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指明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对发展工农 业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他把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发挥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他把学习自然科学作为对干部又红又专的内在要求，培育了一支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技术队伍。他在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及其积累的经验，对于实现我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诚然，毛泽东关于 科技的思想，并不是系统的、全面的，但它是紧紧围绕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它所具有的深刻性、指导性和继承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弘扬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科技的思想及其对科技工作的指导，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一切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广泛团结了科学技术工，在简陋的条件下，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依靠集体的力量并充分发挥个人的 作用，创造了人间奇迹。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襟，总是鼓励人们要有一点精神，要有志气，要有一股劲。他热切希望我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发展，他 以极大的热情关怀科学技术工的工作，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欣慰。1964年，数学家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认 为可以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在回信中热情称赞他的建议是“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后来，毛泽东对华罗庚十多年来深入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 工人、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的行动深为感动，又一次在复信中称赞他：“你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是十分欢迎。”表达了对广大科技工的热切期许。
我国参加研制“两弹一星”的广大科技工，正是这样一心为国、乐于奉献的英雄集体。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 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所说：“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 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包括许多在国外己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 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 员一起，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 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他们为了祖国事业，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他们攻破了几千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件设备、仪器、仪 表;有的人为这一壮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科学家郭永怀不幸飞机失事，当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在一起、己经烧焦了的尸体时，而保护在两人胸前的核 机密文件却完好无损。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反映了研制者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力量。
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弹一星”精神在广大科技工中得到了弘扬，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由于外部的和内部的种种原因，在 我国社会一部分人中出现了理想信念失落、国家观念淡漠、个人利益至上的严重情况。这种情况在一部分科技工中也有反映。一些人醉心于追名逐利，置国家与 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其中不乏所谓高级专家，不惜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欺骗国家，愚弄群众，有的堕落成为犯罪分子。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正确处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使乐于为国奉献、追求崇高、团结奋进成为我们社会和广大科技工的浩然正气，是 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要引导广大科学技术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
毛泽东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这是他基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自然科学，共产党人必 须很好地研究自然科学;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他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 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 挥下去改造自然界”。(1)他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应当有这样的两种含义：一是自然科学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被阻碍 了它的发展，因而要运用社会科学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新的社会制度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反映了人类社 会、自然界和人的思维的规律性，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认识和发现自然规律的重要武器。
毛泽东一贯倡导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要学会用辩证法，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他说：“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2)毛泽东不 但自己刻苦钻研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思考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 想。因此，他十分关心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作用，希望自然科学家能够自觉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能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然界现象，发现和掌 握自然规律，使自己在研究中能够摆脱旧的世界观的束缚，少走些弯路。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更不能用简单化、庸俗化的错 误做法否定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分析。
对于科技工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研究取得的进步，毛泽东总是给以热情的赞扬和支持。1960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运用矛盾的方法分析当时 技术革新的成果——“蚂蚁啃骨头”、积木式机床，写出了《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毛泽东在《光明日报》哲学版读到此文后，极感兴 趣，请《红旗》杂志加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原以毛泽东署名，后改为红旗杂志编辑部)：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
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 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 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 则不胜感谢之至。”(3)
在这里，毛泽东完全以一个普通读者的平等态度向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要求，他所说的“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还想懂得多一些”，说明他对哲学方 法同技术研究的结合，对科技发展的思路的探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正是在这封信的鼓舞下，通过深入研究又写出了第二篇相关的文章。前后这两篇文 章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引导下，从宏观上综合地讨论了技术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我国广大科学技术工，取得的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同他们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 模型，就是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事实证明，增强科技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使之成为能够娴熟运用的方法论，并通过科 学实验加以证明，就能够开启科学真理的大门，获得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
发展科学技术，要在学习外国的同时，坚持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方向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辩证统一的，但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这个基点。毛泽东在一次听取汇 报时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 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 扬陈家庄(山东曲阜)陈玉梅、大寨陈永贵的精神。”(4)毛泽东把科学技术研发作为国家的重要决策和职能之一，即使在国际国内环境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都 坚定不移地坚持这样的发展方向。1949年以来的30年中，我国累计向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超过1000亿元，约占国家同期建设投资的6.3%，并拥有一支数 量多质量高的高科技队伍，为自主研发和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之后就根据世界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作出发展高科技的决策，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以及全体高科技攻关人员的奋发拼搏，使我国在一 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发展中国家率先进行高科技开发，拥有高科技攻关能力，并初步建立了高科技产业的国家。以发展原子能工业和尖端武器为例，在毛泽东要 大力协作，做好这件工作的批示鼓舞下，1965年建立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不到10年时间，就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核 潜艇，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座核动力反应堆、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为后来民用核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民用工业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加强基础 工业，提出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工业基地。他在听取汇报时甚至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 康。搞攀枝花(钢铁基地)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5)正是在这种自主创新精神的指引下，攀枝花钢铁基地自1965年建成投产以来，共取得各类科技成果 2291项。毛泽东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 错误的。”(6)只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得力的领导和部署，中国人民是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智慧的。以原子武器开发为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 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两年8个月。应当说，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关于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辩证思维和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方针，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我们扩大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更 好地利用有利的发展机遇，更多地引进技术，是完全应该的和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高新科技是用钱买不来的。我们引进外国的成套设备是必要的，但 是，我们仅仅依靠进口成套设备，而缺乏消化和创新的能力，就会陷入依赖进口成套设备的怪圈;因为任何先进的成套设备都会过时，过若干年又得重新进口，这样 我们永远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实体，但还不能说我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 距，主要是表现在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的差距上，是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大。只有在科学技术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强 大国家。因此，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强国民素质，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列为人类的三项实践之一，要求干部认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早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把科学实验作为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 文中，进一步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7)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 革命运动，并把它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实验是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并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实践活动，它是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高度，毛泽东要求广大干部要认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在这三大实践活动中，保持自己 思想的正确性，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也只有这样，才能领导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毛泽东是这样要求干部的，而他自己更是这样带头做的。当他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在新民学会的一次集会上就说过：“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 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这时他30岁，即准备用两年时间)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 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8)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重视，正如他在1941年写给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的信中所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 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 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9)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10)这里面就包括要学习科学技术。随后，他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对新的科 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 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11)1958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他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 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12)而他自己则以惊人的毅力，钻研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他甚至想请两三年假专门用来学习自然科学。杨尚昆回忆说：“毛泽东提倡学习，不是说说而已，他买 了很多书来读，还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来有 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13)毛泽东的学习精神，是值得全党永远学习的，对于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3)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98页。
(4)引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5)引见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6)《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8)见《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32页。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13)《不尽的思念——名人忆毛泽东》，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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