略部署,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南线渐趋稳定。中央红军解除了后 顾之忧,得以全力迎击北线来犯之敌。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后,中央苏区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建立了4个省级,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控制了大部 分赣南钨矿资源。
  叩石垦壤,无孔不入
  1930年年底,红三军团一部驻扎在铁山垅分水坳,组织会昌县三区七乡群众拾捡露头块钨、挖掘表层矿苗,筹集给养经费,规模逐渐扩大。次年年 初,苏区首家公营钨矿——铁山垅钨矿成立,招募当地矿工和农民,加上红军官兵1000余人,组成了5个中队15个分队,分别在大窝里、分水坳和杨坑山等矿 场进行开采作业。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发动军事“围剿”,土匪民团轮番骚扰,盘古山矿区历经几番拉锯战,遇数度敌我易手,铁山垅钨矿的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7 月和8月间,红二十二纵队被编入红二十二军,奉命开赴前线作战,只留下少量农民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维持治安秩序,造成后方空虚、门户洞开。当地反动势力趁 机勾结起来,纵火焚烧了矿山和1000多个工棚,矿工被迫四散而逃,矿山沦陷停产。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回师巩固大本营,镇压土豪 劣绅的反动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盘古山和铁山垅等矿区再次失而复得。

  1932年2月12日,经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核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全力筹划,中华钨矿公司在公营铁山垅钨矿的基础上 正式成立,并在会昌县白鹅墟创办了白鹅洗砂厂,统筹兼顾苏区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和销售。不料事与愿违,总经理胡克功、工会委员长华太章等人独断专权, 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致使生产停顿不前,经济效益有减无增,矿工怨声载道,人心涣散。当年秋末冬初,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果断撤销了胡克功和华太章的职 务,改由毛泽民兼任总经理。

  毛泽民吸取教训,从基层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红军、矿工骨干充实干部队伍,在每个生产中队增设了一名指导员和工人长,建立了一套权力集中、运行 民主的协作监督机制。以公营铁山垅钨矿和白鹅洗砂厂为龙头,带动周边矿区的个体散户和短期零工,自愿结成了盘古山、上坪、蜈蚣山、吴山和庵前滩5个生产合 作社。其中盘古山生产合作社下设7个大组,130个小组,上坪生产合作社下设4个大组,28个小组,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管理严密的生产组织体系。公营企 业职工按技术高低、劳动力强弱,每月领取4.5〜6元不同等级的固定工资,食宿免费。各生产合作社所产毛钨砂由中华钨矿公司统一收购,没有挖到钨砂时,公 司预付70%的砂款,待挖到钨矿后逐步扣还。

  由于矿山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简陋,每到春夏之交蚊虫肆虐、疫病流行,患者痛苦不堪,只得泡在水里“水斗”,或吃辣椒“火攻”,甚至生 吞癞蛤蟆“以毒攻毒”,结果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加剧了病情。毛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惜开出每月10块光洋的高薪聘请当地土郎中,因陋就简创办了矿山医 院。对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矿工,安排国家银行拨出专款,发动中央各机关单位捐献,给予适当救济补助。此外,以钨砂折价参股,广泛吸收矿工加入消费合作 社,优先供应社员低于市场价的生产、生活物资。无论公营、合作社矿工,一律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假制。

  原先矿工采用短钎、小锤、单人打炮眼的作业方式,每人每班只能打几寸深,耗时费劲效率低下。后来毛泽民采纳一名中队矿工的建议,改为长钎、大 锤、双人组合作业,在一中队试点成功后全面推广,平均每班进度提高到一尺四寸,两个人可完成三个半人的工作量。为此毛泽民重奖并提拔了提建议的矿工,还签 署通令嘉奖了一中队,号召全体矿工采用“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革命竞赛,增加生产的新方法”。为了鼓励苏区军民踊跃提供矿产资源线索,他亲自起草布告:“苏 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

  凡此种种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矿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壮大了苏区钨矿产业规模。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 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小龙钨矿开工当年即达 47吨。

  合从连衡,秘而不宣

  国民党在军事上屡战屡败,蒋介石不由得恼羞成怒,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南 京政府就跟德国法西斯政权密谋,输出国内稀有特产换取他们的精良装备扩充武力,严格限制地方势力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农矿部曾派 员前往广东调查、干涉,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办法。第四次军事“围剿”的挫败,更是令蒋介石凄惨异常,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和民企被剥 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力。香港市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在他的主导 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分局、11个采办 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苏维埃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泽民亲自出 面,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 多艘货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舶入日用百货。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 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卖到国外市场,大发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局与双 田公司作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 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中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转而 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经济 形势迅速恶化。

  危难关头,风云突变。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媾和,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 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 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一错再错,在蒋介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坐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自生自灭。蒋介石得手 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东路军,掉头向中央苏区腹地杀来。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 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万里长征路。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

  中央苏区自创建到沦陷,历年来产销钨砂7890多万吨,获得了620多万元的现金收入,提供了七成以上的财政支撑,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军需民用紧缺物资,帮助几百万苏区军民安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赣南钨矿,中国革命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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