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第一章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　　

第一节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列强间爆发了世界大战，这是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帝国主义各国分成为两个对立的集团：以德、奥为首组成“同盟国”，支援德、奥两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以英、法、俄为首成立“协约国”，后来加入“协约国”的有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在大战期间，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都忙着生产军火，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市场上西洋货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德国货几乎到了断绝的地步。于是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在大战时期和战后几年中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主要是轻工业。纺织工业在一九一五年有二十二个厂，到一九二三年增加到六十四个厂，纺锭数则从一九一五年的五十四万余锭发展到一九二二年的一百五十九万余锭。面粉工业，一九零零年只有两个厂，到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个厂，到一九二五年调查则有一百零七个厂，在欧战爆发后，中国由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丝厂的数目据上海一地的调查，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开设丝厂六十三家，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丝业也颇有发展。其他像火柴业水泥业等等也都有些发展。伴随着这些新兴轻工业的发展，是机器进口的增加。一九一七年输入中国机器价值六百余万美金，以后逐年增加，到一九二一年增到价值四千四百余万美金。虽然这个输入数目中也有为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的，但总的说，不可否认的是标志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银行事业在欧战之后也开始发达，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中国的银行只有六、七家，到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百多家了。虽然其中有许多是官僚买办资本家开的，但民族资本的银行业，确也有相当发展。重工业方面，煤炭生产也略有发展。　　

   不过，与此同时，日、美两国对华贸易，却也乘机发展起来。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美国对华贸易指数上升一倍左右，而日本则上升到一倍半以上，这说明着日、美乘机抢夺了其他帝国主义在华的市场。输入中国的日货主要是棉纺织品，直接影响着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就整个说，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虽然遭遇到日、美帝国主义乘机扩大侵略的压力，虽然还受着军阀混战的损害，但终因西欧各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若干新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重工业的发展十分微弱，只是限于轻工业方面有若干发展，所以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仍然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没有基本改变以前，中国的工业是不能更大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就更加明显与增强了新的阶级关系和新的阶级要求。　　

   首先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起来了。虽无十分精确的统计，一般估计那时产业工人大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产业中心，每地集中工人都在十万至数十万以上，这些地方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中国产业工人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种压迫，要求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最彻底。　　

  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有了某一程度的发展。他们为了自己的企业的利益，为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也希望排除外国资本的操纵，消除军阀的混乱；因而也在某种程度内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但是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他们的力量的软弱，使他们动摇于革命和反动之间。　　

  中国觉醒的人民必须要向革命求出路，因此必须要向最进步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求出路。　　

  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同情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角。同时，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出来参加新文化运动。　　

  早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自觉的新文化、新启蒙运动，就以当时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逐渐发展起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说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即“德模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礼法、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即“赛因斯”，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古文，以及所谓“国粹”。当时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急进民主主义和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革命文学家鲁迅，和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胡适、钱玄同等。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分析了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发出了“民主主义战争”和“庶民胜利”的号召，表现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的思想。而作为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却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胡适文存》二集《我的歧路》），表现了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政治运动的动摇和消极。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当时最勇猛的战士，也是开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等。胡适曾经叙述此事说：“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很显然的，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骨干而发动起来的。　　

在新的物质力量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新文化运动。这种新的文化活动，又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爱国意识。这种群众的爱国意识，到了相当的时候，就变成了惊天动地的爱国的政治行动——这就是“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八八页）　　

第二节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对中国觉醒的影响，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俄国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动人民摧毁了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苏维埃（cobet’意译为会议）政权。苏维埃政府立即向中国发表宣言，声明“凡以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所取得特权，都交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并主张援助中国独立解放运动。　　

  列宁、斯大林党的国际主义政策，给予中国人民的影响异常巨大。天津、北京的一部分工人和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有些讲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俄国革命的胜利，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正像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　　

[世界革命运动的推动]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间，德国、奥地利、芬兰、匈牙利和日本不断爆发革命。在殖民地方面，则由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起义等。　　

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如毛泽东所指出，使得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推动了“五四运动”的来临。　　

[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上述世界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下，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六四页）　　

这就是说，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已开始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了，这种联合，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要达到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牢固胜利，没有这些国家底解放运动与西方先进国家底无产阶级运动之真正结合，是不可能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一九页，《一九二五年五月东方大学对于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任务》）　　

[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已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样就是中国的革命开始由旧式的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成了新式的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改变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应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的。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但是，如上面所述，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即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呢？像毛泽东经常所昭告我们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一九二七年以后形成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个崭新的革命，就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其开始的。　　

第三节  “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和经过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帝国主义失败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法国的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来处理一切善后问题，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强盗分赃会议。　　

  在大战中中国参加了英、美等国方面，这时也算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了代表去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的督促之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七条，又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陈述书，并请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　　

  操纵和会的主要是美、英、法三大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中间利害并不一致。美国在中国过去抢到东西最少，所以主张日本吐出对山东利益的独占，好让他重新侵入，就对中国表示愿意支持中国对山东权利的收回。英、法过去在中国抢到很多特权，虽然也愿意日本吐出山东，但如果中国人民因此提高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可能动摇他们既得特权时，他们就转过来支持日本了。至于中国要取消一般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无论美、英、法哪一个帝国主义，都是同样坚决反对的。四月间，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美国得不到英、法的支持，也就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诺言，向日本妥协。参战的中国在和会上什么也没有得到，七项希望条件根本不予讨论，取消日本所加诸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请求，也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倒是大战时日本所趁火打劫夺去的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各种特权，却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等三条明文规定，都让给日本了。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和会中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以后，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就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五四运动”。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这一伟大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首先起来反对巴黎和约签字的，是中国留法学生。接着，　五月四日　，北京学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示威群众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那时候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那时候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那时候任驻日公使）三人。队伍游行到赵家楼，包围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军警来弹压，捕去了大批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反抗。　五月六日　，“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发通电、撒传单、组织讲演团。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东三省的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　　

  [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战斗和运动的结果]  在　六月三日　以前，参加斗争的只限于青年知识分子。三日，由于北京卖国政府逮捕讲演学生千余人，激起全国愤怒，于是自　六月三日　以后，逐渐转入新的阶段。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实行罢市，接着上海机器、印刷、纺织、火车、电车工人先后罢工，上海一地，举行政治罢工的工人有六、七万人。同时，京奉铁路（北宁铁路）的唐山工人三千余人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都积极参加了。尤其是沪宁铁路工人的罢工影响最大。这表示“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反帝群众运动的高涨，逼使反动统治阶级不得不让步去，　六月七日　北京政府释放被拘学生，九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中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国一个大震动。　　

第四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  随着“五四”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的发展，作为它的最初表现形式和起了推进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的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澎湃发展起来。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流而又互相推进。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成都有《星期日》等，报纸鼓吹新文化的副刊，有北京《晨报》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及《时事新报》的《学灯》等。其他小册子、丛书……也出了很多。文学团体也纷纷创立起来，到后来著名的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创造社。当时最有价值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术论文，是鲁迅的小说如《狂人日记》、《孔乙己》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则影响及于华南各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地较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　六月三日　以后，当着“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扩大成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知识分子开始更明显地不行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文化统一战线也就开始分化。　　

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胡适，在七月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现他们对真理是惧怕并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他们在哲学上提倡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亦即欧美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阻止人们去了解客观规律、客观真理。他们在政治上鼓吹妥协的改良主义，主张由资产阶级意想中的“好人”、“人才”来组织所谓“”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内阁”，企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进行资产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按：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引者），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页）　　

   一部分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诸人为中坚代表，还有后期的鲁迅等，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和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到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的宣传，使新文化运动向更新的阶段推进，李大钊在一九一九年八月间所发表的驳斥胡适的谬论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是这部分人在当时的思想与所走的道路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　　

  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发展路上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面给了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及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义向右翼的发展”（《反对党八股》）　　

第五节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从办《湘江评论》到工人运动——“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和领袖，在一八九三年（阴历癸已，清光绪十九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家务农，很小就开始劳动。十七岁，去长沙入中学。十八岁，值辛亥革命，因决心亲自参加革命，即入伍当兵（新军）。　　

辛亥革命流产、南北“统一”，毛泽东当兵半年后即退伍。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九一七年，他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是一个以研究学术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青年团体，后来起着秘密的初期党组织的作用，许多会员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与优秀干部。　　

[从办《湘江评论》到做工人运动]  “五四”运动起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湖南的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主编《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民主和新文化，提出“民众大联合”的口号。这个刊物影响及于南中国各省。　　

为了组织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他曾经到北京、上海去，他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介绍苏俄的书报，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建立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于是毫不犹豫，大踏步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大道。　　

一九二零年他回长沙，作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任第一师范某班国文教员，同时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实际地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运动——这是创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应首先准备的自己力量的基础，是后来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的中心工作。从新文化运动到工人运动，毛泽东都是站在运动的最前面！　　

从办《湘江评论》——新文化运动，走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五四”时期最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第六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时期的结束语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参加了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自觉地参加了这一个运动的领导，使得这次运动成为和以往许多次的民主运动大不相同的一次，开辟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新的一章，这就是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做了正确的科学总结。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二页）“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些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伟大的功劳。“五四运动”的弱点是：在其开始（六三以前），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其文化运动当时也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五四六页）　　

  真正实际地去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点燃起大革命的火把，这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以后所走的道路。　　

  “五四”文化运动是谁领导的呢？　　

“五四运动”发起了中国的文化革命，严重地打击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旧文化，创始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个任务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之下进行的。当时“五四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先驱者，如李大钊等人，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确信中国人民的解放一定会得到胜利，确信中国人民有力量足以解放自己。他们手无寸铁，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奋斗，表现坚定的胜利信心和崇高无比的气节。李大钊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英勇地牺牲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绞架下，他在文化思想上、革命事业上对中国人民的辉煌贡献，将同人民事业的前进而永垂不朽！而当年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等，到后来堕落为美帝国主义和独裁者蒋介石的臣妾，他们在当时也并不是文化革命的真正领导者，这是很清楚的。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编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  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经济、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在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本家的工厂和企业中，团聚了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其人数，上面说过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多。这个数目，在整个人口中虽还是少的，但是他们居住很集中，是个有力量的阶级。此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还有广大的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加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无产阶级由于阶级力量还没有充足发展，中国革命运动曾由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领导的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无产阶级不过作着追随的角色参加着。但从“五四”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世界革命运动的影响，参加“五四运动”的锻炼。他们的政治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了，逐渐形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而且它是中国最进步的和受痛苦最深的阶级，所以从此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者，已不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  中国革命一定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首先是由于这个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它具备了别的任何阶级所不能有的阶级特性，刘少奇说：　　

“由于无产阶级是集中在大产业中生产，分工很细，一切动作都受机器的限制与彼此约制，他们是没有生产手段的出卖劳力的工钱劳动者，依靠工资过活，他们与一切劳动者没有基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就养成他们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对于财产的公有要求，及对于一切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特性。”（《人的阶级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版，九三页）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上述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之外，还有哪些特殊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帝国主义者把工人当做牛马，随便鞭挞、开除，并利用学徒、养成工等半封建的剥削方法，增加它的额外利润。　　

中国资本家因为无力与洋货竞争，更拿增加工人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工资，来维持它的利润。所以，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工资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工作时间常在十二小时左右，甚或有二十小时以上的。工人的生命和生活根本没有保障。自己的工会很少，工人社会地位很低，政治上更没有自由，完全是属于一种所谓“下等人”。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也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很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便利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革命联盟。　　

自然，中国无产阶级还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内部还存在着一些农民意识、行会观念、流氓习气等弱点。但由于上述的特点（优点），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不能胜利。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正确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奠定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上面说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参加“五四”的战斗，显示出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浙江评论》等刊物，自觉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介绍俄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上的准备。　　

有一部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到工人中间，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毛泽东在湖南深入工人群众，为工人作事，向他们宣传。每一工厂、每一行业里面，毛泽东都去发现积极分子、干部，经过他们，经过行动、斗争，渐渐地把所有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开始奠定党的基础。同一时期，上海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帮助工人组织了许多团体。在北方，则有刘少奇、邓中夏等帮助工人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十人团的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在阶级基础上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零年的春天，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中文名字叫吴廷康）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建立党的组织。他先后找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下，从五月间开始，先后由陈独秀等在上海，李大钊等在北京，毛泽东、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陈潭秋在湖北，王尽美等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小组。后来陈独秀到广东，又在广东建立了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同时建立起来。在国外，日本留学生中也有小组。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罗迈、向警予等又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团。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亦即成立大会（在会议将要结束时，因巡捕搜查，又移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到会代表十二人，代表党员五十七人。到会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等，共产国际也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　　

大会在讨论党章时，反对了合法主义观点和极“左”倾的观点。合法主义以李汉俊为代表，认为今天中国共产党只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工作，而不应该发展党的组织，不应该进行工人运动……。极“左”派以刘仁静为代表，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斗争的目标，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作任何合法的运动，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一般应拒绝其入党……。（后来刘仁静成为托洛茨基匪帮的走卒，李汉俊被党开除。）　　

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毛泽东等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因为还在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的时期，毛泽东已经奠下了湖南党的基础，已经在湖南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也作了工人运动，他和其他与群众有联系的代表，都主张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党，认为党的基本任务是为工人阶级专政而斗争，现阶段中国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当前中心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他们的正确意见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这样，就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的基础，造成了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工人运动开展的先决条件。　　

一次大会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中央工作部。并决定以党外合作的形式，援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第三节  共产党在工人中的活动，香港海员罢工，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党在工人中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立时，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时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中共成立后，便注意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所以一次大会后，就马上成立了一个公开的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书记部有全国总部（开始在上海，后在北京）主任为邓中夏，各地有它的分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武汉分部主任是林育南，济南分部主任是王尽美，在上海、广东也设有分部，总部出版总机关报《劳动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机关报，用以教育中国工人。　　

当时，在京汉铁路的长辛店、郑州、汉口的江岸，粤汉铁路的徐家棚，上海，江西萍乡煤矿的安源，广州、杭州等地普遍地开设工人学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共产党员多半当教员，逐渐和工人有深刻接近后，就进一步办工人俱乐部，或用“职工同人会”、“工人十人团”、“精业研究所”等名义，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　　

[香港海员大罢工]  随着工人组织的建立，工人的革命斗争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香港海员的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新页。　　

因为海员是跑外国的，常和外国工人接近。所以他们首先懂得组织工会，在海员工人苏兆征的领导下，他们在香港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由于海员工人受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又因跑外国，受到当时汹涌的世界革命潮流的激动，所以他们发生阶级觉悟较早。　　

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于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应，全体海员开始罢工，前后加入罢工的海员有二万多人；接着香港全市的苦力和运输工人数万人，也举行同情罢工。北方的铁路工人，听到海员罢工的消息，便募捐援助，铁路工人们在京汉铁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些给了海员很大的鼓励。罢工后，许多轮船停泊在香港开不出去，使英帝国主义的商业遭受很大损失。英帝国主义实行镇压，逮捕工人，香港工人便毅然离港到省（广州）。英帝国主义为了禁止海员离港，在沙田阻止工人到广州去，开枪射击，死二人，伤数百人。但工人们在工会领导下誓死不屈服，坚决离港，罢工坚持了八个星期，英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答应增加工资，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并恭恭敬敬地送还原被香港英政府拆去的“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牌子。当工会牌子在十余万人的热烈仰望中徐徐挂上去时，欢声雷动，爆竹连天，声震全港，罢工完全胜利。　　

[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  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大浪潮。接着有上海海员、纱厂、烟草及邮务工人的罢工；汉阳有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安源有一万五千矿工的罢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工人约二十万。大会热烈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国总工会等问题，并指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团体的通讯处，第一次劳动大会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工人们在上述罢工斗争中，由于受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他们感到政治自由的重要。因此在八月里又展开了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律草案，在全国各报纸杂志上发表，要求保障工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如要求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作用、允许工人团体代表工人缔结契约、废除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等。当时的军阀政府，自然不会通过这种劳动立法，但工人们的觉悟已经提高了，他们知道没有政治自由，争得的经济利益就没有保障，因而争取政治自由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十月间，又有唐山开滦煤矿五矿四万多工人反对英国资本家虐待的大罢工，这个罢工虽然在英帝国主义武力压迫下失败了，但中国工人阶级反压迫、争自由的运动，却从此更加激昂了。　　

[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自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就回到长沙，正式成立湖南党的组织，任湘区（湖南全省兼江西萍乡安源地区）党委书记（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继续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就已组织了几万工人。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开始了罢工斗争，最大的是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和湖南常宁水口山铅矿的罢工；同时，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工人几乎全部都罢过工，而且是联合全市小作坊、小店铺的同盟罢工。毛泽东亲自站在这些罢工斗争的最前哨，像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他亲自代表工人带领其他工人代表同去和省公署交涉。罢工大半胜利。这是湖南罢工潮最澎湃的时期。一九二二年夏，仅长沙城就有十多个工会。在这一基础上，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工人的总工会，毛泽东任总干事。为了争取工团联合会的合法，毛泽东曾领了工人代表去与湖南省长作斗争。一九二三年五月湖南全省有了粤汉铁路总工会等二三十个工会。五一节举行了一次全省总罢工。这时湖南的工人运动已达到了空前壮大的地步。后来，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期，湖南工人运动一直是从毛泽东奠定的这个基础上向上发展的。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的“马日事变”以前，仅长沙城内就有一百三十多个工会。湖南全省有组织的各业工人约达四十万人。　　

第四节  “二七运动”的经过和意义　　

  [“二七运动”的经过]  中国工人阶级自觉地斗争不断向前推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京汉铁路工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反帝反军阀的“二七运动”。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京汉铁路各分工会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吴佩孚密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鄂派军警阻止，包围工人代表，工人代表非常愤恨，冲入会场，正式开会，宣布了总工会的成立。会后，军警又把会场捣毁，并把守代表住的旅馆，不许自由活动。各地来的代表，更加愤慨，秘密召开全体代表会议，决定总工会移湖北江岸办公，京汉全路从四日正午起总同盟罢工，并号召工人们说：“我们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决无后退！”从　二月四日正午起　，京汉全路的大罢工就正式开始了。　　

大罢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万余人，集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厉二小时许，巡捕岗警都不敢阻拦。　　

到　二月七日　那天，吴佩孚手下的湖北督军萧耀南和武汉的外国资本家秘密计议的结果，布置了一个大屠杀的罗网。他们以“调解”为辞，诱工会派代表在工会会所相会谈判。当工人代表赴会途中，军警即包围工会会所，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被军警当场杀死三十二人，伤二百多人。接着又搜查工人家宅，随便奸淫抢掠，有一道街一夜竟被抢掠三次，细小物品也被抢去。　　

当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工人数十人，被军阀捉住，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军阀以刀砍林祥谦，再三强迫他下复工的命令，他都严词拒绝了。他被砍得鲜血溅地，仍然英勇地大呼：“罢工是为了全路工人争生存，没有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他就被砍死了。林祥谦是共产党员，他表现了共产党员至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高尚气节。　　

同日，在长辛店，也进行了同样的残杀。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共产党员）亦在武汉被捕，于　二月十五日　英勇就义。总计前后死工人约四十人，伤三百人，入狱的四十多人，开除一千多人，工会也被捣毁或封闭了，这就是工人运动史上的“二七惨案”。　　

[“二七”的意义]  一九二二年一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个高潮以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为其顶点。经过继续到一十三个月之久，大小罢工在一百次以上，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二七”大屠杀，使这个高潮，暂时遭受了挫折。但“二七”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谦等共产党员的光荣业绩是永垂不朽的。“二七”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有组织地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伟大运动，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先声。共产国际当时特为此发表宣言，说中国工人已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在强暴的敌人面前，工人们坚决、勇敢、毫不屈服，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显示了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中的先进阶级、最革命的阶级，也告诉全国人民：工人阶级是全体人民争取解放的领导者。同时，血的事实又告诉工人：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工人就不能翻身，不团结其他革命阶级共同奋斗并建立革命的武装力量，革命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以“二七”为顶点的当时中国工人运动，形成为后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力量基础。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第一节  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　　

[美日侵略中国斗争的华盛顿会议]  美帝国主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卖军火、贷款，大发战争财，逐渐成为统治世界经济政治的霸主，对于太平洋上的霸权，加强了争夺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获得许多大的权益。美、日两帝国主义，竞相掠夺中国，互相矛盾，成为帝国主义互争中的要角。英帝国主义向来在中国保有最大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起美、日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发展来，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张显得停滞，但也仍是掠夺中国的一个要角。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美国国务卿兰辛和日本派到美国去的石井发表相同照会，并由美国通知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特权，工商业机会均等；一九一九年，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又承认日本强占山东，企图以此换取日本承认美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但由于日本的狡猾和阴谋独占中国的活动仍是有加无已，使美国并没有达到排斥日本优势的愿望。斗争还是继续发展下去。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帝国主义发起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当时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两帝国主义，为解决战后太平洋上的霸权问题，特别是争夺中国问题的争执而召开的。由于大战中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在远东势力的膨胀，不但威胁了美国，也威胁了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使美、英可以结成伙伴，在这个会议中共同对付日本，为了取得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远东中的新协调，解决美、英、日等列强争霸中的矛盾，这个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军舰的吨数为五、五、三之比。对于争夺中国问题，则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根据美国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签订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在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而实际上则是美国作领袖来和英、日等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合法地殖民地化中国，也就是“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自华盛顿会议以后，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有了新的协调，表面上似乎暂趋缓和，实则彼此的斗争只是更换了些方式，主要是采取了间接的方式，各在中国扶植和利用一部分军阀为其爪牙争夺地盘，以实现其掠夺的企图。　　

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被各帝国主义用作在华的工具。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各自寻找其得力的工具。原来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下分裂成皖系和直系两派。这两派的斗争的背后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华盛顿会议后，各个帝国主义在华争夺权利的斗争，就反映为代表各派大地主大买办的各派军阀的频繁不绝的内战。　　

[直皖战争]  上面说过，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就分裂为直、皖二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投靠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膝下。此外还有在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和日本有勾结。　　

继承袁世凯操纵北京政府的是段祺瑞。他大量地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换取借款。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直系军阀吴佩孚（师长）等，以曹锟（直隶督军）为首领，利用了当时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绪和助力，并联合了奉系，于一九二零年七月间，在河北的杨村、涿州和皖系发生战争，一举打败了皖系。日本在华势力暂时受了打击。从这个时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反动政府取得了权力。曹锟、吴佩孚又继承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故技，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现反动的武力统一。　　

[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自打败皖系后，占有华北和长江流域地盘，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为扩张。日本帝国主义自扶植皖系失败后，便努力扶植奉系。奉系自在直皖战争中入关后，势力达到北宁铁路（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各地，直、奉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化起来。这时候，孙中山在广东依靠旧国会的一些议员组织了“非常国会”，选举他当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进行和东北张作霖联合的政策，以反对曹、吴。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直、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处，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　　

[广州军政府的分裂和陈炯明的叛变]  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部分军阀和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一九二零年，北方皖系当权时，桂系军阀陆荣廷等就在皖系的策动下，主张南北议和。孙中山被迫辞军政府总裁职，离开广州。后来，孙中山利用粤军陈炯明击败桂系，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被举为非常大总统（一九二一年），准备北伐。直奉战争中直系胜利后，曹锟、吴佩孚想垄断全国权力，和英帝国主义合谋，收买陈炯明，教唆他叛变，炮击总统府（一九二二年），孙中山被迫逃往上海。这时他发表宣言，提出“工兵计划”，主张化兵为工，要曹、吴以军队半数改为工兵。曹、吴表面上赞成他的主张，实际上是想拉他投入反动集团，以消灭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写了许多文章，揭破曹、吴阴谋，鼓励孙中山不要受骗，要坚持革命立场，给了孙中山以很大的帮助。后来，陈炯明为滇桂联军所败。一九二三年春间，孙中山再到广州，被举为大元帅。　　

[曹锟贿选]   直系两次胜利后，统一了黄河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便进一步诱发了曹吴垄断全国权力的欲望。于是吴佩孚先逼总统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作为过渡的总统。曹锟、吴佩孚到处残暴的压迫人民，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惨杀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工人，就是许多罪行中一件最大的罪行。一九二三年六月间，直系军阀驱逐了黎元洪。　十月五日　，五百九十个国会议员们每人得了五千元的银元支票，曹锟“获选”了大总统。“猪仔国会”、“猪仔议员”——这种称呼，就此变成了全国所咒骂的通俗的称呼。　　

[军阀混战下农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长]   在这样帝国主义新侵略和军阀混战下，农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兵差、拉夫、人为的天灾、地租和高利贷的加重，使农民运动以各种形式勃兴起来。南方已开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如广东东江），北方农民原始的自卫斗争（如红枪会）也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工人的被剥削是加紧了，同时，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团结力也加强了。　　

   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因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军阀内战，也有了新的觉悟。　　

   各革命阶级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更加增长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对国民党合作的促进　　

  [中共二次大会和反帝反封建政纲的提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二十三人，讨论的中心问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党的策略路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总结了近代人民斗争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宣言中说：“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又规定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提出：“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在这个宣言中，分析了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号召工人农民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民以及妇女的法律：（一）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二）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三）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四）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五）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六）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 但是，宣言中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是宣言的缺点。这个缺点，后来被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所发展，而使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了路线的错误。这次大会并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六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曾发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具体地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这些，就使全国人民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的新步骤，以发动广大的新形式的群众运动。这极大的鼓舞了孙中山的革命热忱。这种政纲和政策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派所同意。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生存，抛头颅、洒热血，这是很可敬仰的。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损害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例如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总幻想帝国主义来帮助中国革命；辛亥革命更因和封建军阀袁世凯妥协，把革命断送了，但从中国共产党产生，提出上述明确的民主革命政纲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孙中山经过了失败、挫折以及妥协的错误的长期过程，到这时，由于他和共产党人的来往接近，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启示和帮助，才开始找到革命新道路，推动他后来决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孙中山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就大大促进了中国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这个党的宇宙观和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党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时候，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它必须负起责任来完成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时，根据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就规定了上述关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作为自己斗争的最低纲领——这纲领到后来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一九四七年所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九年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了最科学最完善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则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纲领。　　

   二次大会以后，党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开展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有几十个职工会，会员人数约在十五万以上。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也加强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全国团员已有四千人。二次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定期出版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中共三次大会和毛泽东坚持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到会代表三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三十二人。　　

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有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大会的讨论中心是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在讨论中，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一个极端是右倾的代表者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因此，他认为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应该集中到国民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起来，取消共产党。这种错误观点曾部分地参杂到大会宣言中去。另一个极端是“左”倾的代表者张国焘，他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认为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革命，他认为和国民党合作就会“混乱无产阶级思想”。当时，毛泽东和瞿秋白等在一起，坚决地和陈独秀的右倾尾巴主义作斗争，又和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作斗争，使大会正式通过了调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等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三次大会以后，毛泽东被调到党中央工作。　　

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开始建立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的合作。　　

第三节  在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的发展]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是同盟会。同盟会是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会党”——中国“下等”社会（包括工人和农民）的原始组织，以及反满的士大夫，这几部分人的松散的革命联盟。而以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专制朝廷，但是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未能真正动员群众。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在版图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致使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之手，革命终归失败。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当时大部分上层党人开始妥协腐化，党内加入了许多反动派——封建政客集团、买办势力，国民党已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性质。　　

一九一三年，反袁的所谓“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内被袁世凯打败了，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事实上，在这以前国民党已分裂为一些政客集团的小组织，自己经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到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企图恢复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革命党的面目，但参加的人数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影响很小。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上海，学生们派代表找孙中山，要他支援“五四运动”，孙中山因为自己没有力量，表示没有办法。“五四”后，他受了“五四”人民运动的影响，又受了俄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影响，遂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其所以称为中国国民党，是在表示区别于一九一一年革命后的“国民党”。当时一些最先进的革命者曾积极帮助孙中山，林伯渠就在当时作中国国民党的总务部工作（这是管组织工作的部门），酝酿着向革命更生。但中国国民党力量还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国）有些党部能够在经济上支援孙中山以外，在国内各地并无基础。孙中山为此十分焦急，但一直没有什么办法。　　

[共产党帮助孙中山建党]  恰好，一九二零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开第二次大会，规定“共产国际应当与今日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事业的革命势力取得密切的联络”（《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列宁在大会上代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作了报告，热烈地主张援助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运动。　　

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述委员会的秘书马林来到北京，经李大钊的介绍，八、九月间到广西会见了孙中山，谈中国情况、谈十月革命。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意见：（一）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和赞成。要办好的政党一点尤其和孙中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以来的意见吻合。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自己的武装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政党呢？当时国民党在内地既无基础，也没有人去作组织工作。于是共产党着手帮助国民党在国内各地先后建立起秘密的国民党党部来，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湖北由董必武负责，四川由吴玉章负责，湖南由毛泽东、夏曦等负责。湖南的国民党名义上覃振为支部长，但他不能回湖南，所以事实上是毛泽东、林伯渠、夏曦等在作事。　　

  一九二二年八月，苏联派越飞来华，和孙中山再谈改组国民党及建军等事，并说可得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帮助。于是有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孙文、越飞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有当时共产党员谭平山等参加作中委），聘鲍罗廷为顾问，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联苏、联共、扶助农工” 的三大政策。　　

[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是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每一省又另推三人。　　

  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承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并且通过新政纲、新党章和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有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国现状外，并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从此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的国民党便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其斗争的目标，以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为其政策。这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派的革命代表的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并被选为这个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这次大会在实际上成为革命高涨的起点。　　

  会后不久，一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派蒋介石等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办黄埔军校，聘请苏联顾问，模仿苏联的军事制度。共产党派周恩来去作政治部主任，派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去作教官，苏联又帮助许多武器。　　

  由于孙中山的确立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当时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度变更过去的性质，形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种组织形式。原来国民党这个组织，上面说过是包含有很多反动派在里面的。在改组时，这类反动派——买办势力、封建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或公开脱党了，但是有的封建买办势力——大资产阶级分子，却还埋伏在国民党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在上海国际买办市场上鬼混并替那些买办市场的黑幕中主人充当走卒的蒋介石，便成为这种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实行两面派阴谋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矛盾所发展的三大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土地问题）中抽引出来的。中国人民是迫切要求解决这三大问题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限制和损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关于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　　

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所以除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纲，是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以外，其余的三民主义学说不但是旧民主主义的政纲，而且是极不彻底的。带有改良的温和的色彩。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反满，并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因而在满清退位后，他觉得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二民主义”便够了（如《中华革命党政纲》）。那时，他的民权主义也很不彻底、不明确；民生主义方面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权”。同时，他又缺乏实行这些主义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无产阶级、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进步，像上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对于民族主义，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对于民权主义，则说：“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包含着革命内容的这个宣言和政纲，是当时共产党人帮助起草和修改的，虽然其中还有缺点（如政纲上的建国三时期之说等），但大体上是成了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个宣言和政纲，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虽然在广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却是相同的（即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民族主义，主张实现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治——民权主义，反对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和限制资产阶级的专利——民生主义）。一九二四到二七年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中共和孙中山及其真实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创造的成绩。一方面，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新的发展（旧三民主义变成新三民主义）；另方面，就是新的革命方法——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产生（三民主义变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曾说：“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在他临终时还说：“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当时，假装拥护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在革命由其叛变而失败后，就公开地抛弃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拿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一些落后的部分，来作为其反革命的理论根据。　　

第四节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发展　　

[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革命力量骤增，各地群众革命运动突飞猛进。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非常恐惧，叫嚣“孙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国民党内部代表买办豪绅阶级的张继、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公开出来反对革命统一战线，说什么“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这种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一天天尖锐起来，其中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及陈恭受为首（他们都是国民党右派）。他们依靠香港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军阀范石生等的军事援助，企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广大群众示威游行，遭受商团的屠杀，死者二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屠杀后，商团全体出发，张贴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并主张邀请帝国主义走狗军阀陈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孙中山这时藉革命派和群众的帮助，以革命武力平定商团，将商团击溃。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  在北方，自从曹锟贿选得了“大总统”，爬到反动权力的最高点后，历史注定他要从宝座上跌下来。全国人民涌起了反曹、吴的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了这个人民运动的先锋。各反对派军阀利用人民反曹反吴的情绪与曹、吴对抗；而曹、吴则利用了“统一”的口号，要削平他们。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爆发了苏浙战争。和奉系有关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至十月十三日卢永祥失败。　　

苏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曲，　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近战于山海关附近。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夜，于　九月十日　发表《第三次对时局主张》，向人民分析了一年来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变幻离合，提出：“目前能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直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转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直奉战争紧张关头，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通电主和，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和奉军合击直军。直军遂全线崩溃。横行一时、自认为反动武力天下无敌的直系军阀，土崩瓦解，曹锟被逮捕，吴佩孚则狼狈地逃到武汉。在北京出现了奉皖两系同意下的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这时，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有了开展。但是奉系军阀势力却也乘机入关，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一直到上海均为其占有。　　

[中共第四次大会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被曹、吴赶出北京后，于七月间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来的。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中国共产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第四次对时局主张》中，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当时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乃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企图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当时他发表的《北上宣言》，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一般是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孙中山北上过沪时，因为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多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反对孙中山登岸），因而更加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当时，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处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人，代表着党员九百八十人。大会上着重地讨论了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及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加强职工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大会还专门讨论了对召集国民会议运动的具体方针，以加强对这个运动的领导。这次大会为行将到来的群众革命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孙中山的逝世和遗嘱]  北京反动的段祺瑞政府为着堵住群众的要求，一面邀请孙中山北上，同时却又提出召集“善后会议”来和共产党、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到北京后，见段祺瑞的邀请毫无诚意，十分愤怒。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也于　三月一日　在北京召集，和善后会议相对抗。孙中山因劳累过甚，旧病复发，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国的哀悼。他临死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籍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我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这封信，是孙中山对中苏两大民族友好合作的热烈希望。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都是珍视中苏的友谊和合作的。他在留下的遗嘱中也指出，要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伟大的一代民族革命领袖的遗言，正是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尊重的。　　

第四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　　

第一节  “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高潮　　

[“五卅运动”的时代背景]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因为得到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的帮助，残酷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而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到一九二五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已接近于或达到战前的程度。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如美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则是跳跃式前进，和其贸易均超过战前的程度。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埋伏着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要引起对于殖民地的重新争夺。而且，相对稳定的出现，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疯狂地向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加紧“合理化”的榨取，向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一步掠夺而来的；这就无法消除他们与国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矛盾，以及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所以相对的稳定中，预伏着更严重的恐慌的必然到来，包含着新的战争危险，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界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　　

与此相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真正稳定和巩固。在一九二五年，苏联已在新经济政策轨道上达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有决定意义的成功，并向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新时期过渡。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时正因为各个帝国主义者在大战结束后重新回来加紧的侵略，而发展着经济的危机。这种危机，特别是表现在工业发展的停滞状态上，而在一九二五年初更为严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建立的企业中，为获得更高额度的额外利润，对于中国劳动者肆行更凶残的剥削，像上海的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日夜轮班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时，夜工不加工资；工资很少，普通每天两百钱。日本资本家更利用“储蓄金”及各种方法来克扣工人的工资。在中国资本家的工厂中，由于在外资的高压下，中国资本家为求维持其利润的获得，也从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及减低工资上着想，弄得工人生活也更恶化。农民因军阀混战和租税加重而破产流离，如河南卢氏县的农民曾经为了反对军阀拉夫、派款，而被逼举行了三次的围城暴动，其他许多地方农民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重重压榨的斗争，也纷纷发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因当时的经济恐慌而大批地失业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因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挫折，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进一步的加剧。总之，当时因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而引起的中国经济的危机，正是中国民族危机的标识，中国革命阶级的革命要求也因而日益强烈了。这一切，正显示着中国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的必然到来。　　

就在当时（一九二五年），世界革命的导师斯大林，即已预见到中国的革命将以不可计量的力量发展起来。他说：　　

“中国革命运动底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他们将来还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些力量，不以应有的程度估计到这些力量，他们将会因此而吃苦头。”（《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三三页，《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底政治报告》）　　

斯大林的这个科学预见，是根据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诸条件和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同时也是根据了对于世界政治经济诸条件和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科学分析而得出来的。从一九二五年高涨起来的中国蓬蓬勃勃的革命高潮，正准确地证实了他的预见。　　

[“五卅运动”的序幕——工人反帝斗争的展开]  以日、英、美为首的革帝国主义强盗，虽然互有矛盾，但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时是联合一致、横行无忌地向中国人民挑战，于是，最受压迫和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就首先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　　

“二七”的第一周年（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九二五年“五一”劳动节日，又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余，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次大会中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推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会正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且着重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和领导者。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纱厂，由于日本资本家长期凶恶的苛待工人，由于开除一批男工，而以奴隶式的“养成工”去替代，引起了大罢工。接着，上海曹家渡、杨树浦各纱厂工人也响应罢工，参加罢工工人共计七万人。这次罢工在英勇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邓中夏和刘华的领导下，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接着，青岛日本纱厂大康、内外棉、隆兴、铃木等厂工人一万八千人，也在四月里相继大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阻止工人组织工会。这次罢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人和全国铁路工人的援助而取得完全胜利。　　

[惨杀的开始——福州惨杀和青岛惨杀]  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学生为着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教育侵略，举行请愿运动，遭受屠杀。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人，在这一天举行请愿，露宿省公署的时候，军阀政府的陆战队、警察队及其他军队开枪轰击；枪柄乱打，枪刀乱刺，重伤数十人。这便是作为“五卅惨案”的先声的“福州惨杀”。　　

接着　五月二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又演出了“青岛惨杀”。青岛工人自从罢工胜利后，日本厂方无理地不履行条件，且以种种方法向工人挑衅，并“命令”中国官厅：“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于是奉系军阀官厅便向工人代表说：“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害怕。”工人坚决反对，日寇便唆使其走狗——奉系军阀，调集武装，于夜三时突然包围工厂，进行屠杀，工人被杀死者八人，重伤者十余人，被捕者七十余人。　　

[五卅惨杀]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开枪杀死坚持抵制帝国主义压迫的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十余个工人。这一屠杀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抗，特别是学生。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举行募捐救济死伤工人，结果遭受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定三十日在会审公堂开审。同时帝国主义又提出威胁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法案。为着这两件事，上海各校学生决定在五月三十日举行以及宣传。　　

　五月三十日　，各校学生二千多人，分头到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和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英捕到处捕捉讲演学生，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拘禁学生即达数百名。三时许，群众将近万人聚集于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正在相持之际，英帝国主义竟下令开枪，向徒手的群众射杀。顿时血肉横飞，计当场击毙十人，重伤十五人，捕去五十三人，这便是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三罢运动]  上海南京路大屠杀后，群众更加愤激，到处举行集会演讲。中国共产党特组织“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个运动。在共产党人刘少奇、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下，三十一日，上海二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中央并决定将这次运动扩大到各阶级去，结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六月一日　，上海伟大的“三罢”实现了——二十余万工人总同盟罢工，五万余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罢市（主要是中、小商人首先罢市），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罢岗表示反抗。　　

这时，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已开来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布满上海，一切呈现战争状态。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工人、学生装束的就打，群众死伤，日有所闻。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培养干部的学校）被封闭，瞿秋白等被下令通缉。　　

　六月七日　，上海的反帝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了。加入这一组织的有：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未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表现了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各革命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　　

　六月十一日　，上海工学商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群众大会，反帝情绪极其高昂，并提出了十七条交涉条件，主要内容：（一）立即撤退在华各种武装，取消戒严令；（二）送回被捕学生，恢复被占、被封各校的原状；（三）惩凶、赔偿、道歉；（四）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五）优待工人，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六）将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案撤销；（七）制止越界筑路；（八）收回会审公堂，取消领事裁判权；（九）巡捕头应分配华人充任；（十）永远撤退驻华的英、日海陆军。　　

这十七条的提出，表现了中国人民革命外交的精神。　　

[反动派破坏革命运动]  在群众伟大的反帝浪潮下，帝国主义者感觉“五卅”时代已不是“义和团”时代了，群众的新型的革命运动，已不是一场血腥的屠杀可以简单地镇压下去了。于是他们转变计策，除了对工人和革命学生继续采取屠杀镇压政策外，还采取了更阴毒的办法：他们和买办资产阶级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等同谋，设法分裂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压迫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反帝运动，然后再以全力来镇压工人阶级和革命学生，各个击破。　　

于是，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便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利诱；一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上海工商界相威胁，同时，又通过戴季陶、梁启超、胡适等“高等华人”提出“缩小范围”“友谊协商”等口号。在这种以打一拉的两面政策下，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商会虞洽卿等遂乘机采取了可鄙的行动：修改十七条件，决定　六月二十六日起　单独停止罢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奉系军阀则出面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副委员长刘华（十一月间被孙传芳逮捕，于　十二月十七日　英勇就义）。　　

到　九月七日　（辛丑条约签字纪念日），上海二十万群众在纪念“九七”国耻游行中，又遭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屠杀。至此，上海群众运动暂时受到了挫折。　　

[全国各地的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都激起了汹涌的反帝怒涛。北京五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及二十余万群众所举行的国民大会，都和军警发生冲突。武汉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也横遭屠杀。此外长沙、九江、青岛、天津、南京、厦门、福州、济南、开封、杭州各地反帝运动几无不与军警冲突，演成流血的惨案。广东、河南等地农民也参加了斗争，全国群众都在愤怒中摩拳擦掌。　　

在各地反帝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的反帝运动。　六月十九日　，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罢工，并提出要求，计分两部：（一）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二）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低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英国香港政府便立即戒严，并向支持工人正义行动的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广州、香港的群众更加激怒。　六月二十三日　，广州七万余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援助“上海惨案”的盛大游行示威，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兵开枪扫射，英、法、葡炮舰开炮射击，当场击毙群众五十二人，伤一百七十余人，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沙基惨案”。沙基大屠杀发生后，广州、香港的群众反帝情绪更加沸腾，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和英国经济绝交，封锁海口。　六月二十九日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中国工人阶级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罗登贤等的领导下，爆发二十五万人的大罢工，并有十三万工人陆续撤回广州，使香港一时变为死港、臭港，摇撼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年代久远的统治基础。他们返省后，和广州工人通力合作，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　　

罢工工人，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二千余人），厉行抵制英货、日货运动，并积极组织各地工农群众，巩固了广东的革命根据地，使后来北伐出师无后顾之忧。　　

  省港大罢工，在广东革命政府及广东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支持之下，坚持一年零四个月之久，这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光荣的一页，即在世界罢工史上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五卅运动”中，上海、武汉、特别是省港的工人举行大罢工，一方面领导了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　　

[“五卅”后的国内形势——浙奉战争，三一八惨案，国民军退却] “五卅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矛盾又加剧起来，表现为浙奉战争的爆发。一九二五年十月，英、美帝国主义工具孙传芳（浙江督军）利用群众反奉的情绪，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向上海、南京（奉系地盘）等地进击，发动反奉战争。吴佩孚亦在湖北乘机再起，自称十四省讨逆联军总司令，攻击直、鲁两省的奉系军队，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奉系军阀很快地就在上海基金谱线上遭受到失败。　　

在奉系军阀溃退中，张作霖派张学良、郭松龄入关助战。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影响了一部分军阀倾向于革命。郭松龄在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滦州倒戈，率军出关，势如破竹，占领锦州，进逼沈阳。日本帝国主义便亲自出马，以日军乔装奉军，直接进攻郭松龄，在日军和奉军夹攻下，郭松龄于十二月失败被杀。　　

“五卅”运动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了群众革命影响，也进一步地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李大钊在北方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直、奉军阀的策略。在中国共产党和群众帮助下，国民军取得了京、津、河北、内蒙、河南等地。虽然国民军还只是军阀中倾向革命的军队，但在国民军统治的地区里，革命运动却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京、津、京绥线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都在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河南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大有发展。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军势力扩大，北方群众运动发展，就又重新联合向革命进攻。一九二六年三月，日舰两艘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抗议。十六日，以英、美、日为首的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通牒，因而引起北京人民的愤怒。　三月十八日　，北京各界人民数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队伍至国务院时，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重伤二百余人。这就是“三一八”历史惨剧。李大钊是这次反日运动亲身领导者，他虽头部重伤，仍镇静地指挥群众退却。　　

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指使奉、直军阀重新联合向国民军进攻的战争，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始，国民军于四月间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入张家口、内蒙及西北一带。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趋于消沉状态。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重又盘踞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英、美帝国主义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则盘踞河南、湖北并派兵进入湖南，孙传芳则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五省。　　

第二节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　　

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第一次东征和讨伐杨刘]  在孙中山北上前后，军阀陈炯明仍旧盘踞在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得到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军事援助，威胁广州。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创建起来的两团黄埔学生军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举行第一次东征，在以共产党人彭湃为首的广东东江农民的援助之下，攻克潮、汕得到了大胜利。　　

“五卅”后，一九二五年六月初，驻广东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互相勾结，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该两军在广州勒索筹款、贩烟开赌、无恶不作）。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坚决主张，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和粤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交战一天半，　六月十二日　，滇桂军全部瓦解，革命政府遂转危为安。　　

  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大为巩固。这些事实初步证明了：和工农群众的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军队是能够打败军阀的力量的，虽然这些军阀的背后还有帝国主义作后台。平定杨、刘军阀后，　七月一日　，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在这以前叫做大元帅府），并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各个参加革命的军队的名目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这时正是“五卅”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高涨的时候。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东江革命的农民是支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　　

[第二次东征——平定陈炯明]  十月间，广东的革命军队，又在省港的革命工人和东江的革命农民的协力支援之下，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十月十四日，东征军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十一月将陈部完全击溃，收复东江，其他北江、南、中路反革命势力也全部肃清。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底，广东全省除琼崖外，已完全为革命军所统一了。　　

在这几次革命的战役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都起了英勇无敌的先锋作用。　　

[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农运的发展]  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后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共五百余人，代表有组织工人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人，大会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选举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在“五卅运动”后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广东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员彭湃等人的领导下，也有飞快的发展，并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举行了广东全省第三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据当时的统计，有六十二万农民已经加入了农民协会，　　

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反革命和革命的斗争　　

[蒋介石的起家]  蒋介石是躲藏在当时的革命阵营中的阴谋分子。他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的头子陈其美的门下。后来又投靠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门下拜黄做“老头子”，并在交易所里鬼混，充当经纪人。孙中山联苏后，他觉得投孙中山的机对他有利，就投奔孙中山，并到苏联去旅行，回国后，他高唱左倾的调子，使孙中山觉得他很革命，又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和廖仲恺就叫他去当黄埔军校的校长。这个流氓窃取了这个重要的职位，就为一切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派所重视，从此，他就以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资格，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装着革命的面孔，喊着革命的口号，来篡夺革命，以便最后出卖革命。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国民党左派革命领袖廖仲恺被刺杀案发生。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分子胡汉民因犯重大嫌疑而被迫离开广东，和胡汉民相勾结的粤军许崇智部被迫缴械（那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就一跃而为广东最大的实力派（他因为当黄埔军校校长，学生军归他率领），乘机担任军事总监，统辖各军，篡夺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　　

[右派的反革命活动——西山会议、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  胡汉民原是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被迫出走后，林森、邹鲁、谢持、居正、张继等右派十余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开会，以“护党”名义，反共反革命，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右派分子戴季陶则在七月间已发表了几个反革命的小册子，如《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把孙文主义曲解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发展。国民党右派的王柏龄、贺衷寒及缪斌等人又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一方面对“西山会议派”——不是自己亲信和同系的右派人物，采取某种疏远或打击的态度，以表示他“革命”；另一方面对“孙文主义学会”则又采取扶植、纵容、拉拢的态度，以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　　

蒋介石深深知道：他所以能爬上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地位，主要是窃取了共产党人的努力的成绩，因为没有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熊雄、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人的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六个月到一年的黄埔军校就不能够培养出什么人才来。没有苏联的接济，就组织不成军队。另外还有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邓演达等的支持和帮助，否则也组织不成一个学校。为了增丰他的羽毛，蒋介石便积极在黄埔军校中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以反对这些革命力量。他除了和那些在军阀队伍中找不到门路进身的军事流氓像何应钦之类互相勾结外，就通过这个反共的封建买办军事法西斯团体——“孙文主义学会”来准备反革命的力量。　　

[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国民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国民党右派等各色反革命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向革命积极进攻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是真正的左派，认识到要革命必须联苏、联共、拥护工农利益。汪精卫、宋子文、陈公博等是投机的假左派，蒋介石当时也是假左派）的革命势力的主持下，通过了革命的决议，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三大政策，以纪律制裁“西山会议派”（有的开除，有的警告）。这次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七人，候补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七人。毛泽东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毛泽东自从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回湖南作农民运动，短时间内成立许多农民协会，和当时湖南的军阀统治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为后来北伐军的顺利通过湖南打下了群众基础。他在出席上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当选为候补中委，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当时国民党的机关报《政治周报》，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戴季陶等反动的、歪曲的“孙文主义”，成为革命党人及广大人民的喉舌。当时毛泽东又组织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个和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任该所所长，并亲自教课。　　

[三月二十号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左派在表面上是占了优势，但是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及其党羽，却是正在酝酿着阴谋，想把左派的势力压倒下去。　　

在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蒋介石看到广东统一后，北伐即将举行，如果不对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和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加以打击，他就不能控制这个革命，就不能把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一定时机变质为拥帝、拥封建的反革命。　　

于是，蒋介石和他的一批军事法西斯羽翼——“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首先就共同策划了一个反动阴谋事变——“中山舰事件”，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至二十日演出了。　　

　三月十八日　，蒋介石和他的盟弟欧阳恪（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等密谋，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了黄埔，阴谋分子立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并在形式上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便故意表示“惊异”，说并无调舰命令。二十日晨三时，蒋介石就籍口“共产党阴谋暴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龙及各军中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又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第一军的创建和战绩，原是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不可分开的）　　

自　三月二十日　的阴谋事件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更活跃了。接着，　五月十五日　，蒋介石又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会议中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而让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取得重要地位，蒋介石也在这次会议后开始把国民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这时蒋介石及其党羽还不敢公开反共，还想利用工农力量来窃取革命的果实。“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仍旧在口头上表示联共，一面则时刻准备着更大规模地行使　三月二十日　的阴谋。　　

[毛泽东的预见] 蒋介石的这些阴谋活动是利用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弱点。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后曾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必须加以反击，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拒绝这样做，总是片面强调　　

“联合”，不敢斗争。这种妥协让步的政策助长了蒋介石的野心。　　

还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论文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三页）这论文是为了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一种倾向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倾向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提出了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在论文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页）他又指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包括贫农和中农）。毛泽东这时已经懂得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是上述的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懂得的。张国焘只知道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陈独秀则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也同样忘记了农民，因此在国民党面前只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虽在右派进行反动阴谋时也不敢予以反击。　　

毛泽东文章中又指明：“……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同前书三页）又指明：中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同前书四页）。他在这时已看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在革命中动摇的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后来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实了他的科学的预见。毛泽东的文章中又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访他们，不要让他们搅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页）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甚至对于已经表现敌对行为的不可靠的同盟者也毫不提防，结果就使自己陷入了软弱无能的地位。　　

第三节   北伐战争　　

[北伐出师和蒋介石窃取北伐军的总司令职权]  广东统一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便走向以革命战争的形式来进行推翻全国的反动统治。斯大林在北伐时便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是坚决主张北伐的，苏联顾问又帮助中国主持北伐的战略计划。　　

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北伐进军前，蒋介石为了准备最后背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便布置了一个军事独裁的规模：利用了他在　三月二十日　事件以后所窃取的党权、政权，特任他自己为北伐军总司令。并且，根据蒋介石自己的规定，凡国民政府下的陆、海、空军，都归他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都直属于总司令部；而且，凡是国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受总司令调度，各省各军的首长，都归总司令任免。也就是：由总司令“统一军令政令”，总司令部即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即总司令部。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的名义下，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　　

但是，革命的影响在各军之间，不仅仍然是很大的，而且还在发展着。这种影响的程度，正决定了各军战斗力的强弱。如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威名远扬的有战斗力的“铁军”，这个“铁军”称号的主要来源，便是在第四军里有一个独立团是战功最大最多的名将——著名共产党员叶挺率领下的，干部和战士都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像林彪、粟裕、周士第等），每一战役中牺牲缺额，均由中共负责补充。此外，像第二军、第六军，在广东时本来并不出名，但在后来北伐中都有很好的战绩。就是因为在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在第六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为首的大批共产党员。转向革命的第八军，在后来北伐进行中，特别表现了战斗力，也是这个原因。第一军在两次东征的时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作主干的军队，那时战无不胜，威名赫赫；但自从　三月二十日　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蒋介石迫退，该军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他的党徒副军长王柏龄带领北上，就到处打败仗，而在南昌和孙传芳作战时更败得狼狈不堪。　　

北伐——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进行的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对于战争的胜利，共产党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先遣部队叶挺等部，在五月底即从广东出发攻入湖南，稳定了湖南战局，巩固了北伐军的前进阵地。　七月九日　，北伐军大批出发，省港罢工工人组织运输队三千余人，又组织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湘粤之交，如五岭山脉，崇山峻岭，道路异常险阻，又兼溽暑炎蒸，罢工工人重担渡岭，不怕困苦，给北伐军以巨大帮助。）　　

　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军一入湖南，不但毛泽东早已组织好的工人积极起来参战，而且毛泽东组织好的几十个农民协会也组织农民自卫军，积极参战。萍株铁路工人协助革命军攻占醴陵。革命军更到处得到农民的帮助，因此很快地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等处，乘胜追击，而于　七月十二日　占领长沙。旋由农民担任向导，绕道而至敌人之背，夹攻敌人，　八月二十一日　占领岳州，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部狼狈北窜。　　

  在解决了湖南战事以后，北伐军进入湖北省境。这时北伐军在群众力量配合之下，声势十分浩大，但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势力在这一带仍节节设防，顽强抵抗。八月底发生了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有名的战役。汀泗桥和贺胜桥都是在湖北境内沿粤汉铁路线的形势险要的据点。革命军先在汀泗桥战役中以英勇攻击使凭险扼守的敌军全线瓦解。于是吴佩孚亲自退守贺胜桥。但革命军的前锋部队仍以少数的力量而击溃了数万敌人。这两次战役更使人看出，革命军队，因为站在正义的方面，站在人民的方面，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军阀部队虽有帝国主义暗中支持，终究是抵挡不住的。　　

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激烈战役，吴佩孚的主力已被打败，革命军乘胜直扑华中军事重镇——武昌。　　

九、十月间，革命军各部环攻武昌，终于在　十月十日　攻克武昌城，首先攻入城内的就是叶挺所率的独立团。叶部入城，纪律严明。两湖人民给了独立团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　　

在江西方面，革命军已于　九月二十日　进占南昌，旋因孙传芳部的反攻又退出。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精兵”——第一军的教导师，这时由王柏龄（师长）、缪斌（党代表）率领，作为总预备队，到江西遇上了孙传芳的第四师，一交手就全军覆没，王柏龄和缪斌仅只身逃脱。这就是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战功”。后经各军不断地剧烈战斗。卒将孙部击溃。至　十一月四日　革命军攻克九江，　十一月八日　再入南昌。　　

福建方面，蒋家党何应钦部于　十月六日　在永定上杭一带与敌接触。到十一月底，利用当时孙传芳主力还在江西，加上军阀周荫人部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等投降，几乎没有打什么仗就直入福建，并在那里扩充自己派系的兵力。　　

  在北方，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在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邓小平、萧明等）的帮助下，十七日在绥远五原宣誓（称为“五原誓师”）就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率师入陕，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年底，国民军奠定陕西全省。　　

  在北伐中，工农参战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连篇累牍地登载在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上，如：“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农民因猛攻太甚，阵亡者不计其数”；“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数百人”……工人方面，粤汉铁路、萍株铁路、汉冶萍煤矿工人，都破坏交通，配合作战，汉阳兵工厂工人则于　八月一日　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攻，北伐军攻入后，马上为北伐军造枪炮……　　

  北伐的胜利，是无数工、农、革命战士的鲜血换来的。蒋介石并无战功可言，但蒋介石却把北伐的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拿别人用鲜血换来的胜利，作为他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取得地位的讨价还价的资本。　　

[迁都之争和迁都武汉]  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北伐无能，使得蒋介石原来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布置，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二六年九月间，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主持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在广州开联席会议，议决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阻等等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些都不合蒋介石的意想。十一月间，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总司令部，接着迁都地点的问题就争论起来了，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那时两湖和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很大发展，北伐的先锋队——叶挺的队伍也在武汉担任卫戍工作，迁都武汉是对革命有利的。但是，这对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却不利。蒋介石争着要迁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结果，蒋介石争论失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便在武汉执行职权。　　

那时，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加上在国民党担任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所以革命势力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占优势。　　

第四节  群众的革命高涨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的大背叛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治南伐”和蒋介石的叛变准备]  自从蒋介石进驻南昌之后，他便派了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二六年冬），为出卖中国革命找寻主子。同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也举行所谓“政治南伐”，他们从北方——当时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派出不少政客官僚到南方钻进革命队伍中进行政治阴谋。黄郛、张群（这是亲日派并精通中国封建统治权术而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政客）和王正廷（这是和各国帝国主义都有相当关系的卖国外交老手）等类人，都兼负有江浙财阀的使命，相继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进行谋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荷兰银行的买办兼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是蒋介石曾经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长，有恩于蒋）衔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和中国金融买办阶级的使命到南昌去谈判，答应蒋到上海南京后给蒋介石六千万元款子，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帝国主义者除了举行“政治南伐”，还施用屠杀威胁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轮在四川万县撞沉木船被川军杨森部扣留，英帝国主义即开巨炮轰击万县街市，死人民官兵五六千人，是为“万县惨案”。接着就是武汉九江的屠杀，和群众的伟大反抗斗争。　　

[在刘少奇领导下，武汉工人收回租界]  武汉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袖刘少奇指导之下，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不上两月，工会会员已扩大到三十万人，工会组织也扩大到二百多个。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群众举行盛大的庆祝胜利大会，遭英帝国主义水兵屠杀，被刺刀刺死刺伤群众三十余人。工人群众遂举行英勇示威，驱逐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巡捕，占领英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的武装，租界由中国军队接管；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决议，收回英租界。　　

六日，九江英兵又枪杀工人，群众亦占领租界。武汉及九江英人不得不退入军舰。群众的伟大行动逼使帝国主义不能不让步，这是在几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事情。　　

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况是痛心疾首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更加积极进行分化国民党内部的工作。英帝国主义增兵上海，同时上海英帝国主义的报纸《字林西报》开始大大奖励国民党内的“温和派”，并采用恐吓的笔调。蒋介石既派了戴季陶到日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派人到中国进行活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逐步合拍。蒋介石因为已经取得了帝国主义者的宠幸，谋叛的胆量就一天天的大起来了。　　

[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和英美炮轰南京]  三月十一日，蒋介石开始向革命开刀——唆使他的走狗惨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共产党员）。十六日，蒋介石的走狗段锡朋受蒋介石命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十九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工会多人受伤。反革命分子公然在南昌、九江的街上作反革命的喊叫。三月下旬，蒋介石指使的暴徒匪类，在安庆、福州开始恐怖的屠杀。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派到重庆的杨引之会同王陵基在重庆群众大会上实行大屠杀，这就是有名的“三、三一”惨案。　　

　三月二十四日　，有共产党人（以林伯渠、李富春为主要代表）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击溃了麇集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收复南京。在反动军队逃窜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当天夜间，英、美、日、法、意等国领事，籍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关江面的各国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轰击，毁房屋财产甚多，中国军民死伤两千余人。　　

[上海工人三次起义]  在上海方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三次起义。　　

   第一次起义——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进攻江西，与孙传芳军队正式开战后，上海的局势即呈动摇状态，群众反对孙传芳拥护革命的情绪，日益高涨。到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十六日，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失利，军阀内部分化，夏超（浙江省长）在浙江宣布独立。上海共产党领导机关遂决定举行起义。　　

  但当时参加起义的武装工人队伍只有一百多，其他没有武装的工人队伍虽然较多些，数量也不太大，主观力量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为了和国民党联合，却忘了自己的独立性，把起义的领导，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钮永建，以致没有统一的起义计划。到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五时起义发动时，夏超已在浙江被孙传芳击败，孙传芳已调兵到上海，结果仅仅只有少数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起义终于被孙传芳扑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十七日，北伐军占领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军占领嘉兴。中国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的进展，遂准备举行上海第二次起义。　　

  首先上海总工会于十八日晚发出总同盟罢工命令。十九日，全上海总同盟罢工开始。罢工的第三天（二十一日），统计在上海总工会号召下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三十六万人以上。罢工实现后，上海顿时变为革命空气弥漫的区域。工厂和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武装起义开始，罢工工人开始袭击军警，解除军警武装，同时，一部分海军同情起义，炮击高昌庙兵工厂，闸北、南市有些地方发生工人与军警的巷战。　　

  孙传芳用野蛮残酷的手段来对付起义工人和革命群众，甚至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孙军听为“打败兵”也以刺刀乱刺。起义因准备不充分，北伐军又临时因“等待后援”，停止进攻上海，使起义不能收“里应外合”之效；党在反动军队中和中间阶层中工作也做得还不够，故而仍陷于失败。　　

  二次起义失败后，孙传芳用最残酷的手段屠杀工人，用大刀砍杀工人领袖，并悬首电杆，抛尸道旁，以杀戮来威吓工人。　　

   第三次起义——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在以前两次起义中已受了残酷的压迫，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仍然以极大的革命勇气、革命毅力，有系统地准备新的起义。党接受了前二次起义的经验，在职工会中，在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党在事先组织了各阶级民众代表会议，这是人民政权的先声，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党在铁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还在起义前十天，铁路工人已开始罢工，这使张宗昌运兵帮助孙传芳，发生非常的困难。党同样的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了五千人，他们是上海无产阶级的武力。最后党又坚决地决定了这一天起义中的领导权，应当完全属于自己。　　

  三月二十一日，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已到达离上海不过几十里路的龙华。该日正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命令。在上海总工会号召领导下面，参加总罢工的工人竟达八十万人，上海工人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次罢工。　　

  接着，在英勇的共产党员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的直接率领下。武装起义开始了，工人开始夺取军警武装，并占领各个区域，向驻北火车站的直鲁联军进攻。经过两天一晚（从二十一日午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剧烈的巷战，第三次起义最终胜利了！直鲁联军的首领毕庶澄逃入租界。　　

  当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派代表至龙华，请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这是两星期后开刀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派军队前来帮助工人的起义。然而，当时白崇禧已接得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不肯答应。总工会代表再三力请，终于不肯。蒋介石的计划是先让上海工人去独力和北洋军阀流血苦战，然后蒋介石的足就踏在那因作战受伤、并且没有马上准备提防蒋介石反叛的上海工人的背上，这样，蒋介石既可坐享克复上海的果实，又可便于进行流血的反革命政变。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在上海工人夺取了整个上海数小时之后，准备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白崇禧，带领着自己的军队，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了！　　

  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的三次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不朽的一页。在上海南京相继光复声中，各界欢腾，民气蓬勃。各地工农群众迅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有气壮山河之势，老牌的大英帝国甚至已考虑退出上海及长江各口岸。江南父老无不认为这一次中国可以翻身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从南昌到安庆，从安庆到达上海后，他的军队已进驻南京、上海，觉得中国东南部地盘都成了他的，进行反革命的大叛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便与方面取得了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地主的拥护和支持；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作政治交易（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往来，经过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国主义往来，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健等人和法帝国主义往来）。再一方面，他又取得他的流氓的老师父和老朋友的支持——他的交易所老板虞洽卿之类给他出钱，他的青红帮老师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类给他出打手。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阶级、流氓和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刽子手布置好了屠杀革命人民的圈套之后，反革命大阴谋便逐步实行了。　　

一面，他利用共产党人的诚实可欺，继续使用其“麻痹”的手腕，给上海总工会亲赠“共同奋斗”的匾额，表示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一面，又利用陈独秀机会主义对于反革命的一再让步，而步步进逼。第一步便下令禁止上海市民会议开会，要市民会议立刻解散。本来，上海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上海市民大会，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人民自己的政权。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不是更深入发动群众，去加强这个政府，而是怕市民政府中没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便不能进行工作，忙着去拉拢资产阶级的代表来参加，而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因为上海当时的实际权力操在上海武装劳动者的手里，不愿意参加市民政府。所以，在机会主义者领导下，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还没有进行切实的工作，就被蒋介石破坏了。第二步，就是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出演了！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即下令调集上海驻军，准备大规模屠杀；同时，又拿五万元供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青红帮头子所组织的“中华共进会”，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队伍，穿蓝衣，袖缠“工”字符号，于四月十二日晨一时后，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惨变即从此开始！当工人纠察队起而自卫抵抗时，蒋介石、白崇禧即籍口“工人内讧”，利用革命方面没有防备，把原来和北洋军阀血战的工人纠察队缴械了，这时候，工人们对于这个昨天的同盟者还仍然是太老实了，没有想到“克己从人人不谅，一皱眉头起杀机”，十三日，全上海工人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杀密令，且事前早有布置，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队军队即迎面开枪，后因群众愈集愈多，更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工人们的尸首一个一个地倒满街路上，堆积如山，适大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说，事后尸首用搬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　　

  从蒋介石提起屠刀这一天开始，在上海和在一切蒋家党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继续不断的充满了公开和秘密的杀人的恐怖。上海变成了蒋介石喽啰的“虎狼成群”的世界（“虎”指杨虎，“群”指陈群；这两人当时和刽子手白崇禧共同担任上海军政大权，以杀人多少向蒋介石请赏，人们叫做“虎群”），东南各省到处流着革命人民的血。广东则有“四、一五”的惨杀。无数民族的精华，就在这样残酷的恐怖下牺牲了。革命英雄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熊雄、罗亦农就在此时期先后牺牲了。　　

第五节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基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后，毛泽东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担任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　　

北伐战争起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特别发展。共产党中央派毛泽东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　　

从一九二七年的　一月四日起　至　二月五日　止，共计三十二天，毛泽东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一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向导》和汉口《民国日报》中央副刊上发表了一部分（因当时担任中共宣传部长的机会主义者彭述之不许继续登完）。后由瞿秋白在武汉将全部报告印成一书，并为作序发表。　　

这个报告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异常重要、异常光辉的文献，是毛泽东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理论的辉煌的著作。它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陈独秀孟什维克在思想上的公开的分裂。　　

毛泽东首先对农民革命给了满腔热情的歌颂：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七页）　　

毛泽东一方面反对并揭破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诬蔑农民革命为“糟得很”的叫嚣，一方面也反对了陈独秀孟什维主义限制农民斗争、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谰言。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按：革命以前土豪劣绅们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陈独秀又说，当时的农民运动“行动过左”（见他所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分别在这里是再明显不过了。　　

其次，对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陈独秀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籍口，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因而害怕农民革命。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获得“胜利”。历史证明，依照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依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　　

再次，对于革命民众的民主专政和农民武装，毛泽东是热烈拥护这样的专政和武装的，他叙述道：“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五页）“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同前书三零及三一页）　　

  毛泽东完全赞美民众的这一切创造，因为这正是他们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而陈独秀却反对农民干涉行政，反对农民进攻的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按：即与豪绅权力）的冲突”，就是等于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陈独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如鼠啊。　　

  列宁说：“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首先自己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整个报告，都充满了这种精神。陈独秀机会主义拒绝毛泽东农民革命和武装人民的坚决政策，就在实际上帮助了反革命。　　

 总之，毛泽东这篇总结了湖南农民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同时也是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群众斗争经验的文献。它是在这次的革命时期中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战略和策略的概括，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基础。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论中国革命底前途》一文中，也指给我们：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指出：认为发动农民起来就会破坏反帝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错误的。他说：　　

“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四六页）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他又指出：　　

“如果武汉政府（按：指当时革命的武汉政府）要胜利，如果它又建立真正的力量来反对旨在林、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那便是痴人说梦。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积极支持武汉军队，要打倒这些反动力量是不可能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二〇二——二〇三页）　　

  这位世界革命的导师，和中国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代表者毛泽东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当时革命的紧要关头，指出了革命进攻的最中心环节和唯一正确的道路——发动和支持农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才有力量去抵抗和制止同盟者的反叛。可惜当时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等的投降主义路线，和这种布尔什维克路线恰恰背道而驰，终于招致了革命的历史失败。　　

[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四、一二”惨变后的紧急关头面前，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开会时间继续了半月之久。大会的任务是在于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和确定共产党在最近时期内的任务。大会对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予以批评，驳斥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会完全和一致接受了这一提纲。大会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但在陈独秀把持下，会上竟不加以讨论，使大会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未给以明确的彻底的解决。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发展为阶级投降主义。但他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又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五次大会前及在大会上，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等虽曾在理论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合烹熟制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斗争，但一般地说，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地进行。五次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几次，又因病缺席了。在后来事变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陈独秀独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不但没有在实际上纠正了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还把机会主义发挥到投降主义的登峰造极。共产党内正确的批评和正确的意见被抑制。在五次大会上，毛泽东竟被陈独秀分子剥夺了表决权，在陈独秀、彭述之等提名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中，也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湖南代表团及其他代表力争，才勉强把他放在候补委员里面。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内的统治，使这一次革命遭受到极可痛心的挫败。　　

   但是中国共产党中一部分正确的领导干部，并没有按照陈独秀的孟什维克纲领办事，而仍是按照布尔什维主义办事。毛泽东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后，于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到了武汉，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并继续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他为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由刘少奇、苏兆征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着。　　

  为着巩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资本家的歇业停工，而且为着镇压反革命活动，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已部分地武装起来，工会的组织更形扩大，把大工业和手工业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而总工会则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无上的威信。　　

   农民斗争也更大地发展起来了，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旗帜的湖南农民，有的地方已经没收了豪绅地主的土地，农民自己动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则“插标”预备分配土地，农民已普遍地组织了自卫军。农民协会发展得很迅速。只在湖北一个省份，一九二七年三月农民协会会员为八十万人，而在五月十五日已增加到二百万人。湖南有组织的农民有数百万，差不多到处都有农民协会，而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成为乡村的实际政权。　　

  只可惜由于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统治，后来“自动”地解散了工人纠察队，阻止了农军攻打长沙，工农运动被一再抑制，最后终于遭受反革命的血洗。　　

第六节   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惨痛失败　　

[宁汉对立]  还在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曾不断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倾向，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在共产党推动下，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开会，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以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暂时在武汉还保持着。　三月七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开会，决议提高国民党内民主，废去主席制以防止个人独裁军事专政之倾向，改设秘书三人，由吴玉章、陈公博、谭平山担任；免去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组织部长职；并决定国民政府各部部长，以谭平山任农民部长，苏兆征任工人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职，通电讨蒋。接着于四月二十五日武汉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三十余万人，反对蒋介石的所谓“清党”的“四、一二”叛变。　　

   在那时发生两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蒋介石为了扩张他反革命的地盘而与北洋军阀争夺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汉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五月上旬，蒋介石的军队渡江北上，进占淮阴、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汉政府的军队由唐生智率领亦于同一时候向河南进攻，配合国民军击溃奉系，占领郑州、开封等地。著名共产党军人蒋先云即于河南战役中殉难。　　

  [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实行封锁武汉、调皖北各军威胁武汉，并勾结武汉内部反动分子向革命进攻。有的资本家故意关厂怠工，有的奸商罢业，停止贸易，造成许多工人失业、个人生活艰难困苦、直逼叠加、日常需用品渐行减少的现象。一些隐藏在武汉政府内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便动摇起来，开始高唱工农运动“过火”，作为准备叛变革命的籍口。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夏斗寅的叛变。夏斗寅（独立十四师师长）部本是当时武汉政府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部队。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却乘武汉革命军入豫之际，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变，联合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四川军杨森部（二十军）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经过武汉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动员一切力量，调叶挺部英勇迎击，至六月初旬终将夏斗寅部击退，武汉政府转危为安。　　

继夏斗寅叛变而来的，便是“马日事变”（　五月二十一日　的反革命事变，因为二十一日的拍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所以　五月二十一日　的事变，称为马日事变）。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何健、许克祥等，在事变前一日，已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占据，解除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工农群众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极其野蛮和残酷。这个反革命事变就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马日事变”后，湖南共产党员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于是，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城，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共产党的湖南省委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而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围城的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才因众寡不敌而退却。十万农军这一退却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在这种反革命和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一再表现软弱无能的退让，为了“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陈独秀语），陈独秀又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自动地解除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下来，造成革命史上极可耻的一页。　　

   “马日事变”后，本来已经动摇的汪精卫、孙科、谭延闿等假革命分子更想公开走向反革命，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手忙脚乱，可耻地制止对于反革命的抵抗，容忍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蛮杀戮，更帮助了投革命之机的假革命分子大胆地走向公开反叛。　　

[从郑州会议到徐州会议]   武汉的假革命分子走向公开叛变，假借了所谓发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破坏”国民党的决议案的理由。原来，五月间，共产国际有一个指示给中国共产党，这个指示由当时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易交给汪精卫看了。这个指示的内容是以下四点：（一）“没有土地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应该脱离农民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进它”；（二）“必须多多从下面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他们勇敢的呼声会使元老们坚决起来，或者把他们抛掷出去”；（三）“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四）“要组织以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罚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三一四页）。当时共产国际这样的主张，是完全为着革命的利益，为着革命的需要，为着国民党的巩固和发展，这是堂堂正正的希望和主张，并非所谓“阴谋”。可是已经决心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却以此为口实，来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图，于是　六月五日　武汉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的顾问合同。武汉政府的走向反革命道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在北方，为反革命所动摇的西北军领袖，自负着宁汉的“调解”职务。　六月十日　，冯玉祥发起召集郑州会议，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张发奎、谭延闿等均到会。会议结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归武汉，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第二，河南的军事完全由西北军担任。可是当时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于这个反动会议尚在梦中，还举行过盛大的欢迎会去欢迎反革命的阴谋者。　　

  郑州会议后，六月十九日，南京蒋介石和冯玉祥又举行徐州会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武汉国民政府，促使他们公开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失败]  六月二十九日，何建（三十五军军长）发出反共训令，明令所部与共产党分离。拘捕和惨杀共产党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集团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分裂。中国共产党也发出宣言，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痛斥反革命的罪恶。七月十五日分共会议后，武汉反动分子公开封闭工农组织，压迫群众运动，大规模逮捕和惨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汪精卫等甚至提出口号“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当时的惨杀，并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惨杀。革命的武汉已经成为反革命的根据地了。不久宁汉合作，蒋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的失败。自此，不但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假革命分子公开叛变了，就是曾经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剩下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包括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力量，继续为完成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结束语　　

  在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特别是在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和无数革命青年在一起，埋头苦干地担负了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动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形成为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些奇功伟绩，在中国革命史上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　　

  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在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以至于当反动派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第一，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把领导权送给了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只讲片面的联合，不讲适当的斗争，以致把无产阶级引导去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历史证明，革命统一战线如果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是一定要失败的。　　

  第二，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的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投降主义不但没有批准和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制和反对了农民的斗争。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也就不能了解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农民，只有发动了农民，无产阶级领导权才能巩固，才不致落空，革命也才能胜利。　　

  第三，在武装问题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军队就没有一切。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在北伐战争前既放任蒋介石在第一军中逐出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更迁就了蒋介石，最多只想保留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旧的军官原封不动，或是让蒋介石指派的人去作军官，而不是经过群众的革命的考验由下而上地选拔新的军官，也不让共产党员去担任军官职位。同时，陈独秀投降主义又害怕以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根本改造旧军阀雇佣制度的军队，虽是在革命高潮的时候，仍拒绝大刀阔斧地组织人民的武力。这样，就使得蒋介石党徒得以在一的时候经过深层的反动军官和利用雇佣军队，屠杀和驱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员，把革命军队变为反革命军队，用以绞杀人民的革命。　　

  第四，在政权问题上，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对于农民群众、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毛泽东的从根本上打碎过去反革命阶级的全部统治机器，而代之以一个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的无产阶级方针，以致即使在革命力量到达的地方，旧的官僚的军阀的制度也没有被彻底破坏，这也是在这次革命的弱点中所集中表现出来的根本弱点之一。　　

  第五，在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上，当时共产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共产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　　

  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中，即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才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在共产党内的统治，是由于共产党在那时还是幼年的党，还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使装着无产阶级面孔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篡据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思想实质，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历史还没有来得及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自觉的中国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机制的领导，而要引导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必须要有这样的集中领导的。　　

  这次革命诚然在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有着永远不可磨灭的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像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时所说：“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革命也正是一次总演习，经过这次总演习，使中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可以胜利的，中国是可以搞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他们由此深深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长城、民族的柱石，因而，即使在后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是要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的颜色、听一听共产党人的主张；而每当我们民族国家处在最危难的时候，全国人民总要求共产党人出来。这次总演习，对中国人民正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四九年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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