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胡志明
“患难见真情”，毛泽东和胡志明的友谊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他们之间有一种人格的力量相互吸引，才使他们的友谊是那样牢不可破
毛泽东不喜欢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特别是对党内同志。当党内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一般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了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就是不在办公时，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即起身，而是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可是当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来访那就不一样了，哪怕是在睡觉也要立即起床，穿好衣服等候胡志明的到来。一旦胡志明到来，毛泽东会立即起身，前往迎接。毛泽东会用他那巨大有力的手紧紧握住胡志明的双手不放，十分很热情。接下来，双方就是亲切的问候寒暄。
毛主席和胡志明在一起总是很亲切，互相关心，谈话自然随便，没有什么俗套，而且所用语言也很风趣，有些重大问题就在轻松的开怀畅谈中解 决。 1966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有一天他破例起了个大早，(因为毛泽东一直是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等待会见胡志明。见面时他对胡志明说：今天我只 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位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睡，知道你5点钟起床，好，我7点见你。这次他们两人谈话时间很长。
在有关重大的政治决策上，他们总是互相通气，开诚布公，互谅互让。
胡志明为争取越南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一直为毛主席所钦佩。毛主席经常教育中国干部应敬重胡志明同志。 胡志明对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卓越 贡献，也十分钦佩，尤其尊崇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主席一直十分关注胡志明和越南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每当胡志明提出什么要求，只要中国方面能做到或者经过努力能做到的，毛主席总是很爽快地答应;还有一些是胡志明没有想到的，毛主席还主动 提出来。
在生活上他们也互相关心。年轻时期的胡志明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恋爱经历，那是登上去法国的轮船，开始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寻找真理的时候。在海上 旅行中，他结识了一名美丽温柔、亭亭玉立的越南姑娘。他们很快相互吸引了。 就在胡志明全身投入越南民族解放运动时，他生死相恋的女友被敌人残酷杀害了。 于是胡志明郑重宣布：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世不准备成家……可是做为朋友，毛泽东一直劝说胡志明不要搞“独身主义”，重新再组织一个家庭，这样可以解决晚 年的孤单和寂寞。晚年胡志明的身体不好，毛泽东就安排他到中国的黄山、西湖去休养度假，派医生去教他学习中国的太极拳;甚至连胡志明喜欢抽的“大中华”牌 香烟，毛泽东也要求有关部门给他长期提供……
就这样，这两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他们之间保持了几十年的亲密关系，可谓是“患难见真情，同志加兄弟。”
打开他们的人生经历档案，我们发现他们有许多的共同之处：诞生时他们各自的祖国都处于苦难的深渊;他们两人年轻时都有一个伟大的抱负，要把自己 的国家和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们为国家为民族都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都做过教师，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但也有不同之处：胡志明比毛主席大3岁。年轻时代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与探索，差不多同时，胡志明在欧洲，毛主席在自己国家，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亦差不多同时，胡志明在法国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毛泽东在中国参加了共产党。如果看两人的人生经历，胡志明比起毛泽东来要曲折，跌宕。他 当过厨子，做过海员。在英国和法国当过最下层的清洁工、炉子工。
胡志明原名叫阮必成，参加革命后又曾改名为阮爱国。他1890年5月19日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南坛县黄稠村外祖父家，在金莲村父亲家长大。
胡志明自幼就有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已经参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动，为一些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但他不赞成 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依赖外国乞求独立的主张。1911年初，他辍学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学校当教员，不久到了西贡。他期望能到西方国家观察学 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11年底，胡志明取名阿三，到法国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拉都舍·特莱维勒都督”号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祖国，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 国家。他靠做伙食管理员、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侍役、照片洗印工等维持生活。他学习外语，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不平等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
1919年初，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时，胡志明取名阮爱国，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着名的各民族权利的八 项要求。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并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认识到要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被压 迫民族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须自我解放。他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钱把八项要求印成传单，广泛分发，并邮回越南。从此，阮爱国的名字在越南 就成为爱国的旗帜了。
1921年春天，法国共产党为联系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成立了一个“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有一位活跃的越南 青年，他就是胡志明，他当时已经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员。利用“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胡志明联系了许多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过人的才智、超凡的气度、卓越的工作才能、高尚的品格等等，逐渐引起了胡志明的注意。一天，胡志明主动约比自己小8岁的周恩来在塞纳河畔的巴黎地铁某站见面。
当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自己久仰的越南朋友胡志明时，被这位异国老大哥真诚、慈爱的目光所感动;胡志明也被面前这位中国小兄弟聪敏、稳重及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这次见面，奠定了他们近半个世界兄弟般友谊的基础。后来，他们各自都多次提及首次相见时的情景。
1924年12月中旬，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中国广州。在广州成立了一个越南革命者联盟。在广州，胡志明还举办了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他是主要讲课人。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周恩来、彭湃、陈延年等同志也为他们讲过课。
在这时期，毛泽东也在广州，他们未相识，但是胡志明在广州创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同毛主席办的“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有来往，越南学员有 时到“讲习所”用餐。 1938年 12月，胡志明第二次来中国，先到延安，毛主席见了他，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为了推动越南革命，他在延安只住了两 个星期便离开了，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到靠近越南的中国南方一些省份进行活动。
1942年夏季，胡志明沿滇越交界的边界线活动，8月，他进入广西德保县，准备去重庆再次会见周恩来，交换中越两党共同抗日的意见和对时局的看 法，不幸在德保县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投入监狱。这一消息很快就被中共中央获知，立即电告周恩来，让他在重庆设法营救胡志明。 此时的周恩来，大病初愈， 刚刚从医院出来。出院后，又一不幸的事向他袭来：父亲已在他住院期间病逝。但是，想到尚在狱中的胡志明，周恩来在安葬父亲的遗体后，立即会见蒋介石，与国 民党方面交涉释放胡志明等事。此外，周恩来还采取了多种营救措施，他亲自到国民党爱国高级将领冯玉祥处，商议营救胡志明的办法，受周恩来之托，冯玉祥又去 拜访桂系首领李宗仁，从国际、国内各方面陈述利害关系，敦促李宗仁想法释放被关在广西境内国民党监狱中的胡志明。在冯玉祥的劝说下，李宗仁又与冯一道去面 见蒋介石，提出应该释放胡志明。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这时正在不断地制造事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对马上释放胡志明的要求置之不理。为此，中共方面联合国际、国内各方舆论和各抗日组织继续进行努力，直到1943年夏，胡志明被国民党关押了1年零12天后，才在广西柳州获得自由。
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还是义不容辞地给予了越南的抗法斗争有力支持 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投降，越南革命取得了胜利。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宣言》。1946年3月，胡志明以自己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越南也可以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刚刚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受到了早年曾经侵入的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真可谓，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胡志明再次领导越南人民英勇不屈地进行抗法斗争，为争取越南的真正独立和统一而奋斗。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有着相似的经历，刚刚欢度完抗战胜利，内战的硝烟又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做了最大的努力，在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具被彻底揭穿以后，又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
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来不久，胡志明仿佛看到了越南人民解放的希望，立即给毛泽东写来祝贺信，并且希望中国新政府能伸来援助之手。 随后，1月15日，越南外长黄明鉴又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出照会：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
这份照会立即由刘少奇转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亲自起草复电，并于1月17日电告刘少奇：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没有多久，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便出现了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的电报。
刘少奇迎来胡志明后，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便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住下，同时安排了，由他本人参加，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组成的中方会谈小姐，与胡志明会谈，解决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对于胡志明到达北京一事，刘少奇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
在会谈中，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表示：中国已决定承认越南。同时，中国政府还将与苏联政府磋商，建议他们承认，使越南获得国际地位。
刘少奇还说，中国政府承认越南，会使正打算承认中国政府的法国政府延缓承认时期，但是我们不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积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使越南人民尽快胜利。
胡志明听了刘少奇的一番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稍微平静了一下之后，胡志明表示要继续留在北京商谈援助问题。
但是，刘少奇经过周密考虑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周恩来、毛泽东在莫斯科之即，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
就这样，胡志明同毛泽东分手后，隔了12年，到了 1950年初在莫斯科才又相见。老朋友相见，十分高兴，他们相互问候，询问对方的的情况。
虽然延安一别，毛泽东与胡志明各自在自己的祖国奔忙，没有见面。但是，双方都密切地关注着对方的局势，希望对方胜利和平安，心灵息息相通。自此以后，他们见面和接触就很多了。 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 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其实此刻的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
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会谈时谈到了他关于“世界形势”的认识。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并宣称，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
最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在胡志明访苏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他不愉快的小事。出于对斯大林的崇敬，有一天，胡志明拿了一份画报，请斯大林签名，斯大林爽快地签了。可是没多久胡志明发现那本画报却不翼而飞，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又叫人把这份画报偷走了，说是怕胡志明拿了这份画报去当尚方宝剑。
这时，胡志明感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性格是那样的不同。斯大林比毛泽东难接近，而且他很多疑。而毛泽东对待朋友是真诚的，开诚布公的。 回国途中，毛泽东曾向胡志明开玩笑道：“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
“土顾问我们也要!”胡志明坚定地说。此刻他相信只有毛泽东这个朋友是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集中央军委的有关人员讨论援越问题。
大家的意见是，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翼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从根本上说，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所在。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二野、三野和四野各选一个师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碰巧15年后，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组建中国援越抗美部队一、二、三支队也是4月17日。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13名干部，参加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南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及部分团级顾问。给他们提了要求，明确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和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当顾问是当参谋，给越南军队的领导当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
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随后，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中国军事顾问团也做好准备即将入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在决定发起边界战役。越方除了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外，还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越方要求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派谁去好呢?中央立即开会进行研究。有人提议派林彪去，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决：“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毛泽东摇头道。
“恩来，你说让谁去?”毛泽东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陈赓!”周恩来道。
“陈赓，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兵团司令员。”毛泽东在周恩来提名之后，立即一口气报出了陈赓的本兼各职，“好，此人是位较为合适的人选。”毛泽东大手一挥，果断地做出了决定。
陈赓此行果然未负期望。他到越南后，经过同胡志明和越南党中央缜密研究和部署，于9月中旬发动了边界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8000余人，打通了700多公里长的中越边界线，打破了越南解放区被包围的态势，为 1954年越南军队解放整个越南北方奠定了基础。
当今天我们看到1950年9月拍摄的胡志明与陈赓研究越北边界战役的作战计划的这张照片，仍感到十分亲切。胡志明身体稍瘦，穿着背心，嘴含半截烟，与陈赓并坐在竹凳上，一张作战地图置在他俩膝上，胡志明一手拿着地图，一手支在胯上，听着陈赓讲作战方案，陈赓左手拿地图，右手用铅笔指点作战位置和部队进攻路线。陈赓也穿背心，他比胡志明胖多了。
在援越期间，胡志明于陈赓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亲切而又尊重地称陈赓“陈兄”。
陈赓协助越南初步打开了局面，不久奉调到朝鲜战场。毛主席提出要“打开一个相当局面”的任务，继续由韦国清率领的军事顾问团来完成。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察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万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越南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刚刚赶走了法国人，又来了美国兵。毛泽东一如既往地支持胡志明
抗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军队撤出越南。按照日内瓦协议，暂时被分割的越南南、北两方应在 1956年举行普选，完成国家统一。
这对越南人民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不是按人民的意愿发展的。
但是这时美国已取代了法国，插手干涉越南事务，扶植吴庭艳傀儡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对越南前抗战人员和要求实现国家统一的爱国者进行血腥屠杀。使刚刚走向和平的越南又重燃战火。
越南南方人民忍无可忍，奋起斗争。于是一场抗美战争在越南南方爆发了。
毛主席很关心这场斗争，但是由于美国和南越伪政府的严密控制与封锁，他对那里的形势不十分清楚。胡志明知道这一情况之后，立即派长期在南方工作的越南党中央南方局书记阮文灵作为他的“特使”，秘密来中国向毛主席详细介绍越南南方斗争的形势。那是 1963年。
毛主席听后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大加赞誉。他对阮文灵说：这次你来得好。南越斗争的许多情况和经验，我们以前不知道，不了解。你们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阮文灵听了之后很高兴。
毛主席通过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对越南抗美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坚信越南人民终将取得胜利。
到了60年代中期，战争进一步升级了。1965年的2月7日，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全面攻击……于是印度支那又燃起战火。 随后的两天，美国的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扫射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永灵地区。
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标语牌林立。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接着十分醒目的巨幅标语。
天安门城楼前面，一幅长达几十米的标语牌上写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 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 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笑吟吟地与大家握手。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在亲切交谈，同声谴责美国约翰逊政府的强盗行为，表达中越两国人民永远并肩战斗的坚强意志。毛泽东朝东望望，又朝西望望，先后与黄北、阮明芳及其他领导相见握手，显得那样的自信，好像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他的笑容饱含着对美国人的不在乎。过去他挥手打败了由美国人支持和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人交锋，美国人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与一个错误的对象，打了一仗错误的战争。你美国人再来，无非是再打一场朝鲜战争。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坚强后盾!
4月，黎笋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和这位越南领导人会谈，并且给了刘少奇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无条件地满足越南同志的要求。
会谈一开始，刘少奇就慈祥地望着黎笋，带着关切的同情。他说：“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是我们中国应尽的义务。”
接着，刘少奇吸了一口烟，以坚定的口气，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
黎笋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动了情，说了发自内心的话：“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
接着，他提了条件：“我们想请一些志愿的飞行员，志愿的战士……其他方面的人员，包括公路、桥梁方面的必要人员都在内的中国部队。”
刘少奇知道，这是今天会谈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一条：有求必应。于是，他既热情果断又策略地说：“好嘛，大敌当前，我们岂能坐视不救?!但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听到这样的表态，黎笋激动万分，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不久，胡志明又秘密来到中国。
这些年，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胡志明来过许多次中国了，但这一次他肩负着重大使命。
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湖南会见了他。
见面后胡志明和毛泽东，两人握手拥抱。胡志明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中山装，胡须长长的，已经灰白，不像抗法胜利后到北京与毛泽东相会时那样黑黑的，但身体依旧，还是那样消瘦。十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啊!
毛泽东已经知道了越南局势，开口便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毛泽东乡音很重，胡志明听得懂。胡志明会汉语，会广东话，还会一点上海话。他向毛泽东叙说了一些越南的情况，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
胡志明从口袋里掏出的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原来，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后，越南政府决定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这样一来，后方许多后勤保障工作就要受影响。怎么办·胡志明带着这个问题来找毛主席，想中国方面把越南后方大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越南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前线。
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服从胡主席的命令，中国来包，不成问题。胡志明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在我们之间，要达成协议是太容易了。 于是，从1965年 10月起，中国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共 30多万人次到越南后方帮助工作，到 1970年 7月完成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在越南的 4年多中，有成千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们用他们的鲜血，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中越友谊之歌。 当美国把战火由越南南方引到了北方时，胡志明对毛主席说：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再打 5年、10年、30年。毛泽东钦佩老朋友的决心，但是在他看来，战争不需要再打那么多年。他对胡志明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用不了 20年。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1975年 4月 30日越南军民解放了整个越南南方。 10年前，毛主席给美国算了命，说它打不了 20年。局势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预见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胡志明未能活到亲眼看到抗美战争胜利的到来，同毛主席分享这一伟大胜利的喜说。
毛泽东和胡志明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找一个机会到越南南方一行。毛主席曾向胡志明提出这一要求，请胡志明“批准”他去或者两人一同去。胡志明对他说，现在美国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去不得，我跟你一样，早就想去，可是他们(指越南党中央和越南南方局同志)一直不让我去。毛主席的要求未得到“批准”。 1975年，越南南方解放了，但是胡志明已经辞别了人世。而这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也不好，第二年也辞世了。两位老人一个也没有去成越南南方。他们生前的这个美好愿望，现在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作为一个美好的回忆。
胡志明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要再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深谈，还要去看一看钓鱼台内他亲手种植的松树……毛泽东没有出席胡志明的葬礼，但他内心很不平静的……
越南因为遭受长期的外侵，胡志明也在不懈地奋斗中心力衰竭，身体每况愈下。应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国经常派医生去河内给他治病。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不仅选派第一流医生，而且在每次医疗组出发前，周总理在百忙中总是接见他们，再三叮嘱。
1969年春，胡志明的病情加重，中国立即派出心脏病专家、中医专家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身体明显好转。
不久，医疗组回国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当时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翻译随同政务参赞前往机场迎接。当医疗组人员走下飞机时，他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个白色的搪瓷水罐，当时以为里面装的可能是什么医疗用品，也就未加留意。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胡志明定于中午12时在主席府请王幼平大使吃饭。这位年轻的翻译，跟随王大使也参加了。他们一到，胡志明的秘书武奇就笑着说，胡伯伯今天将请大使同志吃北京烤鸭。这位年轻的翻译一听，很吃惊，哪里来的北京烤鸭?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武奇秘书可能看到了大家的表情，便讲了关于烤鸭的故事。
原来医疗组成员返回北京后，周恩来总理详细听取了关于胡主席健康和治疗情况的汇报。当得知胡志明想吃北京烤鸭时，周恩来十分重视，他说，一只烤鸭不够，要送两只，而且要把甜面酱，大葱和薄饼一起配齐。这件事在北京办起来很容易，但要在炎热的夏天把烤鸭送到河内，并确保新鲜不变质，则难度很大，必须解决好冷冻保鲜问题。为此，周总理亲自把外贸部长李强找来，研究解决办法。最后找冷藏专家来研究，决定将烤鸭和各种配套食品严密包装好，放在一个搪瓷水罐内，四周放置一种化学粉剂，温度可保持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现在烤鸭已经运到河内，胡志明决定将一只送给医疗组，另一只要和王大使一块儿吃。讲到这里，这位年轻的翻译才知道医疗组带来的那只白色搪瓷罐里原来装的是烤鸭。
后来年近八旬的武奇同志。每逢谈起烤鸭的事，他都十分激动。至今他仍珍藏着当年那只盛甜面酱的陶瓷小罐，视之为宝贵的革命文物。
返回越南的中国医疗专家组同志们，又经过一段不懈努力，使胡志明的病情逐步得到稳定。从8月初开始他的精神很好，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各方面都见好转。医疗组认为，可以告退，并由使馆报请中央同意。但8月15日胡志明突患感冒，胡志明的病情突然发生变化。王幼平大使决定，医疗组推迟撤回。 8月23日晚，胡志明病危，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嗓子里的痰咳不出来，憋得喘不过气来，出现休克。
接到消息，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增派医疗组。25日8时，中国派专机送来了第二个医疗组。
27日，胡主席病情继续恶化。急救组和其他医疗组会诊后主张给胡主席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领导人感到为难，一是因为病人已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二是胡主席一生虽经历过多少次枪林弹雨，但却怕打针。政治局在病榻之侧召开会议，通过了输液的决定。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中国专家医疗组的护士孔繁英。孔繁英正要进针，病人突然睁开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拿针，并同她开玩笑。孔繁英一边笑着答话，一边就势插针。病人一皱眉，成功了!在场的越南党政军要人松了一口气，一一过来同她握手，祝贺成功，称赞她技术过硬。
9月1日夜间胡主席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
9月2日9时47分，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胡志明主席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哺育他的土地和热爱他的人民。
胡志明停止呼吸后，中国医生仍未放弃最后一线希望，继续做人工呼吸，一直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精疲力尽。当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列队向胡主席鞠躬致哀，失声痛哭，然后含泪退出。越南劳动党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国医护人员一一握手致谢。 胡志明是怀着深深的遗憾走的。他还有他未竟的事业，他还要再与他的老朋友毛泽东深谈，他还要去看一看钓鱼台内他亲手种植的松树……
一天，他在昏迷中醒来，又想起中国和他的朋友们。他对身边的中国医生说：“我希望听到一首中国歌曲。”……
关于胡志明的葬礼，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提出由他代表毛泽东先于9月4日去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8日，再由李先念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葬礼。 毛泽东60年代以来，没有再出过国，这是因为多方面的考虑。如果是在50年代，毛泽东一定会出现在这位老朋友的追悼会上的。现在这种安排，应该说是最好的方案了。
午夜，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不知怎么回事，毛泽东的手有点发抖，以至于他写得最熟练的“毛泽东”三个字都有点异样。
签完这份报告，毛泽东点上了一支烟，他站在桌前，狠狠地吸了一口，吐出了一团浓浓的烟雾，他的思绪也飞得很远很远……
他按响了叫秘书的电铃。
秘书进来了。他指指桌上的报告，说“马上送总理。”
秘书拿起报告，正要离去，又听毛泽东说：“再去给我找一张胡志明的照片来。”
秘书答应着往外走，出门时回头看见毛泽东脸上淌着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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